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八章
强效的行动：社会、社群与发展
社会还是社群？
一些分析人士把加利福尼亚的硅谷，这个世界微电子和互联网产业的心脏，描述为紧密交织的社群，诚如我在前面章节分析的那样，其经济表现取决于企业家和技术达人构成的非正式网络（Saxenian,1994;Piore and Sabel,1984）。但另一些人则把它描绘成由研究型大学、政府融资、风险资本家、律师事务所、股票期权、劳动力的高流动性、残酷竞争及其商业网络背后的“责任”（声誉）等构成的一系列交叉市场（Cohen and Fields,1999）。按照后一种描述，硅谷将美国的商业文化发挥到极致；按照前一种描述，它是高科技型的非正式网络社群。
经济发展文献中那些失败的事例都有这些对事物的不同描述方式。我们经常发现（至少在西方新闻界）有关于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描述。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网络，显然是“裙带”关系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台湾有效地运行，但是，当这种“裙带”关系的形式像意大利南部地区那样变成了排他性的帮派以后则备受诟病（Gambetta,1988;Leonardi,1995）。相比之下，在洛杉矶的服装、玩具和珠宝行业中，小公司的种族和家庭网络似乎并没有带来这些行业的长期发展，而是陷入廉价产品、低工资和不稳定的恶性循环（Scott,1993）。一些经济史学家认为，法国经济现代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这个强大的国家（state）有能够坚定有力地“驯服”以家庭为导向的地方性资本主义（Grémion,1976;Kuisel,1981）。但是也有人抱怨这个国家留下了制度空白，自生自发的结社能力差，使法国很难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创业型经济（Algan and Cahuc,2007;Reynolds et al.,2001;Levy,1999;Rosenvallon,2004）。
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921]1968）开始，社群日益被视为阻碍了受规则约束且透明的距离型正式社会联系（市场和国家）的扩张，而这种社会联系是构建成功的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的前提条件。从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以后，也有人担心社会太大而社群太小，可能对个体甚至对社会本身的发展构成问题。欧洲的保守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现代社会持怀疑态度，它们认为现代社会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因此是不可持续的。[1]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社会科学界始终存在着关于社群重要性的警示，而且并不仅限于其阻碍进步的功能失调（Polanyi,1944）。在这些声音中，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76）的观点最突出，他提出了关于疏离和过度匿名的警告。因此，人们至今仍在争论，大范围的理性官僚主义原则，以及看似由此造成的个人化、转瞬即逝和流动性、是否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对社会秩序来说有必要削弱各种形式的社群（Putnam,2000;Sandel,1996;Etzioni,1996;Bellah et al.,1985;Coleman,1990;Douglass and Friedmann,1997;Giddens,1990;Fogel,2000）。
一个世纪之后，大多数与“发展的社会基础”有关的理论仍然依赖于社群（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和社会（法理社会，gesellschaft）、机械团结（solidarité mécanique）和有机团结（solidarité organique）这两对基本的社会学概念，前一对概念来自韦伯和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经典阐述，后一对概念源自涂尔干认为的人与人之间具有两种不同纽带的同源概念（Durkheim,[1893]1984）。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社会学家使用社群这个词表示各种集体生活，在其中人们通过传统、人际关系、非正式关系和特殊的亲缘关系相互联系在一起。从那时起，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一直都集中在这个问题的社会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是正式制度，不会依赖人际关系的熟络，比如国家。典型的社会制度是市场，在其中发生的是基于非亲缘的交换，以正式的博弈规则、财产权利和私利为前提。
在第六章中，我指出对于各地区赢得专业化，以及它们在面临外部挑战时是否有韧性来说，非正式制度和偶然性必不可少。在第七章中，我们看到非正式制度基本上就是各种社群，它们既可能有效地促使行动者执行经济发展的任务，也可能起到阻碍作用。在本章中，我给制度分析增加了另一个层面：当社群与社会力量达到平衡时，社群就会赋能行动者，促进经济发展，所谓社会力量包括连结各个团体并将个人纳入总体社会秩序的广泛规则和程序。因此，如上述例子所示，关于经济发展有两派相互争论的观点，其中一派主张社会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另一派则认为社群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与此不同，我坚信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社群制度都对经济发展不可或缺，而最重要的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社会和社群：黏结与连结
利用对社会理论的长期研究，帕特南（Putnam,2000）认为，人与人之间有两种类型的关系：一是在相同类型的人（阶级、种族、背景以及利益）之间形成的“黏结”，二是在不同团体或他所说的“不同于我们的人”之间形成的“连结”。因此，黏结对应于我在前一章中定义的群体，连结则指的是构成社会结构的非正式网络。
然而，所有论述黏结/社群和连结/社会问题的文献事实上都把它们看作对立面或互不相容。因此，在有许多黏结或团体成员关系的地方，自愿加入的人数和公民参与度就会上升；但根据帕特南的观点，在同质化较强的社会中，这种团体成员关系最强。因此，黏结与连结呈负相关，那些高社会资本的地方实际上只是一些有许多单一组织，即黏结的地方。对于团体问题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公民结社上，大多数研究结社的学生一直关注的是社会融合问题而不是经济学问题。然而，自愿结社在社会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是长期受到关注的问题，福山和帕特南是最近加入的重要研究者。例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30]1986）认为美国人的结社能力不仅造就了他们生机勃勃的民主，也使美国具备了创业优势。[2]这些文献对于社团生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仍然没有定论。首先，包括法国、新加坡、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内，有许多例证说明弱社团的社会在经济发展中也能做得很好。同理，某些社团形式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例如，家族和秘密政党因为建立了内外有别的组织结构，阻碍了广泛信任和信心的形成，从而提高了整体交易成本。这些看法说明了两点：一是在某些情况下，一个社会在组织经济过程中的其他强制度可以补充弱团体之不足；二是如果强团体不能嵌入合适的更广泛的制度结构中，就可能不利于发展。换言之，团体之间的连结密度以及这种连结的结构才是重要的（Granovetter,2001;Lin,2000）。最好把社会与社群的关系看作黏结和连结之间不确定的动态紧张关系。
此外，帕特南关于黏结的观点太狭隘。普特南等人（Rutnam、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Nanetti,1993）在其“第三意大利”的研究中认为，体现在当地家庭网络和市民社团等团体生活中的社会资本，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行动者彼此信任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来自密集人际网络的强大声誉效应。这个见解也可以在其他区域经济发展的许多实证研究中发现（Becattini and Sforzi,2002）。
但是，这些定义似乎过于严苛，因为团体可能以许多其他形式存在。例如，专业社团是基于共同的专业行事规范，而不是共同的历史或人际信任。同样，奈斯利汗·艾多安（Neslihan Aydogan,2002）也表明，尽管由于劳动力的高度流动使硅谷现有的企业文化没有深度，但其专业文化使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及地区特有的社会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在硅谷有大量的黏结，但由风险投资家、技术专家和其他人构成的网络与第三意大利那些基于信任和传统的群体毫不相干。社群成员之间的黏结可以通过多种不同信号和筛选机制被激活。因此，社群不应等同于机械团结或礼俗社会的经典概念。此外，团体或社群也不一定非要通过各种组织、专业社团或通过“托克维尔式”的公民参与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1990）试图通过区分“原始”社会资本和有组织的社会资本解决这个问题。但他认为前者一定要比后者更强大。[3]在我看来，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让我相信，例如，后天获得的职业身份就不会与一个地区或民族的身份一样强大。[4]此外，强大的职业身份的体现形式也不一定是有组织的公民结社主义或团体成员身份。它可能是强大的组织过程的产物，如学校教育的结果，而随后表达意见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而不仅限于正式组织。因此，社群这个词从此将被用来指各种各样的行动者网络，包括彼此分享部分身份、期望和利益的人。
帕特南和科尔曼做出的这两处重要修改，即黏结和连结，是两种独立的力量，而黏结具有广泛而复杂的起源，且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当我们思考团体和大都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它们的重要性体现得最明显。
团体之间起连结作用的发展联盟
连结在政治上的对应概念是联盟，有不少学者认为联盟有利于经济发展（Lipset,1963;Przeworski et al.,2000;Rodrik,1999;Lindert,2004;Easterly,2001）。大量详实的研究表明，明智的发展战略带来了东亚、爱尔兰和以色列（直到最近），甚至毛里求斯等国经济长期的螺旋式上升发展，而这仅是其中几例而已（Wade,1990;Evans,1995;Amsden,1992,2001;O'Malley,1998）。根据当地条件和起点的不同，这些国家在许多战略细节上都有差异，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包容性政治联盟的依赖。
这些联盟被认为对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情境，在其中好的想法和政策可以得到实施、问题和冲突能得到解决、特殊利益政治榨取租金并拖累效率的倾向可以受到遏制（Easterly,2001;Grossman and Helpman,2001;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最近的研究致力于为好的“发展主义”联盟的出现构建理论，主要研究连结的结构，即能鼓励正式行动者加入联盟的潜在非正式行动者网络的不同类型研究。[5]
许多作者强调，潜在的黏结模式为社会连结问题设置了基本参数。这些模式包括相关的种族、民族、语言、经济和地理同质化程度或多样化程度。伊斯特利（2001）指出，一个社会中的民族或种族分化越厉害，发生寻租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破坏发展政策和对外来援助的高效利用。艾丽斯·阿姆斯丹（Alice Amsden,2001）认为，收入不平等现象不那么严重的社会，在实施成为重要的制造业大国战略方面做得更好。这是因为个体之间的平等超越了团体界限，并使占主导地位的团体更难于剥夺其他团体的权利，从而使它们更容易受制于主导团体的获取租金的行为。如阿吉翁（Aghion,1998）指出的，这样也消除了极端的不平等对战略实施可能造成的阻力，这一观点与森的观点（1999）不谋而合。另一方面，亚历山德罗·皮佐诺（Alessandro Pizzorno,1980）等社会学家强调，成为一个“中产阶层”社会，既是获得共同价值观带来的结果，这与上一节关于民主作为一种社群形式的论断一致，也是因为中产阶层的习惯连结了具有不同原始黏结关系且拥有一套共同行为实践和共同语言的人。[6]因此，连结的可能性部分取决于黏结的潜在模式。黏结和连结是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过程。
在前一章中，我们看到团体可以促成行动，但也可能阻碍团体间的合作。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知道，这些阻碍作用受制于团体间连结的性质和类型，缺乏连结会加大阻碍，但它的存在可以使联盟成为可能，从而使集体行动或社会选择成为可能。
网络间的连结
杰森·欧文-史密斯和沃尔特·鲍威尔（Jason Owen-Smith and Walter Pawell,2008a,2008b）认为，两个代理人之间开展商业交易的背景条件由他们的社会关系和业务关系的更广泛的制度情境构成。对他们来说，“关系是多重嵌入的，而使经济交换成为可能的社会关系是网络和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2008b，第8页）。他们所说的制度是指由常规和公认的做法构成的组织领域，它们本身就嵌入在那些“参与相同活动并受到相同声誉和监管压力制约”（同上，第6页）的代理人网络之中。网络对于那些同时作为“循环系统和意义建构机制”（同上，第23页）的领域来说必不可少。但每一个特定的活动领域也会对代理人的理性和策略造成影响。因此，制度逻辑影响一个领域内的网络形式，从而影响该领域内的个人行动。这意味着，每个地区既有的制度逻辑（例如，行业团体和主导的技能团体）虽然不能完全决定但可以强有力地影响其代理人形成新的网络或重塑旧有网络的能力。
与我们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最密切相关的是连结如何有助于技能、能力和关系从现有的一组活动转移到另一组活动，或者鲍威尔等人（Powell、Packalen and Whittington,2012）所称的“跨域换位”。如前所论，连结有可能以多种形式呈现，包括正式网络之间的系统性连锁关系，以及在不同世界经济体系中自由切换，并为激励新的合作架构、创业和组合提供激励的关键交易撮合者、经纪人和企业家等（Feldman and Zoller,2011）。
黏结、连结及经济表现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思考经济发展的某些先决条件，以及黏结和连结对这些条件的促进作用来探讨上述分析框架。表8.1的第一列列出了实现经济增长必须满足的三个主要制度领域中的某些一阶条件：保证微观经济效率、确定这种效率的社会政策基础，以及鼓励有效解决问题的条件（也可参见Rodrik,2003）。[7]第二列和第三列分别显示了每个条件及其制度形式在微观经济方面的重要性；第四列和第五列描述了黏结在培养自主能力方面以及连结在加强责任方面的作用，前者对发展的每一个特征都具有促进作用，而后者执行对团体潜在的负面影响予以制约的责任。
要具备此处所列的第一个特征，任何一组能系统地减少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的力量都可以产生一种微观经济环境，从而可以对个体行动者发出让他们对经济过程有信心的信号。这一环境可以体现为贴现率、风险认知和信心增加，因此给行动者带来更高的期望使之更加努力。[8]如第三列所示，这反过来又会鼓励行动者参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项活动。这些活动包括鼓励与创新有关的创业，同时带来各种企业的成长并伴随着经济的丰富产出（Casson,1995;Kirzner,1973;Schumpeter,1991），与此同时改善企业间交易的协调。这两点都有助于更复杂的连锁经济结构，即整个经济范围内的劳动分工，这正是长期发展的标志（Young,1928;Stigler,1951）。
信心与当代增长理论的核心机制直接相关，而这个核心机制就是知识积累与应用（Romer,1986）。社群促进了选择性亲和力，为知识溢出提供支持，因而促进了知识应用的雪球效应。同时，如果知识在这些社群内保留得太多，即当社群之间彼此不信任时，这些知识的传播就会受限和不均衡。因此，要设法给更多的知识社群提供信心，使他们的知识被其他社群的成员很好地利用。
信心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方式得到加强。例如，在硅谷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成立了“硅谷领导集团”，其主要功能不是直接实施具体政策，而是向硅谷重要的行动者显示，只要团结起来他们就有合力，就能够克服20世纪80年代源自硅谷的解聚冲击波。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哈利斯科州（Jalisco）的地方领导人组成了一个有效联盟，通过持续致力于改善基础设施、培训工人，尤其是持续实行良好治理等措施，克服了关于该地区是否有能力继续吸引外来投资者投资于电子产业的悲观情绪（Pike、Rodríguez-Pose and Tomaney,2006）。
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有效的社会政策环境，反映在增长收益和成本分配方面。如果有一些社会力量能产生可接受的分配安排，这些安排就可以在经济不可避免地遭遇冲击和挫折时鼓励必要的牺牲（Rodrik,1999）。[9]阿莱西纳和罗德里克（Alesina and Rodrik,1994）以及佩尔松和塔贝里尼（Persson and Tabellini,2002）认为，理论上说，高水平的不平等会阻碍增长，经验证据也表明，表现优异的亚洲经济体都是以有限的不平等为特点。适度不平等可以提高对技能养成（skill creation）的整体投资，提高充分参与正式经济和创业的激励（从而提高参与率和水平），提高纳税和投资意愿。帕斯特等人（Manuel Pastor、William Lester and Justin Scoggins,2009）曾从经验分析的角度对美国的城市地区提出了这一论点。
→↓：累积和/或单向因果关系
→←：双向相互作用与反馈
没有任何制度安排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随着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结构性变化（即在某个阶段运行良好的制度形式在其他阶段已不再适用）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与投资、创业和劳动力市场监管的治理规则需要不断调整（Bremer and Kasarda,2002）。因此，在我的模型中，第三个维度是解决问题。
表8.1的第四列和第五列，展示了黏结和连结分别对信心、分配和问题解决方案等经济发展的基础所起的作用。广泛存在的信息问题、参与者的道德风险、所有现代经济体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减少时，尤其是在最具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活动和行业中的这些问题有所减少时，人们的信心才会普遍增强。团体通过建立信任、声誉效应和共同约定，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低成本方式，就像欧洲生产高品质消费品的工业区一样，从意大利时装和名牌产品到德国工程无不如此。但如果社群一味寻租就会损害经济发展；因此，他们必须与提高透明度、推动进入和退出机制以及限制寻租的各种力量建立微妙的动态关系，帮助完善那些可能会遭到社群扼杀的市场。换句话说，普遍的信心需要黏结和连结的双重作用。
实现有效和可接受的分配权衡也是如此。这些权衡不可能由社会管理者单独创造出来，也不会从不同社群之间自发的相互作用（肯定也不会从各个代理人之间自发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团体建立在忠诚的基础之上，团体可以把意见转达给代理人，否则市场就会对他们的要求不予理睬。[10]而且，团体成员身份的一个优势就是彼此间有“同舟共济的”感觉，那些已经在这条船上的人能彼此感觉到公平（以及不公正和愤怒）的立在。在前者的情况下，任何分配权衡的可接受性都有所增强。相关的访谈表明，巴西东北部的公司在为出口市场提供优质产品时遭遇的困难都是由于缺乏信心造成的，企业家对自己的工人缺乏信心，反过来工人对企业家也没有信心，认为提高自己的技能是不值得的（Storper、Lavinas and Mercado,2006）。
对于持续冲突的解决方案至少应包括调整与企业家精神、劳动力市场和投资相关的治理规则。如果团体难以从事过度的法团主义和寻租行为，而且相关团体之间建立了解决问题的连结，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和制度调整就会出现。这种基于社群的社会黏结为各个团体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使他们能够“平等参与讨论”，他们的意见也能被正式或更广泛地听取。然而，因为社会力量对团体权力有所限制，所以团体的地位没有那么安全，不能保证其他联盟的形成。许多不同团体的参与阻止了既有的利益相关者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消极退出（辞职或赢家通吃）。这有助于避免以下双重危险：一是以非发展（寻租）联盟形式存在的“糟糕的”稳定，二是极端的不稳定（Alesina et al.,1996）。由于主要利益集团没有太大的能力和激励固守完全自利的立场，明智的想法受阻碍的危险也不大。与先前提到的“硅谷领导集团”的正面例子相反，洛杉矶的“南加州政府协会”和“洛杉矶商会”都没能调动那些主要经济主体参加学习并解决问题。20世纪90年代，该地区的航空航天业裁员，接着是60万工程师外迁。虽然面临这些重大挑战，但该地区除了含糊地呼吁人们创业之外，基本上没有人想到要恢复这些人的知识储备（Engel,2007）。与其了解一个具有高生产率和要素成本的区域会面临什么竞争挑战，不如把传统策略，如扩建港口的基础设施（这可以吸收就业，但工资并不高）作为首选，因为这样的项目通过小范围的联盟就可以实施，不需要广泛而有深度的团体连结。
社会与社群的制衡
黏结和连结之间的相互作用究竟是什么？请注意，在每一个地区，上述积极结果的出现都是基于一种平衡，其中，黏结和连结既使各自能产生积极效应，也制约了彼此潜在的负面影响。我认为无连结的黏结或无黏结的连结都会导致表8.2中左上部分和右下部分描述的不太理想的结果，而且如果黏结和连结都比较弱，发展就会因为自主性不足和普遍的不负责任而受到阻碍。我这里举的大多是国家层面的例子，因为极少有好的制度研究是以大都市区为单位展开的。
我们来看一下表8.2表示的完全相反的两种理想类型。如表所示，如果黏结和连结都极弱，经济发展的基础就无法保证：信心会很低，那些暂时强大的人采取赢家通吃的行为使分配关系不受欢迎，为持续解决问题建立连结缺乏基础，而只是便利了人们战胜或夺取邻人。那些弱势或几乎不具备国家形态、受氏族和部落之间不稳定关系困扰的社会，就属于此类。一个常见的错误是认为他们是由过于强大的团体组织起来了，却没有形成稳定的规则把团体凝聚在一起；如果他们真的很强，或至少有足够的数量，就会达到某种包容性平衡，虽然不完善，但也能避免因为所有群体都很弱而无法维护真正的秩序，进而导致混乱的局面。
表8.2右上部分表示的是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情况。所有发达经济体都是黏结和连结的混合体，满足了长期成功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在表中右上部分的不同位置都可以看到这些“资本主义的不同类型”（Hall and Soskice,2001）。法国长期以来被视为强国的典范，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试图通过法律和行政机构限制团体（les corps intérmediares）的权力，不仅集权程度很高，还利用“普遍性原则”（priciple of universality）侵蚀地方及其附属的社会经济组织。[11]当然，法国从来没有消灭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与这种以社会及经济管制为特征的强“社会”模式之间的关系堪称“猫和老鼠”的游戏（Rosenvallon,2004）。尽管如此，遍及全法国的官僚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行政机器也完成了其他社会中大部分的黏结工作，有时做得很好，有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是位于表8.2右上部靠近左上缘的位置。交易成本高、代理人之间缺乏人际信任，解决问题的方式带有对抗性且颇具官僚主义色彩，这种倾向是法国式黏结与连结混合体的“模糊”特点（Crozier,1964）。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导致法国进入了代价高昂的不信任持续积累的恶性循环（Algan and Cahuc,2007）。
法国的隔壁邻居意大利，经常被引用为一个国家很弱但团体很强的例子，至少在其北部2/3的地区是这样。意大利位于表8.2右上象限偏下方的位置，因为其团体之间的关系紧张（包括家庭和地方社群），意大利经济的优势和协调性以及寻租和封闭倾向都来源于此，如果没有足够的竞争和流动性，寻租和封闭的倾向就会出现。当这个体制与某些行业和某些活动（尤其是那些与小企业以及相对人际化的企业治理模式和相互关系相容的行业和活动）相适应时，运作效果最好（Storper and Salais,1997）；但是，在涉及大企业时就不太成功，因为大企业需要更加透明和匿名的治理模式，这也是建设“意大利式大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有趣的是，没有足够强大的连结制衡强大的黏结这个问题使黏结力很强的团体起到非常不同的作用。有时候，这些团体是赢家，如当今的金融业；但有时，具有强大黏结力的政治上的输家可以阻碍政治体系中的弱势多数采取有效行动（Acemoglu and Robinson,2000）。
表8.2 社会—社群结果
这个体制运作得较差的地方是意大利南部，在那里，强大的团体受到连结的影响比较少，无法要求他们采取负责任的行为。在表8.2的右下象限中，我们看到了寻租行为和制度僵化的典型表现。在南欧和拉丁美洲，在其他无责任自主权的情况下，在发达国家的地区或行业中也有此类案例。但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这些都是个案，不是普遍存在的情况（Acemoglu and Johnson,2012）。
最后，在保持强大连结而没有多少黏结的情况下，既要压制团体生活，还要保持一个负责任的社会秩序简直就是梦想；这是某些形式现代行政理性（administrative rationality）或专制国家背后的理念。事实证明，在现实中即使有这样的实例也寥寥无几。这也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梦想，其中只存在个人与社会秩序，二者只通过流动和竞争建立直接联系。哪里有对团体的激进压制，哪里就会有强大的氏族和团体统治，就像表8.2中右下方的情况。我们在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美国的经济治理是否一直在走向削弱团体面对竞争和责任时表达意见的制衡力量。工会权力被剥夺、志愿团体普遍衰落，或者地方政府面临经济发展的投资流动问题时谈判能力减弱等，可能都是黏结弱化的明证。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扩大，以及通过游说和政治竞选捐款等对决策起主导作用的企业团体寻租行为的加剧，正在削弱连结的基础。因此，某些行业团体逐渐强大的政治力量，可能会朝着表8.2中右下方的方向发展。
换位、社群与社会
如何用本章的这个框架思考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制度？在某个区域经济中，为响应技术和贸易的力量，以及随着之前活动的消亡或离开，开展或吸引新的活动（产业更替），变化必然集中在既有产业的调整和演变上。开展工资和价格较高阶位的新活动，即创新活动的一个关键之处就是锁定它们的集聚过程。
鲍威尔等人（2009，第4页；2012）在描述生物技术集群形成的早期阶段时指出，在美国有三个地区表现出看似有相同潜力能够成功地发展为生物技术集群：旧金山、圣迭戈和波士顿。每个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起源和创建模型，但这三个地区有别于美国同样具有新兴集群的其他地区的共同特点是，“相似的组织多样性模式和支持持续区域活动的网络关系”。这些蓬勃发展的生物技术集群成功的核心要素就是换位，即“最初的参与者带来了他们在某一个领域获得的经验和地位，并在另一个领域将这些资产转换成能量”（同上，第6—7页）。这些核心要素分别是组织形式的多样性、按照开放式规范运营的“主力租户”（anchor tenant，即那些初始的成功企业），以及跨域网络关系。
例如，洛杉矶是安进公司（Amgen）的大本营，这家公司是世界上最早取得商业成功的生物技术公司之一。这个早期的产业有大量包括加州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在内的区域性科学资源可供利用。然而，这些研究机构未能与该地区的各大企业保持长期联系。在那三个成功的地区，那些初始的“主力租户”激发企业和其他行动者发展更广泛的网络，他们自己虽然还在这些网络中，但失去了核心地位。在洛杉矶，安进公司没有止步于这种催化作用，而是与其他地区的企业建立了大多数研发合作和供应关系。今天，洛杉矶的各个生物科技企业之间并没有建立紧密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供应企业的搬离，该地区的企业网络已经日渐松散。然而，在成功的集群中，其地方内部关系形成于外部关系之前。一旦这三个成功的地区出现转折点，这种在特定地区定位、投资资源并建立技术群体的决策，就会随着追随者的增多而产生越来越多的回报，发展出有利于引导互动的本地规范，随后详尽展示这些做法。通过互动行动者得以认清身份并建立利益团体，从而产生有利于增强相互依存关系并在各参与者之间达成共识反馈机制。（同上）
社会和社群的长期变化
有关制度和社会资本的大多数研究认为，这两方面对发展的影响是长期作用的结果，具有深层次的结构性根源。[12]例如，普特南（Putnam、Leonardi and Nanetti,1993）的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Making Democracy Work）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书中把公民参与追溯到中世纪，而公民参与被认为是意大利北部地区经济活力的根源。由于变化极其缓慢，在意大利，那些未能发展出合适的社群和社会制度组合的地区，例如意大利南部地区，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或者说没有希望）。尽管帕特南（2000）对美国社会的后续研究指出社群主义价值观的变化速度加快了，但是仍然很慢，会延续几十年。
社群和社会力量的变化既有外部根源也有内部根源。外部变化是指与相关团体的内部动态无关的事件造成的结果。战争、自然灾害、全球化、技术变革，或者将新的团体置于先前的环境中，这些因素很可能会打乱以前的问题解决方案。它们的影响可能是有利的（新的公民贡献）也可能是不利的（例如新的道德风险或权力失衡）。与之相反，内部变化则源于居住在某一地区的团体内部和团体之间的各种新生事物。团体内部的演变往往会改变或打破以前的网络配置、权力和妥协。革命，即由具有新政治主张的某一团体或政党夺取政权，对社会规则进行重大改变（如重大权力下放等）或出现（民族、宗教或政治的）内部冲突，可能显著改变社群和社会力量的平衡。
社群和社会力量的相对强度变化产生了一个可以被称为“制度迁移”的过程，其维度、范围和结果将取决于下列因素：起始点（无论既有的情况是最优、次优还是最坏）、每一种力量的相对变化量以及先前环境解决冲突的能力。下面我将列出主要的潜在变化路径。
在图8.1中，假设某一个地区n有一个社群和社会力量的起始点，分别由c'和s'表示。x轴代表社群力量的强度，y轴代表社会力量的强度。在这个起始点上，黏结和连结都很弱，如表8.1和表8.2所示的最坏情况。假设另外一些外生或内生事件或过程改变了社P会和社群力量的相对强度，导致n点的位置发生变化。起始点n的变化方向由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决定。我们可以设想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如果是社会而不是社群得到加强，位移会遵循矢量1的轨迹，这可能会导致社会的过度供给，弱势利益的意愿会因为社群的脆弱而得不到充分表达。位于n的这个地区将从最坏的情况移动到较好但次优的制度环境，在此环境中较强的社会秩序会降低某些交易成本，提高信心并加强合同的可执行性，从而强有力地推动某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事实上，这是许多富裕国家和地区经历的典型困境：对长期强化的社会秩序带来的体制中较弱代理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管理。这个趋势如此强大，以至于现在大多数这种国家和地区刻意协助各种团体进行自我组织，并参与各种“治理”过程，希望这些“公民社会”的团体能以正式官僚机构无法做到的方式，帮助熨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
图8.1 社会和社群相互作用的变化路径
2.如果结果就是社会和社群两种力量都得到加强，但前者的加强力度大于后者，制度安排n会沿着矢量2移至新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力量和社群力量最初可能会平行发展，但到中期时，社会力量会占上风。这可能是由于社群建设中固有的或后来的弱点造成的，抑或由于国家制度在某一点之后得到更大发展所致。在这种情况下，社群仍有可能制约社会力量单独作用时可能产生的经济负外部性，由此导致比上述第一种情况下更好的经济结果。许多成功的大都市区因为创造了社会的“超级代理人”而实现了这一结果。例如，纽约地区的港务局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了这一结果，而巴黎地区实施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和“新城镇”计划，是中央政府直接要求的任务（在很多方面越过了地方和区域政府），在发展的关键时刻，这么做无疑起到了克服潜在发展障碍的关键作用。
3.如果这两种力量变化的强度相等，在地区n的制度安排沿矢量3移动，最终会出现类似于“最优”制度安排的结果，其特点是有责任的自主权，同时达到代言和代理之间的良好平衡。这些潜在的优势可以表现为许多不同的具体制度形式。由湾区委员会代表的旧金山海湾地区的区域性力量，以及环保团体在区域治理中的热情参与，代表了两种力量平行增长的一个有趣案例。
4.如果社群力量的增长大于社会力量的增长，变化将遵循矢量4的轨迹，其结果将是社群占上风，但社会安排的适度强化成功地注入某些制衡力量，使社群潜在的消极因素受到约束。以这个观点衡量，南加利福尼亚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地区，体现为该地区有能力在其人口增加数百万的同时保持人均收入的提高，进入美国最富有的大都市区的行列（其中大部分大都市的同期增长都比洛杉矶缓慢）。在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洛杉矶的发展活力建基于强社会和相对较弱的社会团体与氏族团体的结合。截至20世纪90年代，洛杉矶的所作所为更像一个城邦，强大的半自主的发展机构和一个有凝聚力的商业阶层共同制定有远见的战略规划。但近年来，社群和环境阻力显著增长。这些以社群为基础的组织管理得更加完善，而政治制度则落于其后，形成了众所周知的冲突加剧的情况，企业治理问题和经济负外部性日渐增多（Erie,200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洛杉矶的人均收入已落后于以前与它不相上下的各个大都市，与纽约、华盛顿和旧金山等此类大都市区的差距则更加显著。
5.最后，矢量5描述的是社群有所增长而社会没有增长的情形。社群较强会带来更多的自主权，使行动者能够集体发声，并促进他们的联合行动。但是，诸如高交易成本、广泛的寻租行为、不平等和缺乏信任等代理问题也可能会更加严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就是这一不幸轨迹的典型代表。
粗放的行动：事件、偶然还是结构性决定因素？
在《粗放的行动和美第奇家族的崛起（1400—1434）》一文中，约翰·帕吉特和克里斯托弗·安塞尔（John Padgett and Christopher Ansell,1993）认为，只有穿透那些正式制度、团体以及目标的表层，“深入到与各民族实际生活相互关联的底层”，才有可能理解新制度的形式，他们指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城邦。他们用极为详细的档案证据表明，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能够建立新的佛罗伦萨城邦是因为他通过各种途径给既有团体（其中的某些团体当时是竞争关系，某些则面临着艰难的外部形势）设立了互动的新规则。这些纵横交错的既有网络遭受外部事件（战争或财政危机）的连续重创，也慢慢地由被它们排除在外的各种新行动者（新人）吞噬。由此产生的结构漏洞给科西莫提供了空间，使他能够把一些旧元素与一些新元素编织在一起，建立了一个长达三个世纪的王朝式城邦。帕吉特和安塞尔认为，科西莫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并不是很确切地知道他在做什么，城邦的建立是他个人目标的副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行动可以说是粗放的，因为他虽然很清楚自己的利益和其他参与者的利益，但这并不是他宏伟计划的组成部分，也没有经过优化演算。
硅谷的发展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例证。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还不清楚，旧金山南部的这个地区最终会成为世界信息技术中心，提升整个旧金山大都市区在美国收入排行中的地位。起初美国的半导体生产是非常分散的模式，如果说该行业最初有地理重心的话，那就是从波士顿到新泽西的东北海岸地区；信息技术产业的主要前身（即收音机、电话、电视设备行业）都集中在那个地区。但由于半导体产业太新，缺乏明确的生产流程和商品链，因此没有明确的要素需求甚至连接模式。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从北到南再到东海岸，甚至西南等许多地区都有大量工程师在从事这个未来新技术方面的工作。这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区位机遇的窗口”（Scott and Storper,1987）。20世纪初的电影业或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的飞机工业也曾出现过这种开放发展时期。在生命科学行业中，这样一个窗口似乎正以波士顿、旧金山和圣迭哥为中心形成合围之势（Powell、Packalen and Whittington,2009）。
往往有许多地方可以满足某一行业初始的要素要求。也许当初有许多地区与硅谷一样有条件成为未来世界信息技术产业中心。但是这些“候选地区”中只有一个比其他地区稍微提前了一步。这是因为在那个地方有些行动者碰巧第一个想出了突破性的“杀手级应用”（killer application），通过占有市场份额将集聚经济引向那个地方，使供应商涌进硅谷以满足新的需求，使网络效率得到提高，从而把在这个转折点之前同样具有优势的其他地方甩在后面吗？把此事归因于偶然或特殊原因的极端说法认为，芯片的发明人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搬到硅谷，是因为他母亲住在门洛帕克市（Menlo Park），他想与自己的母亲住得近一些。于是集聚动态就固定在该产业的区位结构中。这类“历史偶然说”现在纳入了新经济地理学基本的核心——外围模型（Fuchs and Shapira,2005）。它非常适合用来解释20世纪30年代航空业的情况，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许多地方都具备成为主要航空制造中心的良好条件，但洛杉矶能抢先一步就是因为一件事：唐纳德·道格拉斯（Donald Douglass）在圣莫尼卡（Santa Monica）发明了DC-3型双引擎客机，该型飞机随后占据了商业航空市场的很大份额，其结果就是道格拉斯生产体系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得以扩展，这使飞机生产在该地区占据了地理优势，吸引了其他生产商，他们都想进入其供给结构以及由知识渊博的实验员构成的富有社群（Scott,1993）。认为独特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发展，决定了为什么在30—50年的中期发展中有些城市的发展方向与其他城市不同的这种想法，对于那些制定城市政策且想要预测自己的努力和付出会有什么结果的人来说很难接受，因为这意味着经济发展带有运气的成分（Boschma and Kloosterman,2005;Rigby and Essletzbichler,1997）。[13]就此而言，经济发展的演化理论更强调未来演变的前提条件，而非发生革命性变化，即发展路径变化的可能性（参见Boschma and Martin,2007）。
这些事件或冲击是否可以作为完全外生的偶然因素加以分析呢（Sewell,1996）？答案可能是，哪怕只是为了使恰当的突破有可能发生，也必须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这样才能锁定该行业的地理区域。这些必要的前提条件可能有统计上的规律性。对于高科技来说，这类必要的前提条件有一长串，例如，有大学的存在或一定的工程师人才储备等。就像过去发达国家为建设制造业中心需要创造前提条件一样，今天对于建设金融中心来说，则需要创造一系列不同的前提条件，对创造性城市来说，这个前提条件的清单又会有所不同，如此等等。但这个规律性更类似于“气候”而非“今天的天气”：如果很多地方都具备前提条件，但只有一些地方得到发展，那么在广泛而深刻的结构性条件和结果之间，或者在这种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之间，就一定存在导致差异的原因（Hodgson,1993）。因此，我们很难估算出连接这些必要的前提条件与精确结果的结构参数。
这些规律可能更多的是与制度环境有关，而不是与精确的要素清单有关。创新的历史上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因为找不到这样一个有利的环境，卓越的创意无法变成现实（Mokyr,1991;North,2005）。因此，如果潜在的聚集种子在不同的城市地区出现，在某些地方它们可能会生根发芽，但在其他的藤蔓上就会枯萎。一些针对硅谷的著名案例分析（例如Saxenian,1994）认为，正是硅谷的制度，即商业半导体生产商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及其公开竞争的文化，使硅谷抓住了这个行业，由此生成了它至今仍拥有的专业化，因为该县在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中拥有最高的人均收入。但我们再一次落入内生性的陷阱：波士顿和菲尼克斯都是早期的半导体生产中心，只是后来硅谷跑在了前面。不能说最初是由这些行动者网络将半导体产业引入硅谷的，因为它们是作为该产业本身成长的一部分同时出现的。事实上构成今日硅谷制度环境的两个关键要素，即风险资本行业和专攻技术法律的法律事务所，显然是硅谷发展的产物；在信息技术集群出现之前，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人们给出的另一种制度解释是，斯坦福大学的主要行动者（尤其是斯坦福商学院的院长）建立了斯坦福大学创业园，并通过这一制度创新使硅谷比波士顿或菲尼克斯做得更好（Saxenian,2000;Kenney,2000）。按照这个说法，摩托罗拉在菲尼克斯的早期大规模投资没有找到一个有利的制度环境，或摩托罗拉只是做出了错误的战略选择，菲尼克斯的产业集群因此走向衰落。然而，波士顿的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它的许多不同行动者看到了形势的变化，他们在硅谷试图抓住信息技术产业的同时也在这样做。萨克森尼安（Saxenian,1994）认为，他们在波士顿没有做好，是因为波士顿制度化的企业文化没能很好地适应商业半导体产业，这一观点令人信服，但它并没有回答硅谷的制度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如上所述，现有的行动者和实践网络通过换位，就有能力创造、抓住和供养新产业、新产品或现有产业的分支产业。但是在上述所有例子中，不仅存在结构问题也有粗放的行动。因此，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2006）认为，硅谷得益于湾区独特而重要的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的对抗文化，将它与工程和商界精英相结合，在这座最前沿的城市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混合力量。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2008）在分析湾区精于技术的大规模环保人士网络时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这些人构成的网络某种程度上与进入硅谷的新工程和创业团体有所重叠。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在斯坦福大学2005年毕业典礼的演讲中，明确提到了该区域反主流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杂志对他的激励作用。这些行动者网络，即由不同的反主流文化、企业和工程团体构成的组织，需要粗放的行动者在它们之间建立连结。这些粗放的行动者是威廉·肖克利、弗雷德·特曼（Fred Terman）、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阿尔夫·海勒（Alf Heller）、史蒂夫·乔布斯、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Xerox PARC）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人（Brown and Duguid,2000）。我们还能想到的例子是第七章提到的8200部队对以色列高科技经济的重要作用。粗放的行动者创建的8200部队实现了一系列目标：信号检测和分析方面快速且经济成效显著的发展。他们的行动也对强大的创业和技术机器（entrepreneurial-technology machine）产生了影响，而这并不是他们最初的目标。
值得庆幸的是，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并不完全由先行者优势主导。经济本身也提供了大量的二次创业机会。随着产业的成熟，它们的内部分工越来越复杂，产业内部的交易成本趋于下降。这带来了产业和一些经济活动在地理上分散化的可能性。也许更重要的是，随着一个产业的成熟，它开发出各种各样的产品，并使生产出现了许多复杂的中间环节。产品差异化和质量等级化是空间分化和竞争的基础，其作用相当于一个强大的机会创造装置（Grossman and Helpman,1991）。结果通常是二级集群的建立。在硅谷开发了个人计算机之后，得克萨斯的奥斯汀便发展成为一个信息技术产业重要的二级集群，而奥斯汀集群的发展正是因为迈克尔·戴尔深谙消费品差异化和升级之道。他在自己的公司和供应结构中创造了规模经济，因此能成为二级集群的“主力租户”。随后，该集群持续实现质量升级。
结论：与事件和结构相关的专业化
前述几章从一般意义上探讨了会对地区发展产生影响的各种力量，以及那些在更广泛的系统中选择某些特定地方扮演特定角色的力量。正如我指出的那样，大多数经济研究关注的是结构和普遍的模式，避开了对具体地方的研究。它们的正式模型以及归纳性的实证方法是结构性的，它们的目的是搜寻与许多城市的增长相关的参数。但提到一些特定经济体的中期发展趋势时，即使这些模型最终也会考虑起决定性作用的事件。例如，底特律的衰败是“因为”美国汽车业的重组与衰落；洛杉矶人均收入增长缓慢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低技能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和20世纪90年代冷战时军工复合体的裁员；华盛顿市越来越富有是“因为”高工资的游说行业迅速增长。
这种模糊性对于由集聚产生的专业化影响很大。集聚理论表明，本地化经济具有结构化特征，因为一旦开始，它们就可以自我强化，但正如本章指出的那样，解释它们的起源可能既需要对一次性事件也要对结构性因素追本溯源。因此，在本章建立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可以将人力资本和制度清楚地定义为结构，但专业化可能既受到结构驱动，也受到事件驱动。事件也包括关键代理人非有意为之的粗放行动，他们的行动是在网络黏结和连结的相互作用之中，以及该地区的社会和社群的相互作用之中。
[1] 这是Pierre Guillaume Frédéric le Play和欧洲某些历史学派的人的观点。
[2] 虽然对于应该用什么实证指标和如何解释它们有相当大的争议，但这些研究一直使用社团生活的强度作为其实证指标（Norris,2002）。
[3] Arnaldo Bagnasco在一次谈话中提醒我要注意这一点（同样参见Bagnasco,2003）
[4] 这一论点的分析基础可以在下文找到。
[5] 公共选择理论对这种联盟和国家的利益之说持不同意见，却认为利益的聚合能够并应该自发产生，且具有暂时性。按照这种观点，在信息充分透明以及交易成本很低甚至为零的条件下，理性行动带来了谁与谁建立联系以及群体之间如何连结这两个问题。我在第七章中讨论了社群发挥提高效率这一作用的必要条件，而这样的科斯式交易却将这些条件假设掉了。
[6] 这也呼应了Seymour Martin Lipset（1963）的观点，即横向的多元化联盟能产生一种调节性的广泛连结。
[7] 当然还有第四个方面，即宏观经济学，但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
[8] 这也提醒我们注意由Frank Knight（[1921]2005）提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根本区别。当信心不足或没有信心时，问题就变成无法评估风险并使其最小化，而行为人必须面对真正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许多长期增长的基础造成强烈的负面影响。
[9] 这些都与Sen（1999）的观点有间接联系，他认为极端不平等既反映了社会关系的贫乏，也阻碍了对发展来说极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建设，因为它阻碍了某些必要的社会产品的供给，并剥夺了使最贫穷人口能够为自己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先决条件（基础资源）。
[10] 在正式意义上，规模降低了交易成本，并提高了以应对大多数人的偏好。
[11] 在法语里，普遍性原则被称为principe de généralité。
[12] 这部分是基于Rodíiguez-Pose and Storper（2005）的观点，是Rodríguez-Pose最先提出了这个想法。
[13] 这与Donald Davis and David Weinstein（2002）提出的问题相反。他们将各地经过冲击后的坚持看作路径依赖的例证；我认为冲击会创建新的地方，但随后陷入这些冲击的地方会使自己有长期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