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

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夫臣果安往？昔日风气未坏，正人君子，屠戮之而不能遽尽，故无君而犹有臣；至崇祯时，则经万历之败坏，天启之椓丧，不得挽回风气之君，士大夫无由露头角矣。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分述如下。

第一节 天启初门户之害

门户之祸，起自万历。人主心厌言官，一切不理；言官知讥切政府必不掇祸，而可耸外间之听，以示威于政府，政府亦无制裁言官之术，则视其声势最盛者而依倚之。于是言官各立门户以相角，门户中取得胜势，而政权即随之，此朋党所由炽也。在万历间不过把持朝局，排除异己而汲引同党，至边事既起，各立门户之言官，以封疆为逞志之具，将帅之功罪贤不肖悉淆混于党论，而任事者无所措手足矣。建州坐大，清太祖逐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

泰昌元年十月丁未，初四日。罢辽东经略熊廷弼，以佥都御史袁应泰代之。廷弼有胆略，知兵，善守边，然性刚，好谩骂，物情不甚附。为御史时，与姚宗文、刘国缙同在言路，并以排东林攻异己为事。及廷弼经略辽东，二人意望廷弼，不如愿，逐相失，二人比而倾廷弼。本年八月，建州兵略蒲河，边民有亡失，诸将亦有斩获，盖与五六月间，花岭、王大人屯两役，皆守边遇强敌所不能免之事。宗文还朝，疏陈辽土日蹙，诋廷弼废群策，雄独智，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复鼓其同类攻击。于是御史顾慥首劾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蒲河失守，匿不上闻，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剑，逞志作威。御史冯三元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下廷议。廷弼愤甚，抗疏极辨，且求罢。而御史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复劾之。廷弼再疏自明，缴尚方剑，力求罢斥，朝议允廷弼去。是时应泰方代周永春巡抚辽东，逐擢经略。廷弼乃上疏求勘，言：“辽师覆没，臣始驱羸卒数千，踉跄出关，至杏山而铁岭又失。廷臣咸谓辽必亡，而今且地方安堵，举朝帖席，此非不操练、不部署者所能致也。若谓拥兵十万，不能搴旗决胜，诚臣之罪，然求此于今日，亦岂易言？令箭催而张帅殒命；马上催而三路丧师，臣何敢复蹈前轨？”三元、应嘉、修德等复连章极论，廷弼即请三人往勘，从之。御史吴应奇、给事中杨涟等力言不可，乃改命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往。廷弼复上疏曰：“今庙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霜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自有辽难以来，用武臣，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及童蒙还奏，备陈廷弼功状，末言：“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轻议？独是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敌攻沈阳，策马趋救，何其壮也!及见官兵驽弱，遽尔乞骸以归，将置君恩何地？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可逃，此则罪浮于功者矣。”疏入，朝廷方知廷弼足用，而时袁应泰已受代矣。

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其所长。既受事，刑白马祀神，誓以身委辽，疏言：“臣愿与辽相终始，更愿文武诸臣与臣相终始。”优诏褒答，赐尚方剑，戮贪将何光先，汰大将李光荣以下十余人，遂谋进取抚顺，议用兵十八万人，廷弼交代疏中，有方略之交代，以取抚顺为先务，用兵十八万，亦廷弼原议，应泰盖遵其说而不知运用也。大将十人，上陈方略。初廷弼持法严，部伍整肃，应泰以宽矫之，多所更易。而是时蒙古诸部大饥，多入塞乞食，应泰下令招降，归者日众，处之辽、沈二城，优其月廪，与民杂居，于是敌间充塞，无守备可言矣。将领参佐皆以为言，应泰不听。天启元年三月，建州入犯。应泰方议三路出师复清河、抚顺，未行而建州兵已薄沈阳。总兵贺世贤出城逆战，不利，退欲入城，降丁断吊桥以叛，世贤战死，总兵尤世功援世贤亦死，城外兵七万人皆溃，建州遂拔沈阳，围攻仅二日耳。建州兵又败来援之兵，大将以下死者甚众，乘胜攻辽阳，五日而至，应泰方撤奉集、威宁诸军，并力守御。第一日战城外而败，应泰宿营中不入城。次日再战又败，应泰入城，与巡按御史张铨等分陴固守，诸监司高出、牛维曜、胡嘉栋及督饷郎中傅国并逾城遁。又明日战又败，薄暮醮楼火，城陷，降人导民家启扉张炬以待。不及一旬，辽沈皆陷，应泰自缢死，张铨被执，不屈，死最烈。铨以前论辽事必用熊廷弼，并言加派之害，既按辽，力言纳降之非，皆不见听。文武死者甚众。辽东之三河等五十寨及河东大小七十余城皆望风降，距廷弼之罢未半年也。

辽东既陷，沿海辽民皆航海走山东，不能达者栖止各岛间。援辽都司毛文龙率师至皮岛。岛在登莱大海，谓之东江，地广衍，有险可恃。文龙乃招集逃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为犄角计。朝议是之，授文龙参将，是为东江之师。其能联络朝鲜以牵制建州者为时甚久。应泰败死，以巡抚薛国用代经略，而升参议王化贞代巡抚。化贞以能得西部心，为时所倚重，盖始终挟以西制东为取巧之计，又信叛将李永芳之诱，谓在建州军中为内应，已可以不虑兵事，而坐致奇功者也。

熊廷弼既罢，人乃知其守辽功。沈阳破，廷臣复思用廷弼，给事中郭巩力诋之。及辽阳继失，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二百余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辅臣刘一燝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御史江秉谦追言廷弼守辽功，且以排挤劳臣为巩罪。帝乃治前劾廷弼者，贬冯三元、张修德、魏应嘉、郭巩等秩，除姚宗文名。御史刘廷宣救之，亦被斥，乃诏起廷弼于家。六月，廷弼入朝，首请免言官贬谪，帝不可。乃建三方布置策：广宁用马步兵，列垒三岔河上；天津、登、莱各置舟师，设登莱巡抚如天津；而山海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以一事权。遂命廷弼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廷弼因请尚方剑，请调兵二十余万，以兵马刍糗器械之属责成户、兵、工三部；请复监军道高出、胡嘉栋、督饷郎中傅国等官；又议用辽人故赞画主事刘国缙为登莱招练副使，夔州同知佟卜年为登莱监军佥事，故临洮推官洪敷教为职方主事、军前赞画，三人皆辽人，以收拾辽人心。并报允。七月，廷弼行，特赐麒麟服一、彩币四，宴之郊外，令文武大臣陪饯，异数也。先是薛国用代应泰，病不任事，化贞自部署诸将，沿河设六营，营置参将一，守备二，分守诸要害，各设戍防。议既上，廷弼疏言：“河窄难恃，堡小难容。今日但宜固守广宁，若驻兵河上，兵分则力弱，倘轻骑潜渡，直攻一营，力必不支，一营溃则诸营俱溃，西平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以不测，不宜屯聚一处，为人所乘。自河抵广宁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诸处止宜稍置戍兵，为传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广宁，于城外河角立营，深垒高栅以俟。辽阳去广宁三百六十里，非飞骑一日所能到，有声息我必预知，断不宜分兵防河，先为自弱之计。”会御史方震孺亦言防河不足恃，化贞之议乃寝。化贞愠甚，尽委军事于廷弼。廷弼请申谕化贞，不得借口节制坐失事机。先是四方援辽之师，化贞悉改为平辽，辽人多不悦。廷弼言辽人未叛，乞改平辽名以安其心。自是化贞与廷弼有隙而经、抚不和。而中朝固有之门户，乃用袒经、袒抚为标帜，本兵及兵部用事之职方司则皆袒抚，盖廷弼为经略，同时以张鹤鸣为本兵，兵部职方司郎中耿如杞、主事鹿善继皆恶廷弼。自经、抚两歧之后，廷弼所请遂无一得行者矣。

鹤鸣与廷弼论事多不合，因独喜化贞。化贞庸才好大言，鹤鸣主之，令无受廷弼节制。中外皆知经、抚不和必误封疆，而鹤鸣信化贞愈笃。先是廷弼奏：“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请遣使往劳，俾发兵连营鸭绿江上，助我声势。再诏恤辽人之避难朝鲜者，招集团练，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使臣即权驻义州控制联络，与登莱声息相通。更发银六万两分犒朝鲜及辽人，乞给空名剳付百道，东山矿徒能结聚千人者即署都司，五百人者署守备，一二万劲兵可立致。”因荐监军副使梁之垣充命使。帝从之。方与所司议兵饷，而毛文龙适以岛兵袭取镇江。镇江，今之安东。时建州尽占辽东，以陈良策为镇江守将，良策潜通文龙，故文龙引兵取其城。化贞遽以大捷奏，举朝皆喜，化贞遂请授文龙总兵官，设军镇皮岛。廷议亟发天津、登莱水师二万援文龙，化贞督广宁军四万进据河上，合诸蒙古军乘机进取。鹤鸣奏言：“时不可失，促进师。”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计。”时朝士方以镇江为奇捷，闻其言多不服。廷弼又显诋鹤鸣，谓：“臣任经略，四方援兵，宜听臣调遣，鹤鸣竟自发戍，不令臣知，臣咨部问调军之数，亦不答，臣有经略名而无其实，辽左事，听枢臣、抚臣共为之。”鹤鸣益恨。化贞又言西部兵四十万且至，请速济师。廷弼言：“抚臣恃西部，欲以不战为战计，臣未敢以为可。臣初三方布置，必兵马器械舟车刍茭无一不备，克期齐举，进足战，退亦足守。今临事中乱，枢臣主谋于中，抚臣决策于外，臣犹有万一不必然之虑，而化贞则务为大言以罔中朝，谓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及期西兵不至，化贞虽渡河，亦不敢进而返。

化贞大言既一次不售，及冬河冰合，广宁人谓建州兵必渡河，竞谋窜逸。鹤鸣亦以广宁可虑，请敕廷弼出关策应。廷弼上言：“枢臣第知经略一出，足镇人心，不知徒手之经略一出，其摇动人心更甚。且臣驻广宁，化贞驻何地？鹤鸣责经、抚协心同力，而枢臣与经臣独不当协心同力乎？为今日计，惟枢臣俯同于臣，臣始得为陛下任东方事也。”于是廷弼复出关至右屯。盖八月间化贞渡河，廷弼已一至右屯，即驰奏海州取易守难，不宜轻举。及是出关部署扼守甫定，化贞又信谍者言，遽发兵袭海州，旋又引还。自此十日间，化贞三出师，三引还，李永芳不应，西兵不至。廷弼乞敕化贞慎重举止，疏言：“抚臣之进，及今而五，八九月间屡进屡止，犹未有疏请也。十月二十五日之役，拜疏辄行，臣疾趋出关而抚臣归矣，西平之会，相与协心议守，犄角设营，而进兵之书又以晦日至矣。此即欲袭海州之役。抚臣以十一月二日赴镇武，臣即以次日赴杜家屯，比至中途而军马又遣还矣。初五日，抚臣又欲以轻兵袭牛庄，夺马圈守之，为明年进兵门户计。夫马圈无一敌兵，即得牛庄，我不能守，敌何损？我何益？牛庄仍即海州，隔在河东，敌反攻即难守。会将吏力持不可，抚臣亦怏怏回矣。兵屡进屡退，敌已窥尽伎俩，而臣之虚名亦以轻出而损。愿陛下明谕抚臣，慎重举止，毋为敌人所笑。”化贞上言：“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因请便宜行事。时叶向高当国，化贞座主也，颇右之。廷臣惟太仆少卿何乔远、御史江秉谦、周宗建等与廷弼合，余皆右化贞，令毋受廷弼节制。廷弼抗疏言：“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适遘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道以相困？”又言：“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今无望矣。”帝令群臣议两人去留，张鹤鸣请撒廷弼，专任化贞，议上未发，时已入二年正月。是月丁巳，二十一日。建州兵已渡河，取西平堡，罗一贯死之。化贞遣所信游击孙得功及参将祖大寿，令总兵祁秉忠赴援。廷弼亦檄总兵刘渠会师前进。得功，化贞所恃以约李永芳为内应，得功实与永芳昵，早与永芳约俱叛，得化贞倚为腹心，欲生缚化贞以为功者也。会战，得功辄呼败矣，与参将鲍承先奔，永芳、得功、承先，皆为清开国功臣，后入《贰臣传》。遂大败，诸将尽没，大寿独走觉华岛。建州兵顿沙岭未进。得功奔还，扬言兵已薄城，居民惊窜，参政高邦佐禁之不能止。化贞方阖署理军书，不知也，参将江朝栋排闼入，大呼曰：“事急矣，速去。”化贞莫知所为，朝栋掖之出上马，仆二人徒步从，遂弃广宁，踉跄西走。得功纠诸将甘叛国者出降，远近四十余城守御官皆降。廷弼离右屯次闾阳驿，闻败，参议邢慎言请驰救，为佥事韩初命所阻，遂退还。化贞弃城走，廷弼遇之大凌河，化贞哭，廷弼微笑曰：“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化贞惭，议守宁远及前屯，廷弼曰：“嘻！已晚，惟护难民入关可耳。”高邦佐驰见廷弼，报广宁空城，敌未敢入，劝急驰入守，不则假以数千人用经略命自往守。廷弼不从。乃以己所将五千人授化贞为殿，尽焚积聚，与副使高出、胡嘉栋等先后入关，独邦佐至杏山驿自经死。鹤鸣惧罪，务归罪廷弼，惟恐人尚欲用其才，又假廷弼所用辽人佟卜年为叛投建州佟养性、养贞之同族，欲以通敌陷之，狱株累甚久，至魏忠贤当道，卒斩廷弼，传首九边，时化贞尚未伏诛也。

廷弼再出为经略，实处处失策。三方布置，己驻山海，而使广宁前敌，委之 妄之王化贞，登莱、天津之师何尝一用，而御敌进止之权反由化贞为主。明代最重死节，反与化贞同以逃溃为名。邢慎言请驰救被沮，高邦佐请还守不从，视生命太重，将无欲留其身以有待耶？抑亦明于料敌而黯于谋身矣。

建州陷广宁，未敢深入，经、抚偕逃，关外地尽为西部鞑靼侵占，拾取官军所遗饷械，与关上明军为市。久之以兵部侍郎王在晋为经略。在晋议关外八里筑重关，余尽委西部，恃以御建州。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以为非策，白之叶向高。向高不能决，孙承宗以熹宗旧讲官入阁，请身往定之，乃绌在晋议，自任经略，而调在晋为南京兵部尚书。承宗乃渐收河西地；建州亦退回河东，弃广宁不守。承宗以帝旧学，时魏忠贤尚未大肆，帝心任承宗，在晋辈百端，未能遽动也。而关外之守，暂无破裂者数年。朝廷所为门户之反复者，则以三案为亟。

泰昌元年九月庚辰，初六日。熹宗即位。戊戌，二十四日。御史贾继春信诸阉蜚语，言选侍投缳、皇八妹入井，因言：“新君御极之初，不当导以违忤先帝，逼逐庶母。”先是杨涟已言，选侍既移宫，当有以安之，帝亦侍养甚备。继春有此疏，左光斗上言，乞宣召阁部九卿科道面谕以当日避宫何故，今日调御何方，不得凭中使传旨，帝是之。辛丑，二十七日。传谕内阁：“朕幼冲时，选侍气凌圣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终天之恨。皇考病笃，选侍威挟朕躬，要封皇后。朕暂居慈庆，复遣李进忠、刘逊等命每日章奏，先奏选侍，方与朕览。朕今奉养选侍于哕鸾宫，仰遵皇考遗爱，无不体悉。其田诏等盗库首犯，事干宪典，原非株连，可传示遵行。”蜚语由宫奴田诏、刘朝于移宫时盗内府秘藏，过乾清门，金宝坠地，帝怒下法司而起。辅臣方从哲具揭封进，言皇上既仰体先帝遗爱，不宜暴其过恶，传之外廷，帝不允。南京御史王允成陈保治十事，中言：“张差闯宫，说者谓疯癫，青宫岂发疯之地？庞保、刘成岂并疯之人？今郑氏四十年之恩威犹在，卵翼心腹，实繁有徒，陛下当思所以防之。比者圣谕多从中出，当则开炀灶之端，不当而臣下争执，必成反汗之势。孰若事无大小，尽归内阁。至元辅方从哲屡劾不去，陛下于选侍移宫后，发一敕谕，不过如常人表明心迹耳，从哲辄封还。夫封后之命，不闻封还，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十月丁卯，二十四日。哕鸾宫灾。先是帝以贾继春误听疏传谕廷臣，于是给事中周朝瑞以继春前揭为生事，继春再揭复有入井雉经等语。杨涟恐继春说遂滋，亦上疏具陈移宫始末，帝优诏褒涟，复申谕言：“选侍前因殴崩圣母，自度有罪，每使宫人窃伺，不令朕与圣母旧侍言，有辄捕去。朕之苦衷，外廷岂能尽悉？因责继春妄生谤议，今停选侍封号，以慰圣母在天之灵，厚养选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尔诸臣可以仰体朕心矣。”帝将严谴继春，刘一燝力救乃止。十二月，杨涟给假归里。时继春之党，以帝褒涟志安社稷，益忌之，诋涟结王安图封拜，涟不胜愤，抗疏乞归。天启元年正月，削贾继春籍。二年二月，王之寀上复仇疏，以三案为说。四月，礼部尚书孙慎行追论红丸事，劾方从哲庇李可灼，并论移宫时从哲意在濡迟。下廷臣集议。都御史邹元标以下百一十余人，纷纷俱罪从哲，独刑部尚书黄克缵及给事中汪庆百等数人右之，希内廷意也。慎行复疏折克缵之谬。会王纪代克缵掌部事，复偕侍郎杨东明署议，言：“不逮可灼，无以服天下；不逮崔文升，无以服可灼；不削夺从哲官阶禄荫，无以泄天地神人之愤。”光禄少卿高攀龙亦乞亟正文升典刑，并劾戚畹郑养性。于是大学士韩爌述进药始末，与尚书张问达等合奏：“先帝服药就寝，臣等所共见闻，弑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医官，且非知医脉者，以药尝试，龙驭即上升。从哲与臣等未能止之，均为有罪。乃从哲反赉及可灼，及御史王安舜有言，先止罚俸，继令养疾，失之太轻，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削从哲官阶，为法任咎，然可灼罪不容诛，而崔文升当皇考哀感时，妄进大黄凉药，罪又在可灼上，法皆宜显戮，以泄公愤。”议上，可灼遣戍，文升放南京，而从哲置不问，以近习为之地也。

是时外廷之门户渐移其柄于内廷，魏进忠忠贤未改名时名进忠。忌王安有功于帝登极之始，既已杀之，于王安所赞助之移宫一案，在所必翻。帝一再谕选侍殴崩圣母之罪，并褒杨涟之功在社稷，后俱反之，何论梃击、红丸两案。盖自客、魏擅权，以前之门户，又不以旧日之党派为异同，惟有挟阉以求胜者皆变为阉党；而为阉所屠戮者，则以东林党人为多。凡终不媚阉而戮辱不悔者，自是讲求正学之效。但东林之讲学，以干预时政为宗旨，其盛时绝有势力于政局，即奔走东林者，不能无奔竞之徒，此为晚明讲学之风之一变。盖以后不足复言门户，但述魏阉之肆恶，足以概天启一朝之失道矣。

第二节 天启朝之阉祸

明中叶以后，朝廷大事，成败得失，颇系于阉人之赞否。兴安之于于谦，张永之于王守仁，冯保之于张居正，事皆然矣。杨、左移宫之案，为之内主者王安。王安在万历时，为皇长子伴读，调护皇长子，使郑贵妃欲摭其过而无所得。既立为太子，梃击事起，安为太子属草，下令旨，释群臣疑以安贵妃，帝大悦。盖当时光宗有得体之举，即出王安之手。既即位，于践祚一月之中，尚能发帑济边，起用直臣邹元标、王德完等，皆安为主动。安又用其客汪文言谋。此安之所以为士大夫称贤，而文言之所以见重于正人君子，后来与于东林之党祸者也。光宗崩，而宫掖之秽恶，因李选侍之宠，又招引郑贵妃之余焰，几于复然。熹宗嗣位之初，以移宫为一大节目，而熹宗生母王才人之为选侍所凌，内忿不平者实为安，其时为选侍心腹者实为李阉进忠。进忠后复姓魏，又赐名忠贤，杀安而代之。于是移宫之是非，选侍之恩怨，忽然尽反其态度。盖熹宗为至愚至昧之童蒙，固不足预于是非恩怨之理解者也。国势之危至此，而明之主器者如彼，此即天亡之兆矣。

忠贤为肃宁无赖子，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恚而自宫为阉。结安名下魏朝，朝举之于安，安亦善遇之。客氏为定兴民侯二妻，选为熹宗乳媪，宫中私侍魏朝，所谓“对食”。及通忠贤，遂爱之而薄朝。安信忠贤，怒朝与忠贤争客氏，遂勒朝退。熹宗立甫逾旬日，封客氏奉圣夫人，荫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及忠贤兄钊并为锦衣千户。客、魏得志，惟忌安。天启元年五月，帝命安掌司礼监，安以故事辞，客氏劝帝从其请。与忠贤谋杀之，忠贤犹豫未忍，客氏曰：“尔我孰若西李，而欲遗患耶？”忠贤乃嗾给事中霍维华论安，是为阉党第一功。安降充南海子净军，而刘朝为南海子提督，使杀安。刘朝故李选侍私阉，移宫盗库下狱宥出者。既至，绝安食，安取篱落中芦菔啖之，三日犹不死，乃扑杀之。安死后三年，忠贤诬东林诸人与安交通，兴大狱，清流之祸极烈。崇祯初，为安立祠，赐额曰昭忠。

忠贤不识字，不得为司礼，以客氏故，遂为秉笔。《史·五行志》：“忠贤名进忠，直东宫时，有道士歌于市曰：‘委鬼当头坐，茄花遍地生。’北人读客为楷，茄又转音，为魏忠贤、客氏之兆。”天启元年三月，辽、沈陷。四月立后张氏。御史刘兰、毕佐周请遣客氏出外，刘一燝亦言之，帝恋不忍舍，曰：“皇后幼，赖媪保护，俟皇考大葬后议之。”大婚礼成，荫忠贤侄二人。言官并言：“祖制非军功不袭。”不听。五月杀王安。忠贤遂阅章奏，以群阉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为心腹，先阅白忠贤议可否，然后行。帝性机巧，好亲斧锯椎凿髹漆之事，每引绳削墨，忠贤辄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因得擅威福。九月，光宗葬庆陵，以客氏保护功，命户部择田二十顷赐为香火之用，忠贤以陵工告成叙录。御史王心一疏谏被责。阁臣刘一燝等请遵前诏，葬毕遣客氏出宫，不得已从之，然思念流涕，至日旰不食，宣谕复入。给事中侯震旸疏言：“徘徊眷注，稍迟其出，犹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么么里妇，何堪数昵至尊？”会给事中倪思辉、朱钦相相继疏劾，并贬三官。大学士刘一燝等先后论救，不报。同官马鸣起复抗疏谏，言客氏六不可留，帝议加重谴。以一燝等言夺俸，御史王心一复疏论之，遂与思辉、钦相等并贬。廷臣请召还者十余疏，俱不省。十月，御史周宗建论客氏，言：“天子成言，有同儿戏；法宫禁地，仅类民家。圣朝举动有乖，内外防闲尽废。此辈一叨隆恩，便思逾分，狎溺无纪，渐成骄恣，衅孽日萌，后患难杜。”忤旨切责。十二月，吏部尚书周嘉谟以恶霍维华倾狡，出之外。忠贤嗾给事中孙杰劾嘉谟受刘一燝属，为王安报仇，嘉谟乞罢，忠贤矫诏许之。时叶向高复入为首辅，请留嘉谟竣大计事，不报。遂罢归。

二年三月，刘一燝罢。初陵工成，忠贤欲以为功，一燝援故事，内臣非司礼掌印及提督陵工，不得滥荫，止拟加恩。诸言官论客氏被谪者，一燝皆疏救，又请出客氏于外。及言官交章论沈，疑一燝主之，与忠贤比而 一燝。孙杰攻周嘉谟，亦力攻一燝，皆受忠贤指。一燝求去，帝稍慰留即允之。叶向高言：“客氏既出复入；一燝，顾命大臣，乃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于奥窔不可知之地，其渐当防。”不听。沈 之入阁，在元年七月。故事：词臣教习内书堂，所教内竖执弟子礼。忠贤与刘朝皆 弟子，既任，密结二人，乃奏言：“辽左用兵亟，臣谨于东阳、义乌诸邑及扬州、淮安募材官勇士二百余，请以勇士隶锦衣卫，量授材官职。”忠贤、朝方举内操，选武阉，练火器，得奏大喜，诏锦衣官训练募士，授材官王应斗等游击以下官有差，于是禁中内操日盛。又日引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驸马都尉王昺亦奉诏募兵，愿得帷幄重臣主其事。廷臣皆言与朝阴相结，给事中惠世扬、周朝瑞、御史江秉谦等劾沈 交通阉人，弄兵大内，中旨切责。侯震旸、黄尊素等先后疏谏，皆不听。刑部尚书王纪再疏劾，比之蔡京，亦劾纪保护熊廷弼、佟卜年等，纪寻以卜年狱削籍，议者益侧目。阁臣叶向高与朱国祚请留纪，国祚至以去就争，皆不听。不自安，乃力求去。时内阁言路尚多正人，万历末三党党徒屏黜殆尽，至是方渐附忠贤求进，而清议尚有力，未遽逞也。

万历末之三党，曰齐、楚、浙，各为门户，以争攘权位。刘一燝、周嘉谟等任国事，于废籍起用正人，尽黜各党之魁。至是凡宵小谋再起者，皆知帝为童昏，惟客、魏足倚以取富贵，于是尽泯诸党，而集为阉党；其不能附阉者，亦不问其向近何党，皆为阉党之敌，于是君子小人判然分矣。神宗时庙堂无主，党同伐异，以徼利而为之，至是以阉为主，趋利者归于一途，故只有阉党，非阉党之别。欲知当时之君子，大率为阉所戮辱之人；欲知当时之小人，但观崇祯初所定附阉之逆案。而君子又多在讲学之列；阉党则无不与讲学为仇。此一时朝士邪正之验也。神宗时，邹元标、冯从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讲学数十年。泰昌初，两人始召用，已而同官都察院，元标为左都御史，从吾为副都御史，共建首善书院于京师，御史周宗建董其事，大学士叶向高为之记。朝暇，与同志高攀龙等讲学其中，名望日重，而诸不附东林者咸忌之。会明年当京察，给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虑为元标所黜，童蒙乃首劾之以讲学为门户，元标疏辩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复继劾，语尤妄诞，而魏忠贤方窃政，传旨谓：“宋室之亡，由于讲学。”将加严谴。从吾：“宋之不竞，以禁讲学故，非以讲学故也。”叶向高亦力为解，且乞同去，乃得温旨。而兴治复力攻，比元标于山东妖贼，元标、从吾遂并引归。先是书院方建，御史黄尊素谓元标曰：“都门非讲学地，徐文贞已丛议于前矣。”谓徐阶也。元标不能用，至是群小击碎其碑，暴于门外，先师木主委弃路隅，经史典籍焚毁，独存院宇。崇祯中，徐光启率西洋人汤若望等借院修历，署曰历局，今宣武门内东城根法文学校也。

三年正月，顾秉谦、魏广微入阁。忠贤为言官周宗建等所劾，乃谋结外廷诸臣，秉谦、广微率先谄附，霍维华、孙杰之徒和之。时廷推阁臣，首列孙慎行、盛以宏，皆不用。忠贤援秉谦、广微偕朱延禧、朱国祯入阁。阁中已有叶向高、韩爌、何宗彦、朱国祚、史继偕，又骤增四人，直房几不容坐。秉谦、广微庸劣无耻，忠贤得为羽翼，势益张，而二人曲奉忠贤俨如奴役，是为忠贤收揽政柄之始。

忠贤谓帝好察边情，常遣中官诣关门，具事状奏报，名曰较事。及三年三月，更遣其党刘朝等四十五人，赍甲仗弓矢，白金文绮，先后至山海关，颁赉将士，实觇军也。督师孙承宗方出关巡宁远，闻之，立疏言：“中使观兵，自古有戒。”帝温旨报之，而不用其言。自永乐以后，颇任中官监军，至嘉靖时尽罢不设。忠贤将尽收军政，先设内操使阉人习武事，至是渐以行边先之，又非但向时镇守太监之体制矣。

是秋，客氏、忠贤矫旨赐光宗选侍赵氏自尽，选侍出光宗赐物列于庭，西向礼佛，痛哭自经。幽裕妃别宫，绝其饮食，天雨，妃匍匐承檐溜饮之而死。皇后张氏有娠，客氏秘布心腹宫人以计堕之，帝用此乏嗣。后父国纪，封太康伯。后性严正，数为帝言客、魏过恶，尝召客氏至，欲绳以法。客、魏交恨，逐诬后非国纪女，有死囚孙二自言张后己所生，非国纪女。冀惑帝听，而帝不问，及是竟损元子。又于帝郊祀日，掩杀帝所宠冯贵妃，左右无敢言者。范慧妃以谗失宠，李成妃为之乞怜，客、魏知之，亦幽成妃别宫。成妃故鉴裕妃饥死，预备食物壁间，半月不死，斥为宫人。帝于父之妾，己之妻妾，生命皆操之客、魏，此岂复有人理可言？天启朝之阉祸，非阉之恶，而明之气运将尽，产此至愚极不肖之子孙也。帝之生死未尝不操于阉，犹惮天下之臣民，不能不假以镇压耳。

十二月，忠贤提督东厂，用田尔耕掌锦衣卫事，许显纯为镇抚理刑。是时东林势尚盛，在朝多有正人，忠贤于外事未敢大肆，至是乃为罗织锻炼计矣。

是年九月，增州县兵，计亩加饷，从御史冯英请。十二月，括天下库藏输京师。叶向高言：“郡邑库藏已竭，藩库稍余，倘尽括之，猝有如山东白莲教之乱，将何以应？”帝不纳。

四年六月，杨涟劾忠贤二十四大罪，中旨切责涟。涟自泰昌元年以移宫事定乞归，天启二年，起为礼科都给事中，至是为左副都御史。以忠贤肆恶日甚，抗疏略言：“忠贤本市井无赖，中年净身，夤入内地。初犹谬为小忠小信以市恩，继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祖制以拟旨专责阁臣，而忠贤多出传奉，或径自内批。逐去顾命大臣刘一燝、周嘉谟，大臣孙慎行、邹元标、王纪、钟羽正，群臣满朝荐、文震孟、熊德阳、江秉谦、徐大相、毛士龙、侯震旸等；于枚卜则力阻首推之孙慎行、盛以宏，更为他辞以锢其出；于廷推则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所陷害则上自裕妃，下及内臣王安等，擅杀擅逐，不知凡几，甚至中宫有庆，已经成男，忽焉告殒。又创用立枷法，戚畹家人，骈首毕命，意欲诬陷国戚，动摇中宫。其余良乡生员章士魁以煤窑，王思敬等以牧地，并致之死。纵野子傅应星、陈居恭、傅继教辈投匦设阱，日行倾陷，片语稍违，驾帖立下。镇抚刘侨不肯杀人媚人，则削其籍。而奸细韩宗功，宗功为辽东武员，实即建州奸细。潜入长安，实主其司房之邸。又与奸相沈 创立内操，薮匿奸宄，安知无大盗剌客，为敌国窥伺者潜匿其中？其滥恩僣拟，则中书锦衣，袭荫日众，奖赏祠额，要挟无穷。又于河间毁人居屋，起建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所营茔地，亦僭拟陵寝。其进香涿州，警跸传呼，清尘垫道；及归改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俨然乘舆。一切政务，必星夜驰请，待其既旋，诏旨始下。甚至走马御前，不自伏罪，进有傲色，退有怨言，内廷畏祸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间或奸状败露，又有奉圣夫人为之弥缝。无耻之徒，攀附枝叶，依托门墙，更相表里，迭为呼应。积威所劫，致掖庭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陛下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么 小丑，令中外大小惴惴莫保其命？伏乞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会刑部严讯，以正国法，并出奉圣夫人于外，用消隐忧。”疏上，忠贤惧甚，趋帝前泣诉，且辞东厂。帝令王体乾诵涟疏，体乾置疏中切要语不读，客氏又从旁为剖析，帝懵然不辨也，遂温谕留忠贤。次日下涟疏，令魏广微调旨切责。于是给事中魏大中等，御史袁化中等，郎中邹维琏等，太常寺卿胡世赏等，抚宁侯朱国弼等，兵部尚书赵彦等七十余人，交章论忠贤不法，皆不纳。涟既被责，愈愤，拟对仗复劾之。忠贤诇知，遏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群阉数百人，衷甲夹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涟乃止。当时中书舍人吴怀贤读涟疏，击节称叹，注其旁曰：“宜如韩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时遣戍。”其奴告之，忠贤即逮怀贤，下狱拷掠死，籍其家。夫忠贤处击节涟疏者已如是，而处涟则犹迟迟，未敢即肆，岂有畏于帝，畏廷臣知纲纪者尚多耳。首辅叶向高尚谓缪昌期曰：“杨君疏太率易。其人于上前时有匡正，是疏若行，安得此小心谨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谁为此言以误公？可斩也。”向高色变，昌期徐起去。及廷臣相继抗章，或劝向高下其事，可决胜也，至有诟谇向高者，向高愠甚。朱国祯请容之，向高念忠贤未易除，阁臣从中挽回，犹冀无大祸，具奏称忠贤勤劳，朝廷宠待甚厚，盛满难居，宜解事权，听归私第，保全终始。礼部尚书翁正春亦以为请。忠贤矫帝旨叙己功勤，累百余言，向高骇曰：“此非阉人之所能，必有代为草者。”探之则徐大化也。向高乃决计去，谓国祯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敌，公亦宜早归。”蒲州谓韩爌也。忠贤欲尽杀异己者，而畏外廷势盛，其党因导以兴大狱，体乾复导以用廷杖威胁廷臣，忠贤意遂决。

未几，工部郎中万燝劾忠贤，疏入，得旨：“燝廷杖一百，斥为民。”内阁科道论救，皆不听。忠贤借燝立威，命群阉至燝邸摔而殴之，比至阙下，气息才属，杖已，绝而复苏，群阉更肆蹴踏，越四日即卒。黄尊素、李应升迭疏申理，忠贤益忿，罗织燝罪，诬以赃贿三百。燝世廉吏，破产乃竣。燝，恭之孙，恭以佥都御史总理河道，仕于嘉、隆之间。

向高乞归未允，其甥林汝翥为御史巡城，杖犯法内竖，忠贤传旨廷杖，言官诣内阁争其事，小珰数百拥入阁中，攘臂肆骂，黄尊素厉声曰：“内阁经纶地，即司礼非奉诏不敢至，若辈安得无礼？”群阉索汝翥，汝翥逃城外，遂围向高邸大噪，都御史孙玮、御史潘云翼交章论救，不听。汝翥寻出受杖，不死，削籍归。向高言：“国家二百年来，无中使围阁臣第者。臣今不去，何面目见士大夫？”帝优旨慰留。向高请益力，命行人护归。韩爌、朱国桢相继为首辅，不数月皆罢。五年正月，顾秉谦为首辅，阉党内阁成，批答无须中旨矣。向高去在四年七月，是月，封光宗选侍李氏为康妃。初上暴选侍罪状，命停其封号，前谕出王安，后旨出忠贤，帝实懵然。而移宫之案翻，梃击案自亦与联系，崔文升复用事，红丸之案亦翻，此后凡争三案者皆罪人矣。是年十一月，削吏部侍郎陈于廷、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籍。其先于十月中，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先后并罢。时东林势尚盛，南星长吏部，益搜举遗佚，布之庶位。攀龙主考察，发御史崔呈秀贪污状，南星议戍之。呈秀大窘，夜走忠贤所，叩头乞哀，言攀龙、南星皆东林，挟私排陷，复涕泣愿为养子。忠贤愤廷臣交攻，方思得外廷为助。涿州人冯铨，少年官侍从，家居，与熊廷弼有隙，遗书忠贤侄良卿，劝兴大狱。忠贤于廷弼狱事本无预，廷弼亦仇东林，然东林中重廷弼边才者颇右之，群小欲借忠贤力倾诸正人，相率归忠贤称义儿。且云：“东林将害翁。”故忠贤欲甘心焉，得呈秀恨相见晚。呈秀又言：“不去南星、攀龙等，吾辈未知死所。”忠贤大以为然，遂与定谋。会南星以山西巡抚缺，以太常卿谢应祥首列以请。魏广微以父执事南星，南星尝喟然曰：“见泉无子。”见泉，广微父允贞也。广微知之，恨次骨，嗾御史陈九畴论南星举应祥，为与魏大中、夏嘉遇等朋谋。忠贤矫旨黜大中、嘉遇，而责南星。南星遽引罪去，复切责，放之归。

攀龙亦引去。

忠贤自杖杀万燝，逐诸正人，用崔呈秀、冯铨辈，方力排东林。督师辅臣孙承宗请入朝贺圣寿，面奏机宜，欲因是论忠贤罪，帝盖以十一月十四日为万寿节也。广微奔告忠贤，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为内主。忠贤悸甚，绕御床哭，帝令阁臣拟旨，秉谦奋笔曰：“无旨离信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夜启禁门召兵部尚书入，令三道飞骑止之，又矫旨谕九门守阉：“承宗若至齐化门，反接以入。”承宗抵通州，闻命而返。忠贤遣人侦之，一襆被置舆中，后车鹿善继而已，意少解。而其党李蕃、崔呈秀，徐大化连疏诋之，比之王敦、李怀光，承宗乃杜门求罢，不允。自王化贞弃广宁后，承宗守关图恢复，绌王在晋八里筑重关之策，既城宁远工竣，关外守具毕备，奏言前哨已置连山、大凌河，速畀臣饷二十四万，功可立奏。帝以命所司，兵工二部文移往复，许而不与，师不果出，然支边务历五防，未有挫失，中朝得以乘暇，为阉党日增其焰。忠贤亦以承宗功高，欲亲附之，遣中官刘应坤等赍帑金十万犒将士，而赐承宗坐蟒膝襕金币，并为忠贤申意。承宗不与交一言，忠贤始恨之，至是益不能安其任矣。

顾秉谦、魏广微撰《缙绅便览》一册，若叶向高、韩爌等百余人，目为邪党，而以黄克缵、王永光、徐大化等六十余人为正人，进之忠贤，俾用是为黜陟。忠贤得内阁为助，势始张，屡逐正人，即代以其党。代左光斗为佥都御史者王绍徽。又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以此益为忠贤所善。自是奸党日盛，后进者求速化，悉附阉党进用，天下大权悉归忠贤。时崔呈秀又造《天鉴》《同志》诸录，皆以不附忠贤者为东林党人。而争三案及辛亥、癸亥两京察与熊廷弼狱事，皆归忠贤为排斥东林之具。十二月，复逮汪文言下镇抚司狱，而东林之祸作。

五年三月，谳汪文言狱，逮前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先是许显纯为北镇抚司，搒掠文言，词连赵南星、李三才及涟、光斗等二十余人。显纯欲坐涟等以移宫罪，大理丞徐大化献策于忠贤曰：“但坐移宫，则无赃可指，若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更有名。”忠贤然之，熊廷弼《传》：“论死后当行刑，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既而背之，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乃令显纯复鞫文言，五毒备至，使引涟纳廷弼贿。文言仰天大呼曰：“世岂有贪赃之杨大洪哉？”大洪，涟别字也。涟字文孺。复及光斗等，文言蹶然起曰：“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显纯乃手作文言供状，文言复张目曰：“任汝巧为之，吾当与面质。”遂即日毙之，而具狱辞以上。于是涟、光斗坐赃二万，大中三千，化中六千，朝瑞一万，大章四万。大中于孙承宗请缓廷弼狱时尚持不可，至是乃坐纳其贿；大章则于张鹤鸣以佟卜年陷廷弼时，持卜年非通敌甚力，故定其贿额有轻重也。其它所牵引则赵南星等十五人。中旨逮涟、光斗等六人下诏狱，南星等十五人除削籍外，仍行抚按提问追赃。

四月，诏重修《光宗实录》。先是御史杨维垣言张差风癫之真，即碎王之寀之骨不足赎其罪。时之寀方授刑部侍郎，不数月削籍。至是给事中霍维华并论三案，乞严谕纂修诸臣，以存信史，故有是命。遂削大学士刘一燝籍，以维华论三案首诋之也。又以南京侍郎周应秋为刑部添注尚书。忠贤门下有十狗，应秋其首。时忠贤以显爵树私人，故两京大僚多添注。方治杨、左狱，故有是命。五月，以给事中杨所修、霍维华言，集梃击、移宫、红丸三案章疏，仿《明伦大典》例，编辑为书，颁示天下。六月，中旨令阁票拟，称忠贤为元臣，朱廷禧执不可，御史田新劾之，遂罢。

杨涟等六人下镇抚司狱，奉旨严刑追比，五日一回奏，俟赃完日送刑部拟罪。七月，涟、光斗、大中三人另发大监，一夕毙之。涟之死，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最为惨毒；光斗、大中亦皆体无完肤；越数日始报，三人尸俱已溃败，不可识矣。涟被逮时，士民数万，拥道攀号，所历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生还。既死，产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谯楼，二子至乞食以养。征赃令急，乡人竞出赀助之，至卖菜佣亦为输助。光斗与兴畿辅水利，并督学政，士民德之，容城孙奇逢与定兴鹿正倡义醵金，诸生争应之，得金数千，谋代输缓狱，而光斗已前毙。其赃未竟，抚按严追，兄光霁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应秋犹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自是家族尽破。后定《三朝要典》，杨、左为移宫罪魁，议开棺戮尸，未果。大中长子学洢，以父被逮，号恸随行，大中止之，乃微服间行，探剌起居。既抵都，逻卒四布，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称贷完赃，未竟而大中毙。学洢恸哭几绝，扶榇归，晨夕号泣，水浆不入口，遂死。崇祯初，赠恤大中，诏旌学洢为孝子。

魏广微竭力事阉，每以札通忠贤，签曰“内阁家报”，时称外魏公，其为清流所鄙也。赵南星慨见泉广微父允贞别号。之无子。李应升劾词则云：“乞陛下戒谕广微，退读父书，保其家声，毋倚三窟与言官为难，他日庶可见乃父于地下。”广微父允贞，万历中，纠辅臣，抗税使，有声士大夫间。其人已极不堪矣。然杨、左之狱，为吏部尚书崔景荣函劝，乃具疏言：“纵使赃私果真，亦当转付法司，按律论罪，岂可逐日严刑，令镇抚追比？以理刑之职使之追赃，勿论伤好生之仁，抑且违祖宗之制，将朝政日乱，与古之帝王大不相侔矣。”疏入，遂忤忠贤，惧而急出景荣手书自明，景荣削籍去，广微冀可恋栈，而忠贤称诏切责廷臣，中言：“朕方率循旧章，而曰朝政曰乱；朕方祖述尧舜，而曰大不相侔。”广微益惧，三疏乞休，遂去。盖忠贤之门甚广，已成仕宦之中心，名为阉党而派别纷歧，彼此相轧，视为一朝堂矣。其后崔呈秀倾冯铨，顾秉谦亦不自安乞罢。忠贤高高在上，无复有思撼之者，惟有造生祠，称功德，穷思极想，以作配孔子为献媚之极端而已。

涟、光斗、大中后，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先后掠毙狱中，熊廷弼亦斩决，传首九边。阉党以求索廷弼侵盗军饷，指山海关起解广宁款十七万，广宁陷后无销据。追赃不得，逼其子至自刎。廷弼妻称冤，去其两婢衣挞之，远近嗟愤。士有作诗诔廷弼者，斩孙文豸、顾同寅两人，连及孙、顾等同郡编修陈仁锡、修撰文震孟，俱削籍。孙承宗亦以所用总兵官马世龙误信建州降人刘伯漒言，袭取耀州，败于柳河，失副参两将及兵士数百，遂于是年十月罢督师职，代以阉党高第。其它追赃掠毙，亲故坐死者不胜举，皆所谓东林党人也。御史卢承钦求媚忠贤，又于《点将》等录外，上言：“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朴、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部元标谓之土木魔神，请以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忠贤大喜，敕所司刊籍，凡党人已罪未罪者，悉编名其中。是榜遂与宋之党人碑并传，而惨烈尤过之。六年正月，以编辑三案章疏为书，正名为《三朝要典》，开馆设正副总裁，六月告成。而其间以关门易帅，清太祖又动兵，宁远奇功，为畿辅延数年之命。

孙承宗绌王在晋关外八里筑重关专守关门之说，先筑宁远，渐图东进，已进守锦州、右屯、大凌河，谓之关外三城，开屯田至五千顷，以袁崇焕为宁前道，守前屯卫及宁远。高第既代承宗，又申王在晋之说，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移关内。承宗所用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崇焕，谓：“三城前锋要地，已得之封疆，再归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崇焕亦力争，谓：“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第意实并撤宁前，且甚决，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第无以难，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崇焕先以父忧夺情，及是遂乞终制，帝不许，进按察使，视事如故，时在五年十二月。清太祖知新经略易与，举大军西渡辽河，清太祖于天启元年得辽、沈，二年即据辽阳为都，因辽东都司旧治所在也。五年三月，又以沈阳西逼关门，北控鞑靼，为形胜地，乃又自辽移都沈。崇焕闻，即偕总兵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刚等集众誓死守，剌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众咸请効死，乃尽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维楧、通判金启倧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守将杨麒，将士逃至者悉斩，人心始定。六年正月丁卯，二十三日。建州兵至，围攻之，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焕令闽卒罗立发西洋巨炮，伤城外军。明日再攻，复被郄，围遂解，启倧亦以然炮死。《崇焕传》言：“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清太祖实录》：“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二月壬午，初九。上至沈阳，谕诸贝勒曰：‘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不怿累日。”是年八月十一日，《清实录》书：“上崩。”朝鲜记载谓：“奴儿哈赤愤恚而死。”明人记载谓：“奴疽发背死。”要之崇焕此捷，为东事以来所未有。高第任宁远被围，拥兵不救，事后疏言：“因关门兵少，只存五万之故。”阉党大喜，将罪承宗虚报冒饷，王在晋尤鼓动是言，冀甘心于承宗。承宗告户部：“第莅关已月给十一万七千人饷，今但给五万人足矣。”第乃以妄言引罪。朝议免第职，以阉党王之臣代；升崇焕为巡抚。建州汗即清太祖死，崇焕托遣吊往觇，嗣国汗即清太宗，报使议和。之臣故忌崇焕，而以崇焕新有功，不敢发，及是讦崇焕辱国通敌，朝命调之臣内任本兵，专倚

崇焕。既而建州兵又至，攻锦州，满桂、赵率教却之。忠贤使其党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遂罢崇焕，再任之臣为经略。时已七年七月，距帝崩只月余矣。

忠贤恨缪昌期预杨涟草疏事，阉党尤指目高攀龙、周顺昌、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诸人及前应天巡抚周起元，再兴大狱，悉逮下狱，先后掠死。惟攀龙以大臣不受辱，闻缇骑至，自沉于园池死。逮顺昌时，吴人殴毙一旗尉。是日适逮尊素之旗尉亦至吴，泊舟胥门外，又击其舟而沉之，旗校泅水遁，失驾帖，不敢往浙，尊素囚服自诣投狱。应天巡抚毛一鹭飞章告变，东厂剌事者言：“吴人谋断水道劫漕舟。”忠贤大惧，已而一鹭言：“缚得倡乱者颜佩韦等五人，乱已定。”忠贤乃安。然自是缇骑不敢复出国门。五人者为苏州全城免株累，事后忠贤亦伏法，遂以一鹭所造忠贤生祠为五人之墓，迄今犹存。当时以积懦之吴人，攘臂仇阉。昌期、应升自江阴被逮至常州，知府曾樱助之赀。方开读诏书，忽署外有数千人哄声，皆言：“忠臣何故被逮？”樱素得民，力为劝谕始解散。时诸校方怖苏州事，有越垣而仆者，适有卖蔗童子过之，曰：“我恨极，惜不能杀汝!”即取削蔗刀割片肉而去。遣缇骑逮诸忠，在六年二月戊戌，二十五日。苏州民变，在三月庚申，十七日。常州事在稍后，亦三月间事。

忠贤之爵上公，在六年十月戊申，以殿工成，太监李永贞归功忠贤，尚书周应秋继之，遂有是封。其侄魏良卿先已由肃宁伯晋侯，至是再晋宁国公。自是诸边筑隘口成，南京孝陵工竣，甘肃奏捷，法司捕盗，并言忠贤区画方略，诏书褒美，阁臣皆拟九锡文。半岁中，荫锦衣指挥使十七人，同知三人，佥事一人，擢其族孙希孟、希孔等世袭都督同知，甥傅之琮、冯继先俱都督佥事。章奏无巨细，辄颂忠贤，称厂臣而不名。山东奏产麒麟，大学士黄立极等票旨，言：“厂臣修德，故仁兽至。”故事：内官为司礼秉笔，非公事不得出。忠贤每岁必数历畿甸，坐文轩，驾四马，笙鼓铙吹之属轰隐黄埃中，锦衣玉带靴袴而握刀者夹车左右而驰，自厨传优伶暨舆皂随者动以万数。尝自琉璃河祭水还，历西山碧云寺，士大夫皆遮道拜伏。凡有章奏，其党遣急足驰请然后下。客氏既朝夕侍上所，而每数日必出至私第，舆过乾清宫前竟不下，盛服靓妆，俨同后妃，侍卫赫奕，照耀衢路，至宅则老祖、太太、千岁之声喧呼震地，犒赉银币无算。凡忠贤浊乱朝政，毒痛海内，皆客氏为内主。七年七月乙丑朔，锦州以捷闻，上不豫，遣魏良卿告南北郊及太庙，代行礼。七月己卯，叙锦州功，封忠贤从孙鹏翼为安平伯，一时文武冒滥增秩赐荫者数百人。八月戊戌，再叙三大工功，封忠贤从子良栋为东安侯，加良卿太师，鹏翼少师，良栋太子太保。鹏翼、良栋皆在襁褓中，未能行步也。后十余日而帝崩。崩前数日，犹召见阁部科道于乾清宫，谕以魏忠贤、王体乾皆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内阁黄立极等对曰：“皇上任贤勿贰，诸臣敢不仰体。”上悦。

忠贤之建生祠，始自六年闰六月朔辛丑，浙江巡抚潘汝祯倡议，奏请祀于西湖。织造太监李实请令杭州卫百户守祠，诏赐祠额曰普德，勒石纪功德。嗣是诸方效尤，几遍天下。蓟辽总督阎鸣泰请于部内建祠至七所，费数十万，其颂忠贤有“民心依归，即天心向顺”语。开封毁民舍二千余间，创宫殿九楹，仪如王者。巡抚郭增光、巡按鲍奇谟所建。巡抚朱童蒙建祠延绥，用琉璃瓦。刘诏建祠蓟州，金像冕旒。其诸祠工作之巧，像皆以沉香木为之，眼耳口鼻宛然生人，腹中肠肺皆以金玉珠宝为之，髻空穴其一，以簪四时香花。一祠木像头稍大，小竖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称冠，小竖抱头恸哭，责匠人。凡疏辞揄扬，一如颂圣，称以尧天舜德，至圣至神。阁臣辄用骈语褒答。督饷尚书黄运泰迎忠贤像，五拜三稽首，称九千岁。都城内外，祠宇相望。有建于东华门外者，工部郎中叶宪祖曰：“ 此天子临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贤闻之，即削其籍。初汝祯请建祠，巡按御史刘之侍会稿迟一日，即削籍。蓟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以入祠不拜，皆下狱论死。自督抚巡按而外，宗室若楚王华煃，勋戚若武清侯李诚铭、保定侯梁世勋等，廷臣若尚书邵辅忠，词臣若庶吉士李若琳，部郎若郎中曾国桢，诸司若通政司经历孙如冽、上林监丞张永祚等，下至武夫贾竖，诸无赖子，莫不攘臂争先，汹汹若不及。最后巡抚杨邦宪建祠南昌，至毁周、程三贤祠益其地，鬻淡台灭明祠，曳其像碎之，比疏至则上已崩矣。当生祠盛行时，监生陆万龄于五月己巳作疏诣司业请代奏，以魏忠贤配孔子，其父配启圣公，疏言：“孔子作《春秋》，厂臣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东林党人，礼宜并尊。”司业林 援笔涂抹，即夕挂冠棂星门去。朱之俊为司业，遂为奏请，从之，坐削籍。会帝崩，并配事未及行而罢。烈皇即位，朱之俊乃纠万龄等借影射利，亦不敢侵及忠贤，林 则于崇祯九年入阁。

帝崩无子，信王嗣立，事由张后主持。方是时，后父国纪为忠贤所撼甚危。帝尝至后宫，后方读书，帝问：“何书？”对曰：“《赵高传》也。”帝嘿然而出。忠贤闻其事，会有张匿名榜于厚载门者，列忠贤反状，及其党七十余人。忠贤疑国纪为之，阉党邵辅忠、孙杰欲因此兴大狱，借国纪以摇中宫，事成则立魏良卿女为后。草一疏募人上之，诸人虑祸不敢承，顺天府丞刘志选年老嗜进无厌，惑家人言，谓己老，必先忠贤死也。六年十月己未，应募上之，疏中极论国纪罪，末言：“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蓝田之种。”盖仍理忠贤诬后非国纪女语。疏上，事叵测，帝无所问，但令国纪自新。忠贤意大沮，而衔国纪不已。七年二月，御史梁梦环理志选前疏，故诘丹山蓝田二语，忠贤从中究其事，大学士李国 及王体乾交沮之，事乃止，而国纪竟勒归故郡。未几帝大渐，折忠贤逆谋，传位信王者，后力也。七年七月乙丑朔，帝不豫，八月乙巳，十二日。召见阁部科道诸臣于乾清宫，谕以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大事。甲寅二十一日。大渐，乙卯二十二日。崩，遗诏以皇五弟信王由检嗣皇帝位。

第三节 崇祯致亡之症结

天启七年八月乙卯，帝崩，是为二十二日，丁已，二十四日。信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崇祯元年。熹宗崩之日，信王奉遗诏，即夕入临，居宫中，比明，群臣始至。时崔呈秀方改兵部尚书，夺情视事，比入临，内使十余传呼呈秀甚急，呈秀入与忠贤密谋久之，语秘莫得闻，或云：“忠贤欲篡位，呈秀以时未可止之也。”帝既即位于八月二十四日，至十月，乃罢崔呈秀。时阉党自危，杨所修、杨维垣、贾继春先后劾呈秀以尝帝，呈秀遂罢。又削浙江巡抚潘汝祯籍，以其建祠作俑。而阉党布在朝列，竟相持莫敢动。杨邦宪建祠疏至，帝阅而笑。忠贤辞建祠，辄允。乃仅于部属中得主事钱元悫、陆澄源各一疏，又嘉兴贡生钱嘉征一疏，论劾忠贤。帝召忠贤，使内侍读疏，忠贤震恐丧魄，急以重宝啖信邸太监徐应元求解，帝斥应元。以十一月甲子朔，命：“忠贤凤阳安置。”戊辰，初五。罢各边镇守太监。己巳，忠贤与其党李朝钦行至阜城，自缢。崔呈秀闻之，亦自缢。十二月，客氏及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与魏良卿皆伏诛，客氏诏赴浣衣局掠死，籍其家，良卿、国兴、光先皆弃市，家属无少长皆斩。客氏之籍也，于其家得宫女姙身者八人，盖将效吕不韦所为，帝大怒，命悉笞杀之。诏天下所建逆祠悉拆毁变价。逮陆万龄于狱，监候处决。崇祯元年正月，诏“中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门”。僇忠贤尸，寸磔，悬首河间。僇崔呈秀尸，悬首蓟门。

崇祯之处忠贤当矣，罢各边镇守，禁中官出禁门，创巨痛深，宜有此明断。乃未几又悉用阉，至日后开城迎闯之曹化淳，正为帝之所尊信者，帝犹自谓“非亡国之君”，此读史者所可论定也。

元年正月，大计天下吏。杨维垣以御史佐计，以东林与崔、魏并诋，并坚持三案。是时柄国者皆忠贤遗党，无敢颂言东林者。编修倪元璐首上疏一再驳正维垣，当局以互相诋訾两解之，而公论乃渐明矣。嗣是阁中阉党黄立极、张瑞图、施凤来陆续罢。立极先以山阴监生胡焕猷劾之，不自安求去。杨维垣犹论焕猷疑出东林指使，帝为除焕猷名下吏，亦允立极去。五月，从倪元璐言，毁《三朝要典》，焚其板。阉党侍讲孙之獬闻之，诣阁大哭，天下笑之。之獬后降清，入《贰臣传》。于是罹忠贤之祸者多赠官赐谥，东林始不负罪于世，而阉党犹持朝局，动以计陷右东林者。二年三月，始定逆案，分别磔、斩、秋后处斩及充军、坐、徒、革职、闲住各等罪名，共二百余人，诸奸亦多漏网者，维垣名在充军之列。

维垣于仇东林、翻逆案最力，为清流所深恶，然南都破后，能以一死了之；东林后辈，亦有降于闯军，列于清廷者。鼎革之际，事多难言，惟皦然不污者终以正人为多。

元年四月，起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焕以忤忠贤去，忠贤诛，王之臣被劾罢，廷臣争请召崇焕，诏所司敦趣上道。七月至京师，召对平台，自任五年可复全辽，请勿令在朝诸臣以权力掣臣肘，以意见乱臣谋，帝悉从之，并假便宜赐尚方剑。崇焕又以前此熊廷弼、孙承宗皆为人排构，不竟其志，上言：“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任而勿贰，信而勿疑。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是以为边臣甚难。臣非过虑，中有所危，不得不告。”帝优诏答之。八月抵关，适宁远兵缺饷四月哗变，先靖其乱，即裁并诸镇，关内外止设二大将，祖大寿驻锦州，赵率教驻关门，身自居中驻宁远。请罢宁远及登莱巡抚不设，亦报可。二年六月，崇焕杀毛文龙。文龙镇东江，朝廷视为意外之兵，不能时给饷，文龙因得以自筹之说，假通商名，往来海上，多贩违禁物规利。建州所资于中国者，得之东江，而文龙亦多得建州所产参貂，赂遗朝贵，恒为阉党所乐袒庇。既拥厚利，所集刁健不逞之徒极众，建州亦颇有顾忌，而朝鲜亦赖以联中朝之声气。崇焕莅镇，疏请遣部臣理东江饷。文龙恶文臣监制，抗疏驳之，崇焕不悦。寻文龙来谒，接以宾礼，文龙不让，崇焕谋益决。至是以阅兵为名，泛海抵双岛，文龙来会。崇焕相与燕饮每至夜分，文龙不觉也。崇焕议更营制，设监司，文龙怫然。崇焕以归乡动之，文龙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东事，东事毕，朝鲜衰弱，可袭而有也。”崇焕滋不怿，朝鲜最忠于明，明廷亦无谋袭朝鲜之意，而至末代之军人，则多以此为厚自封殖之计，李成梁有此计，故益欲联络清太祖，毛文龙亦然，皆以纠集徒党太众，思开一新国土，以自雄于海外耳。遂以是月五日，邀文龙观将士射。先设幄山上，伏甲士幄外，文龙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焕曰：“予诘朝行，公当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毕，登山，因诘文龙违令数事，文龙抗辩，崇焕厉声叱之，命去冠带絷缚，文龙犹倔强，崇焕曰：“尔有十二斩罪，知之乎？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妄，杀濒海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称：‘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海外诸国。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剳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幽之岛上，僵卧死者，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

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拥兵观望，不能恢复寸土。十二当斩。”数毕，文龙噤不能置辩，但叩头乞免。崇焕召谕其从官曰：“文龙罪状当斩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称文龙数年劳苦者，崇焕叱退之，乃顿首请旨出尚方剑斩文龙于帐下。然后出谕其部卒曰：“诛止文龙，余无罪。”皆不敢动。分其兵为四协，以文龙子承祚及副将陈继盛等领之，犒军士，檄抚诸岛，尽除文龙虐政。还镇，以其状上闻，末言：“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藁待罪。”上骤闻意殊骇，既念文龙已死，方任崇焕，乃优旨褒答。崇焕又上言：“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今不宜更置帅，即以副将陈继盛摄之，于计便。”又虑部下为变，请增饷银至十八万。皆报可。

崇焕诛文龙一事，流传失实之记载不可胜举，至今人有为文龙抱屈，称崇焕忌才者。然《史》文明白，合之《实录》所见，于文龙之罪状无疑也。但《史》又言：“文龙专阃海外，有跋扈声，崇焕一旦除之，自谓可弭后患，然东江屹然巨镇，文龙死，势日衰弱，且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此为后来诋议诛毛为失计说之所由来。然此皆崇焕冤死后岛兵变化之事实，若使崇焕久任以处其责，何至视刘兴祚兄弟与陈继盛相屠杀，而卒令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辈遂为清廷佐命哉？诛毛部署不过三阅月，崇焕已中清太宗反间，明廷自坏长城，反信高捷、袁弘勋、史 辈，为阉党报仇，兴大狱，以妄杀文龙陷辅臣钱龙锡。易代以后，流闻语尚不实，则审慎读史者之少矣。

十月，建州兵毁边墙入犯，崇焕入援。谤者以崇焕先有与建州通和之意，谓其招虏胁和，将为城下之盟。清太宗又授计叛将高鸿中，于军中所获宦官二人前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纵宦官归，以闻于帝。遂再召见于平台，诘杀文龙事，缚付诏狱。祖大寿骇而毁关东奔，犹于狱中取崇焕手书召大寿，得无叛去。时阁臣钱龙锡持正，不悦阉党。阉党王永光复用，为吏部尚书，引同党御史高捷、史，为龙锡所扼，遂以龙锡与崇焕屡通书，讦议和，杀文龙为龙锡主使，并罢龙锡。时起用孙承宗御建州兵，兵退。遂于三年八月磔崇焕，九月逮龙锡，十二月下龙锡狱。阉党借议和诛毛，指崇焕为逆首，龙锡等为逆党，谋更立一逆案，与前案相抵。内阁温体仁、吏部王永光主其事，欲发自兵部，而兵部尚书梁廷栋不敢任而止，仅议：“龙锡大辟，决不待时。”帝不信龙锡逆谋，龙锡亦悉封上崇焕原书及所答书，帝令长系。明年，中允黄道周申救谪外，而帝亦诏所司再谳，减龙锡死，戍定海卫，在戍十二年，两赦不原。其子请输粟赎罪，周延儒当国，尼不行，南渡后始复官归里卒。崇祯宰相五十人，龙锡尚为贤者，崇祯初与刘鸿训协心辅政，朝政稍清，两人皆得罪去。崇焕则以边事为己任，既被磔，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无余赀，天下冤之。帝茫无主宰，而好作聪明，果于诛杀，使正人无一能任事，惟奸人能阿帝意而日促其一线仅存之命，所谓“君非亡国之君”者如此。二年之役，辽东大将赵率教、满桂遇建州兵，先后皆战死。

第四节 专辩正袁崇焕之诬枉

袁崇焕之狱，已叙于上节。然三百年来，公论不定，一翻明末人当时之记载，愈堕入五里雾中。论史者将谓：今日之人固不应妄断古人之狱，惟有求之故纸，凭耳目相及者之言以为断耳。岂知明季之事，惟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为纠葛。而崇焕之被谤，则于温、钱相倾之门户旧套以外，又多一虚骄爱国者之兴奋，为清太宗反间所中，久而不悟，虽有正人，只能保钱龙锡之无逆谋，不敢信袁祟焕之不通敌。北都既覆之后，弘光朝尚持此论，且出于正人君子之言。如南都吏部尚书徐石麒专论历来款虏事一疏，录之可以备见明人对建州之认识不真，对力能抗敌之疆臣猜疑太过，皆为促亡之道。

徐石麒《疏》见谈迁《枣林杂俎》。迁之录此，固亦援石麒之言，为足以存信史也。石麒在天启时，抗魏忠贤，勒完赃而削籍，当时已著清望。崇祯中历官卿贰，长刑部时，以申救熊开元、姜采落职。南都再起，为马士英辈所扼而去。去后，南都亡，朝服自缢，其正义大节，无愧完人矣。《史·本传》言：“福王监国，召拜右都御史，未任，改吏部尚书，奏陈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严起废，明保举，交堂廉七事。时方考选，与都御史刘宗周矢公甄别，以年例出御史黄耳鼎、给事中陆朗于外。朗贿阉人得留用，石麒发其罪。朗恚诋石麒，石麒称疾乞休。耳鼎亦两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杀陈新甲。石麒疏辨，求去益力，马士英拟严旨，福王不许，命驰驿归。”云云。此疏即为耳鼎所劾自辩之词也。其疏云：

“奏为矫诬先帝者悖之极，欺罔圣明者奸之盛，事关封疆殷鉴，信史纪传，不得不据事验明，以存实录事。臣于十五日崇祯十七年九月。伏枕次，见黄耳鼎翻出陈新甲一案，谓臣‘杀新甲以败款局’。此似耳鼎拾马绍愉之余唾，将以颠倒成案，献媚朝廷，以为后日卖国之地，不但欲为新甲报仇起大狱已也，事关宗社封疆，臣何敢嘿嘿处此？臣请与皇上先言款事终始。我国家自有虏患以来，其讲款非一矣。天启二年，秽枢惑于王化贞之说，俾违督臣熊廷弼节制，而私与孙得功为市，得功突发犯顺，城陷身逃，而款议败；王化贞虽极愚昧偾事，然非款敌，乃欲倚孙得功购李永芳为间以图敌耳。第一段已失实，可见当时舆论庞杂已甚。其次则袁崇焕遣喇嘛僧吊老酋，因以议款，未成而崇焕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灭敌，召崇焕授兵柄，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竟以杀文龙为示信于建州。嗣先帝不之许，进嗾敌阑入胁款，仍戒以勿得过关门一步，崇焕先顿兵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相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拔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建州兵由喀剌沁蒙古为向导，入遵化、迁安之洪山、潘家、大安等口及龙井关。崇焕自辽援蓟，自然出建州兵后。疏意谓犒劳建兵，自向朝廷胁款。旋变计真犯蓟门，仓皇赴救，故反殿其后，以成反间之说。先帝于是逮崇焕诛之，而款议再败。然崇焕虽言款，其所练甲士稍精强，边备未尝弛，故诛后而祖大寿犹得以余威振于边。嗣是中外靡有敢言款者，第岁久我叛帅累累家辽西，益相狎习，边将益约节士卒，复与北冓，偷旦夕之安，而边备日弛矣，本兵未必知也。至杨嗣昌为枢密，廉得状，时敌亦适内寇，于是再以款市闻。先帝命侦实情，竟得嫚书，大怒格之，而款议复败。此事详嗣昌及卢象升传。嗣是即新甲主款矣。新甲令石凤台与北通，而恶洪承畴挠其事，因敌困锦州，急遣张若麒往催战，欲乘间杀承畴胁款，此即向者崇焕杀文龙故智也。再提崇焕杀文龙为胁款之罪，此不惟崇焕非此意，即谓陈新甲欲杀洪承畴，亦恐非新甲本意也。不虞承畴先觉，独入松、杏城死守。若麒计不成，乘月宵遁，陷我六师。旧辅臣谢升见边事大坏，忆督臣傅宗龙临行有“枢臣计专主款”之语，发闻，先帝遂召新甲陛见，切责良久，遍询诸辅，独升对曰：“彼若果许款，款亦可恃。”议遂定，时壬午正月初八日事也。已而遣一瞽者一黜生与马绍愉偕往义州议款。贾卜瞽者周元忠，杨嗣昌议款所用，至是想仍借之。四月归，

虏不具表谢，而复得嫚语，先帝知为所绐，大恨，而款事又败。

建州复书见《东华录》，在明人固应谓之嫚书，然款之败，非以书故，因新甲为家童误付邸钞泄漏也。盖自辛巳张若麒倡逃后，举先帝十五年所鸠集之精锐一旦尽扫，老成谋国之臣，无不私祝，望款事之成，庶几稍有息肩，至天子亲发玺书，下明诏，首臣属草，次辅书真，诫枢臣抚使者而遣之，为使者饬冠剑，连车骑，至塞外，我边臣椎牛酾酒，张筵十六席燕敌使。此事可补史文所略。敌之酋长遣纲纪一美少年、一庞眉皓首之老来会，绝不语及开市事，问之，则云：‘待老憨命。’憨为汗之对音，明人多作憨字。及憨至义州，首诘诸酋长私与中国通，拟杀我使人，译事者为之祈请，叩头乞哀，马绍愉等抱头匍匐窜归，恐彼尚未见憨面，今反饰称亲到沈阳，不几梦中呓语耶？证以《东华录》，绝不如是，爱国斥和者疾视之语，国亡而虚骄自在。以下论新甲他罪从略。

《东华录》：“天聪三年，即明崇祯二年，十二月辛丑，大兵倡北京，上营于城北土地关之东，两翼兵营于东北。侦知满桂、侯世禄等集德胜门，上率右翼诸贝勒前进，又闻瞭见东南隅有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等以兵来援，传令左翼诸贝勒迎击。癸卯，遣归顺王太监赍和书致明主。上率诸贝勒环阅北京城。乙巳，屯南海子。丁未，进兵距关厢二里。戊申，闻袁崇焕、祖大寿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令我兵偪之而营。上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谕曰：‘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遂回营。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付与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榜式达海监收。至是回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执袁崇焕下狱。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毁山海关而出。”云云。此《清太宗实录》所书，以示太宗之善用兵。其方法乃袭小说中之蒋干中计。清太祖时译《三国演义》以为兵书，此时尚得其用，而明帝之不知士大夫心迹，竟堕此等下劣诡道，自坏万里长城，并不言其蜚语之所由来，自矜烛照神秘。虚骄之正人，既不慊于前时遣吊，又不审毛文龙之当诛罪恶，捏其情事为一串，竟称崇焕通敌胁款，至国亡后尚哓哓欲传为信史。《明史》出而稍据《清实录》，于《崇焕传》雪此诬构。近又好据同时人之褒贬以为可信，则不可挟此成见也。

毛文龙东江之兵，始以明廷无饷而借口通商，以违禁物与敌为市，敌乃大得其助，而崇焕治兵，请莞东江之饷，而文龙拒之，以与敌通市为利，又不欲以领饷而暴露其兵额也。崇焕斩文龙，编制其兵，核实其饷，东江正可有为，乃身既被戮，毛兵亦无所依赖，自相屠杀，相率降清。论者又以此为崇焕之罪，不以为杀崇焕者之罪，至今尚纠纷不已，是用揭之。

第五节 崇祯朝之用人

崇祯十七年中，用宰相至五十人。宋开国至元祐初百三十年，至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为相时，始为五十一人。明盛时本无宰相，至中叶以后有相矣，而崇祯中则置相如弈棋，十七年恰得五十人。再论其人格，早年为天启所遗之阉党，后来亲擢之中，入《奸臣传》者有温体仁、周延儒二人。《明史·奸臣传》除马士英之奸在北都亡后，其余只有胡惟庸、陈瑛、严嵩三人，占二百数十年，十七年独得奸臣二人，亦极见促亡之效。孙承宗亦有阁臣之名，而从未任阁事，其它未有一担荷国事者。帝之不任大臣，惟图自用，姑举一事为例：刘鸿训于崇祯元年入阁，《本传》言：“帝初甚向之，关门兵以缺饷鼓噪，帝意责户部，而鸿训请发帑三十万示不测恩，由是失帝指。”又云：“鸿训居政府，锐意任事，帝有所不可，退而曰：‘主上毕竟是冲主。’帝闻深衔之，欲寘之死，赖诸大臣力救，乃得稍宽。以改敕书事戍代州，卒戍所。”夫劝发帑示恩，损上益下，不失为君子之事君，纵未能从，何致遂以此失指？则帝之吝财，犹有万历遗风。闻言己为冲主，即深衔而欲寘之死。自圣至此，又好诛戮大臣，艰危之日，欲以救亡，何可得也？人主虚中求善，来者尚多面谀；示以气矜，正直之士，自知无幸。后来入阁纷纷，以卑劣之徒为多，而所谓奸臣，则温体仁久任至历八年，周延儒亦前后两任，为其较隆重者。帝谓：“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孰知用此亡国之臣者即凿然亡国之君也。贤士大夫受杖获谴相继，不于其中物色一二以自辅，惟奸庸者登进不已，此用相之大概也。崇祯宰相被戮者薛国观、周延儒，遣戍者刘鸿训、钱龙锡，刘、钱尤非其罪。自有阁辅以来，戮死者惟一夏言，崇祯间则再见，岂复有敬大臣之意？

又《乔允升传》言：“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书十七人。薛贞以阉党抵死，苏茂相半岁而罢，王在晋未任改兵部去，允升遣戍，韩继思坐议狱除名，胡应台独得善去，冯英被劾遣戍，郑三俊坐议狱逮系，刘之凤坐议狱论绞，瘐死狱中，甄淑坐纳贿下诏狱，改下刑部瘐死，李觉斯坐议狱削籍去，刘泽深卒于位，郑三俊再为尚书，改吏部，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议狱落职闲住，胡应台再召不赴，继其后者张忻，贼陷京师，与子庶吉士端并降。”此文又见于《刘之凤传》，即所谓《明史》复沓之处。一部如此，他部略可想见。昔之列卿稍有名者，必叙其政绩恩遇，崇祯时之大臣，救过不遑，为国之意盖尠，如之何拨乱而反之正也？

兵部尚书之死于法者，王洽以建州兵始薄京城，下狱瘐死。《史》称洽“清修伉直，雅负时望。遵化陷，再日始得报。帝怒其侦探不明，用重典不少贷。厥后都城复三被兵，枢臣咸获免，人多为洽惜之。”则死固未当其罪也。陈新甲之死，以泄漏款议，对建州有“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心理，而所据以为罪者，则曰戮辱我亲藩七，罪又甚于薄城。战乱所及，藩国被屠，已非兵部专责，不过借此以掩其议款之耻，尤为失刑。

督抚为地方大吏。总督则见《郑崇俭传》：“帝自即位以来，诛总督七人：崇俭及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忭也。”崇俭与张献忠战本胜，以杨嗣昌言其撤兵太早，致师败绩，不俟秋决，以五月弃市。福王时，给事中李清言：“崇俭未失一城，丧一旅，因他人巧卸，遂服上刑。”崇俭冤始白。赵光忭之戮，世亦以为冤。袁崇焕之中建州反间，已见上。古有谤书盈箧，待功成而后留示其人者。丝毫无知人之明，而视任事之臣如草芥，当彼时会，乌得不亡？巡抚则见《颜继祖传》：“终崇祯世，巡抚被戮者十有一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而河南李仙风被逮自缢不与焉。”国事已非，丧师失律，不尽为所犯之罪，为中枢调度不当，所陷者亦多，事各具本传，要之为人不自保而已。

第六节 李自成、张献忠及建州兵事

明自中叶以后，人民起事虽时有，然旋起旋灭，至崇祯朝遂以亡明，盖由外困于建州，内民生日蹙故耳。万历之末，东事既起，饷不足而加赋无已，民失其乐生之心。兵弊于军制废弛，班军困于占役，而京营不足用，卫所之军，亦为豪家供奔走，虽一诸生可役使之，重以隐占虚冒，举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战守。而召募之说兴，于是聚游手好闲，无尺籍可稽之民，假以器械，教之技击，赴警则脱逃哗溃，既穷且悍之众遍于闾里。天启六年八月，《本纪》书：“陕西流贼起，由保宁犯广元。”是时阉党乔应甲巡抚陕西，朱童蒙巡抚延绥，皆贪黩虐民，起事以此日众；且又连岁大饥。崇祯元年十一月，有白水王二通于县役，纠众墨其面，掠蒲城之孝童，韩城之淄川镇。由是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并起攻城堡杀官吏，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复纠众应之，迎祥自称闯王，大梁自称大梁王。迎祥，李自成舅也，其闯王之号，后遂为自成所袭称。

二年春，诏以杨鹤为三边总督平乱，参政刘应遇击斩王二、王大梁，参议洪承畴击破王左挂。会建州兵薄京师，山西巡抚耿如杞勤王兵哗而西，延绥总兵吴自勉、甘肃巡抚梅之焕勤王兵亦溃，乱势益炽。鹤畏之，乃主抚，其有降者给免死牒，安置延绥、河曲间。三月，起事民众更由陕渡河入山西。六月，王嘉胤陷府谷，米脂张献忠应之。献忠，延安卫柳树涧人，隶延绥镇为军，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请于总兵官王威释之，乃逃去。先从神一元领红旗为先锋，及是据米脂诸寨，自称八大王，是为张献忠著名之始。入山西之首领王嘉胤于崇祯四年六月为其同伙所杀，更推号紫金梁即王自用者为魁，与迎祥、献忠共三十六营，众二十余万，皆聚山西。于是迎祥甥李自成与其兄子过往从迎祥。自成时未有名，但号闯将，本米脂人，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幼牧羊于邑大姓艾氏，及长充银川驿卒，善骑射，数犯法，知县晏子宾捕之，将置诸死，脱去为屠。至是从迎祥，是为李自成渐露头角之始。自成之起在献忠后也。

邑大姓艾氏家牧羊。《史》言自成之托始如此。《人海记》录《枣林杂俎》云：“惠世扬，米脂人，万历甲辰进士，历刑部侍郎。李自成故牧卒也，尝给事世扬之家，及僭号，语人曰：‘得惠先生来则甚幸。’因致书，世扬即至，拜右平章，时左平章则牛金星也。自成败，从本朝兵入燕，三年不见用，后放归。绥德副总兵王永强作乱，劫世扬从军，败于朱原镇，永强自缢，世扬不知所终。”据此则邑大姓为惠氏，所牧者马也。世扬名在东林，天启五年杨、左之狱，与赵南星等皆在削籍追赃之列。《东华录》：“顺治四年八月甲戌，左副都御史惠世扬以年老致仕。”是后又降清。

三边总督杨鹤以无功遣戍，洪承畴代之，督诸将曹文诏、杨嘉谟战，所向克捷。后文诏及在籍故锦衣佥事张道濬等，道濬，泽州礼沁水人，张铨子，以难荫。先后为言官论列得罪及他调去。迎祥、献忠等复伪降突渡河，入河南、湖广，逼四川。七年春，以陈奇瑜为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总督，专事平乱，以卢象升为郧阳抚治。奇瑜困迎祥、自成等于车箱峡，自成以计贿奇瑜左右，伪请降，奇瑜遽许之，檄诸将按兵毋杀，所过州县为具糗传送。自成等甫渡栈即大噪，适略阳大众数万亦来会，在在告警，奇瑜坐削籍，而李自成之名大显，与张献忠相埒矣。

奇瑜削籍，洪承畴代，甫受命而东，西宁兵变不得下，迎祥、自成遂攻陷巩昌、平凉、临洮、凤翔诸府数十州县，败官军，戕道员，围陇州四十余日，承畴遣将击破之，遂东走河南，承畴奉诏出关追之。八年春正月，自成等大会于荥阳，由自成倡议，分大众抗各路官军，迎祥、献忠及自成等东出，遂陷凤阳，焚皇陵，势大炽。所树帜大书“古元真龙皇帝”。大饮合乐，声势益张。自此屡分屡合，时败时振，官兵迭有伤亡。九年七月，陕西巡抚孙传庭击迎祥盩厔，被俘死，其众乃共推自成为闯王。十一年春，承畴、传庭合力作战，大破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等十八骑入商洛山中不敢出。其年献忠降，自成势益衰。而辽事亟，承畴改蓟辽总督，传庭改保定总督，而传庭复以疾辞，逮下狱。传庭患失聪，而杨嗣昌劾其托疾故也。自是主持其事者为嗣昌与熊文灿。

嗣昌，湖南武陵人，万历进士。父鹤，天启间，为阉党除名，嗣昌亦引疾。崇祯初，鹤以被逮，嗣昌三疏请代，得减死。既嗣昌历官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诸处，复升兵部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疏陈边事，帝异其才。以父忧去，复遭继母丧。崇祯九年，夺情起兵部尚书。三疏辞，不许。十年三月，抵京召对。嗣昌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工笔札，有口辩，帝大信爱之。前尚书张凤翼柔靡无所规画，嗣昌锐意振刷，帝益以为能，所请无不听，曰：“恨用卿晚。”嗣昌议大举进兵，请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亦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总督总理二臣专任征讨。总督者，总督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洪承畴；总理者，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王家祯。嗣昌握兵柄，承帝眷，以帝急平乱，冀得一人自助，乃物色得大言自诡之熊文灿，而嗣昌挟帝所信任以为之主。

文灿，贵州永宁卫人，徙家蕲水，由进士历官至布政司。崇祯元年，以福建布政司就迁巡抚。福建海上，郑芝龙为渠帅，颇愿受抚，当事谕降之。文灿至，善遇芝龙，使为己用，芝龙屡立功，文灿遂以功擢总督两广军务，仍借芝龙力，最后击刘香死，海上尽平，时崇祯八年。《史·文灿传》：“文灿官闽广久，积赀无算，厚以珍宝结权要，谋久镇岭南。会帝疑刘香未死，且不识文灿为人，遣中使假广西采办名往觇之。文灿盛有所赠遗，留饮十日，中使喜，语及中原寇乱，文灿方中酒，击案骂曰：‘诸臣误国耳，若文灿往，讵令鼠辈至是？’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广西采办也，衔上命觇公。公当世才，非公不足办贼。’文灿悔失言，随言五难四不可以自遁。中使曰：‘吾见上自请之，若上无所吝，即公不得辞矣。’文灿辞穷，应曰：‘诺。’中使果还言之帝。文灿居蕲水，与邑人姚明恭为姻娅，明恭官詹事，又与嗣昌善，知中使誉言，因荐之嗣昌曰：‘此有内援可引也。’嗣昌荐之。十年四月，拜文灿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祯为总理。文灿拜命，即请以左良玉军属己，而大募粤人及乌蛮精火器者一二千人自护，弓刀甲胄甚整。次庐山，谒所善僧空隐，僧曰：‘公误矣。’文灿屏人问故，僧曰：‘公自度能制贼死命乎？’曰：‘不能。’‘诸将有可属大事不烦指挥而定者乎？’曰：‘未知如何也。’曰：‘上特以名使公，厚责望，一不效，诛矣。’文灿却立良久曰：‘抚之何如？’僧曰：‘吾料公必抚，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是为文灿受任之原委。

嗣昌设十面之网，意在主战，与文灿主抚，本不相中。文灿既至，良玉桀骜，不受节制，其下又与粤军不和，大诟，不得已遣还南军，然良玉实不为用，嗣昌言于帝，乃以边将冯举、苗有才五千人隶焉。时嗣昌号建四正六隅策，文灿则决计招降，初抵安庆，即遣人招张献忠、刘国能，二人听命，乃益刊招降檄布通都。又请尽迁民与粟闭城中，期无所掠当自退。帝怒，谯让文灿，嗣昌以既已任之，则曲为之解，仍上疏克期平定，以今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为限。当时任事者，尚有总督洪承畴。嗣昌言于帝：“熊文灿任事仅三月，承畴七年不效，论者绳文灿急，而承畴纵寇莫为言。”帝知嗣昌有意左右，变色曰：“督理二臣但责及时平贼，奈何以久近借之口？”嗣昌乃不敢言。嗣昌建合剿之策，谓必可平定，而专任文灿。文灿则专主抚，所主张本不相合，帝亦不复诘，亦无言者。初，献忠为左良玉军所败，中箭创甚不能战，十一年春，侦知陈洪范隶文灿麾下为总兵，因遣间赍重币献洪范，愿率所部降。洪范以告文灿，受其降。献忠遂据谷城，请十万人饷。文灿又招十三家先后降。嗣昌方以逾期故，疏引罪乞代，帝不许，命察行间功罪，乃盛称文灿功而罪承畴。承畴方与陕抚孙传庭大破李自成，自成走入崤函山中。献忠则在谷城治甲仗，言者知其必反，而帝信嗣昌倚文灿，不为忧。

十二年五月，献忠合十三家一时并起，设伏败左良玉兵。帝闻变大惊，削文灿官，戴罪视事。嗣昌于六月甫由兵部尚书改礼部，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变既闻，上疏请斥，不许。帝以既挠群议用嗣昌，悟其不足倚，而犹冀其一出平乱谢天下，遂命以辅臣督师。再疏辞，不允。以九月杪抵襄阳，入文灿军，听文灿自诉，且檄召文灿所用知府万年策、佥事孔贞会效用军前，而河南巡按高名衡既劾文灿，又劾二人以抚愚文灿不可用。嗣昌发愤疏辩，谓：“廷臣以文灿不能剿贼，诬其无才；不能用兵，诬其无算。文灿特过持重耳，流寇数十百万，不可胜诛，必抚剿并施，方可解散。文灿收拾两年，功已十成六七，独献忠再叛，八营动摇。今以一眚废置，并所用之人訾之，非公论。”此疏见《明史稿·嗣昌传》。以此曲庇文灿，而帝卒重罪之，文灿以十三年十月弃市。

十一年九月，建州又复入边，以宣大、山西总督卢象升督师御之。象升亦以与嗣昌议不合，遂以监军中官高起潜分其兵，又扼其饷，陷象升阵亡。又与起潜比，谓象升不死。有诏验视，赞画杨廷麟得其尸，嗣昌故靳之。遣三逻卒察其死状，其一人俞振龙者，归言象升实死，嗣昌怒。鞭之三百，暴尸八十日而后殓。终嗣昌未死之日，不得议恤。象升以对建州主战，而嗣昌在本兵因与不合陷之，并欲没其死事之烈，此为嗣昌一大罪状。方是时，文灿主抚亦当嗣昌意，嗣昌归功文灿而欲倾承畴。帝以东事亟，召承畴、传庭入援，嗣昌议移承畴督蓟辽，且尽留承畴所率入援之秦兵，属承畴东守。传庭谓嗣昌：“秦军不可留。秦军妻子俱在秦，久留于边，非哗则逃，不复为吾用。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嗣昌不听，传庭疏争之，帝不能用，不胜郁郁，耳遂聋。初传庭入卫，象升方战殁，命代统诸镇援军，请召对决大计，嗣昌以传庭与己多不同，高起潜亦与传庭不协，合而沮之，竟不得入朝。十二年春，承畴与传庭并受命，承畴督蓟、辽，传庭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复疏请陛见，嗣昌大惊，谓传庭将倾己，饬来役赍疏还之，传庭愤甚，耳益聋，不能听机事，遂乞休，嗣昌又劾其托疾。帝大怒，斥为民，下巡抚杨一儁核真伪。一儁奏言非伪，并下一儁狱，传庭长系待决。举朝知其冤，莫敢言。系狱三年，至嗣昌败后，朝士乃交荐起督陕。嗣昌主兵柄时，大将任战者，仅卢象升、孙传庭、洪承畴为最著。嗣昌陷卢死，并仇其死后，陷孙几死，复排洪于外，所倚所庇惟有熊文灿，此其任本兵时之所为也。而其时于颠倒命将是非之外，又有残民以绝国脉之大罪。当万历末，以清犯辽东，三次加派，已驱民走险而致大乱。崇祯间，一再加派，曰剿饷，曰练饷，合前万历末所加名辽饷，共谓之三饷。剿饷、练饷，皆嗣昌主议而帝用之。拥剿饷而不剿，拥练饷而无可练。至清入关而首除三饷，遂取中国，而民已多数安之，是尤为新朝造取代之资矣。谓兵事正殷，非饷不济。清方以兵取天下，较之明以兵守天下者岂不更费武力，然以首革三饷而兴，求之宫廷节约，以养战士，自有其道。明君臣当危亡之时，竭力椓丧，不恤资敌，此固亡国之臣所为，亦岂非亡国之君所信用乎？

当十年三月，嗣昌始履本兵任，议设十面之网，并荐熊文灿为总理，即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其措饷之策四：一因粮，二溢地，三事例，四驿传。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伤残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间土田溢原额外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输资为监生，一岁而止；驿传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崇祯三年，以给事中刘懋请裁定驿站，给邮乘传有额，而河北游民向借食驿糈者无所得食，溃兵煽之，为陕西民变炽盛之始。户部不敢违，议上，帝传谕：“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改因粮为均输，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是为剿饷。帝言累民一年，本以一年为限，而遂为久计矣。

十二年，清兵入边，破济南始返。未解严时，廷臣请练边兵，嗣昌议各镇练兵数至七十余万。帝又采副将杨德政议，练民兵捍乡土，不他调，天下府千、州七百、县五百，汰府通判、州判官、县主簿。府改设练备，秩次守备；州县改设练总，秩次把总。嗣昌以势有缓急，请先行畿辅、山东、河南、山西，于是有练饷之议。

剿饷在嗣昌原议一年即止，饷尽而乱未平，诏征其半。至行练饷时，反并剿饷皆全征。帝虑失信，大学士薛国观、程国祥以为可行，嗣昌复言：“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贫者何害？”帝意遂决。由是剿饷之外，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计辽饷在神宗末为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又增百四十万，后再增剿饷、练饷，计千万，事例所入无定，其数不计入。先后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民不聊生，益起为乱。迨帝知悔前失，用大学士蒋德璟言，诏罢练饷，自成兵已逼城下，有诏而不复能行矣。夫古礼家之说，年不顺成，天地祖宗可以杀礼，社稷神祇可以变置。古者神权最重，而救国只有夺典礼，而不闻可以剥民生。卧薪尝胆，乃有国者自处于极苦，与军民同其生活，自能尽全国之人力物力以度此难关。若曰暂累吾民，君与相以及有禄之士大夫则不受其累，是薪胆之苦只有人民卧且尝也。崇祯间最用事最专且久之杨嗣昌，独为帝所特简，谓非亡国之君而何？

剿饷之用途犹有可指，若练饷之用途实为可笑。各镇就旧兵而抽练之，当时论者即谓九边自有额饷，概予新饷则旧饷安归？边兵多虚额，今指为实数，饷益虚糜而练数仍不足，且抽练而其余遂不问，则旧饷之兵公然不练，而练者又仍虚文，加练饷而边防愈弱矣。至州县民兵益无实，徒糜厚饷。凡此皆以嗣昌主之，且事巨莫敢难也。此皆嗣昌居中用事之亡国成绩也，其督师以后则又有可言矣。

嗣昌入熊文灿军受代，以十月朔崇祯十二年。大誓三军，以左良玉有将才，请拜为平贼将军，报可。良玉既佩将军印，志寖骄，遣使以书谢，嗣昌不悦。会贺人龙败献忠于兴安，请进秩赐奖，欲渐贵之，以抗良玉。良玉知之甚愠。恩威不足以相服，而用术数交斗于将帅之间，武夫无肝胆可共，危急时孰能用命？当是时，官军虽新胜，而嗣昌申养锐之戒，诸将遂无斗志，虽遣将但遥相应，未令合击。代嗣昌为本兵者傅宗龙，克十二月平乱，又数趣分道进兵，嗣昌迁延至岁暮未一战。张琮、贺人龙之捷，本非嗣昌功，其所檄湖广巡抚方孔照遣杨世恩、罗安邦两将攻罗汝才、惠登相者，则全军覆于黄草坪。孔照本屡取胜，至是所部一败。嗣昌以孔照先条上熊文灿主抚之误，心衔之，又忮其言中，遂独劾孔照逮下狱。孔照子检讨以智，伏阙讼父冤，膝行沙 中两年，帝心动，始议前功，减死遣戍，则遇败巧中他疆臣以自免之一事也。嗣昌驻襄阳，既节制各路军，乃以楚地广衍，乱难制，驱使献忠等入蜀，冀因地险蹙之可全胜。又虑蜀兵扼险，恐彼不得入，遂调蜀锐万余为己用，使蜀中罢弱不足支。蜀抚邵捷春愤曰：“督师杀我!”争之不能得。于是献忠遂西。其时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为郑崇俭，由本兵令兼督蜀军，嗣昌亦檄秦军入蜀，崇俭遂以十三年二月率副将贺人龙、李国奇会左良玉，败献忠于玛瑙山。山在达州，由楚入蜀之路。崇俭身在行间，嗣昌远处襄阳，而帝以嗣昌一出即奏捷，大悦，赏功犒师，悉归功嗣昌。既而捷春以嗣昌弱其兵，秦师入蜀者，又以崇俭奉命还关中，亦噪而西归，蜀无防御之力，献忠等尽萃蜀中。楚将奉嗣昌令追献忠入蜀者，败于土地岭。献忠攻蜀各郡县，嗣昌果委罪蜀军，斩蜀将邵仲光，而劾捷春逮下狱论死，捷春仰药死狱中。捷春清谨有惠政，被逮日，士民哭送，竞逐散来逮官旗，蜀王亦疏救，不听。则嗣昌不任弃蜀之罪而巧陷他疆臣之又一事也。蜀既陷，嗣昌为自免计，已陷捷春，又奏崇俭撤兵太早，削其籍。迨嗣昌败死，帝尚恨崇俭不与嗣昌犄角共平乱，逮下狱，不俟秋后，以五月弃市。南都时，给事中李清始讼其有胜无败，而为他人巧卸、遂服上刑之

冤。则嗣昌既陷蜀，而凡稍能军之疆臣皆为卸罪之故连陷以死之又一事也。

帝于嗣昌始终眷注，慰劳赐敕，犒师发帑，一再相望。嗣昌以献忠等尽入蜀，身率师尾之，檄诸将邀击，令俱不行。下令降者授官，惟献忠不赦，擒斩者赉万金爵侯。翊日，军府自堂皇至庖福遍题：“斩嗣昌献者，赉白金三钱。”嗣昌骇愕。嗣昌小有才，躬亲簿书，军行必自裁进止，千里待报，常失机会。郧阳抚治王鳌永尝谏之，不纳，旋奏罢鳌永而代以袁继咸。鳌永上书于朝曰：“嗣昌用师一年，荡平未奏，非谋虑之不长，缘操心之太苦。天下事，总挈大纲则易，独周万目甚难，况贼情瞬息更变，举数千里征伐机宜尽出一人，文牒往返，动逾旬月，坐失事机，无怪乎经年不战也。其间玛瑙山一捷，督辅本号令良玉退守兴安，若必遵之，无此捷矣。陛下任嗣昌，不必令与诸将同功罪，但责其提衡诸将之功罪；嗣昌驭诸将，不必人人授以机宜，但核其机宜之当否；则嗣昌心有余闲，自能决奇制胜，何至久延岁月，老师糜饷哉？”鳌永所陈，颇中嗣昌之病。帝令中枢饬嗣昌，嗣昌性所偏，不能从也。鳌永明亡后降清，入《贰臣传》。献忠等既横行蜀中，由蜀南而复西。十四年正月，嗣昌统舟师下云阳，檄诸军陆行追击，诸军惟猛如虎蹑其后，与战黄陵城，大败，献忠入楚。嗣昌檄良玉兵，不应，献忠乃轻骑一日夜驰三百里，抵襄阳，诱启城门，执襄王。献忠坐王堂下，予之酒曰：“吾欲斩杨嗣昌头，嗣昌在远，今借王头，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尽此酒。”遂害王。襄阳故熊文灿所驻，嗣昌来代，以其地为重镇，设守甚备，竟被破之。嗣昌在夷陵，惊悸，上疏请死，下至沙市，又洛阳已陷，福王亦遇害，益忧惧，遂不食，以三月朔日死。廷臣交章论列，嗣昌已由郧抚袁继咸、河南巡按高名衡以自裁闻，而其子则以病卒报，莫能明矣。廷臣论嗣昌罪，帝终念之，赐祭，令有司护柩还籍，且论前功，进太子太傅。后献忠陷武陵，发其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妇柩，其子孙获半尸改葬焉。

嗣昌在中枢，在内阁，所倚者熊文灿，所忌而陷之者卢象升、孙传庭。其才苟在平世，未尝不可供簿书文墨之用。要其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尤根本误在柄国而不知恤民，与帝同一受病，谓其甘心祸国，有何等赃污渎职，则非也。帝固以此信之，嗣昌亦以此自信。其子山松，后作《孤儿吁天录》，到处为乃父辩诬，言其有劳无过。当清修《明史》之日，冀以此涂饰史馆诸人耳目，为作佳传。馆臣未受其误，然当时固有受误者矣，潘耒《遂初堂集》有《阅孤儿吁天录》诗云：“是父有是子，忠孝声不坠。信史垂千秋，公论未宜废。”等句。竟颠到黑白至此！

建州之为明患，清太宗之继承太祖，由天命改称天聪，乃在崇祯改元之先一年。其对明屡言愿和，亦未必非蓄锐持重本意。自袁崇焕遣使通吊以后，任事者亦非无欲和之意，在明欲休民整军，实宜许和而修内政。乃力已不竞，必争虚骄之气，欲建州屈身归罪，而后宣赦受降，其势不能。于是君臣间务为掩耳盗铃之计，意实愿和，而有人揭明和字，必引为大耻，谴责任事之臣，朝野议论，亦以言和者为卖国大罪，劫持君相，君相又无知己知彼之定力，始用反间而杀袁崇焕，使天下误信为以言和受戮。既而陈新甲在兵部主和，而帝意亦向之，惟意在委其事于本兵，或者外有虚骄之浮言，即可谴本兵以自盖其丑，君臣间先有此等巧卸谬见。一闻新甲扬言主和已得帝允，则发怒杀之，天下亦多以为主和当杀。危急时一听不负责任者之意气用事。又敢于敲剥国中，驱民走险，以自剿绝其命，此所以童昏之武宗、熹宗不亡国，时未至也；思宗而欲免于亡，非于任人恤民两事加意不可，乃俱反之，独自谓“非亡国之君”，此其所以死而不悟其非也。若自知所为足以亡国，或尚有一线之望耳，乃至殉国之日，犹曰“朕非亡国之君”，可谓至死不悟矣。至后人亦谅其非亡国之君，则美其能殉社稷，固应善善从长也。

自熊文灿主抚，杨嗣昌受代督师，皆与张献忠为相涉。李自成之起在献忠后，闯王之号本袭高迎祥旧称，迎祥与献忠为同起。至自成露头角，在车箱峡一役，用计得出险，事在崇祯七年六月。八年正月，陷凤阳，燔皇陵，自成从献忠求皇陵监小阉善鼓吹者不得，怒偕迎祥辈入陕，而与献忠分途。献忠独东下。自成在陕与洪承畴军久周旋，自成兄子过与高杰，皆为所部勇悍善战者，屡败官军，既而杰降承畴。九月，承畴与自成大战渭南、临潼，自成败，遂复偕迎祥出朱阳关，与献忠合，陷陕州，攻洛阳，出入豫、皖之间。而是时卢象升新授总理江北、河南、湖广、四川军务。九年春，自成、迎祥等方南犯，已临江，犯江浦、六合不得逞，西攻滁州，象升自凤阳会诸路师来援，大破之于朱龙桥。时官军屡衄，诸将畏惧不前，象升激以忠义，军中尝绝粮三日，象升亦水浆不入口，以是得将士心，战辄有功。迎祥等再入豫、楚、秦、蜀之交，纷集山谷，迄不能平。迎祥与自成由郧、襄山谷再分道入陕，迎祥趋兴安、汉中，自成走延绥，犯巩昌，一再败官军，自成势复振。会廷议推孙传庭为陕抚，乃遣将击斩据商洛之整齐王，躬督军破迎祥，迎祥被擒，时在九年七月。自成继迎祥为闯王，李闯之称实始于是。

当传庭督战关中之日，正清太宗大举入塞之时，清兵由喜峰口入，蹂躏畿辅，京师戒严。卢象升入援北去，改任宣大总督，承畴、传庭任军事，屡获胜，而荆、襄改任熊文灿为总理，与杨嗣昌相倚，主招抚。献忠以受抚借饷养锐，自成则为洪、孙所迫入商洛山中，一时势焰稍衰。十一月九日，清兵再入边，嗣昌在本兵，既陷卢象升致战死，又忌孙传庭逮之下狱，而调洪承畴督蓟辽，平乱之军事一委之熊文灿。于是自成、献忠复起。至文灿罪状昭著，嗣昌自出督师，入蜀多与献忠接触，而自成独走河南，收集众多，得阉党尚书李精白子信，以曾发粟活饥民，为民所德，归自成为之号召。又有卢氏举人牛金星、卜者宋献策皆归之。改李信名岩，听其言，散所掠财物振饥民，有“迎闯王，不纳粮”之词，儿童相歌以煽动，从自成者日众。福王常洵封于洛阳，拥厚赀不恤士，自成至，营卒与通，陷其城。自成颇得饥民爱戴，一再围开封不克。会杨嗣昌已累败而死，复起孙传庭于狱中，时在十五年正月。传庭方日夜治军于关中，自成三攻开封，监军御史苏京趣传庭出关，传庭上言兵新募不堪用，帝不听，不得已出。九月抵潼关，开封已陷。自成西行逆秦师，传庭军先胜后败，天大雨，粮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冻且饥，故败，谓之“柿园之役”。传庭败归陕西，计守潼关，扼京师上游，且军新集，不利速战，益募勇士，开屯田，缮器积粟，督工严急，秦民苦之。秦士大夫乃相与哗于朝，言“秦督玩寇”。十六年五月，朝命兼督河南、四川军务，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赐剑，趣战益急。传庭不得已，叹曰：“往不返矣，然丈夫岂能再对狱吏？”诀妻子，再出师。时自成方据襄阳，号襄京，署置官属，自称新顺王。集议所向，牛金星劝走京师，杨永裕请下金陵，断北方粮道，顾君恩独曰：“金陵居下流，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桑梓地，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先取之立基业，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进战退守，万全无失。”自成从之。乃集众谋渡河，传庭分兵防御。既迫于朝议出师，遂与自成战，大破之于郏，几禽自成。会天大雨，道泞，粮车不进，自成以轻骑出汝州截粮道，传庭乃分军，自率军迎粮，其守营军于传庭既行，亦争发，自成军遂蹑其后，官军大败。传庭至潼关，不复振。十月，自成陷潼关，传庭死之，自成遂达成入关之谋。传庭两出师，皆为雨所败，亦天时人事相会以助自成，遂竟亡明。或言传庭不死，帝疑之，不予赠荫。不半载，京师亦不守矣。

自成入潼关，列城不攻自破，遂攻西安，守将开门纳之，执秦王存枢以为权将军，余宗藩及文武大吏死或降相继。乘胜取宁夏，下庆阳，执韩王亶塉。攻兰州，甘肃巡抚林曰瑞死之，进陷西宁，于是肃州、山丹、永昌、镇番、庄浪皆降，全陕皆没。十七年正月庚寅朔，定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先得西安及属城时，已改其故乡延安府曰天保，米脂曰天保县，清涧曰天波府，至是改己名曰自晟，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设天佑殿大学士，授牛金星，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官。复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刘宗敏以下九人，伯刘体纯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定军制：有一马儳行列者斩之，马腾入田苗者斩之。籍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兵政侍郎杨王休为都肄。出横门至渭桥，金鼓动地。令弘文馆学士李化鳞等草檄驰谕远近，指斥乘舆。先是自成既下全陕后，乃遣兵渡河陷平阳，杀宗室三百余人，进陷各县，至是多望风送款。二月，自成自渡河，破汾州，徇河曲、静乐，攻太原，执晋王求桂，巡抚蔡懋德死之。北徇忻、代，宁武总兵周遇吉战死，并边东陷大同，杀代王传，代藩宗室殆尽。攻宣府，总兵姜瓖降，巡抚朱之冯死之，遂趋阳和，由柳沟逼居庸，总兵唐通、太监杜之秩迎降。三月十三日焚昌平。先遣人辇重货或贾贩都市，或充部院掾吏，刺探机密，朝廷有谋议，数千里立驰报，而兵部发骑往探，辄勾之降，无一还者。游骑至平则门，京师犹不知。十七日，环攻九门，门外先设三大营悉降。京师久乏饷，乘陴者少，益以内侍，内侍专守城事，百司不敢问。十八日，攻益急，既降之宣府监视太监杜勋，自成遣缒入见帝，索禅位。帝怒叱之，下诏亲征。日暝，帝所尊信之太监曹化淳启彰义门，自成军尽入。帝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曰：“苦我民耳!”归乾清宫，令送太子及永王、定王于戚臣周奎、田弘遇第，剑击长公主，趣皇后自尽。十九日天未明，鸣钟集百官，无至者，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

于山亭，帝遂崩，明亡。综帝之世，庙堂所任，以奸谀险谄为多且久，文武忠干之臣，务摧折戮辱，或迫使阵亡，或为敌所禽。至不信外廷，专倚内侍，卒致开门引入。而当可以恤民时，君臣锐意刻剥，至临殉之日，乃叹曰“苦我民”，使早存此一念，以为辨别用人之准，则救亡犹有可望，乃有几微大柄在手，即不肯发是心，犹不自承为亡国之君，何可得也！

第七章 南明之颠沛

《明史》成于清。清入北都，早正位号，即不以明后为有国家之传统。自古征诛得国，如汉之于秦，明之于元，为民除暴，无须假借于所胜之朝。元之于宋，与清相类，其于宋后，犹列二王于瀛国公之次，附本纪之末，明乎其为宋之君也。清历世为明属，受官借势，并于急难时赐居边内以保存之，其与明，较元之与宋有间。至其修史，乃深没南明，颇为人情所不顺。当《明史稿》成时，南明三主，已援元修《宋史》例，止称三王，然不次于本纪之后，而特于诸王传之外，特辟《三王传》，自为一卷，犹见其与寻常诸王不同。至正史成，而三王各附入其始封之王后，为其嗣王，位置与他嗣王等，则更掩其保明遗统之迹矣。今特矫而正之，叙事虽不能详，名义要不可终晦也。

第一节 弘光朝事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帝后殉国。四月十二日己巳，凶问至南京，时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勤王在浦口，诸大臣会议立君，仓猝未定。亲藩中福王、潞王避兵在淮上。前侍郎钱谦益、郎中周镳、兵部佥事雷演祚入说兵部侍郎吕大器，言：“福王立，虑修衅三案。”大器遂与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移牒可法，言：“福王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曰贪，曰淫，曰酗酒，曰不孝，曰虐下，曰不读书，曰干预有司；潞王贤明，当立。”可法亦以为然。凤阳总督马士英潜与阮大铖计，议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送福王至仪真，于是可法等迎王。王名由崧，父常洵，以神宗爱子始封福王。

此为南都定策时已开众正被摈之隙。三案之衅，皆涉郑贵妃及福王。今之嗣福王立，将为东林患，固微属东林私意，但积久之国衅，亦自以消弭为宜，且其七不可之说，实有所见，观后来弘光不道，尽应其语。以伦序言，福王为神宗孙，乃烈皇从弟；潞王为神宗侄，乃烈皇从叔，其可嫌者甚微，而潞王两世皆以轻财急公闻，详具本传，所谓贤明者不妄。明祚危悬丝发，择君宜急，不得谓尽缘东林党见也。故主立潞王者多为殉国正人。马、阮成心翻覆，挟福王为奇货，并以七不可之议告王，使与诸正人构怨，罪以二心，由是诸忠尽斥外。马、阮当权，怂恿弘光为祖母复仇，尽翻逆案，促使南都一年而覆。若拥立稍得其人，当时明室气脉相续，人望尚归一，号令易行，即清人亦有顾忌，未尝不以南北分疆为幸，何敢遽期统一哉？南都一下，情势大变，既立福王，必至于此。一废一兴，天实为之，论明事者不能不叹息痛恨于马、阮矣。

五月戊子朔，王入南京，谒孝陵及懿文太子陵，谒奉先殿，以西华门外内守备府为行宫。百官进见，王赧然欲避。史可法陈战守大计，当素服郊次，发师讨罪，示天下以必报仇之义。王唯唯不能答。庚寅，初三日。王就监国位，发大行皇帝丧，大赦，免新加练饷及崇祯十二年以后一切杂派，并十四年以前各项钱粮实欠在民者。旋以史可法、高弘图、马士英入阁，士英仍督凤阳。方廷推阁臣，诚意伯刘孔昭以附和士英有拥立功，攘臂欲并列，众以本朝无勋臣入阁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议起废，推郑三俊、刘宗周、徐石麒，孔昭独举阮大铖，可法以先帝钦定逆案沮之。士英闻以阁臣仍督师之命，大怒，以可法七不可书奏之王，而拥兵入觐，拜表即行，可法遂请督师，出镇淮扬。丙申，初九日。士英入朝。戊戌，十一日。群臣劝进。先是，张慎言主即正位，可法以太子存否未确知，或南下，姑徐之。至是急劝进，遂定十五日壬寅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于是刘孔昭讦奏张慎言定策时有二心，高弘图、姜曰广皆乞退，太常少卿李沾又劾吕大器二心。初可法、弘图、曰广、慎言等皆宿德在位，将以次引海内人望图治，而士英结操江刘孔昭、总兵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等趣可法督师，留己辅政。以定策时有异议为二心，使诸宿德皆不安。而极力引大铖，大铖名在逆案。士英特言其山中致书与定策谋。又令孔昭及侯汤国祚、伯赵之龙等攻慎言，而荐大铖知兵。大铖复结太监韩赞周，因以遍结群阉，备言东林与郑贵妃、福王之相厄，以倾可法等，而盛称大铖才。遂命大铖冠带陛见，旋以中旨起为兵部添注右侍郎。都御史刘宗周力争，乞寝成命，有旨切责。未几，大铖兼右佥都御史巡阅江防，不数月而升尚书，悉引逆案中人，遍布言路，结勋臣刘孔昭辈，尽罢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高弘图、徐石麒诸大臣。士英独握大柄，一听大铖，日以锄正人、引凶党为务。清兵南下，可法以闻，士英大笑不止。人问其故，士英曰：“此史公妙用也。岁将暮，将吏应叙功，军资应稽算，此特为之地耳。”侍讲卫胤文窥士英指，论可法督师为赘，即擢胤文兵部侍郎，督高杰所部兵以分督师之权，可法益不得调遣诸镇，束手于北兵之来矣。

其生衅于内以挠边备者，左良玉拥兵镇武昌。福王之立，马士英结高杰等江北四镇居为功，良玉不预闻。既而监国诏至，诸将或劝帅兵东下，不奉诏，良玉虽不从，而迟迟不遽拜诏。九江总督袁继咸书至，言福王伦序之正，邀同入朝，乃开读如礼。马、阮以继咸疏论老成当用，举刘宗周、黄道周等名，士英恨其剌己。继咸又为姜曰广辩诬。湖广巡按御史监良玉军之黄澍劾士英，士英遣缇骑逮之，继咸为澍申理。士英积怒，遇所陈奏及题用监司郡县官悉停寝，而大铖在兵部，于继咸奏调部将给敕时索贿愈苛。马、阮党屡劾继咸。有御史黄耳鼎者，劾继咸诬以劝良玉立他宗，良玉不从，冀构继咸、良玉之隙，而良玉常以不拜监国诏自疑，闻疏语益惧。弘光元年三月，有称崇祯太子者至南都，朝廷指为伪，锢之狱中。士民不满弘光之政，藉藉谓士英等朋奸导王，谋害故太子。黄澍又在良玉军中日夜言太子冤状，请引兵除君侧恶，士英又以憾继咸裁上游诸军饷，良玉大憾，上疏请全太子，斥士英等为奸臣，并移檄远近，声士英罪。士英惧，乃悉遣阮大铖、朱大典、黄得功、刘孔昭等率兵御之，又檄江北刘良佐等兵从以西上。时清兵日南下，廷臣有言亟守淮扬者，士英厉声叱言：“若辈东林犹借口防江，纵左逆入犯。北兵至犹可议款，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死耳。”力排备御淮扬之议。会良玉死，其子梦庚真反，连陷郡县，至采石，得功与相持。大铖、孔昭方虚张捷音，以邀爵赏，而清兵已破扬州，史可法殉，直逼都城，弘光出走太平奔得功军。士民破狱出所谓故太子者立之。数日而清兵至，勋戚及大臣挟以出降。刘良佐在降将中，请于清帅豫亲王多铎，追擒弘光自劾，及之芜湖，得功自刎，良佐挟弘光归，南都亡。隆武时上尊号曰圣安皇帝。明年五月，弘光被害于北京。永历时上谥曰安宗简皇帝。弘光在位，政由马、阮，其所自为之事，惟亟选淑女，思听梨园新声。自崇祯十七年五月即位，八月间以母妃命大选淑女，群阉借端肆扰，隐匿者至邻里连坐。兵科给事中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黄纸贴额，持之以去，闾井骚然，明旨未经有司，中使私自搜采，甚非法纪。御史朱国昌亦以为言。乃命禁讹传诳惑者。寻复使太监李国辅等分诣苏、杭采访，

民间嫁娶一空。是年除夕，御兴宁宫，怃然不怡，侍臣请故，曰：“后宫寥落，且新春南部无新声。”内监韩赞周泣曰：“臣以陛下令节思皇考先帝耳，乃作此想耶？”又元夕上自张灯，赞周曰：“天下事正难措手，卧薪尝胆，犹恐不胜，躬此琐屑胡为？”曰：“天下事有老马在，汝不必多言。”清兵至，各城闭门，集内官问计，韩赞周劝以亲征，不听，集梨园子弟杂坐酣饮，漏二鼓，与内官数十人跨马出通济门而去。

故太子之狱，当时哗然谓太子为真。以今考之，上年冬，太子已见于北都，清廷亦以为伪而杀之，有太子外祖周奎一家先与相认，并长公主亦在奎家，兄妹相见大哭，则此为真太子也。后周奎出首，清使明故妃嫔宫监杂辨，凡言真者杀之，自无敢辨其非伪者。且《清实录》于顺治元年五月，摄政王入北京时，书改葬明帝后及袁贵妃，后又书明熹宗妃任氏等发见，给予收养，并无袁妃其人，乃于辨识故太子时，又忽书袁妃与其事，盖以袁妃为太子庶母，自应能识太子，不比天启任妃之疏远。任妃乃客氏养女，所以蛊惑熹宗者，其人流落民间，旋自出乞恩，且曾冒充天启皇后，为内监高永寿识破。此人求媚于清，而以太子为伪，自在意中。清乃又伪托为袁妃，致《实录》前后矛盾。盖北都所杀太子为真，南都太子实伪，但南中士民痛恨弘光，益盼太子为真而坚信之耳。逮刘良佐挟弘光回，南都市民至夹路唾骂，投以瓦石。以此为救亡图存之主，宜其难矣。故无论北向中原，即欲仅成偏安之局亦不可得，不能不谓马、阮之拥立为速斩明祀之因也。南都伪太子一案外，又有伪妃童氏，弘光之所不认，士民则皆以为帝之蔑伦失道。事不甚系兴亡，欲详当读南明专书。马、阮之归结，或言降清后有通福京文据被诛，或言马自走死，而阮则尚有导清兵炮攻金华以报私憾之事。亡国大罪人，即一死亦不足蔽辜，传闻纵有异词，于罪恶无所轻减也。

第二节 隆武朝事附绍武建号

隆武帝讳聿键，为明疏属，原嗣封唐王，太祖第二十三子唐定王 之后，父器墭为唐世子。祖端王硕熿，惑于嬖妾，欲立其爱子，囚世子十余年，王年十二从囚。世子为其弟毒死，地方守道知府怵端王以事露获罪，惧而请立王为世孙，王年二十八矣。逾三年，崇祯五年，端王薨，王嗣位。九年八月，京师戒严，王率护军勤王，又杀其两叔。事闻，下旨切责，部议以擅出境罪，废为庶人，安置凤阳高墙。凤阳陵阉索贿不得，用祖制墩锁法困苦之，有司廪禄不时，资用乏绝，王病几殆，妃曾氏刲股疗之始愈。南都立，大赦，出高墙，礼部请复故爵不许，命徙居广西之平乐府。乙酉五月，行抵杭州，南都已覆，王劝潞王监国，不听。时镇江总兵郑鸿逵、郑彩自京口，户部郎中苏观生自南都胥会于杭。鸿逵、彩与王语及国难，沾泣襟袂，奇之，使所部卫王入闽。既而杭州文武大吏以潞王降清，二郑全师回闽，与巡抚张肯堂等议奉王监国。弘光元年六月甲戌，二十三日。次浦城。闰六月癸未，初二。各官迎谒于水口驿，南安伯郑芝龙、礼部尚书黄道周及肯堂三上笺劝进。丁亥，监国福州。鸿逵又议：“不正位无以厌众心，杜后起。”丁未，二十六日。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隆武，以福建为福京，福州为天兴府。上少遭患难，慨然以复仇雪耻为务，布衣蔬食，不御酒肉，敕司礼监：“行宫不得以金玉玩好陈设。”器用瓷锡，帏幄衾褥皆布帛，后宫无嫔御，执事三十人而已。郑芝龙进美女十人，留之而绝不御。中宫懿旨选女厨十人，上以为扰民不许。素好读书，博通典故，手撰三诏《登位诏》。与《鲁监国书》，群臣皆莫能及。在凤阳幽禁时，遭吏虐几殆，淮抚路振飞疏请加恩罪宗，置吏无状者石应诏于法，登极后感旧恩，募能致振飞者赏千金，秩五品。振飞至，拜太子太保，吏、兵二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开储贤馆，定十二科取士，以苏观生领之。爱郑芝龙子郑森才，赐国姓，改名成功，命提督禁旅，即延平王也。是时宗室诸王流窜南方，臣民奉之建义者如云而起，其不忘明则同，而属望不一，无统摄号令可行，已与南都初建时物情迥异。义师前仆后继，徒为忠臣义士以死殉国之归宿。其稍能支持者，则以浙东张国维、朱大典、孙嘉绩等奉鲁王以海监国于绍兴，赖海上风涛能限戎马，入海中自保甚久。此外则倏起倏仆，亦有甫谋起事而已败死者。时李自成已一据京师而败；张献忠乃独霸于川中，以崇祯十七年之冬，十一月庚子十六日。据成都，称大西国王，大顺元年。自成死后，其众推其兄子锦为主，同自成妻高氏，归于湖广督师何腾蛟，一时增兵十余万，其属皆授总兵官，赐锦名赤心，高氏弟一功名必正，号其营为“忠贞营”，此军遂为南明之主力矣。

隆武之为君，胜于弘光者不可以道里计，而事势之不及弘光时亦不可以道里计。东南财赋之地，无一足资统摄之人，起义者数十百起，均散漫，徒供清军荼毒，稍能自立之鲁监国，即与福京势不相下，何以尊国势而御外侮？此不能尽责两方之不顾大局，其威信不素立，名分不前定，同时起事，拥戴者各认所主，无天然折服之道也。弘光时则惟定一君，又惟以南都为应建国之地，故使得南都建号者早为隆武，至少可偏安暂定，以后各视机会为进退。天生马、阮以破坏之，使明臣无择君之余地，则其不欲一姓再兴，若冥冥中有主之者矣。鲁与福京之龃龉别见第四节《鲁监国事》。

隆武帝之恭俭，承弘光之后，亦若崇祯之承天启，而其见短之处，亦正与烈皇相类。《明史·路振飞传》：“王每责廷臣怠玩，王即谓隆武帝。振飞因进曰：‘上谓臣僚不改因循必致败亡，臣谓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兴也。上有爱民之心，而未见爱民之政；有听言之明，而未收听言之效，喜怒轻发，号令屡更，见群臣庸下而过于督责，因博览书史而务求明备，凡上所长皆臣所甚忧也。’其言曲中王短云。”此可知其人君之度矣。帝始为郑氏所拥戴，闽中兵事惟郑氏擅之。芝龙以海盗受巡抚熊文灿之抚，至是拥众在闽，兄弟进侯封，子侄居显职，自负勋望，与辅臣黄道周争班列，欲占其上，不得则与廷臣不睦。又张战守兵数，饷不能给，则设助饷事例，大鬻官爵。趣使出兵，则以饷绌为辞。黄道周以武臣无出兵意，自请以使相募兵江西，为进取计。既行，帝决意亲戎，而兵事皆掌于郑氏。帝将行推毂礼，芝龙乃以弟鸿逵为帅，从子彩为副，分向浙、赣，出关未越五百里，疏报饷竭而还。何腾蛟纳自成之众，兵势既盛，乃遣人迎帝入楚，杨廷麟方以兵部尚书领忠诚社兵驻赣州，迎帝入江西，各为恢复计。原任知州金堡陛见，言腾蛟可恃，帝决出赣州后幸楚。隆武元年十一月，下诏亲征。十二月甲申，初六日。发福京。壬寅，十九日。督师黄道周败绩于婺源，被执。清兵克抚州，渐迫赣南。

二年，即清顺治三年。正月己酉朔，帝在建宁，以三大罪自责，不受朝贺。江、楚迎驾疏相继至，帝决出汀入赣，与湖南为声援。郑芝龙使军民数万人遮道号呼，拥驾不得前，表请回天兴，帝不得已驻延平。芝龙有异心，其子成功不附，对帝言：“受恩义无反顾，愿效死。”帝嘉之，封为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时三月戊申朔也。是日，黄道周殉节于江宁，报至，恸哭辍朝。道周与弘武朝史可法皆纯忠大节，为万世钦仰，道周学问尤高，学者称石斋先生，邃于《易》，著述极盛，世称其能前知云。帝趣出师，郑氏不应，吏部尚书张肯堂疏请北征，乃加少保，兼户、工二部尚书，总制北征军，实无一卒。肯堂孙茂滋，家居华亭，起义而败，亡命入闽，言吴淞败卒犹相保聚，招之可集。肯堂请帝由浙东亲征，己以舟师抵吴淞，招诸军为犄角，芝龙复尼之，不克行。五月丙午朔，清兵逼赣州，杨廷麟、万元吉固守。是月，浙东江上兵溃，清兵以六月一日渡钱塘江，鲁监国航海去，浙之陆地绍兴、金华、衢州、严州皆陷，张国维、朱大典等皆死。郑鸿逵闻警遁入关。芝龙即通款于清降臣洪承畴，托言海寇至，撤兵回安平，守关将士皆随去，仙霞岭空无一人。帝犹择日赴赣州，清兵过衢州。帝于甲午二十一日。出延平，宫眷皆骑，犹载书十余簏以从。次日乙未，清兵入仙霞关。丁酉二十四日。取延平，守土之臣多死之。清统兵贝勒询知帝由汀州趋江右，自取福京，而遣降将李成栋追帝。庚子二十七日。抵汀州，明日五鼓，有数十骑称扈跸者，突入行宫，从官福清伯周之藩、给事中熊纬皆斗死，帝后皆遇害。或曰清兵挟帝后归福州，后至九泷投水死，帝死于福州。十月，赣城闻汀州之讣，全城气索。丙子，初四。城破，杨廷麟、万元吉、郭维经、杨文荐等皆死之。永历帝立，遥上尊号曰思文皇帝。丁酉春，上谥曰绍宗襄皇帝。

绍武讳聿，隆武帝第四弟，隆武改元，封唐王以主唐祀。闽事败，浮海至广州，镇将林察迎之。时两广总督丁魁楚已奉永历帝监国肇庆。故大学士苏观生先由隆武帝遣募兵南安为入赣地，自南安遣主事陈邦彦奉表劝进，贻书魁楚欲与共拥戴事，魁楚拒之。乃自南韶旋师广州，与旧辅何吾驺等以十一月癸卯朔拥王监国。丁未初五。立为皇帝，称号绍武。以都司署为行宫，封拜拥立诸人，观生独掌军国事。按日举行幸学大阅郊天祭地诸巨典，一月覃恩数次，举朝无三品以下官。凡宫室服御卤簿，仓卒不办，通国奔走，夜中如昼，至有假冠服于优伶者。永历帝闻王建号，遣给事中彭耀、主事陈嘉谟至广州谕止，复召见观生所遣劝进之陈邦彦赍敕继行。耀、嘉谟备陈天潢伦序及监国先后，并责观生诸人甚切。观生怒，执杀二人。邦彦闻之不敢入，遣人以敕授观生，观生遣师拒桂兵于三水，为桂总督林佳鼎所败。佳鼎乘胜东下，广州总兵林察招海盗数万人战海口，佳鼎败死，肇庆大震，观生意得，遂务粉饰为太平。降将李成栋率清兵自闽入广，下惠、潮，即用两府印移牒广州报平安，观生信之不为备。十二月丁亥，十五日。王方视学，百僚咸集，俄报清兵逼，观生叱之曰：“昨潮州尚有报，安得惑众妄言！”斩报者。

已，兵自东门入，始召兵，不能集。城陷，王被获，安置东察院，馈之食不食，曰：“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于地下？”遂投缳死。观生亦自缢，官属从死者数人，而何吾驺率众降。

第三节 永历朝事

永历帝，神宗孙，桂端王常瀛少子，讳由榔。端王于天启七年就国衡州。崇祯十六年，张献忠陷衡州，走广西，居梧州。南都亡，广东在籍尚书陈子壮将奉端王监国，会隆武帝立，议遂寝。端王薨于梧，长子安仁王由 袭封，居肇庆，未几亦薨。隆武帝以由 弟永明王袭，即帝也。帝盖于崇祯九年先封永明，至是袭封，诏中有“天下王之天下”语。又尝语群臣：“永明王神宗嫡孙，统系最正，朕无子，后当属之。”隆武二年八月，汀州变闻，总督丁魁楚、巡抚瞿式耜与巡按御史王化澄等议监国，旧臣吕大器等先后至，佥谓王统系正，贤而当立，乃以十月十四日丙戌监国肇庆，颁诏楚、滇、黔、蜀，魁楚、式耜、大器皆为大学士，化澄以下进爵有差。壬辰，二十日。湖广督抚何腾蛟、堵胤锡奉表劝进。以马吉翔、郭承昊、严云从、吴继嗣为锦衣卫使，以前太监王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坤肆恶崇祯时，弘光时亦任事，入闽不用，至是复见任。宫宦卫使有承平时宿弊。是月，清兵取兴化、漳州，守臣皆死之。十一月癸卯朔，赣州败报至，魁楚、王坤奉王奔梧州，式耜不能止。丁未，初五。闻苏观生以唐王称帝于广州，魁楚奉王以甲寅日十二日。还肇庆。十八日庚申，即皇帝位，仍称隆武二年，改明年为永历元年。十二月癸酉朔，郑成功以父芝龙降清，劝止不听，走海上起兵，鸿逵义而从之。甲戌，初二。林佳鼎为广州兵所败，内批以王化澄代佳鼎督师。王坤复疏荐人望数十，给事中刘鼒疏论坤，夺鼒官，御史童琳言事，下廷杖，式耜力持之，得寝。盖阉人用事，内批、廷杖等旧习，寖寖复行之。旋广州败报至，式耜请守峡口，不从。丁酉，二十五日。王坤又趣帝奔梧州。是月，清兵在蜀败张献忠，献忠死于西充凤凰山，余部孙可望等陷重庆之佛图关，渐入黔。

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正月癸卯朔，帝在梧州。十六日戊午，李成栋以清兵取肇庆，帝奔平乐，瞿式耜从，诸臣多弃上自去，丁魁楚降于成栋，旋为成栋所杀。式耜奉帝由平乐如桂林。成栋尽取广东属郡，又取梧州、平乐、浔州。王坤又请帝入楚，式耜止之不得，请暂驻全州，疏言：“半年之内，三四播迁，兵心民心，无不惶惑。我进一步，敌亦进一步；我去速一日，敌来亦速一日。若去而不守，即拱手送敌，请得以身留桂。”乃进式耜文渊阁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留守桂林，以焦琏兵隶之。二月丙戌，十五日。帝幸全州，时定蛮侯刘承胤自武冈以兵入卫，驻全州。清兵取长沙，何腾蛟退衡州。孙可望连陷贵州列郡。三月乙卯，十四日。清兵攻桂林，式耜率琏拒战，破之。清兵既退，承胤援兵至，反与琏兵主客不和，相击斗，大抢而去。承胤逐王坤，名尊朝廷，劫驾幸武冈，改其州为奉天府，政事皆决焉，跋扈遂不可制。李成栋闻桂林有主客衅，再来犯，焦琏复大破之，桂林获全，成栋不复来窥。八月，琏复收阳朔、平乐，陈邦傅复梧州，全桂稍定。方择日迎驾返桂林，而降将孔有德、耿仲明等以清兵又由湖南克宝庆，逼奉天，刘承胤降，帝走靖州，又如柳州，复奔象州。式耜连疏请还跸桂林。清兵又连取永州、辰州，逼全州，何腾蛟御却之，复逼梧州，帝欲走南宁，道阻，乃还桂林。

二年，顺治五年。正月丁酉朔，帝在桂林。是日，降将金声桓偕其党王得仁以南昌叛清来归。得仁又克九江，寻引还。会声桓攻赣州，而桂林有郝永忠败兵入掠之乱，式耜被劫出城。帝走南宁，何腾蛟入援，清乘之取全州。式耜、腾蛟复入桂林。清兵直抵桂林北门，腾蛟督焦琏等大破之。闰三月，清历作四月。李成栋又以广东叛清，劫总督佟养甲来归，乃迎驾还肇庆。腾蛟亦复取全州、永州、衡州，诸军更连复宝庆、常德。既而军帅内哄，争驻军地不相下，尽弃湖南新复州县，楚事遂不可为矣。

三年，顺治六年。正月庚申朔，帝在肇庆。戊寅，十九日。清克南昌，杀金声桓、王得仁，江西复陷。又陷湘潭，腾蛟死之。二月甲寅，二十五日。长沙复陷。乙卯，二十六日。李成栋兵溃于信丰，溺死。初，江、广反正，楚军奏捷，中外谓兴复可期，一朝崩溃，举朝大骇。是时滇中孙可望已由巡抚杨畏知招使归款，滇境尚为明有。四年顺治七年。正月乙卯朔，帝尚在肇庆，清兵旋陷南雄，帝出奔。清兵至韶州，南澳总兵吴六奇降，进逼广州，帝至梧州。十一月，清克广州，遂入桂林，瞿式耜、张同敞死之，大臣之忠正者尽矣。帝奔浔州。五年顺治八年。二月，帝在南宁，孙可望遣兵至，杀大学士严起恒等，挟封秦王，并杀大学士杨畏知，自是政在可望。九月，陈邦傅诱杀宣国公焦琏，率浔州数叛将降清。帝闻报，发南宁。十月，次新宁。十二月，清取南宁，帝走土司中，孙可望遣兵迎扈，请移跸安隆。六年顺治九年。二月，帝至安隆所，改名安龙府。可望奏遣所部李定国拒清将孔有德，刘文秀拒吴三桂。七月，定国复宝庆、全州，有德走桂林，定国攻拔之，有德自杀，执叛将陈邦傅父子，送贵阳可望所诛之。文秀亦取叙州，三桂走绵州，进拔重庆。赏恢复川、楚功，封定国、文秀皆为王，而可望骎骎有篡国意。帝在安龙，日益穷促，将吏罕人臣礼。马吉翔掌戎政，宦官庞天寿督勇卫营，谋逼上禅位可望。可望又自设内阁六部官，尽易旧印，立太庙，享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右则可望祖父，拟国号曰后明。帝闻之忧惧，遣人密敕定国，谋出险。可望亦忌定国，袭之而败，相持不发。自六年顺治九年。至十年，帝皆在安龙，时清已为顺治十三年矣。其间于八年二月，可望闻密敕事，遣人至安龙胁帝索主谋者。帝谓必外人假敕宝所为，可望杀大学士吴贞毓等多人。帝在安龙，涂韦薄以处，日食脱粟。守将承可望意，更相凌逼，挟弹乘马，直入宫门，文吏乘舆过殿，呵之不下。九年冬，仍改安龙为安隆，岁造开销银米册报可望，称：“皇帝一员月支若干，皇后一口月支若干。”帝亦隐忍之，苟延残喘而已。

十年顺治十三年。正月，可望复遣兵袭定国于南宁，为所败，降其众三千人，遂进趋安龙。可望知定国既决裂，必至安龙卫帝，三月，遣所部白文选将兵迎帝入贵州。太后闻之哭，从官皆哭，文选心动，故缓行候定国至，与连和，奉帝走云南，抵曲靖。守滇者刘文秀，亦怨可望，因偕扈入省垣，沐天波迎驾，帝即居可望第。沐氏世镇云南，当北都既陷，所在蠢动，云南元谋土司吾必奎反，连陷郡县，天波檄各土司讨之。既定，而后至之阿迷土司沙定洲听奸民艳称沐氏世守之富，于隆武元年十二月朔，入城辞行，呼噪焚劫，天波逸而家属尽死，赀产尽被劫，省城为所踞。伪疏达福京，行镇守府事，悉兵追天波，陷列城。时杨畏知为金沧副使，以好语绐定洲，又为天波筹策，得保楚雄、永昌两地，与之相持。石屏人龙在田为副将，退窜大理，始尝从熊文灿军，文灿受张献忠降于谷城时，与献忠部下多相识，献忠死，可望入黔，逼滇境，在田使人告急乞援，可望乃入滇。定洲久围楚雄，畏知坚守不下，可望来围解，与可望战大败，遁归阿迷，可望遂据云南，故省城有其第。阿迷地险，可望遣刘文秀攻不下，定国攻之，乃尽灭沙氏，故定国兵强，遂非可望所能制。定国亦归心于帝，可望篡夺之谋惮不敢发。及是，定国合文秀、文选与天波同奉帝都于滇，改云南府为滇都。可望虽怒，而以家口在滇，未敢反。明年夏，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帝归可望妻子。七月，可望反，定国、文秀御之。文选先归黔，至是纠可望部下马进忠等悉反正，可望狼狈归黔，挈妻子奔长沙降清。帝自入滇，稍具国体，追上弘光、隆武两朝尊谥等事，皆十一年四月朔事也。自此至十二年顺治十五年。之冬，帝皆在滇都。清于十二年二月，命贝子洛托、都统卓布泰偕降臣洪承畴、吴三桂、线国安分楚、蜀、粤三路取云贵。会永昌有反者，定国讨平之，清兵入黔不及救，遂失贵州地。至十月，清三路师皆会平越，势不可敌，定国部署诸将力抗。十二月，定国战败，清兵直抵曲靖，定国奔还滇都，请上出幸。时刘文秀已前死，遗表请帝入蜀；定国主入湖南蛮中；天波主走腾越入缅甸，众多是天波。定国泣请留太子慈煊督师，以牵制缅甸，帝犹豫不忍别幼子，乃尽发滇都，定国以大兵殿后，国势既摇，人心思叛，可望余党纠众谋劫定国，定国严备之。百官扈从男妇马步数十万人，日行不过三十里，兵士乏食，取之民间，所在逃避，御前供顿缺，庶僚贫病，离次不前，乘舆奔播之艰，不可言矣。

十三年顺治十六年。正月癸巳朔，帝次永平。乙未，初三日。清兵入滇都。丙申，帝驻永昌，下诏罪己。定国还前所赐督师黄钺，请削秩，不许。清兵益逼，定国遣兵扈上入腾越，身率大军继，渡潞江，相视磨盘山之险，设三伏以待追兵。三桂果入伏。忽大理寺卿卢桂生来降，泄其计，三桂大惊，以炮发其伏，所设之伏遂失序，清兵不尽覆，犹丧都统以下十余将，精卒数千，定国亦损兵而奔。诸军在滇境踞险设守者，闻定国走，皆遁。帝先自腾越出奔，行二日，闻磨盘山之败，定国远逃，踉跄逮夜犹行，迷路大谷中，群臣妻子不相顾，乱兵劫掠，火光烛天，惊扰奔驰，及天明仍在故处，而贵人宫女已失去过半。乃决意入缅，而清兵亦惩于磨盘山之役，惮险不敢穷追，留三桂镇云南，班师。帝至缅境囊木河，天波谕缅人奉迎具表如常仪。既居缅，天波谋拥太子返入铁壁关，调度各营为声援，王后不可，不果行。定国以帝入缅甸，君臣俱困异域，日益为缅人所轻无益，闻白文选在木邦，就之谋再举。文选意在卫帝，意不合，自率所部入缅，缅人以兵来拒之，文选与战不胜，亦不得入。定国在孟艮集溃兵，势稍振。从臣后至者与帝相失，帝尚驻井梗，诸臣径抵缅都阿瓦城。缅人以文选之兵亦前抵阿瓦阻还，疑来者复有异图，发兵围之，有被杀者，有自缢者，亦有降缅者，有流入暹罗国者，有被安置远方者，久之无存焉。三桂兵至姚安，文武往往出降。天波在内谋奉帝出缅，辄为马吉翔等所沮，定国、文选及诸遗臣在外，屡以兵迎帝出缅，缅人不允，从臣亦多不愿行，辄为缅人所使，以帝命止兵。帝于永历十三年四月，缅人备龙舟鼓乐，迎于井梗，移跸阿瓦。至则于城外五六里者梗地有草庐十余间，奉帝居之，编竹为城，守兵百余人，从臣自备竹木，结宇聚处。久而与之习，短衣跣足，与缅妇之来贸易者杂戏，踞地喧笑，呼卢纵酒，缅人益轻之。其冬十月戊子朔，尚颁历于缅。十四年，顺治十七年。正月丁巳朔，帝在者梗。其秋，文选举兵迎帝，帝居者梗，为阿瓦之旧城，缅王居新城。文选抵阿瓦，隔新城不得达者梗，急攻新城垂克，缅人诒缓师以城奉帝，稍撤退，缅复固备，再攻反为所败，望城痛哭而去。而帝左右招权纳贿，以官为市，马吉翔用事，醉梦如故，庶僚贫者饥寒蓝缕，大臣有三日不举火者。吉翔辈以语激帝，帝掷皇帝之宝，令碎之以给从臣，典玺太监李国用叩头不奉诏，吉翔与李国泰竟錾以分饷，拥赀自赡不顾也。有蒲缨者，大开赌肆，昼夜呼卢，帝焚其居，缨赌如故。华亭侯王维恭与杨太监拳殴喧欢，声彻内外，俱为缅人所哂。是年，清议省云南俸饷，撤旗兵归，裁绿营额。三桂乃请索帝于缅，绝后患。清帝重其事，戒勿轻举，而三桂为拥兵计，力持之。十五年，顺治十八年。正月辛亥朔，帝在者梗。丁巳，初七日。清世祖崩，己未，初九月。圣祖即位，以明年为康熙元年。定国、文选方连兵迎跸，缅人阻之，与战，大破缅兵，斩其将边牙。临金沙江，缅人尽烧其江船，据险设炮以守。定国等粮少气沮，退驻海滨。三桂檄缅人献帝自效，缅王不允。王弟弑

其兄自立，来索贺礼，且言供给之劳，以七月十六日邀当事大臣渡河与盟，辞不赴。逾二日再至，请盟后得贸易自便，毋使我国久奉刍粟，既盟需饮咒水为信，故请大臣尽往，乃行，缅人缚而骈杀之，自黔国公沐天波以下四十二人皆遇害，存者惟帝与太后以下二十五人，其余宫眷及诸臣妻缢死者累累，从官未遇害者亦多自缢，凡自缢有名氏可记男女二十二人。八月，定国、文选次桐坞，以十六舟攻缅，缅人凿沉其五，文选为部将所挟先引还，定国不得已，亦退还孟艮。九月，三桂以清兵追帝于缅甸，用降将马宝单骑说文选降。十二月丙午朔，三桂驻兵缅境旧晚坡，帝以书责之，词甚哀切。越二日戊申，缅人舁上暨太后中宫以献。见三桂，责问之，三桂不觉屈膝愧汗，自是不复见。总兵邓凯前以疾不与咒水之祸，至是从帝被执归，劝帝自决，帝未允。明年，清康熙元年三月十三日丙戌，三桂以帝还云南。四月十五日戊午，辇帝及太子出，以弓弦绞于市。太子时年十二，死时亦能骂贼。定国闻滇讣，躄踊号哭，表上帝祈死，于六月十一日生辰病作，谓其子嗣兴及部将靳统武：“毋降清。”越数日卒，统武亦卒，嗣兴竟以所部降，而定国遂为永历朝最后之忠臣。邓凯入昆阳普照寺为僧。帝在缅末叶之事多其所述。

第四节 鲁监国事

鲁王讳以海，太祖第十子鲁荒王檀之后，兄以派崇祯九年嗣封。十二年，清兵入边，破兖州，以派被执，死。十七年十二月，乃以王嗣封。京师陷，诸王皆南下。弘光元年四月，命移驻台州。五月，南都不守。六月，浙中潞王亦降。闰六月，九江道佥事孙嘉绩、吏科都给事中熊汝霖起兵余姚，兵部尚书张国维起兵东阳，刑部员外郎钱肃乐起兵于鄞。鄞首遣举人张煌言奉笺赴台，请王监国。同时，宁波各县以兵以饷来归者数起，旬日复上笺，而国维等表亦至，迎王即日移驻绍兴，部署卿贰庶官，列兵江上，画地戍守。总兵方国安自浙西来，王之仁故为定海总兵，由定海会兵者，与浙东义师屡战清兵皆捷，浙西义师亦蜂起，然不能进取杭州，已失机会。未几，分地分饷之议起，地丁正饷尽予方、王正兵，义兵取给义饷，待富户乐输，交争不平，而国安尤横暴，并取义饷。时隆武帝立于闽，颁诏至，将吏恇惑，谣称将避返台州。国维亟驰还，令勿宣诏。与汝霖议，以唐、鲁均宗室，无亲疏之别；义兵同举，无先后之分，一称臣则江上诸将须听命于闽，无号令可行；肃乐则谓大敌在前，未可先自相仇，宜权称皇太侄报命，议大不合。卒如国维指以报，而闽、浙成水火。煌言受官为行人，自请充使赴闽释嫌。用内臣安凤仪、李国辅兼制军饷，饷更不可问。十一月，监国劳军江上，驻西兴，筑坛拜方国安为帅，各营佥听节制。国安遂檄初派支应义饷之鄞县、奉化不得应给，义军饷绝，肃乐以忠义相激，尚不敢叛。而马士英、阮大铖先后窜入国安军中，请朝见，不许。十二月，监国回绍兴，以谢三宾为礼部尚书，入阁办事。三宾，鄞人，故官太仆，家极富，清兵下浙西，往纳款归。至肃乐起义于鄞，三宾密书贻王之仁曰：“翕翕訾訾，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稚绅和之，将军以所部来，斩此七人，则事定矣，某当奉千金为寿。”稚绅谓肃乐年未四十，六狂生则诸生董志宁、陆宇、张梦锡、华夏、王家勤、毛聚奎，首倡义邀肃乐集绅议事，而拒已受清命之降官者也。肃乐亦遣人劝之仁来归。之仁两答之，约期至。至则会乡老出三宾书，数其罪。三宾叩首乞命，愿出万金助饷。至是，贿监国妃父张国俊，入政地，外倚方、王势，内通安、李二阉，与马、阮相呼应，遂表里作奸。方、王中之仁非国安比，见江上事阘冗，疏言：“义师初起，人人有直下黄龙之志，一败后遂欲以钱塘为鸿沟，天下事尚何忍言！臣愿率所部沉船决一战，今日欲死犹及于战，他日即死恐不能战也。”

不报。肃乐疏陈利害，言：“国有十亡无一存，民有十死无一生。”监国亦深然之而无如何，但加肃乐官以慰之，力辞不许。余姚知县王正中进县人黄宗羲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命颁行民间。铸“大明通宝”钱。

监国之立，由浙东文士，不习兵事，而拥兵者为方国安、王之仁。之仁虽忠烈，卒能殉国，然其争饷自擅，固武夫恒态，义师为所窘而溃，数月间事耳。其间已用阉人，徇外戚，无大志可知。颁历、铸钱等事，行之井井，固文人之所为也。

监国元年，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正月，遣使奉书入闽。三月，谍言清兵由海道来，移肃乐守海口，久之无所得饷，乃与孙嘉绩合疏请以兵归武臣，身并从军自效，温旨慰留。诸帅嫉甚，诬其贰于闽，遣客刺之。肃乐乃弃军拜表行，监国骇叹，令往海上偕石浦、舟山镇将张名振、黄斌卿等作窥吴计。清兵入钱塘，国维、之仁拒之，获胜，遂围杭州，不克而还。隆武帝亦遣使来犒师，为方国安部兵所杀。或曰马、阮嗾国安为之，构闽、浙之隙。乃命国维分兵备闽。四月，清兵隔江炮击国安营，破其厨灶，国安以为天夺其食，遽拔营走绍兴，劫王南行，将投闽，而马、阮衔弗纳之怒，劝献监国降清，遣人守监国。守者病，监国得脱，趋海门航海去。国维退守东阳，江上师尽溃，时新举义者纷集，亦皆散去。清兵取绍兴，士大夫抗节死者甚众。义乌亦破，国维死之。王之仁入海，沉其妻孥，由松江至南京，抗言于洪承畴而死。朱大典守金华不下。国安、马、阮降清，为清兵攻金华。大铖先在金华被逐，知其城有不固处，导国安炮攻之，遂陷，大典发火药全家自焚死。监国出海时，石浦守将张名振以舟师扈行。至舟山，黄斌卿不纳，乃入闽。时福京已陷，隆武帝已殂，郑彩以军入海。十一月，监国至厦门，郑芝龙已投清，令彩执监国归顺，彩不可。既而成功起兵海上，亦驻厦门，意不欲奉监国，仍用隆武年号，郑彩乃奉监国改次长垣，是为江上溃后第一次监国入闽。

监国二年永历元年，清顺治五年。正月癸卯朔，监国在长垣，海上诸军及闽陷后遁入海之遗臣皆来会。二月誓师，攻取闽、浙沿海郡县，时有得失，而占地较广，军声颇振。其冬，颁监国三年历，而成功亦颁隆武四年历，于是年海上遂有二朔。三年，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监国在闽安镇，郑彩专政，监国无如何。三月，清调两广、江、浙之兵进迫，尽陷诸城，仅存宁德、福安两邑，义师中士大夫多殉节者。六月，兵部尚书大学士钱肃乐卒。四年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正月，监国次沙珵。三月宁德破。四月，福安破，闽地悉陷。六月，张名振复健跳所，遣使奉迎。七月监国复入浙，次健跳所，郑彩弃监国去。九月，名振等讨黄斌卿，诛之。十月，监国驻舟山。是冬，遣使乞师日本，不得请而返。五年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正月，监国在舟山。至明年秋，清大举攻舟山，名振奉监国捣吴淞，以牵制清闽督陈锦之兵，以大学士张肯堂留守。九月，舟山陷，肯堂以下死义者烈且众。清兵相谓：“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阴、泾县合舟山而三耳。”名振还救不及，与大学士沈宸荃、兵部侍郎张煌言扈王再入闽，次厦门。郑成功以礼待监国颇厚，既而稍衰，依成功者累年。成功犹敬煌言，煌言亦极推其忠。七年，永历六年，清顺治十年。煌言间行入吴淞，寻招军天台。明年，会名振之师入长江，趋丹阳，掠丹徒，登金山，望金陵遥祭孝陵，以救永历帝之急，烽火连江，江南震动。约上游相应，而失期不至，退次崇明。是年去监国号。明年，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煌言、名振再入江，掠瓜洲、仪真，薄燕子矶，上流终不应，仍东返。是年名振卒，遗言令部下属煌言，煌言始有军。监国既去号，称鲁王，移南澳。至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清徙舟山之民，煌言复以军居之。上年三月，永历帝由安龙入滇都，以李定国、刘文秀力脱孙可望之厄，稍自振。鲁王去号后通表入滇。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帝遣使进郑成功延平郡王，并加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成功隆武、永历两朝旧臣，煌言则从鲁监国归命。其时存鲁王为明一线之传于海上者，成功实据澎湖、厦门、金门等岛，为之地主，而以寓公礼奉鲁王。其始终从监国，由劝进而从亡，由筹策而督军，为鲁延命脉于海上者煌言一人而已。清两江总督郎廷佐以书招之，煌言复书反以廷佐为明勋旧之裔，劝令反正，其书尚传于世。

永历十二年秋，成功兴师北伐，煌言以师会，而以监军为称号，抵浙境，攻破乐清、宁海等邑。比次羊山，飓风碎巨舰百余，义阳王者亦溺焉，成功废然返。其冬，清兵迫滇都，永历帝奔永昌。明年，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帝自永昌入腾越，遂入缅甸，李定国与吴三桂有磨盘山之恶战，虽未为获胜，又却清兵不出边者两年。而成功、煌言大举救滇，于是年五月入江，抵京口，夺瓜洲，围镇江，与清军大战，金鼓与江声相沸腾，士卒皆殊死斗，濒江列城，震惧走降相继，是为镇江之捷。煌言以偏师先下仪真，且与成功部将劝据镇江断南北之冲，使南都坐困，成功不从，煌言遂掠上游，取江浦，受芜湖降。成功以大军攻南都。煌言相度形胜，分军一出溧阳窥广德，一守池州截上流，一拔和州以固采石，一入宁国以逼徽州，传檄郡县，大江南北，相率送款，郡则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宜城、宁国、南陵、太平、旌德、泾县、贵池、铜陵、东流、建德、青阳、石埭、含山、巢县、舒城、庐江、建平、高淳、溧阳，州则和州、广德、无为，凡得四府三州二十二县。煌言考察官吏，黜陟廉明，江楚鲁卫人士多诣军门受约束。成功薄金陵观音门，清兵得黔中凯旋之师济之，守益固。成功轻敌，纵酒弛备，煌言与甘辉苦谏，以严城师老，猝不得拔，必生中变，令改图，复不纳。七月壬午，二十三日。清兵由仪凤门穴城出，衔枚疾走，直捣中坚，别以骑兵数万绕山后夹攻之，成功军大败，甘辉马蹶被擒死。成功退攻崇明不下，弃而归，煌言亦弃芜湖，转辗行皖南山中，由徽州达严州、台州，招集散亡，驻闽境之沙关，告败于行在。永历帝专敕慰问，进煌言兵部尚书，并以逊居国外，手敕命鲁王仍监国，成功意不欲，未行。自江南败归，成功以海上势日蹙，乃谋拓地海外。台湾时为荷兰国人所霸占，以明年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三月，由澎湖渡台，取赤嵌城，攻荷兰所踞之王城，久不下。煌言屡劝成功争内地为恢复计，成功不从，攻荷兰王城，至岁杪乃下。又明年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清世祖崩，圣祖继立后，煌言尚亟劝成功出师，以台湾新定，未能应。煌言乃遣人入郧阳山中纠故十三家军，使之扰楚救滇。十三家亦已衰，无能为用。是年十二月，缅人生献永历于吴三桂军。明年清康熙元年。五月，成功亦卒于台。煌言大哭曰：“吾无望矣！”会闽南诸遗老以成功卒，谋复奉鲁王监国，煌言喜，劝成功子经继父之志，经不能复振。明统已不存，煌言乃散军居南田之悬岙，从者只数人。清犹购缉之，不能得，系累其妻子族属以待。旋募得其故校，使投舟山为僧，以伺煌言。南田无粮，蓄一舟出籴米，故校识其舟子，侦得煌言迹，盖舟子以故校本隶煌言，又已为僧，意其为世外故人而不避之也，遂为所劫而吐实。以甲辰七月十七日潜入煌言所居，尽劫诸人去。清帅礼待劝降，不从。九月初七日刑于市，从者皆殉。故校得官巡海，为义士所刺死，明乃无人。十一月辛卯，十六日。鲁王殂于金门，明亡，时为清康熙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