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2章

稳健投资模式

（1945—1965年）

1945年9月，我进入美国新泽西州的一所顶级寄宿学校布莱尔学院。我在那里度过了初中与高中时代，这要感谢慷慨的奖学金与勤工俭学工作。我开始做服务员，然后做服务员的队长。我接受了良好的大学预科教育。在毕业的时候，我在班里的成绩排名第二，被评为“最具潜力学生”。

我在布莱尔学院取得的学习成绩来之不易。由于成绩优秀，1951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奖学金和勤工俭学工作再次帮助了我，但是我在普林斯顿初期的学习充满了挑战。学业的低谷发生在1948年秋天，我读大学二年级那年第一次上经济学课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教科书是保罗·萨缪尔森博士的《经济学：导论分析》第一版。事实告诉我，这本书很难懂，第一次尝试这个新学科（对于我来说）时，我成绩不佳。

在大学二年级，我的经济学课程的成绩较差（D+），如果这样的成绩持续到学期末，我将失去奖学金，进而会中断在普林斯顿的学习生涯，因为我没有外部资金的支持。但是我竭尽所能，并且在那个学期结束时得到了一个还过得去的成绩（C-）。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进步，我保住了奖学金。

“共同”基金

一年后时来运转，我决心写一篇具有开创性的毕业论文，因此，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都不在我考虑的范围内。但我应该选择什么题目？在大学三年级的后半学期，我一生中诸多幸运中的一次出现了，在全新的燧石图书馆阅读室我找到了论文灵感，在翻阅1949年12月出版的《财富》杂志时，我在第116页停顿了一下，并开始阅读一篇描述我一无所知的行业的文章《波士顿的巨额财富》，我立刻意识到我找到了自己论文的题目。

标题下面的一段话证实了我的直觉，“但是钱不是万能的，马萨诸塞投资者信托（M.I.T.)汇集了中小投资者的资金。它发明了开放式基金，它的未来是完全开放”。在接下来充满事实描述的10页中，文章描述了马萨诸塞投资者信托的发展历史、运营规则与投资实践。马萨诸塞投资者信托成立于1924年，是第一个，也是当时最大的开放式基金^[1]。

在那个时代，“共同基金”一词尚未得到普及，也许是因为共同基金并非共有。实际上，那个时候基金运作的原则与《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是矛盾的，它们的组织、运营和管理都以基金管理公司的利益为先，而不是以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为先。

曼努埃尔·科恩，1964—1969年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他曾明确指出共同基金缺乏对等的权责利关系：

（共同基金）的费用结构为明星基金经理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毕竟，这是职责所在，但是尽管使用了“共同”这个名词，其实这些基金仅为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销售机构赚了大钱。^[2]

《财富》杂志的文章从未使用过“共同”这个词。它经常使用“投资公司”“信托”“基金”等相对专业的术语。然而，在讨论这个尚处于萌芽期的行业的未来时，《财富》杂志乐观地认为，这个小行业（它被描述为相对于整个市场的“相当小的改变”）还是“迅速扩张并引发了一些争议”。更重要的是，该行业“未来可能极具影响力……理想的基金持有人（也是基金公司股东）将与传统公司的管理层碰撞出火花……”

“投资公司的经济角色”

那个偶然的时刻注定会影响我的一生（职业生涯与日常生活），《财富》杂志那篇文章促使我决定，将毕业论文聚焦于研究开放式基金公司的过去与未来，我的论文题目是“投资公司的经纪角色”。（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共同基金这个术语尚未流行开来，所以我按当时的标准使用了“投资公司”一词。）我竭尽全力地研究基金行业，查阅资料、研究分析与撰写论文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疯狂地爱着这个题目。我坚定不移地认为，这个“微小的”仅管理20亿美元的共同基金行业必将长成“参天大树”，并会饱受争议。在这两方面，我的预测都是准确的：如今，规模达到21万亿美元的共同基金已经成为美国规模最大、最具领导力的金融行业之一。

我的毕业论文经过深入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 投资公司应该以最高效、最忠诚、最经济的方式运营；

● 降低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可以使财富获得最大化增长；

● 基金不应该声称可以战胜市场平均水平，例如指数；

● 投资公司的首要工作是管理投资组合，其他都是非必要的；

● 投资公司的首要职责是为股东创造价值；

● 投资公司没有理由克制发挥其对所投公司的政策影响，共同基金注定要肩负起这一重大使命。

的确，这些结论似乎过于理想主义了。但是，在十几岁时，我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自我第一次阅读《财富》的那篇文章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我的理想主义情怀几乎没有减少。事实上，可能因为我在基金行业的亲身体验，这种理想主义在今天显得更加充满激情和不屈不挠。毫无疑问，我在我的毕业论文中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这篇毕业论文将构成先锋领航集团显著增长的核心。无论过去那些年我的想法是什么，这篇毕业论文都清楚地指出，共同基金持有人应该被公平地对待。

威灵顿基金

我在燧石图书馆里花了无数小时来分析与研究基金行业，最终这篇毕业论文获得优秀奖，我也获得“优秀毕业生”的称号。更幸运的是，1951年，我毕业后，普林斯顿大学1920届校友沃尔特·摩根，在阅读了我的130页论文之后，给予了我去费城威灵顿基金管理公司工作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篇论文，”他在写给公司员工的信上说，“我们邀请博格先生加入我们威灵顿。”虽然我开始还有一点儿犹豫，但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机会。

摩根先生——我的事业导师与人生偶像，是一名行业先锋。他在1928年创办了威灵顿基金。1951年7月我加入这家公司的时候，它已经拥有1.5亿美元的资产。威灵顿基金是在美国运营的125个共同基金中的一个，美国基金行业管理的总资产为30亿美元。行业规模排名前十的公司就包括威灵顿，它占据了3/4的市场份额。

波士顿是基金世界的中心，拥有22个规模排名前50的基金公司，行业占比46%。其中最大的基金公司，应该是马萨诸塞投资者信托，其管理规模为4.38亿美元——1951年，这个规模相当于行业整体规模的15%。马萨诸塞投资者信托不仅占主导地位，而且是迄今为止成本最低的公司，其费率仅为0.29%。（1961年，它的费率降到0.17%。）总部设在纽约的基金公司管理规模在整个行业中占比为27%，其次是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基金公司占比为13%，以及在费城的基金公司占比为7%。

在那个年代，基金行业的大多数公司，包括威灵顿在内，通常只管理一只基金（即使有第二只基金，通常它的规模也非常小）。例如，马萨诸塞投资者信托也有第二只基金，名字叫作马萨诸塞投资者第二基金（今天的基金营销人员可能很难接受这个名字，后来该基金改名为马萨诸塞投资者股票增长基金）。这个基金的规模仅为3 400万美元，只占马萨诸塞投资者信托规模的8%，该公司总规模为4.72亿美元。

1951年7月9日，我第一次走进威灵顿位于费城的办公室。在那里我找到了完美的外部环境以开创事业——公司小，团队友好，对于年轻人而言充满机遇。我受到（60名）公司员工的友好对待，并很快投入公司的每项工作——行政管理、市场营销和基金分销、证券分析以及维护投资者关系。我开始为摩根先生起草致投资者的信，几年后，我开始负责起草威灵顿基金年度报告中的总经理工作说明部分。时光如梭，10年过去了，我被视为摩根先生的接班人，而且我以为我会永远待在威灵顿基金。

那些在威灵顿的岁月充满了喜悦和挑战。1958年，我急切地抓住机会负责威灵顿股票型基金（现在名为温莎基金）首次公开募股（IPO）说明书的起草工作，增加股票型基金产品以补充我们平衡型基金单一产品线。^[3]

平衡型基金的挑战

在我入职威灵顿的前14年里，公司聚焦的平衡型基金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它帮助我们成为平衡型基金领域的行业领导者。那个年代，这样的模式被准确地表述为“保守”，因为大多数基金投资组合主要分散于优质的普通股中。我们采用股票与债券平衡配置的模式，所以威灵顿被视为最保守的基金公司。正如我们当年的座右铭一样：威灵顿基金提供“一个安全的投资计划”。

但是，我所期望的威灵顿的稳健投资模式不会持久。1965年，当我被“火箭式”地提升为公司总裁的时候，整个基金行业已经不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论文中所描述的那个样子了，它并没有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沸腾的岁月”发展得如火如荼，投资者正在放弃保守的平衡型基金，例如威灵顿旗下的基金。投资者开始赎回平衡型基金而去追逐股票型基金。不过，无论如何，我都可以面对这些挑战，以及未来许多新挑战，对于我和我的同事而言，职业生涯还很漫长。

从1949年《财富》杂志那篇《波士顿的巨额财富》首次激发我的灵感起，共同基金行业一直是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的职业生涯起于加盟威灵顿基金，并在1965年被任命为公司总裁。事实证明，这是我早期职业生涯的巅峰阶段。然而问题是，威灵顿的风格在市场中显得过于保守，在那些年里，市场中的投机之风迅速崛起。在未来的挑战中，我需要一盏指路明灯和一个代表未来的座右铭。从那个时候起直到现在，我的座右铭一直是：坚持前行。

[1] 开放式基金允许投资者（通常）随时申购赎回基金份额。封闭式基金拥有固定封闭期，不能随时申购赎回基金份额。

[2] “共同基金”一词来自时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曼努埃尔·科恩1968年3月1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举行的共同基金会议上发表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