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

信息捕食者的选择

安替

一个心比天高又出生在小城普通家庭的男生，如何能跟随自己的理想，让自己和他人吃惊？请站在时间源头，不断试错，不断创造。

一个心比天高又出生在普通家庭的男生，如何能跟随自己的理想，同时永远不“江郎才尽”，让自己和他人吃惊？安替就是这样一个人，只有互联网的存在，才能让他从无锡一家二星级酒店的总台服务员，成为一位国际新闻人，并且在每次厌倦自己的时候，找到新的创新发展的方向。

本讲，安替将与大家分享他的几次关键的信息选择。

主讲人

安替，国际新闻人，现任财新·世界说CEO。1975年生于南京，1995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工程学院，后转行做新闻，先后任职于《21世纪环球报道》、《纽约时报》。2007年获得哈佛大学尼曼（Nieman）新闻奖学金。2012年在TED全球大会（TED Global）上发表演讲。

主持嘉宾

王佩，作家，编剧，白板报（wangpei.me）博主。曾创办过黑板报网站、《e时代周报》、《新西湖》杂志等多个媒体。目前以自由写作为业，兴趣不离读书、写作和技术，著有《正版语文》一书，话剧作品有《疯狂短信》《鱼眼》《怜香伴》。

讨论时间

北京时间 2015年1月10日。

小城年轻人

王佩：提起安替，不用介绍了。安替的故事如果仅仅是一个励志故事，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多大的价值。毕竟这个社会充斥着类似信念——奋斗——成功的故事。安替最重要的一面，是他捕捉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信息熵越来越高的社会生存所必需的能力。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

安替：在互联网之前，生活在小城市的年轻人，不可能知道世界发展的方向。但20岁之前的孩子，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主人，无论是否生活在大城市。如果不是互联网，小城市的孩子在成长后会理性地缩减自己的梦想。

我20岁的时候（1995年）大学毕业，独自去一个我语言都听不懂的城市——无锡，而且在一个宾馆做总台先生，目的只有一个，离开妈妈的权威控制（当时母子矛盾紧张到极点），不惜一切代价追求一种从头到尾自我奋斗、自我生存的快感，基本就是怎么作死怎么爽的意思。那还有什么地方比一个美女众多、语言又不通的无锡更好呢？

摆脱了妈妈的控制，但立刻遇到了上述问题。当时的无锡，信息极为匮乏，全城只有一个新华书店和旧书店可以买书。我申请了每天的晚班，早晨下班之后，宿舍在锅炉房上面，回去无法立刻睡着，上午就到新华书店，地毯式一个个书架寻找新书，任何新书。真的是信息沙漠中的自我救赎训练。

这时离互联网的来临还有3年，而且我当时不可能知道会到来。我无意中做了两件事情，从而保持了自己的信心毫发无损。

第一件事情就是爱女生。因为爱情开始写情书、写小说，发现了自己在编程之外的文字才华，并且在1997年的时候开始在《三联生活周刊》发表作品。这个时候王小波就是我的榜样，就是明灯。

补充一个材料，1996年我给女友写的情书中的两封，发给《三联生活周刊》都发表了，其中一篇《殿堂与厕所》还进入了三联的文章集子，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当年追女生的文笔。可以看到就是对王小波的模仿。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附庸风雅的小聪明。以后生女儿，我得让她小心这些男生。老婆问我：“如果有女儿，你会让她在16岁的时候和一个在饭店打工的男生跑吗？”我说我一定打断他的狗腿。

采铜：决策理论中的规则遵循理论，就是认为人就是基于自己的身份来做决策的……

安替：我打断他狗腿的理由是基于统计学的概率判断，这样下去我女儿是悲剧主角的可能性基本是99%，不能因为父母挣脱了这种概率，就否认这种概率的存在。

阳志平：八卦来了……安替，你和你太太正式恋爱之前，她一直不知道你是大学生？

安替：女生是叛逆的。16岁的女生爱一个人，阶级、身份都不重要，颜值最重要，她说她爱我，是因为我长得像赖宁。16岁，刚刚发育和思春啊，遇到自己儿时偶像，就肯定以身相许了。

阳志平：16岁，可以理解。你运气好，小概率事件，能坚持18年。

但是依据安替与范范的性格，你们俩肯定不会灌输太多阶层、性别等偏见给女儿（假设二胎是女孩）……其实风险还是蛮大的。

采铜：看脸的世界……关键还是要帅……安老师还是靠帅胜出！

王佩：总结得深刻。宗教领袖都很帅。

吴宝沛：完全理解安替老师的想法，因为我也会这么做。可以冒的风险她自己冒，这个没问题。但是在大问题上，还是希望能减少不必要的错误成本。跟养小孩一样，很多错误可以犯，自己闯，自己试，但那种让他以后没机会翻身的大错误不能犯。

王佩：连岳喜欢说他的太太是他从15岁到今天唯一的爱人。可是，跟年轻人的小概率成功恋爱相比，我更欣赏老房子着火。浙江俗语：老房子着火，扑也扑不灭。

阳志平：信息匮乏时代也有好处，感情更纯净。能够慢慢地用18年时间，将一个人变得更好。

安替：对，如果从1998年上网算起往前倒推，我度过了23年信息匮乏时光。

接着上边说。第二件事情是让自己的智力没闲着。自打从无锡太湖某禅寺买到一本《华严字母》，我开始学习音韵学（古汉语语音学）、语言学，而且在信息那么匮乏的情况下学语言学，的确是很考验智力的行为。我举个例子。我想学习藏语，但无锡任何藏语课本都买不到，也没藏语词典，怎么学？智力和精力过剩的我，于是就去买藏语版的《唐诗三百首》和《邓小平文选》，拿中文版对照。因为诗人名字藏语翻译是音译，所以我就能排出藏语字母的拉丁转写表，然后再用藏语转写邓小平文选，通过译文理解藏语的语法和词汇。当这样开始学习藏语的时候，我简直就爱上了自己——这么闭塞的环境中都能搞通，那以后还有什么事情攻克不下来呢？

图11–1 华严字母表图

资料来源：http://t.cn/Ru4EBSZ

恰恰是这种看起来很傻的事情，却让我信心大增，常常兴奋地在锅炉房上面的宿舍里跳起来。而且这件事让我认识到，我的理工科能力在这种纯粹文科的学习中照样大有前途。除了上述两件事之外，其他的都只是让我活着的琐事。从这段时间开始，我就明白，工作能给人带来的满足，是个虚幻，其实只有一个指标：

如果你有钱了，你还要继续从事你手头的工作，才是真正的事业，否则就是谋生。

互联网时代的反对者

王佩：有群友提问：很想听安替老师分享用了“安替”这个网名后生活就彻底改变的经历，这到底是怎样一个神奇的网名呢？

安替：互联网来了。我开始是在1998年年中的时候看到有网吧的存在，上聊天室“西祠胡同”看了看，也上联合早报论坛了，以本名（赵静）简单发了言。正式上网是当年的12月，我起了一个网名，叫“安替”（出自我给女友写的小说里面的猫），开始了网络生涯。

起名这个事情很重要。我叫赵静的时候，就摆脱不了优柔寡断的性格。安替（anti的音译），就是反对，就是一个没办法改变原则的反对派战士，就是一个你想妥协都会因为名字不好意思的角色。我一起这个名字，也就立刻转化了自己的角色，成了自由的斗士，内心的软弱一下子就没有了（神奇的心理效果）。

我立刻建立了“言论自由”“圣保罗教堂”“锐思评论”“梦的解析”等讨论组。那时网上有很多愤青，但没有我这样愤得大胆、系统和彻底的。在大家开始在聊天室灌水的时代，我当时已经采用像今天“开智微信群”这样维护群的方法，维护讨论组的质量和社群关系，很快成为所谓“著名ID（账号）”。我从给女友写情书，转化成给全国网友写“情书”。

当时我的原则还是王小波原则：你只有有一个谋生的技术（计算机方面工作），你的文科理想才不会因为收入而妥协。所以我一直是一边编程一边在网上激扬文字。

成为专业新闻人

安替：互联网会让一个人很快有机会去北京工作，互联网也会让一个著名网友很快成为北京媒体人。2000年开始，北京吸纳了大量的各省著名网友成为媒体人。我也在2001年成为《华夏时报》的评论员，开始了由网友向新闻专业的跳跃。这也等于放弃了王小波原则，我竟然接受文科工作成为饭碗。但其实王小波的死亡，也暗示了王小波原则是错的。人无法一心多用，你只能做好一件事情。而且最重要的是，新闻这个行业，当时是我即便有钱也会去做的事情。

我是一个好网友，但这不代表我能在新闻行业成功，我得沉下心来，迎接挑战，让自己成为专业新闻人。

第一是改掉网络语言和风格，适应媒体的写作。我的方法就是每天翻译《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全球论坛”（Global Agenda）的文章，然后加上自己的话，在主任改过之后，作为评论发表出去。主任莫之许是我的政治导师，我也按照学徒的方式模仿他的所有的思考，甚至做到能代替他对一些事件评论，并且惟妙惟肖。做学生的时候，不需要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立场，做学徒其实是最好的学习过程。

第二就是海量阅读。我用一个多Tab（上网工具）的浏览器，每早每晚打开数十个海内外新闻网站和论坛，让自己每天都在最新的信息流中流淌，培养自己对新闻的感觉和预测能力。后来我把部分经验写成《新新闻人自学手册》。

第三就是对自己说：“请你闭嘴。”从此再不在新闻和评论中表达“我”的存在。这样训练的结果：当我在为《21世纪环球报道》工作的时候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也为媒体获得了很多独家消息，并在2003年成为伊拉克战地记者。这十个月大概是我这一辈子工作最兴奋的时间段。

一个记者的网络时代

安替：很可惜报纸也在2003年被封了，这对我来说很难受，新闻理想都攀到战地的顶峰了，突然没了，这怎么能受得了？我抑郁了两个多月，天天都不出门。这时我和女友互相之间比较独立的关系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她没特别在意我抑郁的这段时间，让我能够自己在灰暗后慢慢走了出来。

后来我就被《纽约时报》招聘去了，他们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中国记者。在《纽约时报》时，我飞遍了中国非少数民族地区，也去了朝鲜和中国台湾进行新闻报道，拓宽了我的新闻经历。比在《21世纪环球报道》时虽然少了一些刺激，但还是不错。不过最重要的，是2004年11月的时候，我开始写自己的“安替的博客”。

我的每一段经历，都会为日后的突破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往往来自一些非主要工作，而且当时并不理解所做的事情的价值。《纽约时报》的中国雇员的收入是有天花板的，所以我的心思后来都放在自己的博客上。我开始恢复非新闻写作。

由于博客写得太有名，2005年12月被微软封了。

2006年一年，由于博客被封，很不开心，也曾经抑郁了两个月。然后就开始做《纵横周刊》，拉一帮人写国际政治分析。但必须承认，我去做这个周刊，也是为了避开国内政治而做的自我审查。而出于自我审查的东西，自然会少了持久的热情。这个项目低调持续了三年。

欢迎来到未来

安替：2007年，我一下子获得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两个新闻奖学金，特别是哈佛尼曼新闻实验室，那是新闻工作者梦寐以求的职业荣誉。和女友的恋爱坎坎坷坷拖了很长，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举办了婚礼，证婚人是《纽约时报》的北京分社社长和南京大学的一位新闻学教授。

这并不代表是我2006年非常努力的结果。其实人的奋斗密度和结果都毫无章法，很多时候就是足够折腾后等待运气。

我觉得我最幸福的时刻，大概是1996年我遇到16岁的女生，以及2007年情人节我接到哈佛的电话：“恭喜你，欢迎你来哈佛。”到了波士顿之后，我立刻面临两个最大的挑战：

第一，我从信息饥渴的中国来，擅长的是信息人肉挖掘，到了美国，这项本能就成为一种负担，每天陷入信息过载的焦虑中。

第二，美国新闻业开始受到互联网的影响进入衰退，如果说美国的现在是中国的未来的话，我以后回国去做什么呢？

更别说尼曼给我太大的同侪压力（peer pressure），从此我就和这帮堪称全球媒体精英的学生摽上了。这些人一个个后来都获得了总统奖、普利策奖啥的，我这辈子要不认真为新闻业做点什么，也对不起自己。如果中国新闻行业衰落的话，我肯定是最后一批出走的人，主要是在同学压力下，不好意思出逃。

在信息中溯流而上

安替：我的信息过载问题还没找到解决方法就回国了。我回到北京，做了自由撰稿人。然后我就把全部心思放在了推特上。既然有信息过载症，我干脆就信息过载到死，开始都是每天4~5个小时上推特，成为职业发推、业余撰稿，很快有了推特认证。

对于挑战，我一直觉得我最随心的解决方法虽然看起来有问题，但往往都是最有效的做法。唯一需要的是，你别有一个老期待你有所成就的妻子。不工作，整天宅在家里发推，自然会有人问：“安替你在做什么？”也有很多人问我的妻子我在做什么。

如果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还需要这样做吗？我就是要放任自己在信息过载的海洋中沉溺，非功利地去体味这个新时代的规律，至于要干什么，现在还没到赚钱养孩子的时候，就别问了。

2014年，我的孩子诞生了，任性时代结束了。我是一个很爱女人、猫咪和孩子的人，也愿意给孩子一个稍微安全的成长环境。所以我就必须进行再次转型，所以我重新转向了技术，希望自己能为媒体的转型做出一定的贡献。我依然是同时做很多事情，并不知道哪件也许当时没那么重视的工作，以后会成为我主要的成就。未来不确定，所以我更要什么都爱。

一个人的创新与未来

安替：我大学时最害怕的是自己江郎才尽，但后来很快就不担心了，几样东西能帮助我创新并且获得成绩：

第一，对人深刻的爱。当然这里有点歧义，对哪个人的深刻的爱？但如果不要太计较这些问题，爱情的确是彻底改变人的动力。有了爱，就不怕一切都没有，就不怕从头开始，无论我多大。

第二，文科和理工科思维的联合使用。很多角度之所以我能看出来而同行看不出来，其实是因为我根本不是科班背景出身，根本没有通常的偏见。刚刚做记者的时候，因为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新闻，所以才能做出全国最好的新闻。

第三，面对全国、全球市场。保持对全国读者、全球读者发言的通畅。我能够抓住全球的信息机会，而且自己的错误也能最快得到市场的纠正。

第四，同侪压力，和一帮精英为伍。一位前辈当初告诉我：“安替，你来北京前五年，就认识了你一生所有的敌人和朋友。”这句话大家得仔细品读，有两个层面：

1. 你一生需要竞争的人，基本和你是一代人，五年后再来的孩子，就和你不是一辈了；

2. 北京是人才和资源集聚的地方，你来北京，很快就把未来与你竞争的所有人都遇到了。

我在北京的朋友，以及在波士顿的朋友，是我这一生无法堕落的底线。这样的同侪压力，还包括今天的开智微信群，意思是说：for god’s sake（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看大家这么优秀，你好意思早晨超过6点起床吗？

我知道我们开智微信群和附属的青年群的成员，未来前途无可限量，加上这么疯狂和浓重的同侪压力，除了把一半的成员逼成神经病之外，还有一半的人能胜出，成为未来的院士、环球CEO（首席执行官）和国会议员，就不说让世界更美好吧，至少让自己满意，让世界惊讶。

希望“开智”成为未来中国栋梁的黄埔智力军校。

自由谈

如何看待新闻媒体的发展

王佩：一方面，你对信息渴求，对信息化狂热；另一方面，对互联网带来的作用并不乐观，至少你不相信E-Democracy（电子民主）这些东西。你写了不少关于互联网媒体被纳入中国政府治理的文章，彼时，微信还没变强大。现在你怎么看待我们此时此地所使用的微信呢？对于微信群这种新形式，你推测它会何去何从？

安替：以前当一个媒体人，意味着赌上半个身家性命，我曾经在鸭绿江上冒着朝鲜人民军枪弹的威胁潜入朝鲜边境采访，我也曾在伊拉克战场上玩命，那样采集到的才叫新闻。即便是不报道事实，《查理周刊》的漫画家用铅笔画出的自由表达的漫画，那才叫媒体。而现在一帮技术宅男，或者一群假装在纽约、实际在牛头山的人，向数十万订户推送的东西、吐出的口水、抒发的偏见，能叫新闻业、能叫媒体吗？

一个记者，哪怕没有去过伊拉克，没有报道过危险的国际国内时政新闻，即便是报道社会新闻，也冒着三高、月经不调的危险。他们是新闻民工，也是传统的新闻手艺人。现在一群掠食者，抢夺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媒体人低到了尘埃里。怎么办？怎么办？

在报社，一个校对的月工资是1 000多元，但是负责着很多人的饭碗。传统媒体有校对，新媒体有吗？

李笑来：认识安替的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旦提起新闻，他的声音马上高出几个分贝，眼睛马上闪出各种光芒——这是一个热爱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生，就是我们所向往的。

安替：我一直觉得新闻媒体之所以伟大，必须因为它是暴利行业，才能付得起优质的新闻调查费用和记者的声誉。所以我觉得既然传统媒体受到了挑战，就说明这样的暴利不存在了，正在灭亡。我不会强求人在一个穷地方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那样的理想很虚伪。我希望找到继续让信息传递更赚钱的模式。

这点和我很多媒体同行角度不一样，我觉得新闻理想就是专业做新闻并且获得高薪。

孔庆超：那么你觉得传统媒体的未来在哪里呢？

安替：媒体的未来在于帮助大家在信息洪流中找到有效信息，但这不是传统媒体人能做到的事情。

李欣：安替老师有没有比较欣赏的国内的媒体人，我周围好多小孩会跟我说他们特别推崇徐达内。还是说安替老师已经没有必要去欣赏国内其他媒体人了？

安替：我觉得我不建议小朋友们去欣赏媒体人。这个行业既然在沉降，就让它享受下沉行业应当有的地位吧。

一个行业伟大，必须能提供社会理想、高薪和地位。传统媒体无法提供高薪，理想和地位也会随之丧失的。这也是我在《纽约时报》的体验。一个影响很大的普利策报道，背后花的钱是无数的。平均每个报道是两个月时间，飞来飞去。完成了，还要别的分社的记者重新验证事实，100美元1个小时。

所以，伟大的报道必须是暴利行业的事情。

孩子们的智力应当放在最有希望的地方，比如人工智能。我对传统媒体都没抱什么希望。所以，对所有为我工作的学生和记者，一开始我就会说：“到我这里，必须放弃你原来的什么媒体理想，我们只做最专业的新闻。要改变社会，去非政府组织。”

事实上，那些最喜欢说媒体理想的人，当有一天媒体不行了，也是跳槽去媒体仇敌（公关、宣传部门）最快的人。

未来媒体会是什么样子，目前大家都在实验。我也在实验。但基本上和现在的样子没关系了。

如何发现并坚持真正喜欢的事

胡少楠：安替老师之所以能做得那么极致，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并且很清楚地知道。其实一个人奋斗并不难，给自己画一个大饼，往前冲，可是最后发现心是空的。可是安替老师却是一直在享受自己的工作、事业，很拼，并一直有爱在心里。就想问安替老师一个问题，您是怎么确定您想要从事的是新闻相关工作？又是为何那么确信这就是您真正享受的？

安替：方法就是任性和试错，做了无数行业，终于碰对。就是在无数次失业的时候，依然还觉得自己厉害，继续试下去。

王怡人：我很惊讶的一点是，您在那一段时间可以放任自己沉浸在信息里面，每天发推，我很想知道您是怎样坚持自己的做法的，又是如何面对很多人的质疑的？

安替：没什么不好坚持的，我没太在乎别人的想法。反正我内心已经觉得我自己最厉害，老婆也不管，你就任性好了。

胡少楠：任性是需要基础的，知识与智慧的基础。我觉得安替老师说的任性，绝对不是大众所说的“任性”。

安替：我内心的任性，的确和别人不一样。我的任性，有点类似基督徒选民的“使命感”，我觉得，如果中国需要什么人做什么事情，这个人就是我。所以只要有什么想法，不在乎别人是不是已经做过了，而自己就去做。

当然这里的确有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你这种使命感不是冒傻气？

我的回答是，我一直在往信息最前端走，在信息源头的任性，有很大可能不是冒傻气。你如果在信息末端，还觉得自己是创造世界文明的人，才极大可能是犯傻。

叶舟：所以安替老师认为年轻人越早去时间源头越好，去接触信息最前端？

安替：对，年轻人越早去源头，越能节省奋斗时间，而且能找到同侪压力。我的任性，是时间前端+同侪压力下的任性。

王佩：安替关注的是如何利用信息差获得进步，这给人很多启发。例如，如果我们得知癌症有2/3的原因是细胞组合错误，而不是生活方式的原因，会让人生活轻松很多。这也是一种健康信息差。

安替：其实，媒体人本来就是走在时间前面贩卖时间优势的人。现在不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无法掌握比网友更快的时间信息。

俞立颖：时间线的源头如何去找到？

安替：时间的源头主要是地理（如波士顿、北京）、人群（专业人士、内部人士和开智微信群）。

新闻的专业主义

孔庆超：刚才安替提到自己在做真正的“新闻”，是否方便介绍一下与传统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安替：就是新闻行业提的“专业主义”，美国式。这在当年的中国新闻界是新提法。比如新闻当年谈情怀、关心弱势人群什么的，专业主义不讲这个，只讲平衡。实际上，专业主义才走得远。新闻专业主义有空我再继续谈。简单说，就是各方观点是否都能引用。

Zephyrli：如何分辨非专业的新闻和专业的新闻？

安替：一个区分方法，就是看是否平衡，是否有作者带入的观点，是否在逻辑上被反复检验。《南方周末》的报道都是情怀式的。我觉得我做新闻容易做得好，主要是因为我没学过新闻，内心无丝毫偏见，怎么好用怎么来。

王佩：青年群群友提出几个问题：在新闻从业过程中，安替一直在学习更好的新闻理念，比如在《华夏时报》的时候就坚持每天翻译《经济学人》，比如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提到学习美国模式。大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新闻界是一个封闭保守的、讲究“中国特色”的行业，和“新闻精神”差得很远。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各种不同的干扰的声音来说“小伙子，中国不一样啊”，或者说学习那些东西没有前（钱）途，肯定也遭遇过“这个社会会好吗”的疑问。安替老师那个时候算身边人的异类吗？这些是怎么克服的？怎么坚定地相信未来国内新闻界肯定会走向开放的，即使是十年或二十年以后？或者说觉得在国内确实坚持不下来，所以有一个阶段就去国外寻求更高的新闻理想了？

安替：很简单，开始学东西的时候就和全球最厉害的人而不是全国最厉害的人学，如果有人质疑你，你内心骂他傻瓜好了。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开始做新闻的时候，就没觉得我需要向什么中国前辈学习，大家智力都差不多，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当然直接向《纽约时报》学习啊。

未来导向的人

冒孙飞：安替老师能讲讲未来导向有哪些具体的特征吗？我觉得工具是基础，未来能够产生最有效工具的产业，就是最暴利的行业。这是我看《艾伦·图灵传》最大的感受。

安替：好。我的确是未来导向型的人，非常在意一件事情未来的价值，但容易对现在做的事情厌倦，所以我非常需要团队合作。

阳志平：安替与我都是未来导向型。这类人的特点是挺容易判断趋势，规避风险；但使命感偏强，活在未来。从细节上来看就是恐高、上视频容易紧张、对没有创意的重复性工作容易厌倦；更容易成为新团队领袖，而不是老团队骨干。

冒孙飞：有时候成本太大，我一直是以试错法来对待自己的人生，可是得考虑社会压力。

安替：是，试错的成本极大，但你最好有同侪压力在前。比如我敢于在推特上试错，就是因为我刚刚从美国回来，我知道这是趋势。试错有时间成本，所以你需要走到时间前头争取挽回你浪费的时间。

敢于任性试错，是因为你有信心你的大概方向是对的，即便你浪费了时间也能走在大家前面。任性才能有真性情和真兴趣，任性的基础是你非常早地进入一个领域，无人和你竞争。

阳志平：留出足够大的时间差。站在早别人3~5年的位置。保罗·格拉汉姆在《不能说的话》中说：

“如果你想要清晰地思考，就必须远离人群。但是走得越远，你的处境就会越困难，受到的阻力也会越大。因为你没有迎合社会习俗，而是一步步地与它背道而驰。如果自己就是潮水的一部分，怎么能看见潮流的方向呢？你只能永远保持质疑，问自己‘什么话是我不能说的’，为什么？”

破解信息过载难题

梁嘉歆：对于我们这种门外汉，如何通过海量积累信息建立基线？

安替：沉浸式。必须海量到让自己吐还继续坚持几个月。

阳志平：说到信息这块，我想问个细节。安替兄现在关注了多少个微信公众号？是所有都看吗？看了一下，我关注了182个公众号。

安替：我现在面对信息过载的方法是：不要面对信息，而要面对人。信息不重要，信息承载人才最重要，你得去和时间最前端的人群连成小社群。所以我就明白哈佛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的那些互联网大佬们为什么上推特根本不全部看完的原因。因为决定互联网未来的人都在伯克曼中心的午餐桌上，他们还要看什么推特？当年看不懂的很多现象，现在全部都想清楚了。

那是我在哈佛最大的谜：我从早晨到半夜三点读书、回邮件，都根本处理不完信息，为什么伯克曼中心的朋友们轻松解决，并且5点下班周末放假，暑假还去非洲？我以为是我训练不够，所以我回国就训练。现在明白了，什么啊，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重要信息会失去，因为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那个朋友圈里，朋友圈讨论之外的，根本不重要。

但你要想有这种“根本不在乎重要信息会失去”的感觉，你本人必须在一个核心圈内。这个圈里的人，才会用最简单的话告诉你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信息。他们不讨论的，也是这个专业根本不重要的事情。所以我现在特别强调信息前端的地理和人群，而不是信息本身。因为信息根本不重要。

俞立颖：抓住人。获得小圈子的门票，常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可是话头转过来，如何才能进入这个圈子？

安替：除了足够优秀、折腾后等待机会之外，没其他好方法。

李笑来：我不喜欢社交，很难融入任何圈子怎么办？

冒孙飞：有钱，可以创造规则，比如TED的创建，我觉得受益最大的还是创始人。

安猪：如果你能创造独一无二有价值的信息，那么所有信息都会跟着你来。关键是创造。以我自己为例，我十年前根本不知道公益和公益圈，创造了“多背一公斤”^[1]后就糊里糊涂成为公益代表了。这两年进入教育圈，也是因为自己有独特的创造，而不是追星。

俞立颖：这也需要自身积累到一定程度，然后通过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手段进入平台，或接触到圈子的核心人物并得到其认可。当然了，越厉害的圈子进入门槛也会越高。安猪说得对，如果自己会创造，上面圈子的人能够注意到你，会主动接纳你进入圈子。

安替：安猪老师说得对，大家接受你，是因为你有贡献。基本上这个世界是折腾的人才能成事。但折腾的第一条件是你家人别觉得你是神经病。

阳志平：安替描述的困惑，认知科学有一组有趣的术语来描述：认知学徒制、合法的边缘参与（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刚开始，难以进入圈子，此时，以学徒姿态，像安替兄所说的一样，先不急于否定老师，而是获得合法身份。从学习共同体、实践共同体、力所能及的事情开始，慢慢地从边缘进入核心。比如，笑来兄在Ruby社群就是典型案例。

李笑来：其实，本群多数群友都是不社交的。包括我自己，十年几乎没参加任何聚会，但跟多数群友有深入的一对一当面沟通。所以，慢慢地也形成了一个人际网络。社交、圈子在中文语境里带贬义，可以换用更中性的“社会网络”。传统意义上，大家将“社会网络”的“居间中心性”高的人看作社交者，但其实除了这类人之外，还有其他三类人，比如以创作者姿态成为“社会网络”的核心节点。

安替：我自己解决信息过载然后想到信息不重要、信息承载人才重要，也花了数年。但想通之后，很多事情就顺了。因为内心不害怕不恐慌了，可以继续任性了。

所以不要小看开智微信群这种东西，它给我的效果和哈佛小团体的感觉很类似。最重要的是有一种大家憋着劲往前冲，谁都不好意思落后的感觉。其实爱因斯坦早年也是一个小团体的成员，帮助他想清楚了很多问题。

我这些年最担心的是如果丢失重要信息怎么办的问题，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所以通过我自身的体验，我觉得年轻人二一点没关系，关键是他在二三线城市二，还是在硅谷二，两者成功的概率大不一样。

Calling使命感

刘冬晓：我觉得安替老师刚才说的有一句话很棒，就是“如果有人质疑你”这一句。有很多时候，在纷繁的信息中，去找到“你身边所有人都说你错，但你却坚信是对的”事。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除了能力、自信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有一个判断逻辑。

还有，我觉得今天有一个关键词让我觉得很热血，就是“使命感”。之前我很少听到有人强调过“使命感”这个词。

王佩：安替有赤子之心，是我见过的最像圣经人物的人。什么叫calling（召唤）？在《旧约·路得记》中，路得的丈夫死了，她婆婆催她离开自己。她对婆婆说：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

安替：使命感就是心理学的calling。我有是因为我是基督徒，这种心理很多基督徒都有。就是一种看到不舒服的政治现象，没任何一个人站起来，你什么都不顾就站起来的冲动。

这种calling，不能有任何算计，你就是觉得你完成了这个calling，一切都会值得，至于怎么值得，其实你不知道，你也不管，就直接去做。其实往往都很值得，而且都是超过船票的值得，因为社会非常欣赏这种具有二货精神的使命情节。也就是说，你最不算计的行动，往往给你带来最大的超值回报。所以年轻人需要这种非常二的calling，义无反顾地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喜欢基督教，因为教内有这种calling的朋友很多，让我很温暖，也不让我觉得我太奇怪。哈佛有这种calling的人也很多，很多中国人完全不能理解，那么聪明的人，那么好的背景，整年就在非洲扶贫。我特别喜欢他们。

我觉得有calling还是和一个人的时间面向未来有关。因为他更能看到这个行动的未来意义，而不是当下——他也不在乎当下。之所以早年我能形成calling，其实是因为我是祖父带大的，我的时间感太靠前了。所以在小伙伴身边，我看到的东西比他们太超前了。

柯冬敏：这个应该就是所谓的有愿景的人了吧。我想有愿景的人，往往有这种calling的情怀。反之亦然。

刘虓震：有calling不一定要能看到未来才行。当然，能看到未来的人是有福的。即使同样有calling的人，我想感受也不会完全一样。假设没有未来时间感的人就没有calling，那么也太浪费人类的才华了。

安替：但这种calling和有愿景的生活，却的确有否定当下的负面效果，也就是说，我没那么热爱生活。这一点，有了儿子之后有很大改善，调慢了我的时间。

这对有愿景的人是种保护（不热爱生活），这样才不会被暂时的困难击倒。但对于日常的生活来说，这的确是非常负面的特质。我的确在不断克服这个问题。

阳志平：所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活在当下的老婆，否则这类人早就饿死了。活在未来的人，最幸运的是要找到一位活在当下的伴侣。

陈忻：孩子出生后的前几年，是对父母的一种精神洗练。重新认识很多关于人生的看法，同时收获新的感悟。就像安替的孩子帮助安替调慢节奏一样。

阳志平的解释让人很有共鸣。我们1999年来美国，不知多少人改学计算机去了。我家某位同学说：“行了，我们家我能养家糊口就可以了，你学自己喜欢的去吧。”于是，我就去学儿童心理了。

安替：任性的人的伴侣必须要性格独立，否则任性的人无法坚持下去。但这不是说16岁的女生一开始就能理解你的，是需要互相磨合的。一开始我是故弄玄虚，后来有了成绩之后她才开始信任。比如我在无锡编软件的时候，小姑娘经常问我为什么老换工作，我当然每次都忽悠她一下，说的总是当下最牛的。但后来我逐步取得成绩，她就习惯了。我后来也不忽悠了，有空也给她解释下我现在的判断什么的，大部分情况下她也随便我折腾，只要记得给宝宝买菜买奶粉就好。

所以，大家应当一起把“时空选择论”写成一本书，会造福很多人。

语录

1.信仰第一，信仰和利益冲突时信仰第一。

2.活得安全是种智慧，但为民众发声才是荣耀。

3.媒体的全球化，意味着信息的分享。

4.同舟共济，说的不是战略盟友之间的合作，而是交战敌手在风暴中的暂时合作。

5.在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有先锋者、观望者和望风者。

6.职位是暂时的，职业是永恒的。

7.人必须有深度，其次才谈有没有偏见，一个没有偏见又没有深度的人是没有意义的人，一个有偏见但是有深度的人是有价值的人，首先要做到有深度然后再没有偏见。

荐书

1.《从0到1》（Zero to One）

彼得·蒂尔、布莱克·马斯特斯著，高玉芳译，中信出版社，2015。

简评：2012年春天，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斯坦福大学开设了一门叫作“CS 183：创业”的课程。当时，一个名叫布莱克·马斯特斯（Blake Masters）的学生选修了这门课程，最近他在其个人博客上发布了一些他自己做得非常详细的笔记，这个笔记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技术圈子。如今，布莱克·马斯特斯和彼得·蒂尔合作将这些课堂笔记变成了一本书。

2.《创业维艰》（The Hard Thing About Hard Things）

本·霍洛维茨（Horowitz, B）著，杨晓红、钟莉婷译，中信出版社，2015。

简评：整本书非常有诚意，作者没有吹嘘自己管理的公司有多好、员工满意度有多高。相反，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讲自己是怎么应对创业过程中一次次的（往往是错误决策或者市场环境变化带来的）危机，里面有大量的细节和方法论的思考。

[1] 多背一公斤公益旅游是民间发起的公益活动，它倡导旅游者在出行前准备少量书籍和文具，带给沿途的贫困学校和孩子，并强调旅途中与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开阔彼此视野，激发信心和想象力。——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