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实施科学与特殊教育

解慧超

教育学波澜不惊地承袭古典浪漫主义教育观，将教育视作艺术、祖传秘方或某种不可量化的神秘魔法，拒绝或不重视科学。现在，实施科学粉墨登场。

对于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来说，是否得到有科学根据的有效教育（evidencebased practice，简称EBP，国内通常称作“循证实践”），结果可能是天壤之别。比如，有与没有语言能力，高中顺利毕业与无法毕业，有工作与没有工作，独立生活与终生靠人照料，等等。

主讲人

解慧超，华南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硕士，现为美国俄勒冈大学在读博士生及早期干预所研究生助教，师从简·斯夸尔斯（Dr. Jane Squires）。俄勒冈州持证早期干预师，国际早期干预研究协会（ISEI）、美国特殊儿童委员会（CEC）及其属下童年早期分部（DEC）成员，俄勒冈州DEC干事，华南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特邀海外研究员，扬爱特殊家长俱乐部顾问。

主持嘉宾

洪一鸣，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英语教师，浙江大学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生在读。面相偏嫩，内心偏老。研究兴趣：（1）如何通过恰当的课程和教学设计，帮助学习者更有效、更投入地学习；（2）如何帮助他人更有效地发表公共演讲。

讨论时间

北京时间 2015年1月2日。

教育是科学

解慧超：似乎每个人对于如何以最佳的方式教育孩子，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我赞同沃恩（Vaughn）和达曼（Dammann）的观点，教育是一门科学，即通过严谨的、系统的、客观的观察不断发展更新的一个知识体系。科学的教育应具备一致性（比如，同一概念在不同情境下定义一致），而且是共享的（不是独门秘籍）。在最近的200年中，医学、药学、生物学、心理学、管理学和其他有关人类的学科在科学的支持下获得了人类文明史上最高速的发展，唯独教育学仍波澜不惊地承袭古典浪漫主义教育观，将教育视作艺术、祖传秘方或某种不可量化的神秘魔法，拒绝或不重视科学。其不良后果包括以下几点：

1.教育成效全凭运气，无从测量，无从控制。

问责制（accountability），是近年美国教育界上至联邦法规下至各中小学都关注的热点。在中国，所谓“名校”到底是靠优秀的生源保障了升学率，还是的确凭着优质教育资源提升了学生成绩？当我是名校校长时，我当然支持后者，当我是差校校长时，我就不遗余力宣扬前者。反正成效好是我教得好，成效差是学生不争气。

2.教育投资达不到最佳效益，反而大兴腐败。

既然各有各的说法，无从判断什么因素影响了教育成效，作为教育政策制定者，我也就不用对投资效益负责啦，哪个校长跟我关系铁，我就增加他明年的预算，理由总是找得到的。如果我想对教学成效好的学院加大投入，就说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如果我支持教学成效差的学校，就说倡导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3.教师承担所有无法独立承担的重压。

在教育科学不发达的地区，人们往往一想到提高教育质量，就要求拿教师开刀，加强教师培训，加强教师监督管理，让教师变成武林高手，一个眼神就教会50个学生解二元一次方程，还顺手发表10篇学术论文。其实，实施科学模型以及吉尔伯特（Gilbert）的行为工程学模型告诉我们，最有效的教学方法不是单靠超人教师就能实现的，而是要改进整个教育系统（小至一所学校，大至国家的教育制度）。在改进教学质量时，人的因素排第二，系统的因素需优先考虑：信息是否有效沟通、工具是否齐备到位、奖惩制度是否公正分明等。

以上所列不良后果，只是例子，并未穷尽。而这些后果对特殊需要儿童的影响尤为巨大。

教育中的循证实践

解慧超：说到这里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特殊儿童，特殊教育的对象是谁。在美国，特殊儿童的划定标准由联邦法律和各州法律规定。在0~5岁的童年早期，联邦法律只对特殊教育的对象资格做出纲要性规定。比如，在五个发展能区中的一个或多个出现落后，或诊断为患有某种障碍。让各州自行对这个纲要细化，自行制定资格标准。在俄勒冈州，0~5岁的孩子，只要在五个发展能区中的一个，比同龄孩子落后2个标准差，或者在两个能区中落后1.5个标准差，即符合特殊教育资格。如果孩子诊断患有某种障碍，例如视觉、听觉、运动、智力、社会情绪等方面的障碍，也符合资格。

这就是特殊教育的对象，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孩子的成长已经面临着发展落后或患有障碍的不利因素了，我们称为风险因素。

在对儿童发展的研究中，风险因素/保护因素（risk/resilience factors）的理论告诉我们，风险因素数量越多，儿童发展结果越消极。有着天生或后天导致的发展落后或某类残障的特殊儿童，已经面临着比同龄人多得多的风险因素，如果再加上低质量教育一项，无疑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年龄如何影响大脑可塑性的研究更是强调了特殊儿童在生命早期接受有效的教育干预的关键性。

EBP（教育中的循证实践）这个概念，是实施科学（implementation science，IS）理论中的基础概念，今天的讨论中会多次提到。EBP有很多别名，像research-based practice，best practices等，指其效果得到科学研究证实的教学方法、策略、实践。

在美国的教育学研究，无论是普通的教育还是特殊教育，都积累了相当多的对日常教学技巧的科学研究成果，这一点跟在中国做教育学研究有很大区别。所以很多从中国来我们学校访学的教授学者，一开始都对这庞大的教学实践研究数据库一无所知，待久了才发现，原来我们培训老师教学、管理班级，都不是单纯从教育哲学出发设计的，而是基于多年实证研究，选择效果最好的教育方法教给老师。

即使是这样，在美国，能坚持尽可能采用EBP教学，并且做到高水平地实施保证其效果的老师也是凤毛麟角。研究告诉我们，从事0~5岁特殊教育的老师，只有不到一半在工作中有意选用EBP。至于运用是否得法（根据学生个别需要选用最合适的EBP，并高保真度执行），就更加大打折扣了。

我们知道，特殊儿童在生命早期接受有效的教育干预至关重要。所以，特殊儿童的早期教育干预要尽早开展，而且要运用由科学研究支持的EBP保证最优成效。如果老师们无视研究成果，仅凭个人经验和道听途说或所谓的老一辈传下来的经验开展教学，其效果得不到控制和保障。

洪一鸣：感慨！我从教学角度看，EBP就是在研究成果指导下的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计划——行动——反思——下一步计划，螺旋形上升改进。

解慧超：一鸣的理解可谓融会贯通。行动研究和EBP互相紧密联系，也有区别。它们的关系体现在EBP的评量标准上。

洪一鸣：行动科学和实施科学的区别与联系，肯定是大家会提问的热点，解慧超不妨讲讲自己的理解。

解慧超：在最近十年，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和机构对特殊教育中的EBP制定了不同的标准。比如标准最为严格的美国教育部WWC（What Works Clearing House）规定，没有控制组实验或成系列的单一受试实验，根本没有资格评EBP。而行动研究通常不可能满足如此严格的评审标准。除了WWC之外，其他评判者各有各的标准。有的教学法，在A评判者这里是EBP，在B评判者那里就不是EBP。行动研究是帮助实践工作者在日常一线教学中，对自己的教学实践系统地评价与决策的工具，关注的是具体应用情境下的效果。相比之下，对EBP的研究更强调对本领域“共同知识”的贡献，通过对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的控制，发现普遍适用的规律。打个比方，在某种新型降血压疗法的研发阶段，对总计5万名被试的各种人群进行了试验，这样获得的效果数据便是用于判别该疗法是否EBP的证据。当效果获得了充分证明，该疗法推行到各大小医院、诊所实施的时候，个别医生对实施过程中具体患者的反应进行详细的评估记录，以决定该疗法对具体患者是否有效，是否应该继续实施，这便是行动研究。

洪一鸣：如何有效地评估或测量绩效/能力？这又是今天提问的热点。

解慧超：比如一个教学方法——图片沟通系统吧，一堆行动研究证明其效果。但是到了WWC，人家就说“对不起，研究设计不符合评判标准，提高设计效力再来评吧”。

邹吉林：插一句，这个标准虽好，但实施情况，你感觉现在怎么样了？

解慧超：对于EBP的效果评估和确认，我个人倾向于更为开放的评估标准。我的观点是，WWC的严格实验研究标准过于苛刻。教育的研究怎么可能做到像医学研究那样普遍应用随机试验。所以还有一些教授都主张更开放的弹性，也就是更复杂的EBP评量体系。对量化研究、质化研究的各种类型，分别划定研究质量打分体系。打个比方，单一一项随机组实验的结果，难道就比50多项准实验研究（quasi-experimental studies）更有说服力吗？恐怕未必。

洪一鸣：非常同意解慧超。某个行动研究的结论是无法成为“原则”直接推广应用到其他案例中的，也就是所谓没有外部效度。但是，稍后我要为质性研究争辩几句，它的哲学基础——范式和定量研究所信奉的后实证主义不一样。

解慧超：同意。因此像WWC那样只认量性研究证据，不承认质性研究也可以支持EBP，是过于狭窄了。但其实美国教育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IES）对教育学研究分为五类，其中描述类研究（descriptive research）是大量应用质性研究方法的。在实施科学研究中，对EBP的实施过程研究也大量使用田野研究（feld studies）的方法。

邹吉林：这也是“教育是一种艺术”思想的渊源。

洪一鸣：提一个观点：教育学领域，没有实验，只有准实验。

邹吉林：当然没有真实验啊，教室不是实验室。

解慧超：对行动研究这一广泛应用于一线实践的研究法，也应该建立质量评审系统，不应把这些宝贵的成果排除在外。无法同意更多。可惜鉴于目前美国特殊教育研究资金的主要来源，还是偏向医学研究，不太开放。

什么是实施科学

解慧超：所谓实施科学，简单来说就是研究怎么把EBP落实到教师每天的实践中去，就是怎么兜售已证实有效的教学方法。跟卖车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做实施科学研究的人，常互相称呼“Car Sales”。

洪一鸣：插播几个实施科学应用的例子。

·对多项EBP进行比较；

·在医疗健康服务方面，找出有助于选用和实施效果有保证之疗法的策略；

·在政策和干预服务方面，找出有助于使用效果证据进行决策的有效策略；

·根据服务对象和环境，对疗法进行相应调整；

·为推广应用有效疗法，找出有效途径；

·为保障实施医疗健康服务的提供，不断创新服务提供的方式；

·对人群干预（population-based interventions）的效果和影响进行评价。

解慧超：这段文字是来自医疗健康行业对实施科学的论述。本次讲题是特殊教育，对医疗、心理咨询等其他领域的实施科学有所借鉴，但并不完全适用。需要区分一下的是，EBP的评定与EBP的贯彻落实是两回事。比如我们系里面，有的教授拿着每年2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开发新EBP，或者验证EBP；有的就拿着更多的钱在全国1 500多所中小学研究如何去贯彻落实EBP。接下来我用我正在研究的ASQ（儿童发展筛查量表）作为EBP的例子，介绍一下实施科学怎样发挥作用。插播一下ASQ的简介，不然大家不知道为啥要这样卖。

[ASQ简介]在童年早期的特殊教育干预中，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找到需要干预的孩子。很多家长都有过这样的疑虑，我的孩子正不正常？两岁还没说话，是不是有病？如果你是幼教工作者，肯定也曾问过自己这类问题：“我们班上的小红是不是自闭症，为什么眼睛从来不看别人？”“小辉是不是有智力问题，全班都学会了就他教不会。”如果你是儿科医生，更经常遇到“这个孩子是不是有问题”的求助。

因此，一个简便易行，实施成本低廉的发展筛查工具，10分钟告诉你这个孩子需不需要诊断（不要告诉我中国诊断特别先进只需10分钟，在美国诊断一个孩子要一群多学科专家忙上半天甚至几天），便是我们育儿之必备神品……

今天我的目的不是介绍ASQ，只是用作一个例子说明实施科学在特殊教育中的运用。这样一个筛查异常儿童的神器开发出来了，各项研究证明ASQ非常的好用（是EBP），怎么才能让一线医生、护士、社工、幼儿教师、早期干预工作者用起来呢？

整个实施过程如图10–1所示。

图10–1 ASQ实施过程

第一步：发布和传播。

关于使用ASQ进行发展筛查是有着充分科学证据的EBP这一点，研发者在出版物、专业期刊和专题网站上都发布了技术报告；还整天跑各专业会议发会议论文和讲座，与美国儿科医生联会（AAP）、开端计划（Head Start）、美国神经病学会（AAN）、美国儿童神经学学会（CNS）等专业社区联合推送；当然也忘不了在大本营——俄勒冈大学的硕士课程中专门安排一整天ASQ专题培训。除了本校学生培训，还天天到别的学校做专题培训，这些学生以后就是一线老师啦。

在各方面努力之下，ASQ成为美国最受欢迎（使用频率最高）的儿童发展筛查工具，在全球也是应用最广的，被翻译成68种语言。信息传播出去之后，就到了第二步，让用户买你的好东西。

第二步：采用。

ASQ的出版商Paul Brookes拥有强大的市场调研和推广能力，针对不同用户的需求，将高校研发的ASQ包装成不同的产品：有纸笔版，有网络版，手机APP正在研发中 ;有针对政府早期识别网络的客户端，有专门针对医疗系统与医疗档案软件对接的客户端，有针对幼儿园的小样本数据库版本，还有给家长定制的家庭客户端。

灵活多样的产品设计大大提升了用户选购ASQ的兴趣，同时也为高保真度实施打下了基础。

第三步：实施。

是骡子还是马，出来遛一遛就知道了。无论你技术报告多么花哨，产品划分多么细致，销售渠道多么畅通，如果在实施阶段发现无法匹配一线实践的需求，一切全完蛋。

如果你是一个家长，用ASQ测测孩子发展状况，只需要花10分钟填写30道单项选择题。为了保障有效实施，研发团队每周都召开研究会议，总结推进各项有关ASQ的研究：是否适应不同的文化背景、题目解读是否出现明显歧义、是否发现了系统性的选择偏好、对各类儿童是否有一致的敏感度、各国之间存在什么差异……

在实施端，使用ASQ的学校、机构、医院需接受专门培训，在现有制度上为ASQ建立实施平台——这一切系统设置都在300多页的使用指南上有详细说明。除了读手册，还可以通过参加培训、网络咨询、电话邮件客服等方式获得支持。

第四步：持续应用。

有的IS研究者指出，完成了第三个流程——实施之后，EBP就该扎根一线，没研究者什么事儿了。余下的持续应用，应该是EBP已经融入机构的常规业务中，不再需要像刚引进时那么劳师动众了。事实上，大部分教育创新都在第四步不了了之。在前三个步骤中，EBP作为一项创新尝试，通常得到大量的关注、资源和容忍（创新总是会遇到阻力的）。无论事先考虑得多么周到，准备得多么充分，待蜜月期结束，EBP进入日常运营中，各种系统不匹配、人力资源跟不上的情况陆续出现，不仅威胁到EBP的效果，而且对系统的灵活性和执行能力带来长期的考验。

水姑：这个ASQ是每个州的Early Head Start（由美国健康及公共事业部组织实施的针对0~3岁儿童的早期教育机构）用来统一筛选早期干预的指定测评之一吗？

解慧超：是的，Early Head Start是ASQ的大客户之一。

从研发团队的角度看，后续跟踪服务能够有效提高第四步持续应用的成功率。优秀的汽车销售商都是善于售后跟踪服务的，ASQ也不例外。研发团队与众多大客户有着长期合作关系，及时了解客户在发展筛查方面的新需求、新政策，不断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指导产品的研发更新。比如水姑提到的Early Head Start，就经常和我们开会制定研发新计划。另一个例子是去年底我们接到了俄勒冈州教育部门的要求，把西班牙语版的ASQ放上俄勒冈州ASQ筛查网站。说到这里，可能大家已经深信我的专业是市场营销了，其实是特殊教育。

除了ASQ，我也同时在做其他特殊教育EBP的实施研究，例如PBIS积极行为干预支持，ABI活动介入干预法等。可是这些所谓特殊教育研究，听起来是不是不太像我们想起特殊儿童、特殊教育就会联想到的慈善、爱心、奉献、头戴白色花环呼吁全社会关注等固有的印象？是不是更像万恶的资本家那套狡猾的商业手段？前者是我在国内做特殊教育时不得不花费90%的工作时间应付的，而我毅然投奔了“黑暗”的后者。因为用科学的手段研发验证的EBP，通过IS的模式迅速推广融入一线实践，才能真正有效地支持最多特殊儿童及其家庭获得最佳成效（详见http://ectacenter.org/eco/）。

学界对所谓“特殊教育的成效”，也各有各的说法和定义，这里提供美国教育部的特殊教育技术支持网站上的衡量标准作为参考（各州都要按这个标准报告特殊教育成效）。

儿童成效：

·与生活中的成年人及儿童建立健康的社会关系；

·获得思考、推理、解决问题、早期阅读和数学的有关知识和技能；

·采取合适的行动满足自身需求，包括进食、穿衣、自理以及保障自身健康与安全。

家庭成效：

·知道孩子和家庭的有关权利和义务；

·亲子之间有效沟通孩子的需求；

·能充分支持孩子成长学习。

这些成效就是我想要通过做好IS达到的效果。教育是由人（教师）实施的，要改变人的行为，我们在IS研究中很强调借鉴管理学、营销学等学科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成果。吉尔伯特1978年提出的行为工程理论，就被运用到对特殊教育的IS研究中。

吉尔伯特的“六要素”

解慧超：吉尔伯特的理论告诉我们，要在实践中推行一个改变（从不运用某个EBP到运用这个EBP），要考虑这六个因素：

1. Data（数据）：关于目标是什么、应该怎么做、预期效果如何，这些信息是否每个人都清楚。

2. Instruments（设施）：用于辅助实施以及测量效果的各种工具材料是否到位、给力。

3. Consequences（结果）：制度中是否明确了工作人员的哪些行为会得到哪些后果？奖惩是否合理自然，还是过于人为、不公平。

4. Knowledge/skills（知识/技术）：工作人员是否掌握了所需的知识和技术，水平有多高。

5. Capacity（能力）：包括工作人员内在的工作态度如何，智力水平如何，具有哪些个人特点。

6. Motivation & preferences（动机和偏爱）：工作人员对奖惩有多在乎，对奖惩制度接受程度如何。

其中人的因素（通过教师培训传授知识和技术、提高个人能力、激励动机）只在第二阶段起作用，最为重要和基础的是前三项系统支持。在吉尔伯特的理论指导下，EBP的实施十分重视测量系统支持水平和实施所需的前提条件。前几天我就遇到这样一个例子。我接受国内一个自闭症儿童家长社区的网上采访，谈了目前美国的应用行为分析干预法（简称ABA）最新发展中强调自然主义干预模式（naturalistic intervention）的这一动向。简单地说，应用行为分析干预法在传统上强调在特别布置过的（减少干扰）清静的场所中，由专门的干预师对自闭症儿童实施一对一的桌面干预（干预师与孩子坐在小桌子两端，所有呈现的材料和刺激由干预师主导控制）。自然主义的干预模式则给传统的ABA加入了“follow the child’s lead”（跟随儿童主导）、“natural stimuli”（自然激励）和“natural consequences”（自然结果）等新技术，让干预的目标、过程、操作者和结果更贴近孩子的日常生活，从而帮助孩子将学习到的技能运用于日常生活。

然而，这样一个自然主义的新ABA干预模式，尽管有不少研究支持其效果，但要实施是需要一定前提条件的。在采访过程中，我就强烈感受到在中国实施自然主义的ABA困难重重：缺乏既懂ABA也懂一般幼儿教育的师资资源，缺乏能够有效支持实施ABA的幼儿园，甚至很多国内的幼儿园本身就是“教师主导”型的，没多少“跟随儿童主导”的课程活动，不同于美国幼儿教育的“自然环境”。

当然，对“在中国实施自然主义的ABA”这一题目，不能仅凭我个人一时的感受做全盘判断，我的感受只是为将来的实施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为了评估某项EBP实施的条件，我们在实施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需求评估（needs assessment）、准备程度评估（readiness assessment）、实施保真度评估（fdelity assessment）、效用评估（utility assessment）、成效评估（effcacy assessment）等。

自由谈

ASQ和CBCL有什么区别

解慧超：ASQ和CBCL有很大区别：

1. ASQ是筛查全面发展五个能区的，与美国《障碍者教育法》（简称IDEA）相对应；CBCL（儿童行为量表）是专门针对行为情绪问题的。

2. ASQ是快速筛查工具，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在80%左右。CBCL更深入，可以用于诊断，所以敏感度、特异度更高，在90%左右。

3. 因为快，所以ASQ的筛查能够在全体幼儿中大规模进行，CBCL不可能用在全体幼儿上，所以通常是先用ASQ筛查了，有风险的继续用CBCL和其他诊断工具。

邹吉林：特教中的所谓干预课程实施之后，残障孩子能否达到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

解慧超：这个共同核心的标准嘛，就要看情况了。特殊孩子的发展结果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笼统地说，我所在的县特殊儿童K年级达到共同核心标准的大概是一半的孩子吧。孩子越大，比例越低。

如何确认IS的贯彻

邹吉林：在美国，特教教师的准入门槛如何？哪些人有资格当？有实证精神的教师才能真正贯彻IS。

解慧超：美国各州对特殊教育资格有不同的规定。在很多州中，特殊教育教师按年龄分儿童早期（0~8岁）、学龄（5~16岁或5~21岁），以及高中—过渡阶段（15~21岁）三类。各州对教师资格有不同要求，比如，俄勒冈州的教师证放在犹他州可能要重新考试或补交材料。在俄勒冈，0~8岁的特殊教育教师必须有硕士学位才能申请，另外还要有supervised student teaching（有监督的学生教学）360小时，递交由督导批改的完备的教案等教学材料证明独立施教能力，还要通过几门考试。

洪一鸣：我觉得：社会企业也许是慈善/教育/医疗行业的未来，用商业和市场的力量使社会效益最大化。

职前教师的培训项目

邹吉林：习主席说教师是国家教育的第一资源。于是乎，中国一股脑儿地在弄卓越教师计划。那么，美国对职前教师（有没有师范本科生？）的培养培训现在有没有大的项目？

解慧超：美国对教师培养一直很重视，真的很重视，拨款也特别多。各州立大学都有师范专业，直接根据教师资格证申请要求开设的。美国各级政府还拨款给师范专业学生付学费，比如我们早期干预专业的硕士生，2013级的基本上都是国家支付学费的。美国教育部每年都给各大学拨款设立用于人员编制的补助。比如我们系2013和2014两届博士生有40%是这个补助支持的，免学费还发工资、买医疗保险。

水姑：不是说世界上最古老的组织都是大学吗？每个大学的治学理念不同。很多教育和商业化的决策是小到个别科系大到整个校董会的共同协作，从拨款到相对应项目的筹划，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情况又不一样。如EBP等框架下，很多评价效果在临床上是没有得到完善的应用的，这里的局限很多。大部分的问题还是临床的大量需求在科研学术上依然供不应求，所以不能完全说教师和治疗师医生们不愿意使用EBP，而是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

解慧超：水姑说的很多EBP临床应用有困难，不是医生和治疗师不愿意用，很有道理。正如我刚才说的，一线教师使用EBP的比例很低。IS就是为了解决研究和实践之间的这条鸿沟而兴起的、用系统的手段改进实施的一门科学。过去的教育研究为了追求内部效度往往需要控制、减少变量的数量。这样研究出来的EBP，效果固然有保障，但引用奥多姆（Odom）的话，没人实施的EBP有多大意义呢？现在美国的教育领域研究也越来越强调实用性了，过去纯研究性质的很多补助现在都增加了研究成果实用性的评审标准，要求研究者在提交申请的课题计划中详细具体地说明如何将成果应用到实践中。当然，连接研究与实践这方面的工作，可做的、需要做的远远多于已经做到的……所以，我果断选择实施科学作为研究兴趣之一！在我看来，特殊教育的实施科学是解决水姑所说的这两个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即对EBP的实施全过程各阶段做好系统的记录和测量，研发出有效实施的科学方法，才能真正对研究和实践两端都有益处。实施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弄清楚在不同的文化、制度背景下，被不同素质和教育理念的使用者，以不同的强度、忠诚度和持久度运用于不同的对象，对成效有何影响。

阳志平：2014年，与易莉、水姑两位都讨论过自闭症的早期甄选App的开发。我比较理解其市场需求，但我不清楚ASQ相对一些新方法的优点、缺点在哪儿？

解慧超：ASQ在自闭症筛查方面也很敏感，但不是专门针对自闭症。要知道，可以实施筛查的医生、老师平时都很忙的，如果自闭症专门用一个筛查量表，多动症用另一个，学习障碍再用一个……他们就不用干别的了。所以ASQ的优势就在于简便快捷，一次就能做全面的发展筛查。

易莉：自闭症筛查可以用一些专门的量表。

如何确保实施科学的效果

洪一鸣：解慧超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但请不要忽视：评估本身会带来副作用”。比如高考指挥棒效应，本来考是为了教，但结果变成了教是为了考。那么，怎么办？要评估、量化的多“精确”才够？我的问题是：有了EBP清晰严格的评价标准，教师会不会变成“考什么而教什么”？可能特殊教育里老师为了考而教的现象较少。我是联想到，老师为了高考而教，为了考GRE而教，员工为了KPI（关键绩效指标）而干活，政府官员为GDP（国内生产总值）而干，所有可衡量的事情做得都很好。但“精确”地量化绩效其实是很难的，或者成本会很大。结果就是绩效考核的悖论：越考核，结果离真实的目标越远。你的研究兴趣之一是真实的评估（authentic assessment），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信度和效度？我学过语言测试，所以感兴趣。

解慧超：一鸣的思考很有远见。美国现在的普通教育就是越来越重视高桩测试（high stake testing），导致教师们怨声载道。

我认为EBP不一定直接加大应试教育的压力。因为应试教育反应的是单一化、功利化的绩效考核，如果已经有了应试教育的氛围，EBP当然会受到影响趋向于认证那些有效提高考试成绩的教学方法；但是如果学生发展的成效考核不是应试思路，那EBP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偏颇。说到底，应试教育是因为教育效果评价只有考试一条准绳。如何评价教育效果这个问题，不是IS可以解决的，也不是EBP可以改变的。

教育神经科学的重视程度如何，中国如何推行

邹吉林：美国特教专业的课程中（本硕博一切课程）对教育神经科学的重视程度如何？或者说，美国为了消除神经科学和教育之间的缝隙，做了哪些努力？

解慧超：神经科学的知识，我们在硕士课程的Foundation（基础）一门课有介绍，但很少很少。做研究的博士，部分人兴趣在神经与教育，跨专业的人对教育神经科学的关注比较多。

王静亚：美国特殊教育的范畴，跟国内针对大脑残疾的特殊教育的范畴也不一样。筛选出来发展迟缓的孩子，政府有配套措施，有教师培训体系和专项资金，中国筛选出来之后，让谁买单？

解慧超：问得好，当然要政府买单，我一直为之努力。特殊教育是儿童受教育权利所必然要求的社会公共服务。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特殊教育太费资源，花钱花时间效果又不明显，政府应该首先满足普通孩子的教育需求，有余力才能顾及特殊教育。我强烈反对这种观点。那是不是瘦子吃得多又不见长膘，所以应该尽着胖子先吃，有余粮再给瘦子吃？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这里的平等不是指每个孩子得到同样的教育，而是平等地得到各自发展所需的教育。公共教育资源的目标是保障每个孩子成为合格的公民，具备基本的生存发展能力，因此资源分配的原则是根据每个孩子成为合格公民的具体需要分配，而不是一刀切，不管食量大小一律每天配给二两米。

早期教育筛查中脑科学证据的应用程度如何

邹吉林：既然你们课程也对教育神经科学认识不够，那么你们对早期教育筛查中脑科学证据的应用，现在如何？以ASQ中的项目为例，哪些是神经心理领域的测量？占比如何？

解慧超：ASQ中，6个月之前的项目比较多与神经发育有关，例如抓握反应啥的。但总体来说与神经科学关联不大，而是直接对应IDEA法案中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划分。即大肌肉、小肌肉、语言、个人—社会、问题解决五个能区。教育的目的不是改变大脑结构，即使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教育是帮助每个个体发挥潜能，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满足自己的生存发展需求。脑神经科学的研究是教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但不是教育的起点，也不是终点。

阳志平：我收藏了一些教学技巧研究数据库。也麻烦解慧超补充介绍一下你常用的数据库。

解慧超：http://ies.ed.gov/ncee/wwc/，http://autismpdc.fpg.unc.edu/.

Reggio的研究现状如何

邹吉林：ASQ在儿童情绪上的错乱和问题如何测？

解慧超：ASQ是筛查全面发展的，包括五个能区中的“个人—社会”能区涉及情绪的一些题目，但不多。所以ASQ系统还有另一套筛查工具，专门针对社会情感方面的ASQ:SE（主要测试3~65个月婴幼儿社会情感发展、心理健康水平），是在ASQ测完之后，如果对孩子的情绪行为有更多疑问而使用。

邹吉林：Reggio（瑞吉欧方案教学）开始火了，这类早教课程在美国特教领域有无研究？

解慧超：Reggio在美国也很火。比如我校研究生公寓的配套幼儿园就是Reggio模式的。我们在早期特殊教育硕士生的一门课程“论课”上面也会介绍Reggio。

阳志平：现在是不是欧美喜欢推荐Reggio的幼儿园教学体系？

解慧超：Reggio不是单纯的一所幼儿园可以做到位的。这就涉及实施科学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保真度。这么多幼儿园说自己是Reggio模式，你信吗？什么是Reggio模式？光看幼儿园看不出来，一定要看整个社区。Reggio需要在整个社区都Reggio的前提下才能保真实施。

阳志平：哦，有可推荐的Reggio模式社区吗？北京的？广州的？

解慧超：中国没有听说过。在美国尤金这儿就有，比如刚才说的那个研究生公寓小区。几百户都是我们学校的研究生及其家属，大多有孩子，教育程度高，认同Reggio的社区育儿理念，互助精神强，价值观高度一致，所以小区幼儿园的Reggio模式做得很到位。如果把他们小区的幼儿园原样搬到中国某小区，早就被家长骂死了。因为不认同Reggio的价值观和儿童发展观，还怎么谈得上把家庭搬到幼儿园中，把幼儿园延伸到家庭里。

刘建鸿：我理解Reggio需要社区和家庭的共同参与，中国暂时不容易做到，但如果实行了Reggio的一些教学方法，比如重视记录、生成课程、项目学习等，应该也算是准Reggio吧，也是有益的吧？

阳志平：在《在早期童年领域的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the Early Childhood Field）一书中，蒙氏、Reggio的证据，谁更充分一点？以及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适合大陆参考的结论？

解慧超：那要看你想要对什么有效的证据。蒙氏和Reggio各自追求的儿童发展结果是不一样的。Reggio的观念更新一些，蒙氏也不是错，只是旧……

刘建鸿：Reggio以往一直排斥实证研究作为有效性的支持，不过近来似乎有所转变。国内资料也有一些，Reggio图书系列，包括教师培训的图书也在翻译引进中。屠筱青翻译了其中一本。

阳志平：哦。站在家长角度，你的建议是？

解慧超：我建议中国家长不要被这些名堂弄得团团转。

徐珺泽：就像解慧超说的，真正的Reggio学校需要一个社区的支持，所以一般来说只有意大利Reggio小镇上的学校才是Reggio学校，其他地方只能管自己叫“Reggio inspired”（瑞吉欧启发者），从中学多少，那就看情况了……

解慧超：我孤陋寡闻，但我听说过的国内的蒙氏和Reggio，保真度都很低。

徐珺泽：蒙氏现在在国内越来越多正规培训了，AMS（美国蒙台梭利协会）和AMI（蒙台梭利协会）直接对接的，加上国际学校的力量，总算靠谱些。听到的最新消息是民政部要做一个蒙台梭利协会（略奇葩的组合）。

如何看待蒙台梭利

阳志平：如何看待蒙台梭利这类国内流行的学前教育？靠谱吗？

解慧超：先定义什么是“靠谱”。如果说蒙氏和华德福没有成效证据，我同意；但它们符合很多孩子家长的哲学观和价值观，所以送去，我觉得非常值。蒙台梭利有道理，但年代太久远了，很多所谓正宗蒙台梭利教法只有架子，真正效果缺乏实证。

蒙台梭利那么久以前的尝试，其中有的做法已经被证实、吸收到新一代的理念中，而有的则纯粹是摆谱。不过也不是只有蒙台梭利摆谱，学前教育里面打着或传统或洋气的名目误人子弟的事儿多了。

毛静亚：所以美国学校里是有做特殊教育的专业老师的，只负责那些孩子，对吧？蒙氏教育民国时期就想在中国推广了，当时教育部长蒋梦麟拒绝了，我看原因是当时中国教育家们做的教育实践要比蒙氏专业多了。

解慧超：在美国，负责特殊教育的老师的确是有专门认证、专门岗位的。但是，特殊教育教师并非只负责特殊学生，特殊学生也不是“只交给”特殊教育教师负责。相反，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一直致力于沟通合作、团队实践，让每一名学生都得到充分的支持。美国IDEA法案中的“最少限制原则”就体现了这一要求，即尽可能让能力不同的学生在同龄人群中共同学习成长，避免对特殊学生不必要的隔离。

怎样选幼儿园

刘建鸿：我也同意解慧超，叫什么名头还不是最重要的，有什么师资来执行更关键。

解慧超：所以不如抛开那些华而不实的光环，就实实在在看哪个幼儿园：（1）老师多；（2）老师资质过硬；（3）活动安排顾及各个发展能区，顾及集体和个体不同形式；（4）孩子喜欢。如果是基本质量可以、不会犯低级错误（如打骂孩子）的幼儿园，我会问老师：“两个孩子打架抢玩具，你看到了会怎么做？”看老师怎么回答，这条问题就可以筛掉99%的幼儿教师。说把孩子分开各自教育“打人是不对的”，筛掉；不插手让孩子自己解决的，筛掉；每人发一个玩具的，筛掉……

我认同的做法是：首先把肢体冲突制止下来，帮助孩子情绪恢复平静。然后用提问的方式与孩子讨论“如果你……，他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这类问题，鼓励孩子自己思考不同行为的不同结果，支持孩子自己找到最佳解决办法并实施。

这个答案适用于4~5岁孩子，如果小一点的2~3岁孩子，则问题可以更结构化一些，提供选项而不是问开放问题。如果孩子大一点，可以采用更加间接的教育方法，例如不当场处理，而是用故事、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方式教学生如何处理人际冲突。

再问一个筛查问题，那就看看幼儿园有什么文字上的学习目标，例如学写自己的名字啥的，然后问老师：“那如果其他孩子都学会了，就我孩子怎么教都不会写自己名字，怎么办？”

如果老师一开口就说会用什么高级教法给孩子开小灶，筛掉。我认同的幼儿教师是不急于教会文字上的东西的。可以在日常活动中提供学习机会，但不强求每个孩子同步学会写字数数，支持孩子“自由自在地学习”。

但是幼儿教师要善于随时随地观察孩子，在教写名字的活动中孩子的参与度是不是太低，如果太低，就说明这个活动对孩子没有意义，浪费时间，可以改变活动设计，加入不写字的有趣内容，也可以让孩子做别的有意义的事情。同时结合定期发展筛查，保证孩子没有发展障碍隐患。在此前提下，孩子学语文、数学早晚都一样，不急。

洪一鸣：再次感慨：（1）教育是科学还是艺术？科学稳定的教学设计、技巧、原则和执行者（教师）的应变、直觉，哪个更重要？（2）虽然不太情愿，但教育确实变得越来越“科学”。有一天，当人工智能会独立思考、会创作、有感情了，那我承认，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科学了，艺术也是科学了。

解慧超：文艺女青年抗议！坚守艺术的阵地！绝不被科学吞并！

洪一鸣：我不是怕被科学吞并，而是怕被人类机器吞并。再次谢谢解慧超，谢谢大家。今天连接起了群里一大批教育同行。既然大家冒泡，我来挑个事，欢迎拍砖。

·皮亚杰说：你得等孩子“准备好了”才能教他，不能拔苗助长。

·维果斯基说：不，教师可以“领着”学生，教学生超越他当前认知水平的东西。前提是：教法得当。

皮亚杰和维果斯基的这两观点有直接冲突吗？谁的观点更有实证支持？

解慧超：没有直接冲突，在我看来就是说法不同，其实是同一件事。教师必须站在孩子现有的、准备好的水平上着手。这个“准备好了”不是孩子已经自己全都会了，所谓“准备好了”，反映在ASQ和更加具有教育意义的测量工具AEPS上的得分就是满分和零分之间的中间分，即“emerging skills”（新兴技能）。这些得中间分的技能说明孩子刚开始对此感兴趣，或刚开始表现出有这方面的苗头，即皮亚杰所说的“准备好了”；同时最适合开展教育活动，最能事半功倍，也就是维果斯基所说的“最近教育区”。

崔鲁海：教育首先要有爱吧。

毛静亚：科学与艺术在更高层次上是统一的，也许就是爱。

徐毅斐：我觉得科学和艺术是统一的，艺术的复杂维度更高。

徐珺泽：作为一线老师，我觉得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经验研究最宝贵。很多时候理论给的是思维框架，帮你找思路，但是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很多时候挺需要尝试的。

肖思汉：皮亚杰和维果斯基在教学理论（应该怎么做）里有融合的趋势，比如认知学徒制什么的（我记得阳志平好像对它颇有保留意见）。但在学习理论（是什么）上，好像两派的实证支持都很丰富。

徐珺泽：比如理论告诉你要跟孩子共情，但具体怎么共情，怎么表达，这一块自由度就很大。

如何提前发现孩子的问题

阳志平：有什么简单方法，在中国儿科医生不足的情况下，提前发现孩子的问题；当发现孩子问题后，有没有一些值得推荐的特殊教育幼儿园？不一定是最典型的自闭症，其他问题也可以说说看。

解慧超：请容我刻薄地说，既然没有专业资源，发现问题有什么用？

阳志平：依据特殊教育以及各儿科发展的水准，你觉得家长容易判断出哪些病征，不容易判断出哪些病征？

解慧超：作为一名爱国女青年，我一直对中国家长的求问求助非常热心。但是每每了解了个案情况，建议家长要找这个治疗师那个治疗师，用这个干预法用那个教育法时，结果却是死胡同，因为没有这些资源。在中国比较容易引起家长警觉的是部分社会性问题和言语落后的情况。

洪一鸣：所以很多家长全靠自学、自救。

解慧超：其实中国美国都差不多，说话晚这个现象家长报告得最多，情绪尤其是内化情绪问题不容易发现。

洪一鸣：但没有EBP的引导，病急乱投医，矫枉过正，悲剧。

解慧超：同意，我看着中国家长的挣扎，真是爱莫能助。

洪一鸣：但至少，发现这么多孩子有问题，会吸引更多的资源投向这个领域。

解慧超：说得好，第一步是发现并正视问题。

刘建鸿：对于Reggio的各项具体做法，我不了解是否有单独的研究支持其成效。但是从一线教师的角度，要做到这些需花费大量时间和资源，需要制度上的支持，不太容易落实。

毛静亚：我倒是很在意对超常孩子要进行的特殊教育。

解慧超：超常儿童也很需要关注。

刘建鸿：《天才背后的科学——蒙台梭利》（Montessori: The Science Behind The Genius）这本图书是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毕业、现任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利拉德爵士（Dr.Lillard）撰写的，对蒙氏教育一些做法的科学性做了当代心理学论证。此外还有其他论文。总的来说，很多实践仍有价值。

毛静亚：也可以对天才儿童做筛选，他们的天分很脆弱。

解慧超：作为科学粉，我们早期干预研究所这群人最崇拜的就是建构主义学前教育模式啦。

特殊教育中EBP的研发

丁健：你在讲座中介绍说与EBP相关的活动分成两类，一类是研发EBP，一类是推广实施EBP。那么，研发EBP时采取的是何种形式的研究方法？可否详细介绍一下，一个EBP是怎么被研发出来的？这个过程和其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有何不同？

解慧超：特殊教育中EBP的研发与其他学科相似，既有检验于一线经验的，也有从理论出发设计的教学策略。

美国教育研究院IES对教育研究的流程（类型）做了五类划分 :

1. Exploratory——对教育现象的描述和记录。例如，哪个学区辍学率高；三年级学生的词汇量水平如何。

2.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研发教学方法。例如，开发一套适用于三年级中下学生阅读能力的写作启蒙教程。

3. Effcacy——验证教学方法的效果。例如，把写作启蒙教程用于试点学校，测量效果。

4. Effectiveness——大规模推广验证。例如，把成效获得初步支持的写作启蒙教程推广到全省测量效果。

5. Measurement——研发测评工具。为这套写作启蒙教程研发你的写作技巧测评方法。

其中1、2、3、5类可用作EBP研发，五类都可用作推广实施的研究。

丁健：教育领域里有什么IS的好案例？如何保证一个模式在被复制扩散落地后的保真度？

解慧超：PBIS（特殊教育项目办公室技术援助中心）就是一个好案例！有兴趣的可查阅https://www.pbis.org/about-us.

注：该网站是由美国教育部于1998年设立的PBIS实施专题网站，并于2013年获得新的课题资助。该网站的宗旨是从多渠道、多角度定义、研发、实施和评价有助于提高各级教育机构设立、推广和持续应用PBIS的各种教育技术。

丁健：新媒体工具在EBP推广中起着何种作用，会和传统商业公司的营销传播类似吗？

解慧超：很多人看好新媒体工具在教育类EBP的推广中的作用，但保守派也认为这一标准提高了对教师的要求，越原始越低科技的手段越好。我个人认为新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必然越来越普及，比如，现在美国大多数中小学教师都有iPad了，所以用于行为观察记录的App也越来越多。

丁健：EBP推广传播过程是否都是单向的，使用机构都只能接受执行？因为EBP已经被研发证明无误。

解慧超：EBP的传播有三种方式（Sloboda, Dusenbury & Petras, 2014）：研发者推进、用户索求，以及双向交流式（exchanged model）。其中第三种双向交流式最受推崇，因为强调研发团队与使用机构的双向沟通合作。一方面，研发团队通过培训、提供资料，让使用机构明确该EBP的实施前提，以及EBP中的critical components（即保障效果的最核心部分）。另一方面，使用机构评估和衡量实施背景（context for implementation），准备各项前提条件，并在一线实践中监督实施保真度和效果。EBP的效果虽然有证据，但在具备情境中的作用肯定有差异，这就需要研发团队与使用机构的合作研究，推动高保真度实施，以保障发挥EBP最大效果，并提出新的研究问题，推动EBP的进一步革新完善。

语录

1.近200年中，医学、药学、生物学、心理学、管理学和其他有关人类的学科在科学的支持下获得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快速的发展，唯独教育学仍波澜不惊地承袭古典浪漫主义教育观，将教育视作艺术、祖传秘方或某种不可量化的神秘魔法，拒绝或不重视科学。

2. IS的任务就是要弄清楚在不同的文化、制度背景下，被不同素质和教育理念的使用者以不同的强度、忠诚度和持久度，把EBP运用于不同的对象时对成效有何影响。

3.用科学的手段研发验证的EBP，通过实施科学的模式迅速推广融入一线实践，才能真正有效地支持最多特殊儿童及其家庭获得最佳成效。

4.自闭症孩子和其他有障碍的孩子，人生不是只有一件事——治疗。他们应该和其他孩子一样享受丰富多彩的人生，在表演、旅游、参观博物馆、探亲访友、庆祝节日中成长。孩子首先是个孩子，然后才是有自闭症的孩子。

荐书

1.Defi ning Prevention Science

Sloboda, Z., & Petras, H.著，New York: Springer，2014。

简评：是最近更新的IS权威著作，提供了IS的基础概念定义。

2.《特殊需要婴幼儿评估的实践指导》

朱迪斯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简评：比较全面，也没有大错，但理论有点落后了，需要更新。

1. The Diffusion of Incrementl Medical Innovations

Loganathan, S.著。

简评：是专门针对EBP发布与传播的，申请补助要写申请书的时候就要参考这本书了。

1.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the Early Childhood Field

Buysse, V., & Wesley, P. W.著，Zero to Three，2006。

简评：里面有对蒙氏、瑞吉欧的证据分析。

1. Measuring Implementation of Early Childhood Interventions At Multiple System Levels

简评：对儿童早期特殊教育EBP实践现状的综述，提出将来研究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