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技术、全球化与地方互动

创新与地方互动

全球化与地方互动互为补充。在重要的创新活动中比在其他方面更能充分说明这一点。信息、技术和技能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变得更容易、更全面，而且速度前所未有。我们还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城市地区对创新极其重要。专利和发明大部分集中在大的城市地区，其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城市地区的技术发展也高度多样化，各城市地区致力于不同领域的创新。科学和工程是全球性的，用的是世界通用的数学和统计学语言。然而，讲这些语言的有才华的科学家集群在地理上分布并不均，他们的商业项目都集中在少数几个著名的地方。我们需要知道在这样一个知识自由流动的世界里，那些互动行为为什么具有地方性。

这里的技术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是指经济的产出。但作为一种运输和交流形式，它也是所有贸易和生产的基本推动者。从一个地方运输货物到另一个地方的成本在过去至少一百年里持续下降。爱德华·格莱泽和珍妮特·科尔哈泽（Edward Glaeser and Janet Kohlhase,2003）指出，20世纪美国交通运输行业在其GDP中的份额已经下降了一半。他们还指出，美国铁路运输每吨英里的实际美元成本在一个世纪内下降了10%。法国的数据也显示出相同的趋势。皮埃尔-菲利浦·库姆斯和米伦·拉富尔卡德（Pierre-Philippe Combes and Miren Lafourcade,2005）指出，从1978年到1998年这段时间，道路货物运输成本下降了近40%。因此，国内单位运输成本明显下降毫无疑问。对于国际运输成本证据的评估无疑是比较困难的（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4）。戴维·胡梅尔斯（David Hummels,2007）指出，至少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航空运输成本大幅下降，而海上运输成本从1985年开始显著下降（1970年至1985年之间使用集装箱运输，提高了运输质量和效率，导致价格升高）。

运输成本的急剧下降使许多分析师预测“距离在消失”（例如Cairncross,2001）。但距离没有消失，甚至还安然无恙地存在着，证据比比皆是。罗素·希尔贝里和胡梅尔斯（Russell Hillberry and Hummels,2008）用更系统的证据表明，在美国，6千米内的运输量比这个距离半径之外的运输量高出3倍。在运输成本降低的情况下，这种地方互动何以保持如此重要的地位，并可能变得更加重要？关于距离的生命力有很多逸闻趣事。21世纪初，印度等很多地区经历了离岸服务中心和数据处理的最初浪潮以后，许多企业不得不至少部分地将它们的消费服务链重新定位为在岸，因为质量下降太多。波音雄心勃勃地（也有人称之为自大地）希望通过外包和离岸全球生产链生产787梦幻客机的想法，造成了从2008—2011年长达四年的延迟交货，而失去市场又会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早些时候，空客公司在较小的地理范围内制造A380巨型客机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问题，因为在德国制造的线束（wiringnarhesses）与在法国制造的机身不匹配。这两个主要问题都是因为同一个公司内的远距离协调没有做好。

沃尔玛和宜家等一些公司离不开全球供应链。但全球其他成功的公司，如扎拉（Zara），在设计和制作上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地方产业集群（Ghemawat and Nueno,2003）。在德国慕尼黑，大汽车公司和其供应商，即德国一些著名的中小型企业，构成了一个核心集群。这是巴伐利亚的保守落伍，还是生产和创新的成功典范？以原始意义沟通的可能性（廉价和便捷）并不意味着实际的沟通很容易跨越长远的地理距离和文化边界。因此，伦敦打到诺维奇（Norwich）的电话要多于打到纽约这个大西洋彼岸的另一个主要金融中心的电话，而纽约人打到迈阿密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电话比他们打到伦敦的电话要多得多（Reades,2010）。

创新和贸易成本：悖论

维护地方互动不足为奇；从历史上看，每一次运输革命都会提高城市化和城市密度（Pred,1973）。[1]造成这种看似悖论的主要原因是，降低的运输成本可能导致贸易成本上升。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使本地和远程活动有了更多互动。这反过来又增强了经济对产品进行组合和再组合的能力，并开辟了制造更多品种、更复杂的产品，以及更频繁地重组投入和设备的可能性。因为涉及更多的互动，所有这些后来出现的经济特征往往有较高的贸易成本。这种反馈关系在将高技能人才和创新型企业纳入新城市化浪潮的同时，也剥离和分散了某些（更墨守成规和公认的大型）活动。我将在本章研究生产与技术使用中引人入胜的地方和全球动态的不同方面。

典型案例和模型

我们用一个典型的例子开始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这个例子选自梅里克·格特勒（Meric Gertler,2004）对机械产业的距离和交易成本的研究。在这个产业中，设计、开发、定制、安装、启用、维修和更新复杂的设备需要生产者和最终用户之间频繁互动。

机器必须从机器生产商处购买。机器的质量越高，机器使用者生产最终产品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机器制造公司可以用更高的（劳动力）成本生产更高质量的机器。每台机器都是针对特定的最终用户，都需要大量的维护和调整，以获得预期的质量和生产率。这会给机器的消费者带来风险：虽然机器质量不如意，但因为投入了大量成本和时间，无法事后毁约终止交易。如果国家之间没有开展机器贸易，最终生产者就得在国内购买所需的机器。

但是，如果我们允许国际机器贸易，就可以从国外买到更好的机器。然而，为了购得更好的机器，总的贸易成本就要提高。贸易成本之所以提高，是因为它们涉及用户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机器生产商必须为他们的客户定制机器，安装并培训工人如何使用机器。当机器出口时，所有这些步骤都需要多次往返于两国之间。因此，运输成本的降低导致更高质量的机器得以出口以及进口国的工资提高，因为如今它可以打破以前的壁垒进口更好的机器。

这就解释了格特勒（2004）的例子，即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加拿大和美国的制造商无法使用主要产于德国的最新一代的机械设备。美国和加拿大的制造商一方面要使自己的设备现代化，另一方面又面临缺乏竞争力的本地机械生产商。而德国生产商被认为能提供卓越的定制产品。然而，从德国生产商手里购买机器又因为上面提到的所有交易成本而变得非常困难。美国和加拿大的制造商通常只能使用低于他们预期的机器，但是机器安装、培训和维修费用不菲。德国机器生产商也不满意，因为尽管他们付出了努力，但他们的机器在北美洲的使用情况比德国本土制造商的使用情况糟糕得多。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跨大西洋的机器交易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降低而是有所上升。[2]

因此，如果运输成本（即装运货物的物理成本）和贸易成本（即货物送达用户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成本总和，包括在这期间生产商和最终用户之间重要的往来沟通成本）之间存在明显差别，运输成本的下降并不意味着贸易成本的降低。[3]因此，交易成本可以看作内生的，不会随运输成本而单调增加。特别是，降低运输成本可能会起到刺激货物生产的作用，导致整体贸易成本升高，因此贸易更昂贵。[4]这意味着，一种形式的技术创新，即运输，可以产生提高贸易成本的一种反馈效应。

但这还不是全部。上述差异最终会导致本地服务行业的发展，为更优质的进口机器提供维护保养。因此，长距离和短距离并不是线性替代的，而常常是互补的。

针对这些问题，戴维·胡梅尔斯和亚历山大·斯基巴（David Hummels and Alexandre Skiba,2004）对美国和五个拉美国家进口的不同货物做了大量实验性研究。他们主要研究了运输成本（可以使用海关数据测量的那部分贸易成本）。运输成本既有从量（per unit）成分（例如，所运货物的能源成本）还有从价（ad valorem）成分（例如，关税或保险费用）。有趣的是，胡梅尔斯和斯基巴发现较高的每单位运输成本与较高质量的产品相关，这个特点与阿门·阿尔钦和威廉·艾伦（Armen Alchian and William Allen,1964）的预测一致，即“好苹果”运走了，质量差的留在国内消费（Hummels and Skiba,2004）。相比之下，较高的关税（即较高的从价成本）与较低质量的混合产品相关。

反映这种矛盾的另一个例子是葡萄酒业。过去欧洲消费的大部分葡萄酒都是直接用罐子运输的低质葡萄酒。那时低质葡萄酒的贸易成本可能很低。今天，葡萄酒质量要高得多，用瓶子而不是罐子运输。这加大了葡萄酒运输的难度，因为必须严格控制温度和贮存条件。对消费者来说，随着葡萄酒的品种数量大大增加，选择也更加困难，这种情况很可能同样适用于许多其他的商品和服务。与机械业一样，葡萄酒的贸易成本也随着产品质量的提高而增加。还有一个例子是服装业。西班牙的Zara公司已经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开设了门店。它的政策是每10天更换1/3的产品组合，并根据当地市场的不同，每个商店更换的产品不同。因此，Zara市场门店的贸易成本相对较高。此外，为了持续快速地对产品组合进行创新，该公司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集聚了大量的供应链。这种集聚促进了新服装款式的快速决策，因为Zara可以与设计师和供应商面对面接触，而且该公司是依靠声誉选择供应商并与他们建立合作关系，快速推出新款服装的测试版。

安妮-希丽亚·迪斯迪埃和基思·海德（Anne-Célia Disdier and Keith Head,2005）以及库姆斯和拉富尔卡德（2005）都指出，贸易对距离的敏感性有所增加，而马蒂亚斯·贝尔特隆和卡洛琳·弗洛因德（Matias Berthelon and Caroline Freund,2004）发现，这种演变不是国际贸易集中转向距离更敏感型产业造成的，而是各产业内部的产物。[5]与这些观点相一致的是，有一些经验证据表明，整体贸易成本确实在过去的30年中上升了；我们可以认为这证明了动态反馈可以适用于许多不同领域。例如，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2005）在一个估算贸易成本参数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中显示，1980—1990年，美国国内贸易成本有所增加。这些研究结果都与更廉价的长途运输、更高的单位贸易成本、更多品种和质量的投入品可供选择，以及某些用户和生产者对距离更敏感之间的反馈关系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地理和技术的七个C

贸易成本上升的作用最明显地体现在创新本身的地理分布，即经济中产生新创意和新实践的地方。[6]某些地区因为变成技术中心而富裕起来，并产生第四章分析的经济效应。奇怪的是，这种结果产生的时期，正是我们被技术全球化的各种逸闻趣事和指标包围的时期。我们不断听到关于中国的崛起、其科学家团队的发展及其与西方跨国企业研发合作的增多、全世界各国研发与科学部委数量的增长、国际流动性以及研究科学家和工程团队之间协作的明显快速提升，以及东亚新兴经济体中科学出版物的增多（Archibugi and Iammarino,2002;WIPO,2007）。这些情况与学术文献的四个主题呈对应关系：①现在技术在全球各地均可获得；②技术可以由全球各地提供或在全球各地开发；③重要的创新中心正在新的地方出现；④创新在全球的传播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迅速。

这些观点可能对城市地区具有多重意义。例如，技术来源的彻底全球化可能与创新主要位于城市地区并行不悖，但这些城市地区彼此之间的差别会变小。例如，旧金山和上海都会成为创新中心，但它们从事的创新并不是互补关系，而是直接的竞争关系。不仅如此，如果更多的地方想要进入创新行业，它们就应该进入我在第四章中描述的能获得马歇尔-阿罗型租金的经济体阵营。那些这样做的城市地区，在其国家和整个世界城市体系的地区收入排名中，位次将提高，这是一种追赶效应，表现为城市地区收入的β趋同。

关于创新中的距离消亡有一个更为激进的观点，那就是各城市地区的竞争环境趋同。在这种情况下，我在第四章分析的收入地理会经历剧烈的变化。由马歇尔-阿罗型租金驱动的地方创新收益将全线下跌，我们将见证城市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大幅缩小（σ效应）。这将切断高收入地区超越模仿者的能力，从而导致它们的实际收入下降。第四章描述的时空扩散过程将被彻底改变。

目前，我们尚没有一致的方式来衡量不同经济体的整体技术水平。近年来，最先进的方法使用产品的单价作为衡量其质量和嵌入式技术或知识的代理变量。汤姆·凯梅尼（Tom Kemeny,2011）发现世界各国的技术不均衡程度整体上是稳定的，正如其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和其他无因次变异指标显示的那样。这种稳定性掩盖了两个重要的动态变化。一方面，从极端落后中兴起了一个相当发达的经济体阵营，从而提高了世界技术的绝对平均水平。另一方面，由于那些最初的最发达国家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世界技术也存在正偏态（positive skew）分布（Castellacci and Archibugi,2008）。因此，我们既可以将这些事实解读成全球技术分布的等级结构令人悲观，也可以将它们视为技术扩散的乐观趋势，它正在给更多的地方带来更多的产能。由于我们不知道技术能力是不是线性的，所以我们无法说清楚过去几十年的技术扩散是否推动了某些发达地区的最终起飞以及全球技术开发和使用的等级结构发生剧变。

一个合理的推测是整体的技术扩散会带来国家和城市地区之间极不平衡的发展。莫雷蒂（Moretti,2012）认为，北美大都市区出现了新的“大分化”（great divide）——具有独特模式的创新中心将其他地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这一模式对应于我在第二章至第四章使用改进的新经济地理学框架分析的大都市收入动态。世界主要地区之间还存在一些其他差异。在美国，大都市区不仅在其产品和创新方面高度专业化，而且地区间彼此引用专利的比例近年来实际上也有所上升，而近年来这个比例实际上也已经上升（Sonn and Storper,2008;Ács,2002;Feldman,1994）。与美国相比，欧洲区域经济的多元化以及技术上的专业化都不够强（Crescenzi、RodríguezPose and Storper,2007）。在加强城市体系和整合创新的地理格局方面，中国似乎与美国更相似，而印度似乎更像欧洲（Crescenzi、Rodríguez-Pose and Storper,2012）。远距离长期贸易成本下降强化了经济的前沿活动日益布局在城市的趋势。在这种创新持续城市化的普遍模式中，有的地方成了赢家，而有些成了输家，创新的形态也各不相同。

这些创新的地理模式受许多力量的影响。接下来我将探讨其中的七种力量，或七个“C”（英文以字母C开头的词）：规范与交流、渠道、集群、社群、情境、协调以及竞争。

规范与交流（Codes and Communication）

技术依赖于不同的知识，不同的知识与距离的关系也不同。长期以来基础技术依赖于已被简化为易于复制和使用的知识。与此相反，新的基本技术通常不能通过投资使其包含的知识得到广泛传播。因此，当谈到交流或使用技术的成本时，我们会把知识区分成规范的明确知识和因为不能完全规范化而具有很强默会程度的默会知识（Polanyi,1966;Balconi,2002;Gertler,2003）。使用或交流默会知识时，为确保所交流的信息得到正确领会和使用，知识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或不同使用之间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投入、更强的认知能力、更高的知识接近度，以及更多次反反复复的努力（Johnson,Lorenz and Lundvall,2002）。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广隆（Ikujiro Nonaka and Hirotaka Takeuchi,1995）认为，在一个企业中，通过隐性知识关联在一起的各个部分，相比于大部分使用规范化知识实现企业内部互动的那些部分，协同定位程度往往更高。如同第三章讨论学习作为集聚的微观基础时指出的那样，集聚会使更多的活动依赖于默会知识而非整体经济。

有些人认为，在全球网络中行动者使用隐性知识交换规范化知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抵消，而是互补（Faulconbridge,2006;Strugeon,2003;Balconi,2002）。也有人认为，知识的发展过程同产品的生命周期一样，必然导致规范化（Cowan、David and Foray,2000），或者即使存在默会知识，也可以通过更多地投资于促进交流的基础设施，有意识地促成远距离的联系（Amin and Cohendet,1999;Malmberg and Maskell,2006）。

所以正式=规范化=远距离=大企业以及非正式=隐性=局部=小公司这样完美的对应关系可能并不存在，相反，存在的是这些因素在地理上和组织上的复杂组合，以及不断与学习和组合的过程。然而，这种区别的启示在于：远距离传播规范性较差的知识更困难且成本更高。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它是一种协同定位的力量；在其他情况下，它作为知识传播的渠道带来人们之间的相会，而默会知识则可能是远距离应用规范化知识的关键工具。城市不是默会知识的唯一所在地，组织和商品链也存在默会知识。但是，在使用默会知识和人际关系方面，城市是一个重要的地理范围，对此，我将在第十一章详细分析远程和面对面这两种接触方式。

知识的传播渠道

当我们发现知识远距离或非远距离移动时，可能就与知识的移动渠道有关。例如，一条新的公路就是货物或人们跨越距离移动的通道。知识的移动会通过什么渠道呢？互联网是信息移动的渠道。货物或人跨越更远的距离移动时，不仅需要新的渠道，而且还要有在渠道内通行的交通工具；更好的公路最终需要更好的汽车或卡车，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它们的生产力相互作用。互联网是一个覆盖面广且低成本的大型信息渠道。但是在网络中穿行的车辆或渠道是什么？对于弱编码信息、高度复杂的编码信息以及相当简单的编码信息，渠道都会有所不同。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69）颂扬密集城市街区中的不期而遇（unplanned contact）和机缘巧合，并提出了城市即渠道的经典观点。然而，自那时以来，对知识传输的研究发现了许多其他可能的渠道。对戴维·莫厄里和阿尔维兹·齐多尼斯（David Mowery and Arvids Ziedonis,2001）来说，市场是渠道，但它们是企业之间特别地方化的渠道。琳尼·朱克、迈克尔·达比和杰夫·阿姆斯特朗（Lynne Zucker、Michael Darby and Jeff Armstrong,1998）界定了明星科学家及其合作企业构成的市场，但这些市场都不是完全匿名、在空间上分散的标准理论意义上的市场。其他人将不同于市场的有组织网络作为主要渠道（Almeida and Kogut,1999;Anselin、Varga andÁcs,1997;Cowan,2005）。在有关劳动和创业市场的这类著作中一个始终交织的问题是，知识的传播更多的是通过合同等正式过程还是非正式网络过程（Dahl and Pederson,2004;Gorden and McCann,2005），甚或通过更加微妙的人际关系，也就是那些共享型“知识社群”的成员之间的关系（Håkanson,2005）。

人们的远距离迁移，不管是临时的还是永久性的，也都是技术扩散和知识传播渠道（Edler、Fier and Grimpe,2011;Saxenian,2006）。这不仅包括移民还包括参加会议和贸易展销会这样的活动（Bathelt and Schuldt,2008;Maskell、Bathelt and Malmberg,2006）、聘用外国专家（Markusen and Trofimenko,2007;Görg and Strohl,2005）、工人的临时长途流动（Fosfuri、Motta and Rønde,2001），或有组织的协作网络（Hoekman、Frenken and Van Oort,2008）。地方流动可能也发挥了作用，如当地劳动力市场内的跳槽行为（Fallick、Fleischman and Rebitzer,2006;Klepper,2005）、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工作流动（Lunzi,2006），还有另一种形式的人员流动，即创业，表现为企业家在体制内的“流动”，改变角色，并将其他人、资本和思想聚在一起，从而产生知识传播（Ács et al.,2009;Feldman,2005）。

学者的另一个疑问是这些知识传播渠道在产业内更强还是在产业间更强。如果知识传播的地理成本高，如果某些行业间的成本比较高，那么创新型城市就会有多元化的压力；如果创新的行业内成本较高，那么这样的城市就会高度专业化（Glaeser et al.,1992;Puga and Duranton,2001;Duranton and Puga,2000,2005;Feldman and Audretsch,1999）。

这背后的关键问题主要涉及本地与远在外地的权衡以及渠道的地理范围。有观点认为“全球管道”可以替代当地联系，因此知识传播的地理在发生变化（Bathelt,2007;Bathelt、Malmberg and Maskell,2004）。但是，我们不太了解这些管道的形状、何时、如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能替代地方交流。全球管道和地方渠道在其正规程度、市场、网络，以及依赖于劳动力市场与企业间关系的权衡方面有所不同吗？两者都与默会知识和规范化知识的融合有系统性联系，抑或全球管道消除了默会与距离的高成本之间的关系？

与渠道能否产生新的传播模式和创新的地理格局这一问题相关的是，它们是否也在以微妙的方式改变创新。互联网搜索引擎是互联网渠道的新工具，但它们有选择偏差（主要是网页排名算法）。与其他手段和渠道相比，它们也在增加和减掉信息。因此，对信息的处理不是横向管道式，而是“纵向上升式”（或主题归类式），这是使用这类引擎的一个意外的后果（Lanier,2010）。全球渠道改变了，但这些渠道在其传播的内容方面也有选择偏差。

其中一个方面是明星科学家与企业的匹配。这些科学家可以加入世界各地的合作者网络并获得信息来源。但与之匹配的大多数企业都是家门口的企业，具有高度区域化（Zucker et al.,2007），而且学术研究溢出一般都是高度本地化的（Adams,2005）。经纪人和交易商（deal marker）的存在与集聚的规模和集聚内企业的数量呈指数关系（Feld-man and Zoller,2011）。因此，尽管有全球渠道，它们仍然是带有选择偏差的累积循环的匹配过程，而这继续在不同区域的创新产业之间造成分化。

集群

技术开发和使用呈地理上的群聚。基于专利地方化（patcnt localization）的原创研究包括贾菲（Jaffe,1989），贾菲、图拉真伯格和亨德森（Jaffe、Trajtenberg and Henderson,1993），以及奥德斯和费尔德曼（Audretsch and Feldman,1996）的研究。[7]除了上文提到的关于规范和渠道如何影响之外，我们对理解技术创新和集群之间的关系仍然严重缺乏了解。利用城市经济学的说法，如果这种集群主要是城市化的结果，那么同等规模的所有城市都应该有相同的创新活力。但并不是所有城市地区都有同样的创新活力，即使相同规模的城市也是如此；而且，城市的创新活力体现在不同的领域，所以它们的创新与它们的可交易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一样，也是专业化的。换句话说，创新是专业化与城市化的结合。

一些学者认为，世界上多元化的大城市由于产业间的溢出效应在某些类别的创新活动上具有优势（Glaeser et al.,1992）。也许大城市仅仅是看起来高度多元化，这只不过是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我们并不了解哪些活动在技术上是“接近”的，或者相关。若果真如此，我们就高估了多样性，低估了在城市集聚中活动的相关性（Frenken、Van Oortand Verburg,2007）。也许，大城市的交流过程具有超可加性或“人气”（见第十一章）。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我们对大城市经济的“吸附力”仍然知之甚少。创新与集群很可能互为因果（Braunerhjelm and Feldman,2006）。而且，至少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是相互加强的，并可以累积和增加。

社群

但是，即使论证了存在创新的地理集群，我们仍然不知道创新是在一个（包括几个集群的）多元化经济中，一个集中发展某个单一产业的专门化经济中，还是在一个活动领域内才能得到加强。经济基础较为狭小的好处可能包括，在范围较小的活动中聚集代理人、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过程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社群主义运作模式，从而加强了代理人之间的知识和社会资本的流动以及相互信任。

从事创新的社群既可能包括有高度信任的非亲缘网络，也包括基于亲属关系、出身甚至种族关系的网络。最正式的职业社群都有高度信任；但许多社群是部分开放的半信任“实践社群”，它们基于知识，而且加入者要经过筛选（Brown and Duguid,1991,2000;Amin and Cohendet,2005）。他们创建的渠道在这两种情况下会有些不同。究竟是这些网络内涉及人际知识的“强关联”，还是涉及对他人有些许了解的“弱关联”能够更好地促进创新，存在着很大争议（Granovetter,1973;Rost,2011）。即使充满信任的社群最终也需要有某种程度的非匿名的人际网络筛选出具有资格和“真正”技能的人，并为创新的艰苦努力扫平道路（Bunnell and Coe,2001;Cooke,2006）。而且，在许多组织环境中，包括世界和学术界，都会形成这种网络（Balconi、Breschi and Lissoni,2004）。

这并没有人告诉我们，此类社群是在空间上局限于某个地方还是可以远距离扩展。这个问题的关键之一是“世界性”创新社群与基于亲缘关系的传统网络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或者它们是否可以相互替代。国际科学网络越来越普遍（Edler、Fier and Grimpe,2011;Hoekman、Frenken and Van Oort,2008;Lorentzen,2008）。但正如前面讨论的，朱克和达比（2006）指出，即使具有世界学术声誉的明星学者绝大多数也是与家门口的企业合作。国际科学共同体不直接对应于国际创新社群。此外，本地化的社会资本会提高本地生产商利用某些研发关系获取本地知识和远处知识的能力（Laursen、Masciarelli and Prencipe,2011），当然离开社群会将一些在本地建立的关系带到远处（Breschi and Lissoni,2003）。

在第六章至第八章中，我讨论了技能和能力从一个主要活动领域到另一个活动领域的换位。如果那些习惯于在信息技术领域工作的风险资本家开始充当经济中由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驱动的各相关领域的天使投资者，换位就必然涉及既有网络之间的连结。这一工作由谁来做？鲍威尔、帕卡伦和惠廷顿（2009）认为，能够把两个群体联系起来的是那些特定代理人，即玛丽安·费尔德曼和特德·佐勒（Maryann Feldman and Ted Zoller,2011）所谓的“中介”。当交易成功后，在制度化的过程中一套新的做法和关系就会扩散到更广泛的行动者群体，有效地形成另一个网络（Porter、Whittington and Powell,2005;Powell、Packalen and Whittington,2012;Powell and Owen-Smith,2012）。这样的联系是否在某些地理范围内更可能建立并取得成功？朱克和达比（2006）以及费尔德曼和佐勒（2011）都认为，如果在既有网络的连结更可能在区域范围内建立，则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和实践的制度化，随后的换位也许就会扩大范围（Powell、Packalen and Whittington,2012）。

流动的科学家和企业家来自更本地化的节点或网络（Filatchov et al.,2011），这些连结型代理人可能散居各地，或者参与复杂的循环式迁移和回流式迁移（Saxenian,2006;Mayr and Peri,2008;Saxenian and Hsu,2005）。这会有效地将创新中的远距离优势和本地化优势相结合，从而提高本地化的收益（Saxenian,2006）。

情境还是“本地天赋”

许多决策和行动都受到情境限制。行动者对信息的接受、感知和解释，以及对其他各种方案的排序是高度可变的；他们根据具体现状对未来进行贴现；他们经常赶超与自己有联系的那些人。这些都是经济的“动物精神”（Akerlof and Schiller,2009）。知识社群或实践社群所处的情境不同。情境是综合性的行为“体验”要素，通常被归入文化差异的黑箱。[8]我将在第十章详细探讨情境，所以在此仅做几点评论。

情境受地理因素的限制，因为获取信息和人员以及设定追赶的对象和未来愿景都基于已有的信息和知识。我探讨过的与创新相关的一些力量，如规范、渠道和社群，也可能通过替代真实体验的标准做法为地理上的情境延伸甚至去情境化行动创造机会。例如，搜索引擎在开放信息来源的同时可能实现了去情境化，并重新定义搜索路径，从而远距离传播某些信息和世界观（Lanier,2010）。将所有与行为相关的创新都去情境化或使其扩散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在考虑距离对创新影响的演变时，我们需要了解的不仅仅是与规范和渠道相关的各种信息的交流成本，也要了解创新嵌入情境的程度，以及情境的各种要素在不同地方可复制的程度。

合作

创新不仅涉及不同组织（企业、大学、实验室等）的参与者，还需要使用知识、不同的物质对象和人工制品。所有这些领域和来自经济中不同专业化领域的行动者之间的沟通，受到规范、渠道、集群和社群等制度形式的影响。

关于创新协调的许多文献都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各种组织如何才能协调好更开放的、互动式快速变化的相互作用？这个问题有地理方面的因素：广大地理范围内协调创新行动者和组织。当系统的固定成本很高或需要组合专用零件时，就需要具备高度的协调性，但原则上，工程合作和生产规划可以降低成本，同时提高其可行性。这方面早期的尝试是20世纪70年代福特公司的“世界汽车”，这是一次失败的试验。如前所述，世界两大民用飞机生产商近期都试图通过全球工程合作和生产链来制造新客机，却遭受了重大挫折。这些例子表明，即使在某些自上而下或集中化工程管理的行业天然具有产出边界的特性，也会存在协调的距离障碍（Hart and Moore,2005）。

但是，在没有这种工程要求和高固定成本的行业，快速设计和生产方面的全球协调就比较成功。从20世纪70年代贝纳通公司开始，各公司开始使用新获得的信息技术以达到销售和生产之间的快速反馈（Camuffo、Romano and Vinelli,2001;Belussi,1987）。相比之下，Zara和H&M等快时尚公司，似乎都有一个区域性的核心集群，它们用核心集群设计产品，生成样品，并在其集群内推出限量产品，然后再成功地在全球范围内大量提供，使全球和本地相得益彰（Ghemawat and Nueno,2003;Saliola and Zanfei,2009;Oxley and Sampson,2004）。

但是，我在本章的第一部分指出，较低的贸易成本（其本质上是一种协调成本）和创新的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因此，就像上文描述的那样，即使对距离的协调能力不断增长，它们也会对本地化产生自己的递归影响。对于每一次因为协调加强而带来的扩展，都可能会有发明、产品差异化和产品质量变化，从而产生不能完全远距离协调的生产关系。[9]

竞争

理论指导我们寻找来自创新全球化（或更普遍地说，任何范围的地理一体化）的人类福祉提高，例如各国可以消除在昂贵而又多余的重复研发和实验活动。它们可以增加溢出，从而增加知识的重组和创造更大的罗默效应（Romer effects）（见第四章）。这样，他们就可以创造更大的规模经济和效率，提高创新资产和劳动的回报。

这也可能导致引人注目的赢家通吃的发展过程，即城市和国家赚取大量创新租金，并引起极大的关注。创新的全球化也涉及更多的企业、政府和区域之间在每个创新博弈中竞相成为赢家（Boldrin and Levine,2006）。这就会出现趋同式创新的过度竞争（Grossman and Lai,2011;Gilbert,2011;Lerner,2009;Jaffe and Lerner,2004；参见Donahue,1997）。大多数贸易规则禁止对生产成本给予直接补贴，却没有权力阻止对创新的支持。

不过，我们不知道，这样的竞争是否会带来更快、更多或更好的动态创新（如目前不可见的学习效应或分拆），是否阻碍了地理上创新专业化带来的经济收益（如第三章和第四章所述），甚至是否会导致合理的创新地理分布。创新也会挤出公众和私人行动中不那么激动人心的任务，比如简单地提高生产率或改进老产品。这可能是提高整体创新产出的代价，但它们会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尚未有定论。

创新与地方互动

因此，创新全球化的现实与“扁平世界”或距离“消亡说”展示的景象相去甚远。不仅有许多理由说明最高水平的创新活动是高度本地化的，还有许多理由说明全球运输和交流技术的创新产生了矛盾和迂回的效应，增加了经济的复杂度和时间依赖型的相互作用，而它们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贸易成本并提出了本地化的要求。全球化和本地互动在这些方面是相互关联的。但关于创新地点我们仍知之甚少。

本章的分析使我能够提出关于互动和城市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某些城市是否比另一些城市有更强的互动呢？对此我们难以找到确凿的证据。然而，前面的分析表明，高度互动的城市是创新的先行者，或者有能力重组并完善产品和服务，比如我提到的机械行业的例子。我在第一章中展示的数据表明，与互动较弱的城市相比，高度互动的城市会有更高比例的非常规任务并有较高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与那些在区际分工中专门从事互动较弱的例行任务的城市相比，互动更多的城市在收入方面会更具弹性（虽然人口方面不一定会增长更多）。

[1] 本案例研究和模型是我与Duranton共同开发的，最初在我俩合著的一部作品中探讨过（Duranton and Storper,2008）。

[2] Gertler（2004）进一步认为，交易成本不是完全由纯粹的运输成本参数T驱动的。相反，文化和语言差异使机器生产商与其北美客户之间的协调比他们与本地客户之间的协调更加困难（这与重力方程中共同语言虚拟变量的稳健性一致）。Gertler（2004）也强调制度的差异。德国的机器是专为那些花费大量资源养护机器，并投入大量个人精力了解其工作细节的工人制造的。北美工人通常不愿意做这样的长期投资，因为他们的工作选择机会多得多。

[3] 可以补充说明的是，相邻国家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很大一部分（Leamerand Storper,2001）。这也与更多的间接证据一致，例如欧洲的集聚研究等，尽管欧洲实现了一体化，但这些研究通常没能揭示出产业定位模式中很多的系统性变化（Midelfahrt-Knarvik and Overman,2002;Storper、Chen and De Paolis,2002）。

[4] 要建立一个具有翔实微观经济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理论上的一致性要求我们详细说明为什么各国要展开贸易并为交易成本提供具体的微观经济基础。为了使模型易于处理，需要相当明确的假设。虽然这些要求缩减了模型的范围，但我的建模策略是接受这些要求。我在这一节中，首先用一个简单的草图说明了我的基本方法在一个简单的局部平衡框架中的运用。这表明，我的核心论点具有相当的一般性，且建立在一组比较有限的假设之上。

[5] Berthelon and Freund（2004）的另一个有趣的研究结果是，对距离敏感度的增加与交易的商品类型无明显关联。这个模型中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这是因为贸易流必须是平衡的。因此，最终商品贸易（国家1进口的）产生的作用将与机器贸易的作用相同（国家2进口的）。

[6] 感谢Andrea Ascani在这部分研究中给予的宝贵帮助。

[7] 对这个初步结果有一些专业性批评（Thompson and Fox-Kean,2005）和怀疑者（Boschma,2005）。但通过使用专利数据和其他指标，这个结果仍然不断在实证研究中得到可信的验证（Branstetter,2001;Döring and Schnellback,2006;Sonn and Storper,2008）。

[8] 虽然Granovetter（1973）的“嵌入性”概念关注的是同一个问题。

[9] 同样，也有许多故事讲述了最初大家蜂拥地将客户服务置于遥远的新兴经济体的办公室和电话中心，但其中一些不得不返回，因为在如此巨大的地理和文化距离上，无法就令人满意的质量进行协调。在这些服务中，有一些随意的互动无法设计成常规惯例。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它可以使这些常规更加全面，但使它们发挥作用的人力资本投入会非常高，因此总的协调成本将继续制约这种外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