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破坏性创新：地理与经济学

为什么有些城市如此富有？

无论何时，都会有一些城市和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富有。目前，人均收入较高的城市地区包括旧金山、华盛顿特区和苏黎世，这些城市地区的收入比其本国经济的平均收入水平高出大约1/3，而且这些国家的经济也处于世界经济层级体系的富裕层级。在美国国内，旧金山的人均收入是其最贫穷大都市区的3倍。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指出的，这些贫富地区之间绝不仅仅是金钱上的差异，即使考虑到不同地区的不同生活成本和生活品质，差异仍然存在（但会有所减小）。

这其中的某些差异在国际层面上仅是一个动态追赶问题。例如，上海和圣保罗正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有一天它们甚至可能达到美国或欧洲最富有城市地区的水平。过去，像布法罗、锡拉库扎和克利夫兰这些地方的人均收入都非常高。人们在那里赚取了巨额财富，漂亮的豪宅、剧院和其他建于城市鼎盛时期的公共建筑等都彰显当时经济的繁荣。今天在旧大陆的很多收入水平相对不高的城市也以宫殿、剧院和历史遗迹等形式显示其曾经的富有。通常，这些历史财富的有形表现形式反映了它们曾经有过的高度不平等和很高的平均收入，威尼斯、伊斯坦布尔、塞维利亚和里斯本等城市在其鼎盛时期也是如此。

奇怪的是，城市经济学对这些富有的城市和地区的存在含糊其词。大多数城市经济学家坚持空间一般均衡理论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地方的繁荣不可能持续存在。相反，过高的住房和劳动力价格会摧毁这些城市。如我所说，在美国，对于一些像纽约这样的高物价城市来说，表面上看，这么说好像没错。近几十年来，纽约的人口增长速度并不像达拉斯或奥兰多这些生活成本较低的城市那样快，但是纽约的实际收入确实较高。还有其他高收入城市，如旧金山和华盛顿特区，在保持高收入的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增长。一方面是高收入和高价格，另一方面是人口、就业和收入的变化，我们会看到这两者的关系很复杂。但是，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家与经济学家都认为，许多城市“太昂贵”以至于对它们自身不利。

让我们从经济学角度重新探讨这场辩论。首先，如果平均价格（生活成本）很高，某个特定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异大于它们的平均生产率差异，那么该地区就可能陷入困境，特别是当既有经济活动的贸易和搬迁成本较低时就更是如此，这便是常识中的现实认知。第二种可能性更复杂，来自新古典城市经济学的空间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如果固定资源的平均价格水平（生活成本）很高，就会反映出许多问题（如对建筑的限制）。面对这些问题，不具备在这些区域生存所需的高工资或高生产率的人和企业不得不离开。根据空间一般均衡理论，一个区域的比较优势由当地的生活成本决定，促使企业和人员分类并自行选择留下或离开，从而带动该区域的人口变化。这些变化本应该带来区域间的效用均等化，我试图在第二章找到这种均等，但事与愿违。第三种可能性是住房和本地服务（如美发厅）等固定资源的价格比其他区域高，但平均工资和实际收入也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本地区主要贸易活动中的工资和收入反映为创新租金。这些租金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外部性弥补了该地区其他非贸易领域的工资和价格。例如，发型师赚钱多是因为对冲基金交易员与他们的发型师分享了一部分创新租金。反过来他们又都在本地市场消费，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母市场的发展。后一个动态阻碍了价格回归均值与地区之间的效用均等化。

哪一种经济学？

大多数空间经济学家赞成将上述两种观点结合起来。这形成了一个关于长期变化的独特观点：实际价格高的城市不可能永远如此；这些城市肯定出了问题。我在本章只阐述第三个观点，我认为破坏（disruption）是经济进程中的一个关键动力。为了从这一争论中做出判断，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关于地理经济进程要采用哪些假设。经济学对于均衡概念的运用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作为启发性工具用以解决价格和数量可能的经验分布问题。就地理学而言，这意味着要得出构成这些价格和数量的要素供需（人、企业和资本）在地域上的分布。这个启发式工具很有用，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知道在一些基本结构性（因果）要素发生变化时，可能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使用这种有限度的方法，几乎所有价格、工资、产量和人口结构都会遭到冲击，我们可以阐明为了应对冲击城市会如何改变。

应用均衡的第二种方式更加雄心勃勃，它在经济学理论大厦中居于中心地位。特别在经济的实证方面（在我们的实例中，指人口、产量和收入的空间分布）被认为符合经济的一般均衡特征，其中所有市场依据“零过剩规则”（zero-excess rule）出清。第二章探讨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便是利用这种均衡的一个例子。家庭、建筑商以及各个产业都被认为是价格与数量相互作用的某个单一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其因果关系是多向的，并使劳动力、住房/土地和工资等以有意义的方式相互替代成为可能。

本章的论点是，这样的模型只代表经济进程的一个方面。这些模型只强调各地价格和工资回归均值的（长期）趋势，以及受到冲击后的很长时间内会出现某种程度的效用均等化趋势。它们不强调经济正常运行时产生的创新冲击。这些创新产生了地理集聚，而且为了让创新存在，必须用租金给予补偿，这反过来又会造成某些地方的高工资和高物价，以及各地之间的分化。[1]如果没有这样的创新，经济就不会有平均财富和收入方面的长期增长，即发展（Aghion and Howitt,1997）。高收入的城市和地区的产生总是会体现出创新。当创新停止且所有地方的收入都一样的时候，经济体系的发展进程就会停止。所以，经济和地理上的破坏是发展的永恒标准和必要条件。

创新租金的时空动态

后一种观点与一般经济学或（本书通篇讲述的）城市经济学格格不入。然而，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创新租金如何由某些与整体经济发展过程相关的特定城市地区享有，因此它实际上与城市如何为总体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观点具有内在一致性（参见Lundvall and Johnson,2004）。

要审视这些复杂的理论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抛弃从严格局部的维度考虑潜在正外部性的做法。增长经济学，特别是罗默（Romer,1986,1994）增长模型证实，整个经济范围内的收益递增是资源约束下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知识和技术有别于经济过程中的其他投入。它们是非竞争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上只有微弱的排他性。如果只有一把椅子，我坐了你就不能坐，我与你就成了竞争对手。不仅如此，如果我长期使用，这把椅子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坏掉。但是知识不同，真正的知识我们可以同时使用，也可以无限制反复使用而不发生损耗。我也可以不让你使用我的椅子，比如将它锁起来，或者声称我对它有所有权，如果你使用它我将用法律惩罚你。从长期看，知识的排他性很弱，它从其发明者流向更广泛的用户群体，限制其使用的法律都是暂时的。因为对生物、物理或机械过程的理解每前进一步，都会带来知识的技术应用，所以真正的知识往往也是积累而成的。每一种这样的能力通常都建立在不断改进的基础上，或者被更好的替代品取代，因为随着过去一个阶段的知识积累到一个新的阶段，对当前探寻的领域就会有综合性的领悟。

用正式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经济中的研发或创新部门的生产率不受收益递减的影响。平均而言，有益知识增量的生成越来越廉价。但这并非每时每刻都适用于科学的任意领域，因为有时会遇到阻碍，或者过去的成就在技术、环境或社会方面产生不可预料且代价高昂的副作用（负外部性）。但总体而言，对于过去几个世纪来说，知识和技术进步的平均实际成本看起来越来越廉价（Mokyr,1991;Rosenberg,1982）。

这个简单的想法意义非同小可：创新可以成为长期无限增长的源泉。如果所有新增要素的收益都在递减，它们可以帮助企业和个人有效配置既定的资源。然而，对于整体经济来说，这不是好事。如果知识和技术受制于收益递减，那么从长远来说就很难提高生产率（它们成本很高，且可能越来越高）。结果，人类将被锁定在惨烈地争夺各种资源的马尔萨斯斗争中，这种斗争在工业革命之前曾让世界收入停滞了一千年（Maddison,1982）。收益递增解释了一个经济体为什么可以从其内部动态中发展起来。因此，增长并不完全取决于偶然事件，如良好的气候会使人口增长或知识奇迹般地外生增加（即“知识如同天堂的甘露降落人间”的想法）。

但是，正如读者看到的，这种基于收益递增的增长动态与经济中的效率、资源配置机制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资源配置机制必须建立在收益递减的基础上，使它能够找到最后的或边际上的资源量以配置给某种特定活动，然后再配置给其他活动。内生增长理论几乎以一种神奇的方式调和了这两个原则。它表明，即使应用了创新的不同具体活动（产品、行业和活动）是完全竞争的（由于收益递减），从长远看，通过降价、扩散以及为提高生产率而进行的创新积累，整体经济还是能够从收益递减的悲惨状态中解放出来（Romer,1986,1994）。

请注意，我们现在还远未涉及要探讨的地方集群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问题与地方集群联系起来：在时间和空间上，用地方集群方式将某些具体产业和整体经济联系起来的机制是什么？我们先讨论时间维度。先行者或创新者以垄断租金的方式从创新中获得了巨额收益，那也意味着人们的工资和产品价格要比通常情况下更高。经济奖励创新，因为创新具有稀缺性（其他人解开其中的奥秘，模仿并增加供给需要时间），也因为投资者预见到未来可以通过支付租金的方式将创新应用于提高其他任何地方的生产率。然而，这正是矛盾所在，这些提高价格和工资的动力只是暂时的。最终，高价格和高工资会随着创新（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长期累积）向其他企业、产业、工人和消费者的扩散而消失。

于是产生了第二个巨大的作用：这种扩散通过整体经济的重组和（在各企业、行业和用户范围内）对技术的反复利用，创造了整体经济的收益递增。创新在短期内是成本高昂的，并因此为创新者带来巨额回报。但是从长远看，创新却是相对低成本的（它不受收益递减的影响），并且能够使经济摆脱令人沮丧的收益递减陷阱。

那么，对于空间维度（即城市、地区甚至国家）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如上所述，当罗默理论被应用于经济发展地理学时，学者们常常会把它分别与之前马歇尔（Marshall,1919）关于区域范围的技术溢出（“产业的秘密悬而未决”）以及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1962）关于“干中学”的研究联系起来。马歇尔-阿罗-罗默（MAR）关于区域范围的外部性概念得到广泛使用。[2]

但是，如果收益递增的唯一来源是有严格本地准入限制的技术，那么实际上，内部人会以本地化的技术或知识租金为产出定价，以赚取所有创新收益。[3]如果事情到此结束，就无法解释西方国家自1820年以来经历的经济持续增长，也就不会有整体经济层面的递增收益，而只是某些幸运的地区或人们的长期租金积累（Mokyr,1991）。知识在地理上的排他性，导致在经济上的排他性。这样一来，罗默外部性理论的决定性支柱就会坍塌。知识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积累性就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这多少有点像14世纪的中国皇帝对待某些发明的方式。

罗默理论的地理学观点，结合了本地化和扩散，对于解释经济史学家关于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大分流”的研究结论必不可少。在某些时期，某些企业和地方的租金在慢慢积累，然后随着技术潜在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分散特征逐步成为现实，这反过来使整体经济的收益递增也变为现实。[4]收益递增只能通过地理和组织变化的过程实现，该过程导致从租金本地化和垄断向技术的地理（从而经济）扩散，以及租金的分散。这也是创新扩散经典的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观点（Pred and Hagerstrand,1967）。

这一观点的主要含义是，严格意义上所谓的马歇尔-阿罗-罗默外部性并不存在。相反，本地的技术外部性和可能的本地垄断租金则有马歇尔-阿罗式的来源，但整个经济收益递增的罗默式来源无法保持本地化。因此我们必须将本地化的外部性和租金的经济（价格）效应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中，作为财富第一次集聚之后又分散的破坏性增长过程的一部分。[5]这个更广义的观点认为，这些对局部有利的外部性，（比如对伦敦）尽管在一些方面（对曼彻斯特）的长期福利有所减损，但在另一些方面对曼彻斯特也有利。

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重新阐述如下。在第一阶段，创新出现在某些特定的地区和组织（企业）中。这种创新地理往往反映了邻近区域的马歇尔-阿罗效应，并且趋于本地化。在一定时间内，这类创新能产生垄断租金。只要存在模仿障碍，包括知识壁垒和与技术利用相关的贸易/沟通成本，垄断租金就会持续存在。技术即使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排他性，也存在实际上的排他性。事实上，一些研究表明，近年来，专利群体的区域集聚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Sonn and Storper,2008），本地集群享用租金的时间可能也会延长（参见Moretti,2012;Malecki,2010）。

在第二阶段，这些创新可能会扩散到更广泛的地方。因为知识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对知识的复制和模仿变得更容易。知识往往更规范化，使更多人能够学会如何利用，将知识扩展到其他用途或地区的成本也因此得以降低。随着技术和模仿的广泛普及，价格降到平均成本，基于创新的熊彼特式的竞争将被标准效率竞争取代。产品周期的空间学说描绘了这种区位动力学，但正如第三章指出的，它仅仅反映了部分情况（Norton and Rees,1979）。同时，知识的地理扩散以及越来越多的非排他性应用通过重新组合，产生了一轮轮新的创新。这些都驱动了罗默模型中的长期增长。

这个过程周而复始。技术创造、贸易成本和模仿障碍等精确因素，以及罗默认为的技术扩散和再应用会对以下方面起决定作用：任意给定时刻的收入空间层级、创新周期从租金赚取（先行者）转换为整体经济收益递增所需的时间，以及整体经济的收益递增量。这一切都是以创新地理为基础的：不断有新的创新过程开始，便可以赚取一轮轮新的垄断租金。所以本地的高价格和高工资并不是城市区域失调或不可持续的征兆。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中，即使与高物价、高工资相关的拥堵成本，也是具有正外部性的本地需求的反应，因此能够赚取租金。这些成本高昂的地区不仅对它们自身有利，对整体经济也有利，这是动态变化的破坏性经济的表现。

但是我们是否并未承认这样的租金必须是短期的，才能使马歇尔-阿罗（本地化的）外部性最终使整个经济受益（收益递增效应）？如果是这样，难道不是说城市系统只是一个巨大的均值回归机制吗？这与标准的空间一般均衡理论的观点一致，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对短期的定义。接下来的两节中要论证，尽管创新租金必须是短期的，但是它们似乎对各地的物价和实际收入有一定的长期影响。我首先从经验角度探讨这一观点，然后提供它背后的理论依据。

对趋同的反思

从标准的贸易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古典经济地理学，大多数关于城市、地区和国家收入的研究都把探寻长期的区域间收入趋同（Sala-i-Martin,2006;Pomerantz,2000;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作为一种理论信念。当趋同并不明显或比预期慢时，研究便会集中在趋同是否存在障碍的问题上。在国际发展方面的文献中，要素流动的障碍在标准论述中十分重要（Helpman,2004），因为现在的国际贸易是如此普遍和深入，以至于不再成为趋同的障碍。

在各个国家内部，以美国为标准案例，大多数文献着重研究各州之间收入趋同的长期趋势，并用它来证明要素高水平流动存在时的趋同（Hammond and Thompson,2008;Carlino and Mills,1996）。然而，经过认真研究后发现，大都市区间的收入趋同动态无法证实这种解释。马修·德雷南等人（Matthew Drennan、José Lobo and Deborah Strumsky,2004;Drennan,1999;Drennan、Emanuel Tobier and Jonathan Lewis,2006）都指出，虽然地区间有β趋同（两个地区间差距缩小的趋势），却没有σ趋同（人均收入离差的整体减少）。恩里克·莫雷蒂（Enrico Moretti,2012）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大都市区的高技能工人和受教育程度低的工人在工资上出现了新的“大分流”，并一直在稳步扩大。理论告诉我们，β趋同和σ趋同不一致有两个原因：一方面，起初贫困的都市区和富有地区之间差距缩小的势头是初始的后发优势，或者说是初始追赶的格申克龙效应。但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效应预测趋同，因为后发优势的边际递减，而经济往往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巴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达10%的年经济增长率，到了70年代逐步下调的原因。如果没出现这种情况，巴西现在的人均收入就应该与今天的美国相同。同样，埃尔帕索会不会有一天像纽约一样富有，或者类似的城市总体上是否都会如此富裕，这一点还无法给出定论。

城市的总体分化反映了各城市命运动荡的复杂模式。在美国，一些老牌工业城市，如布法罗和底特律，在实际收入排名中的位置已经下降；而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特区则一直名列前茅；一些阳光地带的新兴城市，如休斯敦，上升势头迅猛；而其他城市，如得克萨斯的布朗斯维尔，则没有太大变化。平均而言，资本主义在美国（或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扩展趋于产生一个初始的β效应，看起来像是趋同，但中等收入陷阱加上发展的偶然性又使之趋于平衡，并维持着分化的σ效应。从许多方面看，趋同是一种典型的错觉，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国家间）的扩展方式，或产业结构在国家之间的趋同方式。现实的情况是各国间出现越来越精细的功能差别（产业内部的，由任务和技能构成决定），并造成强大的收入分化效应（Yamamoto,2008）。

如果马歇尔-阿罗租金是高水平创新的地区和其他经济体，即后续受到创新扩散的地区之间收入分化的主要力量，那么，只有当后者能够提高质量和技术水平从而成为马歇尔-阿罗城市时，它们才能缩小与城市系统中那些“波士顿”之间的差距，而波士顿只有通过其创新和培育功能不断再造自己，才能领先于那些追赶的新兴城市。在某些情况下，不仅创新地区会有马歇尔-阿罗租金，经济还会拉动资源更深地融入创新城市，并且通过与创新扩散密切相关的不利贸易条件将创新较少的地区置于不利境地（这些创新体现在标准化、程序化的实际操作中，其价格也有所下降，与今天苹果手机的传奇发展经历一样，该手机在加利福尼亚设计，却在中国制造）。

但是，这并非唯一可能的结果。最初定位于某些城市的创新火花，也能够使其他地方的经济复苏，比如美国的匹兹堡、波士顿或奥兰治县，还有法国的图卢兹等某些第二梯队的创新地区就抓住了这样的机遇。创新也可以产生于后发经济体，比如，中国台湾和韩国就挣脱了它们在世界劳动分工中的结构类别，战后美国的休斯敦和达拉斯也是如此。然而，并不是所有发展中经济体都像中国台湾一样表现出色，同理，许多阳光地带或落后城市地区的表现也差强人意。空间经济发展的过程充满了这种动态，而不是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古典经济地理学用来建模的平稳替代和均值回归。[6]

与此相反的各地区的各结构分类内部的趋同又是何种情况？我不会期望旧金山和菲尼克斯的收入很快就能趋同，但我可能会期望，美国城市的同一结构类别内部会出现趋同，比如纽约和波士顿之间，或者菲尼克斯和拉斯维加斯之间等。但上述结果表明，即使在城市的某一结构类别内部，也会存在某种例外。那些有创新力和高技能的富裕城市并不会完全趋同。为何会如此？用经济学术语解释，可能是因为某些地方的本地化租金更高，比如旧金山的信息技术产业的租金高于纽约的金融业租金；或者，由于专业化程度较高，前者的租金至少在当地经济中的比重更高。

趋同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变得不均衡。有些时期属于创新低潮期，这些时期地区间的趋同势头比其他时间要强。回溯过去，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正面临战后大规模生产经济向“新经济”的重大转变。这些时期令人担心，因为在这些时期，城市的趋同是因为经济在改造升级方面表现不佳，体现为上文中提到的创新驱动的马歇尔-阿罗模型到罗默模型的进程放缓。[7]即使分化也会引起自身问题，但地区间的平等并非总是好的。

时间和空间中的价格与工资

为什么短期的创新租金应该引起我们对城市和地区经济学的思考，不是站在一般均衡过程的角度，而是要结合均值回归或效用，以及工资或空间上的价格均等化？这个问题的答案专业性很强，普通读者或非经济学家可以略过这一节。

在一般均衡分析中，远期不确定性是大问题。使行为人知道如何完美地把他们的财富从一个时期转移到另一个时期的普遍机制并不存在（对完善的金融市场机制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所有希望都已化为泡影）。当财富的空间布局表现为沉没成本、社会关系和外部效应时，就会有复杂的远期不确定性。这常常使要素的价格比无法反映其时间和空间的边际替代率。此外，每种均衡不仅有价格效应，还有财富/禀赋效应，因此每个“局部”均衡都不再是唯一的。未来均衡的可能性转瞬即变，且无法预知。所有这些方面的最终结果是，在任何特定时刻，甚至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都不会根据标准的零过剩规则配置资源，从而意味着将会有需求过多的市场（Sonnenschein,1972,1973;Debreu,1974;Mantel,1974）。根据这里提出的观点，创新是导致经济中普遍的过剩需求及相伴而生的价格效应（其中一些效应被空间化）的内在力量。

不过，人们也可以影响未来均衡的可能性，因为财富的所有者可以通过产品的非均态替代率使要素价格上升或降低。这反过来意味着，经济中的行为人，如要素的所有者，并不总是竞争性价格的接受者；或者用更普通的语言表述，要素价格有操控的余地。无论如何，后续的均衡并不是反映那些能够从最初禀赋中解析推导出的均衡。

如果城市和地区经济学希望更好地刻画为应对变化而做的调整（其最重要的来源是创新和马歇尔-阿罗模型到罗默模型的过程），就需要构建对过剩需求函数不做严格限制的模型，并在模型中针对这些情况正确地规定配给规则，同时还需要研究本地要素禀赋如何随之变化，并探寻由此导致的地理结果。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价格、数量和收入的中期空间分布模式。

与上面提到的配给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在考虑不同空间中的不同行为人的行为方式时，需要了解更多的现实行为。到目前为止，认识到要对动态进行建模是多么棘手的人倾向于推定：我们无法引入有远见的行为人，因为他们需要对模型无所不知才能发挥作用。于是，他们转而假定对未来的预期是不相关的，以此引入限制条件，使未来的决策等同于静态情形（Desmet and Rossi-Hansberg,2010）。与此相反，提斯（Thisse,2010）提出，我们可以识别合理的选择规则并据此理解空间均衡的创造和破坏，选择规则包括进化和学习过程，以及不同的行为人。沿着这条路径前行，会使城市和地理经济学更具现实性。

指标和方法

对城市和地区变化的研究充满了由数字构成的观点。但是证据的使用受到理论的极大影响，所以，提出的问题是否正确会影响结论。学术界、咨询师以及政府本能地渴望让自己的主张清晰而又毋庸置疑这也会影响结论。

想象一下典型的城市发展报告。首先，它会分列出发展和衰落的城市，然后（在更深奥的学术版报告中）回顾这两类地方的差异，推断出因果关系（DeVol、Bedroussian and Klowden,2011）。在这个例子中，发展的城市是人口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某种组合，而在那些衰落的城市，其人口及GDP增长率或者它们在全国GDP所占的份额则缓慢上升或下降。这种研究可以大致描绘出城市系统的概貌。例如，如果我们读到，发展的地区既温暖又成本低廉，而其他地区天气寒冷又成本高昂（或者它们具有舒适性，或好或坏的商业气候，等等），我们就是在做关于增长与变化的因果陈述。然而，那些发展的地区可能分属两个不同的群组：人均GDP增长的群组和人均GDP不增长的群组。加入这一点告诉我们城市发展中还有更深层的生产率模式。此外，一些人口数量减少的地方可能人均GDP在上升。如果人口增长，人均GDP的增长表明高生产率活动正在落户该城市地区；如果人口减少，既可能意味着同样的结果，也可能意味着人口减少快于就业岗位减少，但生产率本身并没有提高。虽然城市人均GDP增长不多，但增长依然会带来GDP和城市GDP占全国GDP份额的大幅绝对增长。

值得指出的是，通过敏锐地挖掘、分析数据，我们可以梳理出不同的故事，把人（家庭与劳动力）和产业相结合的故事。但是我们可以再做进一步分析，当区域经济变得资本更加密集但没有创造就业，且移民迁入数量没有增加太多时，人均GDP可能会增加。而当经济变得更加劳动密集型时，人均GDP也可能增加，但是只限于劳动力成本可以转移到产品的价格上的那些产业，这种转移源于因产品质量或稀缺性带来的创新租金，如同在本章前面描述的马歇尔-阿罗经济中一样。在前一种情况下，人均收入相对不会很高；而后一种情况下则会很高。让我们进一步研究最后这个指标，如果人均收入上升，部分原因可能是人口下降快于劳动力下降，而同时就业岗位没有向外迁移；或者是因为经济中的工作岗位或产业在创新、产品质量或生产率上有所提高。

要着手找出工作岗位和人的变化模式，以及这些变化背后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必须考虑许多因素。甚至这些因素的组合也只不过是梳理因果关系和发展动态这一艰难工作的开始。如上文所述，对城市和地区系统的真正理解，只能依据其中基准或者知道它们在某个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概念。为此，我们通常需要思考城市的趋同或分化，或者更简单地思考与某些类别城市（比如参照国的所有城市）相比，另一些城市是如何达到某个指标的。分析师可以用β表示整体系统这样的基准（一个地方相对于另一个地方的变化有多快，或者变化率指标），或者用σ表示系统本身是否在缩小或扩大其方差。因此，人口、GDP、人均GDP、人均收入以及它们与系统均值的差距等等，都有σ和β维度，将这两个维度相结合可以进一步阐明变化的原因和模式。

价格和数量的跨地区均值回归是局部的、非线性的，并取决于时间因素，因为它受制于无形的上限以及额外的空间上可选择的“向上”（创新）冲击。向上和向下冲击的空间选择性与要素流动性等系统动态有关，但也有本地要素，比如，一方面是干中学的成本和拥堵成本，另一方面是下降螺旋。因为存在如此多可能的相互作用，所以城市发展指标存在多种可能的组合。其结果是，城市和地区的发展是一个潜在的12维统计问题，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人口、产出（GDP）、人均GDP（生产率）和收入。这反过来表现为三种方式：水平、变化率和变化的质量。

引入更多这样的维度会进一步减少我们能使用的样本；如果我们增加了用来互相核对的维度数量，工作就无法开展。数据使用的困难不仅涉及有限数据的内部一致性，也涉及外部有效性和一致性。反过来，外部有效性需要关于变化的时间序列信息，以便对核对“断点”趋势进行合理性检验，二者都与它们可能的不同原因有关。与许多一般的发展经济学领域一样，在城市和地区发展领域，有数据表明存在大规模（但仍然是有限的）的重复过程（许多人决定迁移；企业对要素价格做出反应等），而我们最善于发现这些行为共同发生众多的边际再调整。但新经济地理学和一些历史知识表明，在经济地理中可能会有决定性的事件和转折点，对此我在第二章和第三章解释现代阳光地带的出现时已有过论述。集聚经济往往具有循环和非线性的特征，除非某种重大的新生力量，如生产或运输中的技术变化等，突然带来了破坏性影响。我们的数据集没有包含“事件和冲击”；而只有持续关注这些破坏性力量，我们才能超越关注边际变化的倾向，将转折点纳入“非正常冲击”的黑盒子里。一个理想的数据集既应该结合包含集聚的形成和锁定方面的信息，连同其他各种时间地点冲击、突破性技术、偏好的急剧转换等“关键事件”，又包含这些力量带来的广泛而又为数众多的反应和调整（Davis and Weinstein,2002）。

没有哪个数据集能够做到这一点，即使有，若无大量艰苦的工作、敏锐的分析以及对混乱状态的容忍，任何计量经济学也无法处理这么多维度的有限数据（Morck and Yeung,2011）。我们需要技术手段甄别不可靠选项，并有力地引导数据导向的研究者穿行于混乱之中。爱德华·利莫尔（Edward Leamer,2010,1983）一直以来大力主张计量经济学的运用，特别是对结果及其可靠性的解释要立足现实。他认为，一系列更强大的技术手段，如工具变量、非参数方法、一致的标准误差以及随机试验，从某些方面看，只不过造成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表现为试图运用这些技术手段从有限的数据中得出结论，以证实研究人员的先入之见，即世界从根本上是渐进的，根据可靠的法则有规律地运行。在之前的几章中，我广泛考察了数据背后的城市和地区变化过程和事例，并论证了经济的空间发展并非如计量经济学论述的那样。正如利莫尔等人（如Abrams,1982;North,2005）呼吁的，要建立一个符合现实的分析框架解释城市和地区变化，这既需要运用理论、模型和数据，并使用外部校准的方式对这些解释进行三角定位，运用城市和地区变化过程的广泛知识，这些知识可能超出数据集的严格范围，最重要的是，应当对人类行为做出符合现实的假设。

结论：破坏即发展

这里概述的以破坏为核心的发展观，在经济学思想中由来已久，从约瑟夫·熊彼特到最近的道格拉斯·诺斯等人（Douglass North,2005;Aghion and Howitt,1997），他们都持有同样的观点。显然，市场经济具有自我破坏的特征，因为它鼓励创新造就集聚，在集聚地区形成昂贵的劳动、居高不下的要素价格、高不可攀的地价，以及高收入，所有这些又会迫使企业离开昂贵之地，推动人们迁移，从而使成本高昂的地区回归均值。自我破坏和回归均值这两种力量的结合，造就了任何时候都喧闹不已的现实城市和地区。正如我们看到的，只强调城市和地区发展过程的一个侧面，是认识论上的选择，没有“实证”的基础。最重要的方法论挑战就是要将认识论、理论、建模和数据相结合，以便能够讲述一个关于城市与地区变化和发展的可靠故事。

[1] 对于这后一个主张的标准回应是，我所说的创新租金只是生产率的差异，因此没有什么不标准的证据。但是，为此目的而采取的生产率指标是以支付意愿作为产出价值的来源，并将此套用在异质产品上；这只是简单的同义反复。生产率比较中唯一无懈可击的是对同质产品或者与同质投入品相关的单位值与它们的单位价格进行比较。对于城市地区来说没有人能做这样的比较。提出纽约的金融行业是否因为租金或生产率而价格更高这样的问题，或者将它与汽车制造业进行比较，就如同把苹果和橘子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2] 在2008年1月25日，使用谷歌搜索“MAR externalities”这个术语，会找到221 000条结果；2012年6月13日，这个数字增加到509 000条。

[3] 更具新古典主义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型与更不正统的此类模型之间有一个主要争论：在成本上升、技术变化或一些其他力量使租金流失之前，该地区或国家可以享受租金的时间有多久，以及这些中短期租金与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之间有什么关系。严格的新古典主义观点仍然强调回归均衡，而基于演化论或“历史重要”论的著作却强调循环累积的持续优势。

[4] 到底如何看待能创造本地化递增收益的本地化学习、共享以及技术的再利用？这是一个得到充分证实的现象。但是如果这样的技术应用保持本地化，如果只是因为生产者有强烈的意愿攫取相关知识的垄断租金，这类过程的受益循环就会受到限制。许多地区经济学文献声称生产者会这么做，因为这也许可能解释某些地区为什么会支持高劳动力价格和高土地价格。然而，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一点，这些技术收益似乎会逐渐向整个经济扩散，这很可能涉及知识标准化、非地方化以及通过竞争性生产者的进入使垄断租金流失。这两个过程都会深化并拓展罗默式增长效应的基础。对这一点通常也有两派不同的观点，一派认为创新的长期源泉必然包含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过程，而另一派则认为来自创新中的一个简单的生产函数。支持后一种观点的评述，参见Jones（2004）。支持前一种观点的评述，参见Aghion and Howitt（1997）。

[5] 关于本地技术变革来源的文献也参考了“雅各布斯外部性”（Jacobs,1969）。对马歇尔效应的通常解读是，它引起了我们对行业内部技术溢出的关注，因此也让我们关注到专业化的收益，而简·雅各布斯强调多样性以及与陌生人相遇带来的知识，因而认识到非专业化区域经济的收益。然而，奇怪的是，我们发现没有人提及雅各布斯-罗默外部性。无论如何，我会支持如下解释：如果存在雅各布斯类型的技术变革来源，为了促进整体经济的递增收益，这些来源必须经历经济和地理扩散，或者去地方化，否则它们势必被认为是本地化技术的租金。

[6] 按照这个思路，Fujita and Thisse（2002）、Baldwin and Martin（2004）强调技术工人的地理集聚，他们集聚后进行创新，而他们的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动态的活力源泉；创新驱动的最初集聚，由本地市场效应进行补充。两组作者都认为，如果没有一个高收入地区优势再生的模型——类似缪尔达尔的“回流”效应，克鲁格曼和他的同事安东尼·维纳布尔斯（Anthony Venables,1995）就无法有效解释持续的收入分化。近来出现了高生产率地理的动态模型（Melitz,2003;Melitz and Ottaviano,2008;Baldwin、Martin and Ottaviano,2001），该模型基于和出口倾向有关的选择效应，但是要想充分发挥这些效应，我们就需要构建与创新地理有关的动态模型，而创新是推动发展的租金的主要来源。

[7] 例如，美国战后经济增长期的结束，似乎也减缓了趋同过程，而高科技的出现和随后的金融繁荣看似加剧了分化。这似乎分别对应于解聚主导经济的阶段和集聚越来越重要的阶段，也对应于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在活动的不同技术成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