第六篇 一人为刚万夫柔(3)

而日本人甚至把能收集到的每一个阵亡士兵的名字都供奉在香炉前。

我十分惊诧于日本人对“先烈”的景仰。《日清战争实记》中，有大量的篇幅报道战死者的姓名籍贯，有大量文献是各地纪念战死者的碑文悼词等。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不要说当年牺牲的普通士兵，即使在前线阵亡的国军将领，我们又能说出他们中几个大名呢？当我们愤怒地指责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的英烈，还存在我们心中的哪个角落呢？

从网络上搜索一下，“公祭”一词显然在近些年来成了中国的热门，但公祭的对象一律都是那些能“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人文始祖或古代名人，除了南京还在为死难同胞每年祭奠、沈阳为“九一八”拉响警报外，国耻、国难连同那些罹难的祖先和抗争的英雄，基本是从我们的公共记忆中消失了。当纪念成为忘却，甚至成为经营时，还能指望他人来“正视历史”吗？那种依靠政治压力、经济吸引和外交斡旋换来的“谢罪”有意义吗？

大国崛起：要靠进取型英雄

不少研究者将日本的民族性格归结为岛国心态，将晚清时那种老大帝国的迟暮心态归结为“天朝大国无所不有”，这其实就是地理决定论的滥觞。对于此点，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人类在与地理实在打交道的时候，决定的因素—对胜败举足轻重的要素—绝不是种族和技能，而是人类对来自大自然的挑战进行迎战的精神”。他嘲笑地理决定论充其量不过是“最隐蔽的‘哲学安慰’而已”，这一伎俩不过是体现了人类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喜欢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那些完全超出人力控制以及难以为人类所及的各种力量”。

中日之间无论是英雄观的差别还是国家前途命运的差别，关键绝不在于两国的地理特性，而在于两国对挑战的应对之策。华夏先哲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我们还是“一人为刚”时，我们便也只能拥有和敬拜那些悲剧的道义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