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靖难以后明运之隆替

此当分对外、对内两方观之。又仁、宣两朝，蒙业而治，为明代极盛之时，承成祖之所得而其功未坠，沿成祖之所失而其弊亦未形，即并入此一节叙述之。

一、对外成祖以马上得天下，既篡大位，遂移其武力以对外，凡五征漠北，皆亲历行阵。假使建文承袭祖业，必不能有此。此明一代之侈言国威者无不归功于永乐之世也。今摄其要略述于下：

安南，自古本中囯地，古称交趾，《山海经》有交胫国，其时不过谓南方有此人种，非有封建而使之立一国也，南荒不入版图之地而已。至秦统一中国，遍设郡县，安南遂为秦之象郡，汉初为南越赵佗所属。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为安南都护府，属岭南道，始有安南之名，然已为羁縻地，与腹内郡县有别。历五代至宋，皆为土酋世有，而臣服于中国。宋初封为交趾郡王，待遇更高。南宋孝宗时封安南国王，盖为称国之始，历元至明。洪武元年，以开囯遣使宣谕，二年来贡请封。时安南王为陈氏，名日煃。明往封之使至，日煃已卒。当嗣者再奏请封，既而国中篡弑相寻。数传之后，至建文元年，其国相黎季犛弑数主，卒取陈氏而代之，并称帝改元。永乐元年，奉表称己为陈氏之甥，囯人乐推，权理国事。明就封之，而其旧臣裴伯耆来奏季犛父子弑逆，并由老挝宣慰司送其前王裔陈天平至。四年，命送天平归国。季犛迎候于境上，诱至险隘处，地名芹站，袭杀天平并明送使薛，护送之军将黄中等败还。乃大发兵讨之。总兵官征夷将军朱能道卒，即命副将军张辅代之，大破黎氏，尽擒其父子，时在五年五月。既克安南，访陈氏后，国人言已为黎贼杀尽，乃夷为郡县，设都布按三司，分全国为十五府，曰：交州、北江、谅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镇蛮、谅山、新平、演州、又安、顺化，分辖三十六州，一同八十一县。又直隶州五，曰：太原、宣化、嘉兴、归化、广威，分辖二十九县，要害之地，咸设卫所。府与直隶州之名，各书互有出入，盖初设以后，互有升降，所据先后不同，此从《明史·安南传》。得地东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有奇，获蛮人二百八万七千五百有奇，象马牛、米粟、船艘、军器各巨万。六月癸卯，命张辅访交趾人才，礼遣赴京，除黎氏一切苛政，放免刑人，居官者仍旧，与新除者参治。又诏访山林隐逸、明经博学、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廉能干济，下及书算兵法、技艺术数，悉以礼敦送，至京录用，先后奏举九千余人。既设布按二司，又命行部尚书黄福并掌布按二司事，建设军民大小卫门四百七十二。逾年，安南复有反者，人思陈氏，颇相煽动。黄福请益兵，黔国公沭晟往，败绩；再命张辅往，诛叛首简定。辅在安南自永乐六年至八年，召还，余贼未平，留沭晟镇之。安南陈季扩仍与官军累战，互有胜负。朝廷招降季扩等，各授以文武官职，不赴任，掠如故。九年正月，命张辅再出师，迭破贼。直至十二年八月，陈季扩伏诛，安南始平。辅留镇安南，以前转饷久在安南之大理寺卿陈洽，加兵部尚书，替理军务，辅三擒伪王，福有威惠，交人怀之。十五年冬，辅召还。十六年，黎利复反。时代辅镇安南者为李彬，而以中官马骐监其军，责贡物于安南，安南人苦之，叛者四起，以黎利为最剧。骐又掣官吏办贼之肘，颇有良吏遇害者，骐又诬黄福有异志，成祖虽不以罪福，而以久劳召福还，代以陈洽。洪熙宣德间，官军累失利，将帅不睦，各拥兵自卫，洽争之不得。宣德元年十一月，官军大败，洽奋马突阵死。宣宗先尝议弃安南，仍使自为一国，廷臣或赞或否，至是复议之。乃使黄福访求陈氏后，黎利复连败官军，又遣人奉表称陈氏有后名暠，乞加封。上问群臣，张辅以为不可许，蹇义、夏原吉亦言不宜隳成功，而杨士奇、杨荣主罢兵息民，遂复安南国。

元帝于洪武三年殁于应昌，《明史》书崩，谥之曰顺帝。其实，元尚以帝制自居，国中自有谥号，明修《元史》不载，清修《明史》亦未补著耳。《日下旧闻考》据朝鲜史称，元帝北奔后，谓之北元，其有大事，亦颁诏高丽。时尚未改称朝鲜。顺帝之谥曰惠宗，其子爱猷识里达腊嗣，改元宣光。是年克应昌，元嗣主遁归和林，获其子买的里八剌，封为崇礼侯以招元嗣主。时王保保方拥众谋恢复，招之不得，数用兵亦不能深入，北兵亦屡来攻。七年秋，太祖以嗣主未有子，遣崇礼北归以谕之，亦无效。十一年，嗣主卒，囯人谥曰昭宗。买的里八剌改名脱古思帖木儿嗣立，永乐六年，成祖以书谕蒙古可汗本雅失里，有云：“高皇帝于元氏子孙加意抚恤，来归者辄令北还，如遣脱古思归为可汗，此南北人所具知也，云云。”故知即为买的里八剌。改元天元，仍时扰塞上。二十年，克海西，纳哈出降。二十一年，北伐，闻脱古思在近塞捕鱼儿海，即应昌。袭之，获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官属甚众。脱古思偕长子天保奴遁还和林，未至，为其下也速迭儿所弑，并杀天保奴，此后谥号遂不传于世。又五传皆被弑，但知最后之世名坤帖木儿，为部人鬼力赤所篡，乃去帝号称可汗，去国号称鞑靼。至永乐六年，鞑靼知院阿鲁台以鬼力赤非元裔，杀之，迎元后本雅失里立为可汗。成祖谕本雅失里书：“自元运既讫，顺帝后凡六传，至坤帖木儿，未闻一人善终者。”成祖以书谕令降，不从。七年，复遣使往，被杀，乃命淇国公邱福等征之，大败，五将军皆没。明年，帝亲征，时本雅失里与阿鲁台君臣已各自为部，连战均败之。师还，阿鲁台遂来贡。越二年，本雅失里为瓦剌蒙古别部在河套者。马哈木所杀，立答里巴为汗。阿鲁台请内附，乞为故主复仇，帝封阿鲁台为和宁王。十二年，帝征瓦剌，大败其众，马哈木遁。自是阿鲁台去瓦剌之逼，数年生聚，畜牧蕃盛，渐骄蹇，时来窥塞。二十年春，大入兴和，即张家口。诏亲征，阿鲁台遁，焚其辎重，收其牲畜而还。归途并讨兀良哈，以其助逆，捕斩甚众，兀良哈降。明年，复亲征阿鲁台，出塞后，闻阿鲁台为瓦剌所败，部落溃散，遂班师。明年，二十二年，阿鲁台犯大同、开平，复议亲征，四月发京师，阿鲁台遁，深入，不见敌，穷搜无所得，各军以粮不继引还，是为五度阴山矣。六月甲子，班师，七月

辛卯，崩于榆木川。其后，宣宗宣德三年，复亲征兀良哈，斩获凯旋。至英宗正统十四年，王振复挟帝亲征瓦剌也先，遂有土木之变。

成祖劳于军旅如此。然明之边患，太祖之防边深意，则由成祖坏之。当时惟以元后为大敌，视东北诸部蔑如也。最大之失，因欲篡夺，而惧国内之军不尽为用，既劫宁王，乃起大宁所属兀良哈三卫，饵之以利，使为己尽力，遂转战得大位，即弃大宁以畀三卫，而开平、兴和势孤，久之俱不能不弃。太祖时分封诸子，使以全力开辟东北者凡有六王，燕王在北平，谷王在宣府，宁王在大宁，辽王在广宁，韩王在开原，沈王在沈阳。成祖以燕藩起兵，以后惟恐强藩在边，兵力难制，尽徙五王于内地，以北平为京师而己镇之。韩、沈本尚未之国，韩改平凉，沈改潞州，宁为靖难兵所劫而南，辽、谷皆以燕叛自归京师。谷王后以开金川门纳燕师，成祖德之；辽王则以为贰己，待遇颇有厚薄。但各徙封，辽由建文时已徙荆州，遂仍之；谷改长沙；宁改南昌。东北无防、边境内缩，宣府、大同亦失势，乃欲尽力招降女直，多设卫所，冀与兀良哈三卫并为一区，而别设奴儿干都司以控制之，又用中官亦失哈主其事。亦失哈之劳师远出，《明史》又以其为经略女直，为清室所讳言，遂不见于《史》。至清末由吉林将军委员探黑龙江北之路，乃于伯利之永宁寺发现亦失哈两次碑记，颇载规画奴儿干都司之事。日本人以为大好史实，证明明代东北疆域之广，绝非如清世记载所云，并疑亦失哈尚是元之内监，颇侈其功绩。其实不然，亦失哈盖海西女直人，成祖用以招致女直，遂历次帅师以往，直至宣德、正统年间，为老于东事之人，遂久为辽东镇守太监，土木变时，尚镇辽东。其设都司之事，久已无成，兵出海西，颇为女直所袭杀。宣德之末，乃决罢其远征，只于开原之三万卫寄一奴儿干都司空名而已。东北无重镇，建州既强，遂移明祚。亦失哈事迹略见于宦官《王振传》中。英宗被执以后，女直蠢动，朝廷虑亦失哈同与为变，乃召还京，距元亡已八十余年，亦失哈尚以辽东镇守太监被召。其所以屡至极边者，自是明廷之威力；所以无成，正缘宦官无远识。明列帝不能用贤将帅图此事，其时总辽东兵者巫凯、曹义，相继数十年，尚为名将，而开边之事偏任宦官，遂终罢弃进取之策。日本人疑为元代宦者及震其远略，皆以意度之之说，《明实录》可考其详，即《明史》亦尚有《王振传》可据也。

二、对内成祖之不隳明业，在能遵太祖整饬吏治之意。自永乐以来，历洪熙、宣德三朝皆未之改，故能固结民心，后世虽有祸败，根本不遽摇撼。当太祖时，重赏重罚，一闻守令有不贤，立予逮问，至则核其实；若以守官被谤，立予升擢，反跻显秩。故亲民之官，不患公道之不彰，不以权贵为惮，天下多强项之吏，略已见前。永乐以降，所用公卿，其历外任时，率多循良之绩，其专以爱民勤政著者，若周新等一《传》二十余人，皆有异政，此尚不在《循吏传》中，盖又为循良之特殊者。至《循吏》一《传》，有目者三十人，附《传》者至多。《吴履传》附二十五人，《高斗南传》附十三人，以上皆太祖时。《史诚祖传》附四人、《谢子襄传》附二人、《贝秉彝传》附五人，以上皆永乐时。《李信圭传》附二十人，皆洪熙、宣德至正统时。皆秩满以民意奏留者。此类官亦有作伪，宣宗时发觉两人，罪之。自后部民奏留，必下所司核实。《李骥传》附五人，历洪、永、洪、宣时，同以宣德五年为奉特敕之郡守。《赵豫传》附七人，历永乐至正统时。《范希正传》附七人，皆宣德、正统时。盖全传百二十人，宣德以前六十余年间得百人以上，正统至嘉靖百三十余年间得十余人，隆、万五十余年间仅两人，天、崇两朝则无一人，吏治之日降可知矣。宣德以前，尚多不入《循吏传》之循吏，正统以后，公卿有吏绩者亦极少，嘉靖以后，则更不足言。正统初，三杨当国，多循宣德之旧政，故其以前之待贤长吏，直以国脉民生相倚任，选择郡守，由廷臣公举，赐特敕遣行，后世之任命督抚无此隆重也。治有善状，秩满九年，升秩加俸，而使再任，久者任一地至三十余年，其联一任至十八年，联两任至二十七年者尤多。尤奇者，永乐中，高斗南知云南新兴州，衰老乞归，荐子吏科给事中恂自代，成祖许之。知州得举后任，且即其子，子又已为谏官，不必得知州而荐之，竟荷帝允，盛世士大夫之风，岂以后所能想见？久任责成，政治一定之轨，世愈衰而愈不可见。以贿用人者，利其数易以取盈；以请托用人者，不得不数易以应当道。情贿所用之人，原不足使之久任，但不久任亦不过使虎狼更迭为暴，此监司方面之责，实朝廷之意向为之也。大僚不能慎选有司，而使之久任以成化，在明初有道之君固有以处之矣。万历间亦有爱民之官，不忍矿税之殃民，往往挺身与阉人相抗，为民请命。阉以挠矿挠税入告，无不朝请夕逮，一系狱至数十年，宰相台谏论谏之章数十上，永予不报，至其为阉所迫，未入狱而已发愤自尽者累累也。此其人不得以善政入《循吏传》，乃反见于诸凶阉陈增、梁永、高淮、陈奉等《传》中，令读史者毛戴发竖、叹息痛恨而已。视洪、永、洪、宣之朝如在天上，此成祖内政之美，而家法贻之数朝者也。

然内政之败坏，其弊亦自成祖而起。盖篡弑之为大恶，欲济其恶，必有倒行逆施之事。靖难兵起，久而无成，因建文驭宦官极严，而叛而私以虚实报燕，遂敢于不顾中原，直趋京邑。篡弑既成，挟太祖之余烈以号召天下，莫敢不服，以此德阉，一意重用，尽坏太祖成宪。

《明史·宦官传序》：“建文帝嗣位，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及燕师逼江北，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文皇以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永乐元年，内官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三年，遣太监郑和帅舟师下西洋。八年，都督谭青营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阯。十八年，置东厂刺事。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初，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考其祸败，其去汉、唐几何哉！”

既篡大位，不知国君含垢之义，诸忠斥责，激成奇惨极酷之举；复太祖永废不用之锦衣卫、镇抚司狱，用纪纲为锦衣，寄耳目。一时被残杀者犹有数，遂为明一代屠戮忠良之特制，与东厂并用事，谓之厂卫，则流祸远矣。

《史·刑法志》：“东厂之设，始于成祖。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后已禁止，其复用亦自永乐时。厂与卫相倚，故言者并称厂卫。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昵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

《佞幸纪纲传》于屠戮建文朝忠臣之外，又言：“诬逮浙江按察使周新，致之死。帝所怒内侍及武臣，下纲论死，辄将至家，洗沭好饮食之，阳为言，见上必请赦若罪，诱取金帛且尽，忽刑于市。数使家人伪为诏下诸方盐场，勒盐四百余万，还复称诏夺官船二十，牛车四百辆，载入私第，弗予直。构陷大贾数百家，罄其赀乃已。诈取交阯使珍奇。夺吏民田宅。籍故晋王、吴王，干没金宝无算，得王冠服，服之高坐，置酒，命优童奏乐，奉觞呼万岁，器物僭乘舆。欲买一女道士为妾，都督薛禄先得之，遇禄大内，挝其首脑裂几死。恚都指挥哑失帖木不避道，诬以冒赏事捶杀之。腐良家子数百人充左右。诏选妃嫔，试可令暂出待年，纲私纳其尤者。吴中故大豪沈万三，洪武时籍没，所漏赀尚富，其子文度蒲伏见纲，进黄金及龙角龙文被，奇宝异锦，愿得为门下，岁时供奉。纲乃令文度求索吴中好女，文度因挟纲势，什五而中分之。纲又多蓄亡命，造刀甲弓弩万计。端午，帝射柳，纲属镇抚庞瑛曰：‘我故射不中，若折柳鼓噪，以觇众意。’瑛如其言，无敢纠者，纲喜曰：‘是无能难我矣。’遂谋不轨。十四年七月，内侍仇纲者发其罪，命给事御史廷劾，下都察院按治，具有状，即日磔纲于市，家属无少长皆戍边，列状颁示天下。”

成祖不过以己由篡得国，将以威胁天下，遂假小人以非常之威，其不法为后来锦衣卫官尚有不逮，而诏狱既设，遂以意杀人，不由法司问拟，法律为虚设，此皆成祖之作俑也。

第五节 靖难两疑案之论定

成祖入金川门，建文宫中火起，永乐间修《实录》，以为帝已焚死。明代无人信之，所传建文行遁之书，不知凡几。而清修《明史》时，史馆中忽以建文焚死为定论，王鸿绪《史稿》创此说，而《史本纪》较作疑辞。盖当时馆中分两派，主修建文后纪者为邵远平，多数不谓然，乃以其稿私印行世，用钱谦益、李清之说。驳正《致身录》之伪作乃朱彝尊，世以为主建文焚死者为彝尊，其实彝尊特纠《致身录》之伪，其撰《建文本纪》独加以疑辞，不与《史稿》同意。今姑置明代野史所言不论，就即《史》及《明实录》等文证之。

《史·建文纪》：“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此《纪》据《曝书亭集》，彝尊自言为所撰之稿。当火起至火中出帝尸，乃一瞬间事，既出帝与后之尸矣，明明已知其所终，何以又云不知所终，且反先言不知所终，而后言出尸于火乎？是明明谓帝已不知所终，而燕王必指火中有帝尸在也。其所以作此狡狯者，主者之意，必欲言帝王无野窜幸存之理，为绝天下系望崇祯太子之计，即太子复出，亦执定其为伪托，以处光棍之法处之也。此秉笔者之不得已也。

至进《史稿》之王鸿绪，则不作疑词，且全书之首，冠以《史例议》一册，专论建文必已焚死者居其半，非但证其焚死，且若深有憾于建文，论其逊国之名，亦为有忝，虐杀宗藩，自遭众弃，势穷力竭，而后一死了之，何足言逊？鸿绪之意，力尊燕王而已。不知逊国之说，燕王所乐称，若不言逊国，则将谓帝本不逊而由燕王篡取之乎，抑竟能谓帝以罪伏诛乎？故鸿绪希时旨太过，转成纰缪。乃钱氏大昕作《万斯同传》，竟采此论入万先生传，谓先生之论如是，而后建文不出亡之论乃定。此钱氏误以《史稿》出万氏手，而以《史例议》为万氏所著也。其实《史稿》亦经鸿绪以意窜定，并非万氏原文，鸿绪进《史稿》时，亦未言及万氏，但直认为己之所作。至《史例议》中有云“康熙五十九年，岁在庚子，亡友朱竹垞仲孙稼翁携《竹垞文稿》见贻”云云。此语岂万氏所出，而可认《史例议》为万氏之说耶？此钱氏之疏也。故谓《建文本纪》为断定焚死，已非真相也。

《史·姚广孝传》：“十六年三月入觐，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如果成祖已得帝尸，何必系溥洽以求其踪迹？若谓溥洽造为其说，则应以妖言罪伏诛，何必假他事以久系之，至十六年而不决？清史馆中所倚仗言《致身录》为伪书者乃钱谦益，而谦益则言帝出亡，为帝削发者即溥洽。此当别有据。清修《明史》时已不免浑言之矣。兹录钱氏谦益《有学集》文如下：

《有学集·建文年谱序》有云：“文皇帝之心事，与让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扬万一者，迄今不言，草亡木卒，祖宗功德，泯灭于余一人之手，魂魄私憾，宁有穷乎？何言乎文皇帝之心事也？壬午以还，天位大定，文皇帝苟有分毫利天下之心，国难方新，遗种未殄，必翦灭此，而后即安，张天网以笼之，顿八纮以掩之，闭口捕舌，遁将何所？以文皇帝之神圣，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濙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药灯之诅祝，剃染之借手，彼髠之罪，百倍方、黄，以荣国榻前一语，改参彝而典僧录，其释然于溥洽，昭于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终老也。文皇帝之心，高帝知之，兴帝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三百年之臣子安处华夏，服事其圣子神孙，尚论其心事则懵如也。日月常鲜，琬琰如积，而文皇帝之心事，晦昧终古，此则可为痛哭者也。何言乎让皇帝之至德也？金川之师，祸深喋血，让皇帝苟有分毫不忘天下之心，凭仗祖德，依倚民怀，散亡可以收合，蛮夷可以煽动，卫世子之焚台，卫太子之诣阙，谁能惎之？让皇帝明知大命之不可干也，明知大位之不可再也，明知本支百世之不可倾动也，以神州赤县为孤竹之封，以休发坏衣为采药之遁，耄逊遐荒，自此退耕于野；头陀乞食，岂曰糊口四方？由是而内治外攘，逾沙轶漠，高皇帝之基业安，祖宗之统绪安，三百年之天地人鬼罔不大安，宁非让皇帝之所诒乎？让皇帝之至德，媲诸泰伯其难易尤相倍，而三百年之臣子不能言，言之不尽矣。”以下言世传诸录之作伪非实，而作《建文年谱》之赵士喆亦不过排比诸录，欲传二百年未死之人心，非争竹帛之名等语。文繁不具录。盖建文之出亡为真，而诸录则伪，谦益之分辨了然也。

《史·胡濙传》：“永乐元年，迁户科给事中。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宦官《郑和传》亦载此事。夫果成祖已确认火中之有帝尸，何以海内海外分途遍访，历二十余年，然后得一确息而释疑乎？濙来见时，已寝而起，急不能待明日，四鼓乃出，奏对甚久，则必有建文确踪，并其无意于复国之真意，有以大白于成祖，而后不复踪迹。明年成祖亦崩。此皆史文之明在者，可以无疑也。

近日故宫发见乾隆四十二年重修《明史本纪》刻本，以前但于《乾隆朝东华录》中见四十二年五月丁丑谕旨：“所有《明史本纪》，并着英廉、程景伊、梁国治、和珅、刘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并未见添修之本。岂料宫中竟有其书。《建文纪末》云：“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日壬申，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是正史早已改定，特未明诏颁行。改正原刻之《殿本》，今始传世耳。然又因以发见《四库本》之《明本纪》早用添修本，缘《四库》系写本，当时刻本未成，遂未行世。《四库本》人不易见，即有能读中秘书者，亦留心于外间所无之书，无人料《明史》之有异同，遂疑误至今，以为官修正史，于明建文竟定为焚死，其实《四库》定本早已改定。盖至乾隆时朱三太子案相隔已远，无庸避忌，乾隆初告成之《明史》，尚是康熙间所修，故有此曲笔耳。此已论定疑案之一也。

明初名教，嫡长之分甚尊，懿文太子以长子得立，既死则应立嫡孙，故建文之嗣为一定之理。燕王既篡，无以表示应得国之道，乃自称己为马皇后所生，与太子及秦、晋二王为同母，时太子及秦、晋皆已故，则己为嫡长，伦序无以易之矣。此事当见于《太祖实录》中，预将诸王之生，明著其母，故永乐中将建文所修《太祖实录》改修两次，即系阑入此等文字。后修《永乐实录》则直云：“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太子标，次秦愍王樉，次晋恭王，次上，次周定王。”《明史稿例议》云：“《玉牒》诸书并同。当明时，诸家颇有异议，但为《实录》《玉牒》所压，通人多不敢置信。”至修《明史》时亦仍之。《成祖本纪》云：“母孝慈高皇后。”与兴宗孝康皇帝即懿文太子。同。然于《列传》乃漏出两证，证成祖之非嫡出。

《黄子澄传》：“子澄曰：‘周王，燕王之母弟，削周，是翦燕羽翼也。’”此可证明燕王自与周王同母，并不与懿文太子同母。周王只为燕王之羽翼，于建文帝较疏也。

又《太祖成穆孙贵妃传》：“位众妃上，洪武七年九月薨，年三十有二。帝以妃无子，命周王 行慈母服三年，东宫诸王皆期，敕儒臣作《孝慈录》。庶子为生母服三年，众子为庶母期，自妃始。”此事证明周王本是庶子，故可认他庶母为慈母，而为之服三年。周王既与燕王同母，即燕王亦庶出也。

潘柽章《国史考异》云：“《南京太常寺志》所载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 妃，生成祖文皇帝。”潘氏引此志，尚未亲见神主，故《史例议》又力辟其妄。清末乃有李清之《三垣笔记》刊版，盖以前谓为禁书，只有李氏子孙所藏钞本，后禁网渐弛，然仍删节印行，至近年则更有足本出矣。《三垣笔记》中言北都破后，弘光复都南京，乃发旧太庙，妃神主具在，均如《南太常志》所云。由此始悟明北京太庙，一帝止有一后，继后及列帝生母皆不配享，殆即成祖迁都定此制，以便抹杀生母，不留痕迹。夫因欲冒应嗣之名，而至没其所生之母，皆成祖之贪位而忍心害理者。以前为疑案，《明史》中纪传自相矛盾。自《三垣笔记》出而证《明南太常志》之文。此已论定疑案之二也。

第六节 仁、宣两朝大事略述

明之仁、宣，论者比之周有成、康，汉有文、景，为嗣主守文太平极盛之世。两朝之治，可并计作一时代。一、仁宗享国不足一年。二、仁宗之得位颇赖宣宗，仁之善政皆宣所能法。仁宗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丁巳十五日。即位，改明年为洪熙元年，即于元年五月辛巳十二日。崩。仁宗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册为燕世子。成祖举兵，世子守北平，拒李景隆五十万来攻之众，使成祖得于其间袭大宁，劫宁王，挟三卫之众，以成靖难之武力。然其弟高煦、高燧俱慧黠，有宠于成祖，高煦尤从军有功，白沟、东昌之战，危急时高煦皆预其事。建文四年，燕兵已至江上，复为盛庸所败，成祖欲且议和北还，会高煦引北骑至，成祖抚煦背曰：“勉之！世子多疾。”于是煦殊死战，庸军小却，而陈瑄以舟师降，遂渡江。叛逆之人，父子间亦以权位为市，高煦之蓄意夺嫡，成祖实诱导之。篡国既成，议建储，淇国公邱福、驸马王宁等时时称高煦功高，成祖以世子为太祖所立，高煦又多过失，不果。永乐二年，卒立仁宗为太子。

《史·解缙传》：“储位未定，邱福言：‘汉王功高，宜立。’帝密问缙，缙称皇太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

仁宗之立，即由宣宗之不凡，为成祖所深属望，故得立。而解缙则以是为高煦所谮，屡贬窜而不得保，身为纪纲所杀，家属且籍没徙边矣。

宣宗生之前夕，成祖梦太祖授以大圭，宣宗生于建文元年。曰：“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既弥月，成祖见之曰：“儿英气溢面，符吾梦矣。”既立太子，高煦与弟高燧，日夜伺隙谗构。始建文时，方孝孺以书抵北平间世子，宦寺黄俨为高燧党，潜报成祖：“世子与朝廷通。”成祖大怒，而世子不启缄，遣使驰上军中，成祖发书乃叹曰：“几杀吾子！”九年，又立宣宗为太孙。北征时，太子辄监国。

《高煦传》：“成祖尝命同仁宗谒孝陵，仁宗体肥重，且足疾，两中使掖之行，恒失足。高煦从后言曰：‘前人蹉跌，后人知警。’时宣宗为皇太孙，在后应声曰：‘更有后人知警也。’高煦回顾失色。”

十年，北征还，以太子遣使后期，且书奏失辞，悉征宫僚黄淮等下狱。

《仁宗纪》叙此事在十年，《纪事本末》作十二年，证之黄淮、杨士奇等《传》皆作十二年，《仁宗纪》误也。今故宫所刊重修《明本纪》，仍未改正。《成祖纪》明明书：“十二年闰月闰九月。甲辰，以太子遣使迎驾缓，征侍读黄淮、侍讲杨士奇、正字金问及洗马杨溥、芮善下狱。未几，释士奇复职。”《黄淮传》：“淮及杨溥、金问皆坐系十年。仁宗即位复官。”

十五年，高煦以罪徙乐安。

《高煦传》：“封汉王，国云南。高煦曰：‘我何罪？斥万里。’不肯行，力请并其子归南京，成祖不得已，听之。请得天策卫为护卫，辄以唐太宗自比，已复乘间请益两护卫，《职官志》：“王府护卫指挥使司设官如京卫。又洪武五年，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王府设三护卫，卫设左右前后中五所，所千户二人，百户十人。所为益恣。高煦长七尺余，轻 善骑射，两腋若龙鳞者数片。既负其雄武，又每从北征，在成祖左右，时媒孽东宫事，谮解缙至死，黄淮等皆系狱。十三年五月，改封青州，又不欲行。成祖始疑之，赐敕曰：‘既受藩封，岂可常居京邸？前以云南远惮行，今封青州，又托故欲留侍，前后殆非实意，兹命更不可辞。’《纪事本末》敕文较全，语更明显，盖云：“与尔青州，今又托故。果诚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故欲南还？是时朕欲留尔长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实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辞。”然高煦迁延自如，私选各卫健士，又募兵三千人，不隶籍兵部，纵使劫掠。兵马指挥徐野驴擒治之，高煦怒，手铁爪挝杀野驴，众莫敢言，遂僭用乘舆器物。成祖闻之，怒。十四年十月，还南京，尽得其不法数十事，切责之，褫冠服，囚系西华门内，将废为庶人。仁宗涕泣力救，乃削两护卫，诛其左右狎昵诸人。明年三月，徙封乐安州，趣即日行。高煦至乐安，怨望，异谋益急。仁宗数以书戒，不悛。”

明年十六年，黄俨等复谮太子擅赦罪人，宫僚多坐死者。侍郎胡濙奉命察之，密疏太子诚敬孝谨七事以闻。成祖意乃释。其后黄俨等谋立高燧，事觉伏诛。高燧以太子力解得免。自是太子始安。

《高燧传》：“二十一年五月，帝不豫，护卫指挥孟贤等结钦天监官王射成及内侍杨庆养子，造伪诏，谋进毒于帝，俟晏驾，诏从中下，废太子，立赵王。总旗王瑜姻家高以正者，为贤等画谋，谋定告瑜。瑜上变，帝曰：‘岂应有此？’立捕贤，得所为伪诏，贤等皆伏诛。升瑜辽海卫千户。帝顾高燧曰：‘尔为之耶？’高燧大惧不能言。太子力为之解曰：‘此下人所为，高燧必不与知。’自是益敛戢。”

成祖崩于榆木川，高煦子瞻圻在北京，潜遣人以朝廷事报高煦，一昼夜使六七次，高煦亦日遣数十人入京伺有变。仁宗知之，既即位，遇高煦益厚，倍加岁禄，赏赉万计，高煦乃上瞻圻前后觇报知朝事。先是瞻圻母为高煦所杀，怨父，屡发父过恶，高煦亦以此陷之。帝以示瞻圻曰：“汝处父子兄弟间，谗构至此，穉子不足诛，遣往凤阳守陵。”仁宗崩，太子自南京奔丧，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卒不果。高煦旋奏利国安民四事，宣宗曰：“永乐中，皇祖尝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心，宜备之。今所言果诚，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也。”命有司施行，仍复书谢之。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高煦遣枚青入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辅系青以闻。御史乐安人李浚亦弃其家变姓名来京上变。帝遣中官侯泰赐高煦书，高煦陈兵见泰，南面坐不拜敕，令泰跪，大言：“靖难之战，非我死力，燕之为燕未可知。太宗信谗，削我护卫，徙我乐安，仁宗徒以金帛饵我，今又辄云祖宗故事，我岂能郁郁无动作？速报上缚奸臣来，徐议吾所欲。”泰归不敢言。锦衣官从泰往者具陈所见。帝怒泰二心，曰：“事定治汝。”高煦疏言朝廷罪过，指斥仁宗违洪武、永乐旧制，与文臣诰敕封赠，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又索诛二三大臣夏原吉等为奸佞。帝议遣阳武侯将兵讨之，杨荣力言不可，曰：“独不见李景隆事乎？”上默然顾原吉，原吉曰：“臣见煦命将而色变，退语臣等而泣，知其无能为。兵贵神速，一鼓平之，先声有夺人之心，若命将出师恐不济。”杨荣言是。上遂决意亲征，令大索乐安奸谍，敕遣黄谦、陈瑄防守淮安，勿令贼南走。芮勋守居庸关，留重臣亲王守南、北京，余扈行。辛未，八月十日。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神，遂发京师，阳武侯薛禄为先锋。庚辰，十九日。禄驰奏已至乐安，约明日出战。上令大军蓐食兼行。辛巳，二十日。驻跸乐安城北，贼乘城举炮，大军发神机铳箭，声震如雷，城中人股栗。上不许急攻，先敕谕高煦，不报，至是复谕之，又以敕系矢射城中，谕党逆者以祸福。城中人多欲执献高煦者，高煦狼狈遣人奏，明旦出归罪。是夜，尽焚所造兵器与凡谋议交通文书，通夕城中火光烛天。壬午，二十一日。出降，其党王斌等止之，愿一战，高煦绐斌等复入宫，潜从间道衣白席藁出见，顿首请正典刑。上命煦为书召诸子同归京师，赦城中胁从者，改乐安曰武定州。乙酉，二十四日。班师，中官颈系高煦父子，锦衣卫械系王斌等归北京。户部尚书陈山于路迎驾，言宜乘胜向彰德袭执赵王，杨荣赞之，蹇义、夏原吉不敢执，惟杨士奇言赵王同反事无实，上亲叔止二人，当仰慰皇祖在天之灵。杨溥与士奇合，白上，事乃止。锢高煦于西内，废为庶人，诛王斌等。及发觉天津、青州、沧州、山西诸都督指挥约举城应者，凡诛六百余人。帝亲制《东征记》示群臣。以玺书封群臣言章示赵王，赵王献护卫表谢恩，伐赵之议始息。四年，宁王权请赦高煦，不许。一日，帝往西内，熟视高煦锁絷状，高煦出不意伸一足勾上踣地。上大怒，命力士舁三百斤铜缸覆之。煦多力，顶负缸起。积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时，火炽铜镕，高煦死。诸子皆死。

《史·高煦传》末，但云高煦及诸子相继皆死，其死状《史》不载。《纪事本末》及《史窃》等书皆载勾上踣地，为铜缸所覆，燃炭镕铜而死之。《史》以为煦自应处死，不足致详。当时刑人之法，本不尽由正轨，官吏之处豪恶，往往立毙以立威取快，世亦无非之者，则此事固无足异也。

亲征之举，惟平此种内乱最有效。高煦所恃尊属至亲，同时将帅多共在行间，既情熟，又慑于帝子之积威，倘少主畏葸深宫，在外互相煽诱，偏裨亦心力不齐，难使用命，无论大将或有二心矣。赫然亲行，人心大震，临之以名分，威之以天下之全力，即军实亦万非一隅之比，逆势瓦解，束手就缚，希冀苟存生命而已。二十余年间事耳，建文初，齐、黄诸公有此识力，何至成靖难之祸？然高煦亦父作子述，直以靖难之举为可世业也者。骨肉相残，固亦逆取之报矣。

仁、宣两朝之善政，无重于作养循良，与民休息，前已言其略矣。安南之得而复弃，隳成祖已成之功，论者有两说：蹇义、夏原吉主不弃，喜边功者和之；杨士奇、杨荣主决弃，喜安静者称之。此固各有是非，然其病根为成祖以来，皆爱用宦官，以扰此新辟之土，不予以同享内地良吏长养之利，而任一太监马骐，括取财物，以失民心，诬蔑长官，使贤者不安其位而去，是宣宗时之弃安南，不过完成其事实耳。永乐中已弃之，洪熙时又重弃之，故不必执安南以言安南，但言三朝之纵容宦寺，即知弃不弃无可争论。其地愈远，朝廷愈欲用阉人为耳目，不弃亦徒损将士，糜国帑，疲中国以召祸而已。

《安南传》：“永乐十四年，张辅召还，明年，命丰城侯李彬代镇。交人故好乱，中官马骐以采办至，大索境内珍宝，人情骚动，桀黠者鼓煽之，大军甫还，即并起为乱。陆那阮贞、顺州黎核、潘强与土官数州县一时并反，人名、地名详《传》原文。彬皆遣将讨灭之，而反者不止，又蜂起十余处，人名地名详原文。俄乐巡检黎利即在其中。署官爵，杀长吏，称王，称太师平章，有称年号者，详原文。皆以不堪马骐虐而反。十八年，命荣昌伯为左参将助剿，降敕责彬，彬皇恐剿贼悉破，惟黎利不能得。”安南之不可收拾盖由此。成祖能督责军帅，而不能知祸由中人，军帅亦惟皇恐追剿，而不敢言中人之召祸。以安南为新服之地，抚循之使同化，犹惧不易，乃以贪其珍宝而使往采办，所使又为外廷不敢指摘之中人。《纪事本末》言：“李彬代张辅镇交趾，中官马骐为监事，定岁贡扇万柄，翠羽万个，骐墨而残，交人苦之。”是采办亦即为监事。太监之为镇守，前此犹不为久任，久任之镇守，盖自马骐始矣。《明通鉴》《明纪》皆书马骐出镇在永乐八年，则以是年敕中官王安等，监都督谭青军，牵连及骐，非确。成祖以无人敢言内官而终其世不知骐恶。仁宗方为太子，耳目较易清明，当永乐间，黄福以尚书兼安南布按二使，深得安南人心。马骐怙宠虐民，福数裁抑之，骐诬福有异志，帝察其妄不问。夫既察其妄矣，不问福，即当问骐，均以不问了之，则中官虽妄亦无罪也。仁宗既即位，召骐还，亦召福还，而交人无所倚以自安，黎利遂不可制。当此反侧方亟，而必易此贤长官，谓非仍惑于马骐之诬，不能解其故矣。骐还未几，于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又矫旨下内阁书敕，复往交趾办金珠，内阁复请，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骐在交趾，荼毒军民，卿等独不闻乎？自骐召还，交人如解倒悬，岂可再遣？”然亦不诛骐也。《纪事本末》记此，《明通鉴》因之。以荼毒军民而召还不问，已可异，矫旨下内阁书敕，帝自言无此事而又不问，则明一代之阉祸，不必末代之暗君乐成之，仁、宣英主，其爱阉纵阉，早出于情理之外矣。

仁、宣之用阉，合各书证之，亦应为《史》补一大特笔。盖阉人出镇，读《明史》者皆知为各边之监军，创自永乐，至嘉靖朝而尽撤，直至天启间魏忠贤而始渐复。盖明之不用宦官，以建文、嘉靖两朝为最有诚意，太祖则知防之，且立法以严制之，自余皆为阉所蔽者也。殊不知仁、宣两朝之设镇守，乃更设及各布政使司，是不独军事有监，民事亦有监也。《史》不清叙其事，惟《职官志·宦官职掌》后有云：“永乐八年，敕王安等监都督谭青等军，马靖巡视甘肃。此监军巡视之始。及洪熙元年，以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遂相沿不改，敕王安镇守甘肃，而各省镇皆设镇守矣。”据此则省与镇在仁宗皆设镇守。《明通鉴》：“宣德十年二月庚寅，宣宗崩于十年正月三日乙亥。二月庚寅，英宗已立。罢十三布政使镇守中官，惟南京守备，诸边镇守，及徐州、临清收粮，淮、浙巡盐者如故。”据此十三布政使皆有镇守，宣宗崩后乃罢。终明之世，幸未复设。而在仁、宣时，腹地镇守中官亦未尽公然为恶，无大节目可纪。既罢不复设，《史》遂略之，仅散见其文。《职官志》言其设，《明通鉴》言其罢，合之知仁、宣两朝尚有一全国军民之政皆受监于阉之事。假使宣宗崩后不罢，不知王振、刘瑾等用事遍天下成何景象。英宗初政成于太皇太后，任用三杨，此为明代一大关键。太皇太后即仁宗张后。后之贤有造于三朝，既崩而后王振肆恶，此不可不纪之又一事也。

《明通鉴》此节本《纲目三编》，《三编》则本之《实录》。此最可信，亦最要之纪录，《本纪》不载，失之。

仁、宣朝事之美，《史》不胜书，尤多见于《仁宗张后传》《杨士奇传》。君明臣良，谏行言听，读之令人神往。此不备录。顾纵容内监，则如上所述矣。设内书堂，教宦官得为秉笔，事在宣德元年七月。每日奏御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秉笔内官遵照阁中票拟字样用朱笔批行，遂与外庭交结往来矣。太祖定制：“内侍干与政治者斩。”既奏御文书必经秉笔之手，则无政不与矣。宣宗英明，尚有亲批数本，后来嗣主之怠荒，即人主不与政，惟有秉笔太监与政矣。历代阉祸，岂非皆自宣宗造之？当即位初，诏求直言，有湖广参政黄泽上书言十事，其言远嬖佞，即反复以宦官典兵干政为戒，帝嘉叹而不能用，旋即设内书堂，可知嘉叹之为好名浮慕。宣德六年十二月，诛中官袁琦，逮其党十余人皆弃市，先自经之马俊亦僇尸枭示，命都察院榜琦等罪示天下。然明年正月，即赐司礼太监金瑛、范洪免死诏，词极褒美。既罪绮等，以此示赏罚之公，而于中官之宠任者如故，免死诏乃与元勋之铁券相同，又开隆重刑余之特例。明一代之于宦官，真有固结不解之缘，安能为成祖以来解也？

至纳谏之美，《史》于仁、宣纪不胜纪，然其心以为忌而勉强容纳者，且不必论。仁宗之于李时勉，宣宗之于陈祚，则拒谏之烈亦奇。《李时勉传》：“洪熙元年，复上疏言事，仁宗怒甚，召至便殿，对不屈，命武士扑以金瓜，胁折者三，曳出几死。明日，改交趾道御史，命日虑一囚，言一事。章三上，乃下锦衣卫狱。时勉于锦衣千户某有恩，千户适莅狱，密召医，疗以海外血竭，得不死。仁宗大渐，谓夏原吉曰：“时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宣宗即位已逾年，或言时勉得罪先帝状，帝震怒，命使者：‘缚以来，朕亲鞫，必杀之。’已，又令王指挥即缚斩西市，毋入见。王指挥出端西旁门，而前使者已缚时勉从端东旁门入，不相值，帝遥见骂曰：‘尔小臣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时勉叩头曰：‘臣言：“谅暗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帝闻言色稍霁，徐数至六事止，帝令尽陈之，对曰：‘臣惶惧，不能悉记。’帝意益解，曰：‘是第难言耳。草安在？’对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称时勉忠，立赦之，复官侍读。比王指挥诣狱还，则时勉已袭冠带立阶前矣。”此仁宗之本色发露时也。《陈祚传》：“出按江西，时天下承平，帝颇事游猎玩好，祚驰疏劝勤圣学，其略曰：“帝王之学，先明理，明理在读书。陛下虽有圣德，而经筵未甚兴举，讲学未有程度，圣贤精微，古今治乱，岂能周知洞晰？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圣贤格言，无不毕载。愿于听政之暇，命儒臣讲说，非有大故，无得间断，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开广聪明，增加德业，而邪佞以奇巧荡圣心者自见疏远，天下人民受福无穷矣。’帝见疏大怒曰：‘竖儒谓朕未读《大学》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诛。’学士陈循顿首曰：‘俗士处远，不知上无书不读也。’帝意稍解，下祚狱，逮其家人十余口，隔别禁系者五年，其父竟瘐死。其时刑部主事郭循谏拓西内皇城修离宫，逮入面诘之，循抗辩不屈，亦下狱。英宗立，祚与循皆得释复官。”此宣宗之本色发露时也。仁宗闻直言而扑折其人胁骨，临死尚以为大恨；宣宗因《大学衍义》之书名，疑为藐其未读《大学》，至逮其家属隔别系狱，终其世不释，至瘐死其父，虽极暴之君不是过矣。然两朝之致太平则非虚语，惟尽心民事之效耳。民为邦本，使民得所，即为极治。虽有暗昧之嗣君，万恶之阉宦，穷荒极谬，犹数百年而后亡。读史者以此为龟鉴，无得罪于百姓，即为国之根本已得，其余主德之出入，皆非损及国脉之故也。

第七节 明代讲学之始

中国太古无征，自周以来，教在六经，传授六经者为孔氏。秦火以后，掇拾废坠，卒用儒术，原本六经，以为国本。其后，传经派别，有考据、义理两宗，考据近乎科学，义理类乎宗教。世之治也，两派相辅而行；及其衰也，两派互相非毁。考据家病义理为空疏，义理家薄考据为玩物丧志。明、清两朝士大夫大抵尊重儒学，尤尊宋儒之义理，至清中叶始偏重汉学。明则始终未有此变，故气节操守，终明之世不衰，政教分合之故，读史者不可忽也。

元时皁视汉人、南人。汉人、南人之为学，自为风气，亦不乐与蒙古、色目为伍。南方为宋故都，儒学特盛，元一代学者承其流风，至入明犹有范祖干、谢应芳、汪克宽、梁寅、赵汸、陈谟诸儒，皆为心性之学，而措之躬行。《明史·儒林传》具载事实。当太祖时，儒者用世，若刘基、宋濂等皆粹然儒者，学以孔、孟为归。太祖尤乐闻儒术之言。《明史》列传二十三陈遇等《传》、二十四陶安等《传》、二十五刘三吾等《传》，其人纯驳不同，要其所陈皆不越孔门规范。太祖建国金陵，宫殿落成，不用前代画壁等美观之法，令遍书《大学衍义》以供出入省览。范祖干被召，即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是书。”太祖令剖陈其义，祖干谓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是道也。”深加礼貌。当是时，太祖以不学之人，而天资独高，能追上理，一以孔氏之遗书身体力行，为天下先，可云政教合一之日。迨成祖则好尚已不如是归一，犹知选用儒臣，辅导太子、太孙，纯谨之风，在士林未甚漓丧。仁宗享国日浅。宣宗自命文字甚高，然不解吾儒笃实之学，陈祚以《大学衍义》劝令儒臣讲说，无得间断。帝大怒，谓：“竖儒薄朕未读《大学》。”囚系祚合家，终其世不赦，致其父瘐死狱中。试较太祖时之壁上遍书，愿时时省览之意，令人叹不学者独尊正学，杂学者竟以务习圣学为藐己。政与教不得不分，正学既不为君心所悦服，而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犹知受教于纯儒，使孔、孟之道未坠于地，则不能不推讲学之功矣。明帝王之不知正学，自宣宗始，而讲学之风，亦始宣德时。明儒绍宋儒之学，史家皆言自月川先生曹正夫始。正夫，名端，以举人中会试乙科，为霍州学正，卒于宣德九年。其后即有薛文清公瑄，其名绩已多在英宗之世。今于宣宗以前，述月川学派，以明理学在明代之所自始。

《儒林·曹端传》：“五岁见《河图》《洛书》，即画地以质之父。及长，专心性理，其学务躬行实践，而以静存为要。读宋儒《太极图》《通书》《西铭》，叹曰：‘道在是矣。’笃志研究，坐下着足处，两砖皆穿。尝曰：‘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焉。性即理也，理之别名曰太极、曰至诚、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则一。’”《传》又言端作《川月交映图》拟太极，学者称月川先生。

按宋儒言太极，朱、陆间已有违言，明儒言太极者甚多，往往为人讪笑。据月川之说，以性理为太极，即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也；静存之说，即所谓静中观喜怒哀乐也。人之性情不得其正，皆缘喜怒哀乐发不中节。儒者之心理学，乃从喜怒哀乐未发时先下功夫。人未有喜怒哀乐之先，性本得中，长保此中，不使一遇可喜、可怒、可哀、可乐而与之俱偏，然后可以应事接物。我有应完之性分，凡事凡物，不足移我性中之定理。此是儒家真本领，言之太涉玄妙，反招讪笑，则亦儒者托体太高，致入神秘之域，使人不可解说耳。《川月交映图》拟太极，即是静中所涵喜怒哀乐未发之景象。

《史窃·道学曹端传》：“知府郭晟造焉，问政，端曰：‘其公廉乎！古人有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晟拜手受教。”《本传》亦传此事，而语较简。其语极有味，故取其详者。上官问政，得其答语，拜手受教，讲学之风成。士大夫能折节向道，此教与政分而人知受教，所以维世道人心而不遽敝也。

《明通鉴》叙端事，有樵者拾金钗，以还其主。人以为异。樵曰：“第不欲愧曹先生耳。”有高文质者，往观剧，中道而返，曰：“此行岂可使曹先生知也！”此则教化被于途人，非真以身教不能得之。

第三章 夺 门

明至英宗之世，童年践祚，太皇太后最贤，抚帝听政，任用旧臣。初年纯守仁、宣遗范，而不纵宦寺则有胜焉。未几，慈宫崩御，阉竖擅权，毒流缙绅，身陷受辱，赖有弟监国，守御得宜，敌挟帝而无所利，卒奉驾还都修好，不可谓非景帝之功在社稷矣。但以争嗣易储，兄弟启衅，贪功之流，拥英宗复辟，反杀景泰时守御功臣，是谓夺门之案。传子宪宗，皆为阉所惑，政令驳杂，纲纪日替。赖有孝宗，挽以恭俭，使英、宪两朝之失德稍有救济，祖宗之修明吏治亦未遽尽坏。考明事者，以孝宗以前为一段落，不至甚戾祖德。故以英、宪、孝三朝合为夺门一案之时代，以述其政治之变迁焉。

第一节 正统初政

明自太祖、成祖以后，宣宗崩时未满四十，英宗嗣位时仅九岁。赖辅政者皆仁、宣旧臣，尤赖太皇太后贤明，导帝以委任旧人，一遵仁、宣之政，发号施令，蔚然可观。正统初年，在史为明代全盛之日，其实帝有童心，始终蛊惑于阉人王振，特太皇太后在日，帝尚有所畏惮，振亦未敢放恣耳。故即位以来之善政，不但不改前朝，且有为宣宗补过之处。宣德十年正月即位，是月即罢十三布政司镇守中官，其余减税钞复洪武旧额，罢金银朱砂铜铁坑冶，免其课。三月，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诏死罪必三覆奏。八月，减光禄寺膳夫四千七百余人。九月，诏四方毋进祥瑞。释陈祚、郭循于狱，复其官。皆宣宗时已略有缺失而一一为之补救者。其以王振掌司礼监，则亦在宣德十年九月，英宗嗣位之后。

王振盖宦官中狡黠最初之一人，《史·宦官传》但言其为“蔚州人，少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东宫，为局郎。”又云：“帝尝以先生呼之。”考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王振，山西大同人，永乐末，诏许学官考满乏功绩者，审有子嗣，愿自净身，令入宫中训女官辈，时有十余人，后独王振官至太监，世莫知其由教职也。”王振之出身教职，俞曲园《笔记》曾举为异闻。今考《通鉴辑览》及《纲目三编》并《明书》，皆言洪武中设内官监典簿，掌文籍，以通书算小内使为之。又设尚宝监，掌御宝图书，皆仅识字，不明其义。及永乐时，始令听选教官入内教习，然则永乐时使教官入宫充教习，记载甚明，盖皆本《实录》。惟《周咨录》乃明言其净身始入，而王振即其中之一人，是以英宗称以先生，当由宦官宫妾习称有素。宣德元年之内书堂，改刑部主事刘翀为翰林修撰，专授小内使书。其后大学士陈山、修撰朱祚俱专是职。选内使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读书其中，后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习以为常。则自设内书堂以后，教内侍者为外廷之翰林院官，非复净身之辈。而正统初所教之小内使尚未深通文墨，独有王振为已读书而后为阉者，故得独出其所长，以弄冲主于股掌之上也。

仁、宣旧臣，正统初资望重者五人。《纪事本末》：“太皇太后张氏尝御便殿，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濙，被旨入朝。上东立，太皇太后顾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顷，宣太监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颜色顿异，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颈。英宗跪为之说，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岂知此辈祸人家国。我听皇帝暨诸大臣贷振，此后不可令干国事也。’”《纲目三编》系此事于正统二年正月，后人以此时不诛振为惜，而责五臣不能成张后之美。

旧臣虽有五人，张辅武人，胡濙亦才不逮三杨，且其时政在内阁，故正统初政，责在三杨。杨士奇尤为国所倚重，《史》称士奇公正持大体，雅善知人，好推毂寒士，所荐达有初未识面者，而于谦、周忱、况钟之属皆用士奇荐，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为世名流。然自英宗践阼，王振实早已挟帝用事，非特士奇莫能纠正，即太皇太后亦未尝不牵率其间。自宣德十年，振即掌司礼监。时辅臣方议开经筵，而振乃导上阅武将台，集京营及诸卫武职，试骑射殿最之。有纪广者，尝以卫卒守居庸，得事振，大见亲昵，遂奏广第一，超擢都督佥事。自此招权纳赂，诸大臣自士奇以下，皆依违莫能制。《史》又言太后尝遣振至阁问事，士奇拟议未下，振辄施可否，士奇愠，三日不出。太后问故，荣以实对。太后怒鞭振，仍令至士奇所谢罪，且曰：‘再尔，必杀无赦。’此当是振始为司礼监时。正统元年三月，太皇太后以士奇等请，始开经筵，为前此数朝未有之重典。《明通鉴》言时振方用事，考功郎中李茂弘谓：“今之月讲，不过虚应故事，粉饰太平，而君臣之情不通，暌隔蒙蔽，此可忧也。”即日抗章致仕去。《纪事本末》言四年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驿丞。丞故杨溥乡里，佥事又士奇乡里也。溥怨谟论死，士奇欲坐谟因公杀人，争议不决，请裁太后。振曰：“二人皆挟乡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应对品降调。”太后从之，降谟同知。振言既售，自是渐摭朝事。此不过谓张后之前，振亦仍得干国事耳。其实，自元年以来，国事何一不为振所隐预。元年十二月，下兵部尚书王骥狱，则以振初用事，欲令朝臣畏己，会骥议边事，五日未奏，振教帝召骥而责之曰：“卿等欺朕年幼耶？”遂执骥及右侍郎邝埜下狱。寻释之。未几，右都御史陈智劾张辅回奏稽延，并劾科道不举奏，帝释辅不问，杖御史、给事中各二十。自是言官承振风指，屡摭大臣过，自公侯驸马伯及尚书都御史以下，无不被劾，或下狱，或荷校，至谴谪殆无虚岁。大臣下狱荷校，《史》所载甚多，兹不一一备录。既而太后复多病，益不及多问外事。五年三月，建北京宫殿。六年九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乾清、坤宁二宫成，宴百官。故事：中官不与外廷宴。是日，帝遣使问王先生何为？使至，振方大怒曰：“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耶？”使复命。帝蹙然，命开东华中门，召振至，百官候拜于门外，振始悦。振之对帝如此，百官可知。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崩，振益无忌惮，遂去宫门所铸太祖禁内臣预政铁碑。三杨中荣于五年先卒，士奇耄，以子稷为言官所纠，坚卧不出，溥年老势孤，继登庸者皆委靡，于是大权悉归振。《振传》言：“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兴麓川之师，西南骚动。侍讲刘球因雷震上言，八年五月，雷震奉天殿，敕修省求良言。陈得失，语剌振，振下球狱，使指挥马顺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时勉素不礼振，振摭他事陷瑄几死，时勉至荷校国子监门。御史李铎遇振不跪，谪戍铁岭卫。驸马都尉石璟詈其家阉，振恶贱己同类，下璟狱。怒霸州知州张需禁饬牧马，校卒逮之，并坐需举主王铎。又械户部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于长安门。所忤恨辄加罪谪。内侍张环、顾忠、锦衣卫卒王永心不平，以匿名书暴振罪状，事发，磔于市，不覆奏。帝方倾心向振，尝以先生呼之，赐振敕极褒美。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赇赂凑集。工部郎中王佑以善谄擢本部侍郎，《纪事本末》：“佑貌美而无须，善伺候振颜色，一日振问曰：‘王侍郎何无须？’对曰：‘老爷所无，儿安敢有？’”兵部尚书徐晞等多至屈膝，其从子山林至荫都督指挥，私党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并肆行无忌，久之构衅瓦拉，振遂败。”以下入下节土木之变。

自正统初至十四年王振挟帝至土木被瓦剌也先所掳，其间政事，前七年上有太皇太后，下有三杨，号称平治，而振实已操权于其间；至后七年，则天下明认权在王振，帝虽日益长大，而倚赖振如父师。

迨至蒙尘幸返，复辟以后，犹申讨前日诛戮振党之人，刻木为振形，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旌忠。而振门下曹吉祥复以夺门功，有宠颛政，此亦见英宗之执迷不悟矣。顾明之根本，初不以此而甚被摧败，则以祖宗立法之深厚，于民生二字，虽至暗之君、至凶之阉，不敢漠视，士大夫稍受荼毒，实无关全国元气，以故君掳而国不摇，人民无离叛之意，敌国外患，反为廓清阉焰之一助，其后于明之全盛无损也。此可以知民为邦本之说，理不可移。其时之民，尚信明帝室足庇以安，孔子所谓“必不得已，去兵去食，惟信不可去，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斯言足于明英宗之世得一证明也。恤民之政，在正统七年以前，屡见《纪》《传》者弗论。八年以后，尚仍之不改，《纲目三编》于五年秋七月书：“遣刑部侍郎何文渊等分行天下，修荒政。”据《实录》云：“时太皇太后专以养民为务，每四方水旱，振济动亿万计，蠲免灾粮或数百万石，闾阎安乐，虽灾不为害。迨王振用事，悉反初政，惟蠲租振荒，尚仍之不改。”此明见之史文者。盖累朝家法，已成天经地义，官吏可以摧残，惟人民不可扰。且当时国无滥费，蓄积甚厚，凶阉求货，其道甚宽，以后累世权豪阉宦，剥削不尽，迭见以后数篇。至万历之末，始直接逼取民膏，至民实无以聊生，而后内乱外患交迫而至，二百余年巩固之业一朝而覆，民生之所系如是，盖民不信明之尚能庇我，即于覆亡无所惜耳。

第二节 土木之变

《明史·瓦剌传》：“瓦剌，蒙古部落，在鞑靼西。元亡，其强臣猛可帖木儿据之，死，众分为三：其渠曰马哈木，曰太平，曰把秃孛罗。永乐六年，遣使来朝，贡马请封。明年夏，封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贤义王，把秃孛罗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安乐王。后马哈木死，子脱欢请袭爵。十六年，封为顺宁王。宣德九年，脱欢袭杀阿鲁台。正统初，脱欢内杀其贤义、安乐两王，尽有其众，欲自称可汗，众不可，乃立元后脱脱不花，以先所并阿鲁台之众归之，自为丞相。四年，脱欢死，子也先嗣，称太师、淮王。于是北部皆服属也先，脱脱不花具空名，不复相制。每入贡，主臣并使，朝廷亦两敕答之。”此瓦剌也先已往之略历。

《纲目三编》：“正统十四年七月，卫拉特瓦剌，清代改译为卫拉特，今尚称卫拉特旗。分道入寇。自正统初以来，卫拉特遣使入贡，王振以藻饰太平为名，赏赉金帛无算，凡所请乞，亦无不予。已而额森也先清代改译作额森。以二千人贡马，号三千。振怒其诈，令礼部计口给饩，虚报者皆不与，而所请又仅得五之二。额森恚怒，遂诱挟诸部分道大举入寇。此据《实录》所叙，较《瓦剌传》于王振召衅，原委较明。托克托布哈即脱脱不花。以乌梁海即兀良哈。寇辽东，阿拉知院寇宣府，围赤城，别将寇甘肃，额森自拥众从大同入。至猫儿庄，参将吴浩迎战败死，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都督同知石亨与额森战于阳和口，为监军太监郭敬所挠，瑛、冕战殁，亨单骑奔还，敬伏草中得免。《瓦剌传》：“郭敬监军，诸将悉为所制，军尽覆。”诸边守将俱逃匿。”郭敬为王振私人，见上节引《王振传》。此为瓦剌入寇已闻之败报。又云：“边报日数十至，王振劝帝亲征，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不听。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力谏，亦不纳。遂下诏令郕王居守，郕王名祁钰，帝弟，帝陷虏，遂即位，是为景泰帝。车驾即发京师，振及英国公张辅、诸公侯伯尚书侍郎以下官军私属五十余万人从行，仓卒就道。《纪事本末》：“命下二日即行。”军中常夜惊，过居庸关，群臣请驻跸，不允。至宣府，风雨大至，边报益急，群臣交章请留，振虓怒。成国公朱勇朱能子。

等白事，皆膝行听命，尚书王佐、邝埜忤振意，跪草中，至暮不得请。钦天监正彭德清，振私人也，告振曰：‘象纬示儆，再前恐危乘舆。’振曰：‘倘有此，亦命也。’学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系社稷安危，岂可轻进！’振终不从。至阳和，宋瑛、朱冕败殁处。见伏尸满野，众益危惧。八月戊申朔，帝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敬在阳和败时，匿草中幸免，故能言其状。始班师。振初议从紫荆关道由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蹂其乡禾，复改道宣府。”

《纪事本末》：“振班师，大同总兵郭登告学士曹鼐等，车驾入，宜从紫荆关，庶保无虞。王振不听。振，蔚州人，蔚州，明属大同府，故振亦称大同人。清改属宣化府。因欲邀驾幸其第，既又恐损其禾稼，行四十里，复转而东。”此所叙起人误会，似谓振之不从紫荆关，因欲邀驾至蔚州，既又恐损禾稼，复转而东，又拟转由紫荆关矣。按紫荆关在易州，由大同东南行，经蔚州入紫荆关，即至顺天府界。若由此路，安得为也先所邀？《史·瓦剌传》亦同《三编》，惟云改道宣府，军士纡回奔走，壬戌，八月十五。始次土木。《英宗纪》：庚戌师还，是为八月初三。丁巳次宣府，是为初十。庚申，瓦剌兵大至，吴克忠兄弟战殁，朱勇等救之，遇伏，全军尽覆，是为十三日。辛酉次土木，被围，壬戌师溃，帝北狩。较《瓦剌传》详确。足明当日师行日期，为虏所及，全由王振之罪，若由紫荆关，旬日已至京师矣。

又云：“邝埜再上章，请疾驱入关，严兵为殿。不报。又诣行殿申请。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振愈怒，叱左右挟出之。及发宣府，额森兵袭军后，邝埜所请疾驱入关，即入紫荆关。及发宣府，额森兵袭军后，即庚申诸将败殁之日矣。次曰，帝犹行次土木。恭顺侯吴克忠及其弟都督克勤御之，力战死，后军溃散略尽。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帅师四万往援，次鹞儿岭遇伏，全军俱覆。辛酉，次土木，日未晡，去怀来仅二十里，众欲入保城中，振辎重未至，留待之。即驻营土木，地无水草，敌已合围，掘井深二丈余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敌所据，人马饥渴，束手不得动。敌分道自麻峪口入，都指挥郭懋拒战终夜，敌益增。明日，围御营，不得发。额森遣使议和，帝诏曹鼐草敕许之。敌佯退，振遽令移营，回旋间，行列已乱，敌以劲骑四面蹂躏入，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杀。众裸袒蹈藉死，尸蔽塞川野，诸宦竖宿卫士矢被体如猬。帝与亲军突围不得出，下马据地坐，敌拥之去，中官喜宁从。振等皆死，官军死伤者数十万，英国公张辅等五十余人皆死。帝既入敌营，敌以校尉袁彬来侍。额森拥帝至宣府，传谕杨洪、罗亨信开门出迎，城上人对曰：‘所守者陛下城池，日暮不敢奉诏。’乃复拥帝至大同索金币，广宁伯刘安、都督佥事郭登、侍郎沈固、给事中孙祥、知府霍瑄等出谒，伏地恸哭，以金二万余及宋瑛、朱冕、内臣郭敬家资进帝，帝以赐额森等。是时敌营城西，登谋遣壮士劫营迎驾，不果。额森遂拥帝北行。

“帝入敌营之明日，命袁彬作书，遣千户梁贵赍以示怀来守臣，言被留状，且索金帛。守臣送至京师，以是夜三鼓从西长安门入，太后遣使赉金宝文绮，载以八骑，皇后括宫中物佐之，诣额森营，请还车驾。群臣闻之，聚哭于朝，议战守。时京师疲卒羸马不满十万，人情汹汹，侍讲徐珵大言曰：‘验之星象，稽之天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珵后改名有贞，谮杀于谦，见下夺门节。《史·本传》言珵于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本年（正统十四年）秋，荧惑入南斗，珵私语友人刘溥曰：“祸不远矣。”亟命妻子南还。《纪事本末》且云珵妻重迕，有难色。珵怒曰：“尔不急去，不欲作中国妇耶？”乃行。珵之前知如此。然天命已去，惟南迁可纾难之说，竟不售，且都城亦未破，妻子不去，亦未至遂不为中国妇。“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古有是占，而珵信之。其实何足为信？《史·天文志》：正统十四年，七月己卯朔，荧惑留守斗。此即徐珵所占。而其前洪武十五年九月乙丑，荧惑犯南斗。十九年四月己亥，留斗。七月辛巳，犯斗。八月丁亥，犯斗，则二十三年正月甲戌入斗。终洪武之世，所见者如此，当时又何尝以此为变怪乎？尚书胡濙不可，曰：‘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不拔之计也。’侍郎于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南渡乎？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学士陈循是谦言，力赞之。太监兴安亦厉声曰：‘若去，陵寝将谁与守？’金英因叱珵出之。太后以问太监李永昌，对曰：‘陵寝宫阙在兹，仓廪府库百官万姓在兹。’辞甚切。太后悟，议遂定，中外始有固志。越三日，太后遣额森使不得报，命郕王总百官，大小事俱启王始行。”

第三节 景泰即位后之守御

《英宗纪》：“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丑，皇太后命郕王监国。”

《纪》又言：“甲子，京师闻败，群臣聚哭于朝，侍讲徐珵请南迁，兵部侍郎于谦不可。”是即议定固守之日。前言帝入敌营之明日即癸亥曰，八月十六。帝书示怀来守臣索金帛，守臣送京师，是夜三鼓入西长安门，明日朝堂聚哭，即甲子日。十七。太后皇后以金宝文绮诣也先营迎驾，自与聚哭同时。越三日不得报，乃命郕王总百官。与此所谓乙丑十八。即命监国者微异，或监国尚非总百官耶？

《纪》又言：“己巳，二十二日。皇太后命立皇子见深为皇太子。”

《纪事本末》：“上北狩，太后召百官入，集阙下，谕曰：‘皇帝率六军亲征，已命郕王临百官，此谓帝亲征时命郕王祁钰居守。然庶务久旷，今特敕郕王总其事，群臣其悉启王听令。’此即命为监国，惟未书明其日。辛未，太后诏立皇长子见深为皇太子，时年二岁，命郕王辅之，诏天下曰：‘迩者寇贼肆虐，毒害生灵，皇帝惧忧宗社，不遑宁处，躬率六师问罪，师徒不戒，被留王庭。神器不可无主，兹于皇庶子三人，选贤与长，立见深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仍命郕王为辅，代总国政，抚安万姓。布告天下，咸使闻知。’”则所谓太后命总百官，与立太子同日，诏天下文具在，自必可信。《纪》书立太子在己巳，是甲子败报闻，乙丑先命监国，而两宫之金帛亦于乙丑遣使赍之北行，越三日不得报，即越丙寅、丁卯、戊辰三日，至己巳，遂立太子而命郕王总百官以为之辅也。诏文明白，传位自在太子；总百官以辅政自在郕王。后来即位，犹曰以长君绝敌之望，至易储则景帝之私，尽改初议，所以肇夺门之祸，不可讳矣。清帝《御批辑览》并责郕王不当即帝位，此又属帝王之私心。若也先不闻明已有君，视蒙尘之帝若赘，岂肯送之使返？最上，俟帝反即归政；次则不易储以终，令帝统属英宗之后，人心亦无所不平，且孰不念危城守御之绩。特从《纪事本末》具录诏文，所以立夺门之案也。

《纲目三编》：《三编》此文，剪裁《纪》及于谦、王振各《列传》详略有法，故用其文。郕王摄朝，御午门左门，右都御史陈镒等恸哭请族诛王振，振党马顺叱群臣退。给事中王竑捽顺发啮其肉，骂曰：“汝倚振作威，今尚敢尔耶？”与众共击之，立毙。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王惧欲起，于谦直前挟王止，请王宣谕百官曰：“顺等罪当死，勿论。”众乃定，谦袍袖为之尽裂。寻执王山至，令缚赴市磔之，《纪事本末》谓山及弟林皆从驾死于兵，所斩乃其族属。《振传》则谓王命脔山于市，与《三编》同。振族无少长皆斩，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他珍玩无算。已而郭敬自大同逃归，亦籍其家，下狱锢之。方于谦之止王谕众也，既定，退出左掖门，吏部尚书王直最笃老，执谦手曰：“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于是朝廷益倚重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上言：“寇得志，要留大驾，势必轻中国，长驱而南。请饬诸边守臣协力防遏。京营兵械且尽，亟分道募兵，令工部缮器甲，修战具，分兵九门，列营郭外。附郭居民皆徙入内。文臣如轩 者，宜用为巡抚，武臣如石亨、杨洪、柳溥者，宜用为将帅。至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之罪。”王深纳焉。征两京、河南、山东、江北军入卫。时议欲焚通州仓以绝寇资，会应天巡抚周忱在京，言：“仓米数百万，可充京军一岁饷，令自往取则立尽，何至遂付灰烬？”于谦以为然，王乃令京官及军，有能运通州粮至京者，官以脚直给之。都御史陈镒总其事。

通州运粮事，《三编》叙法稍不明。盖官与军各预支俸米，惟不能留存在通，必运至京，运者仍加给米为脚直。《于谦传》：“通州积粮，令官军自诣关支，以赢米为之直，毋弃以资敌。”又其动议由周忱，亦见《忱传》。凡此见应急之策，亦自有两利之道，若但知资敌可虑，竟付焚如，岂不于国受大损？后来屡有用此法者，不可忘诸贤擘划之功也。

九月，廷臣合辞请皇太后曰：“车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群臣以太后旨告王，王惊谦再三，避归郕邸。群臣复固请，于谦曰：“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会都指挥岳谦使卫拉特还，口传帝旨，以王长且贤，令继统以奉祭祀。王始受命。癸未即位，以明年为景泰元年，遥尊帝为太上皇帝。十月，也先奉上皇至大同，阉喜宁初从上皇北狩，遂附也先为间谍，尽以中国虚实告之，教也先奉上皇至边，胁诸将开关，召总兵镇守官，出见则留之，可以得志。也先以为然，乃诡言奉上皇还京，至大同，总兵官郭登不纳，遣人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也先知有备，不敢攻。登驰蜡书入奏，京师戒严。

《登传》言：“朱勇等军覆，仓猝议旋师，登告学士曹鼐、张益曰：‘车驾宜入紫荆关。’王振不从，遂及于败。当是时，大同军出多战死，城门昼闭，人心汹汹，登慷慨奋励，修城堞，缮兵械，拊循士卒，吊死问伤，亲为裹创傅药，曰：‘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又云：“登初至大同，士卒可战者才数百，马百余匹，及是马至万五千，精卒数万，屹然成巨镇。登去，大同人思之。”若登者，可为能尽职矣。而清代《御批辑览》深斥登之拒君，此诚所谓御批，知惜其身而可弃其国。又以登能守大同，而不能使白羊、紫荆二关不失，致也先直犯京师，以见其不纳君之罪。夫登守大同，若各关守将皆如登，也先何致阑入？大同无兼制各关之责，何以归罪于登一人？如果大同纳也先兵，挟天子以令内地各文武，自登为倡，皆相率入于敌矣。

壬子，十月初五。诏诸王遣兵入卫。乙卯，初八。命于谦提督诸营将士，皆受节制，都指挥以下，不用命者，先斩以徇，然后奏闻。乃议战守之策，石亨请尽闭诸门，坚壁以老之。谦曰：“贼张甚，又示之弱，是愈张也。”乃分遣诸将兵二十余万，列阵九门外，谦自与亨帅副总兵范广等阵于德胜门以当贼冲，悉闭诸城门，绝士卒反顾。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必死，皆用命。也先自大同至阳和，进陷白羊口，守将遁，守备通政使谢泽扼山口，兵溃，叱贼被杀。丙辰，初九。也先抵紫荆关，喜宁导之夹攻关城，守备都御史孙祥、都指挥韩青战死，关遂陷，长驱而东。丁巳，初十。诏宣府、辽东总兵官，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巡抚皆入援。也先自紫荆关奉上皇过易州，至良乡，父老进茶果羊酒。进次卢沟，园官进果。上皇作书三：一奉皇太后，一致帝，一谕文武群臣。

此三书必受也先之命，诱胁宫府，以导敌入京者。英宗既被掳，受也先指使不获自由，亦无足怪。惟如《郭登传》，言登拒也先奉英宗欲入大同时，英宗遣人诏登曰：“朕与登有姻，何拒朕若是？”登奏曰：“臣奉命守城，不知其它。”英宗衔之。太祖女永嘉公主嫁郭镇，镇为英子，登又英孙，故云有姻。后英宗复辟，登几不免，以言官劾，论斩宥死，降都督佥事，立功甘肃。则英宗本意，亦竟以守土相拒为不然矣。清代《御批》亦深以丧君有君之说为非，此真君主之偏见也。

戊午，十—日。也先兵薄都城，列阵至西直门，上皇止德胜门外。是日，都督高礼、毛福寿败敌彰义门北，杀数百人，夺还所掠千余口。己未，十二日。寇拥上皇登土城，喜宁嗾也先邀大臣迎驾，帝以通政司参议王复为右通政，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少卿，出城朝见。喜宁又嗾也先以二人官小，邀于谦、石亨、胡濙、王直出见，索金帛万万计。复、荣不得见上皇而还。廷臣欲议和，遣人至军中问谦，谦曰：“今日止知有军旅，他非所敢闻。”已而也先遣骑窥德胜门，谦、亨设伏空舍，令数骑诱敌。敌遂以万骑来薄，伏兵出，范广发火器击之，也先弟孛罗、平章毛那孩中炮死。敌转至西直门，都督孙镗斩其前锋数人，逐之，敌益兵围镗，镗力战不解，会石亨分兵至，敌引退，欲还土城，居民皆升屋呼号，争投砖石击敌，嚣声动地。会佥都御史王竑督毛福寿、高礼援至，寇乃引去。也先初轻中国，既至相持五日，邀请既不应，战又辄不利。其别部攻居庸者五万，会天大寒，提督守备居庸关兵部员外郎罗通汲水灌城，冰坚不得近。七日，敌遁走，通追击之，三战三捷，斩获无算。也先大沮，又闻勤王师且至，壬戌十五日。夜拔营，由良乡而西，大掠所过州县，仍拥上皇北去。帝以谦、亨功大，封亨武清侯，加谦少保，总督军务。谦辞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固辞，不允。甲子，十七日。也先拥上皇出紫荆关。丁卯，二十日。诏止诸藩及各镇勤王兵。

也先入寇，脱脱不花在后，未入关，闻败而遁。时瓦剌君臣鼎立，也先专兵最多，脱脱不花虽为汗，兵数少，阿拉知院兵又少，三人外亲内疏，其内犯利多归也先，而害则均受。至是脱脱不花遣使入贡，帝从胡濙、王直等议，厚赏赐以间之。十一月壬辰，十六日。上皇至瓦剌老营，惟袁彬、哈铭从。自出紫荆关，连日雨雪，上皇乘马踏雪而行，上下艰难，遇险则袁彬执鞚，哈铭随之。哈铭，蒙古人，幼从其父为通事，至是亦侍上，上宣谕也先尝使铭，也先辈有陈请，亦铭为转达。既至虏营，也先来见，宰羊拔刀，割肉为敬。寻值上皇圣节，进蟒衣貂裘，设筵宴，尝谓上皇曰：“中朝若遣使来，皇帝归矣。”上皇曰：“汝自送我则可，欲中国遣使，徒劳往返。”喜宁闻而怒曰：“欲急归者，彬也，必杀之。”

英宗在北，《史》言：“初入敌营，也先有异志，雷震死也先所乘马，而帝寝幄复有异彩，乃止。及上皇至老营，所居毳帐，每夜有赤光绕其上若龙蟠，也先大惊异，寻欲以妹进，上皇却之，愈敬服，自是五七日必进宴，稽首行君臣礼。”凡此等语，皆中

国自文饰之词，其中惟却也先妹，为所敬服，或是实事。

十二月，喜宁劝也先西犯宁夏，掠苑马，直趋江表，居上皇南京。袁彬谓上皇曰：“天寒道远，陛下又不能骑，徒取冻饥，且至彼而诸将不纳，奈何？”上皇亟止宁计。宁愈欲杀彬，屡谮之也先，上皇力解乃止。

景泰元年闰正月甲寅，初九日。也先寇宁夏，用喜宁计。庚午，二十五日。寇大同，至沙窝。郭登召诸将问计，或言：“贼众我寡，莫若全军而还。”登曰：“我军去城百里，一思退避，人马疲倦，贼以铁骑来逼，即欲自全得乎？”按剑起曰：“敢言退者斩。”径薄贼营，奋勇击之，诸将继进，呼声震山谷，遂大破其众，追奔四十余里。又败之栲栳山，斩贼首甚众，夺所掠男女一百十六人，马九十八匹，牛骡驴六百二十一头，器械四百有奇。自土木败后，边将无敢与寇战，是役，登以八百骑破寇数千，军气益振。捷闻，封定襄伯。后寇数至，登屡击却之。以上为《纲目三编》据《实录》，所叙较详。《登本传》则稍略。《瓦剌传》言：“景泰元年，也先复奉上皇至大同，郭登不纳，仍谋欲夺上皇，也先觉之引去。”凡此皆上皇之所以获归，敌以乞和中国，赖朝贡为谋利之地，战不能胜，必出于和，不还上皇何待？凡勇于却敌者，即忠于返上皇者也。清《御批》亦知和不可议，又以拒君为非。郭登之于上皇，力夺则可，为敌所诱，以迎驾为导敌则不可。此与于谦辈意合，所以卒能有成也。君主偏见，其论直自相矛盾而已。

二月壬辰，叛阉喜宁伏诛。先是，宁数导诱也先扰边，上皇患之，言于也先，使宁及总旗高斌等还京索礼物，而命袁彬以密书付斌，俾报宣府，设计擒宁。宁抵独石，宣府守将设伏野狐岭，令斌绐宁至其地，伏尽起，斌直前抱持之，遂擒宁送京师，群臣杂治磔于市。上皇闻宁诛，喜曰：“自此边境稍宁，吾南归有日矣。”喜宁亦王振私人，从上皇北行，上皇竟能设计除之，不以昵振者昵宁。

此其一隙之明，所以犹得返国，返国后又念振不已，终为下愚而已矣。是年四月，浙江镇守中官李德上言：“诸臣擅杀马顺，同于犯阙，贼臣不宜用。”下廷议，于谦以为不足问。上曰：“诛乱臣，所以安众志。卿等忠义，朕已知之，勿以德言介意。”此为《明通鉴》文，其详见《王竑传》。廷臣请族王振，郕王使出待命，众伏地哭请，马顺廷叱诸臣，竑时为户科给事中，首捽顺发，且啮其面，众共击之毙。王深重竑，且召言官慰谕甚至矣。至是阉党已发此议，虽不从而亦终不抑阉焰，不待天顺复辟而始翻族振之狱也，喜宁其阉之不幸者矣。

景泰元年三月间，瓦剌迭寇朔州、宁夏、庆阳，官军御敌，互有杀伤，民被杀掠甚众。大同参将许贵奏：“迤北有三人至镇，欲朝廷遣使议和。”于谦曰：“前遣季铎、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季铎等以上年九月奉使，以太后命达之上皇。继遣王复、赵荣，不见上皇而还。见上。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困，不从则速变，势亦不得和。贵居边疆重地，恇怯若此，何以敌忾。”移檄切责。自是边将无敢言和者。敌寇边不得志，势必求和，求和而上皇自返，若和议起自中国，则坐听要挟而已。明廷一意用于谦，庙算先定，较之南宋，惟主和而徽、钦卒不能返，景帝非真欲上皇返者，而不知袭宋高宗之故智，以和议误军事，此则明宗社之幸，而亦景帝之城府不深也，若于谦则诚社稷之臣矣。

是月，郭登败敌于大同。四月，总兵官朱谦力战退敌于宣府。是时敌锐而骄，以宣府、大同可旦夕下，而谦与登屡却之。其它近边屡扰，不免杀掠，而皆非敌敢深入之地。会喜宁已诛，也先失其间谍，所部多死伤，而脱脱不花汗、阿拉知院自遣使议和后，皆撤所部归，于是也先亦欲息兵。又耻自屈，乃先令阿拉知院遣参政完者脱欢等至怀来议和。边将以闻，帝用陈循言，赍使令还，而以敕谕阿拉，未行，也先忽拥上皇至大同，遣使赍文书，以讲和为言，而自率众至城下。郭登仍欲谋夺上皇，敌觉，遂拥上皇去。登以使及书奏，帝厚赉使，令与完者脱欢偕还。

敕谕阿拉文略曰：“我朝与尔瓦剌和好，也先违天犯顺，朕兄太上皇帝兴师问罪，也先又辄遮留，毒我生灵，残我边徼。朕嗣承大统，宗室臣民咸请兴兵讨罪复仇。朕念也先屡请送大驾回京，以故遣人赐书授赏，乃也先诡诈反复。今阿拉又使至，朕欲从尔，但闻也先仍聚众塞上，意在胁挟，义不可从。即阿拉必欲和好，待瓦剌诸部落北归，议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战也。”

王直率群臣上言：“也先求成于我，请还乘舆，此转祸为福之机，望陛下俯从其请，遣使往报，因察其诚伪而抚纳之，奉太上皇以归，少慰祖宗之心。”帝曰：“卿等言良然，但前后使者五辈往，终不得要领。今复遣使，设彼假送驾为名，来犯京师，岂不为苍生患？贼诈难信，其更议之。”已而阿拉使复至，胡濙等复以为言。于是帝御文华门，召廷臣，谕以宜绝状。直又对曰：“必遣使，无贻后悔。”帝不悦曰：“朕非贪天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尚书于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词矣。”上乃顾谦改容曰：“从汝从汝。”议遂决。时礼科给事中李实慨然请行，以实为礼部右侍郎，大理寺丞罗绮为少卿，及指挥马显等，令赍玺书谕瓦剌君臣。时在景泰元年六月。以二十七日己亥，实等奉使，至七月初七日己酉，实等至瓦剌营，也先既见，读玺书毕，乃导谒上皇。时上皇仍居伯颜帖木儿营，惟袁彬、哈铭侍，实等见上皇泣，上皇亦泣。因问太后、皇上，又问二三大臣，泫然曰：“处此逾年，始见卿等。”实等颇以上皇前宠王振太过，以致蒙尘，请还京引咎自责。上皇意不怿。《实本传》：实使时失上皇意，后以居乡暴横，斥为民。

实等既行，脱脱不花及也先所遣使皮儿马黑麻等复至趣和。诏礼之，赐之宴。使者言于馆伴曰：“昨知院使来，朝廷使人偕往。今吾等乃汗及太师所命，若不报使，事必不济。”胡濙等奏其语，廷议请简四人往，帝命俟实还议之。及使者将返，王直等固请报使，庚申，七月十八。遣右都御史杨善及工部侍郎赵荣为正使，以都指挥同知王息、锦衣卫千户汤允绩副之，赍金银书币以往。濙等言：“上皇在瓦剌久，御用服食，宜付善等随行。”不报。未几实还，述也先语云：“迎使夕来，大驾朝发。”廷议请更遣大臣。帝曰：“杨善既去，不必更遣，但以奉迎意致也先，即令善迎归足矣。”

景帝之于上皇，始终无迎驾之说致也先，其不欲上皇之归，自是本意。但其阻上皇之归，乃纵令诸将奋勇御敌，而不与敌和，使敌失贡市之利，则愈阻驾返而敌之送驾愈急矣。宋高宗之不迎两宫，乃日日言迎驾，日日言求和，杀猛将以媚敌，输厚币以饵敌。敌以为一失两宫，中国未必帖服如是。此其冒屈己迎驾之名，而行其恋位忘亲之计，蹙国土，堕国威，均无所惜。故景泰之较宋高宗，其功罪不可以道里计也。英宗被掳而明犹全盛，景帝之不负祖业、不涉阴险，实明宗社之福矣。

太监《兴安传》：“也先遣使议和，请迎上皇，廷议报使，帝不怿，令安出呼群臣曰：‘公等欲报使，孰可者，孰为文天祥、富弼？’词色俱厉。尚书王直面折之，安语塞。及遣李实往，敕书不及迎上皇，实惊走白内阁，遇安，安复诟曰：‘若奉黄纸诏行耳，他何预？’”此李实初使时未有迎驾敕也。实未返而杨善继往，仍非迎驾专使，迨实返而议遣迎使，帝终不使，但令善口述奉迎，即由善迎回足矣云云。愈不欲迎驾而驾返愈速，竟以杨善口语而得之。《善传》又言：“也先曰：‘敕书何以无奉迎语？’善曰：‘此欲成太师令名，使自为之，若载之敕书，是太师迫于朝命，非太师诚心也。’也先大喜。”此又见迎驾之终无敕语。《史》以此归功于善之辞令，辞令特实力之外表耳，不有主战之君相，戮力之诸将，敌岂口舌所能挫？此古今论交涉之标准也。

王直等诸臣多言宜遣奉迎专使，帝不得已，乃从群臣议，乃遣实往报，既而曰“俟善归议之”，卒不遣。己巳，七月廿七。善至瓦剌，时瓦剌即在鞑靼之地，故往来甚速，善与也先问对，备详《善本传》中。次日即见也先，竟许善请。《善传》又言：“知院伯颜帖木耳劝也先留使臣，而遣使要上皇复位。也先惧失信，不可，云云。”也先果守信如此耶？盖一要请而中国即不奉迎耳。又次日，也先引善谒见上皇。又二日，八月初二日癸酉，上皇即发自瓦剌。此皆《景帝纪》所书之日，盖使至瓦剌，四日而以上皇归，迎驾为莫大之事，四日为至短之期，口语无敕为至轻简之举动，一时或称杨善之能不辱命，或称也先之前倨后恭，而于景帝则惟见贪位拒兄之失，不知其能任将相，力战自强，功在列祖列宗，以后之国祚，倍于以前而又过之，谁之功也？

《明史·瓦剌传》：“也先设宴饯上皇行，也先席地弹琵琶，妻妾奉酒，顾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太师着坐便坐。’善承旨坐。即起，周旋其间。也先顾善曰：‘有礼。’伯颜等亦各设饯毕。也先筑土台，坐上皇台上，率妻妾部长罗拜其下，各献器用饮食物。上皇行，也先与部众皆送，约半日程，也先、伯颜乃下马伏地恸哭曰：‘皇帝行矣，何时复得相见？’良久乃去，乃遣其头目七十人送至京。”是为上皇返跸，终景泰守御之效。

第四节 景泰在位日之功过

正统十四年九月，帝即位，巡抚山西副都御史朱鉴请罢内官监军。不从。已而山东布政使裴纶言：“山东既有巡抚，又设内官镇守，有司供应，以一科十，实为扰民。请下廷议，凡内地已有巡抚者，镇守内官悉召还京。”疏入，责纶陈状，纶服罪乃已。时临洮府同知田旸、听选知县单宇、举人段坚、工部办事吏徐镇俱上言请召还监军镇守中官，诏以为祖宗旧制不可更，皆不纳。其后南京军匠余丁华敏上书言宦官十害，文具《敏本传》，事下礼部，寝不行。

以上出《纲目三编》，《三编》多据《实录》。史惟单宇、段坚、华敏有《传》。景帝不以王振为鉴，袒护中官，动以祖制为口实，知永乐之纵容阉宦，为明累世之毒，景帝固中人之资，不足言大振作也。

景泰间用事之阉，独一兴安为著。安于迎驾事，体帝意颇事阻抑，然帝亦屈于众议，卒迎上皇归。安独敬信于谦，《宦官传》：“安有廉操，且知于谦贤，力护之。或言帝任谦太过，安曰：‘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则景帝所用之阉，幸而非甚祸国耳。安佞佛，先是僧道三年一度，帝特诏停之。景泰二年，兴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万余人。于谦上言：“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三边缺战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乖本末。”帝不省。三年六月，又建大隆福寺。时安用事，佞佛甚于王振，请帝建大隆福寺，费数十万。王振改造庆寿寺为大兴隆寺，费帑极巨。

景帝之贪位薄兄，自造夺门之祸，固帝之失德，但由人民言之，亦可曰帝之家事，且无残害之行。较之成祖之处建文及其嗣，仁暴悬殊。然至易储事作，人心颇不直帝，而一时意气相激，恩怨相攻，议论甚不一。今为分析具列如下：

上皇之将归也，诏议迎上皇礼，礼部尚书胡濙具议以上，传旨以一舆二马迎于居庸关，至安定门易法驾。给事中刘福言礼太薄。帝曰：“昨得上皇书，具言迎驾礼宜从简省，朕岂得违之？”群臣乃不敢言。会千户龚遂荣为书投高谷，而匿其名，言：“奉迎宜厚，主上当避位恳辞，而后受命，如唐肃宗迎上皇故事。”谷袖之入朝，与王直、胡濙等共观之，直曰：“此礼失而求诸野也。”濙欲以闻，王文不可，而给事中叶盛已奏之。有诏索书，浚等因以书进，且言：“肃宗迎上皇礼，正可仿行。”帝不悦曰：“第从朕命，无事纷更。”乃遣太常少卿许彬至宣府，翰林侍读商辂至居庸，迎上皇。时帝索遂荣书所从得甚急，遂荣自缚诣阙言之，下诏狱坐遣，久之得释。

丙戌，八月十五。上皇至京师，自东安门入。帝迎拜，上皇答拜，相持泣，各述授受意，推逊良久。帝遂送上皇至南宫，百官随入，行朝见礼，赦天下。十一月辛亥，礼部尚书胡濙请令百官贺上皇万寿节。十二月丙申，复请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门。皆不许。

《杨善传》：“善奉上皇还，举朝竞奇善功，而景帝以非初遣旨，薄其赏，迁左都御史，仍莅鸿胪事。”善倾险小人，先媚事王振，后又与石亨、曹吉祥相结。为序班坐事，与庶吉士章朴同系狱，久之相狎。时方穷治方孝孺党，朴言家有《方孝孺集》，未及毁。善从借观，密奏之，朴以是诛。而善得复官。既预复辟功，于谦、王文之戮，陈循之窜，善亦有力。《本传》言其 忮为士论所弃。则景帝之不重用善，亦未为甚过。

上皇归后，脱脱不花及也先屡使致贡，上皇所亦别有献。帝意欲绝瓦剌，不复使使。也先以为请，尚书王直、金濂、胡濙等皆言，绝之恐启衅。帝曰：“遣使有前事，适以滋衅尔，曩入寇时岂无使耶？”因敕也先曰：“前者使往，小人言语短长，遂致失好。朕今不复遣，而太师请之，甚无益也，太师使，朕皆优礼厚给之，顾亦须少人，赏赉乃得从厚。”至二年五月，脱脱不花使又至，送还所掠招抚使高能等，请通好。直等复相继言之。帝曰：“使臣不遣，朕志素定。”乃享其使而以书报之。

《史》叙此亦为景帝之薄上皇，王直等之请皆有此意。其实上皇已还，不比未还时以不遣使为拒驾。帝始终不为也先所狎，不得为非。是年也先杀其主脱脱不花。四年，也先自立为汗。五年，也先为阿拉所杀，鞑靼部长孛来复杀阿拉，立脱脱不花子麻儿可儿，号小王子。自是也先诸子分散，瓦剌遽衰。而孛来与其属毛里孩等雄视部中，鞑靼复振。盖终景泰之世，也先亦以强梁而自亡。帝之对敌，无所谓启衅，若以薄敌为薄上皇，此即无聊之情感矣。

三年十二月，也先遣使来贺正旦，王直等请遣使答之，诏兵部议，于谦言：“臣职司马，知战而已，行人事非所闻。”帝从谦言。既而洗马刘定之言：“北庭遣使，宜敕群臣公议，不当但委兵部，盖和战皆所以待敌，而兵部必不以和为请，犹巫医皆所以治病，而巫者必不以药为言，各护其所短，而欲见其所长也。”诏下群臣更议，给事中路璧以遣使有五不可。帝以璧议为是，使卒不遣。

景帝即位，久欲以己子见济代太子，而难于发言，迟回久之。太监王诚、舒良为帝谋，先赐陈循、高谷白金各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半之，用以缄其口，然犹未发也。会广西土酋黄以私怨戕其弟思明土知府，并灭其家，巡抚李棠以闻，下有司治其事，捕 父子入狱。急，使其党千户袁洪至京师行赂，有教其迎合帝意者，乃上疏请易太子，其疏曰：“太祖百战以取天下，期传之万世。往年上皇轻身御寇，驾陷北庭，寇至都门，几丧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归？今且逾三年，皇储未建。臣惟人心易摇，多言难定，争夺一萌，祸乱不息。皇上即循逊让之美，欲全天叙之伦，恐事机叵测，反复靡常，万一羽翼长养，权势转移，委爱子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宝，阶除之下，变为寇仇，肘腋之间，自相残蹙，此时悔之晚矣。乞与亲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计，以一中外之心，绝觊觎之望。”疏入，帝日：“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即下廷臣议，且令释

罪。

景泰三年五月甲午，初二。更封太子为沂王，立见济为太子。帝既下廷议，礼部尚书胡濙集群臣会议，相顾莫敢发言，惟都给事中李侃、林聪、御史陈英以为不可，尚书王直亦有难色。太监兴安厉声曰：“此事不容已，即以为不可者勿署名，毋得首鼠持两端。”群臣皆唯唯署议。于是濙等上言：“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归圣子，黄 奏是。”制曰：“可。”礼部具仪择日以闻，遂简置东宫官。至是日，立太子，诏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实遗安于四海；父有天下传之子，斯固本于万年。”此一联据吏部侍郎何文渊自夸所作，而阁臣草诏即用其语。后英宗复辟，传将逮捕，遂自经死。文渊始与况钟等俱奉特敕为知府，以吏治称。既由侍郎擢尚书，以附和时局，至不得其死。大赦天下。命百官朔望朝天子。赏诸亲王公主及边镇文武内外群臣有差，又加赐循等诸阁臣黄金各五十两，东宫公孤官皆兼支二俸。而 罪竟得释，且赦其子。

是日，并废皇后汪氏，立妃杭氏为皇后。帝以汪后不赞同易太子，后以见济杭氏所生，遂让位。又封上皇子二人为王：见清荣王，见淳许王。明年二月，以土酋黄 为前军都督府同知，复辟后 自杀，发棺戮其尸，诛其子震。十一月辛未，十三日。皇太子见济卒，谥怀献，复辟后降称怀献世子。宪宗于正统十四年立为太子，时止三岁。至景泰三年，废为沂王，止六岁。《怀献太子传》，景泰四年二月乙未，太子冠，十一月薨。其年固较英宗之太子为长也。

怀献太子既卒，礼部郎中章纶与御史钟同偕朝，语及沂王，皆泣下，因与约疏请复储。会定州获北谍，言也先使侦京师，将以秋初大举深入，同闻之，上疏抗论时政，遂及复储事，中言：“父有天下，固当传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窃以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资厚重，足令宗社有托。沂王是时甫七岁，称颂固亦是套语。伏望廓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仪，建复储位，实祖宗无疆之休。”疏入，帝不怿。下所司议，宁阳侯陈懋、吏部尚书王直等请帝纳其言，因引罪求罢，帝慰留之。越数日，章纶亦疏言复储，并陈修德弭灾事，其大者谓：“内官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权，后宫不可盛声色。”又言：“孝弟者，百行之本。愿陛下退朝后，朝谒两宫皇太后，修问安视膳之仪。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传位陛下，是以天下让也，陛下奉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陛下与上皇，虽殊形体，实同一人。伏读奉迎还宫之诏曰：‘礼惟加而无替，义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节旦，一幸南宫，率群臣朝见，以展友于之情，极尊崇之道。更请复汪后于中宫，正天下之母仪，还沂王于储位，定天下之大本。”帝得疏，遂大怒，时日已暝，宫门闭，传旨自门隙中出，立执纶及同下诏狱，榜掠惨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宫状，濒死无一语。会大风扬沙，天地昼晦，狱得稍缓，令锢之。

方同下狱，礼部郎孟玘者亦疏言复储事，帝不罪。而进士杨集上书于谦曰：“奸人黄 献议易储，不过逃死计，公等遽成之。今同等又下狱，脱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议何？”谦以书示王文，文曰：“书生不知忌讳，要为有胆，当进一官处之。”乃以集知安州。按章纶之疏，于帝兄弟父子夫妇之间无所不涉，帝固恒流，无超人之度，其激而发怒，有以也。观他人亦言之而不尽得罪，则纶之以激致祸，不畏违以疏间亲之义，亦固以得罪为甘心矣。狱中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宫状，则明与上皇以难堪，尤为帝之显失。三年七月，杀内使王瑶。以御用监阮浪侍上皇于南宫，上皇赐浪镀金绣袋及镀金刀，浪以与瑶，锦衣指挥卢忠见之，醉瑶酒，窃以上变，言浪传上皇命，以袋刀结瑶图复位。帝震怒下浪、瑶诏狱穷治。术者仝寅为忠筮，言“此大凶兆，死不足赎”。忠惧，佯狂以冀免。商辂及中官王诚言于帝曰：“忠病风，无足信，不宜听妄言伤天伦。”帝意少解，乃并下忠狱，坐以他罪，谪广西立功，锢浪于狱，磔瑶死。浪寻亦死。复辟后追赠浪，命儒臣立碑记之。所谓交通南宫，前此固已成狱矣。

五年七月，南京大理少卿廖庄疏言：“臣曩见上皇遣使册封陛下，每遇庆节，必令群臣朝谒东庑。今上皇在南宫，愿陛下时时朝见，或讲论家法，或商榷治道，岁时令节，命群臣朝见，以慰上皇之心。”又言：“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诸子，陛下之犹子也，宜令亲儒臣，督书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晓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意。”疏入不报。六年八月，庄以事至京，诣东角门朝见，帝忆前疏，大怒，命杖八十，谪定羌驿丞。天顺初召还。成化初，官刑部左侍郎，卒赠尚书，谥恭敏。左右言：“事皆由钟同倡，实罪魁。”帝乃封巨梃就狱中杖同及章纶各百，同竟死，纶死而复苏，系如故。

《明史·廖庄传》：“英宗在南宫，左右为离间。及怀献太子薨，群小恐沂王复立，谗构愈甚。故钟同、章纶与庄相继力言，皆得罪。然帝颇感悟。六年七月辛巳，刑科给事中徐正请间言事，亟召入，乃言：‘上皇临御岁久，沂王尝位储副，天下臣民仰戴，宜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别选亲王子育之宫中。’帝惊愕，大怒，立叱出之，欲正其罪，虑骇众，乃命谪远任，而帝怒未解，已复得其淫秽事，谪戍铁岭卫。盖帝虽怒同等所言过激，而小人之言亦未遽听也。迨英宗复辟，于谦、王文以谋立外藩诛死，其事遂不白云。”谦等谋立外藩之诬，事见后，此云不白，则谓景帝之迁置沂王，选育亲王子，明为帝所怒谴，而反与谦等同受诬也。景帝城府不深，私其子则有之，铲除旧储以绝人望，则绝无其意。英宗受群小之间，报怨已甚，其罪岂薄于景帝？《御批》恒责景帝之不臣，此则君主之偏见也。

廖庄言厚待上皇诸子，以待皇嗣之生，是可知怀献卒后，景原无他子，故未别立。皇后杭氏亦于七年二月崩。明年正月，帝不豫。壬午，十七日。英宗夺门复辟。丙戌，二十一日。改元天顺。《史》于纪年，多以景泰为七年，八年即以天顺纪元矣。

第五节 夺 门

景泰八年即天顺元年。正月丙寅，元旦，罢朝贺。帝先以七年十二月癸亥二十八日。有疾，故罢朝贺。丁丑，十二日。帝舆疾宿南郊斋宫，召石亨至榻前，命摄行祀事。亨见帝疾甚，退与都督张

、左都御史杨善及太监曹吉祥谋，立太子不如复上皇，可邀功赏，《本纪》：“己卯（十四日），群臣请建太子，不听。”时兴安因百官问疾示意，乃议请立东宫。王文欲窥上意，萧维祯乃改请建元良之建字为择。疏进，诏：“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朝。所请不允。”、吉祥等然之，以告太常卿许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徐元玉善奇策，盍与图之。”元玉，徐有贞字。有贞原名珵，字元玉。土木败信闻时，倡议南迁，为众所非，既而求用，景帝见其名辄弃之，乃改名有贞。复得以治河自效，时官副都御史。亨、遂夜至有贞家，有贞大喜曰：“须令南城知此意，且必得审报乃可。”亨、去。十六日夜，亨、与吉祥复会有贞所，曰：“报得矣，计安出？”有贞乃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时在今夕，不可失。”时有边吏报警，有贞言：“以备非常为名，纳兵入大内。”计定，仓皇出。是日王直、胡濙、于谦会诸大臣台谏，请复立沂王，推商辂主草，略谓：“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疏成，以日暮未奏，而夺门之变起。见《王直传》。会明日帝将视朝，门早启，有贞以三鼓即至朝房，亨、等率群从子弟家兵，混同守御官军入。天色晦冥，等惶惑，有贞趣行，顾曰：“事济否？”有贞大言曰：“必济。”进薄南宫城，毁垣坏门而入，《纪事本末》：“南宫门锢不可启，扣之不应，俄闻城中隐隐开门声，有贞命众取巨木悬之，数十人举之撞门，又令勇士逾垣入，与外兵合毁垣，垣坏门启，

、亨等入。”见上皇于烛下，上皇问故，众俯伏合声请登位，乃麾兵士进辇，皆惊战莫能举，有贞率诸人助挽以行。忽天色明霁，星月开朗，上皇顾问，各以职官姓名对。至东华门，门者拒弗纳，上皇曰：“我太上皇也。”遂入。众掖升奉天殿，黼座尚在殿隅，众推之使中，遂升座鸣钟鼓，启诸门。时百官咸待漏阙下，忽闻殿上呼噪，方惊愕。须臾，有贞出号于众曰：“太上皇帝复位矣。”趣入贺，百官震骇入谒，上皇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复位，其各任事如故。”以有贞入内阁，预机务。下少保、兵部尚书于谦及大学士王文于狱。改元大赦，以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是日为正月十七日壬午。至二十二日丁亥，杀于谦、王文，籍其家。其罪名为意欲迎外藩入继大统。先是，有贞、亨等既定议迎复，有贞恐中变，乃诡辞激亨，言“于谦、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曰：“帝已知君等谋，将于十七日早朝执君。”亨大惧，谋遂决。及是谦、文已下狱，有贞与亨等嗾言官劾之，即以所诡言之罪，命鞫于廷。文抗辩曰：“召亲王须用金牌相符，遣人必有马牌，内府兵部可验也。”辞气俱壮，谦笑曰：“亨等意耳，辩得生耶？”都御史萧维祯遂以意欲二字附会成狱，坐谋逆律，当寘极刑。奏上，帝犹豫未忍，曰：“于谦实有功。”有贞曰：“不杀谦，此举为无名。”帝意遂决。薛瑄力言于帝，乃减一等改斩，弃谦等于市，籍其家，家属戍边。有教谕吾豫言：“谦罪当族，所荐举文武大臣并应诛。”部议持之而止。千户白琦又请榜于谦等罪示天下。一时希旨取宠者，率以谦为口实云。谦性忠孝，才略开敏，自遭寇变，忘身忧国，敌先后入犯，皆不得逞，保全社稷，皆谦功也，为有贞及亨辈所嫉，遂及于难，朝野冤之。其籍也，家无余资，惟正室镝钥甚固，启视，则皆上所赐蟒衣剑器诸物也。皇太后初不知谦死，比闻，嗟悼累日。

夺门一案，所诛所赏，是非不足言，但成一反复之局。英宗即位日，既命徐有贞入阁，明日加兵部尚书。代于谦。寻论夺门功，封石亨忠国公，张 太平侯，兄 文安伯，、皆河间王玉子，定兴王辅之弟。杨善兴济伯，曹吉祥嗣子钦都督同知。吉祥、钦以反伏诛，见后。二十四日己丑，复论夺门功，封孙镗怀宁伯，董兴海宁伯，擢钦天监正汤序礼部右侍郎，一时官舍旗军晋级者凡三千余人。其诛于谦、王文，则又诏谪戍陈循、江渊、俞士悦于铁岭，斥商辂、萧镃等为民，皆徐有贞主之。石亨、张、曹吉祥辈复追论前御史王竑击杀马顺等，诏除名编管江夏。居半岁，帝于宫中得竑疏，顾左右曰：“竑所奏多为朕也。”命迁河州，寻遣官送归田里，敕有司善视之。竑为河州籍。二十七日壬辰，从白琦请，榜于谦党人示天下。

二月乙未朔，废景泰帝仍为郕王，迁之西内。寻贬所生母皇太后吴氏复为宣庙贤妃，废后汪氏仍为郕王妃，削孝肃皇后杭氏谥号，改怀献太子为怀献世子，皆称皇太后制行之。时汤序请革除景泰年号，不许。十七日癸丑，郕王薨，谥曰戻，毁所营寿陵，葬金山，与夭殇诸公主坟相属。帝欲以汪妃殉，以李贤言乃止，以妃唐氏等殉葬。寻沂王复储位，雅知汪妃前谏易储事，请于帝，迁居旧王府，得尽携宫中所有而出，与周太后相得甚欢，岁时入宫叙家人礼。周太后，沂王生母，宪宗即位后所尊。一日，英宗问太监刘桓曰：“记有玉玲珑系腰，今安在？”桓言当在汪后所，英宗命索之，妃投诸井，对使者曰：“无之。”已而告人曰：“七年天子，不堪消受此数片玉耶？”后有言妃出所携巨万计，英宗命检取之，立尽。三月己巳，初六日。复立沂王见深为皇太子。四月，襄王瞻墡来朝。景帝未立时，王上书请立皇长子，令郕王监国，募勇智士迎车驾。逾年上还京，居南内，王又上书景帝，谓宜朝夕问安，率群臣朔望朝见。及帝复辟，石亨等诬于谦、王文，以迎立襄王为嗣。帝颇疑王，久之，从宫中得王所上二书，复检襄国金符，仍在太后阁中，乃赐书召王，比二书于《金縢》。至是王入朝，礼待优隆，而于谦之冤不雪。徐有贞寻又以与石亨、曹吉祥相轧，谪戍金齿。金齿土司在路江，即怒江。后属缅甸。十月丁酉，初七。赐王振祭葬，立祠。初，振既族诛，有言其为敌用者，帝大怒，诏：“振死难朕所亲见。”追责言者，皆贬窜。帝追念不已，复其官，刻香木为振形，招魂以葬，建祠祀之，赐额曰旌忠。十二月，封太监曹吉祥养子钦昭武伯，吉祥以司礼监总督大营，养子钦，从子铉、铎、皆官都督，至是钦进封。三年十月，诏：“自今章奏勿用夺门字。诸冒功者黜之。”时石亨与从子彪不法事露，帝以夺门字问李贤，贤曰：“迎驾则可，夺门岂可示后，天位乃陛下固有，夺即非顺。彼时亦幸成功，万一事机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审置陛下何地？若景泰果不起，群臣表请复位，此辈虽欲升赏，以何为功？老臣耆旧何至杀戮降黜？招权纳贿何自而起？国家太平气象，今为此辈损削过半矣。”帝深然之，乃有此诏，诸冒功得官者自首更正，黜四千余人，朝署为清。

石亨之败也，从子彪自陕西召还，谋镇大同，与亨表里握兵柄，令千户杨斌等奏保。帝觉其诈，收斌等拷讯得实，大怒，下彪诏狱，令门达鞫之，得其缝蟒龙衣及违式寝床诸不法事，罪当死，遂籍彪家，并逮其党治之。亨大惧，请罪，帝慰谕之，亨请尽削弟侄官，放归田里。不许。法司再鞫彪，言：“彪初为大同游击，以代王增禄为己功，王至跪谢，自是数款彪，出歌妓行酒，彪凌侮亲王，罪亦当死。”因交章劾亨，招权纳贿，肆行无忌，私与术士讲论天文，妄说休咎，宜寘重典。帝命锢彪于狱，罢亨闲住，绝朝参。帝初缘亨复位，德之，亨无日不入见，即不召，必假事以进。一日，亨引二人侍于文华殿，帝问何人？亨曰：“此千户卢旺、彦敬，臣有机密事必与谋，如迎请复位，其功实多。”乃擢二人为指挥使，自是干请无虚日，弟侄冒功锦衣者五十余人，部曲亲故窜名夺门籍得官者四千余人。亨每见出，必张大其言，在亨门下者，得亨语即扬于众，以为声势，朝臣奔走恐后，以货之多寡为授职美恶，入之先后为得官迟早。时有“朱三千，龙八百”之谣，谓郎中朱铨、龙文辈俱以贿被擢也。既以宿怨残害忠良，大狱数兴，廷臣侧目，大权悉归于亨。亨预政事，所请或不从，艴然见于辞色。久之帝不能堪，以语李贤。贤曰：“惟独断乃可。”因敕左顺门非宣召毋纳总兵官，亨燕见遂稀，所请亦渐有不从者，亨犹不悟，恣横如故。初帝命所司为亨营第，既成，壮丽逾制。帝登翔凤楼见之，问谁所居，吴瑾侍侧，谬对曰：“此必王府。”帝曰：“非也。”瑾曰：“谁僭逾若此？”帝颔之。锦衣指挥逯杲，本亨所擢，密受帝旨，往往伺亨所为以报，而亨竟不知。从子彪本以战功起家，不借父兄荫，然一门二公侯，亨封忠国公，彪封定远侯。所蓄材官猛士不下数万，中外将帅半出其门，又谋镇大同，为天下精兵处，权倾人主，群疑其有异志，遂及于祸。逯杲奏谓：“亨怨望逾甚，与从孙后等日造妖言，且蓄养无赖，专伺朝廷动静，不轨迹已著。”廷臣皆言不可轻宥，乃下亨诏狱，坐谋叛律应斩，没其家赀。未几亨瘐死，彪及后并戮于市。

《纪事本末》：“逯杲上言石亨怨望，与其从孙石俊《史》作石后，各书皆作后，惟《通鉴辑览》亦作俊。谋不轨。”上以章示群臣，遂下锦衣狱。初亨见上稍疏斥，怀怨望，尝往来大同，顾紫荆关，谓左右曰：“若塞此关守之，据大同，京师何由得至？”一日退朝归私第，语卢旺、彦敬曰：“吾所居官，皆尔等所欲为者。”旺、敬不知所谓，对曰：“旺、敬以公得至此，他何敢言！”亨日：“陈桥之变，史不称其篡，尔能助吾，吾官非尔官乎？”旺、敬股栗莫敢对。会瞽人童先出妖书曰：“惟有石人不动。”劝亨举事。亨谓其党曰：“大同士马甲天下，吾抚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可恃也，异日以彪代李文，佩镇朔将军印，专制大同，北塞紫荆关，东据临清，决高邮之提，以绝饷道，京师可不战而困矣。”遂请以卢旺守里河。及孛来寇延绥，上命亨往御之，先又力劝亨，亨曰：“为此不难，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为之未晚。”先曰：“时难得而易失。”亨不听。先私谓所亲曰：“此岂可与成大事者？”会彪败，上犹念亨功，置不问，罢其兵。而亨之谋渐急，事益露，其家人上变，告亨谋反，逮治之。

按石亨粗鄙武夫，非大奸慝，其始假以威福，乃英宗之乐近小人。以亨之不足大用，何待后来始著？其举动无一不劣，有何难辨而假借之？英宗自欲假手此辈以快所仇，观于于谦终帝世不予雪，而害谦者则已次第戮之，故知非群小能害谦，自出英宗意尔。

戮于谦则蔓延谦党，戮石亨时亦然。《史·韩雍传》：“锦衣指挥刘敬坐饭亨直房，用朋党律论死。雍言广：‘律重朋党，谓阿比乱朝政也。以一饭当之，岂律意？且亨盛时，大臣朝夕趋门不坐，独坐敬何也？’敬遂得免。”举此一事，可见其荦染者必多，政刑之不得其当久矣。门达、逯杲，《史》皆入《佞幸传》，与成祖时之纪纲同，以小人攻小人，皆当时朝事之玷。

五年七月庚子，初二日。太监曹吉祥及其养子钦反，钦败死，吉祥伏诛。先是六月丙子，初七。孛来寇河西，官军败绩。壬午，十三。兵部尚书马昂总督军务，怀宁伯孙镗充总兵官，帅京营军御之，择庚子昧爽出师。其前一夜，以朝将陛辞，与恭顺侯吴瑾俱宿朝房，而钦所结之达官马亮来上变。当正统间，吉祥屡出监军，辄选达官善骑射者隶帐下，师还畜于家，故家多藏甲。

《于谦传》：“初永乐中，降人安置近畿者甚众，成祖以靖难从行功，以朵颜等三卫地畀兀良哈。自知失策，因欲广招东北降女真人，诱以官赏。别设奴儿干都司，以复其驭边远略，以故遣使迭出。招得之人，愿归者为之设卫授官，愿留者亦与以官，给禄与宅，留居京师，前后至者无数。女真设百数十卫，其中建州设三卫，遂为异日之满洲，皆肇端于其时。也先入寇，多为内应。谦谋散遣之，因西南用兵，每有征行，辄选其精骑，厚资以往，已更遣其妻子，内患以息。”又《李贤传》：“于谦尝分遣降人南征，陈汝言曹、石之党，代于谦为兵部尚书者。希宦官指，尽召之还。贤力言不可，帝曰：‘吾亦悔之，今已就道，后当听其愿去者。’”据此两传，知天顺时在京达官之来历。达官不知顺逆，只贪利禄，以故成祖靖难，用三卫为军锋；曹阉阴畜死士，亦以达官为奇货。陈汝言所希宦官之指，自即谓曹吉祥。李贤于正统初即深论此事，《贤传》：“正统初，言：‘塞外降人居京师者数万，指挥使月俸三十五石，实支仅一石，降人反实支十七石五斗，是一降人当京官十七员半矣，宜渐出之外，省冗费，且消患未萌。’帝不能用。”据此，则于谦始定散遣降人之法，谦被害而降人又召回，贤虽力言不可，帝言悔之，而又以已就道为姑息之计，遂为曹钦犯阙之资。《史》不详言，合观之可见也。

石亨败，吉祥不自安，渐畜异谋，日犒诸达官，金钱谷帛恣所取，达官亦恐吉祥败而己随退黜也，皆愿尽力结为死党。千户冯益，景泰间，请徙上皇于沂州，复辟后，以吉祥请得不诛，因客钦所，钦问曰：“古有宦官子弟为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钦大喜。钦有家人百户曹福来者，得罪逃去，奏行捕治，钦乃别遣家人寻获，而家私掠死，为言官所劾。帝令指挥逯杲按之，且降敕遍谕群臣，毋自专干宪典。钦惊曰：“前降敕，遂捕石将军；今复尔，殆矣！”石彪事发，言官将于朝班劾之，有泄于彪者，帝闻之大怒，乃敕：“文武大臣无故不得相往来，给事中御史及锦衣官不得与文武大臣交通，违者依太祖铁榜例治罪。”反谋遂决。使其党钦天监太常寺少卿汤序择是月庚子昧爽，钦拥兵入废帝，而吉祥以禁兵应之。谋定，钦召诸达官夜饮。时怀宁伯孙镗奉诏西征，将陛辞，是夜与恭顺侯吴瑾俱宿朝房，达官马亮恐事败，逸出走告瑾，瑾趋告镗，从长安右门隙投疏入，曰：“急变，即达御前，迟则用军法斩。”镗与瑾俱拙于书，惟曰：“曹钦反，曹钦反。”帝得奏，急絷吉祥于内，而敕：“皇城四门、京城九门闭勿启。”钦以亮逸，知事泄，中夜驰往逯杲家，杀杲，斫伤李贤于东朝房，以杲头示贤曰：“杲激我也。”逼草奏释己罪。亡何，又执尚书王翱，贤乃就翱所索纸，佯草疏，乃获免。钦又杀都御史寇深于西朝房。遂率众攻东、西长安门，不得入，纵火，守卫者拆河壖砖石塞诸门，贼往来叫呼门外。镗遣二子急召西征军，大呼曰：“有狱贼反，获者得重赏。”西征军奔集，至二千人，镗曰：“不见长安门火耶？曹钦反，能杀贼者必赏。”遂击钦，钦走攻东安门，瑾将五六骑觇贼，猝与遇，力战死。钦复纵火，门毁，门内聚薪益之，火大炽，贼不得入。天渐曙，钦党稍稍散，镗勒兵逐钦，镗子 斫钦中膊，钦走突安定诸门，门尽闭，奔归家拒战。会大雨如注，镗督诸军奋呼入，钦投井死，其家无大小尽诛之。帝出吉祥与钦尸同磔于市，汤序、冯益及姻党皆伏诛。马亮以告反授都督，进孙镗为侯，李贤、王翱进太子少保，封吴瑾凉国公，谥武壮，赠寇深少保，谥庄愍，将士升赏有差。以擒贼诏示天下，大赦。

夺门案至此，前之功人多为叛逆，而所杀以为名之于谦，公道已大彰，然终英宗之世不与平反也。《谦传》：“谦既死，而亨党陈汝言代为兵部尚书，未一年败，赃累巨万。帝召大臣入视，愀然曰：‘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赀；汝言抑何多也？’亨俯首不能对。俄有边警，帝忧形于色，恭顺侯吴瑾侍，进曰：‘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帝为默然。是年，有贞为亨所中，戍金齿。又数年，亨亦下狱死，吉祥谋反伏诛，谦事白。成化初，冕赦归，冕，谦子。上疏讼冤，得复官赐祭，诰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天下传诵焉。弘治二年，用给事中孙需言，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有司岁时致祭。万历中，改谥忠肃，杭州、河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绝。”

陷谦诸人，惟徐有贞尚有小才，石亨、曹吉祥之流，若君主稍有常识，岂遂假以大权至迭起祸变？亨、吉祥何足道，英宗始终为庸稚之君而已。

第六节 成化朝政局

天顺八年正月乙卯，初二日。英宗不豫。己未，初六日。皇太子摄事于文华殿。己巳，十六日。大渐。庚午，十七曰。崩。乙亥，二十二日。宪宗即位，以明年为成化元年。七月，立皇后吴氏。八月，废之。后立甫逾月，以万贵妃已擅宠，后摘其过杖之，帝怒，废居别宫。帝年甫十八，万贵妃年已三十五，宠冠后宫，帝终身眷之。成化一朝，佞幸竞进，皆凭万氏。帝于宦寺，倚任时无所不至，旋复厌之，即弃之如脱屣，嬖幸恃宫中为奥援，与万历间之郑贵妃略同，盖宵小犹非能专挟天子以行事也。

天顺八年二月，始以内批授官，帝命中官传旨用工人为文思院副使，自后相继不绝，一传旨姓名至百十人，谓之传奉官。文武僧道，滥恩者以千数。明代至是始以官爵为人主私物。

十月，始置皇庄，以没入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自此始。给事中齐庄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民争利？”弗听。自是戚畹及中贵家多夺民地为庄田矣。按明太祖宽留田土以供养军蓄马之用，期不扰民。自宪宗笼田产以自私，上行下效，悉归豪强，始而就闲旷以为侵占，闲旷既尽，后起之豪强无尽，以渐而蹙及民生。其端盖造于此。

于是番僧扎实巴乞静海地为常住田，嘉善公主求文安地数百顷，德王请寿张地四千余顷，皆予之。成化四年三月，户科给事中邱弘等上言：“国初，北直隶、山东地方土旷人稀，太祖、太宗屡颁明诏，许民耕种，永不科税。乃权豪怙势，专利病民，率指为闲田，乞奏至数十百顷。夫地逾百顷，古者百家恒产也，岂可徇一人之私而夺百家恒产哉？乞收前命还给下民，仍敕该部痛革往弊。”帝然之，诏：“自今乞请皆不许。”扎实巴等所乞还之于民。未几，周寿以太后弟冒禁求涿州田六十余顷，帝不得已许之。自是翊圣夫人刘氏求通州、武清县地三百余顷，寿弟长宁伯彧求武强、武邑地六百余顷，皆予之。给事中李森疏谏，不复省。

按成化间失政甚多，然奏乞闲田，事关永久民间舒蹙之故。所谓闲田，在太祖、太宗宽留以厚民生，历仁、宣暨英宗，未之有改。成化间惟以皇室庄田为倡，大动豪强贪欲之私，又可见祖宗积蓄之厚。先从近畿豪强遍布之地为始，各州县皆有罗掘，自后更及南畿，以及各处军卫留备兴屯之地，一切以闲田名之，祖宗所宽留者积久而尽。无论豪强代兴，日益无已，即边境有事，而以应额外之供，不得不悉索以责民供；民穷而为乱，乱起而民益穷，因果相生，遂成万历、天启之局。当宪宗时，民尚只觉恩泽之稀，未感煎熬之迫，后世言成弘之治，尚慨想以为太平，其实则前数代之遗泽，一朝不易枯竭耳。

再以《史传》证之，《陈镒传》：“正统七年，王翱调辽东，镒复出镇，岁满当代，以陕人乞留，诏仍旧任。时仓储充溢，有军卫者足支十年，无者直可支百年，镒以陈腐委弃可惜，请每岁春夏时给官军为月饷，不复折钞。从之。”凡此皆见正统以前天下积储之厚。祖制未改，在朝多法家弼士。明之君，自英宗为无道之始；明之民，则未尝感觉困苦。坏祖宗藏富于民之意，自宪宗始。顾祖宗所藏至厚，不至一时遽尽，故其大败决裂犹在百年以后也。

更举《史传》证之，《李贤传》：“尝言内帑余财不以恤荒济军，则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于土木、祷祠、声色之用。前后频请发帑赈贷恤边，不可胜计。”贤大用于景泰、天顺之间，至成化四年而卒，为一代贤相，其所主张如是，而景帝、英宗能任之，可知天顺以前，人主尚无甚与民争利之心也。贤以夺情为罗伦所纠不能无憾，与后之张居正为同病，然其为国家计久远，用才能，则皆功不可没也。

成化初对建州始有兵事，建州为清之旧受卫职，《明史》凡遇建州事，皆削不登。此为今日以后应为《明史》补正之一大端，别详《满洲开国史》。但以兵事论，则事役非巨，尚不及西南麓川、藤峡诸役，在本讲义原无足述之分量。惟荆、襄平乱为大事件，撮叙如下。

成化元年四月，荆、襄刘千斤起事。千斤名通，河南西华人，有膂力，县治门有石狮重千斤，通手举之，因号为刘千斤。荆、襄上游为郧阳，古麇、庸二国地，元至正间，流民聚此起事，终元世不能制。洪武初，邓愈以兵临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间，又多旷土，山谷厄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以食。正统二年岁饥，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罔禀约束，其中巧黠者稍稍相雄长。汉中守臣以闻，请除之，英宗曰：“小民为饥寒迫耳，奈何即用兵？”命御史金敬抚辑，谪戍数人，余阳听抚，而为首潜伏不出；寻复纵，势益滋蔓。有锦衣千户杨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众，宜选良吏抚恤，渐图散遣。”词甚谆切。不报。三省长吏多诿非己境，因循不治。至是，刘通纠党石龙，号石和尚，及刘长子、苗龙、苗虎等，聚众数万。自称汉王，建元德胜，署置将军、元帅。攻襄、邓境，指挥陈升等死者二十四人。时以副都御史王恕出为抚治，而未受征讨之命，因不受抚。恕闻于朝，五月，乃命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发军会恕及湖广总兵李震进讨。至南漳，通等迎战败之。永以疾留镇，圭主军务，奏四路进军之策。至二年五月，迭战胜，斩刘通子聪及苗虎。通等退保后岩山，拒险以守。圭督军四面围攻，通败被擒，苗龙等四十余人皆死。而石和尚、刘长子逸去。六月，石和尚聚众千余，转趋四川大昌，杀夔州通判王祯。圭分兵蹙之，并诱执石和尚等，遂班师。事少息，不数年复炽。

有可以养民之地，而禁民毋入，此明开囯时之失策也。六七十年之后，而再有饥民屯聚之患。英宗之不轻用兵，是也，不选良吏抚恤解散，则非也；至成化初，而不能不用兵，兵力所加，即告荡平，其时将帅犹得力。然平定后即仍其故地，不以良吏辟作生聚之乡，亦犹是邓愈见解也。

六年十月，刘千斤余党李胡子等复聚众起事。初，白圭平荆、襄，而流民屯结如故。李胡子名原，始与石和尚等同伙。会岁大旱，入山者九十万人，李与其党王彪、小王洪等往来南漳、内乡、渭南间，聚众为乱，称太平王，署其党为总兵、先锋等，又立一条蛇、坐山虎等号。官军屡战不利，荆、襄诸郡骚然。十一月，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忠先分军列要害，多设旗帜钲鼓，遣人入山招谕流民，来归者四十余万。王彪来觇军，出不意擒之。忠又请调永顺、保靖土兵，合二十五万众，分八道逼之。流民归者又数万。遂击擒李胡子、小王洪等。忠移军竹山，复招流民五十万。斩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万余人，户选一丁，戍湖广边卫，余令归籍给田。其下令逐流民也，有司一切驱逼，不前即杀之，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遣中，戍者舟行多疫死。给事中梁璟因星变求言，劾忠妄杀。白圭亦言：“流民既成业者，宜随所在著籍。”又驳忠所上功次互异。帝皆不听。进忠左都御史，荫子绶锦衣千户，诸将录功有差。忠上疏言：“臣先后招抚流民九十三万余人，贼党遁入深山，又招谕解散，自归者五十万人，俘获百人，皆首恶耳，今言皆良家子，则前此屡奏猖獗难御者伊谁也？贼党罪固当死，因不忍滥诛，故令丁壮谪发遣戍，其久附籍者，或乃占山四十余里，招聚无赖千人，争斗劫杀，若此者，可以久居不遣乎？臣揭榜哓贼，谓已杀数千，盖张虚声怵之，非实事也。且圭固尝身任其事，今日之事，又圭所遗。先时中外议者，谓荆襄之患何日得宁？今幸平靖，而流言沸腾，以臣为口实。”帝温诏答之。

《纪事本末》：“议者谓忠此役实多滥杀，既树《平荆襄碑》，或亦呼为《坠泪碑》以嘲忠云。”《坠泪碑》为荆襄故事，本为人思羊枯，今以形容项忠之残杀。人揭忠之过，忠则自列其功，一时遂无定论。其实忠亦无善处流民之法，至多比之邓愈而已。

十二年五月，命左副都御史原杰抚治荆襄流民。初，项忠既平荆襄，陈善后十事，不过增设营堡巡司，多方侦守，以厉入山之禁。不数年，禁渐弛，流民复聚，朝廷以为忧。祭酒周洪谟尝著《流民图说》，谓当增置府县，听附籍为编氓，可实襄、邓户口，俾数百年无患。都御史李宾以闻。帝善之，遂命杰出抚。

以上文见《原杰传》，而《周洪谟传》不载此事，《纪事本末》略详洪谟之说，其说略曰：“昔因修天下地理志，见东晋时庐、松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松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侨置南雍州于襄西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阳。垂今千载，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若今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业，则流民皆齐民矣。”

杰遍历山溪，宣朝廷德意，诸流民欣然愿附籍。于是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官籍之，得户十一万三千有奇，口四十三万八千有奇。其初至无产及平时顽梗者，驱还其乡，而附籍者用轻则定田赋，民大悦。因相地势，以襄阳所辖郧县居竹山、房、上津、商、洛诸县中，道路四达，去襄阳五百余里，山林阻深，将吏鲜至，猝有事故，府难遥制，乃拓其城，置郧阳府，以县附之，且置湖广行都司，增兵设戍。而析竹山置竹豁，析郧置郧西，析汉中之洵阳置白河，与竹山、上津、房咸隶新府。又于西安增山阳，南阳增南召、桐柏，汝州增伊阳，各隶其旧府。制既定，荐知邓州吴远为郧阳知府，诸县皆择邻境良吏为之，流人得所，四境乂安。将还，以地界湖广、河南、陕西，事无统纪，因荐御史吴道宏自代。诏即擢道宏大理少卿，抚治郧阳、襄阳、荆州、南阳、西安、汉中六府。郧阳之有抚治，自此始。寻以道宏为右佥都御史，开府郧阳，著为令。杰召为南京兵部尚书。劳苦成疾，南还，竟卒于驿舍。荆襄之民闻之，无不流涕者。

吾囯古时往往有封禁之地，最为闭塞之见解，利弃于地，小之聚乱民，大之召外寇，荆、襄规画，久而后定，足为明代一大事，故详之。郧阳抚治，以都御史开府，体同巡抚，终明世有之，清初尚然，至康熙初裁。旋吴三桂之乱，蔓延川、楚、秦、陇，郧阳复设抚治，康熙十九年终裁。嘉庆初又有川、楚白莲教之事，事平，以达州为绥定府，略如明之设置郧阳，此亦荆襄上游明时未竟之绪也。

宪宗惑于万贵妃，在帝室则几倾皇嗣，而阉人当道，中旨授官，方士妖僧，滥恩无纪，皆以能结妃欢为进身之阶。成化中叶以往，朝政浊乱，然明运不遽倾颓，且后人述明时之太平，尚不能遗成化之世，则以得罪百姓之事尚少耳。综其失政如下。

宪宗后吴氏，立自天顺八年七月。以杖万贵妃故被废，帝下敕谓：“先帝为朕简求贤淑，已定王氏，育于别宫待期。太监牛玉辄以选退，吴氏于太后前复选册立。”以此为罪，废居别宫。后父俊先授都督同知，亦下狱戍边。而牛玉止谪孝陵种菜。南京给事中王徽、王渊、朱宽、李翱、李钧等合疏言：“玉罪重罚轻。”帝怒徽等，皆贬边州判官。则知玉易后之罪非事实也。

万贵妃以四岁选入掖庭，为孙太后宫女。孙太后为宣宗后。万贵妃于天顺八年为三十五岁，则四岁入宫尚在宣宗之世。言孙太后，乃后来追称也。及长，侍宪宗于东宫。宪宗年十六即位，《宪宗纪》：“成化二十三年崩，年四十一。”则即位年当为十八。此出《万贵妃传》，《史稿》亦同，当是此传之误。妃已三十有五。机警善迎帝意，遂谗废皇后吴氏，六宫希得进御，帝每游幸，妃戎服前驱。成化二年正月，生皇第一子，帝遣中使祀诸山川，遂封贵妃。皇子未期薨，妃亦自是不复娠矣。当是时，帝未有子，中外以为忧，言者每请溥恩泽以广继嗣，帝曰：“内事也，朕自主之。”妃益骄，中官用事者，一忤意立见斥逐，掖庭御幸有身，饮药伤坠者无数。孝宗之生，顶寸许无发，或曰药所中也。纪淑妃孝宗生母。之死，实妃为之。佞幸钱能、覃勤、汪直、梁芳、韦兴辈皆假贡献苛敛民财，倾竭府库，以结贵妃欢，奇技淫巧，祷祠宫观，糜费无算。久之，帝后宫生子渐多，芳等惧太子年长，他日立将治己罪，同导妃劝帝易储。会泰山震，占者谓应在东宫，帝心惧，事乃寝。二十三年春，暴疾薨。

妃诸罪状，类皆帝所谓内事，惟为阉宦佞幸之所凭依，则蠹政尤甚，然尚见帝不受制于群小，特以妃为之内主，故一旦意所不慊，弃之如遗，固不至如天启朝客、魏之祸耳。

万贵妃父贵，诸城人，诸邑掾史，坐事谪居霸州。以贵妃故，官锦衣卫指挥使，颇勤饬。贵子喜亦为指挥使，与弟通、达等并骄横。成化十年，贵卒。十四年，进喜都指挥同知，通指挥使，达指挥佥事。通少贫贱，业贾，既骤贵，益贪黩无厌，造奇巧邀利。中官韦兴、梁芳等复为左右，每进一物，辄出内库偿，辇金钱络绎不绝。通妻王出入宫掖，大学士万安附通为同宗，婢仆朝夕至王所谒起居。妖人李孜省辈皆缘喜进。朝野苦之。

成化十二年九月，令太监汪直刺事。直故大藤峡人。初，给事万贵妃宫，迁御马监太监。时妖人李子龙以符术结太监韦舍，私入大内，事发伏诛，帝心恶之，锐欲访外事，以直便黠，因令易服将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之知。明年正月，设西厂，以直领之。永乐中始置东厂，令宦官访缉逆谋大奸，与锦衣卫均权势。至是，又别设西厂剌事，所领缇骑倍东厂，势远出卫上。任锦衣百户韦瑛为心腹，屡兴大狱，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民间斗詈鸡狗，辄寘重法。直每出，随从甚众，公卿值者皆避道，兵部尚书项忠不避，迫辱之，权焰出东厂上。凡西厂逮捕朝臣，不俟奏请，气焰熏灼。

锦衣卫之制，仿古司隶校尉、执金吾等官，职掌都城内外地方各事，以辇毂之下人众稠密，不免宵小混杂，故有缉事员役以靖奸慝。近世各国都市皆有警察侦探，在清则谓之步军统领衙门，古今中外大略相类，原不得为弊政。明以诏狱属锦衣卫镇抚司，遂夺法司之权，以意生杀，而法律为虚设，盖弊在诏狱，尚不在缉事也。至设东厂而以宦官领缉事，是即所谓皇家侦探，其势无可抵抗，诬陷栽赃，莫能与辨，其所谓有罪，即交锦衣卫治之。于是诏狱超法律之外，东厂缉事又绝裁抑之门。成化中以一东厂为未足，更益以西厂，而缇骑倍之，校尉所至，遍南北边腹各地，又绝非都城地方巡徼之事任。此所以为明代独有之弊政也。然细按之，皆凌蔑贵显有力之家，平民非其所屑措意，即尚未至得罪百姓耳。

五月，大学士商辂率同官劾直罪，且言：“陛下委听断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群小，擅作威福，贼虐善良。陛下若谓擿奸禁乱为有益，则前此数年，何以帖然无事？近自直用事以来，人心疑畏，卿大夫不安于位，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若不急去直，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得疏，愠曰：“用一内竖，何遽危天下？谁主此奏者？”命太监怀恩、覃吉至阁诘责，辂正色曰：“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逮问。直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边城要害，守备俄顷不可缺，直一日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直擅收捕留守大臣；诸近侍在帝左右，直辄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无危？辂等同心一意为天下除害，无有先后。”恩等以实覆奏。传旨慰劳。翌日，兵部尚书项忠亦倡九卿劾之，帝不得已令直归御马监，调韦瑛边卫，散诸旗校还锦衣卫。中外大悦。怀恩、覃吉为明阉官之最贤者，亦方欲制直不使逞，故暂得此效。

西厂虽暂罢，帝眷直不衰，令密出外剌事。吏部尚书尹旻等附直，项忠劾直，以旻为六卿之长，请首署名，旻即驰报直。六月，忠以直诬构黜为民。御史戴缙颂直功，谓：“大臣群臣皆无裨于政，独有太监汪直擿发允协公论，足以警众服人。”疏入，遂复开西厂。大学士商辂引疾，帝听其归。于时大臣以次陈免者数十人。士大夫皆俯首事直，直势愈恣。

时西厂既复，东厂亦正横甚，东厂官校因发云南百户左升私事，词连掌通政使工部尚书张文质，锦衣卫遂执下狱，帝不知也。左通政何琮等以掌印请，帝乃知而释之，锦衣卫官以擅系大臣，停俸三月。厂与卫为一体，大臣系狱而帝不知，知之则处分仅及卫官，所处分仅止停俸三月，其时士大夫所被待遇可知矣。

戴缙以颂直功，累进右佥都御史，不二年，以中旨擢副都御史，又进都御史，掌院事。于时御史王亿等竞效缙所为，相率媚直，谓：“西厂擿伏发奸，不惟可行之今日，实足为万世法。”依阿淟涊，台中纲纪扫地。后直宠衰，缙乃谋出为南京工部尚书，直败，黜为民。直以十四年六月，复出行辽东边。直年少喜兵，欲以边功自固，乃有此行。率飞骑日驰数百里，所过棰挞官吏，各边都御史皆服橐鞬迎谒，供张甚盛，左右从者悉大通贿赂，远近为之驿骚。

此事见《汪直传》。其所谓行辽东边，正以巡抚陈钺掩杀建州夷人以冒功，激变启衅，朝议遣重臣抚安，已命兵部侍郎马文升往建州听抚，直思攘其功，固请行边。陈钺先赂直左右，令所过居民跪迎道左，比至，钺出迓于郊，望尘蒲伏，盛供张以娱直。直至开原，再下令招抚，文升乃推功于直，直内惭，文升又与抗礼，不善事其左右，钺又日夜谮文升于直，直遂庇钺激变罪，转罪文升。明年五月，下文升锦衣卫狱，谪戍重庆卫。钺更讽直请大发兵树边功，讨建州夷伏当伽。其冬，以抚宁侯朱永充总兵官，直监军，钺赞军务，帅师出辽东塞，遇建州贡使六十人，掩杀之，更发墓斲髑髅以张级数。捷闻，封永保国公，增直岁禄，钺亦论功晋右都御史，寻代杨鼎为户部尚书。此事见《明史》。惟不载建州字。考《明实录》及明各家记载，此皆关清代先世种族中事，清修《明史》，一律删除。此事因无建州字，漏未删去。其详别见《满洲开国史》。

直因陈钺树边功于辽东，十五年又奉命行大同、宣府边，厨传供张，囊鞬迎谒，并如辽东，左右索赂，各倾帑以给之，边储为之一空。直先以所善王越为兵部尚书，又用越言，诈称亦思马因犯边，诏永同越西讨，直为监军。亦思马因实无意犯边，方移帐威宁海子，越乘其不意，偕直往袭，虏惊避，遂杀其老弱，报首功四百三十余级，获马驼牛羊六十。越封威宁伯，增直岁禄。于是人指王越、陈钺为二钺。小中官阿丑工俳优，一日于帝前为醉者谩骂状，人言：“驾至。”谩如故；言：“汪太监至。”则避走曰：“今人但知汪太监也。”又为直状，操两钺趋帝前，旁人问之，曰：“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何钺？曰：“王越、陈钺也。”帝笑，稍稍悟。会东厂尚铭获贼得赏，直忌，且怒铭不告。铭惧，乃廉得其所泄禁中秘语奏之，尽发王越交通不法事。十七年秋，命直偕越往宣府御敌，敌退，直请班师，不许，徙镇大同，尽召将吏还，独留直，直不得还。言官交章论直苛扰，请罢西厂。而大同巡抚郭铠复言：“直与总兵许宁不和，恐误边事。”帝乃调直南京御马监，罢西厂。又以言官言，降直奉御，褫逐其党王越、戴缙、吴绶等，陈钺已致仕不问，韦瑛后坐他事诛，然直竟良死。帝亦无所谓政刑，意所不属即弃之，固犹未至为阉所制耳。西厂废，尚铭遂专东厂事，闻京师有富室，辄以事罗织，得重贿乃已，卖官鬻爵，无所不至。帝寻觉之，谪充南京净军，籍其家，辇送内府，数日不尽。

宪宗朝内侍复有梁芳与韦兴比，而谄万贵妃，日进美珠珍宝悦妃意。其党钱能、韦眷、王敬等争假采办名出监大镇，帝以妃故不问。妖人李孜省、僧继晓皆由芳进，共为奸利。取中旨授官累数千人，名传奉官。陕西巡抚郑时论芳，被黜，陕民哭送之，帝闻颇悔，斥传奉官十人，系六人狱，诏自后传旨授官者俱覆奏，然不罪芳。刑部员外郎林俊以劾芳及继晓下狱。久之，帝视内帑，见累朝金七窖俱尽，谓芳及韦兴曰：“糜费由汝二人。”兴不敢对，芳曰：“建显灵宫及诸祠庙，为陛下祈万年福耳。”帝不怿曰：“吾不汝瑕，后之人将与汝计矣。”芳遂说贵妃劝帝废太子而立兴王。会泰山累震，占者言应在东宫，帝惧乃止。

成化间，阉人之外，更有佞幸，以李孜省、僧继晓为首。孜省初为江西布政司吏，骫法受赃，既历京考得冠带，而赃事发，当褫为民，匿不归。时帝好方术，孜省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录得幸。成化十五年四月，中旨授太常寺丞。御史杨守随言：“祖宗官人之制，必考素行。太常职司祭祀，厥选尤重，奈何用赃秽罪人，渎事天地宗庙？”给事中李俊亦以为言。帝不得已，为改上林苑监副。然宠幸日甚，赐以印章二：曰忠贞和直，曰妙悟通微。许密封奏请。孜省因与梁芳表里为奸，干乱政事。十七年，擢右通政，寄俸本司，仍掌监事。初，帝践位甫逾月，即命中官传旨，用工人为文思副使，自后相继不绝，一传旨至百十人，时谓之传奉官。文武僧道滥恩泽者数千。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及奸僧继晓辈皆尊显，与孜省相倚为奸。孜省旋迁左通政，言官交劾，暂贬秩，仍迁之。二十一年，星变求言。大臣、言官皆极论传奉官之弊，首及孜省、常恩等。帝颇感悟。贬孜省上林监丞，令吏部录冗滥者名，斥罢五百余人。中外大悦。孜省恨廷臣甚，构逐数人，益以左道持帝意。十月，再复为左通政，益作威福，假扶鸾术，言：“江西人赤心报国。”致仕卿贰缘以复进之江西人极多。密封推荐，缙绅进退，多出其口。执政大臣万安、刘吉、彭华皆附丽之。华以江西人结孜省，用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与尹旻相恶，构旻及其子侍讲龙，龙下狱除名，旻致仕。旻籍山东，山东京僚坐旻党降调者多人。是为明季门户成习之始。孜省所排挤，若江西巡抚闵珪、洗马罗璟、兵部尚书马文升、顺天府丞杨守随皆被谴，朝野侧目。已复擢礼部右侍郎。是时以秘术干中官陈乞者无数，大学士万安亦献房中术以固宠，终宪宗之世，方士滥恩不绝。

继晓，江夏僧，以秘术因梁芳进，授僧录司左觉义，进右善世，命为通玄翊教广善国师。其母朱氏，娼家女也，继晓自陈乞旌。诏不必勘核，遽旌其门。日诱帝为佛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民居数百家，费国帑数十万。员外郎凌俊请斩芳、继晓以谢天下，几得重谴。宪宗朝，西番僧封法王及大智慧佛、大慈悲佛、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者不可胜计，皆锡诏命，服饰器用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仗前导，锦衣玉食几千人。取荒冢顶骨为数珠，髑髅为法碗。给事中魏元等切谏，不纳。帝初即位，即以道士孙玉庭为真人。其后，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大国师以上金印，真人玉冠、玉带、玉珪、银章。继晓尤奸黠窃权，所奏请立从。二十一年，星变求言，贬李孜省、罢传奉官五百余人时，亦革继晓国师为民。而帝忌诸言者给事中卢瑀等，密谕尹旻出之，且书瑀等六十人姓名于屏，俟奏迁则贬远恶地，于是言者相继贬斥。而方士等复官，有宠愈甚，诸番僧亦如故。二十三年八月，帝崩。孝宗即位后，乃尽黜成化时僧道杂流传奉得官之众。继晓至弘治元年十一月伏诛。

凡此皆成化时朝政之秽浊，而国无大乱，《史》称其时为太平，惟其不扰民生之故。

第七节 弘治朝政局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己丑，二十二日曰。宪宗崩。九月壬寅，初六日。孝宗即位，以明年为弘治元年。丁未，十一日。斥诸佞幸侍郎李孜省、太监梁芳、外戚万喜及其党邓常恩、赵玉芝等。以言官劾诸人不法事论死，上以宅忧，谪芳南京少监，喜指挥使，孜省、常恩、玉芝等戍陕西边。芳等遇赦，复逮下狱，孜省不胜拷掠死，常恩、玉芝等仍徙边，芳废死。十月丁卯朔，汰传奉官。罢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指挥佥事王荣等二千余人，论罪戍斥。罢遣禅师、真人等二百四十余人，法王、佛子、国师等七百八十余人，并追诰敕印仗，遣归本土。丁亥，二十一日。万安罢。帝于宫中得疏一小箧，皆论房中术者，末署曰：“臣安进。”帝令怀恩持至阁曰：“此大臣所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声。会庶吉士邹智、御史文贵、姜洪等交章列安罪状，复令恩就安读之，安数跪起求哀，无去志，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去矣。”始惶惧归第，乞休去，时年七十余，在道犹望三台星，冀复用。居一年，卒。安在政府二十年，以附万贵同姓，及善进房中术媚上，遇试期必其门生典试，子孙甥婿多登第。安死无几，子孙相继死，安遂绝。

自明太祖废宰相不设，至正统初三杨秉政，内阁大学士已成真宰相。成化初李贤为贤相，自后彭时、商辂皆不失辅臣体。汪直用事，逐退正人，万安、刘吉、彭华、尹直辈入阁，无不依附权要。至孝宗立，首逐万安，用徐溥，继罢尹直，用刘健，起用王恕为吏部尚书，内召马文升为左都御史。彭华先已致仕，礼部左侍郎邱浚进《大学衍义补》，帝知其善，浚亦于四年入阁，一时正人多在列矣。惟刘吉尚久为首辅，吉知帝方求治，于溥、健所建白亦赞其成，而奏请则以首辅居前，颇掠新政之美。于其私意所不慊，则沮抑排构，屡兴大狱，逐正人。至五年，而帝欲封后弟伯爵，吉谓无以处太后家子弟，乃遣中官至其家讽令致仕，则帝之进贤退不肖犹少英断，且未能处以至公，固未能如宣德以前用人行政气象。

弘治元年三月，始用吏部侍郎杨守陈言，遵祖制开大小经筵，日再御朝。大经筵，正统初所定，月之二日举行，一月三次，其实成礼而已。明初经筵，原无定日，小经筵正符进讲初意，除开讲日外，皆常服进讲，谓之日讲。朝会，除元旦、节日等大朝行礼外，余为常朝，早朝受四方奏事，午后事简，君臣之间得从容陈论，永乐间谓之晚朝。景泰初定午朝仪，皆以别于早朝也。守陈言：“大经筵及早朝，但如旧仪；若小经筵，当择博雅端介之臣以次进讲，必于圣贤经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贤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讲之明而无疑，乃行之笃而无弊。凡前朝典籍，祖宗谟训，百官章奏，皆当贮文华后殿，退朝披览，日令内阁一人、讲官二人，居前殿右厢，有疑辄问。一日间，居文华殿之时多，处乾清宫之时少，则欲寡心清，临政不惑，得于内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则御文华门，大臣台谏，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举崖略口奏，陛下详问而裁决之。在外文武官来觐，俾条列地方事，面陈大要，付诸司评议。其陛辞赴任者，随所职任而戒谕之。有大政，则御文华殿，使大臣各尽其谋，勿相推避，不当，则许言官驳正。其它具疏进者，召阁臣议可否以行。而于奏事辞朝诸臣，必降词色，详询博访，务竭下情，使贤才常接于目前，视听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以为聪明，则资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纲举矣。如或经筵常朝，只循故事，百官章奏，皆付内臣调旨批答，臣恐积习未革，后患滋深。”疏入，帝深嘉纳，遂于月之丙子十二日。开经筵，此是每月二日之大经筵。翼日丁丑，命儒臣日讲，越六日壬午，视午朝。

日再朝以听政，又无日不讲经史治道以资法戒，接士大夫之时多，对宦官宫妾之时少，荒怠之主必不能行；果能行之，败事鲜矣。孝宗能嘉纳此言，可谓有志图治。

是月，起用言事谪降诸臣，凡宪宗时得罪于阉人佞幸而迁谪者皆起，惟尚有为刘吉所挠间者。四月，厘正祀典，宪宗时，用方士僧道言，多所崇祀，烦渎不当，糜费不赀。礼科给事中张九功奏请厘正，礼臣周洪谟条议革诸淫祀。洪谟并议谓玄武七宿，不当信道家武当山修炼之说；城隍非人鬼，不当有五月十一日诞辰之祭；东岳泰山，既专祭封内，且合祭郊坛，则朝阳门外东岳庙之祭实为烦渎。帝以崇祀既久，不尽从也。

四年春，以陕西方用兵，罢织造绒毼中官。五年二月，以陕西巡按御史张文言，减织造绒之半。又明制，苏、杭等府各有织染局，岁造有定数。英宗天顺四年，遣中官往苏、松、杭、嘉、湖五府，于常额外，增造彩缎七千匹。增造坐派自此始。弘治四年八月，以水灾停南畿、浙江额外织造，召督造官还。既而帝纳诸大臣言，并召还中官之监苏、杭织造者。中官邓瑢固请，帝又许之。而以工部尚书曾鉴言，减岁造三之一。事在十六年，见《曾鉴传》。十七年五月，终以刘大夏言织造中官当罢。悉召还，令镇巡官领之。

凡此见孝宗不难于节用以恤民，而难于却阉之请，然犹卒以大臣之语而撤阉，则恭俭尚有天资也。后来变本加厉，决非能长保孝宗之德意，要此自见弘治朝保存明代盛时元气之美。

明之一代立法创制，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举。洪、永间定制，法司断狱，一依律拟议。英、宪以后，巧法吏往往舍律用例，条例由此日繁。八年，以鸿胪少卿李 请，命刑部尚书彭韶删定问刑条例。十三年，给事中杨廉复言：“高皇帝命刘基、陶安等详定律令，百三十年来，律行既久，条例渐多。近令法司详议，革其繁琐。臣以为非深于经者，不足议律；非深于律者，不足以议例。望特选素有经术深明律意者，专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贵简之心，革去一切近代冗杂之例，俾以例通律之穷，不以例淆律之正。”帝嘉纳之。尚书白昂会九卿定议，择条例可行者二百九十余条，与律并行，诏颁之中外。帝所任刑官，前后如何乔新、彭韶及昂与闵珪，持法皆平，会情比律，一归仁恕，天下翕然称颂。至廷杖诏狱等惨酷事，终弘治之世无闻。据《刑法志》：“弘治元年，员外郎张伦请废东厂，不报。然孝宗仁厚，厂卫无敢横，司厂者罗祥、杨鹏，奉职而已。”锦衣卫使，在弘治中亦有可称者二人，初年为朱骥，《明史》无骥传。骥为于谦之婿，因谦获谴。《谦传》言骥自有传，而卒无之。此亦《明史》之前后失照也。《明史稿》有《骥传》。《刑法志》谓骥持法平，诏狱下所司，独用小杖，宪宗尝命中使诘责，不为改。《史稿·骥传》：遇重狱，苟可生者，必为之解。迄明世，论典狱之使，率以骥称首。弘治三年卒官。同时又有牟斌，《刑法志》：“牟斌者，弘治中指挥也。李梦阳论张延龄兄弟不法事，下狱，斌傅轻比，得不死。”牟斌，《明史稿》与朱骥合传。后入正德朝，不容于中官，夺职死。是知废东厂非帝所能，而终帝之世，厂、卫皆循职不为恶，且历朝为中人鹰犬之锦衣卫，于弘治朝即累有贤指挥使可称，亦见“上好仁，则下好义”。经训自不易也。

弘治一朝，多用正士，然初年则首辅刘吉未退，颇受沮挠，至宦官则仅免肆恶。帝于奏请裁抑之臣，率不能用，或且罪之。其间用事者有一李广，《宦官传》：“以符箓祷祀蛊帝，因为奸弊，矫旨授传奉官，如成化间故事。四方争纳贿赂，又擅夺畿内民田，专盐利巨万。起大第，引玉泉山水绕之。给事叶绅、御史张缙等交章论劾，帝不问。十一年，广劝帝建毓秀亭于万岁山。亭成，幼公主殇；未几，清宁宫灾。日者言：‘广建亭犯岁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广惧自杀。帝疑广有异书，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赂籍以进，多文武大臣名，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惊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帝怒，下法司究治。诸交结广者走寿宁侯张鹤龄求解，乃寝弗治。时司设监已为广请祠额祭葬，及是，以大学士刘健等言，罢给祠额，犹赐祭。”时更有守备南京太监蒋琮，以前成化间，奸民指濒江补坍沙滩，投献中官，中官收其利，而坍地赋责之民。帝立，诏：“势家悉返投献地。”民乃愬于朝。下御史姜绾等覆勘，琮胁绾右己，绾劾琮罔民利，因及其侵渔诸不法事。琮与绾互讦，累勘卒为宦者所持，其先为守备受投献之太监黄赐，并同时私垦后湖为田之太监陈祖生，并奉使两广道南京之太监郭镛，因大学士刘吉共谮绾等，至下御史十人于狱，贬为州判官，而宥各阉不问。后琮以僭侈杀人，掘伤皇陵气得罪，充孝陵净军。则帝之不能不为阉人所蛊，可考见矣。惟其时亦多贤中官，怀恩、覃吉贻自先朝；有何鼎者，更以得罪张鹤龄兄弟，为皇后所怒，竟由后使李广杖杀鼎。盖孝宗张后，不能法前代诸贤后，纵其兄弟多作过恶，请乞无度，败坏盐法，至废中盐法不行，而投献闲田，明知禁止而不能绝，张氏实蠹政之尤。此亦帝之不得贤后为助，又不能裁制外戚如祖宗时，皆仁而不断之现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