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城市经济的发动机：专业化

就业地理

世界上很多著名的城市地区都有其标志性产业：纽约、香港、伦敦以金融业著称；洛杉矶靠娱乐出名；旧金山则是信息技术；休斯敦盛产石油设备；米兰的时装举世闻名；纳什维尔乡村音乐众所周知。今天分散在各地的制造业，在19世纪曾经特别集中在某些城市的集群中（Scranton,1983;Krugman,2011）。一些较小而不太知名的城市现在仍然如此。包装机械在博洛尼亚集中生产，斯图加特专注从事机械工程，但总的来说，制造业已经在各地广泛分布。如今，在发达国家，城市专注于服务业部门：高科技、医疗保健和医疗器械、软件、物流和金融（Fujita and Thisse,2009;Krugman,2011）。

专业化有时很难用肉眼识别。原因之一在于，一些城市产业呈多样性特点，而不是单一的标志性集群。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大城市，如墨西哥城、圣保罗、广州或上海，均汇集了多种不同产业，因此经常被描述为“多元化”而非专业化。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城市系统提供给工业集群发展的其他地点比较少，结果大量生产活动涌入这些数量有限的地点。在发达国家，鉴于经济活动能够在很多可以提供基本生产条件（基础设施和市场准入）的不同城市地区间做出选择，城市地区的经济基础便渐渐缩小了。即使这样，一些城市的经济发展仍然是多样化的。例如，洛杉矶地区包含几个领域的大型集群：娱乐业、航空航天、抵押贷款、物流和轻工业。然而这种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一种错觉，认为在像洛杉矶这样的巨大区域中，每一个集群都会比那些较小区域经济中的集群规模更大，即使在较小区域中的集群占有大得多的经济份额。

许多经济上成功的地区和城市也并非具有鲜明的强大产业集群。相反，这些地方将大量功能相似的工作集中到一起，但并不限于单一的或相关的产业。例如，美国南部的许多城市都有制造业岗位，其相似之处在于所做工作的类型（比如装配），而不是产品的类型。现在，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具有“功能专业化”岗位。例如，广州专门从事组装；班加罗尔专营在线客服。

这两类情况总结了大量我们知道的关于贸易产业的就业地理：这些地方要么是多种产业（或是经济活动的“区域”）集中或集聚在一起，要么是选择的地理位置适合各种类型的工作，将其不同功能或阶段分散出去。还有第三种情况，经济活动可能是“待开发”状态，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属于任何集群，而是独立于其他大多数贸易产业。于是城市地区的经济就被诸如住房建设、理发、超市等顺应当地需求的非贸易产业填补。在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地方越来越依赖可贸易的（进口）投入品，所以贸易和非贸易活动之间的区别很模糊，界限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城市地区的经济动力是贸易行业，它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将劳动力和收入锚定在一个特定地点，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内市场。在任何时候，无论当地服务业可能看起来多么强大，如果贸易岗位消失，服务业就一定会衰退，正如众所周知的底特律等城市一样。贸易产业是经济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实现方式。某些产业不具备贸易流通性，主要是因为这些产业的位置必须紧邻市场，这通常意味着有些经济活动中的劳动力投入很难被挤出（如理发、医疗和餐饮），而花费在这些活动上的收入，是来自生产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的收益，还有向其他地区出售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收益。即使流通终端的非贸易经济活动（比如沃尔玛卖场）也是通过将可贸易技术（物流信息技术）与其出售的可贸易产品（其全球供应链）相结合来获取大部分生产率的提高。这个逻辑也有些例外，例如，在一些退休人员比例较高的城市地区，这部分人的生活依赖于他们的收入，或在某些国家的某些地区，其居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资助的收入再分配和服务业。但是，如果仔细思考一下就会知道，这种经济其实就是贸易的结果，在这个例子中，收入来源于原来在其他地区工作的人员，他们退休后将自己的收入带到这个城市地区进行娱乐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讲，位于佛罗里达州或西班牙阳光海岸（Costa del Sol）的“国内市场”都是由于其他地区的收入在本地消费而产生的。

就业地点有两个主要维度。一是经济中各行业的基本地理结构。简单地说，各行业要么集中要么分散。二是在涉及复杂生产链的产业，可能表现出这两个模式的不同组合。这里我重点介绍地理经济学家最近在解释就业的集中和扩散及其对城市和地区发展模式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最近的主要成果被称为新经济地理学（NEG），这是本书需要思考的空间经济学的第二大分支。新经济地理学在解释空间集聚与产业扩散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就业岗位、人员和公司的聚集方式等方面也做出了探索。

产业为什么集中？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要素

新经济地理学源自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91a）的开创性论文，以及相关模型对其研究的扩展（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1999），新经济地理学基于并应用于贸易理论和国际发展（Krugman and Venables,1995）。这些研究人员想知道为什么基本特征（比较优势）相似的国家之间会有如此多的贸易往来。答案是，在那些基本特征（如劳动力和资本、知识、交通条件等的类型与价格）相似的地方，如果其行业或企业具备规模经济，它们之间就可以进行高效的专业化生产，并在彼此之间开展贸易。比如在少数地区集中生产就会比分散生产成本更低。如果这种集中生产的成本比远距离运送产品到市场产生的运输或贸易成本更低，那么专业化和集聚就会产生贸易（Krugman,1991b;Fujita and Thisse,2002）。

基于这个初始的洞见，大量其他的观点也加入新经济地理学这个基本的模型中。例如规模经济可能存在于企业或生产单位内部，也可能存在于其“外部”。对于后者，相关的规模是指一组相互关联的企业或行业形成的全部产业链。每家企业经营的规模可能都比它独自经营时更大，因为产业链内密集的贸易让工作任务的共享更高效，减少了每家企业的停工时间。此外，如果产业链内的任务分配涉及的贸易成本相对较高（指中间贸易或企业之间的贸易），这些企业往往会形成空间上的集中，形成聚集或集群。尤其当企业之间的贸易成本高于其产品到达最终市场所需的成本时，更是会形成集群。

相似的发达经济体之间开展贸易的另一个根本原因是产品的多样化或差异化：当一个市场存在很多不同的产品类别时，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就会缩减，但是如果这些种类集中在某些大企业或集群中，而每一种产品都输送到更大的市场，那么整个体系就可以将效率与产品种类相结合。这种收益的关键是扩大市场的规模。各地区要在不同种类产品上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开展贸易，而不是许多地区都以小规模生产各种不同产品，或者在那些因高贸易成本分而治之的市场中以小规模生产各种产品。例如，通过这种方式，法国可以生产标致汽车卖给欧洲的邻国，并结合所有需求，生产多种型号的标致车，生产每一辆车的效率都会很高，而德国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卖出不同型号的大众汽车。然而，在贸易中为了实现这一点，贸易成本必须足够低，从而不会抵消因为把生产集中到更大、距离更远的生产商而产生的收益。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向我们展示了正在发生的交通和电信革命如何通过地理专业化反哺经济发展。

新经济地理学是思考城市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它的另一个特点是：不论是作为大企业还是一个集群中的许多有外部联系的企业，生产的集中都不依赖自然资源的不均衡分布、气候或靠近海岸和河流。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贸易都依赖于自然特征，如邻近水路，因此这些自然特征决定了城市化的模式。但是现在，几乎在任何我们喜欢的地方都有可能创建良好的运输链。因此自然因素不再是城市区位选择或达到一定规模的主要原因。

那么，如果我们可以在许多地方创造充分的运输条件，那为什么还会有城市呢？答案之一就是所有城市经济学的第一堂课：即使这些城市不一定邻近海岸和河流，也还是要有集中的交通枢纽和大量的地方基础设施，从而服务于企业和家庭。这些“城市化经济体”的重要性一如既往，只是它们的地理位置对自然因素的依赖不如以前。

新经济地理学为我们理解城市的存在增加了第二个主要因素。即便现在的运输服务如此廉价和充足，大量同业企业或关联紧密的产业有时仍会集聚在一起。当然，也有一些产业不再聚集在一起，这反映在全世界范围内企业的投入品采购（外包）上。但是对于聚集在一起的产业，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只要一些中间贸易成本是正相关的，供应商集中在买家所在地附近就有其合理性。工人们随着工作岗位迁移到大企业及产业集群所在地，反过来企业为了利用集中在这些地方的消费市场，便会跟随工人而来，于是城市会在这个自然循环的过程中顺势崛起，如此周而复始。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工作和人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的回答是：它们互为“鸡”和“蛋”，一旦某些因素开始出现，哪怕是偶然的，就会引发上述自然循环（一些人去了某个地方，各企业紧随而去，于是越发展规模越大；或反过来，某家公司先发展壮大，吸引了许多员工，然后更多公司跟随而来）。是什么引发了这一系列因果关系？新经济地理学认为这个问题无从知晓，但是对于一旦该系统向某个方向倾斜将会产生什么结果（Martin and Ottaviano,1999），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微观模型。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为“内生核心外围模型”，因为企业、工作岗位及人员的集中不依赖于自然。工人寻找企业提供的工作岗位和收入，同时也寻求各种消费机会和较低的价格。一系列自我强化式的集中（即城市化）都源于这些行为。

虽然这些主要见解大部分早有人提出过，但它们仍然是很重要的成就。以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1958）、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957）、塞尔索·弗塔多（Celso Furtado,1959）和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1950）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前辈，还有其他重要的思想家如弗朗索瓦·佩鲁（Franɕois Perroux,1950）等人认为，经济发展是循环和累积的，因此各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富裕国家推动这个循环的市场规模更大，吸引更多的生产以服务本国需求，由此产生的收入又将进一步扩展其市场。这正是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的富裕或大城市区域的本地市场在产生核心外围模型中发挥的作用（Melitz and Ottaviano,2008）。这些观点与认为城市聚集是城市经济发展基础的学者持有的观点一致（Pred,1977;Hall,1998）。但是，这些早期思想家没有把他们的见解置于一个考虑了贸易成本和各开放经济之间关系的框架中，因此缺乏微观基础。新经济地理学不仅让我们明白了经济发展是怎样循环和累积的，也让我们看到了贸易成本下降如何使经济活动远离城市或核心区域，打破或至少改变核心外围的动态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经济地理学是一个根本性的飞跃，因为它开辟了多种渠道，使我们能更准确地了解贸易成本、产品品种和规模之间以动态变化的方式相互作用。

新经济地理学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将它提出的关于产业和就业的理论应用于所有的城市和地区。这是社会科学中经典的加总问题：城市和地区包含了许多不同的产业和部门。我们能否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工具箱从产业到地方构建出一个大致的发展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与发展：空间集聚的起源

为了思考上述问题，我们需要深入研究新经济地理学的详细内容。那些更关心广义论述，对专业性细节不太感兴趣的读者可能想略过这一部分。新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模型就是我们熟知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模型（Dixit-Stiglitz-Krugman，以下简称DSK模型）。它结合了当代经济的三个重要的现实特征，即劳动力流动、产品种类与企业规模经济。DSK模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它在分析上无解。规模、品种和贸易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模型可以通过模拟创建，这就意味着，这些因素的设定必须由作者自创（Fujita and Thisse,2009）。[1]由此引发人们批评新地理经济学只是对世界的一种猜测，虽然这在确定空间行为的基本原因方面是有用的，却不能用来弄清楚它们如何塑造现实世界的发展模式。

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另一个批评是它关于跨空间贸易成本的观点。它使用的是“冰山”贸易成本假设，认为一部分商品的价值在运输中“融化”了，它通常为距离的函数。然而，对于许多商品和服务来说，实际的贸易成本可能与此有很大不同，比如距离函数是非线性的，因此会起伏（“全部或者什么都没有”）。另一个技术上的批评是，现实世界中有很多重叠的灰色竞争地带，市场的划分不可能界限分明。最后，与之前的第一条批评一致，只有当分析师对不同产品的可替代性做出假设时，模型才能起作用，因为这决定了一个地区可以形成多少集群，以及每个集群彼此距离多远。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巨大的风险：模拟结果可能对各城市和地区系统中的工作岗位模式做出不切实际的预测，或者该模型会被轻易窜改以便接近现实，因此有可能导致无法洞察因果层次或序列。

DSK模型对于引起空间集聚的行为有着严格的观点。DSK模型和经典的“廖氏”（Loschian）中心地区模型都描述了作为层级市场的空间经济，而这些商品市场因品种和规模而不同。DSK模型加入了劳动力流动作为动态力量，而国内市场的规模因核心区域的确定则是内生性的。激发这种决定因素的行为是工人对消费者效用的追求。其原因是农业工人通过追随产品多样化和低廉的价格（企业规模经济的结果）获得效用。然后，大量企业随之涌入，产生空间聚集，从而释放更多的规模经济，接着是“滚雪球”般相互强化的过程。就此而言，DSK模型无法解释穆特（Muth,1971）提出的人和工作岗位哪个是“鸡”哪个是“蛋”的问题。就像前一章中探讨的新古典城市经济学的方法一样，一旦工作岗位和人的雪球开始滚动，其余的动态就是可以用工作岗位和人的空间互动形式构建成一个双向因果关系模型。这种互动本身是由复杂的贸易成本和规模经济的弹性决定，带来大量可能的稳定模式和不稳定状态，其中的不稳定状态可能会因为低贸易成本得到增强（Baldwin and Forslid,1997）。

在这类分析中，与新古典城市经济学对应的是，工作岗位、产业和消费者的地点成为一个永无休止地在边际刀锋权衡的过程。追随这场讨论的专业人员或许会对此感到矛盾，因为规模经济作为理论上的关键动力是起伏的。它们的变化不是边际或递增式的，而是不间断地在不同水平上跳跃。用模型表示，就是假设总体上存在足够的产品种类和规模，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好像”影响某些特定行业或细分市场竞争的规模经济实际上不是剧烈波动的，不会产生任何重要的垄断效应，甚至连局部的影响都不会有。产业经济学家不辞辛苦地向人们说明这种影响是很小的；但是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空间经济学家想从两方面进行论述：一方面行业存在垄断竞争，但是另一方面在实际的地理空间中，不存在严重的波动和垄断效应。我在前一章提出的证据表明，反映在实际工资中的城市发展确实是起伏不定的。在目前的研究阶段，这是还没有人能解决的一个专业问题，但它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是第四章关注的核心问题。

新经济地理学深入探讨了贸易产业和本地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对地区经济发展的积累产生的影响。在劳动力与区域经济学中，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就业“乘数”问题。如前文所述，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外围模型不仅是具有规模经济的企业和寻求就业机会的工人的共同作用，也是作为消费者的工人与那些在作为中心市场的大城市中提供更廉价和更多样化产品的供应商的共同作用，后者被称为“母市场效应”。核心外围模型认为产品种类往往会聚集在一起；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可以支持更多的产品品种，因为生产同类产品的各生产单位规模都比较大。这个结论的问题是，它与新经济地理学的另一个结论相悖，即不同品种的产品可以通过长途运输（交叉运输）彼此进入遥远的对方市场。在常规的大规模制造业中母市场效应不复存在。[2]这些制造品无论处于中间环节还是处于末端，在几乎所有的产品品种层次上其贸易成本（在发达国家）都很低，所以不会同时挤入相同的地点。发展中国家除外，因为那里的初级城市化服务仍然处于稀缺状态。

当代母市场效应的实例不在服务业和制造业内，而在末端的零售业，特别是个人和消费者服务。纽约专门从事金融服务，因为它的中间生产商集聚在一起，为高度集中的银行和经纪公司提供服务，但是经纪公司并不集中在纽约，因为其从业人员众多；它们是金融服务的可贸易端，而且有远距离市场。然而，对于零售银行业务来说，纽约跟其他任何地方并无区别。基于这些原因，母市场效应的实证研究仍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Behrens et al.,2004;Redding,2010;cf.Ciccone and Hall,1996;Head and Mayer,2004）。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新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为什么纽约这座城市如此之大。

这并不是说母市场的地理不重要。但是关于母市场发挥的作用，新经济地理学很可能并没有论及。它过于注重制造与销售中规模/品种的相互影响，而没有足够重视当今在发达国家为城市经济提供非贸易活动的多元化服务业。个人服务、建筑以及其他劳动密集型活动的需求结构相对于当代城市经济中可贸易部门产生的收入的弹性很大。这里所说的需求问题是，需求并不能通过本地市场的规模使单位成本下降，而是提供带有成本病（劳动密集型）的商品和服务，其中的成本与在区域经济中获得的收入成正比。这是如今大部分母市场的运行方式。因此，我们需要更新乘数效应模型，因为新经济地理学的母市场模型没能解释城市的发展。

集群内部发生的事情：共享、匹配以及学习

与其在解释空间集聚、城市规模和乘数效应时遇到的问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经济地理学对于某些特定产业的空间组织，尤其是对贸易成本的理论化说明和测算、对集聚与贸易模式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4;Head and Mayer,2004;Rosenthal and Strange,2001）。吉勒斯·杜兰顿和迭戈·普加（Gilles Duranton and Diego Puga,2004）在他们的“共享、匹配和学习”的概念中巧妙地描述了空间集聚的主要原因。

我们了解最多的是共享，尤其是贸易成本对投入-产出系统内的聚集程度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中共享（中间品的本地贸易）并不是聚集的主要来源（Puga,2010）。[3]与此相反，在发展中经济体，其本地的投入-产出共享仍然很重要，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基础设施体系不成熟，使贸易成本仍然高到足以将供应商集中在一起。

在“食物链顶端”的经济活动中，即华尔街、硅谷和好莱坞等，本地投入的共享水平可能相当高，因为远程共享很昂贵，而且很复杂。这些活动的产品种类很多，专业化程度和市场不确定性很高，从而提高了中间品的贸易成本。然而，因为这些产业的重量-价值比不高，所以人们仍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多高的贸易成本才能导致集聚？我想到了两个来源。第一，不确定性使知识很难稳定和规范化，因为这么做的固定成本太高。第二，因为产品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抑制了纵向一体化（Baumgartner,1988），这些产业都有复杂的劳动分工，因此需要使用大量不同的工具来协调这些复杂的劳动分工。这些工具包括大量涉及知识共享的谈判和合同，以及许多非正式的协议和“提示”。这些系统越不正规，它们就越倾向于在行为人的地理集中网络里本地化（Granovetter,1995）。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提的一个问题是共享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家兜了一圈又回到地理学家和经济社会学家很久以前对空间集群的性质提出的观点上。正是通过大量的面对面接触支撑的人际关系以及其中的“非贸易相互依存”，才是把它们集聚在各地并将它们彼此黏结起来的高成本黏合剂（Storper,1995;Storper and Venables,2004）。在贸易理论中也有这种观点，认为不完备合同（复杂关系的结果）会限制远程贸易（Antràs,2003），而人际关系技能是非常规的且回报很高（Levy and Murnane,2005）。

杜兰顿和普加（2004）认为，在空间上集聚的产业的第二个特征是人与岗位的匹配。未来产品和工艺流程高度不确定的产业无法熨平其产出水平。因此，在经济出现下行趋势时，这些产业需要避免囤积劳动力，而在经济处于上升期时，又可以迅速获得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力。在这些不稳定的市场中，工人必须能够顺利地在工作间转换，将其高度专业化的技能与雇主的需求重新匹配。要在不囤积劳动力的情况下解决匹配问题，就要有大量的雇主和工人储备（Jayet,1983）。[4]

是大批专业人才储备吸引了大批分散但相互关联的企业，还是企业集聚后带来自己的劳动力储备？这个问题又回到工作岗位和人哪个是“鸡”哪个是“蛋”的问题上。在思考城市结构的缘起和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时，我们需要考虑起源问题。美国许多州都曾经试图诱使好莱坞脱离洛杉矶，它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也提供了很多电影拍摄地，但并没有从洛杉矶吸引走那些电影公司的大本营和为娱乐业提供专业服务的从业者。这是因为在该行业寻求高收益的人留在洛杉矶，通过他们错综复杂的网络和人际关系获得新的工作。这些人不会自发地迁移到奥兰多或是其他任何试图发展电影业的城市。

首先，专业化的劳动力储备是如何去到他们最初去的地方的？以好莱坞为例，20世纪初，由于一些剧团经理人到洛杉矶从事新的电影技术工作，基于百老汇和歌舞杂耍的纽约原有娱乐业，遭到了极大的组织性破坏（Scott,2005）。最初，这些电影企业带到洛杉矶的是一些关键人物。从那时开始，随着很多电影厂的出现且数量倍增，从业人员流入好莱坞，好莱坞就这样建立起了自己的人才储备。再看另一个例子，纽约作为银行业和大公司总部集聚地的历史由来已久，当前的纽约金融服务业就是通过启用该城市这方面的人才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但是人们生活在那里的原因是他们在那里工作，而他们之所以有工作是因为有很多企业在那里。

至于杜兰顿和普加提出的最后一点，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集群是技术学习和本地化知识溢出的场所（Jaffe and Trajtenberg,2002;Feldman,1994,2003）。这个长期以来的主题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919）“产业的秘密……悬而未决”的著名言论而为人所知，并被引用到城市经济学中。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即使在一个技术和创意全球流动的世界里，专业化的各地方经济仍有创新者群体汇集，这正是某些集群持续存在的一个关键原因。但引发这些人形成空间集聚的原因是什么？城市经济学中基于代理人的模型认为，从业者为了互动交流而聚集在一起，从而解释了某些地方高工资的原因。但经过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一模型恰恰是对这些技能人才确实聚集在一起的这一总体观察的倒退。它仍然回答不了我在第二章探讨过的是工作向人迁移还是人向工作迁移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总之，新经济地理学告诉了我们空间集群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它们如此高效的原因。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经济的创新及前沿领域）强化了共享、匹配和学习的本地化需求。然而，我们还远远不能针对具体集群的形成顺序、启动集群的初始事件，以及对集群的精确位置进行建模或预测。而集群位置恰恰是形成特写模式的赢家地区和输家地区的原因，也是导致城市系统内部动荡以及具体的不平衡经济发展模式的原因。因此，城市和地区发展领域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专业化的起源问题，我将在第六章再探讨这一问题。

工作岗位的分散：新的中心和外围地区

产业空间行为的另一个方面是它的分散性。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分散形式。第一种，各行业通过把一些生产环节分散到外围地区，从而将常规化（降低技术含量）、低贸易成本以及提高规模经济结合起来。第二种，在之前的外围地区形成新的集聚，容纳那些分散在世界范围内的成熟活动，但是通过在欠发达地区的再聚合来完成。成熟的制造业离开发达国家，并在这个过程中使新兴经济体形成新的大工业城市，就是这种情况，美国阳光地带早期的许多城市发展就是如此。

最近大规模的分散就是制造业的全球化。20世纪下半叶，制造品的贸易成本下降（Glaeser and Kohlhase,2003）使制造业的全球化成为可能。因此，生产系统不断将自己拆分到不同地区（Baldwin,2006）。20世纪40年代，美国原材料加工产业南迁；截至20世纪50年代，东北部和中西部机械工程的核心产业开始向南部和西部迁移；截至90年代，已经全部搬迁到沿海地带。甚至硅谷和华尔街现今也大多是为远程生产系统的最终产出提供智囊服务的，即成为它们的概念、设计及创新中心。

产品周期模型为这个发展顺序提供了程式化描述（Norton and Rees,1979）。在这些模型中，技术成熟度会逆转形成集聚的各种力量，使生产单位的范围和规模增大，并降低中间贸易量和单位成本，这反过来又使解聚成为可能。产品周期模型是对这种动态的简单化、程式化的描述。规模和范围不总是按量从小到大的排序朝一个方向发展。技术和市场结构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改变，涉及的产品种类有时较多，有时则较少。贸易成本（物流或管理）的基础技术变革与创新速度，在不同产业之间也不尽相同。因此，生产的路径或生命周期以及生产的空间组织多种多样。就此而言，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指导，直接观察中间贸易成本是理解产业地理变化的一种改进的方式。但是，贸易成本并不是根本原因。产品和生产技术的变革定义了实现规模和范围的机遇，这反过来又形成了将生产链分割成不同环节的基本动态。于是贸易成本决定了生产链每个环节之间的空间距离。

具体产业（产品类型及其相关的具体贸易成本和市场位置）的解聚“地点”有所不同。企业寻求更便宜的土地，不仅因为它们与创新环境的共存不再受制于集聚经济，还因为随着技术的常规化，生产规模的提升使生产的土地密集性更高。同时，（因为提高了规模和标准化）降低了中间贸易和最终贸易的成本，从而为找到土地更便宜的地点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5]这使企业能够寻求更廉价、技能更低的劳动力。比如，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美国就连续出现了从霜冻地带到阳光地带的搬迁浪潮。在这种由解聚驱动的发展中，最初，是工作岗位向人靠拢。

在某些情况下，不管是通过城乡区域内迁移，还是区域间远距离迁移，生产的解聚均可能导致接收地区的人口变化。如果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和人口迁入，当地发展的“雪球”就会开始滚动。源自产业集聚的工作岗位分散可能会使欠发达地区的新工作岗位开始集中。美国阳光地带大都市区的情况似乎就是如此，只是那些经济体的结构与纽约等许多地方仍然大不相同。这里再次重申，如果我们将变化视为一系列事件，则变化的初始原因是工作岗位的迁移，而这一系列事件本身是由内部贸易成本、产业规模以及范围动态决定的。因果关系的方向最终是双向的，但看起来比例不同。

如上所述，“通过分散而聚集”的形式实现产业分散的另一个重要的当代实例是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主要制造业城市的发展。这些制造业集群并非基于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而是基于多个产业内的许多企业从事专业化生产，并为彼此从事相似的任务，如装配。产生这些主要制造业集群的根源是这些产业部门的演变，即它们可以在远离最终市场的地方建厂，也可以在距离初级（原）材料和生产中间投入品较远的地方选址。所以，从世界范围看，它们处于产品周期的解聚阶段。但从地方层面内，发展中的东亚地区只有少数城市中心才能提供高效的初级城市化服务，因此这些产业都在那里聚集。

从表面看，这跟19世纪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一些城市的某些制造业集聚十分相像。然而，仔细研究就会发现，那些位于广州和深圳的产业处于产品周期的成熟阶段，并以出口为导向，并不像19世纪英国和美国的同类产业，它们的创新程度很高且远没有达到技术上的成熟。因此，虽然大家普遍把现在的广州叫作“21世纪的曼彻斯特”，但这种类比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19世纪的曼彻斯特更像今天的硅谷，而亚利桑那的菲尼克斯或亚拉巴马的伯明翰，它们扮演的角色才更接近于广州。

无论如何，如今发展中国家通过城市化带来的解聚与全球范围内创新活动的集聚相互结合，推动了强大的城市化新浪潮。

基于创新的集聚

随重大创新而来的区域性共享、匹配和学习会在什么地方出现？新技术开启了“区位机会窗口”，在这里，原有地区的共享、匹配和学习过程可能无法再为它们提供超越新地点的决定性生产率优势（Scott and Storper,1987）。这种情况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半导体产业的初期，它脱离了通信企业在美国东北部的大本营，并最终锁定硅谷。

当先发集聚（first-mover agglomeration）产生时，它们有时能够通过前面提到的区位机会窗口，在现有城市体系的重要城市之外，建立起新的城市产业中心。20世纪加利福尼亚的发展就是一个在未开发地区或偏远城市创立先发产业集聚的例子。当时，虽然加利福尼亚州的两大核心都市区（洛杉矶和旧金山）进入了美国城市系统，但仍然处于核心区域以外。然而，重要的新创新中心也可能在比较老的都市区创建，比如城市经济复苏浪潮中的波士顿、巴黎和伦敦等，1990年以来西方国家被淘汰的许多老牌城市出现的这一复苏浪潮一直备受关注。因此本地学习可以不断地“重新播种”集聚的过程，因为它用较高的中间贸易成本重建了经济活动（新产品或持续改进的产品常常涉及实质上很复杂的知识或波动的市场）。“雪球效应”不像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的那样通过吸引消费者来启动，而是源自“苗圃效应”，即随着成立充满活力的新企业或现有企业致力于本地学习，经济质量随之提高。杜兰顿和普加（2001）将新产品创造与以本地学习为中心的“苗圃城市”相结合，改进了产品周期模型。但杜兰顿（2007）认为，从“苗圃城市”向其他地区的创新扩散存在着不同的时间差。另一个关于创新和产品多样性之间联系的更微妙的观点，建立在吉恩·格罗斯曼和埃尔赫南·赫尔普曼（Gene 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1991）的质量阶梯概念的基础上，并加入了一个价格阶梯，对建模十分有用。

一些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运用贸易成本模型实验推导此类集聚中心的形成，其中一些模型可以预测巨大的新中心（“黑洞”）（Thisse,2010）。通过结合劳动力流动，它们还引人入胜地说明了空间经济发展模式的临界点与不稳定性等动态可能性。这些模型展现贸易成本和区位结果的不同范围，因此极具启发性，但它们没有考虑本地共享、匹配和学习需求的初始来源。

理查德·鲍德温和菲利普·马丁（Richard Baldwin and Philippe Martin,2004）借助创新行业的空间分布方法，也对创新、学习与韧性之间的联系做出了贡献。但是，如我在上文中讲的那样，真正的动态问题并不是现有创新行业的分配，而是不断自我创造和再生的动力，这本身既涉及本地互动，也涉及远距离的要素流动及吸收。为了便于操作，鲍德温和马丁将内生增长转化为投资（资本积累）的函数，从而回到了缪尔达尔（Myrdal,1957）最初的灵感。但如果投资不与创新挂钩，而停留在产品质量阶梯的顶层，仅仅通过投资就不足以确保动态优势，许多老工业区对这一点可谓十分清楚。

正如我们看到的，新经济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在集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集聚和解聚的时空动态是城市系统扩张和重组的基础。虽仍然无法准确定位赢家和输家地区，但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系统动力学意识。

城市系统

城市系统的重大变革是30~40年递增变化的结果。因此，在普通公民的眼中或头脑中不是那么一目了然。我们从三个主要的变化过程进行探讨。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建立它们的城市系统。最显著的例子是近几十年的中国，其人口、经济活动和收入都涌到了沿海地区，随着经济的增长，现在人口、经济活动和收入正在“向西推进”，与19世纪末的美国经济发展十分相似。第二个例子是向美国阳光地带的迁移，轰轰烈烈始于20世纪40年代并一直持续到今天，美国的人口和企业流动性很大，而且容许城市之间相互竞争，对此人们已经司空见惯。第三个例子是受到人口变化缓慢和大陆一体化双进程影响的欧洲老牌城市系统，其特点是中等规模城市占据的比例很高，它们的政治重心是要维持所有城市和地区的生存能力。城市系统研究的“圣杯”一直是尝试确定是否有一个合适的，即很高效的城市规模和数量，城市系统是否正朝着地域发展的最优均衡推进。为了给发展中国家打造城市系统，或促进发达国家的城市系统进行合适的变革，小规模的知识产业和大规模的顾问产业已经形成。

事实证明，从研究产业聚集和分散动态转向研究城市系统的广泛演变，是地理经济学和区域科学最困难的任务之一（Henderson,1974;Thisse,2010）。最终，理论家想要了解各城市单位以怎样的速度加入一个城市系统，旧的城市如何扩张或衰退，而这又对城市系统中的人口和就业波动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与本书的研究目标一致，值得赞赏。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和森知也（Fujita and Krugman,1995;Fujita、Krugman and Mori,1999）最先尝试研究新城市中心的形成，但都受限于传统的单一中心城市思维而不是当代多中心城市思维。如上所述，藤田昌久和雅克-弗朗索瓦·提斯（Jacques-Franɕois Thisse,2002）后来增加了创新产业的空间分布，作为研究新产品和集聚的一种方式。杜兰顿和普加（2001）正式确立了我前文提及的产品生命周期，杜兰顿（2007）又在创新和分散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增加了时间维度。所有这些研究都是为了试图理解各产业的技术演进、它们的时空动态变化以及人与工作岗位的城市和地区体系动态变化之间的联系。

新经济地理学的“底层”，即着眼于企业和产业、技术以及共享、匹配和学习的部分，还不能将规模、范围、集群等所有的动态力量，及所有产业的分布“组合为一体”，从各方面认识不同城市中的就业类型和数量的分布。以新经济地理学的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朝着这个目标而努力的有趣研究已经开始（Rossi-Hansberg、Sarte and Owens,2009）。这些研究试图探寻贸易成本的降低会对企业和产业的规模与范围造成什么影响，从而如何影响广泛的区位模式。但是，还没有人将这些一般观点运用于研究每个国家的各个城市。

同前文所述的始于产业的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相反，还有一些新经济地理学家从市场和价格深入到作为经济系统中的“组织”的城市（Gabaix and Ioannides,2004;Rossi-Hansberg and Wright,2007）。因此，城市和地区被建模为经济组织的中间层，位于（较高范围水平的）市场与较低集聚水平的产业及个体之间。代理人会因为集聚的效益而选择城市，然而，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对产业生产率冲击的反作用是对本地的规模经济或不经济给予抵消。按此观点看来，如果波士顿和旧金山的产品和要素价格过高，菲尼克斯和拉斯维加斯就会进入该系统，通过吸引企业和工人远离这两个城市从而起到抑制价格过高的作用。

这些模型声称已经解决了前面提到的难题：企业和产业带来集聚效益的同时，个体行为人也形成自己的空间分布，以使工作岗位和产出形成固定的空间分布，而两者与经济整体的总体效率和完全竞争都是一致的。

这些论点使新经济地理学朝着新古典综合的方向发展，这个综合是将城市和地区视为行为人—企业—产业—城市—经济体这个系统中的又一个层级而已，而且这个城市层级并不会产生经济学上的垄断竞争效应。如果包括城市、产业、企业和行为人在内的所有层级中的经济组织，都以这种俄罗斯套娃一样的方式排列，那简直就是奇迹。若真能如此，那么对维持最佳经济效率来说，真正重要的任务就是持续降低交易成本，并确保提供足够的土地和住房即可。正如新古典城市经济学认为的那样，尽管许多企业及其相互关系起伏波动，尽管母市场存在波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个能自我运行的最佳城市和地区系统。可以看到，这些都是耐人寻味的抽象说法，从根本上来说没有自下而上的具体实践经验的支持。它们是纯粹的模型推演，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有关这个世界的假设之上，这些假设本身就没有得到多少数据的支持。

最后，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模型可以说明是什么形成了人员、工作岗位和收入水平的整体空间分布，而且这种分布方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带来城市该系统内各个地方的动荡和命运转变。城市系统可能有某种普遍规律（如大、中、小城市的数量和城市的规模有特定的发展趋势）。但我们仍然不清楚这些规律有多强大，它们如何通过各个城市的命运动荡得以形成和持续，比如这种动荡使纽约始终是富裕的大城市，而底特律的规模却在变小也更贫穷。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我将论证经济学和地理学模型在这方面的局限性并不是因为建模中的错误。相反，包含在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的一些结构性的决定因素在各地并不相同，影响这些因素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并不在这些模型的关注范围之内。

效率、工作岗位和收入的空间分布

对空间经济来说，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在上文概述了新经济地理学关于有效生产的观点，它认为效率效应很大程度上来自规模、贸易成本和要素成本之间的权衡，该分析的一个主要经验观点便是，生产者集聚对效率有重大的积极影响。换言之，城市是创造更多财富的关键，但会涉及公平或分配效应：如果某些地方的平均收入比其他地方高，那么在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也可能更高。我们以问题的形式考虑以下三个例子：中国城市化的有效方式会是什么？什么方式是公平的？美国阳光地带的转型是有效率的吗，公平的吗？是二者兼得，还是二者都不具备？欧洲强调其经济活动要尽量平均分散在高度不集中的城市系统间，这种做法能使其更公平的地方经济发展与经济总体效率之间达到平衡吗？

新经济地理学的推理基本上可以切入任何贸易与专业化收益的标准初级模型：集聚应带来以更高潜力的总产出为形式的效率收益，但是它可能对其他地方的潜在竞争性生产商造成损失。于是效率收益的一部分被分配给消费者，而这些消费者在各个城市和地区呈不均衡分布。所有这些净收益便构成了经济从集聚中获得的总收益（Charlot,Gaigné,et al.,2006;Baldwin et al.,2003）。

这是一个良好开端，但并不充分。生产空间结构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带来总体就业效应，涉及各集聚中心和其他就业增减地区因就业变化带来的社会成本。社会成本包括个人就业周期内的收入增减，以及公共部门可能要承担的潜在外部效应及金钱成本。后几种成本在关于效率或空间组织变化分布效应的争论中并不占主流。某些社会成本也可能纯粹是因为工作岗位流动造成的。例如，如果工作岗位从最低工资高、工作场所安全标准严格、福利好的地方迁移到缺少这些有利条件的地区，社会成本也将随之改变。集聚或解聚都有可能通过区位和技术变化带来影响劳动力技能和工资组合的重大变化，随之引起广泛的收入分配效应（Yellen,1977）。最重要的是，可能有很多因素会导致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出现差异，使总收益难以满足得失分配的需要。这正是讨论当前全球化效应的一种地理经济学构架。

对于城市和区域经济学（及其表亲——发展经济学）来说，我们很难对所有这些效应建立模型或测算其大小。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在这些模型中论证供求关系时使用的是“支付意愿”和“边际成本”。如果私人和社会估价有差异，那么这两种估价都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的真正需求是什么，为此需要付出的成本是多少。

所有这一切都很复杂。但更复杂的情形是，如果生产的空间组织变化带来的潜在效应非常大，那么对于受到影响的个人来说，临时调整成本可能就会很高，正如贸易替代带来的临时调整成本。这些效应对受影响的人和地区可能是永久性的，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2011）认为，如果贸易的总收益很高，很可能会对收入分配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集聚过程也有类似的效应：集聚收益越大，就越有可能加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快速的解聚也可能如此。当今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浪潮很有可能会带来同样严峻的分配效应。

近年来，人们对集聚包括世界性大城市和跨国集聚经济活动分散带来的收益已有广泛共识。但对于这些收益的实际情况，以及它们具备的空间或城市基础的必然性，我们的了解还远远没有得到科学的验证。第十三章我会再次深入探讨城市体系和空间安排的规范含义。

总结

建立在经济地理学家、产业经济学家和发展理论家长期研究基础之上的新经济地理学，把生产地理置于城市和城市系统发展的中心，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就业岗位与企业是城市与地区发展的发动机，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是什么决定了工作岗位和企业的区位。这一研究议程必须从产业集聚和空间解聚开始，由此可以整合各种不同的力量，包括不同类型的规模经济、产品种类和质量、贸易成本、创新和竞争中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同影响，以及因标准化、成熟市场和技术增强了城市系统的稳定性而产生的抵消效应等等。因此，这一研究议程还涵盖了如下议题：诸如历史的惯性，对生产技术、交通与通信技术的冲击等。

将这一切上升到城市/区域层面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加总问题。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在经济地理学领域为各个城市创建一个新的空间一般均衡理论，从而全面理解所有产业的规模、范围和区位参数，以使我们将这些参数向上投射到城市和城市系统中。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需要大量的原始数据（产业规模、范围、产品种类、灵活性以及要素成本等），也因为对城市的其他干扰性影响，特别是来自母市场的附属影响、地方行动者对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反馈，以及政策对位置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巨大影响。要把产业、人员和地点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总体教训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需要我们具备强大的判断力将来自不同分析方法的各部分见解相结合才能做到。这将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城市规模和城市专业化的类型和水平，为我们以模型化的方法分析城市系统变化奠定基础。我们需要创建这样的数据库，对城市建设和城市系统变化提出一个在经济学上严谨可靠的观点。

对城市系统变化提出这种观点的第一步，就是要从地理环境中的创新经济学入手。具有创新能力的地方有着与整体经济不同的本地经济动态（价格体系）。具有创新能力与不具有创新能力的地方在许多方面都是相互关联的，我将在下一章对此进行探讨。

[1] 然而Frédéric Robert-Nicoud（2005）通过分析识别出这些空间均衡。

[2] 保罗·克鲁格曼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讲话中指出了这个事实。Glaeserand Kohlhase（2003）也提出过这个观点，但并不是为了区分不同行业的集聚趋势。相反，他们认为，是技术工人的集聚行为推动了现今的城市化。下面我会再次探讨这一点。

[3] Puga（2010）综述了人们在衡量投入品共享对集聚的作用方面的不同尝试。只有当高度分散的行业被排除时，这种作用才最明显。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投入品共享还不足以引起协同定位，而协同定位应该是投入品共享的影响之一（参见Melitz and Ottaviano,2008）。

[4] 除非我们将稳定/不稳定的程度引入就业合同中，否则很难解释企业为什么不选择向外扩散，以避免在当地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

[5] 这种迁移到土地更便宜地区的行为，可能发生在城市范围内（迁移到城市边缘），也可能在区际范围内（例如，迁移到阳光地带）。有些人已经撰文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还没有完全理解（Thisse,2010;Rossi-Hansberg、Sarte and Owens,2009）。Glenn Ellison、Glaeser和Kerr（2010）发现，在三者之中，共享的作用最强，但三者的权重并没有太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