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21世纪的城市与地区：发展与变化的原因何在？

分化与动荡

如果许多国家现在的居民回到几十年前，他们可能会对自己所在城市和地区的很多方面都感到很陌生。这好像不合常理，由于城市是由耐用的混凝土和钢铁建成的，它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化应该很缓慢。像一些城市的标志性要素：曼哈顿的摩天大楼、洛杉矶的林荫大道和高速公路，还有巴黎的历史核心区，都会一直与我们同在。但城市的许多其他方面，从街区粒度到整个大都市区的规模和结构，以及赢家和输家地区的布局，不断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1950年，普通美国民众几乎很难预测现在美国郊区的生活方式，也不会关注我们现在所称的“阳光地带”是什么。1960年，没有人担心众多处于“制造业地带”的主要大都市区会衰落，底特律的普通居民根本不会想到他们的城市几十年后会成为失败的代名词。也不会有很多人想到休斯敦和拉斯维加斯在此之后很快就会成为成功的超级典范。

截至1980年，美国人也没想过地处“霜冻地带”的某些城市（如纽约、芝加哥、波士顿）会在20世纪90年代复苏，也没想到那些被遗弃的城市街区会实现中产阶层化。20世纪80年代，鲜有学者思考过“国际城市”（如香港和上海）的崛起，也没想过伦敦、巴黎是否会被列入国际城市。生活在1950年的巴黎人也想不到巴黎地区会大面积市郊化，巴黎中心彻底中产阶层化，巴黎人拥有的大部分优势踪影全无。生活在1940年的里约热内卢的居民，如果听说圣保罗有望成为巴西乃至南美洲最大、最富有的大都市，可能会不屑地轻蔑一笑。经济发展层面正不断重新洗牌，并以一种不规律和变幻不定的方式发牌给不同的地方。

自贸易革命（始于15世纪晚期的探索时代）以来，城市化一直呈迅速兴起的态势。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使城市化加剧。这段时期也见证了全球范围的“大分流”，因此，1750年后西方在财富和收入上远超全球其他国家。作为这种分流的一部分，18世纪和19世纪，这些世界大城市都成了最富有的地方，但其中一些城市的富有程度比其他城市要高出很多。商人时代，像威尼斯以及位于丝绸之路另一端的西安这样的城市，发现自己在财富方面逐渐输给了曼彻斯特这类城市。工业化时代导致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混杂的情况。北欧工业带首先出现了收入最高的地区，随后是北美的一些核心地区。美国的“旧西北部”，像水牛城和克利夫兰这样的城市在1900年都曾是高财富地区，特别是与亚特兰大或休斯敦相比更是如此。20世纪初加利福尼亚和“第一波”新经济的兴起，给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财富和不断发展的城市区域，使那里跻身十大最富裕的城市区域。

截至20世纪60年代末，整个欧洲和北美洲，许多以前最富有的城市区域的就业岗位逐渐减少，维系城市的收入水平变得十分艰难。美国的变化尤其明显，许多阳光地带的城市不仅比老牌制造业城市规模更大，也更富有（Kim，2002）。甚至一些老牌制造业城市的就业岗位出现了绝对减少。虽然美国的情况尤为显著，但在欧洲的制造业城市，如里尔、曼彻斯特或托里诺（意大利北部城市）也有相同情况发生。我们可以从表1.1中看到美国的这种动荡变化。

表1.1 1970年人口大于200万的美国综合统计区（按人均收入水平排名）

注：Bureau Economic Affairs REIS数据。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了进一步变化。某些被视为衰落的制造业中心城市，再次有了吸引力，如纽约和伦敦。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城市的经济围绕着高薪的新经济产业和岗位重组之后，重新回到城市收入排行的前列。事实上在世界各地，一系列重要城市带开始趋于相似，并成为新兴的全球经济的重要转折点。香港、东京、新加坡、圣保罗、悉尼、多伦多、苏黎世和其他许多城市变得规模更大、更富有。而许多以前富裕的、其中多数是中等规模的工业城市，则越来越落后。随着全球贸易和一体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主要工业城市，持续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时也在世界城市的收入排名中不断上升；广州、贝洛奥里藏特、班加罗尔、约翰内斯堡、吉隆坡等仅仅是这些城市中的几个代表。理查德·多布斯（Richard Dobbs）和他的同事（2011）指出，世界600个最大城市约占全球产出的1/3，2 000个中心城市占了产出的大部分，这反映了有关城市的现实情况。

除了城市化的这一大图景之外，大都市区的规模也在持续扩张。西方国家的郊区化大潮在逐渐放缓，但在新兴经济体中却在增速，尽管郊区化不太可能中止，但也许因为对环境问题的些微意识推动了城市密度的增大以及更多公共运输的发展。21世纪许多大都市区，不仅通过加大其核心区域的就业密度，也通过复制多中心格局模式进行扩张，而多中心格局模式在洛杉矶、伦敦、巴黎、圣保罗、墨西哥和旧金山早已存在。

因此，在这个全球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均衡的发展模式将会持续存在。这种不均衡有两方面意义。首先，城市化本身就是一种极度不均衡形式：它把人员、企业、信息和财富都压缩在很小的区域之内。美国约40%的工作岗位位于1.5%的面积之内，约60%的工作岗位位于12.5%的面积之内。近年来，大多数国家城市化的不均衡导致其主要大都市区与本国其他地区之间收入分化加剧。收入向这些地区的转移抵消了其中一些分化，但大中型城市和其他地区之间基本的动态分布可能会成为21世纪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特点。第二类发展不均衡在于，各大都市区经过了三四十年的中期运行，它们的命运经历了相当大的动荡，收入排行有升有降，人口也以不同的速率有增有减。

城市区域是人们经历现实生活的主要尺度。对于经济学、政治学、我们的全球心态和社会福利而言，地域性流失、动荡和发展的不平衡，结合城市化的规模本身，会使城市区域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对城市发展的管理将成为人类最严峻的挑战之一。这个进程中胜利的一面会使我们兴奋不已，并对人才产生激励作用，但失败的一面会在各国内部及各国之间产生取代现象以及愤怒情绪。

发展和变化：理论和证据的挑战

社会科学十分关注对城市发展和变化的描述，或者从更广义上说，发展与变化的区域维度和地理维度。虽然我们取得了这方面的进展，但是还远不能确定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城市的改变及其原因对人类福利而言最为重要。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对经济发展的地理和人口变化的驱动因素有深刻的认识。问题是我们对各种发展模式的大多数解释仍然是事后诸葛亮，或因方式过于简单化（“如果这样，那么就”之类的方法），从而掩盖了大多数最有趣的互动。

解释城市和地区发展变化的原因是社会科学的巨大挑战之一（Perloff，1963）。城市或地区，同其他经济体系的地理范围一样，都有着复杂的经济发展过程，而影响经济发展过程的力量数不胜数。棘手的问题是，面对这样的复杂性，社会科学应该做什么？让任何单一的理论和研究领域充分战胜所有这些挑战都不现实，特别是空间经济学这样一个复杂的人与技术互动的领域。但要集中研究变化和因果关系（我的意思是，将城市和地区作为面向未来的发展过程进行研究），我们应确定在定义该领域的研究目标时，最紧要的问题是什么？具体来说，该领域应该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城市和地区会发展而有些会衰败？区分各城市区域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是什么？是什么力量导致人均收入的聚集或者分化，这些力量发挥作用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有些城市区域比其他城市区域更富裕？一个地区的物质结构与其经济表现有何关系？城市和地区发展的主要规律是什么？哪些时间上和地理上不规律的突发事件以不可逆转的方式影响了城市和地区发展？

城市和地区发展是一个混乱而复杂的现象，无法通过任何单一学科或理论工具说明其最重要的成因，甚至“经济学的”工具也不行。本书的主要目的是阐述我们对城市和地区增长与发展的解释，并结合我们的分析工具箱来组织对多个重大问题的回答。这些工具主要取自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经济社会学。城市和地区发展的四个背景构成了本书的解释工具箱：经济、制度、社会互动、政治或规范。在每一种背景中，我集中研究的是微观基础的确认：个人、家庭、企业以及团体如何通过互动建立和改变城市。

经济学和地理学

我从经济学的任务开始，然后再转到其他学科。经济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是发展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本书涉及所有这些领域。在城市区域层面研究发展机制与在国家层面研究发展机制的主要区别与所研究经济体的开放程度有关。商品、人员、资本和信息的国际流动对国家的发展十分重要，尤其在当前这样强劲的全球化时期更是如此。但开放仍然有许多重大限制，民族国家拥有影响发展的主权国家结构和强大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产权、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教育对经济的要素供给进行干预的能力、边境管制以及研发和税收政策。此外，各国还有非正式制度，例如共同语言、传统、社会和经济网络。这使各国得以通过多种途径限制开放的程度和类型。

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城市区域没有主权或隔离问题。与全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相比，各经济体内部的贸易壁垒更少，企业、资本、人员的流动障碍也更少。城市区域也存在相对于民族国家来说有限的财政能力，但是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城市和地区政府并不针对产权、税收政策和其他基本制度问题制定基本法律。在某些国家，地方教育系统通常依据国家规范，且常常依赖国家预算。某些地区的研发可能比其他地区更加密集，但其基本结构和量级主要受国家政策影响。在西班牙、比利时或瑞士等国家，其社会和经济网络明显由语言和历史而高度分割。然而，大多数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对城市区域起着凝聚和统一的强大作用。

区域发展的标准经济模型将这种高度开放描述为劳动力（人）和资本（企业）的无限制流动，以及低贸易成本的商品和服务（输出），因此，在这些研究方法中，我们假设开放程度很高，与其他地区的互动成本很低，从而使研究转向我们称之为企业和人的“分类”模式。这意味着城市和区域经济学会将区域发展问题简化为区域间经济学的资本和劳动力分类问题。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要论证的是标准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学过于强调分类，从而导致分类的主要来源发生错误。尽管标准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学认为分类主要是由生活成本、房地产市场和当地的商业环境驱动，我却认为主要是由技术和贸易成本的变化驱动。

相比之下，国际发展研究看到的是分析城市区域发展应该关注的那些核心问题。由于各国都对贸易和要素流动设置了重要壁垒，发展不仅取决于那些流向各国的要素，也取决于各国如何利用其国内拥有和创造的资源（Helpman，2011）。区域发展如国家发展一样，受到经济内部互动过程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创新、专有技术、人际网络、劳动力市场、当地的社会互动，以及与发展相关的政治进程。反过来，这些生产型经济的内部发展动态又在一种本地与其他经济范围之间的双向互动中促成分类。

经济中的前沿可贸易活动（“创新行业”）的布局，不仅仅是对要素成本与要素价格分类的回应。从许多方面来看恰恰相反。区域的商业生态系统或集群，产生或吸引它们自身的要素供给，并创造其制度和互动环境。这些条件不容易模仿，它们的成本和价格也不会通过区域间竞争以及企业和人员的分类而降低。

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城市政治学的许多学生都专注于各地区的这些内部动态。不幸的是，这些学者和经济学家分属两个世界，他们的学术和政策争议也大不相同。地理、社会和城市政治等学科，思考的是企业网络如何影响企业家精神和专业化；政治如何影响地方劳动力市场和薪资；社会网络如何影响政治关注点及问题的解决；观念、传统和文化如何影响企业环境；许多这样的地方力量如何影响土地利用。所有这些方面都推动了城市区域内部的发展动态，而且在不同的城市存在很大差异。

关于本书

对于上述混乱和复杂的问题，不存在“宇宙大爆炸式”的解释模型，而是要从涵盖不同学科的四个背景进行分析，即之前提及的经济、制度、创新或互动，及政治或社会背景。

第二章到第五章探讨经济背景，研究的是生产布局，或企业和工作岗位的走向，以及各个家庭的地理布局和工人的区位选择。第二章要回答的问题是：究竟是人们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产生的迁徙，还是工作岗位或企业需求生产地点的迁徙，导致了城市和区域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城市区域之所以发展，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企业的经营场所，而不是人们的游乐场。第三章探讨的是产业为什么总是集中在一起，它们在人口和生产方面遵循什么样的空间经济模式。第四章着眼于为什么某些城市和地区的价格和工资远远高于其他城市和地区，这与财富创造的整体经济过程有何关系。

第五章探讨了个人的作用和他们对居住地的偏好；对于企业，我研究了它们的选址偏好；对于上述二者，我着眼于他们对公共商品的偏好。任何广义的经济过程，例如城市区域的发展，都是无数个人的选择结果。所有关于城市发展的研究中存在一个关键的争议问题，那就是城市化模式对这些偏好有何种程度的反应。我认为偏好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充满张力。这意味着我们只能极为有限地使用既有城市和城市系统的特点来推断“人们想要什么”或“偏好于偏好”（prefer to prefer）什么。

对经济学家来说，本书的论述虽然主要使用文字和实例，并辅以一些数字和模型，但努力采取中间立场以对理论的技术原理表示尊重（Leamer，2012）。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模型，而是要找到一个经济学框架，刻画城市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那些主要的经济模型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我们还是无法完全解释城市区域发展的选择性问题（selectivity）。城市经济发展动力的每次重大的根本变化浪潮都会强化某些“赢家”地区，并产生一批“输家”地区。产生这样的选择性可能有许多原因：“先发的偶然性”（即运气）、制度、创新的地理分布、思虑周详的行动或国家的政策。纽约成为真正的金融中心仅仅是因为“先到先得”吗？硅谷坐落于旧金山附近是因为它的创始人之一需要住得离年迈的母亲近一些吗？是否有更深层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原因能够吸引这些产业来到这些地方？是因为它们的创新能力吗？而它们的创新能力又是什么？或者是因为国家和政府行为青睐这些地方？

人们普遍认为“好的制度”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关，且这种观点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城市区域研究。很大程度上，发展经济学考虑制度的正式含义（国家、宪法、规则、法律和正式政策）。但制度也有非正式含义，即经济中由关键的“团体”或“群体”构成的组织，包括精英网络、公民社团和社区团体。我很想了解的是，它们之间往往非有意的互动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学校教育、态度，甚至是正式的政策。

各国大都市区都有相似的正式制度，但各自拥有的群体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且这些群体在所在地区彼此连结形成独立社会的方式亦不相同。与纽约相比，达拉斯的社会结构存在许多重要差异，图卢兹的社会结构看起来与波尔多的相当不同。巴黎和伦敦因为处于两个不同的国家，不仅其正式制度不同，同时也存在非正式制度差异。这些差异对大都市区如何随着时间推移吸引、发展或排斥某些经济活动有很强烈的影响。在第二部分，我着力于城市区域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特别是地区范围内的非正式制度化行动方面的研究。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大量运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并将二者结合，通过探讨当地互动背景在创新的地理分布中的作用，思考当地互动对全球化过程中的世界经济体系有何作用。创新行业往往高度集中（即集聚）在相对较少的城市，这些城市是企业、人才库和知识所在地。例如，为什么信息技术坐落于圣何塞，金融在伦敦和中国香港，娱乐业在洛杉矶，而医药业在巴塞尔？这些行业在某些城市（大范围来说在某些国家）中的位置决定了高技能工作的位置，并决定了其收入排行。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问题，因为创新的地理分布不仅改变主要的创新中心，也改变整个经济及其所有地区。创新中心从创新中获得许多收益：高薪工作岗位、高收入、高财政能力。源自大都市中心的创新，在应用于其他产业的生产过程和产品时，其影响会波及整个经济，因为创新产业最终会成熟，可以迁往别处。了解创新与发展的空间轨迹和时间路径是发展经济学与地理经济学的圣杯。它是经济发展研究中最难以捉摸、最复杂的问题。

在论述经济背景的第一部分，我们将探究创新的经济租金的时空路径。在这部分，我探讨了创新与城市中的人际互动。每一种创新方式都有其具体的供应架构，即将理念、企业家、合作伙伴以及消费者的品味和习惯相结合的方式。这就是不同国家和城市仍然有其独特“禀赋”的原因。不同的技术诀窍和专业知识相结合构成了行为环境，而以行为环境形式存在的城市禀赋会在第十章加以分析。此外，许多近距离的互动有特定的形式，即我在第十一章分析的面对面接触。为什么面对面接触对创新和当地禀赋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为什么某些城市和地区有许多交叉的面对面接触情况，并给这些地方带来了“人气”？

政治也是城市区域发展的部分原因。城市区域在不同方面都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反过来，它们又通过种种隐形的途径置身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城市区域也是其居民、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做出大量规范判断（normative judgements）的主体。本书中最后一部分着眼于整体政治经济过程中的城市和城市系统。

对于政治机制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创造新城市、区域当局和政府的能力，同时论述了集权程度较高的社会和分权程度较高的社会之间的差异；二、企业和人员在区域之间的流动率；三、土地及土地开发在经济中的角色；四、各地区劳动力规制与工资的差异程度。这四种机制对重要的经济和地理结果产生影响，这些结果包括各地区生产要素（劳动力、企业和知识）的重组力度，是创新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社会群体的聚集或分离模式；利用地理“退出”（流动性）与“发言权和忠诚”影响政治和经济过程。所有这些差异的存在意味着即使在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里，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和社会中，城市和地区也将在其政治和规范争议方面扮演不同的角色。

正如我指出的，本书分析的大都市发展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创新和创造，然而，它也带来了动荡和不均衡，也必然充满冲突。世界经济的赢家地区，即那些大中城市和地区之间存在差距，这些城市和地区与其他城市和地区之间也存在差距。各国的生存能力一直依赖于它们把社会的赢家和输家整合到一起的能力，包括人员和地区两个方面（人口中的赢家和输家，地区中的赢家和输家）。某些情况下，无法整合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其他情况下，会导致一体化、贸易甚至文化开放的倒退。21世纪，面对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与动荡不安，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面对不平衡发展和动荡不安的现实，公共政策如果能发挥作用，它应该做什么？第十三章探索的是效率和公平与地区发展的关系，确定效率和公平的恰当组合关乎发展和公正的关系。要得到我们“想要”的城市和地区，意味着应致力于我们想要的效率和公平的组合，它们会体现在城市数量、规模、形式以及相互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