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灾难改变中国(1)

举全国全民之力拯救每一个生命，帮助每一位受苦者。这是汶川地震带给我们的另一种震撼，人们由此发现：中国变了。

受灾者的坚韧，同胞间的守望相助，志愿者的奋不顾身，救援行动的迅捷有力，都让世界以及自己眼前一亮，彰显出一种继往开来的新的民族气质。

但这种变化，并非突如其来，而是长期以来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厚积薄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灾难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着灾难。

中国是一个灾难频发的国家，《中国救荒史》于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显示，我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自公元前1766年（商汤十八年）至纪元后1937年止，计3703年间，共达5258次，平均约每6个月强便有灾荒一次。

灾害是自然之力作用于人类社会的产物。每一次大的灾难，既是对政府和社会的一次大考，在历史的很多关口，也可能偶然或必然地改变历史的走向。

1644年，在李自成和满族双重压力之下，一场鼠疫摧毁了北京明军的大部分战力，为明朝覆亡添压了一根稻草。在另一些历史关头，灾民们铤而走险沦为“盗贼”，甚而揭竿而起，也成为改朝换代的一股力量。

这种变化或许具有偶然性，它来源于自然的异变，但常常也是人类社会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所以，天灾与人祸常被并提。

而在另一个方面，灾难也可能是国家和社会变化的印证或是推手。1911年，在付出数万人的生命为代价之后，一个叫伍连德的剑桥医学博士主导了东北大鼠疫的防治工作，他们在东北建立的防疫系统，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防疫系统，它也促使“中国数千年来哲学的医学，一变而为科学的医学”。

历史进入现代，人类社会的变化节奏加速，中国的每一步变化也在对付灾难时得到体现。50年代，毛泽东以《送瘟神》的诗句，以政治家兼诗人的气质，推动防治血吸虫的全民战争，“六亿神州尽舜尧”，开创了中国运动式救灾的高潮。而到“文革”末的唐山地震，封锁消息，拒绝外援，一切靠政府和军队的“自力更生”，也显现出这种救灾体系的诸种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