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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13章
进化与宗教
图片见《“贝格尔号”航行之动物学》。
“以我所拥有的这种并不冒尖的能力，我竟然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对科学家的信念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着实令人惊讶。”
达尔文的进化论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正如哥白尼和伽利略证明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地球转动一样，达尔文也证明了人类只是地球上众多物种中的一个，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达尔文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进化机制——物竞天择，从而令“上帝是造物主”的观念变得多余，也使得达尔文的反对者们如鲠在喉。
进化论和物竞天择机制都遭遇到激烈的抵制，特别是来自宗教界的抵制，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荒唐的是，尽管人们在过去150多年里积累了大量支持进化论的证据，但一些人对进化论的反对并没有因此减少。尤其是在美国，关于进化论教学的争议甚至引发了一系列法律诉讼。
猴子审判
1925年，美国一家法庭进行了第一次针对进化论的庭审，将进化论押上了被告席。田纳西州参议院颁布了一项法律，禁止中小学和大学进行任何否认《圣经》创世故事的理论教学。该法特别强调，严禁讲授人类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观念。到20世纪20年代初，俄克拉何马州和阿肯色州也有类似的法律被写入法典，其他许多州也曾试图禁止关于进化论的教学，尽管这一企图并没有成功。
当时新成立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看到了一个挑战反进化论州立法的机会，因为这些立法都基于宗教理由。他们争论的核心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该修正案保障宗教自由，并将政教分离。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争辩说，任何基于宗教缘由而允许或禁止某件事的法律都是违反宪法的。为了在法庭上证明这一点，他们需要有人愿意站出来接受违法教授进化论的指控。为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田纳西州各家报纸上刊登广告，征召做好准备挑战州立法的公民。
在田纳西州的戴顿镇，一群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有联系的公民设法找到了年轻的高中教师约翰·斯科普斯，他乐意站出来承认，是的，他教过进化论。这群公民和斯科普斯都对把这个问题放到法庭上审判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法律阻碍了科学的进步。斯科普斯（其实是一名在职中学体育教练）记不起来，在他偶尔作为代课老师给学生上生物课时，他是否曾经明确地把人类和类人猿的进化联系起来。然而，如果能找到一些学生为对他的指控做证的话，他愿意被起诉！这些学生还真的被找到了，所以在1925年7月10日，历史上最离奇的审判之一开始了。尽管辩方提出了抗议，但法官每天开庭前还是要先祈祷。此外，法庭的观众席上方悬挂着一面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恭读《圣经》”的劝言。
部分审判在室外进行。审判期间，一面写着“恭读《圣经》”的大横幅被挂在墙上
公诉机关由一个法律团队代表，其中最著名的成员是65岁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他曾三次竞选总统失败。他也是一名虔诚的信徒，这极大地影响了审判的结果，尤其是当首席辩护律师克莱伦斯·丹诺请他做证，以揭示他从《圣经》的角度是如何看待那一长串科学问题的时候。布赖恩心甘情愿地扮演这个角色，尽管在某些人眼里，他对《圣经》字面真理的盲目信仰让他看起来十分可笑。
以下简短摘录了庭审中的一些颇为有趣的对话片段：[1]
问：但是，当你读到约拿吞下了鲸鱼，或者鲸鱼吞下了约拿的时候，对不起，请问你会做何解读呢？
答：我读到的是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上面并没有说是鲸鱼……我记得就是这样。有一条大鱼，我相信它，我也笃信上帝，他能造出一条鲸鱼，也能造出一个人，而且他能凭自己的喜好打造这两样。
两位律师在法庭上。克莱伦斯·丹诺（左）为斯科普斯辩护，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右）为原告辩护
问：那么，你是说，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那里待了多久？哦，三天，然后大鱼就把约拿吐在了地上。你确信大鱼就是为了吞掉约拿才被造出来的吗？
答：我可没打算这么说，《圣经》只是说有这么一件事。
问：你并不知道这究竟是条普通的鱼，还是特意打造的，对吗？
答：你可以猜，你们这些进化论者就尽管猜吧……
问：你不打算说这条鱼到底是不是专门为了吞人才被造出来的吗？
答：《圣经》没有说，所以我也不打算说。
问：但你相信是上帝造了他俩对吗？上帝造了这么一条鱼，大得足以吞下约拿？
答：是的，先生。让我补充一点，相信一个奇迹，就容易相信另一个。
问：要是这难以被相信呢？
答：对你来说难以相信，但对我来说却很容易。奇迹是人类无法完成的事情。只要你进入奇迹的境界，相信约拿的奇迹就会像相信《圣经》中的其他奇迹一样容易。
问：相信约拿吞了那条鲸鱼也特别容易吗？
答：如果《圣经》是这样说的话。《圣经》可不像进化论者那样尽做些极端的表述……
就这样，双方的讨论在法庭上一来一去地进行。丹诺向布赖恩连发数问，包括他是否真的相信如《圣经·旧约》里所写的那样，是约书亚让太阳静止不动的；他认为有哪些动物最终登上了挪亚方舟，夏娃是否由亚当的肋骨做成；以及地球只有6 000年历史的说法是否真有道理。布赖恩欣然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接着，控方传唤一名学生霍华德·摩根到证人席上，想听听斯科普斯上课时到底都教了些什么。摩根首先受到检察官斯图尔特将军（General Stewart）［顺便说一句，斯图尔特其实不是军人，“将军”（General）只是他的名字而已］的讯问。
问：你上过斯科普斯老师的课吗？
答：是的，先生。
问：那你学过这本《科学通识》吗？
答：是的，先生。
问：霍华德，你们是今年4月学的这本书对吗？
答：是的，先生。
问：是斯科普斯老师教的吗？
答：是的，先生。
问：你们是什么时候学完这本书的？
答：4月下旬。
问：学校是什么时候放假的？
答：5月1日或2日。
问：那就是说，你们在放假前的一个星期左右学完了这本书，对吗？
答：是的，先生。
问：那好，你说你们是在4月学的这本书，那斯科普斯老师是怎么给你们讲这本书的呢？我的意思是，他有问你们问题吗？你们都回答了吗？或者只是他一个人给你们讲课，又或者两种形式都有？现在请向陪审团，也就是你面前的这些先生，解释一下，老师是如何教你们学习这些课本中的知识的。
答：有时候他会问我们一些问题，然后就根据书中的不同主题给我们讲课。
问：有时候他会问你们一些问题，然后再根据书中的不同主题给你们讲课，对吗？
答：是的，先生。
问：他有没有尝试过给你们讲进化论方面的内容呢？
答：有的，先生。
问：那就用你自己的话说说吧，霍华德，老师都教了些什么，又是什么时候教的。
答：4月2日前后。
问：今年？
答：是的，先生，就是今年。他说，地球曾经是一个炽热的熔融体，因为太热，动植物都无法在上面生存。在海洋里，地球冷却下来，在那里有单细胞有机体的小胚芽生成。这种有机体一直在进化，直到它变成一个相当大的海洋动物，然后再变成陆地动物。它一直在进化，而人类就是由此进化而来的。
问：让我再重复一遍，也许会比你说得要更重一点。如果我说的不对，你就纠正我。我还想问你，霍华德，他是如何将人类与其他动物进行分类的？关于动物，他都说了些什么？
答：嗯，课本和他都是把人跟猫、狗、牛、马、猴子、狮子、马等动物分在一类。
问：那他怎么称呼它们呢？
答：哺乳动物。
问：是将人与狗、猫、马、猴子和牛分成一类对吗？
答：是的，先生。
当丹诺为辩方讯问证人时，他也提到了分类的问题：
问：让我看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答：霍华德·摩根。
问：那么，霍华德，你说的分类是什么意思？
答：哦，就是说把我们提到的这些动物归为一类，人和它们是一样的，换句话说……
问：他并没有说猫和人也是一样的吧？
答：没有，先生。他说人有推理的能力，这些动物没有。
问：这里姑且存疑，不过他就是这么说的，对吗？（法庭里出现一阵哄堂大笑。）
尽管丹诺据理力争，但斯科普斯还是因讲授进化论而被判违反田纳西州的法律。他被处以罚款100美元，《巴尔的摩太阳报》立即支付了这笔罚款。布赖恩在审判结束五天后死于心脏病发作。
就这样，进化论的支持者们输掉了在美国法庭关于进化论教学和基督教信仰之争的第一场审判，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场官司对美国中小学和大学的科学教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00美元的惩罚虽算不上严厉，但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它鼓励了其他州的立法机构也朝着田纳西州、俄克拉何马州和阿肯色州的方向前进。由此事件而引发的另一项发展，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创世科学”（creation science）的概念，即试图为《圣经》中的创世故事赋予科学可信性。直到今天，这个概念仍然存在。
诉讼仍在继续出现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就出现了一系列涉及进化论教学的法庭案例。1968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再次主动出击，挑战20世纪20年代通过了反进化论法律的另一个州的立法机构——阿肯色州议会。这一次，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赢得令人心服口服。9名最高法院法官一致裁定，“显而易见，原教旨主义的宗教信仰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法律存在的理由”[2]，因为这违反了宪法。
然而，阿肯色州的反对仍然很强硬。1982年，该案又重新闹上了法庭。各学校当局要求给予“创世科学”与达尔文进化论同等的教学时间。法庭裁定，“创世科学”不是科学，而是一种宗教，因此根本不应该被纳入科学课程。
1986年，路易斯安那州也审理过类似的案件。当地政府通过了一项“创世论法案”，规定除非与“创世科学”在教学上保持“平衡”，否则禁止有关进化论的教学。受理法庭再次裁定创世论是宗教，不是科学，因此在公立学校讲授创世论是违宪的。[3] 法庭发现，通过提出一种宗教信仰，即认为是超自然的存在创造了人类（一种被“创世科学”这个术语支持的信仰），该项法案竟然支持一种特定的宗教观点，这是不能被允许的。此外，法庭还发现，除非也讲授“创世科学”，否则就禁止讲授进化论的要求，会损害向学生提供全面的科学教育的目标。
但这依然只是一场漫长战役的开始。在这些法庭裁决根据宪法否定了“创世科学”的合法性之后，进化论的反对者改变了策略，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智能设计”论，来作为自然科学的竞争模型。
创世论和“智能设计”论
“创世论”这个术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圣经》中的创世故事应该从字面上去理解，地球（以及地球上的一切）是由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创造的。有很多程度不同的创世论，从最基本的——坚持认为地球只有6 000年的历史，所有的生物（和化石）都是在同一时间被创造出来的；一直到更加细微的说法，即承认地球是非常古老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生物都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所谓的“年轻的地球”创世论者，对《圣经·创世记》中的说辞完全照字面生搬硬套，坚持认为地球和生命本身都是在6天内被创造出来的，人类和其他所有生物是被同时创造出来的。他们认为，化石和其他所有能证明亿万年来进化的证据只不过是被熟练制作出来的赝品。
在肯塔基州彼得堡，一些更认死理的创世论者甚至拥有自己的“创世博物馆”。就像在其他任何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一样，游客在这里可以欣赏用蒙太奇手法表现得栩栩如生的动植物，但也会看到人类和恐龙被刻意强扭在同一个场景中，尽管科学已经确定6 500万年前恐龙就灭绝了（比地球上最早出现直立行走的人类还要早6 000万年）。永久性的陈列室包括“伊甸园”“挪亚方舟”及“洪灾室”，观众可以在此看到滔天洪水把有罪之人吞没，席卷而去。
20世纪80年代末，“创世科学”的教学被宣告为不科学的和违宪的，取而代之的是“智能设计”的概念。“智能设计”论运动与“年轻的地球”创世论者拉开了距离，其支持者承认地球是古老的，物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生改变。一些支持者甚至接受人类和猿有共同起源的观点。他们的主要论点是，有许多高度复杂的活着的生物体（以及器官），不可能通过物竞天择而产生，因为它们在完全进化之前是不能发挥作用的。
在肯塔基州的“创世博物馆”，美国游客可以看到人和恐龙同框的画面。该博物馆声称，地球被创造于6 000年前，人类和恐龙同时共存
为了说明如此复杂的系统只有变得完整才能发挥作用，“智能设计”论运动的支持者用捕鼠器打了个比方。捕鼠器由一个弹簧、一个夹子、一个木制底座及一个能让夹子快速扣住老鼠的触发器组成，如果其中任何一个部件被移除，捕鼠器就不能工作。同样，他们认为，许多复杂的生物系统，比如眼睛或翅膀，除非已经变成完整的，否则就无法像眼睛或翅膀那样发挥作用。创世论者认为，很难看出它们是如何通过渐进的进化过程而出现的，因此它们一定是由某种有意识的“智能”设计的——正如威廉·佩利在1802年所指出的那样。“智能设计”论的现代支持者通常会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上帝”作为设计师，至少在面对普通大众的表述中是这样的，但似乎很少有其他人选可以胜任这项“宇宙工程师”的工作。
生物学家很轻易就能解开这个结论中的逻辑谬误。在组装完成之前，捕鼠器是不能作为捕鼠器使用的，但其所有的部件都可以很好地用于其他目的。如果没有触发器，夹子可以是一枚极好的回形针，而触发器本身可以作为鱼钩。与此相似，一个复杂的生物系统的各组成部分，也可能很容易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独立进化。例如，羽毛最初可能是为了给恐龙身体隔热而进化的，但现在却使它们的后代鸟类能够飞翔。
基茨米勒诉多佛地区学校董事会案
时候一到，“智能设计”论也在美国法庭上接受了审判，就像20年前的“创世科学”论一样。宾夕法尼亚州多佛小镇的学校董事会决定，学生们应该学习“智能设计”论和达尔文进化论，因为这二者都是对地球生命的貌似同样合理的解释。当地学校的一群学生家长就此提出控告，因为他们不希望他们孩子的科学课程中含有关于生命故事的创世论或“智能设计”论的版本。同样，该案件也得到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支持。
2005年的这一法律诉讼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就像“智能设计”论的倡导者所主张的那样，创世论和“智能设计”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创世科学”已经被美国最高法院以非科学为由驳回。因此，辩护的理由在于证明“智能设计”不同于“创世科学”，恰恰相反，它依据的是真正的科学。东南路易斯安那大学哲学教授、原告的关键证人芭芭拉·福里斯特仔细研究过主要的“智能设计”版学校教科书《论熊猫与人》（Of Pandas and People）。“智能设计”论的游说团提议在多佛的学校使用这本书，以取代标准的生物学课本。福里斯特重拳出击，向法庭展示了一份图表，说明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那几次谴责创世论的审判之后，“创世论”这个词只是从教科书的后续版本中被简单地删除，并同时被“智能设计”一词取而代之。正因如此，这些课本的内容完全没有任何变化，仅仅删除了“创世”和“创世论”这两个词。
其他控方传唤的专家证人不仅描述了科学方法的构成，以及它与“智能设计”论方法的不同之处，还解释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些证据。布朗大学生物学家、天主教徒肯·米勒博士在论辩中对“智能设计”论的弱点进行了分析，同样重要的是，他还解释了身为基督教信徒却同时相信进化论的可能性：“进化理论完全兼容不同的宗教信仰。但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的宗教信仰不是科学，而是哲学、神学，且带有很强的私人性。因此，宗教信仰不属于任何科学课程，宗教经典也肯定不属于科学教科书。”[4]
首席辩护证人、理海大学生物化学教授、“智能设计”论的支持者迈克尔·贝赫博士在重压下被迫承认，在由同行评审的期刊上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支持“智能设计”理念的科学论文。
在“智能设计”论的惨败中，法官裁定它没有科学依据，纯粹是宗教的拼凑物。“智能设计”论依赖于超自然的解释，违背了自然科学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欧洲的进化论和创世论
尽管美国最近所有的此类法庭诉讼都是由科学家而非创世论者胜诉，但关于进化论教学的争论远未结束。除了土耳其，世界上的工业化国家中很少有人认同这种说法，即“人类，如我们所知，是由早期动物进化而来”。美国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完全反对进化论，仅有14%的人说他们完全同意进化的存在。[5]
欧洲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北欧国家的排名接近榜首，多达80%的人相信进化论。然而，近年来，创世论和“智能设计”论也在欧洲掀起了浪潮。在21世纪头十年，总部设在美国的福音派组织，如“《圣经·创世记》中的答案”之类，在欧洲投资建立分支机构。取名奇怪的“科学中的真理”运动向英国的每一所学校免费发放DVD（高密度数字视频光盘），宣传人类是“智能设计”的结果，而不是达尔文理论所说的进化的产物。甚至连欧洲的一位教育部长、荷兰基督教民主同盟成员玛丽亚·范·德·霍文也被感动了，并宣称达尔文的理论是不完整的，应该由“智能设计”论来补充。土耳其知名宣传家哈伦·叶海亚向欧洲各地的中小学和大学寄送了数万本他写的那本700页、配有插图的著作《创世地图集》（The Atlas of Creation）。这本书否认进化论，并宣称所有有利于进化论的证据都是虚假或被曲解的。
创世论思想在教育领域的传播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以至于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在2007年通过了一项题为《创世论对教育的危害》的决议。决议指出，“针对进化论及其支持者的战争，通常最早都以宗教极端主义的形式出现，并与极端右翼政治运动密切相关”，并敦促各成员国“坚决反对将创世论作为科学学科与进化论一起进行对等教学”。[6]
但斗争仍未结束。由比利时和丹麦的三位科学家编撰的《欧洲的创世论》（Creationism in Europe）一书认为，反进化论在欧洲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这本书记录了创世论在欧洲的传播，发现创世论、“创世科学”、“智能设计”论和有组织的反进化论主义的问题越发严重。[7] 这一点在学校的课堂讨论及科学课程设置中尤为明显，而在互联网上也是越来越引人注目。说来矛盾的是，创世论和其他反进化论的观点在越来越多的地方站住了脚，但与此同时，科学也正在发现更多的进化论证据。
达尔文和信仰
达尔文本人并未被宗教问题困扰。年轻时，他曾是一名信徒，对待《圣经》十分虔诚。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说：“在‘贝格尔号’上的时候，我很正统。记得有一次，我就某些道德问题引用了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的《圣经》，被几位军官（虽然他们自己也很正统）尽情嘲笑了一通。”[8]但是，回到英国不久，他的怀疑变得越来越强烈，以至于他觉得有必要在结婚前向艾玛和盘托出。达尔文对基督教本身的排斥并不强烈，但他的信仰却逐渐消失了，“就这样，我慢慢地产生了怀疑，但最终还是完全不信了”[9]。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女儿安妮的死是压垮达尔文早已动摇不定的信仰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已然发现，他实在难以把信仰无所不能的上帝与自己身边所看到的苦难和折磨协调起来。美国植物学家阿萨·格雷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也是达尔文经常与之讨论宗教问题的同行，达尔文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一个无辜的好人站在树下，却被闪电劈死了。你相信是上帝按照自己的设计而杀了这个人吗？（我倒是真心希望听到你说‘是’。）许多人或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一点，可我不能相信，也不会相信。”[10]他还在信中提到了姬蜂（Ichneumonidae），那是一群寄生胡蜂，它们总是把卵产在其他昆虫的幼虫体内：“对我来说，世间的不幸真是太多了。我无法说服自己，一个仁慈的、万能的上帝会设计创造出姬蜂，专门让它们在毛虫的活体内进食，又或者刻意让猫耍着老鼠玩儿。”[11]
达尔文的晚年
达尔文晚年从事的最后一个科学项目非常恰当，即研究蚯蚓及它如何将有机物转化为土壤。与往常一样，他的观察细致而精准，他擅长设计简单而有效的实验，这种特别的才华并没有背弃他。为了测试蚯蚓对震动的敏感程度，他把它们放在客厅钢琴上的花盆里，这样他就可以观察它们对钢琴演奏的反应。
在晚年，达尔文反思了他对世界的影响。他非常清楚，甚至在撰写《物种起源》之前很多年，他的想法就是那么地具有开创性。“我刚刚完成了我的物种理论大纲。如果我的理论所言不虚，正如我相信的那样，且即使只有一位称职的法官能够接受它，那也将是科学上迈出的了不起的一大步。”[12]他在1844年致妻子的一封信中如是说道。
这确实是科学上迈出的一大步，它永远地改变了我们作为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对于生命如何在大千世界中进化而来及人类如何融入其中的看法。然而，在达尔文对自己一贯谦虚的看法中，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他在回忆录中承认：“我没有很敏捷的理解力，也没有一些聪明人所具有的非凡智慧……我对一长串纯粹抽象的思维的理解能力非常有限……我的记忆力很广，但很模糊。”最后，他用这样一句谦虚的话来做总结：“以我所拥有的这种并不冒尖的能力，我竟然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对科学家的信念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着实令人惊讶。”[13]
达尔文在他的书房里写下了他的重要著作，包括《物种起源》（1859年）
当达尔文的体力开始衰退时，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变得苍老和虚弱。在他73岁生日的第二天，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觉得自己很老了，我的人生即将谢幕。”[14]两个月后，他完成了他的人生旅程。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在唐屋故居的床上去世，艾玛和他的几个孩子陪伴在他身边。他的儿子弗朗西斯后来说，达尔文似乎意识到死亡的来临，他的遗言是“我一点儿也不怕死”。[15]
达尔文葬礼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
与达尔文的一生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他的葬礼既不安静也不私密。他刚一去世，一群科学家和国会议员就为这位英国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请愿，要求将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艾萨克·牛顿墓旁。查尔斯·达尔文的生命进化论至今一直在改变着世界，因而理所当然，他最后的安息之地就应该比邻他的这位同样给同时代人带来划时代思想的同胞。出席安葬仪式的有来自英国上流社会的各界名流显要，还有他忠实的仆人帕斯洛和厨师埃文斯夫人。此时莱尔已经去世，但剩下的“火枪手”友人胡克、华莱士和赫胥黎都在护柩者之列。
达尔文已经解决了一些关于生命的最大问题，比如，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些问题太大了，几乎无人敢碰。但正如达尔文自己所说：“无知有时比知识更容易带来自信，正是那些所知甚少的人，而不是那些学识渊博的人，会如此肯定地断言这个或那个问题永远无法被科学解决。”[16]
他学识渊博。
达尔文照
其子伦纳德·达尔文摄。
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达尔文墓
歆竹摄。
[1] Darrow, Clarence and William J. Bryan. The World’s Most Famous Court Trial. Tennessee Evolution Case. A Complete Stenographic Report of the Famous Court Test of the Anti Evolution Act, at Dayton July 10 to 21, 1925, Including Speeches and Arguments of Attorneys. Originally published: Cincinnati: National Book Company, [1925]. Reprinted 1997, 2010 by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Excerpts of testimonials from the trial can also be found on http://www.law.umkc.edu/faculty/projects/FTrials/scopes/scopes.htm.
[2] Epperson v. Arkansas 393 U.S. 97 (1968). U.S. Supreme Court ruling. November 12, 1968.
[3] Edwards v. Aguillard 482 U.S. 578 (1987). U.S. Supreme Court ruling. June 19, 1987.
[4] Kitzmiller v. Dover Area School District. 2005. 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Middle District of Pennsylvania. Docket number 4cv2688.
[5] Miller, J.D., Scott, E.C., and Okamoto, S. 2006. Public acceptance of evolution. Science 313(5788):765–766. DOI:10.1126/science.1126746.
[6] Committee on Culture, Science and Education, 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2007. The dangers of creationism in education. (Resolution 1580: October 4, 2007.
[7] Blancke, Stefaan, Hjermitslev, Hans Henrik, and Kjærgaard, Peter C. eds. 2014.Creationism in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8] Darwin, C.R. 1958.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With the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 Edited and with appendix and notes by his grand-daughter Nora Barlow. London: Collins. Page 85.
[9] Darwin, C.R. 1958.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With the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 Edited and with appendix and notes by his grand-daughter Nora Barlow. London: Collins. Page 87.
[10] Darwin Correspondence Database, http://www.darwinproject.ac.uk/entry-2855 accessed on Sat Aug 8 2015. 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 1860 (vol-8). Burkhardt, F. et a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 Darwin Correspondence Database, http://www.darwinproject.ac.uk/entry-2814 accessed on Sat Aug 8 2015. 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 1860 (vol-8). Burkhardt, F. et a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 Darwin Correspondence Database, http://www.darwinproject.ac.uk/entry-761 accessed on Fri Aug 7 2015. 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 1844-1846 (vol-3). Burkhardt,F., and Smith, 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 Darwin, C.R. 1958.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With the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 Edited and with appendix and notes by his grand-daughter Nora Barlow. London: Collins. Pages 140–145.
[14] Darwin Correspondence Database, http://www.darwinproject.ac.uk/entry-13682 accessed on Sat Aug 8 2015.
[15] Darwin, Francis ed. 1887.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including an autobiographical chapter. Volume 3. London: John Murray. Page 358.
[16] Darwin, C.R. 1871.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Volume 1, firstedition. London: John Murray. Page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