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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工场：人、岗位和地点
人与工作岗位：哪个是“鸡”哪个是“蛋”？
通过人和工作岗位（企业）在不同地点之间迁移的过程，城市开始发展，城市系统开始演变。想想短短几十年间在人和工作岗位的地理分布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吧。今天美国城市系统中最大和最富有的城市包括许多在不久前还不富有的地方，许多以前最大和最富有的城市在财富和规模上的排名已大幅下滑（同样见表1.1）。如今的休斯敦和达拉斯规模巨大且富裕；西雅图也相对变得更加富裕；旧金山不仅规模增大，并且保持着全国收入最高的大都市地位。曾经被认为在美国困难时期发展落后的城市，如波士顿或纽约，现在重新变得富有而充满活力。[1]
在欧洲，伦敦经历了几十年的工作岗位流失和收入下降之后，现在变得富有且十分重要；苏黎世、哥本哈根和慕尼黑的人口有适度的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也一直处于高位；马赛、里尔和曼彻斯特的情况却很糟糕。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大多数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都受到早期城市化的影响，即优先发展某几个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和广州等。
本章重点讨论一个经典问题，即查理德·穆斯（Richard Muth，1971）明确提出的问题：人口的迁移是地区发展的“鸡”还是“蛋”？城市系统的变化是人和工作岗位在附近城市和区域间不断彼此调整的结果；一些人或企业在迁移之后吸引了更多的人，反过来又使该地区吸引更多的企业，凡此种种。变化是双向的，并随时间的推移而循环。但这只是在设法逃避回答这个问题：引起城市和地区发展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截至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100多年间，美国城市区域系统的核心是在东北部和中西部，以加利福尼亚为其前哨。随后，某种闸门打开，短短几十年间就发生了迅速的变化，最终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城市系统。
最近在美国对此问题的争议中，大量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声称，迁移是“鸡”，而本质上，迁移的驱动力是消费者选择阳光地带的廉价住房和各地不同特色的生活质量（如气候或风景）。一个更新的观点认为，“有创造力”的人引领了发展，因为他们迁移是为了寻求才能和包容（Florida，2005）；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技术人才通过寻求与其他技术人才联合而引领了发展（Glaeser and Maré，2001）。我在本章提出的观点恰恰相反，个人和家庭确实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但这是“蛋”，工作岗位的地点和赚钱的机会才是“鸡”。
新古典城市经济学
要探讨这个问题，我需要介绍城市与区域经济学领域的主流观点，即新古典城市经济学（NNUE）。新古典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企业和家庭对地点的选择。从经验上来说，新古典城市经济学受到菲利普·格雷夫斯（Philip Graves，1976，1980，1983）和詹妮弗·罗贝克（Jennifer Roback，1982）的强烈影响，这两位北美的区域科学家认为，对舒适性的偏好是个人和家庭做出选择的核心考虑。对他们来说，舒适性主要是指气候和“生活质量”，家庭和个人正是要寻求气候和“生活质量”效用的最大化，而通过迁移即可达到目的。新古典城市经济学假设了一系列约束条件（如家庭预算、工人的技能或企业的供应商结构），然后确定了人口（人的决策）与产出（企业的决策）的均衡空间分布，它们又共同决定了城市的规模、城市的收入和产出水平，以及城市区域之间的专业化模式。
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2008），以及他和同事约书亚·戈特利布（Edward Glaeser and Joshua Gottlieb，2009）又做了进一步研究，提出了“空间一般均衡”的综合框架，其中企业选址决策、工人的个体迁移决策、开发商建筑房屋的决策之间存在连带关系。消费者寻求效用最大化，是他们的工资、住房支出和舒适性的体现；企业寻求利润最大化，它们有可能在不同地区实现全部要素的替代。建筑商根据需求和法规供应住房，提供更多的空间和更廉价的土地，而后者则主要取决于土地使用法规，某些情况下，不同地区存在天然（自然地理）差异。
空间一般均衡理论认为：住房价格、工资和城市规模由工人、企业和开发商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这些因素又反过来同时决定了城市规模、收入水平以及人口和收入的增长率。这些关键变量中的任何一个受到巨大的干扰之后，工人和企业就会改变选址，建筑商就会调整住房存量，直到这些因素共同将系统带回一般均衡状态。如果城市X的工人享有更高的效用水平，即舒适性、生产率水平或住房成本差异的函数，城市Y的工人就会迁移到城市X并最终消耗掉这些利益。在均衡状态下，高房价和非舒适性会抵消高名义工资（钱），而对于低名义工资的城市，就必须提供一些优势补偿，即便宜的住房和/或一些人想要的舒适性，如免费的宜人环境。至关重要的是，在这个框架内，人口增长被作为衡量经济表现最重要的尺度，因为人们是在用脚投票，作为效用指数的实际收入便在地区间实现了均衡。[2]
按照这个思路，许多北美区域科学家认为，城市舒适性方面的一个巨大变化，即二战后空调的广泛商业化，给美国城市系统带来长期而重大的转变（Borts and Stein，1964；Graves，1983；Rappaport，2007；Partridge，2010）。空调加上州际公路系统的建设，使许多人可以根据自己固有的偏好选择生活在气候宜人的地方，或生活在靠近山区和海岸的地方。大批工人因此从寒冷、人口密集的东北部搬到了温暖、人口密度较小的南方。基于格雷夫斯（1976，1983）的观点，马克·帕特里奇（Mark Partridge，2010）认为，这个时代的人们为了住房、气候而迁移，然后工作岗位发现了这些迁移的人，房屋建设则转移到建筑规则限制较少的地方，这些地方通常是温暖的、欠发达的，且人均名义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此外，他们还指出，那些他们认为气候和自然特征较不理想的地区，如纽约和其他老牌的大都市区，在20世纪90年代复苏，是因为这些地方的生活质量或“舒适性价值”有所提高。这些城市为高技能工人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在20世纪90年代某段时间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也大幅增加。据说这些城市也提供了便利的高消费机会，而犯罪率下降这个外生性要素也让追求这种偏好的成本比之前降低。
当然，并非只有这些研究者注意到，许多美国人都喜欢享受阳光和郊区生活，现在的纽约比20世纪70年代更安全，高技能工人聚集在一起生产效率更高。而这些城市经济学家提出的解释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将这些过程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认为，因为工人重新定位很容易，也因为金钱和舒适性可以彼此替代，同类工人的效用会在各城市地区趋于均衡。该观点中的效用不仅由名义（或总）工资构成，也包含在住房和当地可获得的舒适性方面的支出。在这个空间一般均衡中，作为个体的工人不会因为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而变得更富裕。由于高技能产业的集中，纽约人或许可以获得较高的名义工资，但菲尼克斯居民没有搬到纽约的原因是，如果把纽约寒冷的冬天和相对高成本的租住房屋考虑在内，纽约人根本就不富裕。
根据这一观点，阳光地带的发展是因为许多工人选择以较低的名义工资为代价换取阳光和住房条件，而某些高产的工人选择较高的工资，同时也接受较高的住房成本以及有利有弊的城市环境，如文化活动、交通、犯罪等。虽然空调和宽松的土地管制可能暂时使某些地点更具吸引力，但在阳光地带、锈带，以及东西海岸线的工人的效用水平应该趋于均衡，因为搬到阳光地带的人们，最终以较低的货币工资形式为阳光和廉价住房“付出了代价”。
在关于城市系统转变的原因与后果的讨论中，这种观点已经变得越来越占上风，且不仅仅是在美国。乍一看，表2.1似乎和这个总体发展过程一致。1980—2000年人均收入增加最快的城市中，包括一些复苏的东北大都市区及其郊区、硅谷的富裕地区以及阳光地带的一批新兴城市。除了圣贝纳迪诺—里弗赛德这个洛杉矶地区的卫星区域，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十大城市都在阳光地带。[3]按人口排名的城市中，衰退的工业中心城市处于倒数位置。位于加利福尼亚内陆地区和得克萨斯州的一组规模较小的城市疑似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属于收入增长率最低的城市。
表2.1 1980—2000年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和收入增长
注：人口增长率基于作者对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计算（N=331）；收入增长率基于作者对经济事务局的名义人均GDP数据的计算（N=387）。名义收入指毛收入，而不是扣除支出后的净额（实际收入）。除非特殊说明，否则收入数据并未经通货膨胀调整。
引自凯梅尼和斯托珀尔（Kemeny and Storper，2012）的图2.1是一个散点图，显示了1980年和2000年相同的244个大都市区的人口、名义的和实际的家庭中值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预期的名义收入和人口之间的向上倾斜关系：大城市的“原始”工资更高。但是，与爱德华·格莱泽和戴维·马雷（Edward Glaeser and David Maré，2001）在1990年对37个城市的研究结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图显示1980年与2000年一样，即使算上住房成本，大城市中的家庭收入中值也比小城市的要高。随着名义收入水平向实际收入水平移动，每条线的斜率都在减小，但两者的关系仍然密切且呈正相关。此外，城市间的收入分布不会长期均等化。实际上在本研究进行期间，实际家庭收入中值的变化系数已经从0.137上升到0.145。
为了与空间均衡保持一致，我们应该预计所有未标价或“免费”舒适性的外部性都与实际工资负相关（Glaeser、Kolko and Saiz，2001）。气候宜人、夜生活丰富或有其他舒适性的城市，也应该是实际收入相对较低的城市。鉴于这种关系，一些城市经济学家把1月的平均气温作为20世纪末阳光地带人口和收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Borts and Stein，1964; Graves，1983; Partridge，2010）, 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南方城市住房供给的扩大才是令人信服的原因（Glaeser and Tobio,2008）。如果说舒适性或建筑热潮是阳光地带崛起的外部决定因素，那么工人则显示了用工资交换更温暖的冬天或便宜宽敞的住房的主观意愿。在表2. 2中，1980年1月的温度与实际工资显著负相关，正如空间一般均衡模型预测的那样。
图2.1 1980年和2000年大都市地区收入和人口水平中值
表2.2 舒适性与实际收入及人口的相关性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星号表示显著水平：∗∗显著性为1%，舒适性变量在数据附录中描述。
但1月的平均温度是一个足够明显的可能会影响迁移决策的舒适性指标吗？最终这个问题最好用激励和移民偏好的数据来回答。即便缺乏窥探人类行动时大脑活动的数据，我们仍然有一些指标表明冬天的温度不足以作为衡量城市总体舒适性的标准。我们可以先从常见的现象开始，比如休斯敦的夏天和底特律的冬天一样不舒服，还可以从其他来源找到证据，如《地方评级年鉴》（Places Rated Almanac,Boyer,1985）和《城市排名和评级》（Cities Ranked and Rated,Sperling and Sander,2004）等出版物，结合调查和舒适性的间接数据（虽然远远不够精确）以提供信息协助移民做决定。每种数据都表明，即便只从气候因素进行研究，人们也会更广泛地考虑某地的生活质量。表2.2也显示了1980年的实际收入与《地方评级年鉴》中“气候和地形”变量之间的关系，它结合了极端气温信息、需要取暖和消暑的天数及其他因素。虽然负相关，但相关性很弱且不显著，这表明在更广泛地考虑各种气候特征后，气候、人口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存在。简而言之，加利福尼亚南部沿海地区（从圣巴巴拉到圣迭戈）既有最温和的气候，同时也有扣除住房成本之外很高的净收入，但其人口增长率只是全国的中值，远低于模型中的预测。
如上所述，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其他生活质量要素影响了城市的表现，包括休闲景点（Carlino and Saiz,2008）、沿海通道以及一系列舒适的消费环境（Rappaport,2007;Glaeser、Kolko and Saiz,2001;Clark,et al.,2002;Florida,2002）。这种说法与罗贝克（Roback,1982）和其他研究成果等更广泛的理论讨论相一致。表2.2的余项显示了1980年的实际收入与《地方评级年鉴》中以艺术、娱乐、健康与环境、犯罪、教育与交通等指标衡量的其他舒适性之间的关系。令人惊讶的是，除犯罪率以外，所有其他舒适性指标都与实际收入呈正相关。同样，除犯罪率以外，所有其他舒适性指标也都与1980年大城市人口呈正相关，这与阿尔布依（Albouy,2008）的总体生活质量模型相符：无论大城市的冬天多么难熬，那里还是会提供更好的舒适性。此处我列出的所有衡量生活质量的标准中，只有1月份的平均温度表现出与实际收入的预期关系。[4]
为了全面了解舒适性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我们可能需要了解各地关于舒适性的价格、无法估价的舒适性的供给，以及人们的偏好等更详细的数据。尽管舒适性驱动城市发展假说的支持者30年来一直都在发表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但是他们并没有提供相关的详细数据。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比如，与休斯敦相比，纽约的舒适性会更强却更昂贵吗？2011年秋天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和休斯敦大歌剧院都在上演焦阿基诺·罗西尼（Gioacchino Rossini）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The Barber of Seville）。按各自的网站所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票价从25美元到430美元，休斯敦大剧院的票价从38美元到400美元。预算不充裕的人，如果买最便宜的票，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观看此部歌剧可以比在休斯敦少付1/3的钱。由此可以推算，纽约的娱乐设施供给总量比休斯敦多，只是我们缺乏数据估算出令人信服的人均娱乐设施拥有量，也不确定在设施利用和拥挤程度方面是否有不同的影响。但既有文献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与那些快速发展的城市相比，高收入城市的舒适性更昂贵，或其免费舒适性（除了温暖的气候）的供给量更低。空间一般均衡理论要求“高舒适性应与较低的实际收入相关联，因为需要用高实际收入弥补吸引力较差城市的低舒适性”（Glaeser,2008，第59页）。当我们将这些证据展开进行仔细研究时就会发现，舒适性在解释人口流动（这是格莱泽-罗贝克-格雷夫斯传统理论的衡量标准）中的作用远不能令人信服。
人们可能会问，实际工资和收入差异是不是由城市之间不同的劳动者素质和技能造成的。但是将城市劳动力构成差异考虑在内之后，上面所说的实际工资差异依然存在。凯梅尼和斯托珀尔（2012）发现，1980年和2000年有12%的实际家庭工资差异是大都市的特征差异的函数（就是说与家庭成员差异无关）。换言之，就像我们看到的，在较大的大都市区，由个体特征相似的人组成的家庭会做得更好，他们也有机会获得更好的舒适性。
新古典城市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人口变化是衡量城市系统发展动力的最好标准，因为这种观点声称实际效用是无差异的。然而，经不起推敲的是，人们是通过移居到同时具有高收入和高舒适性的地方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吗？如果由个人偏好驱动的移居确实是区域和城市发展的“鸡”，那么人们就应该涌向兼具高收入和高舒适性的地方。
因为无法将舒适性的价值和实际收入恰当地结合到一个单一的指标中，我们将城市分为四个象限：舒适性和实际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城市；舒适性和实际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城市；收入高而舒适性低的城市；收入低而舒适性高的城市。为了方便这种分组策略的实施，我们结合气候、健康、犯罪、交通、教育、艺术和娱乐等指标，将各大都市区标准化并计算出一个舒适性得分。[5]这要求我们赋予各种舒适性同等地位（尽管除犯罪外，不同的舒适性指标都呈显著正相关，但这无疑也是一个不准确的假设）。图2.2给出了1980年标准化以后的舒适性指标与实际收入的关系。我们在图中也区分阳光地带和非阳光地带的城市。[6]1980年，在高效用象限内表现最好的城市包括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芝加哥、旧金山和波士顿，它们都位于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核心区域内。这些高效用城市没有几个在阳光地带，亚特兰大和达拉斯是例外。大多数阳光地带城市位于低效用象限，较小程度上属于低实际收入高舒适性象限。非阳光地带城市在四个象限的分布更均匀。1980年时的高效用城市现在正走下坡路，包括底特律、克利夫兰和费城。不出所料，如果我们基于2000年的价值标准重新计算，这些老牌制造中心都没在这个象限内。
图2.2 美国大都市区的舒适性与实际收入
为了确定在各象限之间的人口增长率是否有显著差异，表2.3用一组表示所在象限的虚拟变量显示了人口增长与作为参照组的高舒适性、高工资象限的关系。没有一个象限内的人口增长率与同时具有高收入和高舒适性的那组有显著不同。[7]这与最高人口增长率应该出现在实际收入和舒适性高于平均水平的地区的预测相反。如果真的存在某种导致某些城市效用更高的意外情况，无论是更廉价的住房、更高的名义工资，或更高的舒适性，工人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通过从低效用城市搬到高效用城市，提高自身的效用水平。支持这个新古典经济学核心观点的证据并不明显。
表2.3 作为大都市人口增长率决定因素的效用（1980—2000年）
注：参照组是高收入、高舒适性象限。括号中为标准误差。
关于阳光地带发展和城市系统总体变迁的一种更可信的说法
是什么引发了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城市系统的所有这些复杂变化？空间一般均衡理论与类似的城市舒适性理论认为，个人和家庭拥有了以前不曾享有的环境时，就会引起这样一系列的变化，因此空调和公路系统的改善对释放地区间大规模人口流动起到了重要作用。起因是人的移居，而工作岗位随之迁移。具体而言，这些理论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末及60年代初大量的人觉醒，并决定搬去阳光地带。问题不在于人口/劳动力供给与企业/劳动力需求的无限增量和循环关系是否影响了空间经济系统，而在于是什么能够引发一系列新的发展性事件，最终形成了我们现今的城市系统。
我们以美国城市系统的革命性变化作为具体实例。如果我们找不到证据证明现在空间效用均衡的存在，或证明阳光地带发展几十年后的现在再次有了这样的趋势，那么，1947年的时候，南方的工资和舒适条件怎么可能会好到足以吸引大量北方工人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1947年美国国会将《塔夫特—哈特利修正案》（Taft-Hartley Amendments）加入《全国劳资关系法案》中。几乎美国南部所有的州都因此变成了强调“工作权利”的州，与东北部或中西部相比，当时（现在也一样）南方各州推行工会组织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形成了南部独特的劳资关系体系。两年后，国会授权发布了题为《为什么产业向南方迁移》的报告（McLaughlin,1949），试图弄清楚88家工厂迁移到新兴的阳光地带的原因。《全国劳资关系法案》的修订及该报告的出台，早于广泛采用空调或建设州际公路系统。
这种历史背景带来了近期美国城市变革的另一系列动力。阳光地带的兴起及霜冻地带的衰落并不是因为工人要寻求阳光明媚、温暖舒适的冬天及无序扩张的郊区，而是因为（纺织等）加工业等产业的企业从东北部迁移到了南部和西部，这个说法或许更有道理。这些企业所在的产业处于产品周期的成熟阶段，这些产业的创新期大多早已过去。许多曾经受困于高工资和高度工会化的北方城市的这类企业，发现它们的生产过程越来越容易程序化和机械化。程序化降低了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使这些企业在选址时更自由灵活。企业抓住这种灵活机会，迁到阳光地带的一些城市，那里可以提供廉价的土地和低技能、低经验的劳动力及较少的法规限制。这些企业及其他企业并不是不在意空间要求，而是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地点有要求，它们的区位选择是由要素在不均衡地理分布上的不平衡和运输成本决定的。一旦一部分北方企业了解到南方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其他企业就会效仿迁移。
大量研究表明，失业是决定美国工人流动的重要条件（Greenwood,1997）。因此，一旦最先那批工厂迁移到阳光地带，就会引发移民浪潮，最初是因为许多北方工业城市新增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后来是因为随着产品的成熟期大面积冲击资本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结构性失业越来越多。比起美国过去半个多世纪就业岗位不断流失的那些地方，这些工资低的地方，碰巧也是冬天更加温暖宜人的地方。这只是一个巧合，绝不是一个原因。
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阳光地带出现了制度变化（工作权法；南方的地方性经济发展政策；美国南部的一些州因为农业就业机会减少而出现了富余的劳动力）。这些制度，与技术成熟且对劳动技能依赖较以前低的产业有相互作用。接着出现了重要的创新：基础设施的改进，特别是州际公路系统的建设，从根本上减少了产品上市的运输成本。在某些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南方大都市区，联邦政府也为其区域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生产的地理变化促进了阳光地带的发展。但前面所说的要素，即制度、产业、基础设施和联邦投资，究竟哪一个是引发这一系列结果最重要的因素还不能确定。[8]参与阳光地带发展的人，首先是被北方迁移过来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吸纳的南方农村人口，之后又因为北方城市工作岗位消失被吸引到南方的前北方工人。
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假设？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城市系统的新变化。重要区域创新集团（即新经济体中的赢家城市和地区）的出现，根本无法用家庭和工人的自发迁移决策、他们主观意识中很高的舒适性或任何其他类型的生活方式改变等予以解释。生产地理驱动着今天城市地理的演变，这一点与过去相同。
以由10个县构成的旧金山大都市区和由5个县构成的洛杉矶地区为例。两者总体上都属于高工资高收入的大都市区，过去的几十年里，房价增长率比人口增长率高。而两地的人均收入在1945年到1970年之间趋于相同，后来出现分化，导致今天两地的人均收入相差了1/3。[9]新古典城市经济学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建筑企业的均衡位置不同，认为旧金山的住房扩张比洛杉矶少，从而限制了人口增长和工资上涨。大多数实证指标表明，旧金山整体生活质量的舒适性只是略“高”于洛杉矶，所以根据模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人实际上应该愿意接受旧金山较低的名义收入。[10]建筑商的均衡是造成收入分化的强大力量。但自1970年以来，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增长都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住房单元数量和面积也同比例增长。[11]然而，虽然这两个地区在过去30年的监管严格程度相近，住房扩张率几乎相同，但是旧金山大都市区的长期平均房价比洛杉矶要高。此外，旧金山湾区几乎所有类别的货币（名义）工资都更高，也就是说即使对教育、种族、性别以及产业等有所控制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表明不存在为舒适性而妥协的证据。住房扩张受到既有监管制度的严格限制，这构成整体区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十分可信。大多数高度限制住房扩张的情况都在社区或中心城市层面，而不是地区层面。人口或收入增长率的重大变化不太可能是住房供给变化导致的，房屋建设是区域增长的“蛋”而不是“鸡”。
再看一下这个模型对住房供给的作用方面的一个更极端的推断。再次以1980年以后的旧金山和洛杉矶为例。在此期间，旧金山成长为世界信息通信技术经济的中心，而洛杉矶在它以前的航空航天高科技基地损失巨大。对此能做何解释呢？根据这个模型，导致这一观象的原因应该是两个城市在建筑商均衡中的位置不同，旧金山限制住房建设，限制人口增长，因此选择一个具有更高技能的移民群体，转而吸引信息技术产业；洛杉矶具有更灵活的廉价住房供给，吸引低技能的人，从而吸引追随低技能人群的产业，如低工资的轻工制造业。旧金山的确获得了更高技能的移民群，但似乎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将劳动力、技能和专业化的重负分摊到住房的价格上。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与低房价地区相比，住房成本高的地区，穷人会更大程度上挤入更小和更密集的住房中。住房不可能成为人、工作岗位和产业等一系列复杂替代品的基本动力。
如果不是这些生活方式的舒适性和生活成本因素，那么如何才能解释高工资行业主要在纽约、旧金山和伦敦等地发展的原因呢？空间一般均衡模型认为，这可能是由于高技能人才与其他高技能人才互动的偏好导致（Glaeser,2007）。在这个“人与工作岗位”的观点中，偏好导致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进而相关产业，即工作岗位会跟随人而来。根据这个解释，1980年后金融业在纽约或伦敦发展如此之快的原因是：工人对这两个城市的偏好吸引了金融企业。即使我们承认这些城市的工人在大规模区域劳动力储备之内通过各种互动提高了生产率，它对“鸡”和“蛋”的问题却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只有在相关产业的人员储备早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这种大规模的互动。以20世纪70年代硅谷微电子等新兴产业为例，在这些产业出现之前人才储备根本就不存在。新兴的信息技术产业及其劳动力通过新技能与新产业同时产生而共同演化发展。这样的储备一旦建立，可能对生产率和专业化产生许多递归影响，但它必须与模型中省略的其他动因一起出现。因此，将三个要素市场（建筑商、企业和家庭）的互动构建成同步和无方向或无起点的模型，就无法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对因果关系的解释。城市和地区发展是时间序列和因果层次的结果。
在这个建模的策略中通过对个人和企业的选择做出“空间无差异假设”回避了历史或序列。根据这一假设，只要能不受限制地通过利用工人的技能和工资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企业会选择去任何一个地方。但要使这种做法可行，只有假设其生产系统可以随意拆分到不同地方，并根据每个地方可获得的要素来测量该系统每一部分的要素比例（企业是“腻子”）。在这个世界上，一家企业会搜索所有对它来说可用的位置，选择它可以进行交易的地方，例如，某个劳动力更多而资本和运输成本更低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后面两章会看到，在最重要最前沿的经济部门中，即那些能够驱动经济发展的产业中，不可能存在空间无差异。关于这个假说有另外一个稍微现实一些的观点，认为不同的企业或产业有不同的资本、劳动力和交通的组合，会有自己的地点分类，分类依据是那些地方要素市场对资本、劳动力和运输的供需全部达到均衡。但在一个拥有无限数量的企业、产业和需求结构的世界里，这需要真正幸运的巧合才行。
我在后面的章节中会用其他假设取代这种思维方式。因为各地方的均衡情况不同，甚至在高度关联的经济中也是如此，所以就会有工资、价格和收入的空间不均衡。全经济范围内的一般空间均衡并不存在，但经济学家所谓的“多重均衡”则会存在。“多重均衡”反映出某些地方最前沿的经济活动的位置，以及其他类型的活动在其他地方的分布情况。反过来，它们又开启了不同的地方发展过程，表现为工资、收入和房价的区际差异。这些发展进程会持续影响个体技能和财富的积累，持续影响各地财政和投资能力及其人际网络的社会乘数。
结论
企业和产业位置发生变化，人员、设施和地方消费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也将随之变化，这会引起未来城市和地区的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即使伦敦、纽约以及巴黎拥有为世界富人提供消费游乐场的中心城市社区，它们首先还是全球经济的主要生产中心。大多数人来到这些城市还是为了工作。包括最富有和最贫穷的城市在内的世界城市系统，不是游乐场或舒适的公园，而是一套巨大的相互联系的工厂系统。
[1] 本章大量引用了Kemeny and Storper（2012）的内容。感谢Tom Kemeny的合作，但对本书中引用我们的共同著作的部分他不承担责任。
[2] 因此，Glaeser and Gottlieb（2009）写道：“自Mills（1967）、Rosen（1979）和Roback（1982）的开创性著作发表以来，关于城市的研究几乎一直认为工人的自由迁移创造了效用水平均等化的空间均衡。”Glaeser和Gottlieb还指出“劳动力的高流动性导致许多城市经济学家认为，在纽约收入提高并不意味着纽约人生活更优裕。相反，福利水平在空间上是均等化的，而高收入被城市的高价格或低舒适性等负面属性抵消……通过假设工人会选择工作地点，城市经济学家至少有可能解释人们在城市地区的大规模集聚”。
[3] 虽然洛杉矶充满阳光，但它不是阳光地带的典型代表，因为相比通常有这个绰号的南部各州，加利福尼亚遵循了一条独特的发展轨迹。下面我会更详细地讨论加利福尼亚的独特性。
[4] 有些相关性并不显著，因此我们可能会合理地质疑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出结论，认为高收入城市也最具有各种各样的舒适性。
[5] 我们还尝试将一月份的平均气温包含在更宽泛的气候衡量之中。加入这个变量后的结果与下文报告的没有什么重要的不同。
[6] 我们必须选择一个不完美的方法来确定阳光地带的成员，因为“阳光地带”是一种修辞，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界线。如果某个城市属于美国内战期间的南部邦联，我们就将其定义为阳光地带的成员。南部邦联各州构成了典型的美国南部，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的发展与美国其他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
[7] 此外，回归的概率值表明，全面详述没有太大意义。换言之，以象限为协变量的模型在预测1980—2000年城市人口增长时，与那些没有任何预测工具的模型表现没有不同。
[8] 运输经济学家一直以来都在争论交通运输系统能否改变生产模式（Leunig,2007;Anas、Arnott and Small,1998），大多数人观点一致，认为运输创新带来的要素价格变化是生产模式变化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
[9] 1970年洛杉矶城区五县的人均收入是旧金山大都市区十县的94%，但是到200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66%。
[10] 舒适性的工具变量往往使用相关的生活质量指标，其中包括美世咨询（Mercer）、《读者文摘》和《经济学人》常用的指标。所有这些指标都显示旧金山湾区的生活质量排名远高于洛杉矶地区。
[11] 这个模型以及大量的随附文献都假定是管制决定了住房基数（housingbase）的扩张率，因此也决定了劳动力的扩张率（Glaeser and Gyourko,2005）。但另一个模型（Van Nieuwerburgh and Weill,2009）将住房价格的不同归因于生产率的不同，这反映在大都市区之间的工资差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