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地方环境：城市的禀赋

“暗物质”问题：经济差异

德国和美国的汽车在质量、感受和性能等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然而，它们都包含了大量技术并体现了工程知识，它们的设计含有许多通过模仿和相互学习获得的元素。经济学一直都难以解释具有相似收入水平和相似平均要素生产率的经济体为什么在产品质量上会存在差异。^[1]当商品和服务可贸易时，而且制造它们的要素是流动的，找不到明确的原因来解释这种差异的存在。也许德国和美国在生产汽车方面存在微妙的要素禀赋差异。这些反过来又导致微妙的生产率差异，然后反映在两国汽车质量和品种（型号）的差异上，且各自都可以成功销售。贸易加强了这种自我选择；如果贸易成本下降，每一种质量或型号的细分市场的规模经济就会得到加强，从而使不同型号的汽车产量也会增加数量。但是，如果这些不是因为自然禀赋，那么我们就需要解释不同的要素禀赋。一种方法是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例如，德国更强调生产效率而美国更强调降低生产岗位的技能（Hall and Soskice,2001）。另一种方法是强调需求，比如，在此例中，两个国家的要素不同，因为与德国人相比，美国人对汽车有不同的偏好。请注意，我们的模型能更好地描述差异的内容和程度而不是原因。

制度会导致上述要素禀赋差异；教育、企业组织、产业政策以及研发的组织可能会在不同的地方产生不同的做事方式。但这种因果关系也可以逆转：制度可能反映了禀赋的初始差异；在每一个经济体中，稀缺要素可能需要集体行动去改善其供给或配置。例如，在劳动力稀缺的国家，这就意味着要鼓励教育，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稀缺要素的产出，或者可能鼓励制定移民友好型政策（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4）。人类学家一直持后者的观点，认为社会之间的经济组织差异反映了初始资源禀赋的差异，从而导致不同的权力结构（Sahlins,1995）。

但是，这些说法都过于笼统，无助于解释上文提到的细微质量差异。因此很难解释即使在一个标准和信息可以交流，以及各地彼此之间有课程和代表团往来的世界里，为什么某些城市、地区和国家在某些事情上做得那么好，而相互模仿又会如此困难。在伦敦、巴黎、东京、纽约、香港、墨西哥以及利马都有优秀的餐馆。但即使做同一类民族菜肴，比如法国菜，它们也无法彼此完全替代。我们经常把某些最高端的产品与某些特定的城市地区联系在一起，比如慕尼黑和斯图加特就是德国汽车的代名词。在许多其他微妙的角度，从时尚到金融，甚至在我们这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里，各城市都有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定禀赋。制度和要素禀赋无疑有助于这种差异的产生。但是仍存在着缺项，也就是说在解释差异的过程中存在暗物质。

在下文中，我提出的观点是地方的互动结构是差异的一个来源。我将这种互动结构称为地方环境。

地方环境的故事

我们来看一个轻松但分析上严肃认真的暗物质问题的例子。我的法裔美国教子从10岁左右开始就非常热衷于食物和烹饪（他现在20多岁）。21世纪初，他曾在洛杉矶、芝加哥、纽约等地的高档餐厅工作过，和巴黎一个优秀的餐馆老板以及一些美食评论家成了好朋友。像许多城市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一样，我们总是在谈论关于食品质量、烹饪和食物体系的话题。他总是会得出相同的结论：虽然在美国最好的厨房有大量创新和卓越之处，但与法国相比，即使在美国最讲究美食的城市也难以吃到价格合理的佳肴。要在美国吃到这样一顿佳肴，通常要去高质量的“大餐”饭店。在美国不乏这样的饭店。不同的是，在法国有很多优秀而亲民的餐馆，不仅数量比美国多，而且价格也更合理。^[2]换句话说，我们比较的不是不同地方的顶级餐馆；相反，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于提供优质烹饪的并非最高水平的餐馆。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差异也基本与此无异（不仅如此，东京的星级餐馆数量比巴黎多出不止1倍）。

我的教子很久以来就想尝试在美国开一家简单而优秀的餐厅，但他认为这会比在法国难，也许在经济上也难以为继。这其中有些什么不同之处呢？首先，有食材的供应链问题。第一，在美国找不到像法国奥利机场附近朗吉斯那样的大市场。也许更重要的是，除了该市场外，还有其他许多途径可以获得高品质食材，其中许多就是巴黎各食品市场中的那些合适的供应商。虽然近几年北美地区有一些类似的市场也得到了发展（比如西雅图、温哥华和哈得逊河流域），但最好的食材只供应给一些高端餐馆，因为在美国这些食材的相对价格远高于法国。这就导致了第二个差异。因为非星级厨师在法国得到这些食材相对容易，与美国相比，进入优秀烹饪行列的门槛自然就会比较低。于是就有了第三个差异，与法国同行相比，要利用这些食材盈利，美国的餐馆一般要通过加大餐馆规模进行补偿。^[3]它们也因为美国城市结构的不同“颗粒度”（granularity）被迫加大规模，因为要想获取足够大的市场抵消它们面对的较高的固定成本结构，餐馆位置和规模是必备条件。第四，美国厨房往往有不同的生产过程。与法国那些优秀但规模不大的餐馆相比，一般意义上比较大的美国餐馆里，点菜的员工占比更大，层次差异也更大。^[4]

关键是，一个相对简单、具有适度经营规模并提供优良菜品的餐厅，反过来又依赖于容易获得的外部投入、适度的经营规模以及厨房里适度的层级结构。这些特征使它能够保持菜品的集中、简单，因此能够控制成本。在美国，其激励正好相反，所以这种类型的餐馆十分罕见，迫使生产者和消费者走向“星级质量”的大规模餐馆模式。

第五个结果是餐馆的生产体系对两国的人才储备都有反馈作用。在法国，烹饪人才面临相对更大、更开放、更具竞争性的环境，这使“一般来说很好”的餐馆和高端餐厅成为人才辈出的“摇篮”。在美国，这种类型的培训环境更薄弱，更精英化。

在美国的意大利人是这种美国模式的完美例外，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外。他们那些成功餐馆的平均规模虽然比意大利本土的要大，但还达不到星级餐馆的巨型规模。意大利人的成功源自宗族经营方法：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通常是以家庭为核心，加上来自家乡的投资者）都来自意大利，有时（但很少）包括服务员在内，但往往包括建筑师和经营管理人员。^[5]从根本上说，他们不遵从美国当地的环境，而是“进口”环境，但法国人一般不这么做。

第六个结果与美法两地的创新类型相关。我的教子说，美国顶级餐厅的创新体现在新菜肴的创造上，即将口味或食材进行新的组合。烹饪技术创新以及基本调味汁和口味的创新大多来自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大多数美国餐馆中，概念与执行之间的劳动分工对基本调味汁和口味的创新来说是一个不利因素，但非常利于创造出新的菜肴。这两种系统都有创新，但它们创新的方式不同。

考虑到烹饪和餐饮业存在强大的国际知识溢出，这种差异仍能持续存在令人不解。近年来，美食餐厅的全球环境已经形成，包括劳动力的流动（名厨）、知识的流动（烹饪学校、书籍、杂志）和资本流动（投资者和业主）。老练的顾客四处旅行、品尝美食，并做出比较。在这个行业，有远距离网络与协作，也有一些真正的跨国厨师和餐馆。换句话说，这个故事似乎不是一个知识极不规范因此不能传播的故事。知识逐渐通过越来越多的制度化渠道进行传播。这些渠道将相距遥远的领域连接起来。知识到达不同的地方时，利用知识的方式会有所不同。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也不能归咎于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通过学习、信息交换和要素流动可以改变做事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和美国某些有鉴别力的厨师和食客的经历对彼此的影响很大。要素禀赋、基本偏好和生产系统的组织趋同程度相当之低。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同样的情况可以广泛适用于当代经济。即使在以产品可替代为目标的市场上，德国汽车也与美国同行绝对不同，而与美国的服务企业相比，法国的服务企业在提供集约化生产的消费和基础设施服务方面也存在系统性差异。在其他市场，产品质量和生产系统之间也存在如餐馆例子中所示的那种深层次递归关系，比如好莱坞相对于宝莱坞、米兰时尚与纽约时尚，或者丹麦食品加工与法国或美国的食品加工。

区域环境：行动主体的情境

研究经济的心理学家认为，差异不是一种简单的集聚现象，在集聚中各地区加上了禀赋或偏好的不同组合，而这些组合使它们看起来在文化上存在差异。实际上，它们可追溯到每个行动者的经验，是他们的经验造成了这种集聚上的差异。首先，差异挑战了认为行动主体具有普遍类似的理性认识的观念（Ariely,2008）。做出选择的时候通常是信息不完全并基于一套有限的标准，特别是本地的参照点或锚点。行为经济学的共同主题是情境决定论（situationalism），我们所处的位置对我们的所知所选十分重要（Ross and Nisbet,1991;Haselton、Nettle and Andrews,2005）。行动者的情境有五个重要的维度。

首先，有价值的专业信息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获得它要付出成本，也存在障碍：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决定他能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有时还会决定他以什么样的成本才能获得信息。在生产活动中，我们对信息的需求和对信息的获取是由我们在经济分工中的位置决定的。21世纪的劳动分工之复杂令人眼花缭乱。很少有人能真正全面了解他们在其中工作的生产链，更不用说了解他们作为工人、消费者和公民置身其中并影响他们生活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专业系统。这可能是分工之美，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些东西，就能从这些复杂的结构释放出来的生产力中获益。^[6]这也意味着我们知道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因此，我们为自己定义的情境是局部或部分处境。^[7]

其次，人们从事有限的搜索行为，并极其重视有限的参照点，即使这些参照点都是相当随意地选取的，而且转瞬即逝（Kahneman and Tversky,1979）。第三，社会和经济网络为我们获取想要寻找的信息提供了基础（Granovetter,2005;Powell,1990）。由于网络构建了我们一连串的机会和角色，我们在其中的成员身份影响我们成为什么人，因此影响了我们如何形成自己的偏好和选择。

情境决定论的第四个维度是行动者如何形成自己的目标。无论是完全主观的偏好还是合理建构的偏好，都有大量证据表明，目标会受到比较和效仿的强烈影响。地位的比较几乎会影响偏好形成的每个维度。荣辱之间的界限会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同，因此我们想效仿的对象也会不同（Appiah,2010）。我们要对比和模仿的东西不是求解全局最大化，而是取决于我们在劳动网络中的社会和地理位置、我们在劳动分工中的角色以及荣誉的标准（Frank,2001;Fine,2006）。有不少的研究表明，即使游历甚广的经济精英也会有不同的情感和偏好（Lamont,1992）。

第五，我们真正获取的信息一般是以相对狭隘的方式处理的。心理研究表明，人们大多在忽略某个狭小范围之外的事件和后果的情况下做出决定（Thaler,1985），且大多数情况下凭经验做决定，并没有经历最大化其收益所需的过程（Ariely,2008）。^[8]如禀赋效应所示，人们在做决定时往往很保守；他们想保持已有的东西胜过几乎任何其他目标（Thaler,1994）。他们也规避价值很小的高风险赌博，并且常常有很强的报复心理（Fehr and Gachter,2000）。这并不是说决策仅仅是情绪的释放，因为经济行动者可能会学习管理、解释和控制自己的情绪（Gul and Pesendorfer,2001）。但他们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给自己构建一个无情境的世界（Gilovich、Griffin and Kahneman,2002）。

现在我可以给环境这个词下一个定义。劳动分工以及行动者所在的网络决定了环境的结构成分。这是给每个人提供的信息环境，因此也是其线索和参照点的“输入”结构。反过来，单个行动者致力于他们的搜索行为（探矿）和目标的形成（效仿/志向），产生选择和评估行为（受到经验规则以及网络和地理环境中展现的框架的强烈影响）。^[9]

某些种类的商品和服务具有高度多样性、低标准化（codifiability）和不完全替代性等特点；这些都属于经济的创新领域。环境包括对这些活动配置投入品的行为或动物精神。环境涉及那些彼此之间以及与当地劳动力市场有大量交易的企业，环境不能在企业等组织内部完全内化。因此，环境有很强的地方社会乘数。它们类似于构成特定城市地区禀赋基础的深层禀赋和心态的“邻近效应”（Durlauf,2004）。

环境与调整

在某些类型的创新过程中环境发挥着特定的作用。拉尔夫·米伦扎尔和乔尔·莫克尔（Ralf Meisenzahl and Joel Mokyr,2010，第5页）定义了创新活动的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宏观发明和其他重大突破，解决了一个主要的瓶颈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我们会把这些发明者称为主要的发明者，他们大体上也是那些能进入经济史教科书的人。另一个层次是无数累积性的中小型微观发明，改进和调试既有发明，赋予它们新的用途，并在新应用中加以结合。从事这些发明的人会被称为“调整者”（tweaker），因为他们是对既有发明进行了改进。这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改进可能值得申请专利，但显然不完全如此。第三层次，也许是英国优势中最不被承认的，是大量熟练工人的存在，他们能够建造、安装、操作和维护新的复杂设备。纯粹的操作者需要掌握非常多的技能，但他们自身不需要具有创造性。我们会把这些人称为“执行者”。不用说，调整者和执行者之间的界限很模糊，但创造力的明确标志至少是有一项专利或获得某个创新奖。

在我举的餐馆的例子中，区分一个餐馆城市和另一个餐馆城市的关键行为方式是调整。地方禀赋正是以这种方式得以表达。环境指的是影响和加强调整的环境。

调整技能意味着拒绝复制或通过远距离管道传播。米伦扎尔和莫克尔（2010，第41页）认为：

然而，（工业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并不是全国性的，而大体上是地方性的：纺织业、钢铁业、采矿业、五金业和仪器制作等行业的创新只是其中几个例子，它们都是地方现象，主要依靠包括人才在内的地方资源。

通过调整展现的禀赋和环境是高度本地化的，其原因在于它们无法实现标准化：

我们既不应关注人口的平均属性，也不应关注“超级明星”的经历，而应关注这两者之间的群体。这个群体有能力灵活地调整、适应、组合、改进和调试现有的创意，根据规格要求把创意变现，还可以用知识填补蓝图留下的空白，这些对工业革命至关重要。（同上）

上面这几章为我们了解城市地区的创新模式提供了一些工具：集聚及其技术外溢（学习）的经济地理分布；技术全球化与发明和重组在地方上相互作用之间的复杂反馈；地方环境和调整行为；当然，还有交易撮合者和其他强大的行动者构成的本地网络如何使调整者实现其想法。

时间、空间与环境

经济体复杂的组织和地理结构影响着行动者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些由此产生的环境比较专业化且相对同质化，而另一些则呈现多样化，有着更不规律的异质化关系。这些关系也具有地理维度：它们受地理位置影响，反过来又与生产性组织，也即生产性组织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关系密切相关。一位在底特律汽车行业中工作的工程师（如今）可能与东京、斯图加特或慕尼黑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好莱坞的某个经纪人可能与纽约有密切联系；门多萨（Mendoza）的葡萄酒商可能与波尔多（Bordeaux）和基安蒂（Chianti）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城市这样的地方性环境中，我们可以发现有许多企业都在使用各种算法和规则进行高层次内部沟通，建立了高度有组织的远程专业供应链关系，自发开展多样化的本地互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的环境架构就是远程供应链和本地互动的某种结合，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此还知之甚少。同样，地理上分散但高度组织化的供应链环境，仍有可能泄漏本地或远程环境中的计划外信息。核心问题是，如何界定和传递信息和信号，这是行动者所处情境中的关键资源，然后这样的传递渠道又如何影响行动者建构事物的方式、模仿的对象、做出选择的方式以及要学习的内容。

现在我们来看看上述现象的一些实例。服装产业具有较高程度的产品差异化。相应地，这个产业内的市场结构和地理环境也各不相同，这表现在由地理上分散的产业链完成大企业内部的批量生产，以及服装生产集群或地区呈现高度本地化、专业化的特点。效仿、学习和创新的各个过程都因为这些环境而有所不同。技能很难在这些环境之间转移。但技能之间存在一定的溢出效应，因为大规模生产通常设法偷学和复制那些快速时装或高级时装，反过来高档服装又从城市、艺术和“街头潮流”等另类学习。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在组织及其核心活动的地域上存在显著差异；生产消费电子产品的公司也不例外（Sabel and Zeitlin,1985;Hall and Soskice,2001;Scranton,1991）。底特律和东京经过30年的竞争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产品，而底特律甚至宣布打算亦步亦趋模仿东京，但未能做到。即使在一个技术大量共享和信息广泛流通的世界中，每个系统内的行动者也无法改变信息、效仿动力（emulation clynamics）差异、（时间期界）可能的贴现以及各种选择行为上的差异。行动者以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Whitley,2004）。

第三种情况是世界上那些赢家通吃的系统，如伦敦、硅谷或好莱坞，或围绕独特的产品组合以及植根在地方体制中培育出来的地方性工艺而建立的各种工业区（Bathelt、Malmberg and Maskell,2004）。这些系统不仅存在于它们各自活动的技术前沿，而且这个前沿被一小部分系统占领。如此高度成功的集群服务于全球市场，并受制于各种远方的正式或组织性程序、专业和监管规范等等。每个核心区域都有一种环境，其各个维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模仿。但复制整个环境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集体行动问题，因为行动者的思考与模仿动机是相互依存的，因此这些方面的行为有强烈的相互影响和累积效应，这就是局部乘数效应。全世界都有硅谷的追随者，却只有一个硅谷。

分布式环境：又一个“大转变”？

如同我们在第九章看到的地理和技术的七个C，从组织和地理角度看，主要变化发生在分散生产的可能性方面。从地方环境或地方特定的集体禀赋看，如果地方与全球之间的关系发生一系列剧烈变化，那么对于地方禀赋和禀赋的地理分布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呢？换言之，推测地方与远距离关系会有什么巨大转变（Polanyi,1944）。

这种可称为分布式地理环境方向的转变，将包括几个主要的维度。首先，迄今为止，许多复杂的远距离关系必须被内化于组织之中，但简单的远距离交易则在开放的市场上进行，而中等级别的复杂关系则会采取合同的方式。那些复杂且难以标准化或常规化的关系都是地方性的。那些有助于远距离协调和监督的新技术，如果足够强大，就可以通过建立开放的市场关系，签署互动程度和复杂程度更高的复杂合同，帮助扩展环境。

其次，协调、订立合同和监督过程的正式和非正式之间的界限将有明显的改变。准正式化是有可能的，从而把目前在本地做交易或通过直接联系做交易的便利性与远距离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即把正规交易和非正规交易的优势相结合。第三，各类重要信息、知识以及方法可通过全球渠道获得（Bathelt、Malmberg and Maskell,2004）。

因此，这种分布式地理环境与其说具有地理特性，不如说具有组织特性。它们的组织基础与以前的截然不同，从而可以通过广泛使用信息技术，管理极其复杂的互动。地理分布式环境就算不会完全消除我们现在体验的城市禀赋，也会改变这些禀赋。我在第九章指出，尽管在技术和协调方面有许多实验，但我们现在离消除城市禀赋还很遥远；我在第十一章会论证面对面交流仍然是经济协调的有力工具，而远程交流不太可能减弱面对面交流的作用。尽管有这些疑虑，但是在思考从地方或国家环境向全球环境的大转变时，这里的讨论仍具有启发意义。

分布式环境经济学：最优性和福利效应

贸易理论指导我们把分布式环境的出现视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自然和不成问题的维度。如果地理上的分布环境取代扎根式地理环境，那么“全球禀赋”水平相对于既有的地方禀赋水平有所提高，会使世界经济受益吗？如果好莱坞是一个没有地方核心的全球生产网络，那么它的产业会与具有当前组织和地理情况的好莱坞的产业相同吗？它会成为更好的不同产品的制造商吗？从环境理论的角度看，我们可能会提出疑问：环境的变化何以会改变行动者的思考、模仿、选择和学习的行为，并因此决定了所在产业的发展活力？它会成为福利增加更少的更差产品的制造商吗？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不仅仅是选择不同技术的问题，而且会影响人们掌握的生产知识以及其他知识（Martin and Sunley,2006;Boschma and Lambooy,1999;Jaffe、Trajtenberg and Henderson,1993）。

正如我在餐厅的例子中所说，当我们从地方环境走向分布式地理环境时，得到的产品是不完美的替代品。不仅生产技术发生了变化，而且产品的一切外在表现都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使用的信息会通过全球劳动分工纵向传播。在模仿、认知和学习等关键的过程中，相对于来自网络（例如，地方或本国信息交换环境）外部的信息，这些信息将越来越多地得到优先考虑。异质性企业的某些正式贸易模型预测产品种类会减少（Baldwin and Forslid,2006）。换句话说，调整生产链的决策会导致“未选择的路”（Arthur,1989,1994;Hodgson,1993;Essletzbichler and Rigby,2004;Dosi,1998）。我们可以对选择的道路与既有的道路进行比较，但无法测算对于被当前的行为消除改变的环境下可能的产品质量以及数量。环境的创建或消除大多是生产的组织和位置决策的意外结果，这些动态影响并没有被纳入决策过程，也没有以任何方式给予成本核算。它们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型外部性（developmental externality），与世界一体化进程中文化及语言的创造和消失同理。

因此，城市和区域的禀赋不仅仅是地方事务，正如在一些特定地方出现但被广泛使用的创新不是地方事务一样。地方禀赋不会自动得到保存或因为更大范围的整合而朝有利的方向改变，正如并非所有贸易都可以自动为所有地方带来积极的结果一样。思考地方环境或禀赋的未来并不是源于贸易保护主义或怀旧的动机；相反，环境和地方禀赋的概念让我们更好地思考什么时候应该培育这样的环境，什么时候让其他环境消失会使经济从整体上变得更好。

[1] 在富国与穷国的比较中，生产率的差异应决定比较优势。

[2] 使用对欧元的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

[3] 因此，2007年12月4日巴黎的免费日报《地铁报》（Métro）指出，2007年的“Fooding”奖颁给了Pierre Jancou及他的餐厅“拉辛”，该餐厅只有36个座位，其中10个在户外。他的秘密是：“我寻找蔬菜、肉类和奶酪等方面的工匠，在这里我们只是展示产品，没有华而不实的东西。”

[4] 当然，在法国非常有声望的餐馆里，厨房里的分工很正式，有严格教育和实践标准。

[5] 在此向旧金山法里纳（Farina）餐厅的莫妮卡·维亚伦戈（Monica Viarengo）表示感谢，她给我解释了意大利的经营“方法”。

[6] 当然，在经济学中它被称为第一福利定理。

[7] 许多经济学家会回答说，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可以依靠价格来揭示（即使只有在事实之后）我们不知道的那些东西的价值，从而解决问题。但我们不知道每种类型的潜在相关信息的精确价格，我们不能把它们与其他所有的价格分开。

[8] 参见http://www.rulesofthumb.com。

[9] 环境的概念与我先前的“世界”概念密切相关，这是一个由传统方法定义的集体环境，行为人在其中相互协调以减少不确定性。实际上，这些传统共同对给定环境类型中的个体行动提供了稳定的基石和框架（Storper and Salais,1993）。然而，行为经济学提供了习俗研究文献中缺乏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