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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胜于狗
图片见《“贝格尔号”航行之动物学》。
“我永远也别想学会法语或到欧洲大陆游历了，当然也去不成美国，更不会乘热气球上天啦。”
达尔文肯定也想过结婚的事。1838年7月，他决定以他一贯的、完全理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他坐在那儿，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在上面写着，“这是个问题”，并画出了两栏：“结婚”和“不结婚”。在左边，他列出了结婚的好处和坏处；在右边，则是保持单身的好处和坏处。[1]那两个分栏很快就被画得乱七八糟，但不管怎样，或许这方法确实给他的决定带来了一些合理性！
结婚
会有孩子（如果上帝恩赐）；会有终身的伴侣（老来还是朋友），会对一个人产生兴趣；有一个心爱的、可以与之一起玩儿的对象；无论如何，总好过养条狗；有家了，还有打理屋子的人；音乐和女人絮絮叨叨的魅力；这些对人的身体健康都有好处；还得走亲访友，认关系，就是太花时间。
我的天呐！简直无法想象，就这样度过一生，像只无性的工蜂似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其他一概全无……不，不，这可不行！……想象一下，孤身一人在烟雾缭绕、脏兮兮的伦敦小屋里度日……再为自己描绘一下，有个温柔可爱的妻子坐在沙发上，一旁炉火熊熊，还有书，甚至有音乐也说不定……把这幅画面与大马布罗街的阴暗现实对比一下吧！
他在这一栏的结尾处这样写着：结婚—玛丽—娶妻Q. E. D. （尚待良缘）。
在另一栏内，他写下了不结婚的各种后果：
不结婚
没有孩子（也就没有第二人生），老了也无人照顾。缺少亲友的关爱，光工作又有什么用呢？除了亲戚，人老了还能有什么亲朋好友呢！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可有选择地与人交往，但余地不大；可以在俱乐部里跟聪明人交谈；不必被迫走亲访友，也不必为琐碎小事委曲求全；养孩子得花钱，还有操不完的心；可能还会吵架；时间都浪费了；晚上也看不了书；容易发胖犯懒；闹心不说，还有责任；买书的钱也少了；如果孩子多，就只能勉强糊口。（但是，工作太多对身心健康可是非常有害的。）
也许我妻子会不喜欢伦敦，那样的话，我就像被判了“流放”，进而堕落为好逸恶劳、游手好闲的傻瓜。
至少对达尔文来说，利弊平衡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必须结婚。接下来便是早晚的问题，而他写在那张纸背面的类似分析，确实表达出他对结婚之后就会少了自由的些许遗憾。“唉！我永远也别想学会法语或到欧洲大陆游历了，当然也去不成美国，更不会乘热气球上天啦。”他哀叹道。尽管如此，结论还是非常清楚的：他必须将这件事继续进行下去，否则就像他父亲警告过他的那样，到时候生孩子可就太晚了。达尔文这样安慰自己：“别担心，哥们儿，振作起来，人不能就这样孤独地过一生，到头来老眼昏花，没有朋友，冷冷清清，也没有孩子，只能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脸，瞧，都已经长皱纹了……要相信缘分，要保持敏锐的目光，还是有很多人开心为奴的。”[2]
事情就是这样。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一个妻子。达尔文环顾了一下他的朋友和熟人圈，很快便又做出了一个决定。在那张纸片上写写画画几个月后，他向他的表妹艾玛求婚了。她是其舅舅乔赛亚·韦奇伍德的女儿，他们从小就相识，两家人的关系也非常亲密。当年达尔文的父亲要他对参加“贝格尔号”航行的想法踩刹车时，就是舅舅为他说了好话，达尔文一直没有忘记这事儿。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富裕家庭中，近亲结婚并不罕见。事实上，达尔文的父母就是表亲。这样的婚姻有一大好处，那就是保证家族财产的肥水不外流。就达尔文和艾玛的婚事而言，该家族的这两大分支都很富有。父亲罗伯特·达尔文本身已经相当富有，他又娶了韦奇伍德家的人为妻，但与靠陶瓷业创立根基的韦奇伍德家族仍在增长的财富相比，其资产也就不算多了。
艾玛·韦奇伍德是家里7个子女中最小的，但她接受达尔文求婚时已经30岁了。她当然知道，以她现在这个年纪，如果拖得再晚，恐怕就根本找不到丈夫了。或许就是这一点使她答应了达尔文，但不管怎么说，他俩之间的结合仍成就了一段非常牢固的真爱姻缘。和韦奇伍德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她对自己的一神论信仰非常认真，达尔文的父亲提醒儿子，但凡跟艾玛的宗教信仰有关的事儿，都要十分小心地应对。
尽管达尔文也曾考虑要过一种乡村牧师的生活，并继续把自己当作一个信徒，但他已经开始对此产生各种怀疑。或许他还没有彻底放弃基督教信仰，但也完全不像以前那么笃信了，尤其是对于《圣经》的字面真理。多年以后，当回忆起父亲当时的忠告时，他写道：“在我订婚并行将结婚之际，父亲劝我小心地藏起自己的怀疑，因为他说他知道，很多人结婚后就是因为这样而遭受了极大的痛苦。起初，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妻子或丈夫的身体出了问题，这时一些妇女就会怀疑其丈夫是否还有救，并因此而痛苦万分，于是这也令丈夫们苦不堪言。”[3] 然而，达尔文并不习惯隐瞒自己，所以他没有理会父亲的建议，而是把自己的疑惑告诉了艾玛，结果真的让艾玛担心起来。
第二年一月，他们举行了婚礼。婚礼仪式很低调，蜜月更是如此。事实上，这不过是从斯塔福德郡的梅尔返回伦敦的一次火车之旅。艾玛和达尔文在火车上一起吃三明治，共喝一瓶水，他们的婚姻就这样节俭地开始了。[4]在伦敦，他们搬到了高尔街的一所小房子里，这所房子是达尔文在年初租下的，他们把它命名为“金刚鹦鹉小屋”。新近发明的合成染料风靡一时，前房主把所有的墙壁和家具都漆成了鲜艳的黄色、红色和蓝色。
艾玛·达尔文肖像
乔治·里士满于1840年绘。
查尔斯·达尔文肖像
乔治·里士满于1840年绘。
马尔萨斯
在达尔文思考婚姻利弊的同时，他买了一本他听到过很多人热议的书。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是第一部深入探讨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著作。当时，英国正经历相当大的社会动荡，而在马尔萨斯看来，这一切并不难理解。他计算出，如果不是受到由饥荒、疫病和战争所造成的人口减损的抑制，人类人口每隔20年就能翻一番。他认为，物价上涨和低工资是人口增长及由此而来的对粮食和其他资源的竞争的自然结果。马尔萨斯不仅没有把他的论点局限于人类社会，而且还将其延展至自然界：“在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用最浪费和最自由的手，将生命的种子撒向四面八方。但对于培植此等生命种子所必要的空间与营养，她却比较吝啬。”[5] 如果说地球尚未出现人口过剩，或其他任何单一物种的动物或植物（出于某些难以解释的原因，马尔萨斯举茴香为例）的过剩，那是因为一直都存在着争夺资源的斗争，而此种争斗总会有赢家和输家。
如果你住在郊区，你就可以亲眼观察到这种现象。在一个正常的季节，常见的花园鸟类，如黑鹂，通常能够生养三窝雏鸟，每窝平均由四只雏鸟组成。这意味着通常经过一个夏季之后，花园里会出现大约12只新的黑鹂。如果这些鸟都能活过冬天，并成功地吸引到配偶，然后以同样的速度繁殖，那么到次年年底，花园里将会有156只黑鹂！ 然而，我们实际上经常看到的却是，到了次年夏天，花园里只有两只黑鹂，而且它们仍在用去年的旧巢。它们所生的后代都怎么了？在这个例子中，很有可能发生了这样一种情形，即在这12只雏鸟中，有一只从未飞离鸟巢，因为它很弱小，从来没有像其强壮的兄弟姐妹那样得到那么多的食物。有两只还未学会飞行就被邻居家的猫逮去了；一只被喜鹊叼走；一只被雀鹰叼走；两只被饿死，因为它们还不太会觅食。圣诞节前，有一只幼鸟在路上飞的时候被汽车撞死了。冬天，一只幼鸟死于细菌感染，另外两只死于饥饿，因为霜冻和大雪使它们更难找到食物。当春天来临时，这12只雏鸟仅有一只活了下来。与此同时，原来那对黑鹂中的公鸟已经死亡，所以花园中的黑鹂总数仍然只有两只。
黑鹂
安布罗修斯·博斯夏特绘（1635年）。
无论我们放眼何处，这世界上都少不了过剩的种子、卵和婴儿。一棵橡树一年能产2 000颗橡子，寿命超过500年。这也许意味着，在短短几年内，就应该有数百万棵新橡树出现，但其实并没有，这是因为大多数橡子都活得不够长，无法长成可结出果实的大树。大多数的橡子都被松鼠、老鼠和松鸦吃掉了，它们甚至都来不及发芽。那些落在母树下的橡子，也很少能长到几英寸[6]高，因为它们被大树已经建立的根系遮蔽，极度缺乏水和养分。只有那些被鸟类和啮齿类动物带到离母树很远的地方而又偶然掉落的橡子，或者那些被埋入土中又被遗忘的橡子，才有可能长成森林中的参天大树。
两种不同的策略
一般说来，动物在繁衍后代方面有两种基本策略。一种策略是每年只生育几个幼崽，有时甚至更少，但父母会很好地照料它们。例如，大象一次只生一只小象，而且两胎之间还会相隔几年。大象怀孕时间长，而且幼崽依赖母亲的时间也很长，但幼崽能活到成年的概率非常高。与之相反的另一种策略则是生一大堆幼崽，而给到每一只的照料却很少，它们明知这样养育后代的死亡率很高，却相信无论如何总有一两只会活下来。例如老鼠，每年都会产几大窝小鼠，且怀孕时间短，幼崽断奶快。然而，就最终能存活到成年的幼崽数量而言，两种策略结果大致相同。植物也遵循同样的原则。有的广种薄收，即散播大量的种子，其中大部分被吃掉，或落在植物不宜生长的地方，或因别的原因而废掉——如前面提到的橡树苗的情况；有的则薄种精收，播撒的种子相对较少，但却用丰富的资源来养护，使之有更好的机会生存、发芽，直至成熟，比如椰子树。
即使某些物种能繁殖出海量的后代，那也不一定会增加地球被这些物种全面占据的风险。例如，翻车鱼比任何其他脊椎动物产的卵都多（一次产卵可高达3亿个），但它仍然是一种相对罕见的动物。据推测，几乎所有的翻车鱼卵子在受精前就已经被丢失了。许多海洋动物专门吃鱼卵和鱼苗，对它们来说，翻车鱼卵是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最终的结果和黑鹂一样，大多数物种的后代无法存活到繁殖下一代，因此大多数种群都基本保持不变。
尽管繁殖策略如此不同，但大多数动植物种群的规模在自然界中仍然相当稳定。虽然其种群和数量可能会有涨有跌，但很少会出现剧烈而持久的变化。
用橡子装饰的橡树（无梗花栎）
见《丹麦植物系》图集。
磷虾消失之际
然而，当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被移除时，情况就不同了。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海狗和南极地区的巨鲸被大量捕杀。在这一时期末期，挪威和俄罗斯的捕鲸者尤其针对蓝鲸和长须鲸进行了捕杀。据估计，当捕鲸加工船在20世纪60年代退出作业时，这两种巨鲸的原始种群数只剩下不到1%。由于海狗和巨鲸主要以小型甲壳类动物磷虾为食，因此，当这两者在近200年的时间里从食物链中渐渐消失时，磷虾的数量便呈爆炸式增长。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讨论，这一现象对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物种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南极食蟹海豹现在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它被认为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大型哺乳动物之一，这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
虽说名字叫作“食蟹海豹”，但它们并不吃螃蟹，而吃磷虾。当海狗和巨鲸渐渐消失时，食蟹海豹便趁机开发出这一新的食物资源。而在以前，动物们对此资源的争夺异常激烈。无论是在该地区的鲸鱼几乎灭绝之前，还是在目前，我们都没有统计出食蟹海豹种群的准确数量。除了稳定可获得的食物来源，可能还有其他因素促成了食蟹海豹最近的成功，但磷虾的故事无疑是一个关键因素。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自鲸鱼和海狗被滥捕滥杀以来，南极生态系统中出现了更多的磷虾。至少在阿德利企鹅这一物种中，我们确信这已经导致了其食物结构的彻底改变。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史蒂文·埃姆斯利和萨斯喀彻温大学的威廉·帕特森对阿德利企鹅的蛋壳进行了分析，以确定其中某些碳和氮的同位素含量。因为这些同位素来自企鹅的食物，而且我们知道，鱼类所含的C-13和N-15比例要高于磷虾的，所以根据企鹅壳中这些同位素的比例，就能够推断出企鹅一直在吃什么。埃姆斯利和帕特森从目前和历史上的企鹅南极筑巢地点收集了蛋壳，这些地点的蛋壳在寒冷和干燥的条件下保存得很好，他们统计了一系列数据，最早的蛋壳可以追溯到3.8万年前。同位素组成毫无疑问地表明，在过去200年间，企鹅的食物结构已经从只吃鱼转变为只吃磷虾。[7]
阿德利企鹅的蛋
雅克·佩林·德布里尚博摄。
磷虾的故事还有一个有趣的情节，两位研究人员曾获准对探险家罗伯特·F.斯科特船长位于埃文斯角的小屋中的企鹅蛋壳进行分析，以便进一步确定企鹅食物由鱼类转向磷虾的时间。斯科特在从南极返回途中不幸去世之后，这间小屋只被使用过几次，因此这些企鹅蛋的准确年代应不会晚于1917年。有了这些证据，埃姆斯利和帕特森便指出，由鱼类到磷虾的食物转变在此时间点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另一个关键部分
阅读马尔萨斯的著作是达尔文构建物种起源拼图的另一个关键部分。当每一个物种不断地生更多的蛋，产更多的种子，或者有更多的后代，但却超出了所能存活下来的极限时，物种之间为了生存的争斗就会随之而来。无论是在不同物种之间，还是在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情况都是如此。达尔文意识到，对于那些幸存的和夭折的生命而言，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机会的问题。相反，幸存者必须具有某些品质，使之有别于那些半路夭折的生命。最重要的是，幸存者必须具备能使它们活到繁衍下一代的那些品质。如果黑鹂、橡树或人类成功地繁衍出更多的后代，而这些后代又能存活下来并繁衍出超过其同类的更多后代，那么经过若干代之后，其增加的就远不止种群中的这种或那种黑鹂或橡树的数量而已。
达尔文搬到乡下
1842年，达尔文和艾玛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并即将生第三个孩子，他们举家搬到了乡下。当时，伦敦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和现在一样，城里既嘈杂又肮脏，经济增长导致了巨大的财富不平等和社会动荡。达尔文一家都渴望过一种更加平静的生活，而达尔文的健康状况已经开始时好时坏了。他不再能适应在市井中与人交往，他发现如若能不受人打扰而安静地工作，他会觉得身心更舒畅些。他和艾玛在肯特郡乡下的一个叫唐恩的小村庄里找了个地方安家，从城里驱车（四轮大马车！）过去要两个小时。他们买的房子叫“唐屋”，充足的空间完全够他们这个不断添丁加口的大家庭所用：其中有一个大房间，给达尔文做书房再理想不过了；还有一个客厅、一个餐厅和许多卧室。外面有一个很大的露天花园，再往前是一片小灌木林和环绕四周的草地。达尔文将在这里度过余生，其间他只是偶尔到过比附近村庄再远一点儿的地方。
唐屋客厅
在唐屋的花园里，达尔文做了有关物种间竞争的实验。他清除了花园一角的所有原生植物，播种了一些经过挑选的种子，想看看会发生什么。后来，他把结果告诉了他的朋友胡克：“据我观察，虽然规模小之又小，但在为生存而战这一点上，我开始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争斗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在我播种在草地上的16种种子中，有15种已经发芽，但是现在它们死去的速度太快了，我担心到最后一个也开不了花。”[8]
有一次去萨里郡的摩尔公园游玩，达尔文注意到，那里最近有一块公共用地被围了起来，成百万株的小树“如雨后春笋般钻了出来，看起来就像是人工种植的一样，许多树的树龄完全相同”，而在邻近的未封闭的荒地上，仍然有牛被放养着。“我找了好几英里，也没看到一棵小树的影子。然后我再往附近走去，仔细查看那里的石楠花丛，我发现了成千上万棵欧洲赤松的幼苗（每平方码[9]的面积内就有30棵），其顶部都被偶尔在这片荒凉野地上游荡的那些牛给啃掉了。一棵三英寸高的小树，从年轮上看已经有26岁了，树干很短，但粗得像一根密封蜡。”[10]
“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问题啊，”他兴奋地在给胡克的信中写道，“这真是一场精彩的力量博弈，竟然能够决定每一平方码草皮上植物的种类和比例！ 在我看来，这真是太神奇了……”在同一封信中，达尔文一一列举了他为这一目的而专门留出的那一小块土地上长出的所有杂草的情况。在这块地上生长着357种植物，其中有277种被蜗牛和蛞蝓吃掉了！是的，为生存的斗争无处不在，就连在唐屋的草坪上也是如此。
达尔文的个人生活也是一场斗争。他与艾玛的婚姻很幸福，大约每隔一年就会生一个孩子（总共生了10个孩子，其中7个活到了成年），这对夫妇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厚。但达尔文的健康状况已今非昔比。他常常感到头晕、心悸、消化不良、肠胃胀气、恶心和呕吐，头痛频繁发作，经常焦虑和抑郁。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根本无法工作，这让他非常沮丧，他不得不向许多医生寻求建议和治疗方案，但收效甚微。没有人能给他一个明确的诊断结果，他的症状很奇怪，没有特异性，还有一些医生认为他的问题纯粹就是太过紧张。他不愿意离开唐屋，而且他绝对不能没有艾玛陪伴在身边。有时，达尔文会把工作暂且放在一旁，带着全家人去莫尔文这样的温泉之地，在那里尝试最新的治疗方法。其中一种治疗方法是每天用又冷又湿的毛巾把身体包起来，非常奇怪，但这似乎还确实有效果，可惜只持续了一小段时间。不久，心悸、恶心和呕吐又卷土重来。
艾玛·达尔文和儿子伦纳德
达尔文所患的疾病无法被解释，但却严重地影响了他生命中的最后40年。随着现代医学理论的进步，人们对达尔文的疾病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但没有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有一种理论认为，他感染了恰加斯病，它是由一种热带原生动物寄生虫引起的。我们知道，达尔文在“贝格尔号”航行期间被一种昆虫（被称为“吻虫”）咬伤过，而这种昆虫是此种寄生虫的宿主。另一些人更倾向于把他的疾病看作身心疾病，因为当工作的压力过大时，他的病情明显会恶化。
休息、安宁和亲情关爱对达尔文的帮助最大。艾玛一心养育和照料家里越添越多的子女，但现在她还得腾出手来照顾患病的丈夫，而这才是她排在首位的任务。幸运的是，她心甘情愿地承担了这项任务。在他们订婚期间，有一次达尔文因身体不舒服而给艾玛写信致歉，那时她就对未来有了一丝预感。艾玛在回信中热情地说：“……当我亲爱的查尔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没有什么能比我可以帮上忙或安慰他而更让我高兴的了……所以，亲爱的查尔斯，在我能陪伴在你身边照料你并为你排忧解难之前，请别再生病啦。”[11]
从法明港（智利）看到的萨米恩托山
康拉德·马滕斯所绘水彩画，剑桥大学图书馆藏。
[1] Darwin, C.R. 1958.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With the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 Edited and with appendix and notes by his grand-daughter Nora Barlow. London: Collins. Page 232.
[2] Darwin, C.R. 1958.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With the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 Edited and with appendix and notes by his grand-daughter Nora Barlow. London: Collins. Page 234.
[3] Darwin, C.R. 1958.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With the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 Edited and with appendix and notes by his grand-daughter Nora Barlow. London: Collins. Page 95.
[4] Litchfield, H.E. ed. 1915. Emma Darwin, A century of family letters, 1792–1896. Volume 2.London: John Murray.
[5] Malthus, Thomas. 1798.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with Remarks on the Speculations of Mr. Godwin, M. Condorcet, and Other Writers. London: Printed for J. Johnson, in St. Paul’s Church-Yard.
[6] 1英寸等于2.54厘米。——编者注
[7] 6. Emslie, Steven D. and Patterson, William P. 2007. Abrupt recent shift in δ13 C and δ15 N values in Adélie penguin eggshell in Antarctic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 S A 104(28):11666–11669.
[8] Darwin Correspondence Database, https://www.darwinproject.ac.uk/entry-2101 accessed on Tue Jul 28 2015. 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 1856-1857 (vol-6).Burkhardt, F., and Smith, 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 1平方码约为0.84平方米。——编者注
[10] Darwin Correspondence Database, https://www.darwinproject.ac.uk/entry-2101 accessed on Tue Jul 28 2015. 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 1856-1857 (vol-6).Burkhardt, F., and Smith, 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 Darwin Correspondence Database, https://www.darwinproject.ac.uk/entry-465 accessed on Tue Jul 28 2015. 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 1837-1843 (vol-2). Burkhardt,F., and Smith, 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