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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二章
退出还是发声？政治、社会与城市系统
城市对人类发展有多重要？
城市真的那么重要吗？如果我们想一想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一些问题，如战争与和平、经济发展、宏观经济学、社会流动、教育、技术、环境，或者艺术和文化，并不能马上看出城市是产生这些问题很重要的原因。大多数战争似乎并不是城市存在的直接结果，现代战争也不是城市之间的战争。技术进步的原因主要是科学、工程、产权、市场和文化。文化和艺术无处不在，不一定非要在城市。
然而，至少从19世纪社会科学萌芽阶段开始，有些观点过分夸大城市对人类主要发展过程的重要意义。这种夸大其词既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根据查尔斯·狄更斯、埃米尔·左拉或卡尔·马克思的观点，城市如同地狱，但在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爱米尔·杜尔凯姆和其他许多研究城市化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理论家的著作中找到的中世纪德语说法，城市空气给人带来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当代社会科学更加凸显了这种鸿沟的存在。大量有关城市的文献认为城市就是贫困、隔离、暴力、不平等、污染、大众操纵和文化沉沦之地。也有同样多的观点认为，城市是社会和经济进步的主要发生地，与高于平均水平的教育、生产力、社会流动性、种族多样性、收入、创新和文化紧密相连的城市系统就是证明。
关于城市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有着怎样的关系论点不一。贫困、文化、生产力、冲突、识字率和流动性都可以由离散的组合原因确定。例如，造成城市贫困的原因，可能是把低技能的人分流到了城市，而城市化本身并不会提高总人口中的总贫困率。相反，如果低技能人口的协同定位阻碍其获取技能，并使他们得到个人策略的坏信号，因为他们只与其他穷人互动，那么贫困就会加剧（Durlauf,2004）。最后，城市可能既反映了人类发展的许多关键方面也是其部分原因，但我们很难精确地划出它们之间的界限，定义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并了解其发展的先后次序。
此外，无论城市是不是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它们还是会你追我赶地继续集中在这两方面向前发展。地方政策，即城市或区域政策，不会消除隔离、贫穷和不平等；也不会激发产生具有繁荣文化成果的新时代，或大幅改变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只有在城市居民的生活中才会出现由这些巨大变化力量带来的许多特征。因此，只有在城市里，我们才可能收获它们带来的好处，或者如果事情发展顺利，还能缓和它们的负面影响。
作为经济发展源泉的城市化
我只集中论述城市重要性的一个方面：经济发展。城市和城市系统不只反映了发展，还是发展的一种重要投入（Henderson,2010）。新经济地理学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些基本观点，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2009）也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概括。离开促使城市繁荣发展的基本进程，促进经济发展的所有其他动力都将受阻。正如世界银行所说的那样，距离（distance）成本太高、地区分割（divisions）造成的贸易壁垒、密度（density）不够等都会严重阻碍发展。这就是连接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三个D”。为了使某些类型的经济增长、文化成就、更好的教育和社会融入成为可能，城市化必须成为可能。
这份《世界发展报告》是在城市化和经济以及社会发展之间建立联系的另一系列长期尝试之一（Black and Henderson,1999）。还有许多这方面的著作不仅仅限于论证城市化与发展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认为城市系统应该采取某种特定的形式。他们寻找城市规模的普遍规律，包括城市的最佳数量和规模。这些研究的结果认为适度稳健为好，因为城市单位的数量和规模相对于人口有一定的规律性。但也有许多明显的例外，如许多国家都有一个“超大”城市。巴黎、伦敦、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东京都在其国家人口和经济活动中占有很高的比例，而且它们与本国的第二大城市地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这似乎并没有阻止这些国家的发展。此外，所有建设最优城市系统的方法，其理论基础都很薄弱，因为这些方法都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的统计规律应该存在或为什么它们会有利于经济发展。正如第三章指出的，新经济地理学一直试图基于产业的规模经济解释城市的规模问题，但从企业到集聚再到城市，新经济地理学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释城市的规模问题。
对影响城市系统的不规律和形态差异问题，发达国家的典型反应是声称它们受“历史的影响”。因此，在长期统一的国家中，存在着历史悠久的大市场区域。这促进了企业和产业的规模经济，并使相对比较大的城市得以发展。在另一些国家，一般表现为政治分权的分裂和统一时间较短，使城市规模分布更均匀，阻止了特大城市的发展。这些历史影响解释了为什么不是所有城市系统都整齐划一地具有相同形态。
但是，对解释城市系统的差异来说，路径依赖很容易变成另一个黑箱。例如，每个经济体中企业规模的变化和它们带来的集聚重塑了城市单位的规模和数量。随着贸易成本下降和内部边界减少，市场区域之间的分割减少，市场区域变得更大。这反过来又使企业、集聚和城市变得更大。然而，历史似乎再次起到阻碍作用。在一体化之后的欧洲，这主要发生在生产同质化“商品”的产业，产品差异化较大的产业中则少得多（Midelfahrt-knarvik and Overman,2002;Midelfahrt-knarvik et al.,2002;Storper、Chen and De Paolis,2002）。如此一来，大多数城市经济学又回到了“摩擦”的论点：规模变化和城市系统的重新配置之间有沉没成本和某些类型的政治障碍，这导致了时间滞后。
此外，偏离这些最优城市系统会如何影响或是否影响一个国家及其各个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关于这一点还没有定论。如果只是不发达国家拥有超大规模的大城市，那是一回事。但事实并非如此。富裕的经济体有相当广泛的距离、分割和密度组合。目前，我们没有工具精确识别出与最有效的整体经济发展兼容的城市系统范围，虽然学者和顾问倡导区域政策时，常会断言说这是发展的方向。
城市系统与空间习惯
我建议用另外一种方式解释城市系统的广泛差异，它们是制度化的空间行为及其社会和政治反馈的结果。赫希曼（Hirschman,1970）为市场社会中的行为确定了三个选项：我们可以离开（退出）；我们可以留下来，通过发言或表达偏好（发声）尝试对事物施加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将第二条与让别人知道我们不会离开（忠诚）的策略相结合。在与地理相关的行为中，企业和个人的流动就是退出，而退出水平与忠诚度成反比，是发声的替代品。
退出是所有市场经济体的重要行为，具有强大的地理效应。它影响许多地方的要素流动和相互匹配。退出不仅仅是个人和企业的自发计算。有很多大规模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力量影响企业和个人的选择、过滤在城市之间（在区域间层面上）和城市内部（在社区或所在地之间的区域内层面上）的自我归类。我把这些力量命名为“空间习惯”，空间习惯对工资、生活成本、工作机会和收入分配等地理模式有重要影响。现在我将从两方面研究空间习惯。首先，我用一个十分引人瞩目的技术性例子说明它们对美国和欧洲的创新有什么不同的影响。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空间习惯在美国和欧盟的地理上造就了不同的创新地区。[1]美国的退出水平较高，导致美国对创新的投入比欧洲有更多远距离的地理组合和匹配，这影响了它们的整体创新水平。接下来，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会概括性地解释退出在美国发挥的作用，这是对著名的“边疆学说”（frontier thesis）的回顾。我将结合美国的一系列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果以及这些结果与欧洲相比存在的差异，探讨其中的地理过程。
创新的地域动力：欧美比较分析
欧盟和美国的特点是具有极为不同的生产和就业的经济地理分布。平均而言，欧洲的城市地区比美国的城市地区更多元化，反过来专业化程度也更高（Le Galès,2004）。与美国相比，欧洲的一个产业或产出部门（output sector）大体上以更小的集群分布在更大数量的地区。欧洲从贸易和要素流动高壁垒的悠久历史中继承的这种差异性，甚至在欧洲边界开放和货币一体化的情况下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Midelfahrtknarvik and Overman,2002;Storper、Chen and De Paolis,2002）。此外，与此模式一致的是，在欧洲各地区之间有更多的“空间互动”，这意味着在人口和投入等要素存量中，与美国各地区之间相比，欧洲各地区之间有更大比例的短期人口和投入流动。这可能反映了欧洲在地理上的封闭性，但重力模型表明，这不只是距离近的缘故。相比于美国，欧洲由于工作和产出在地理分布上更分散，更不专业化，所以区域间联系更多是用来匹配资本、劳动力和信息，而美国的这些匹配过程更多的是发生在区域内，而且各地区的自给自足程度更高。
尽管欧美的结构性发展（structural development）水平相似，但欧盟15国（即欧盟21世纪初接纳几个东欧国家之前的15个西欧成员国）拥有的科学创新远不如美国。从科学活动的角度看，按人口加权的科学出版物数量和引用数[按Dosi等人（2006）披露的OECD的数据]来说，欧盟15国和美国之间的科学产出差距是显而易见的，1997—2001年，美国每1 000人中有4.64种出版物，而欧盟15国为3.6种。如果按照文章的引用数（美国每1 000人为39.75篇，而欧盟15国为23.03篇），或按照引用最多的前1%的出版物中的占比（在这1%的出版物中，美国每1 000人占0.09，而欧盟15国占0.04）评估科技产出的影响，那么两者的差距甚至更大。如果考虑技术产出，以美国在三大专利族（patent families，美国—欧洲—日本）的专利总数中所占份额来衡量，美国的创新表现最好（2003年美国占36.4%而欧盟占30.3%）。[2]如果按这三大专利族人口加权计算，美国的专利强度比欧盟15国高47%，几乎是欧盟25国的2倍（OECD,2006）。基于各国出口的产品单位价值的各种具体衡量指标的世界技术等级综合指数仍旧表明，在高单位价格的产品中，美国占有的比例较高，而高单位价格可以被视为原始技术含量的代理变量（Kemeny,2009）。
既有的分析主要探讨两个大陆之间在重大的创新投入方面存在的差异。因此，投入创新活动的资源总量差异非常显著。2004年，欧盟25国在研发方面的支出占其GDP的1.9%（欧盟15国是1.95%）（Eurostat,2006a），而美国则占其GDP的2.6%（NSF,2006）。此外，这类支出的性质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这部分公共支出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私人企业的研发，或者说是欧盟相应数字的两倍。与欧盟相比，美国私营企业不仅受益于一个更大的公共基金份额，也在研发上投入了较高比例的内部资源。美国产业资助的研发支出占其GDP的1.9%（NSF,2006），但在欧盟只占其GDP约1%（Eurostat,2006a）。
第二，致力于研发的人力资源差距十分显著。2003年，欧盟每1 000人劳动力中的研究人员数量（全时当量）仅有5.4人，日本为10.1人，而美国为9人。欧盟与美国和日本的这一差距主要源于企业部门的研究人员不足（European Commission,2005，第6页）。美国在这个领域不仅存在数量优势也有质量优势，因为美国吸引并雇用了相当高比例的有重大影响力的研究人员；在14个科学领域内被引用最多的1 222个人当中，66%生活和工作在美国，而欧盟国家加在一起只有20%（Batty,2003）。2004年，欧盟25国所有20岁的人口中，只有34.1%接受了高等教育（欧元区为33.4%），相比之下，美国为46.2%（欧洲委员会，2005）。此外，美国的公共和私人教育投资也明显高于欧盟；2003年，欧盟高等教育的生均经费（公共和私人支出之和）只有美国的39.3%，欧元区也只有美国的41.1%。[3]
这两个大陆在管理发明、开发和利用新技术的制度与政策方面也有显著差异。“美国主要在1945—1950年奠定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那时）冷战的军备重整取代了战后的和平裁军”（Mowery,1998，第640页）。目前欧洲范围内还没有类似的体系，也就是说，还没有一个像美国那样可以补充和整合各国既有分权化的制度（Gregersen and Johnson,1997;Borrás,2004;Stein,2004）。美国的整合型创新体系（尽管是分权化的）主要是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大规模科研项目，由私营企业执行，并得到基础研究的支持。因此，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极为看重基础创新（Ergas,1987）。
此外，美国的反垄断和知识产权的监管体系，似乎为新技术的推广提供了有利的环境（Hart,2001）。[4]随着新兴产业中出现了新的市场机会，新的企业迅速成立，此种商业环境能更有效地调整经济的产业结构。在注重研发的产业中专业化程度较高，在全国市场上涌现的研发密集型中小企业（Smith,2007）既是美国在创新过程中具有应变能力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而支持这个创新过程的是美国根本上有别于欧洲的创新环境系统。相反，总体而言欧盟企业的创业文化历来都较弱，组织变革面临的阻力也更大（Delmas,2002）。获得风险投资（美国创新的主要资金来源）的障碍和欧洲劳动力市场的规则也是主要的制约，这往往导致人员配置模式和真正的技能需求之间不匹配，因为它们阻碍了应对技术和市场变化的人员重组。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创新表现有直接影响。除此之外，它们也导致两个大陆创新空间组织的不同模式。
以专利为代表的欧洲和美国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布，只集中在几个地区，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所有专利中的92%都授予城市地区的居民，但这些地区的人口数量只占美国总人口的约3/4，地理区域大约占美国大陆土地面积的20%”（Carlino、Chatterjee and Hunt,2001，第1页）。欧盟15国和美国大都市统计区（US MSAs）的记录显示，两个大陆的前100名最具创新性的地区占专利总数的总百分比基本相同，并且这两个大陆的前20名最具创新性的地区都占其专利总数的约70%。
集聚和密度影响各种经济过程。即使在控制了人力资本、高技术产业结构和大学研发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异之后，在美国（Carlino、Chatterjee and Hunt,2001;Sedgley and Elmslie,2004）和一些欧盟国家（例如，关于瑞典的情况，参见Andersson、Quigley and Wilhelmsson,2005）都因为集聚而增加了创新产出。安东尼奥·西科恩（Antonio Ciccone,2000，第214页）指出，欧洲国家的“集聚效应（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仅略低于美国，且不同国家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然而，密度并没有充分反映匹配和学习在地理分布上的潜在复杂性。匹配和学习是行为人迁移、发出信号并与其他行为人相匹配等许多方面的逻辑结果。这不仅意味着“身处”与其他行为人已有的邻近模式中，还涉及达到这样的密度和邻近程度的动态过程，以及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如何做出调整。这些调整指的是匹配和学习的流维度（flow dimensions）。分析各种要素如何作为一个动态过程进行迁移和匹配，可以补充有关密度、邻近和创新等层面的文献。
在这方面，即使具有同样密度的经济组织也会因为邻近地区不同程度的知识溢出，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接触到外部的知识流动。因此，对我们来说更有帮助的不是逐一考虑各种集聚，而是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其他地方的联系会更有帮助。在高密度集聚“核心”，对隐性和高度专业化知识的使用达到了最大化，但其中有些知识传播更广（Anselin、Varga andÁcs,2000;Varga,2000;Ács,2002;Sonn and Storper,2008;Bottazzi and Peri,2003;Greunz,2003;Crescenzi,2005;Moreno、Paci and Usai,2005b;Rodríguez-Pose and Crescenzi,2008）。这意味着，各个地区都受益于和其他创新地区的邻近关系。
集聚间的知识流动在两个大陆有所不同。与美国（其大都市区彼此距离较远）相比，欧盟高于平均人口密度的主要大都市区相对距离更近，缓解了有用知识因距离造成的衰减程度。因此，创新溢出与其起点的距离平均为200—300千米，而在美国则衰减了80—110千米。所以，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创新更本地化，与欧洲相比，一般更集中在比较大的集群中。而欧洲的集聚平均都比较小，这降低了其规模优势并减少了集聚内部匹配的重要性，但它们通过集聚之间的互动得到了部分补偿，因为与美国相比，这些集聚密度更大且彼此距离更近。美国的创新中心与欧洲的不同，它们更多依赖高度本地化的创新资源与很远距离关系的匹配；在欧洲，地方匹配较少，并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距离很近的中心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对整个大陆范围内知识与人员的交流没有那么依赖。
此外，集聚不仅仅是资源储备。人口流动有助于本地新知识的创造，提高其强度或改变其组合（Ottaviano and Peri,2006）。在最具创新的地方，伴随着技术前沿的演变，移民对知识的匹配、技能和能力进行更新。相反，集聚如果严格限制移民流入（可能是因为分工的原因），创新者可能会受益于传统的邻近关系，但发现新的技能和理念会比较困难。美国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程度比欧盟高得多，克劳斯·齐默曼（Klaus Zimmermann,1995,2005）、弗朗索瓦·万达姆（François Vandamme,2000）、帕特里克·普哈尼（Patrick Puhani,2001）和佩里（Peri,2005）从比较的视角对此做了广泛的研究，国外的移民流入方面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5]
如果历史、制度和政治力量大范围地抑制流动，就会阻止集群进行调整，以保持这两种类型的外部经济体最有效的组合，从而阻碍创新生产力。欧洲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不充分的经济一体化、各国之间技术能力的过剩、经济结构的整体复制，抑制了专业化。
虽然美国在创新水平上表现出区域间趋同的趋势，但这主要是由于南方的初始发展造成的。这是基于初始追赶过程的一次性事件。从长远看，美国的创新地理更多的是基于较小数量的高创新地区在地理上的集中，与欧洲的城市地区相比，这些地区专业化更强。与美国相比，欧洲的长远发展趋势是特定类型的行业在城市系统中的更多城市有更多共享，因为它的城市系统在其经济和人口发展中动荡较少，中型都市区在欧洲发挥的作用更大。
还不能确定的是究竟哪一种系统对长期创新和经济增长确实更好。如前所述，西科恩（2000）表明，两个大陆在集聚经济的水平方面没有明显不同。我的研究结果表明，集聚对新知识生产的贡献不仅要看集聚的水平，也必须从过程的角度理解。把地理看作一个过程，让我们对不同地区如何捕捉或发展新技术产生了新的问题。例如，如果欧洲因为其要素匹配太慢和受到限制，因而无法在关键的先发创新阶段建立一个大集群，它会放弃生物技术发展吗？相比之下，中国建立庞大集群的能力会使中国的创新发展比较小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更快吗？如果较小的国家集中发展较少数量的产品，并且每一种产品都能达到世界经济要求的规模，那么其集群规模受到的限制可以得到补偿吗？
空间习惯和社会政治的发展：美国的情况
让我们在更大范围内看一下空间习惯的影响。跨越地理空间的退出、流动和匹配有许多后果，其中一些是城市和区域格局本身，而有一些是其他领域的社会和政治发展。要想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可以对美国地理过程的四个主要方面进行研究：一、创建新城市、区域当局和政府的能力；二、企业和人员在区域间的迁移率；三、土地和土地发展在经济中的作用；四、地区之间的劳动力管理和工资的差异程度。美国地理过程的这四个方面反过来又对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果造成了影响。在下文中，我将探讨其中三个结果：技术活力（technological dynamism）、政治联合体和联盟的形成以及收入分配。
有创新精神的美国人：地理解读
对于19世纪中叶美国工业革命的起源以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巨大经济体的过程，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但是对于技术进步在其中的核心作用，大家却无异议（Mokyr,1991;Rosenberg,1982）。这一进步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美国一开始是一个不发达的农业经济体，但与其19世纪的竞争对手英国相比，它最终走上了更侧重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道路。而英国大多数行业的资本密集程度早已经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Allen,2009）。
“哈巴库克理论”（Habbakuk thesis,1962）的支持者认为，美国的劳动力稀缺导致非正常的高工资，刺激了美国资本的密集程度。但卡维尔·厄尔（Carville Earle,1992）从地理角度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在向资本密集型创新腾飞的过程中，因为农村地区和外国移民提供了剩余劳动力，美国的各个工业中心得到了充足的低工资劳动力。因为低工资补偿了异常高的资本成本，才使资本密集型发展道路成为可能。而反过来资本密集型技术通过得到赠地的大学在各地得到迅速传播，这些大学将联邦资金运用到当地经济中并刺激了各地间的竞争。
通过生产可更换零件这一突破性做法，即“美国体系”，美国发明并完善了集约化生产（Hounshell,1984）。美国地理是集约化生产的根本动力。为适应美国人对产品的需求，美国对制造业产品进行了重新设计，生产出比欧洲更快、更轻、更便宜的产品。美国的火车头必须满足长距离运输的要求；而美国的枪支不仅为休闲打猎的富人所造，还面向边境拓荒者的市场。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当这些产品出现故障时，往往在地理上距离可以修复故障的技工很远。将可替换的零件运到偏远的地方，由技能较差的技工安装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第一特性地理（first-nature geography，通常指自然地理）（自然特征）和广阔而遥远的边界影响着美国的技术活力。
新经济地理理论也表明，第二特性地理（second-nature geography，通常指人文地理），即社会创造的资源和人员在空间上的分布，影响着美国的创新。如果内部运输成本非常高，要想达到规模经济，地理上分布很广的市场可能就是劣势。但是，如果这些成本下降趋势足够明显，那么反过来的情况是：分布广的市场就会做大。最初的大市场是在基础设施技术方面，这些技术为克服距离（铁路），解决广泛而高效使用的农业机械需求问题，以及劳动力相对稀缺且相对同质化的空间等问题提供了手段。这样的创新一旦起主导作用，流动性就会增强，加强了偏好和实践的同质化，创造出“大”（bigness）的良性循环。这反过来又加强了面向标准化和规模经济的创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对美国来说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条件，在工业世界里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复制。
美国在20世纪不仅实现了许多根本性的技术突破，也使这些技术迅速通过增长过程实现标准化和大规模销售（Rosenberg,1982）。对相对同质化的美国经济和社会环境来说，集约化生产和销售自然很有吸引力，因为在地区之间，这么做的运输成本低，流动性水平高，高度分化的偏好和实践的作用微弱。这些优势在21世纪越来越不为美国独有，虽然最近的分销（沃尔玛）案例和高科技物品转化成大众消费品等，证明美国仍然具有将创新与大规模生产联系起来的强大能力。美国的地理规模及为应付和利用它而发展的地理过程，在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无疑对美国的技术活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空间、阶层权力与社会流动
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在美国创建新的群体并由当地政府机构为这些新社群赋权要相对容易。苏库·基姆和马克·劳（Sukkoo Kim,Marc Law,2012）表明，与实行集权制度的国家相比，在这个政治制度集权程度不强的新大陆国家，尤其是美国，即使控制了人口变化和自然地理特征，也会产生更多新城市和司法管辖地。我们并不知道建立城市和社群的这种容易程度是美国地理过程的一个原因还是其空间习惯的结果，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会带来后续非常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中强势集团的地理起源及其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都会影响国家的政治建构及政治权力的非正式网络建构。例如，以区域为基础的产业集团是欧洲工业化中强有力的行动主体，但往往阻碍了国家经济的一体化（Perroux,1950）。在某些国家，比如法国，政治权力被用于国家层面整合或调整这些产品集团（通过将其国有化的做法）。而在其他国家，比如意大利，却是地区精英在国家经济社会网络中占主导地位，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
与其他国家相比，以区域为基础、具有强大区域家族背景的经济精英在美国工业化进程中没有那么重要。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的各产业也出现在某些特定的地区。但在美国，各产业往往通过新精英的迁入建立起来。此外，尽管美国早就建成了成熟的工业经济，但是随着20世纪40—80年代西海岸许多新兴产业中心的崛起，还有现在南部和西南部某些大都市区的崛起，成为潜在的重大创新集群新中心，这种“新生效应”（greenfield effect）一直起着主导作用。美国对“区位机遇窗口”（即在新的地方建立新的重要产业的可能性）的利用比其他地方要多得多（Storper and Walker,1989;Scott and Storper,1987）。美国各大企业总部真的会从一个城市搬迁到另一个城市，例如，除了并购之外，世界上找不到跟波音公司一样会把总部迁到另一个城市的第二家大公司（波音公司几年前就从西雅图搬到了芝加哥），这在其他国家几乎闻所未闻。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地理过程会在新的地方更顺利地增添新的精英，虽然他们效忠的时间短，但忠诚度却未见得不足（Jaher,1984）。
在劳动规则和工作实践方面，美国是工业国家中的一个异类，因为与其他地方相比，这些方面在法律和职能上更分权、更分散。美国有一部全国性的劳动关系法，但允许各州在如何适用该法方面存在高度差异化。主要的分别在于美国既有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工厂所在的州（即在任何企业，只要大多数人接受工会，所有的工人就必须加入工会），也有提倡“工作权利”的州，也就是说，即使在某个企业工作的多数人对工会持赞成票，也不需要人人都加入工会或接受工会的合同条款。对于劳动法的贯彻执行，没有任何其他发达国家有如此大的地区差异，包括工作合同的详细规定、职业安全、最低工资和工作规则，都存在巨大差异。
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美国行业内的工资差距也比较大。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美国的面积太大，也反映出地区间生活费用存在差异，但生活成本的差异并不足以解释这个差距（OECD,2005）。地区间工人高水平流动带来了技能水平和各种职业差异，但即使在纠正了生活费用的差异后，也无法在这些范围内实现工资的均等化（见第二章）。因此，从过程角度看，美国存在两方面的矛盾：通过退出和流动机制，其大规模的全国劳动力市场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更一体化，但制度上较为分散，在工资和工作实践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些是内部边界长期制度化的方式。反过来，这一边界是通过基于地理位置的政治派系（即根据某个地区的主要产业利益进行政治竞争）表现出来的，这与其他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那些国家主要是国家各政党之间的竞争。
美国的地理过程也创造了机会。在美国向北美大陆扩张的整个过程中，通过土地开发、建筑、贸易、地方商业以及相对短暂地重建人为环境，地理上不断扩展的经济提供了许多与当地社群建设相关的非凡机遇。这些机遇存在于所有经济体中，但其方式与美国不同。部分原因仅仅是美国许多社群建设活动平均的监管水平要么低于其他富裕经济体，要么更为分权，因此各地区的差异更大。还有部分原因是，与更加固定的经济体相比，更大的空间流动使新的行为人团体更容易加入行动。土地开发及其相关活动已延伸至社会底层。地理流动为非精英群体的经济独立提供了源泉，给那些非经济精英提供了机会，并通过地方政治为抗衡老精英提供了权力基础。
大分类：生活方式
新社群的产生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如同生产流动和工艺技术之间的关系一样：它促进了新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的引入。这些新习惯最终被移植到古老的城市和社群之中，生活在罗马的所有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这与1940年发生在洛杉矶或2000年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等地的情况存在方式或速度方面的差异。
空间习惯，即流动性、位置、分类、过滤、连接和分离，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轨迹，每一代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经历着这些习惯。我在第十章曾提请大家注意把这些习惯看作行为人所处的情境，会影响他们获得的信息、遇到的符号、世界观的形成以及效仿的角色和人员。长期以来，甚至在富裕的发达国家，美国始终是领土空间里日常生活组织中的异类。在美国，功能（活动类型）和社会（种族、阶层，甚至年龄和生活方式）的空间划分相比其他发达国家会有更精细的调整。事实上，美国最近又再次与欧洲国家形成差别。在欧洲西部，大都市之间的收入持续趋同，教育、离婚、婴儿死亡率等指标也是如此。而在美国，自2000年以来，大都市间的收入逐渐分化，社会指标和政治态度也是如此（Bishop,2008）。这反映了基于技能、教育水平和收入的空间分类在这个新经济体中造成的影响（Moretti,2012）。
此外，与其他发达地区的人们相比，美国人日常生活的空间要求变化更快。克劳德·费希尔（Claude Fischer,2010，第97页）援引被视为当代托克维尔的塞缪尔·费雷尔（Samuel Ferrell）的观点，认为“也许美国人的性格中最显著的特点莫过于他们离开自己的旧住处、朋友和亲戚时表现出的无所谓。每一个人接受的教育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因此很少希望或需要他人给予任何特别的帮助。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很少超越普通熟人的情感关系，这方面的证据无处不在”。与其他类似的发达国家相比，美国人更迅速更彻底地被重组，进入新的地方和区域社群之中。只要有发展的地方就存在这种情况，但许多国家的退出水平较低，日常生活中的传统更多，因此各国在把空间用作社会和经济变化的物质基础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此，虽然当今世界各地纷纷效仿美国郊区，但是这种效仿进入人们日常生活和地理过程的方式与美国郊区不同，美国郊区在美国的发展过程和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记忆、不平等与再分配政治
各地的经历，即它们的“社会记忆”，受这些地方的人员流动性的影响。但并不局限于此，因为所有地方都会吸收和融纳新来的人。但美国的流动率和作为集体记忆（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准确还是不准确）守护者的集体制度比较薄弱，意味着近期经历的那些共同特征必定成为集体的基础。
激励持“美国例外论”的历史学家积极开展研究的问题之一便是：为什么美国从来没有社会主义（Laslett and Lipset,1984）。厄尔（Earle,1992）认为，19世纪的地理分化是造成（北方与南方）联盟内部分歧的关键，因而阻止了统一的国家联盟结构的出现，或国家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或政党基础的建立。关于20世纪地理流动性的作用可以补充这一观点：通过将人们重新组织成社群，它有效地消除了经济和政治进程中共同经历的集体记忆的一些基础。当然，人们有能力用其他方式理解这样的过程。但事实上，四处流动并与某个地方的关系很弱要求人们对具体地方没有形成长期直接体验的情况下，构建有关变化，如赢与输、公正和不公正的叙事。
这种地理过程很可能与美国是发达国家中的异类有关。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2004）运用社会关系理论解释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在社会福利再分配政策方面的差异。与美国相比，其他国家的公民更倾向于相信他们的社会地位会下降且需要帮助，因此，平均而言即使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密切，而在美国则是收入相同的阶层之间关系更密切。然而，我们找不到一个客观原因能解释这种主观亲和力的差异，因为每个美国人和欧洲人都一样有可能会经历向下的社会流动，而且在长期的平均代际向上流动性方面，两者不相上下。
然而，美国对赢家和输家的空间分类和过滤是一个例外，正如前文所述，因为它将高流动率与区域间和区域内的分类相结合，引起了更大的动荡和变化。这强化了认为命运不是由偶然或结构决定，而是由选择和战略决定的看法。
这种现象的另一面是美国人倾向于投入自愿的社群生活，创造他们自己的社群成员身份和记忆的源泉。在高度流动的情况下，美国人培养了非凡的融合技能。但就像我们可能会想到的那样，与人口流动或外流水平高的快速发展的社群相比，在比较稳定的地方，其社会资本水平持续较高（Putnam,2000），而各种社会弊病的水平却较低。费希尔（2010，第99页）写道：“‘契约主义’或‘盟约主义’是美国自愿主义的核心。人们通过加入团体签订这种隐性契约：我有留下或离开的自由，但只要置身其中我就要对团体效忠。”高水平的退出与加入，以及未来的退出选择，形成了这种主体间过程。
近几年政治科学家已经开始考虑美国政治变化的地理基础（Bartels,2008）。当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了1963年的《民权法案》时，他跟自己的助手说，他把南方拱手交给民主党已经有50年的时间了。当时，这对民主党来说并不构成致命的打击；但1963年以后，这就是致命的了，因为南方在人口方面的重要性已经大大提高。可能会有人认为数百万非南方人的到来会对南方传统的社会和经济保守主义的影响起到稀释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
南方保守主义，用政治术语来说，是富裕国家的另类。这可能是自我选择或空间过滤的结果，因为保守程度高于美国平均水平的人更有可能到南方去（Texas Politics,2011;Mayer,1993）。空间分类可能加强南方的保守主义；它还可能帮助在某些地区制造极端保守主义的孤立营地，如果没有空间分类，这些地区就应该更接近某些郊区及乡村周围的远郊社群的政治中心（Bishop,2008）。在其他发达国家，根本就没有这种现象。加利福尼亚沿海以及大西洋沿岸中部和新英格兰某些地区越来越强的社会自由主义似乎也有部分原因来自空间自我选择（Bartels,2008）。空间自我分类是因为寻找工作还是因为“政治便利”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但可以参见我在第二章中的探讨）；在美国，地理过程使这种分类在政治版图的迅速重塑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政治两极化的第二个可能原因也许是新来的人融入社群的方式。这些人所在的社会制度背景在美国极不平衡，举一些极端的例子，在旧金山有比较进步的社会团体，而在塔尔萨（Tulsa）更多的是福音派教会。这可能会使刚到旧金山的人更容易转为左派，而移居到塔尔萨的人在社会乘数（social multiplier）的地理影响过程中变成保守派。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当代美国的政治和社会两极化似乎存在于多重空间范围内，在这样一个流动性、人口交流和可靠的国家认同水平都很高的国家里，这是一个悖论。总体而言，费希尔（2010，第149页）断言，美国生活方式的变化天平（balance of changes）破坏了邻里的团结。分类（其他方面的经历，例如利用互联网传播信息、引进文化交流）也许会提高选择一种日常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因而选择各自过不同生活（也可能是通过其他方面的经历，如利用互联网上传我们的信息和文化接触）。费希尔（同上，第181页）的结论是，“美国人对于私有化和地域性、对小的自愿群体的偏好，使他们比较容易实现目标”。也许只有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社群替代另一个社群的人口过程才属于例外情况。例如，加利福尼亚的北奥兰治县（Orange County，洛杉矶的一个郊区）曾是美国政治上最保守的县之一，当这个县的大多数人口变成拉美裔时，它的政治变化就不是融入而是替代。但这只是分离主义当道的又一个例子而已。
一系列南方保守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蓬勃兴起，加上其人口增长，当然对国家政治有重大影响，使其向右倾斜而大大抵消了东北部和西部沿海以及在最大都市区总体上更自由的倾向。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腹地，与强大的行政联邦主义相结合，使整个美国领土上的客观经济和社会条件产生了差异。在类似的发达国家，没有证据显示在内陆地区作为一种政治和行政现象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即使在生活方式方面也没有这样的作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的南方，它的政治看起来会更像今天的欧洲国家。
边疆以许多客观实践和主观过程的形式存在。它既广泛又深入，并作为一个制度领域在许多具体的互动空间范围内不断得到重新定义和再造。它渗透了多种不同的空间选择和分类行为。它是社群形成、个人意义和社会记忆的基础。这些地理习惯以及它们塑造的地理过程，广泛影响了美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
作为退出产物的美国城市结构
许多城市经济学家和区域科学家都强调，塑造美国城市和空间组织的基本行为方式（作为效用最大化代理人的一个区位选择）并不独特。他们解释了美国城市化的具体模式主要是极低的交通成本、既往极低的人口密度、极便宜的土地和自然地理导致的结果。对于这些学者来说，美国城市系统只是一个相对不太密集，但在每个具有相同收入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会存在的相同的城市和活动分布。
但这是关于城市和城市系统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静态观点，没有把地理看作一个过程。这种标准的“结果”描述不能说明美国过程的例外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即使总体规模分布排名相似，美国城市的排名也有更大的波动。此外，美国城市内部的公共产品水平低于其他同样发达国家的城市。与这些国家相比，美国的财政分权水平较高，其发展的竞争比其他国家更激烈，更有力地放大了地方间经济成功的差距。成长或富裕的地方有能力在地方支出方面具有超过他人，因此再生而不是抵消比较优势变化带来的影响。
美国较低的公共产品水平并不完全源于整个国家或整个社会的偏好；而是部分带来源自赢家和输家地区之间的竞争，与衰落的地方相比，赢家地区受益于总收入的提高并能以较低的税率水平获得收入，其他地方就需要跟它们展开财政竞争。区际公共产品联盟仅限于能将成长和衰落的地方团结起来的联盟，这一现象大多发生在国家资助的基础设施领域。当涉及与衰落地区相关的具体情形后，城市改善、社会服务或经济调整援助时，这样的联盟就很少见。
这些地理过程的特征将其他实践和政策制度化。在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人口减少的城市地区通过外部再分配实现振兴。在美国，这样的城市地区主要靠自己负责应对其衰落情况，就像底特律市中心那样采取物理排空和拆毁其建筑物等极端方式。在其他国家，地理再分配和振兴（地方或区域政策）的经济影响往往受到高度质疑，因为他们发挥的作用往往只是将地方经济的行为人锁定在越来越没有吸引力的地方（Glaeser,2008）。如上所述，从某些地方退出，事实上可能是美国经济活力的一个基本要素，但它对人员和各个地方有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学的特定分配效应。
作为美国“社群”基础的社会融合在其他所有发达国家闻所未闻，在美国体验之外的非美国人看美国时很难理解这个矛盾的结果。使它成功运作的就是退出和流动过程，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921,1925,1932）在“边疆假说”中首次将其理论化。由此产生的人口模式、社会团体和经济活动具有高度的功能整合以及独一无二的统一民族认同组合，但存在异常不稳定、竞争异常激烈的地方社群。从美国地理过程发挥功能的方式，从它为分配政治、一般政治以及将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的国家“比喻”等方面产生的结果看，可以认为它具有独特性。
城市比表面看起来更重要
信念以主观方式表达出来的空间习惯中产生的地理过程，对空间组织（城市系统以及城市的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有可观察到的重要性，也被以政治选择的形式从客观上制度化了。我在本章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城市真的那么重要吗？现在我可以回答了。
城市可能不像有人声称的那样对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无可比拟的意义。城市里发生的大部分事情只是更广泛的分类、匹配和退出行为过程的结果。但城市的重要性不可低估；以城市作为其媒介和表现形式的空间习惯，确实对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非常重要。因此，传统的城市研究方法往往低估了城市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1] 本案例的研究基于Crescenzi、Rodríguez-Pose and Storper（2007），并做了大量删节和某些修改。我要感谢我的这两位合作者同意我在这里使用这份材料。
[2] “当且仅当在欧洲专利局（EPO）、日本专利办公室（JPO）申请并注册的专利，且被授予美国专利和商标局（USPTO）授予专利”的，才属于三大专利家族成员（Eurostat,2006a;2006b，第6页）。专利家族应该通过抑制本国优势来提高国际可比性。
[3] 或者基于全时当量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为欧盟25国的8 049.5欧元以及欧元区的8 422.6欧元对美国的20 487欧元。
[4] 但是人们对1982年专利制度改革的影响存在争议（参见Jaffe and Lerner,2004）。
[5] Zimmermann（2005，第448页）指出，欧盟说明了“一个分裂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低技能人员大量失业，同时又缺乏高技能的工人。这种灵活的高技能工人的缺乏和老龄化过程导致劳动力缺乏流动和欧洲硬化症，阻碍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使经济陷入无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