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儒玄诸子之学（下）

清谈之风，世皆以为起于魏之正始，亦非其实也。秦、汉之世，黄老、老庄之学，传授迄未尝绝，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四节。其中如杨厚、范升、马融、虞翻，皆儒家，而或修黄老教授，或为《老子》训注。升与向长所习，亦以《易》《老》并称。此已道魏、晋玄谈之先河。升争立《费氏易》《左氏春秋》，引《老子》曰：“学道日损。”又曰：“绝学无忧。”严君平、周勰皆肥遯自甘，而史述其事，或云慕老聃清静，或云依老子、庄周之指而著书，则又魏、晋以后，清谈不事事之先声矣。《后书·耿弇传注》引嵇康《圣贤高士传》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长陵人。少持《老子经》，恬静不求进宦。号曰安丘丈人。成帝闻，欲见之，望之辞不肯见；为巫医于人间。亦严君平之流也。不特此也，郎，治术数之学者也，而其诣阙拜章，言“天地之道，其犹鼓籥，以虚为德，自近及远。”书奏，顺帝复使对尚书。条便宜七事。其三引《老子》曰：“人之饥也，以其上食税之多。”又上书荐黄琼、李固，并陈消灾之术，引《老子》曰：“大音希声，大器晚成。”刘陶著书数十万言，又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数术之家，率多明于天文，陶之学，盖亦与 相出入者也。李固对诏问，引《老子》曰：“其进锐者其退速。”《后书注》曰：“案《孟子》有此文，谢承书亦云《孟子》，而《续汉书》复云《老子》。”今案古人引书，经传不别，儒家如是，诸子亦然，进锐退速，固类道家之言，未必非《老子》传中语也。固迁将作大匠，又上疏陈事曰：“臣闻气之清者为神，人之清者为贤，养身者以炼神为宝，安国者以积贤为道。”又与朱穆作《崇厚论》，谓道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己者同符。廖扶，父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没郡下狱死。扶感父以法丧身，惮为吏。服终，叹曰：“老子有言：名与身孰亲？吾岂为名乎？”遂绝志世外，专精经典。处乱世而贵自全，又魏、晋以来治《老》《庄》之学者数见不鲜之事矣。此外《后书》所载，尚有任隗光子。少好《黄》《老》，郑均少好《黄》《老》书，淳于恭善说《老子》。可知《老》《庄》之学，东京业已盛行，正始诸贤，实承其流风遗俗。特以居高明之地，譬诸登高一呼，故其所及者愈远耳。

正始诸贤，居高明之地者，莫如夏侯玄、何晏及司马景王。《三国·魏志·晏传》云：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注》引《魏氏春秋》曰：玄、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况诸己也。《荀彧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曰：彧第三兄衍之孙融，与王弼、钟会俱知名。为洛阳令，参大将军军事。与弼、会论《易》《老》义，传于世。第四兄谌之子闳，为太子文学掾。时有甲乙疑论，闳与鍾繇、王朗、袁涣议各不同。文帝与繇书曰：“袁、王国士，更为唇齿，荀闳劲悍，往来锐师，真君侯之劲敌，左右之深忧也。”彧长子恽，亦知名。作《易集解》。又引《晋阳秋》，谓彧子，尝难鍾会《易》无互体，见称于世。弟粲，何劭为之传曰：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太和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格不相得。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骑驿。顷之，粲与嘏善，夏侯玄亦亲。管宁，儒者也，而《魏志》本传载陶丘一等荐之之辞，谓其娱心黄老。《王粲传》云：嵇康好言《老》《庄》。《注》引康兄喜所为《康传》，言其著《养生篇》，知自厚者丧其所生，求益者必失其性。《傅嘏传》云：嘏常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常林传注》引《魏略》，以林及吉茂、沐并、时苗四人为《清介传》。云：并豫作终制，戒其子以俭葬，曰：“夫礼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则为君子，不务者终为小人。然拨乱反正，鸣鼓矫俗之大义，未是穷理尽性，陶冶变化之实论。若乃原始要终，以天地为一区，万物为刍狗，该览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祸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于道矣。”《裴潜传注》：潜少弟徽，善言玄妙。子康、楷、绰皆为名士，而楷才望最重。少与琅邪王戎并为掾发名。钟会致之大将军司马文王，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文王即辟为掾。《钟会传》云：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初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注》引何劭《弼传》曰：弼幼而察惠，年十余，好《老氏》，通辨能言。父业为尚书郎。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寻亦为傅嘏所知。于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弼与钟会善。会论议以校练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弼注《老子》，为之指略，致有理统。注《道略论》，

注《易》，往往有高丽言。太原王济，好谈病《老》《庄》。尝云：见弼《易注》，所悟者多。《晋书·王衍传》云：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衍甚重之。惟裴 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惟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乐广传》云：广尤善谈论。每以约言析理，厌人之心。王戎为荆州刺史，闻广为夏侯玄所赏，乃举为秀才。卫瓘朝之耆宿，逮与魏正始中诸名士谈论，见广而奇之，曰：“自昔诸贤既殁，常恐微言将绝，今乃复闻于君矣。”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卫玠传》云：好言玄理。其后病多体羸，母恒禁其语。遇有胜日，亲友时请一言，无不咨嗟，以为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闻玠言，辄叹息绝倒。天下大乱，移家南行。时王敦镇豫章，长史谢鲲雅重玠，相见欣然，言语弥日。敦谓鲲曰：“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当复绝倒。”阮籍、籍兄子咸、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尝与嵇康为竹林之游，世称为竹林七贤。《三国·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又有谢鲲、胡母辅之、毕卓、王尼、羊曼、光逸等，多善清言，遗世事，放荡不拘礼法，《晋书》皆有传。此皆魏晋世洛中人物。东渡已后，流风未沬。江表之能玄言，初不自东渡后始，特东渡后此风愈盛耳。《晋书·陆云传》云：云尝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余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可见云初入洛，即学为玄谈矣。《顾荣传》云：荣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于灵坐。吴郡张翰哭之恸。既而上床，鼓琴数曲。抚琴而叹曰：“顾彦先，复能赏此不？”因又恸哭，不吊丧主而去。此等举动，亦何异竹林诸贤邪？帝王，帝王之好玄言者，以梁武帝、简文帝、元帝为最。《颜氏家训·勉学篇》言：元帝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证以《南史》所载，魏师既起，帝犹于龙光殿述《老子》义，而知其说之不诬也。宋明帝答王景文诏，至有理致，已见第十九章第六节。晋明帝亦善玄言。尝论圣人真假之意，王导等不能屈，见《晋书·本纪》。在东宫时，阮放为太子中舍人庶子，虽戎车屡驾，而侍太子，常说《老》《庄》，不及军国，帝甚友爱之，见《放》本传。《简文帝纪》，称其清虚寡欲，尤善玄言，重桓石秀、刘恢、张凭、韩伯、谢万、王懞，皆见本传。《魏书·高祖纪》，言其善谈《庄》《老》，尤精释义。《世宗纪》亦云：每至讲论，连夜忘疲。贵戚，如晋范阳王虓，史称其清辩能言论。康献皇后父褚裒，史称其与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兴。大臣，《晋书·王祥传》：祥族孙戎，称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致清达。此一时风气使然也。文吏，《晋书·良吏传》：潘京，举秀才到洛。尚书令乐广，京州人也，共谈累日，深叹其才。谓京曰：“君天才过人，恨不学耳。”京感其言，遂勤学不倦。时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谈论。与京共谈，京假借之。昌以为不如己，笑而遣之。令过其子若思。京方极其言论，昌窃听之，乃叹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武夫，《齐书·柳世隆传》：世隆少立功名，晚专以谈义自业。常自云：“马矟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此武夫之附庸风雅也。《陈显达传》：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有子十余人，诫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贵陵人。”谓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此武夫子弟，谬托风雅者也。儒生，见上节。文人，《晋书·文苑传》：应贞，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汉至魏，世以文章显。贞善谈论，以才学称。

夏侯玄有盛名，贞诣玄，玄甚重之。《陈书·徐陵传》：年十二，通《老》《庄》义。艺士，《晋书·艺术传》：郭黁，少明《老》《易》。《易》家本有言数一振，此最术士所易兼明也。妇女，《晋书·列女传》：王凝之妻谢氏，字道韫，安西将军奕之女也。聪识有才辩。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鄣自蔽，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北史·卢玄传》：玄孙道虔妻元氏，甚聪悟。常升高坐讲《老子》。道虔从弟元明，隔纱帏以听焉。无不能之。余风又流衍于北。苻坚禁《老》《庄》、图谶之学，已见第一节。《苻融传》云：谈玄论道，虽道安无以尚之。《苻朗传》云：每谈虚语玄，不觉日之将夕。可见其时清谈之风甚盛，坚欲崇儒，所以不得不禁之也。《姚兴载记》言：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可见洛下遗风，北方迄未尝绝。《魏书·程骏传》：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于凉州，骏师事刘昞。谓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谓老、庄，其言虚诞，不切实要，弗可以经世，骏意以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庄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谓至顺矣。”沮渠牧犍擢为东宫侍讲。世祖平凉，迁于京师，为司徒崔浩所知。显祖屡引与论《易》《老》之义。是清谈之风，传播河西，又还归洛下也。入隋乃息。《北齐书·卢潜传》：潜从祖兄怀仁，怀仁从父弟昌衡。武平末，尚书郎沈靖有才识，风仪蕴藉，容止可观。天保中，尚书王昕以雅谈获罪，诸弟尚守而不坠。自兹以后，此道顿微。昌衡与顿丘李若、彭城刘泰珉、河南陆彦师、陇西辛德源、太原王修，并为后进风流之士。案其见于史者，又有羊烈，能言名理，以玄学知名。杜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尝注《老子》及《庄子·惠施篇》。《隋书·张煚传》：父羡，少好学，多所通涉。周代公卿，类多武将，惟羡以素业自通，甚为当时所重。撰《老子》《庄子》义，名曰《道言》，五十二篇。煚好学有父风。《长孙览传》：从子识，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学兼经史、善于谈论者为通道馆学士，识应其选。则周初粗犷之风，至此亦稍变矣。《北史》：卢辩

弟光，好玄言，崇佛道，注《道德经章句》行于世。武帝少尝受业，无怪其有此雅尚也。要之北方谈玄之风，至周、齐而少衰，然迄未尝绝也。

自正始至祯明之末，历时凡三百五十年，通东汉之世计之，亦可云天道五百年而一变矣。

玄学之大功，在于破除拘执。其说之最要者，为贵道而贱迹。道者今所谓原理，迹则今所谓事实也。前此之言治者，率欲模放古人之形迹，自经玄学家之摧破，而此弊除矣。然人之善恶，实因其所处之境而不同。日与人相荡相劘者，人事固较天行为尤切。前此经世之家，欲举社会组织，解弦而更张之，其所操之术或疏，而谓非解而更张，无以为治，其说固未尝误。而承新莽败绩之后，人莫敢言治本之计，徒欲移易人性，以求臻于上理。玄学之家，已有此蔽。继以佛学，其蔽愈深。宋世理学，力辟二氏，此见亦未能改，遂至冥冥千载，视社会一时之组织为天经地义而不可变焉，屡变无成，实由于此。此则深可叹惋者矣。

然玄学之家，所见究非恒人所逮。故有世俗拘守，视为天经地义，而实则拂逆人性者，惟玄学家为能冲决其网罗。《晋书·阮籍传》：文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前言由衷之辞，后语则随顺世俗耳。此与孔融“父之于子，当有何亲”之说，皆疾世俗拘执，所谓道者悉非其道而然。名士之逾越礼法，盖亦有所激，不忍随俗而出此也。时人所重，莫如居丧，而诸名士居丧，率多违礼。《晋书·王戎传》：以母忧去职，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弈棋，而容貌毁悴，杖然后起。裴 往吊之，谓人曰：“若使一恸能伤人，濬冲不免灭性之讥也。”时和峤亦居父丧，以礼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毁不逾于戎。武帝谓刘毅曰：“和峤毁顿过礼，使人忧之。”毅曰：“峤虽寝苫食粥，乃生孝耳。至于王戎，所谓死孝，陛下当先忧之。”此等说，乃爱好诸名士者，造作之以自解免于流俗耳，非其实也。《谢鲲传》：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时人为之语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鲲闻之，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毕卓为吏部郎，常饮酒废职。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遽释其缚。卓遂引主人宴于瓮侧，致醉而去。《王忱传》：妇父尝有惨，忱乘醉吊之。妇父恸哭。忱与宾客十许人连臂被发裸身而入，绕之三匝而出。此等惊世骇俗之举，皆人所难行，而诸人忍而为之，必有大不得已于其中者矣。《隐逸传》：戴逵常以礼法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著论曰：“儒家尚誉者，本以兴贤也。既失其本，则有色取之行，其弊必至于末伪。道家去名者，欲以笃实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检之行，其弊必至于本薄。”诸家之愤激，则亦疾其时之为伪而已。然方内之士，则以为伤化败俗，疾之若仇矣。《晋书·何曾传》：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坐曰：“卿乃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坐？宜屏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

遗落世务，最为尚论者之所訾，此本非学之咎，抑其事更不可以一概论也。正始诸贤，本皆有意于当世，观夏侯玄论治之语可知。钟会区区，志复魏室，已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八节。嵇康之死，说者谓为会所陷，殆不其然。康之死，《世语》谓由其欲助毌丘俭，其说盖信。会或不能救，或则不欲芘之，以求自信于司马氏而为后图耳。果如是，则其用心愈苦矣。山涛尝欲援康出仕，盖欲使其屈节以自免。涛与阮籍，所为正是如此，亦足见其曲相维护之苦衷也。

《晋书·嵇康传》云：性绝巧而好锻。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后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愿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毌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案谓会之怨康，由往造康不之礼，说出《魏氏春秋》，见《三国志·会传注》。《注》又引《世语》曰：毌丘俭反，康有力焉，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裴松之云：“本传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诛，而干宝、孙盛、习凿齿诸书，皆云正元二年（255年），司马文王反自乐嘉，杀嵇康、吕安。盖缘《世语》云康欲举兵应毌丘俭，故谓破俭便应杀康也。其实不然。山涛为选官，欲举康自代，康书告绝，事之明审者也。案《涛行状》，涛始以景元二年（261年）除吏部郎耳。又《钟会传》亦云：会作司隶校尉时诛康。会作司隶，景元中也。”干宝等之误，诚如松之之说，然仍足见康之死，与毌丘俭之叛有关。《三国志·会传》云：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亦可见康之诛为极有关系之事。岂得如《魏氏春秋》所云：由安兄巽淫安之妻，诬安不孝，而安引康为证哉？《魏氏春秋》又云：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亦可见其死，非以其兄之诬告也。信史之不传久矣。安兄诬安不孝，盖欲加之罪之辞，方康于华士、少正卯亦然：二人之所以获罪，则秘不得闻矣。康与魏宗室昏，又为志节之士，其欲倾晋，自在意中。《晋书·向秀传》言：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足见三人志同道合。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作《思旧赋》，以哀康、安。有云：“叹黍离之愍周，悲麦秀于殷墟。”其所志者，自可想见。《山涛传》云：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著忘言之契。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

矣。”康与涛之交情，亦可想见。欲助毌丘俭而问于涛，事所可有，然而涛卒获全者？盖以其与宣穆后有中表亲，又知其不可而不为，故非司马氏之所深忌也。抑当时思倾司马氏之人盖多，诛之不可胜诛，司马氏亦未尝不思笼落之，故如向秀者，虽亦康、安之党，后既应计入洛，则亦释之不复问矣。《阮籍传》云：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亦山涛之知其不可而不为也。文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此不如山涛犹有葭莩之亲矣。钟曾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可谓不为君用。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孺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其郁勃之情，亦何减嵇康、吕安？然文帝辅政，求为东平，后又求为步兵校尉，则司马氏亦释之矣。此山涛去选官，所由欲举康以自代欤？委虵于朝，可以免祸，康、安宁不知之，而卒不肯，以与祸会，可不谓之烈欤？康既被系，作《幽愤诗》，有“昔惭柳惠，今愧孙登”之语，而《籍传》亦记籍遇登于苏门山之事，登盖亦非隐沦之流？然则一时名士，欲倾司马氏者多矣。非遭屠戮则皆隐遁，司马氏之威力，可谓重矣。然其运祚卒以不长。威力岂足恃哉？可以为鉴矣。刘伶，沉湎于酒者也，而泰始初对策，盛言无为之化。胡母辅之为乐安守，与郡人光逸昼夜酣饮，不视郡事，然其始为繁昌令，亦曾节酒自厉，甚有能名。阮孚为元帝丞相从事中郎，终日酣纵，则帝本不以事任处之。其后明帝大渐，温峤入受顾命，要与同行，升车乃告之，孚卒求下，徒步还家，则彼以为事不可为故尔。温峤能臣，而欲与共托孤寄命之重，亦可见孚之为人矣。阮放以清谈侍明帝，而迁吏部郎，甚有称绩。成帝时为交州，又能伏兵袭杀陶侃将高宝，终以力薄而败耳。庾敳在东海王越府，常自袖手，此与谢鲲为王敦长史，徒从容讽议同，犹能时进正论以匡敦，则所谓杀父与君亦不从也。从之者若郭象，则以任职当权称矣。可见玄谈之家，非皆不能事事者也。下特此也，庾亮，外戚之隽也，而史称其好《庄》《老》，善谈论。殷浩、谢安，皆江左之望也，而皆为风流所宗。殷仲堪，亦一时之杰也，而能清言，善属文，每云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间强，其谈理与韩康伯齐名。王敦、桓温，皆奸雄之尤也。而敦务自矫厉，雅尚清谈，口不言财色。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其襟怀，亦何以异于遗世之士乎？诸名士之诒害于世者，乃在其身家之念大重。《王衍传》言其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乃说东海王越，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谓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及其将死，乃顾而言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此盖其由衷之言，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其诒害于世者，祖尚浮虚为之乎？欲营三窟为之乎？恐其虽有悔于厥心，而终未能喻其故也。次则其人少居华膴，酖毒晏安，不能自振。周 为王导所贼，事见第四章第四节。当时之不诛王氏，盖事势使然，之救导，决无背君党友之嫌，纵不能讼言于朝，何难以私语慰藉？而乃默无一言，卒招杀身之祸。此无他，纵弛既甚，则虑患自疏耳。《庄子·盗跖篇》，设为盗跖告仲尼之辞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当为庾，字之误。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列子·杨朱篇》曰：“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贤愚、贵贱，非所能也，臭腐、消灭，亦非所能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

当生，奚遑死后。”《列子》固张湛所为，《庄子》亦郭象所定，托于养生之论，为是恣睢之辞，此当时自暴自弃者之供状也。纵弛既甚，则不徒废事以自安，必且竞进以求利。庾翼讥王衍曰：“若以道非虞、夏，自当超然独往。而不能谋始，大合声誉，极致名位。”既如是，则“当抑扬名教，以静乱原，而乃高谈《庄》《老》，说空终日。虽云谈道，实长华竞”，翼与殷浩书，见《浩传》。所恶者华竞而非谈道，然则衍之恶不如是之甚也，特恶其为华竞主，萃渊薮，使天下之恶皆归焉耳。羊祜訾衍“以盛名处大位，败俗伤化”，亦此意也。王坦之著《废庄论》，曰：“君子游方之外，众人藉为弊薄之资。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庄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识解愈高，则其视世之所谓纲常名教者，不足严畏也愈甚，固不能谓其与学术无关，然鲁酒薄而邯郸围，究为充类至义之尽之语。必如范宁，谓王弼、何晏，罪深桀、纣，亦少过矣。旨趣异于诸名士者，其人亦分数科：卞壶、陶侃，盖由性勤吏职；壶事见第十八章第二节。《侃传》云：侃性聪敏，勤于吏职。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常谓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朴。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弘达邪？”乐广、庾亮，则由习于礼法，广笑王澄、胡母辅之等，谓：“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皆见本传。《江统传》：子惇，性好学，儒玄并综。每以为君子立行，应依礼而动。放达不羁，以肆纵为贵，亦道之所弃也。乃著《通道崇检论》，世咸称之。亦广、亮之俦也。皆与识解无关。若应詹病元康以来，贱经尚道，而欲修辟雍，崇明教义；虞预憎疾玄虚，其论阮籍，比之伊川被发；则所谓游于方之内者耳。惟裴著《崇有》之论，谓：“以无为辞，旨在全有。生必体有，有遗而生亏。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其言深有理致。李充著《学箴》，谓：“圣教救其末，老、庄明其本，本末之涂殊，而为教一也。”阮孝绪著论，谓：“至道之本，贵在无为，圣人之迹，存乎拯弊。不垂其迹，则世无以平，不究其本，则道实交丧。丘、旦将存其迹，故宜权晦其本，老、庄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迹。迹须拯世，非圣不能，本实明理，在贤可照。”其说亦极通达持平也。

清谈之始，盖诚欲以阐明真理，然及后来，则亦变为沽名钓誉之具，渐染口给御人之习矣。《齐书·王僧虔传》：僧虔书诫其子曰：“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通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且论注百氏，荆州八袠，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耳瞥目，岂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宾者哉？就如张衡，思侔造化，郭象言类悬河，不自劳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袠所载，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案《三国志·钟会传注》引孙盛论王弼《易注》，谓其“叙浮义则丽辞溢目，造阴阳则妙赜无间。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虽有可观者焉，恐将泥夫大道”。又《管辂传注》引《辂别传》曰：辂为何晏所请，共论《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论阴阳，此世无双。”时邓飏与晏共坐，飏言：“君见谓善《易》，而语初不及《易》中辞义，何也？”辂寻声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论《易》也。”传载孔曜荐辂于裴徽曰：“俯览《周易》，则齐思季主。”又曰：辂过钟毓，共论《易》。辂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无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复筮。然则辂之于《易》，实无所知，所晓者只是卜筮之术。其与何晏、钟毓共谈，亦恃明悟之资，初非经生之业也。然则玄学初兴，重在明悟，不在多闻。及其抗辞求胜，则不得不炫博矜奇，如经生之专务应敌，破碎大道矣。不特此也，卫玠以玉人见称，后刘琰、谢尚共论中朝人士，或问杜乂可方卫洗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间可容数人。”惔又云：“杜乂肤清，叔宝神清。”王羲之目乂：“肤若凝脂，眼如点漆。”齐世风流，莫如张绪，袁粲谓其有正始遗风。每朝见，齐武帝恒目送之。刘悛之为益州，献蜀柳数株，武帝以植于昌灵和殿前，赏玩咨嗟，曰：“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此等直是以貌取人耳，尚何学问之可言哉？故凡学皆贵本原，恶流失，而尤恶其为哗世取宠之资也。

道家而外，诸子之学，稍以式微。数术与《易》相出入，又言哲理固有本于物理者，治之者尚较多。《后汉书·张衡传》云：衡好玄经，谓崔瑗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三国·吴志·陆绩传》言：绩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陈寿称其于杨《玄》，是仲尼之丘明，老聃之庄周。《陆凯传》云：好《太玄》，论演其意，以筮辄验。王肃亦尝注《玄经》，见《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晋书·忠义传》：刘敏元，好星历、阴阳、术数，潜心《易》《太玄》，不好读史。常谓同志曰：“诵书当味义根，何为费功于浮辞之文？《易》者义之源，《太玄》理之门，能明此者，即吾师也。”又《王长文传》：著书四卷拟《易》，名曰《通玄经》。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时人比之《太玄》。同郡马秀曰：“杨雄作《太玄》，惟桓谭以为必传后世。晚遭陆绩，玄道遂明。长文《通玄经》，未遭陆绩、君山耳。”此等皆可见魏、晋间人于《玄》乡往之深。《干宝传》：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隐逸传》：郭琦，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传》、注《穀梁》《京氏易》百卷。索袭，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多所启发。《魏书·屈遵传》：曾孙拔，少好阴阳学。盖其学尚较他家为盛。然宋立五学，言阴阳者已无其人。见第一节。《南史·刘 传》：王在左，在右讲《月令》毕，谓学生严植之曰：“江左已来，阴阳律数之学废矣。吾今讲此，曾不能得其方佛。”吴明彻就周弘正学天文、孤虚、遁甲，略通其术，遂以英雄自许，陈武帝亦深奇之。盖尚玄谈者多，能究心于数理者，亦已微矣。与道家相近者，莫如法术之学。钟会道论，实乃刑名，已见前。清谈其名，华竞其实，督责之术，相须实亟，故亦有留意其说者。王坦之颇尚刑名学，著《废庄论》；李充幼好刑名之学，深抑浮虚之士是也。然亦能通其说而已，不能有所发明羽翼，观《隋志》名法之书，率皆三国以前物可知也。名家之学，与法家相辅车，然寡实用，故其道尤微。《晋书·隐逸传》：鲁胜，著述为世所称，遭乱遗失，惟注《墨辩》存。其叙曰：“自邓析至秦时，名家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然则名家之书单行者，已皆亡佚，此可证今之《邓析》《公孙龙子》皆为伪物也。《三国·魏志·钟会传注》云：淮南人刘陶，善论纵横，为当时所称。每与王弼语，尝屈弼。王衍以好论纵横之术，卢钦举为辽东太守，已见第二十二章第四节。《晋书·袁悦之传》云：能长短说，甚有精理。始为谢玄参军，为玄所遇。丁忧去职，服阕还都，止赍《战国策》，言天下要惟此书。此皆好尚纵横家言者，然亦无所发明羽翼。《隋志》有《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盖即谧之所缉。谧之言多不可信，此书不必即今《鬼谷子》，然谧之书即存，亦未必可观也。

第五节 史 学

汉世述作，多在东观；魏世始置著作郎，或隶中书，或隶秘书；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及本编第二十二章第三节。《史通·史官建置篇》曰：“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其忧。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齐、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陈氏因循，无所变革。”案《隋书·经籍志》曰：“史官废绝久矣。魏、晋已来，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禄贵游。政、骏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此其所以不得不别取他官，增设新职欤？《隋书·百官志》谓梁有撰史学士，《陈书·文学传》：张正见、阮卓，皆尝为撰史著士，盖即刘知幾所云修史学士。史官不必能举其职，丧乱时亦或暂缺其官，然载笔之司，究为执政所重，故少获安定，即复设立。元帝渡江，祖纳劝设史官，当时未用其议，未几，王导复以为言，即于建武元年十一月设立，是其事矣。见纪。祖纳，逖兄。元帝作相，引为军谘祭酒。纳好弈棋。王隐以其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所闻见，劝以记述。纳因荐隐于元帝。元帝以问记室参军钟雅。雅曰：“纳所举虽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云：“史官之立自纳始。”盖纳实首发其议者也。见《晋书·逖传》。割据僭伪诸国，亦多设置。《史通》言之颇详，亦有散见诸载记者。《史通》云：“伪汉嘉平初，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前凉张骏时，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其国书。蜀李与西凉二朝，记事委之门下。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郎韶为国纪祭酒，始撰录时事。自余伪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赵之和苞，后燕之董统是也。”嘉平，刘聪伪号。和苞撰《汉赵纪》十卷，见《隋书·经籍志》，此外皆无可征。诸国置史官之事，见于载记者：《晋书·石勒载记》：勒伪称赵王，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贾蒱、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及僭号，又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李雄载记》言雄兴学校，置史官，已见第一节。《苻坚载记》言：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魏书·临渭氐传》亦载其事。又《北史·序传》：凉武昭王时，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鸠等集于园间。群下以为白祥金精所诞，皆应时邕而至，氐有神光、甘露、连理、嘉禾众瑞，请史官记其事。昭王从之。此史官，当即知幾所谓门下也。知幾又云：“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二人。其佐参史者，不过一二而已。普泰已来，参史稍替。别置修史局，其职有六人。当代都之时，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询国俗，兼取工于翻译者，来直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任代人，不宜归之汉士。于是以谷纂、山伟更主文籍。凡经二十余年。其事阙而不载。”案《魏书·高宗纪》：和平元年（460年）六月，崔浩之诛也，史官遂废，至是复置。著作之设，当在此时。别置修史局，则史无可考。《序纪》言魏之初，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见第三章第八节。《序纪》固不足信，然书契前事，十口相传，则理所可有。《奚斤传》云：斤聪明强识，善于谈论。远说先朝故事，虽未皆是，时有所得。听者叹美之。《北史·魏诸宗室传》云：元丕，声气高朗，博记国事。飨燕之际，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败。代都所询，盖即此辈。《魏书·王慧龙传》：曾孙遵业，位著作佐郎，与司徒左长史崔鸿同撰起居注。迁右军将军，兼散骑常侍，慰劳蠕蠕。乃诣代京，采拾遗文，以补起居所阙。则迁洛以后，

仍未尝不以是为重。末叶专任代人，事见《山伟传》。《传》云：綦儁及伟等，谄说上党王天穆及尔朱世隆，以为国书正应代人修缉，不宜委之余人。是以儁、伟等更主大籍。守旧而已，初无述著。故自崔鸿死后，迄终伟身，二十许载，时事荡然，万不记一。后人执笔，无所冯藉。史之遗阙，伟之由也。未及谷纂。《刘仁之传》云：深为尔朱世隆所信用。出帝初，为著作郎，兼中书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尝执笔。则其时之失职者，尚不仅纂、伟二人也。盖由尔朱擅权，多行不义，且曾戕贼朝士，虑中原士大夫直笔书之，故如是也。知幾又云：“高齐及周，迄于隋代，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国史，齐世如高隆之、赵彦深、崔季舒、张雕虎，周世如柳敏等，皆尝居此职。自领则近循魏代，远效江南。惟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为上士，佐郎为下士。名字虽易，而班秩不殊。”又云：“又案《晋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燕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余官兼掌。”案《魏书·高祖纪》：太和十四年（490年）二月，初诏定起居注制。十五年（491年）正月，初分置左右史官。盖即所谓别置二人者？然《邓渊传》言：太祖诏渊撰国记，渊撰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盖即起居注之伦？足见其有纪录，由来已久。后来刘芳从驾南巡，撰述行事，亦起居注之类也。起居注直书其事，别无裁断，《陈书·文学传》：何之元作《梁典》，其《序》曰：“臧荣绪称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起居注亦有病其繁芜，加以删削者，如徐勉删起居注为六百卷是也。然此等删削，亦不足语于裁断。然实为撰述之本，故历代皆重视其事，废绝之时甚少，如魏建义初辛绍先曾孙贲，天平中陈元康、卢玄曾孙元明，西魏大统四年（538年）申徽，皆尝从事于此，皆流离颠沛之际也。而其书之传者亦颇多。《隋志》著录，凡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隋书·经籍志》：杂史类有《梁皇帝实录》，一三卷，周兴嗣撰，记武帝事。一五卷，谢吴撰，记元帝事。霸史类有《敦煌实录》，刘景撰，景，唐人避讳之字，即刘昞也。盖就此略加删削者。此为官家史料大宗。间有别行记录者，如《宋书·萧思话传》言：太祖使思话上平定汉中本末，下之史官；《梁书·萧子恪传》言：子恪启撰高祖集，并《普通北伐记》；其书凡五卷，亦见本传。则似清世之方略矣。史事虽设官记录，然断不能备，故仍或求诸私家。《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元年（550年）八月，诏曰：“朕以虚寡，嗣弘王业。思所以赞扬盛绩，播之万古。虽史官执笔，有闻无坠，犹恐绪言遗美，时或未书。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亲奉音旨，或承传旁说，凡可载之文籍，悉宜条录封上。”其询访所及，亦可谓广矣。官书固难信据，私家撰述亦或苟阿所好，不必皆实。南朝之普断立碑，《南史·裴松之传》：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由是普断。北朝之不受行状，《魏书·甄琛传》：琛死，大臣议谥文穆。吏部郎袁翻以为不实，奏请改谥孝穆。且言“今之行状，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是以极辞肆意，无复限量。请自今已后，明勒太常、司徒：有如此者，悉请裁量，不听为受。”盖以此也。

撰述之体，当时史家所习用者，为纪传及编年。《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目十三：曰正史，曰古史，曰杂史，曰霸史，曰起居注，曰旧事，曰职官，曰仪注，曰刑法，曰杂传，曰地理，曰谱系，曰簿录。自起居注已下，皆只可谓之史材，非编纂已成之史籍也。杂史者，其书出于私家，《志》所谓“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纪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者也。霸史则以其为偏方割据，别立一门耳。其实二者之体例，皆与正史、古史同。古史即编年也，《隋志》以其体放自《春秋》，谓之古史。刘知幾作《史通》，其《古今正史篇》，亦以纪传、编年，二体并列。而纪传之体，尤为见重。可看《魏书·高祐传》。一以作者率循迁、固，一亦以纪传之体，兼有书志，可详典章经制，于史实之网罗，尤为该备也。分史事为理乱兴衰、典章经制二类，说见马贵与《文献通考序》。此非贵与一人之私言，乃自来史家之公意也。高祐修魏史奏云：“纪传区别，表志殊贯，如此修缀，事可备尽，”亦是此意。自《汉书》而降，所谓正史，悉系断代为书，颇为主通史者所非议。然自唐以前，修史之家，实未尝谓史当断代。特往史所重，偏在政事，而其记载多出史官，一姓之兴亡，自为政局一大变，新朝继起，必命史臣，搜集前朝之事，编纂成书，而断代之体，遂成于无意之间耳。东京以降，纪传之体，作者多家，而通行者率不过一种。《后汉书》为范晔。

谢承《后汉书》，成于三国之世，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此外《隋志》所著录者，又有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梁书·萧子恪传》，言其弟子显，尝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传末叙所著书，有《后汉书》一百卷，则又《隋志》所未著录也。编年之体，《隋志》所著录者，有袁彦伯《后汉记》，张璠《后汉记》，袁晔《献帝春秋》三家。案范晔书十志未成，今《后汉书》中之志，乃后人以司马彪书补之者也。华峤书十典亦未成，其子彻、畅相继成之，见《晋书》本传。《三国志》为陈寿。三国史记，王化有《蜀书》，韦曜有《吴书》，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魏书》，正元中成于王沈。《晋书》本传云：与荀、阮籍同撰，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据《史通·古今正史篇》，同撰者又有韦诞、应璩、孙该、傅玄，《晋书·玄传》又有缪施。《隋志》著录：正史类有环济《吴纪》，编年类有孙盛《魏氏春秋》，阴澹《魏纪》，孔舒元《魏氏春秋》，据《史通》，又有鱼豢《魏略》，事止明帝。王隐《蜀记》，张勃《吴录》。《魏书·张彝传》：彝子始均，尝改陈寿《魏志》为编年之体，广益异闻，为三十卷。又《儒林·梁祚传》：祚撰并陈寿《三国志》，名曰《国统》。《晋书》则唐代官纂之本。晋史撰述，始于陆机。《史通·古今正史篇》云：“机为

著作郎，撰三祖纪。束晳为佐郎，撰十志。会中朝丧乱，其书不存。”而《隋志》古史类有机《晋纪》四卷。案《晋书·干宝传》载王导请立国史疏，谓：“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禅于魏，而纪传不存于王府。”则似王室无其书，而民间犹有传本也。王隐为著作郎，撰《晋书》。后为虞预所毁，免官。依庾亮于武昌，书乃得成。而虞预窃隐之作，亦成《晋书》四十余卷，事见《晋书》本传。隐之书，《隋志》正史类著录八十六卷，《注》云：本九十三卷，《史通》云八十九卷，未知孰是。要其书于西都旧事，最为该备，则无疑也。干宝为著作郎，著《晋纪》，自宣帝迄愍帝，凡二十卷，亦见《晋书》本传。《隋志》在古史类，云二十三卷。过江而后，《史通》云：“自邓粲、孙盛、王韶之、檀道鸾已下，相次继作。远则偏纪两帝，近则惟叙六朝。至宋，湘东太守何法盛，始撰《晋中兴书》，勒成一家，首尾该备。齐隐士东莞臧荣绪，又集东西二史，合成一书。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采正典与旧说数十余部，兼引魏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叙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此即今之《晋书》，而唐人称为《新晋书》者也。邓粲、孙盛，《晋书》皆有传。王韶之，《宋史》有传。盛之书，本传云有两本，其说殊不足信。韶之之书，有荀伯子同撰，见《宋书·伯子传》。法盛书，《南史·徐广传》谓其窃诸郗绍，说亦似不足信。十八家，浦起龙《史通通释》云：“隋唐二志，正史部凡八家，其撰人则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萧子云、萧子显也。编年部凡十一家，其撰人则陆机、干宝、曹嘉之、习凿齿、邓粲、孙盛、刘谦之、王韶之、徐广、檀道鸾、郭季产也。盖十九家，岂缘习氏独主汉斥魏，以为异议，遂废不用欤？”说近亿测，疑事毋质，不必尽求其人以实之可也。《隋志》著录，又有梁时有其书，而作《志》时已亡之者：郑忠《晋书》七卷，虞《东晋新书》七卷其不著录而见于史传者：晋荀绰有《晋后书》

十五篇，谢沈有《晋书》三十余卷，沈约有《晋书》百一十卷。未成而颇传于世者：崔浩有《晋后书》五十余卷。有志而未成者：齐有袁炳，魏有宋世景、裴伯茂、魏长贤。沈约之书，据《宋书·自序》，凡成百二十卷，遇盗失其第五帙。以《梁书》所载卷数核之，所失者凡十卷。《序》云：“源流虽举，而采缀未周。”以被敕撰国史，后又撰起居注，遂无暇搜撰，则其书实未成。《宋书·谢灵运传》云：太祖令撰《晋书》，粗立条流，竟不能就。其书实亦未卒业也。《宋书》成于沈约。《宋书》，何承天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其所撰书，惟天文、律历。此外悉委山谦之。谦之病亡，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宝生被诛，徐爰踵成前作。起自义熙之初，迄于大明之末。其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则系孝武自造。自永元至于禅让，十余年间，阙而不续。永明五年（487年），沈约被敕撰著。六年（488年）十月，表上之，云：“所撰诸志，须成续上。”事见《宋书》约《自序》。其书实多因徐爰之旧，故于革易之际，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说见《廿二史札记》。《齐书·文学·王智深传》言：世祖使沈约撰《宋书》，又敕智深撰《宋纪》，成三十卷。世祖后召见于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494年），敕索其书。《梁书·裴子野传》，谓其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尝欲继成先业。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既行，子野更删撰为《宋略》二十卷。《史通·古今正史篇》云：松之之卒，史佐孙冲之表求别自创立，为一家之言。冲之盛曾孙，事见《臧质》《邓琬传》。其书盖未及成。《齐书·刘祥传》云：祥撰《宋书》，讥斥禅代。尚书令王俭密以启闻，武帝衔而不问。《陆澄传》云：欲撰《宋书》，竟不成。《隋志》著录，沈约、裴子野而外，纪传类有徐爰、孙严《宋书》各六十五卷，古史类有王琰《宋春秋》二十卷。《齐书》成于萧子显。子显之书，《梁书》本传作六十卷，《隋志》同。今本止五十九卷，盖佚《自序》一篇？其略，犹存于《南史》本传中也。《齐书》撰述，始于檀超、江淹。建元二年（480年），初置史官，以超、淹掌其职。超史功未就而死。淹所撰凡十三篇，见《南史》本传。《隋志》正史类，亦著录淹《齐史》十三卷。《梁书·淹传》云：淹所著《齐史》十志，行于世。十志，《南史》作传志。按《史通》云：“淹始受诏著述，以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十志，以见其才。”云先著，后必更有所述，则《南史》是也。此外《隋志》又有沈约《齐纪》二十卷，刘陟《齐纪》十卷。约著《齐纪》，亦见《梁书》本传。以上皆纪传体。其编年体，则《隋志》有吴均《齐春秋》三十卷。均作是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梁武帝不许。均遂私撰。书成，奏之。书称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使诘其事之不实者，焚之。均坐免职。然其私本仍行。事见《梁书》《南史》本传及《史通》。《齐书·檀超传》云：豫章熊襄著《齐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书·尧典》谓之《虞书》，故通谓之齐。”《南史》同。其书所述，盖不仅齐事。《隋志》不著录，而有王逸《齐典》五卷，萧万《齐典》十卷，皆在古史类。《梁书·裴子野传》，言其欲撰《齐梁春秋》，始草创，未就而卒。《梁》《陈书》成于姚思廉。梁史：《史通》云：武帝时，沈约、周兴嗣、鲍行卿、谢昊相承撰录，已有百篇。承圣沦没，并从焚荡。《梁书·沈约传》言：所著有《高帝纪》十四卷。《隋志》著录谢昊《梁书》四十九卷。《注》云：本一百卷。盖相承至昊，共得百篇，非昊一人所撰也。陈初，杜之伟、许亨，太建时顾野王，并知梁史，亨书成者五十八卷，皆见《陈书》本传。亨子善心，《隋书》有传，云：其父尝撰《齐书》五十卷。《梁书》纪传，随事勒成，及阙而未就者，目录注为一百八卷。梁室交丧，一时亡散。陈初为史官，依旧目录，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阁讫。善心祯明二年（588年）聘隋而陈亡。其书存者六十八卷，又并缺落失次。善心随见补葺，成七十卷。《陈书》所著，盖其上秘阁之本？《隋志》著录许亨《梁史》五十三卷，则又有所阙也。以上皆纪传体。其编年体：《隋志》著录，有刘璠《梁典》三十卷，何之元《梁典》三十卷，阴僧仁《梁撮要》三十卷，姚勖《梁后略》十卷，

萧韶《梁太清纪》十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四卷。刘璠之书，实成于其子祥之手，事见《周书》本传。何之元之书，起齐永元二年（500年），迄王琳遇获，见《陈书》本传。《史通》谓之元与璠合撰《梁典》三十篇，合字盖各字之误？姚勖，僧垣子，事见《周书·僧垣传》。萧韶，见《南史·梁宗室传》。云其书承湘东之旨，多非实录。陈史：《史通》云：初有顾野王、傅，各为撰史学士。《武文二帝纪》，即其所修。《唐志》有野王、《陈书》各三卷，而《隋志》有陆琼《陈书》四十二卷，《注》云讫宣帝，疑野王、之书，亦苞括其中矣。姚察在梁、陈二代，皆知史职。隋开皇九年（589年），敕其撰成二史。事见《陈书》本传。然其书仍未能成，至唐贞观中，乃成于其子思廉之手焉。晋世北方诸国，总集于崔鸿之《十六国春秋》。其书虽成于魏世，而专详僭伪，不著晋朝，民族大义，可谓较然彰著。嬴秦以后，吾国久成统一之局，偏隅割据者，原不能视之为国，故至唐世，遂将其行事，编为载记，入之《晋书》，视如汉末之群雄矣。十六国史，《史通》述之较详，今录其说如下。《古今正史篇》曰：“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凌修谮其讪谤先帝，聪怒而诛之。刘曜时，和苞撰《汉赵记》十篇，事止当年，不终曜灭。后赵石勒，命其臣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其后又令王兰、陈宴、程阴、徐机等相次撰述。至石虎，并令刊削，使勒功业不传。其后燕太傅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北中郎将王度，追撰石事，集为《邺都记》《赵记》等书。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全录，以为《燕记》。后燕建兴元年（386年），董统受诏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其后申秀、范亨，各取前后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赵郡王景晖，尝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赵亡，仕于冯氏，仍撰《南燕录》六卷。蜀李势散骑常侍常璩撰《汉书》十卷。后入晋秘阁，改为《蜀李书》。璩又撰《华阳国志》，具载李氏兴灭。前凉张骏十五年，命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

以付秀才索绥，作《凉国春秋》五十卷。又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菀专修国史二十余年，著《凉记》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晖，从事中郎刘昞，又各著《凉书》。前秦史官，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著述。苻坚尝取而观之。见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灭其本。后著作郎董谊，追录旧语，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关，曾访秦国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并无所获。先是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翊车频，助其经费。整卒，翰乃启频纂成其书。以元嘉九年（432年）起，至二十八年（451年）方罢。定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伦。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辟，删为《秦纪》十一篇。后秦扶风马僧虔、河东卫隆景、并著秦史，及姚氏之灭，残阙者多。泓从弟和都仕魏，又追撰《秦记》十卷。夏天水赵思群，北地张渊，于真兴、承光之世，并受命著其国书。及统万之亡，多见焚烧。西凉与西秦、北燕，其史或当代所书，或他邦所录。段龟龙记吕氏，宗钦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吕、冯氏。惟此三者可知，自余不详谁作。魏世，黄门侍郎崔鸿，乃考核众家，辨其同异。除烦补阙，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鸿始以景明之初，求诸国逸史。逮正始元年（504年），鸠集稽备，而犹阙蜀事，不果成书。推求十五年，始于江东购获。乃增其篇目，勒为十卷。鸿殁后，永安中，其子缮写奏上，请藏诸秘阁。由是伪史宣布，大行于时。”案高祖，刘渊伪号。《隋志》有田融《赵书》十卷，王度《二石传》二卷，《二石伪治时事》二卷，范亨《燕书》二十卷。《注》云：记慕容雋事。张诠《南燕录》五卷，王景晖《南燕录》六卷，皆《注》云：记慕容德事。又有游览先生《南燕书》七卷。《魏书·郦范传》：范弟子恽，撰慕容氏书不成。《崔逞传》：慕容暐时举上计掾，补著作郎，撰《燕记》；《封懿传》：懿撰《燕书》，颇行于世，则《隋志》皆不著录。常璩之书，《隋志》名《汉之书》，十卷。《华阳国志》亦著录，十二卷。又云：梁有《蜀平记》十卷，《蜀汉伪官故事》一卷，亡。刘景《凉书》十卷，《注》云：记张轨事。又有《敦煌实录》十卷。景为昞避讳字，已见前。《魏书·昞传》云：《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隋志》又有张谘《凉记》八卷，《注》亦云记张轨事。喻归《西河记》二卷，《注》云：记张重华事。苻坚焚史，事已见前。裴景仁之书，《隋志》著录为十一卷。又有何仲熙《秦书》八卷，《注》云：记苻健事。景仁之书，亦见《南史·沈怀文传》，云十卷。姚和都书，《隋志》亦著录。真兴，勃勃伪号，承光，昌伪号，夏、西凉、西秦三国，《隋志》皆无书。段龟龙书，《隋志》著录十卷。宗钦，《魏书》有传，云钦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无足可称。不云记秃发氏。《隋志》有《拓跋凉录》十卷，不著撰人。韩显宗，《魏书》亦有传。云撰《冯氏燕志》十卷，不云记吕氏。则《史通》宗钦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吕、冯氏二句有误。浦起龙改为“宗钦记沮渠氏，失名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冯氏”，与《魏书》《隋志》虽合，然合段龟龙记吕氏，凡有四种，与“惟此三者可知”句，文义又属不符。浦氏又改惟此为“惟有”，云“本有四种，其一失名，故云三者”，殊属牵强。则元文虽误，浦氏所改，亦未为是也。《隋志》有《凉书》十卷，高道让撰。又《凉书》十卷，《注》云：沮渠国史，而不著撰人。道让，谦之字。其父崇。崇父潜，妻沮渠牧犍女武威公主。公主痛本生绝胤，以崇继牧犍后，后乃启复本姓，事见《魏书·崇传》。韩显宗书，《隋志》不著录，而有高闾《燕书》十卷，《注》云：记冯跋时事。崔鸿之书，《魏书》本传云：鸿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又恐识者贵之，未敢出行于外。世宗闻其撰录，遣散骑常侍赵邕诏鸿随成者送呈。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未讫，迄不奏闻。鸿后典起居注，乃妄载其表，云谨以所讫者附臣邕呈奏。自正光以前，不敢显行其书。自后，以其伯光贵重当朝，知时人未能发明其事，乃颇相传读。亦以光故，执事者遂不论之。子子元，永安中，乃奏其父书。据此，知鸿书于十六国事与魏相关者，必多存直笔，而惜乎其已亡也。初不肯顺虏意进呈，而后乃妄载其表，盖以为书经呈奏，则攻击者较难为辞，此史家欲

存史迹之苦心。正光已后，魏已无复纲纪，鸿故敢行其书，不必由于光之当权。至于永安，则拓跋氏仅亦守府矣，此其子所以又欲借中秘之力而存之也。《北史·崔亮传》：齐文襄尝言崔肇师合诛。左右问其故。曰：“崔鸿《十六国春秋》，述诸僭伪，而不及江东。”左右曰：“肇师与鸿别族。”乃止。虏恶其书如此，则其书之能秉大义可知，鸿可谓明于夷夏之界矣。其书，《魏书》云子元奏进者一百二卷。浦起龙因改《史通》勒为十卷之十字为一百二，然《史通》此句，或指其得蜀事后所增卷数言之，亦未可专辄也。《魏书》成于魏收，号为秽史。隋世尝命改造，然其书未能行。魏初命邓渊著国记，后又命崔鸿总史事。浩之诛，以史事为名，已见第八章第六节。其后高允、刘模，并典史事，史言其大较续浩故事，可见浩书实未尝废，其诛，特以此为名而已。史又言允虽久典史事，而不能专勤著述。又言允年已九十，目手稍逊，多遣模执笔，而指授裁断之。如此五六岁。允所成篇卷，著论上下，模与有功焉。则允虽尸其名，主其事者实模也。《高祖纪》：太和十一年（487年）十二月，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国记，依纪传之体。《彪传》云：自成帝已来，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叙录，为春秋之体。遗录时事，三无一存。彪与秘书令高祐，始奏从迁固之体，见《祐传》。据其辞，则纪传之体，起于皇始，盖自此以前，事迹希简，且无年月，不能编年，故不能作本纪。今《魏书》之《序纪》，其体或亦沿自祐等邪？彪后因事失官。世宗践阼，求以白衣修史，如王隐故事。其表云：自太和十五年（491年）以来，频有南辕，载笔遂寝。其时居史职者，傅毗、阳尼、邢产、宋弁、韩显宗等，皆登年不永；程灵虬改从他职；惟崔光一人不移任，而亦侍、官两兼，故载述致阙焉。《崔光传》云：光虽领史官，以彪意在专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让彪，世宗不许。景明二年（501年），秋，彪卒。四年（503年），以孙惠蔚代光领著作。首尾五载，无所厝意。明帝立，诏光还领著作。光年耆多务，疾病稍增，而自强不已。然其书终未能成。正光四年（523年）卒。临卒，言弟子鸿于肃宗。

五年（524年）正月，诏鸿以本官修辑国史。寻亦卒。《魏书·自序》云：世宗时，命邢峦追撰高祖起居注。书至太和十四年（490年）。又命崔鸿、王遵业补续焉。下讫肃宗，事甚委悉。尔朱兆入洛，官守奔散。国史典书高法显密埋史书，故不遗落。领著作郎山伟，自以为功，得封东阿县伯，法显止获男爵。伟与綦儁等更主史籍，无所述作，已见前。北齐文宣天保二年（551年），诏魏收撰魏史。国史而外，兼以济阴王晖业《辨宗室录》为据。五年（554年）三月，奏上《纪》百一十卷。十一月，复奏十《志》。事见《魏书·自序》。收之修《魏书》，史言其多快恩怨，私亲戚，所引史官，恐其陵逼，亦惟取先相依附者，致为诸家子孙所诉。文宣先重收才，收又诬诉者欲相屠害，致诉之者转以获罪。然犹以群口沸腾，敕且勿施行，令群臣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陈牒。于是投牒者相次。收无以抗之。时左仆射杨愔，右仆射高德正，势倾朝野，与收皆亲。收遂为其家并作传。二人不欲言史不实，抑塞诉辞。终文宣世，更不重论。孝昭皇建元年（560年），诏收更加研审。收奉诏，颇有改正。乃诏行之。群臣仍多言魏史不实。武成复敕更审。收又回换。收既缘史事，多憾于人，齐亡之岁，收冢被发，弃其骨于外焉。以上皆见《北齐书·收传》。其说不知皆实否。然《传》言阳休之父固为北平太守，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获罪，载在《魏起居注》。而收书云：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其事固信而有征，则收书之有曲笔，似无可解免也。《崔 传》云：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崔 曰：“收，轻薄徒耳。”更引祖鸿勋为之。《收传》言其意存实录，好诋阴私。又曰：至于亲故之家，一无所说。是则伉直私曲，兼而有之。《高柔传》云：收撰魏史，启柔等与同其事。柔性颇专固，自是所闻，收常为嫌惮。又云：柔在史馆未久，逢勒成之际，志存偏党。与其内外通亲者，并虚美过实。深为时论所讥。则阿私所好者，正不独收一人，特收主持其事，遂为众矢之的耳。诉收获罪者，事见《北齐书》卢潜、李构、王松年等《传》。《北史·崔光

传》：光子劼，尝恨魏收书，欲更作编年纪，竟不能就。光家世史学，使其成之，其书当有可观也。齐后主武平四年（573年）五月，诏史官更撰《魏书》，见《纪》。其事盖无所成？隋高祖诏魏澹别成魏史，时称简正，事见《隋书·澹传》及《北齐书·魏兰根传》。《隋书·薛道衡传》：从子德晋，尝佐澹修《魏书》。然《潘徽传》言：炀帝又诏杨素更撰《魏书》，素薨而止，则魏澹之书，论者必仍有不满也。《北齐书》成于李百药。《史通·古今正史篇》：“高齐史：天统初，太常少卿祖孝征述献武起居，名曰《黄初传天录》。时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著《皇帝实录》，惟记行师，不载他事。自武平后，史官阳休之、杜台卿、祖崇儒、崔子发等相继注记，逮于齐灭。隋秘书监王劭，内史令李德林，并少仕邺中，多识故事。王乃冯述起居注，广以异闻，造编年书，号曰《齐志》，十有六卷。李在齐预修国史，创纪传书二十七卷。至开皇初，奉诏续撰，增多《齐史》三十八篇。已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贞观初，敕其子中书舍人百药，仍其旧录，杂采他书，演为五十卷。今之言齐史者，惟王、李二家焉。”《自注》云：“王劭《齐志》，《序》云二十卷，今世间传者，惟十六卷。”《隋志》著录，则止十卷。又有崔子发《齐纪》三十卷。《杜台卿传》云：撰《齐纪》二十卷。《荣毗传》：兄建绪，仕周，平齐之始，留镇邺城，因著《齐纪》三十卷。《隋志》皆不著录。《周书》成于令狐德棻。宇文周史：《史通》云：“大统有秘书丞柳虬，兼领著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至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有八篇，略叙纪纲，仍皆抵忤。皇家贞观初，敕秘书丞令狐德棻、秘书郎岑文本共加修缉，定为《周书》五十卷。”《隋志》有牛弘《周史》十八卷，《注》云未成。事亦皆在唐世。《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仍使秘书监总知其务。合为五代纪传，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书成下于史阁。惟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其先撰史人，惟令狐德棻重与其事。太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云合为五代纪传，则梁、陈、齐、周、隋之史，实未尝各别为书。然则续修之志，亦与五代纪传合为一书，无所谓编入《隋书》也。五代既合为一书，宋、齐、元魏何缘分立？隋实混一区宇，而亦继南北朝之后，则晋又何不可冠于南北朝之前？然则当时史家，果未尝谓史当断代。李延寿虽与官修，仍采杂史，补益官书，延寿与官修而必别为私史，意实在此，观其自序可知。编为南北纪传，而亦入隋于其中，其《自序》称以拟《史记》；知幾论史，亦入之通史之家；其明证也。然意虽在于会通，书实成于各别。合居一简，未免无所取裁。当时虽合为一书，后人仍目为断代，盖以此也。

欲合隆古至于当代，萃为一编者，当时亦非无其人。梁武帝之《通史》，其最著者也。此书，《梁书·本纪》云六百卷，《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六百二十卷，《纪》盖以成数言之。《隋志》作四百八十卷，则有阙佚也。帝尝躬制《赞》《序》，亦见《本纪》。又语萧子显曰：“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其重视之可知。《史通》云：其书“自秦已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梁书·吴均传》言：此书起三皇，迄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已毕，惟《列传》未就卒。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所异者惟无表而已。”断代之书，所以不能合为通史者，实以两朝衔接之际，不免复重、矛盾，今云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当有以祛此弊。云惟无表，则亦有志。表事不容刊落，盖当别有翦裁。《齐书·檀超传》。超掌史职，上表立条例，即谓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此书实郑樵《通志》之先河也。顾野王尝撰《通史要略》一百卷，未就，《陈书》本传。盖又欲就斯书，加以删略。熊襄《齐典》，所述不仅齐事，说已见前。宋江夏王义恭尝撰《要记》五卷，起前汉讫晋太元，《宋书》本传。盖亦通史之体。北朝元晖，常山王遵曾孙。《史通》误作济阴王晖业。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旨，以类相从，名为《科录》，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于晋、宋，凡十四代。《魏书·昭成子孙传》。《北史·魏诸宗室传》无宋字。其书《史通》列为古今正史，而《隋志》入之子部杂家，盖以为类书也。《魏书·儒林·平恒传》云：自周以降，暨于魏世，帝王传代之由，贵臣升降之阶，皆撰录品第，商略是非，号曰《略注》，合百余篇，似亦《科录》之类。《周书·明帝纪》言：帝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已来，迄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隋书·萧济传》：陈亡后济子从典入隋，杨素奏使续《史记》迄于隋，其书未就。则亦梁武作《通史》之志也。

斯时史家，颇知讲求体例。华峤《修汉后书》，以皇后入外戚传为不安，而改之为纪。《晋书》本传。檀超之掌史职，尝上表立条例，诏内外详议。其时王俭、袁彖，均有所论，见《齐书·超》及《彖传》。修史既皆断代，故其起讫之间，最烦论议。晋初作本朝之史，即议立限断。或云当起正始，魏废帝立之岁。或云当始嘉平，宣王杀曹爽之岁。或云当起泰始，武帝篡魏之岁。见《晋书·贾充传》。徐爰修宋史，起元义熙，载与高帝并起及为帝所戡定之人，而不取桓玄。表请详议。诏曰：“项籍、圣公，编录二汉，《桓玄传》宜在宋典。余如爰议。”后沈约修《宋书》，则并桓玄、谯纵、卢循、马鲁及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等并删之，事见《宋书·爰传》及《自序》。魏收监修国史，议立齐元，阳休之、李德林等亦有议论，见《北齐书·休之》《隋书·德林传》。此皆论一史之断限者也。其分立时正统之论，则习凿齿首及之。《晋书·凿齿传》载其临终上疏曰：“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之恪，而身微官卑，无由上达。今沉沦重疾，谨力疾著论一篇写上。”其论曰：“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昔共工霸有九州，秦政奄平区夏，犹不见序于帝王，沦没于战国，何况暂制数州之人，威行境内而已？若以晋尝事魏，拘惜禅名，则惑之甚者也。禅代之义，不同尧、舜，校实定名，必彰于后，人各有心，事胡可掩？成业者系于所为，不系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济，不言所起。有定天下之大功，为天下之所推，孰如见推于暗人，受尊于微弱？”论足王天下与否，纯以功德为准，而破拘于君臣之分，缪托禅让之名，实颇合民贵君轻之义也。凿齿正统之说，当以此论所言为正。《传》又言：凿齿以桓温觊觎非望，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于三国时，蜀以宗室为正，则近亿度。《晋书·天文志》云：“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年）五月，壬戌，荧惑入太微。七年（226年）五月，帝崩。《蜀记》称明帝问黄权：天下鼎立，何地为正？对曰：验天文。往者荧惑守心，而文帝崩，吴、蜀无事，此其征也。案三国史并无荧惑守心之文，疑是入太微。”以天象定正伪，则冥漠之说矣。

史也者，所以记人群之行事，以资鉴戒，非徒为一二人作起居注也。此义也，昔时史家久已知之。然史官缘起，本君大夫之私人，所记者特其私事，记言记行，皆以表彰其人为主，此等见解，相沿不易化除，而视史家之褒贬为一身之荣辱者遂多矣。《齐书·崔祖思传》：祖思陈政事曰：“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君举必书，尽直笔而不污，故上无妄动，知如丝之成纶。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褒谀为体，世无董、狐，书法必隐。时阙南史，直笔未闻。”即深惜史职不举，不足使人歆惧者也。宋文帝欲封王昙首等，会燕集，出诏示之。昙首曰：“岂可因国之灾，以为身幸？陛下虽欲私臣，当如直史何？”封事遂寝。荀丕恶于王俭，又上书极谏齐武帝，言甚直。帝不悦，竟于荆州狱赐死。徐孝嗣闻之曰：“丕纵有罪，亦不应杀，数千年后，其如竹帛何？”《南史·齐豫章王嶷传》。魏孝文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皆谓史笔，足儆人君。然君既赏罚任情，史又何所恃以奋其直笔？《齐书·王智深传》：世祖使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以谂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约又多载孝武、明帝诸鄙渎事。上遣左右谓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则视人君之意旨为进退矣。世祖敕智深撰《宋纪》，令奏上，未及而崩，郁林又索其书，已见前。《传》言智深初为袁粲所接，及撰《宋纪》，意常依依，世祖之索之，盖意实有所不释然，故郁林犹继其志也。刘祥撰《宋书》，讥斥禅代，世祖衔而不问，亦已见前。《南史》言祥又于朝士多所贬忽，著连珠十五首以寄其怀。或以启上，卒以是徙广州，则亦未尝不以他事中之矣。观此，可知人君之于直笔，畏忌之深。《周书·柳虬传》：虬上疏曰：“古人君立史官，非但纪事而已，盖所以为监戒。汉、魏已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且著述之人，密书其事，纵能直笔，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陈寿有求米之论。著汉、魏者非一氏，造晋史者至数家。后代纷纭，莫知准的。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自修，有过者知惧。”事遂施行。《文帝纪》：魏恭帝元年（554年）四月，帝大飨群臣。魏史柳虬执简书于朝曰：“废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岁，文皇帝托于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公既受重寄，居元辅之任，又纳女为皇后，遂不能训诲有成，致令废黜，负文皇帝付属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谁？”太祖乃令太常卢辩作诰谕公卿。此其所谓显言于朝者也，岂不令人作恶？虬以大统十四年（548年）除秘书丞，秘书虽领著作，不参史事，自虬为丞，始令监掌焉。十六年（550年），修起居注，仍领丞事。周文之委任之，岂不以其能破密书之局，则知公论之莫予毒，而可以释然于怀也邪？

人君如此，人臣亦然。魏孝文谴妇人冠帽著小襦袄，任城王澄言著者犹少，孝文斥为一言丧邦，欲使史官书之，已见第二十一章第三节。梁取汉中，魏将乙速孤佛保自刎死，文帝诏著作录之。《北史·节义传》。丘冠先死于蠕蠕，齐武帝赐其子雄钱一万，布三十匹，雄不受。诣阙上书曰：“臣父执节如苏武，守死如谷吉，遂不书之良史，甄之褒策，万代之后，谁死社稷？”《南史·孝义传》。谢朓之死，谓门宾曰：“寄语沈公：君方为三代史，亦不得见没。”皆视史家之褒贬为荣辱之大者也。源怀表陈其父贺拥立高宗及执立高祖之功，不沾茅土之锡。诏曰：“宿老元臣，云如所诉，访之史官，颇亦言此，可依授北冯翊郡开国公。”可见私家勋伐，亦以书于国史者为准。故有见录者则引为殊荣，如李孝伯与张畅对问，书于《宋史·畅传》，其孙豹子，欲求其君之披览是也。其或见遗，则以为大戚，如诉魏收者或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是也。《收传》言：收性颇急，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则藉此以肆其恣睢者，又有之矣。收《自序》曰：武定四年（546年），献武于西门豹祠宴集，谓司马子如曰：“魏收为史官，书吾等善恶，闻北伐时诸贵常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颇曾饷不？”因共大笑。仍谓收曰：“卿勿见元康等在吾目下趋走，谓吾以为勤劳。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又言齐文宣诏收撰魏史，敕收曰：“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神武、文宣皆粗才，能作是语，可知此等见解入人之深矣。《南史·王韶之传》曰：韶之为晋史，序王珣货殖，王廞作乱。珣子弘、廞子华并贵显，韶之惧为所陷，深附结徐羡之、傅亮等。少帝即位，迁侍中，出为吴郡太守。羡之被诛，王弘入相，领扬州刺史。弘虽与韶之不绝，诸弟未相识者，皆不复往来。韶之在郡，尝虑为弘所绳，夙夜勤励，政绩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两嘉之。《裴子野传》云：齐永明末，沈约撰《宋书》，称松之已后无闻焉。子野撰《宋略》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从义师故也。约惧，徒跣谢之，请两释焉。叹其述作曰：“吾弗逮也。”盖直道之难行如此。《隋书·卢思道传》云：齐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诵之，由是大被笞辱。盖亦以秉笔者为恩怨所丛，虑其或受牵率，故当其未成之时，讳莫如深也。

史氏之初，本系记录故事，以备方来之参证，其为用，略如后世之档案，先代学者，留意于此者极多。《宋书·殷景仁传》云：景仁于国典、朝仪、旧章、记注，莫不撰录，识者知其有当世之志。《梁书·孔休源传》：高祖尝问吏部尚书徐勉曰：“今帝业初基，须一人有学艺、解朝仪者，为尚书仪曹郎。为朕思之，谁堪其选？”勉对曰：“孔休源识鉴清通，谙练故实。自晋、宋起居注，诵略上口。”高祖亦素闻之。即日除仪曹郎中。是时多所改作每逮访前事，休源即以所诵记，随机断决，曾无疑滞。吏部郎任昉尝谓之为孔独诵，其有裨实用如此。王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宋书·王淮之传》。王伟之少有志尚，当世诏命表奏，辄手自书写。泰元、隆安时事，小大悉撰录之。《宋书·王韶之传》。伟之，韶之父也。韶之因此私撰《晋安帝阳秋》，既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431年）。许懋尤晓故事，深为仪注之学。《梁书》本传。刘谅尤博悉晋代故事，时人号曰皮里晋书。《梁书·刘孝绰传》。江蒨好学，尤悉朝仪、故事，撰《江左遗典》三十卷，未就。《梁书》本传。凡此皆后世所谓掌故之学。《隋志》有旧事、仪注两门皆其书，刑法一门，律令而外，有制、科、议、议驳、弹事、奏事、决事、驳事，亦其类也。

汉世治古史者，当以韦曜、谯周、赵晔、袁康为巨擘。曜之《洞纪》，意在网罗放佚，求其完备。周之《古史考》，则是正旧闻，求其足信。晔与康之《吴越春秋》《越绝书》，则皆著传说于竹帛，使其不致湮灭者也。参看《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魏、晋以降，此风未替。皇甫谧有《帝王世纪》，盖《洞记》之伦。此书起三皇，尽汉、魏，见于《隋志》。其体例与《洞纪》之起庖牺至秦、汉，而黄武以后别作者同。《隋志》又有何茂材《续帝王世纪》十卷，疑本谧书续以晋已后事。其书在晋、南北朝之世，最为通行。观义疏言古事，多引此书，罕引《史记》可知。故当时即有为作音注者。《隋志》有虞绰《帝王世纪音》四卷。《北史·文成五王传》，安丰王猛之子延明，曾注《帝王世纪》。来奥有《帝王本纪》，似亦《世纪》之类。杨晔有《华夷帝王世纪》，则似兼详外国者也。《隋志》所著录者，又有甄鸾《帝王世录》一卷。此书盖但记世系，故卷帙甚少。《刘·先圣本纪》十卷，所谓先圣，盖亦指古帝王，《志》云：“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 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可证也。王子年《拾遗记》二卷，今尚存，可见迂怪妄诞之概，然亦多记古帝王事也。又有姚恭《年历帝纪》十卷，不著撰人《帝王诸侯世略》十一卷，盖亦主年代、世系。又有孟仪《周载》八卷，《注》云：记前代下至秦，盖古史之较略者。又有潘杰《王霸记》五卷，盖亦记古帝王，下逮战国。

《晋书·陈寿传》云：寿撰《古国志》五十篇。寿尝师事谯周，其书或与周同调。《司马彪传》云：彪以周为未尽善，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则又周之诤友。然立说虽异，其途辙则同也。《杨方传》：谓方尝撰《吴越春秋》，《隋志》作《吴越春秋削繁》。又有皇甫遵《吴越春秋》十卷，不著撰人《吴越记》六卷，盖皆以赵、袁二氏之书为不雅驯而改之。又有沈氏《南越志》八卷，则其所记，当较袁氏之书为广也。又有何承天《春秋前传》十卷、《春秋前杂传》九卷，乐资《春秋后传》三十一卷，盖记战国前事，而附丽于《春秋》，如司马光《通鉴》、刘恕《通鉴外纪》之例也。此节所引《隋志》之书，皆在杂史类。

一地方之史实，亦有留心搜缉者。常璩之《华阳国志》，其传于今而可见者也。崔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晋人物；本传云：四十卷，半未成。《隋志》在杂传类，二十卷。王遵业著《三晋记》；十卷。见《北史·王慧龙传》。遵业，慧龙曾孙也。盖亦其伦。《隋志》云：“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此后世方志之权舆，当时作者，盖以人物为重。然一地方之史实，苞含其中者，必不少矣。宋段国有《吐谷浑记》一卷，《隋志》入霸史类，其地实在域外，亦可称为外国史也。

传记之作，此时最为浩繁。有该括全国者，如《隋志》所著录之《海内先贤传》《四海耆旧传》是也。有域于一地者，如陈寿之《益部耆旧传》，刘义庆之《江左名士传》是也。有专详一类人者，如嵇康之《圣贤高士传》，诸家之《孝子传》，梁元帝之《忠臣传》，钟岏之《良吏传》，张隐之《文士传》，范宴之《阴德传》，王瑱之之《童子传》，诸家之《列女传》，不著撰人之《美妇人传》是也。此实正史类传之伦。其兼容并苞者，则谓之《杂传》。任昉、贺踪、陆澄皆有其书。踪书本七十卷，昉书本百四十七卷，可见其搜采之博。就官守而传其人者，有梁元帝之《丹阳尹传》。网罗一时人物者，有袁敬仲之《正始人士传》，戴逵之《竹林七贤论》，专记一人者，如不著撰人之《东方朔传》，《毌丘俭记》，管辰之《管辂传》。家传亦有多家。就所知者而识之，则梁元帝之《怀旧志》也。僧、道亦有列传，如《高僧传》《众僧传》《尼传》《列仙传》是。其专传一人者，则有如《法显传》《正一真人》《三天法师》《张君内传》《嵩高寇天师传》。所传并有非人者，如《灵鬼志》《志怪》《神录》等是。梁元帝著《古今同姓名录》一卷，则人名辞典之先河也。

谱牒之作，斯时亦盛，以俗重阀阅故也。谱皇室者，如不著撰人之《汉氏帝王谱》《宋谱》是。元晖业之《辨宗录》，亦其类也。又有诸家之《百家谱》。一家之谱，则有如《京兆韦氏谱》《谢氏谱》。谱一方巨族者，如《益州谱》《冀州姓族谱》。官纂之书，以地、以姓为别，如梁有王司空《新集诸州谱》十一卷，又有《诸姓谱》一百一十六卷，梁武帝总责境内十八州谱六百九十卷，盖其最巨者矣。谱牒之书，亦非仅记世次。如《隋志》有《杨氏家谱状并墓记》一卷，裴子野有《续裴氏家传》二卷。《南史》本传。陆煦著《陆史》十五卷、《陆氏骊泉志》一卷是。《梁书·陆杲传》。参看第十七章第二节。

宋元嘉中，使何承天立史学，石勒使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已见第一节。私家亦有以此传授者。《隋志》云：“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一史，至数十家，惟《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虽已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者有刘显、韦稜，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该、恺并见《隋书·儒林传》，云：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其盛，不下于传经也。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李密师事恺，受《史记》《汉书》，阎毗受《汉书》于该，皆见本传。该梁鄱阳王恢之孙，恺东海人。《北史·崔赡传》云：颍川荀济，自江南入洛，赡学于济，故得经史有师法。《隋书·儒林传》：又有吴郡张冲，撰《前汉音义》十二卷。《文学传》：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杨汪传》：汪受《汉书》于臻。臻亦梁人，江陵陷没归萧詧者也。然则是时史学，实自南而北也。《旧唐书·儒林传》：秦景通，与弟暐尤精《汉书》。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常称景通为大秦君，暐为小秦君。不经其兄弟指授，则谓之不经师匠，无足采也。又有刘讷，亦为当时宗匠。可见史学专门传授之风，至唐初而未绝也。《史记》传者甚微。”诸史述其时之人，熟精汉史者甚多，《梁书·文学传》云：臧严于学多所谙记，尤精《汉书》，讽诵略皆上口。《张缅传》：尤明后汉及晋代众家，客有执卷质缅者，随问便对，略无遗失。《南史·梁宗室传》：吴平侯景之子励，聚书至三万卷，披玩不倦，尤好《东观汉记》，略皆诵忆。刘显执卷策，励诵应如流。乃至卷次，行数，亦不差失。《陈书·萧济传》：第三子从典，笃好学业，博涉群书，于班史尤所措意。《史记》则除裴骃作注外，骃松之子，见《宋书·松之传》。治者较罕，除前引萧恺事王仲通与《汉书》并受外，惟《晋书·刘殷传》言：殷有七子，五子各受一经，一子受《太史公》，一子受《汉书》。《南史·吴喜传》云：喜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所写既毕，暗诵略皆上口。演之尝作让表，未奏失本，喜经一见，即写无所脱漏。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猎《史》《汉》，颇见古今。则不过涉猎而已，非真治学者也。盖汉事近己而俗变相类，为用较切，而言古史者，《史记》之席，又为谯周、皇甫谧等书所夺也。《隋志》所云传受，盖重在训诂、音释，此马融从班昭受读《汉书》之旧，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实尚不足语于史学。斯时史学之可称者，一在补苴罅漏，一在提要钩玄。补苴罅漏之功，见于注释，《史通》言三国之志：“异闻错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命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古今正史篇》。《宋书·松之传》，称其“鸠集传记，广增异闻”，盖其所用心，实在于此。崔慰祖欲更注迁、固二史，采《史》《汉》所漏二百余事。《齐书·文学传》。刘昭伯父彤，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彤书四十卷，昭书一百八十卷。《梁书》本传。卷帙并远逾于旧。王规亦集后汉众家异同，注《续汉书》二百卷。《梁书》本传。此等皆名为注，实则补也。蔡谟总应劭以来注《汉书》者，为之集解。《晋书》本传。《梁元帝注汉书》百十五卷，《本纪》。其世子方等注范晔《后汉书》未就。《南史》本传。吴均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梁书·文学传》。此等虽专于注释，亦必有荟萃之功。惟韦稜著《汉书续训》二卷，稜，叡孙，见《南史·叡传》。则或专于音训耳。提要钩玄之功，见

于抄撮。有为校勘同异者，如张缅抄《后汉》《晋书》众家异同，为《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梁书》本传。裴子野抄合后汉事四十余卷。是也。《南史》本传。有欲删繁就简者，如袁峻抄《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南史·文学传》。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见《北史·于栗磾传》。仲文，栗磾八世孙。刘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北史》本传。阮孝绪有《正史削繁》九十四卷是也。《隋志》杂史类。《隋志》有汉卫飒《史要》十卷，《注》云：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亦见杂史类。此盖《科录》之先河。又有王蔑《史汉要集》二卷，《注》云：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亦见杂史类。盖合《史》《汉》及《春秋》去其重者也。

第六节 文学美术

晋、南北朝，为文字趋于靡丽之世。以诸葛亮之综事经物，而人或怪其文采不艳，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六节。即可见当时之风尚。《抱朴子·喻蔽篇》，述时人论王仲任者，病其“属辞比义，不尽美”，亦此等见解也。葛氏虽正其非，然其所作之文，亦繁而不杀。《钧世篇》论今人之文学，不必不如古人，其说多通。然又云：“俱论宫室，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同说游猎，叔曰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并美祭祀，《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等称征伐，《出军》《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则亦病古之醇素，而贵后之雕饰矣，可见自拔于风气之难也。《晋书·刘颂传》详载其奏疏，且称之曰：“游目西京，望贾谊而非远；眷言东国，顾郎顗而有余。”可谓以言存其人矣，然又讥其文惭华婉。《傅咸传》云：“好属文论，虽绮丽不足，而言成规鉴。”皆眷眷于文辞。此等皆时人之议论，为史氏所采者也。曹魏之世，文章虽尚华饰，去古尚不甚远。晋初潘、陆，稍离其真，然迄宋世，尚有雅正之作。至齐、梁而雕琢涂泽愈甚矣。北方文字，初较南方为质朴，至其末叶，乃亦与之俱化焉。南朝文学之华靡，至梁之叔世而极，所谓宫体是也，见《南史·徐摛传》。北朝则大盛于北齐后主之世。祖珽奏立文林馆，召引文学之士，一时称盛焉。见《北史·文苑传》。《传》云：“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辞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辞人得失之大较也。”然又云：“革车电迈，渚宫云彻，梁荆之风，扇于关右。狂简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则周人虽欲复古，亦未能自立于风气之外矣。

斯时缀述之家，多务搜集辞藻。葛洪所谓以古书当山渊，采伐渔猎其中者也。《钧世篇》。辞藻富丽者，吐属仍贵自然。《颜氏家训·文章篇》曰：“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亿语也。深以此服之。”用事若胸亿语，则于语言之法无背，此行文之正轨也。若乃有意堆砌，致使辞浮于意，则虽庾信之富丽，论者且訾为辞赋之罪人矣。《周书·信传论》。又其甚者，如《颜氏·勉学篇》所讥：“既不学问，而又羞为鄙朴。道听涂说，强事饰辞。一二百件，传相祖述，寻问莫知缘由，施安时复失所。”则为绝物也矣。此等人并不读书，然读书者亦不必皆善雕饰。刘昼以举秀才不第，发愤缉缀辞藻，已见第二十二章第四节。昼制一首赋，以《六合》为名。自谓绝伦，吟讽不辍，以呈魏收。收谓人曰：“赋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见其赋，又愚于名。”此真可发一笑。颜氏云：“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文章篇》。学问自有其真，夫岂钝根所能就？颜氏所云，亦经生呫哗之业耳。然善用所长，亦足自立，究愈于强用所短者也。而一时风气鼓荡，必率天下之人而出于一途。则知流俗波靡，未有不毁坏人才者。君子所以贵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也。

斯时之文字，有文笔之分。文贵华艳，笔则仍颇质实，与口语相去，初不甚远。然二者已不必兼长。《晋书·挚虞传》云：东平太叔广，枢机清辩。广谈虞不能对，虞笔广不能答。《乐广传》云：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累迁侍中、河南尹。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广不假岳之笔，岳不取广之志，无以成斯美也。”《齐书·刘绘传》：绘以辞辩，敕接虏使。事毕，当撰语辞。绘谓人曰：“无论润饰未易，但得我语亦难矣。”皆可见口舌笔札，二者自有悬违也。然口语次比，便可成笔，则其相去究不甚远，故虽不读书者，亦或能为之。《齐书·周颙传》言颙善尺牍，而沈攸之送绝交书，太祖仍口授，令颙裁答。《魏书·杨大眼传》云：大眼虽不学，恒遣人读书，坐而听之，悉皆记识。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周书·梁台传》云：不过识千余字，而口占书启，辞意可观。此尚与王平所识不过十字，而能口授作书无异。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六节。大抵当时古书，苟非有意涂泽者，仍是尽人所能解。《晋书·石勒载记》言：勒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此与杨大眼使人读书坐而听之正同。《赫连勃勃载记》：刘裕入长安，遣使遗勃勃书。勃勃命其中书侍郎皇甫徽为文而阴诵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为书，封以答裕。裕览其文而奇之。苟与语言相去甚远，必非勃勃所能记也。《宋书·刘穆之传》云：穆之与朱龄石并便尺牍，常于高祖坐与龄石答书。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龄石得八十函，而穆之应对无废也。此等书翰，亦必仅就口语，略事翦裁耳。《魏书·胡叟传》云：好作文。既善为典雅之辞，又工为鄙俗之句。《成淹传》云：子霄，亦学涉，好为文咏，但辞采不伦，率多鄙俗。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诗赋间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闾巷浅识，颂讽成群，乃至大行于世，则知俗语亦可为文，但不为文士所贵耳。

文士之于语言，既但用之于笔，则高文典册，必也竞事涂泽，寖失其真矣。穷而思返，实始北周。《周书·苏绰传》曰：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恭帝元年，太祖命卢辩作诰喻公卿，见第五节。及闵帝时魏帝禅诏，册文，亦皆苏绰《大诰》之流也。此等文字，虽似质实，实则仍以古语堆砌，未能达其真意。此仍是涂泽，不过其所涂泽者不同耳。故史臣讥其“矫枉非适时之用”焉。《王褒庾信传论》。

赋体多学汉人，间有渐趋妍俊者，如《雪》《月》《恨》《别》诸赋是也。诗体亦仍汉世之五言。如陶潜之高旷，谢灵运之工整，鲍照之雄骏，可谓各自名家。然较诸汉、魏以前之作，如《古诗》十九首等，则真朴渐漓矣。乐府之体，稍为文人所效为。《宋书·乐志》云：“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已来，稍有增广。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大夫献诗，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秦、汉阙采诗之官，歌咏多因前代。与时事既不相应，且无以垂示后昆。汉武帝虽颇造新歌，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观此，可知是时之诗，民间歌谣见采者日希，文人之所为愈盛矣。

视书法为艺事之风，降而益甚。古篆稍废，通行最广者，实惟隶书。作隶求其姿媚，则有八分书，亦曰楷法。其专讲实用者，仍称为隶书，亦曰章程书。统观晋、南北朝诸史，善隶草者最多，工楷法者已少，古篆则几于绝无矣。此可见虽云艺事，仍不能不受实用之牵率也。江式六世祖琼，善虫篆古训，子孙世传家业。此在当时，盖为孤学。式上表求作《古今文字》，言曹喜、蔡邕、张揖、邯郸淳、韦诞、卫觊皆能篆，琼即受学于觊者，此皆魏、晋间人。《表》称“题篆宫禁，猥同上哲”，《传》言式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版题皆式书，似题署尚皆用篆。然《晋书·王羲之传》言：太元中，新起太极殿，谢安欲使其子献之题榜，而难言之，试谓曰：“魏时凌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县橙书之。比讫，须发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献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献之，《传》仅言其工草隶而已。《魏书·卢玄传》言代京宫殿，多其孙渊所题，亦仅云其六世祖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繇亦仅工章程书耳。《窦瑾传》：子遵，善楷、篆。北京诸碑及台殿楼观宫门题署多遵书，此当皆用楷、篆。然《周书·艺术传》言：冀儁善隶书。赵义深少学楷隶，雅有钟、王之则。当时碑榜，惟文深及儁而已。平江陵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惭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反，亦攻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至于碑榜，余人犹莫能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宫殿楼阁，皆其迹也。世宗令至江陵书景福寺碑，汉南人士亦以为工。虽外任，每须题榜，辄复追之。儁固仅以善隶称，文深虽楷、隶并言，然云有钟、王之则，则所工者亦隶书也。然则碑榜亦不必篆分矣。古篆之用日少，此识之者所由日希欤？见第一节。

卫恒作《四体书势》：一为古文，二为篆书，三为隶书，四为草书，行书即该于隶书之中。盖行、楷八分。皆隶之小变，不足独成一体也。然则晋、南北朝诸史所称善隶书者，亦未始不可兼该行、楷矣。而楷法之名，亦渐移于章程书，不专指八分。《北齐书·赵彦深传》：子仲将，善草隶。虽与弟书，书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

若施之于人，即似相轻易。若与当家中卑幼，又恐疑所在宜尔。是以必须隶笔。”此云楷正，即指隶书，事甚明白。然其所谓隶笔，未必不苞行书，不必皆如今之正书，亦理之可信者也。《四体书势》于行书称钟、胡，而荀勖领秘书监，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可见行书为用之广矣。史于行书，亦间有别诸隶书者，如《魏书·崔玄伯传》，言其尤善草、隶、行押之书是也，然甚少。

当时工书者，颇多衣冠中人。南则王、谢，如《晋书·王导传》言其孙岷善行书，《谢安传》亦言其善行书。北则崔、卢，见《魏书·崔玄伯》、玄伯子《浩》及《卢渊传》。并为史所艳称，而王羲之尤称“古今之冠”。《晋书》本传语。书艺既为世所重，名人笔迹亦因之见宝。齐太祖尝示王僧虔古迹十一袠，就求能书人名。僧虔得民间所有袠中所无者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齐书》本传。又《刘绘传》，绘善隶书，亦尝撰《能书人名》。梁武帝天监初，殷钧为秘书郎，启校定秘阁四部书，更为目录。又受诏料简西省法书古迹，别为品目。《梁书》本传。西阳王大钧，年七岁，高祖尝问读何书？对曰：学《诗》。因命讽诵，音均清雅。赐王羲之书一卷。《梁书·大宗十一王传》。陈时，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大获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事觉，其书并没县官，藏于秘府。世祖以始兴王伯茂好古，多以赐之。《陈书·世祖九王传》。此皆天家之藏。桓玄爱王羲之父子书，各为一袠，置左右玩之。《晋书·羲之传》。江祐远致饷遗，或取诸王名书。《南史》本传。此则士大夫之笃嗜成癖者也。北方则多宝崔、卢之书。《魏书·崔浩传》言；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模楷。《梁书·文学·周兴嗣传》言：次均王羲之书千字，使兴嗣为文。此皆世所谓集字。《魏书·崔玄伯传》：玄伯父潜，为兄浑诔手笔草本。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遇得之。深藏秘之。武定中，遵业子松年，以遗黄门郎崔季舒。人多摹拓之。则又后世钩摹展拓之本矣。

诏令、奏议，要密者或出亲书，盖欲以防诈伪。蔡兴宗说宋明帝为手诏以慰殷琰，已见第九章第五节。刘道济之死，裴方明等使书与相似者为教，酬答签疏。萧颖胄死，州中秘之，亦使似其书者假为教命。此皆施于军机紧急之时。谢 兄朏，在吴兴，论启公事稽晚，辄代为启，齐明帝见非其手迹，被问，见原，此则施之平时者矣。冀儁特工模写，周太祖令伪为魏帝敕书与费也头，令将兵助太祖讨侯莫陈悦。儁依旧敕模写，及代舍人主书等署，与真无异。此固禀分使然，亦其时多用手笔，故有工于模放者邪？《宋书·武三王传》言：衡阳王义季素拙书，文帝听使余人书启事，惟自署名，则非特许必出亲笔，故梁昭明太子疾，武帝敕参问，辄自力手书启也。万几日不暇给，或武人实不能书者，亦须自署名。《南史·恩幸传》云：齐高帝在领军府，令纪僧真学手迹下名。篡位后报答书疏，皆付僧真。上观之，笑曰：“我亦不复能别也。”《王敬则传》云：敬则不识书，止下名。《侯安都传》云：安都日益骄慢，表启封讫，有事未尽，乃开封自书之，云又启某事。然则本不自书也。手迹之为用既广，留意于其工拙者遂多。刘穆之说宋高祖，已见第二节。《魏书·崔玄伯传》：弟子衡学崔浩书，颇亦类焉。天安元年（466年），擢为内秘书中散。班下诏命及御所览书多其述。此则虏主不能书，而使工书者为代也。北齐高祖令工书人韩毅在东馆师友诸王。后主在东宫，世祖亦选善书人性行纯谨者令侍书。《北齐书·儒林传》。亦以世重书法，故加意教习也。

书工有徒取机速能集事者。《齐书·幸臣传》：刘系宗，泰始中为主书。太祖废苍梧，明日，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系宗欢喜奉命。使写诸处分敕令及四方书疏。使主书十人，书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称旨。此等但求能赴事机，未必更求笔迹之美。若崔衡供职，兼及虏主所览；《梁书·张率传》：敕使撰妇人事二十余条，使工书人琅邪王深、吴郡范怀约、褚洵等缮写，以给后宫；则兼求其书法之工矣。然当时虽重书法，于工书者仍贱视之。观王献之对谢安语可见。《宋书·羊欣传》：元显每使欣书，尝辞不奉命。元显怒，乃以为其后军府舍人。此职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见色，论者称焉。观刘系宗本为竟陵王诞子景粹侍书，诞举兵，广陵城内皆死，敕赦之，又以为东宫侍书，则知作书本寒人事也。《梁书·刘显传》：尝为上朝诗，沈约见而美之。时约郊居宅新成，因命工书人题之于壁。《文学传》：约郊居宅新构阁斋，刘杳为赞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约。约即命工书人题其赞于壁。此等工书人，亦必寒素可随意使令者。《颜氏家训·杂艺篇》言：“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然又言：“此艺不须过精。见第二节。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赵文深书见遐弃而以为恨，褒书见推重而亦以为恨，膏粱寒素，自处之不同，概可见矣。《宋书·谢灵运传》云：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然则当时士夫，自写文字者绝少，书工之见役使者必多也。

图画仍以人物为主。王粹图庄周于室，广集朝士，使嵇含为之赞。《晋书·忠义嵇绍传》。宋明光殿以胡粉涂壁，画古贤、烈士。《宋书·百官志》。王纶之为豫章太守，图画陈蕃、华歆、谢鲲像于郡朝堂。顾野王与王褒并为梁宣城王宾客。王于东府起斋，命野王画古贤，褒书赞。韦叡居家无事，慕万石、陆贾之为人，画之于壁以自玩。石季龙造太武殿初成，图画自古贤圣、忠臣、孝子、烈士、贞女。《晋书·艺术·佛图澄传》。《传》又云：皆变为胡状。旬余，头悉缩入肩中，惟冠 仿佛微出。季龙大恶之，秘而不言也。《宋书·五行志》亦云：石虎末，太武殿前所图贤圣人像人头悉缩入肩中。说虽怪诞，然其图画人象，自系实事也。皆画古人于屋壁，以资鉴戒。李玄盛于南门外临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议朝政，阅武事。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亲为序颂。当时文武臣僚，亦皆图焉。则兼及今人矣。齐武帝时，藩邸严急，诸王《五经》之外，惟得看《孝子图》，已见第十章第一节。王僧虔子慈，年八岁，外祖宋江夏王义恭迎之内斋，施宝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砚及《孝子图》而已。《隋书·经籍志》：梁有《孝经图》一卷，《孝经孔子图》二卷，杂传类又有《陈留先贤像赞》一卷，《会稽先贤像赞》五卷，皆装成卷帙者。魏肃宗欲释奠，豫诏有司，图饰圣贤，见第一节。则祠祀者亦有画像也。《宋书·自序》：世祖以沈伯玉容状似画图仲尼像，常呼为孔丘，此孔子像不知在庙中？抑在屋壁上？或装成卷帙？然当时孔子画像必颇多，则可想见也。画今人者：王玄谟子宽，泰始初为随郡太守。逢四方反，父在建康，宽弃郡自归。以母在西，为贼所执，请西行。遂袭破随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图宽形以上。齐高帝图功臣，刘僧副在焉。《南史·刘善明传》。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才俊，使工图其像，王亮、宗夬皆与焉。并见《梁书》本传。桓康随武帝起兵。所经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儿。画其形于寺中。病疟者写形帖着床壁，无不立愈。《南史》本传。冯道根为豫州，梁高祖引与燕，召工图其形象。柳仲礼迁司州，帝思见其面，亦使画工图之。张缅居宪司，号为劲直，帝遣画工图其形于台省，以励当官。陈武帝定杜僧明等之乱，帝亦遣画工图其容貌而观之。昭明太子起乐贤堂，使图工先图刘孝绰。王秀之钦慕宗测，令陆探微画其形，与己相对。《南史·隐逸传》。夏侯亶迁吴兴太守，在郡有惠政，吏人图其像，立碑颂美。齐武成于华林起玄洲苑，备山水台观之丽，诏于阁上画魏收。许惇迁守阳平，治为天下第一，特加赏异，图形于阙。凡此皆徒画其人。《南史·宋宗室诸王传》：长沙景王道怜之孙韫，人才凡鄙。在湘州、雍州，使善画者图其出行卤簿羽仪，常自披玩。尝以示蔡兴宗，兴宗戏之，阳若不解画者，

指韫形问之曰：“此何人而在舆？”韫曰：“正是我。”其庸鄙类如此。《梁书·康绚传》：绚身长八尺，容貌绝伦。虽居显官，犹习武艺。

高祖幸德阳殿戏马，敕绚马射。抚弦贯的，观者悦之。其日，上使画工图绚形，遣中使持以问绚，曰：“卿识此图不？”其见亲如此。此图中盖亦有多人？齐武帝志存恢复，使毛惠秀画《汉武北伐图》，置琅邪城射堂壁，游幸辄观焉。《齐书·王融传》。此图除人物外，当更有他景色以资点缀也。然特以资点缀而已，所重者仍在人物，故有以善画一种人物称者，如《齐书·刘绘传》言：荥阳毛惠远善画马，绘弟瑱善画妇人，当世并为第一是也。顾恺之之画，特重古今，观《晋书》本传所言，亦仅善于人物而已。《颜氏家训·杂艺篇》云：“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宜点染，即成数人。以问童稚，皆知姓名矣。”《南史·陈本纪》云：袁彦聘隋，窃图隋文帝状以归。后主见之，大骇，曰：“吾不欲见此人。”此说不知信否？然当时有此速绘之术，自不诬也。

山水画似亦起于此时，但不多耳。《宋书·隐逸传》：宗炳，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即《后书·逸民传》之向长，字子平。《注》云：《高士传》作尚。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此所画者，必为山水无疑。炳孙测，见《齐书·高逸传》。云：欲游名山，乃写祖炳所画《尚子平图》于壁上，则仍为人物矣。《宋书·王微传》，微报何偃书曰：“性知画缋，盘纡纠纷，或记心目。故兼山水之爱。一往迹求，皆放象也。”此所言者，或亦山水画。

佛画、佛像，亦随佛教而俱兴。《梁书·诸夷传》述 县光宅寺云：大同中，出旧塔舍利，敕市寺侧数百家宅地，以广寺域。造诸堂殿并瑞像周回阁等，穷于轮奂焉。其图诸经变，并吴人张繇运笔。繇丹青之工，一时冠绝。又云：师子国，晋义熙初，始遣献玉像。经十载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历晋、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及顾长康《维摩画图》，世人谓为三绝。至齐东昏，遂毁玉像，前截臂，次取身，为嬖妾潘贵妃作钗钏。戴安道名逵，其子颙，见《宋书·隐逸传》。云：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颙亦参焉。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错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元魏造像，规模尤大，见第二十四章第二节。

画工见贱，尤甚于书工。《颜氏家训·杂艺篇》云：“吴郡顾士端，出身湘东国侍郎，后为镇南府刑狱参军。有子曰庭，西朝中书舍人。父子并有琴书之艺，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怀羞恨。彭城刘岳，橐之子也。仕为骠骑府管记、平氏县令。才学快士，而画绝伦。后随武陵王入蜀。下牢之败，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与诸工巧杂处。乡使三贤都不晓画，直运素业，岂见此耻乎？”其见轻可谓甚矣。然名画与法书，同为人所宝爱。《隋书·经籍志》簿录类，有《陈秘阁图书法书目录》一卷，《法书目录》六卷，《书品》二卷，《名手画录》一卷。

魏复雅乐，始自杜夔，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六节。晋初，荀勖典知乐事，又修律吕，事见《晋书·勖传》及《宋书·乐志》。《志》云：江左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是后颇得登哥食举之乐，犹有未备。明帝太宁末，又诏阮孚等增益之。成帝咸和中，乃复置太乐官，鸠习遗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初荀勖修正钟磬，事未竟而勖薨。惠帝元康三年（293年），诏其子蕃修定金石，以施郊庙。事亦见《晋书·裴秀传》。寻直丧乱，遗声旧制，莫有记者。庾亮为荆州，与谢尚共为朝廷修雅乐。亮寻薨，庾翼、桓温专事军旅，乐器在库，遂至朽坏焉。晋氏之乱也，乐人悉没戎虏。

《晋书·刘弘传》云：伶人避乱，多至荆州。下书郡县，使安慰之。须朝

廷旋反，送还本署。则时伶人亦有南奔者，朝廷未能存抚耳。及胡亡，邺下乐人，颇有来者。谢尚时为尚书仆射，因之以具钟磬。太元中，破苻坚，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四厢金石始备焉。《隋书·音乐志》曰：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长子，尽获苻氏旧乐。垂息为魏所败，其钟律令李佛等将太乐细伎奔慕容德于邺。德迁都广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没姚兴，超以太乐伎百二十人诣兴赎母。及宋武帝入关，悉收南度。文帝元嘉九年（432年），太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至十四年（417年），典书令奚纵复改定之。齐代因而用之。梁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502年），下诏访百寮。是时对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荡其辞，言乐之宜改，而不言改乐之法。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其后台城沦没，乐府不修。王僧辩破侯景，诸乐并送荆州。经乱，工器颇阙。元帝诏有司补缀。才备，荆州陷没。西人不知采用，工人有知音者，并入关中，随例没为奴婢。又云：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末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属晋朝迁播，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始于凉州得之。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于内地。及平陈后获之。高祖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命，今复会同”云云。此洛京乱后，雅乐流播之大略也。

《隋志》又云：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统万，或得其宫县，或收其古乐。于时经营是迫，雅器斯寝。孝文颇为诗歌，以勖在位。谣俗流传，布诸音律。大臣驰骋汉、魏，旁罗宋、齐。功成奋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扬庙舞，自造郊歌，宣畅功德，辉光当世，而移风易俗，浸以陵夷。《周书·斛斯征传》云：孝武西迁，雅乐废阙，征博采遗逸，稽诸典故，创新改旧，方始备焉。《隋志》又云：齐文宣将有创革，尚乐典御祖珽，自言旧在洛下，晓知旧乐。上书曰：“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396年），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天兴初，吏部郎邓彦海奏上庙乐，创制宫县，而钟管不备。乐章既阙，杂以簸逻回歌。初用八佾，作始皇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逊之伎，宾嘉大礼，皆杂用焉。此声所兴，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至永熙中，录尚书长孙承业，共臣先人太常卿莹等，斟酌缮修，戎华兼采，至于钟律，焕然大备。自古相袭，损益可知。今之创制，请以为准。”珽因采魏安丰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乐说而定正声，始具宫县之器，仍杂西凉之曲。乐名广成，而舞不立号。所谓洛阳旧乐者也。《志》又载牛弘奏云：“后魏洛阳之曲，据魏史云：太武平赫连昌所得，更无明证。”《何妥传》：妥请兴雅乐，表言：“江东宋、齐以来，至于梁代，所行乐事，犹皆传古。侯景篡逆，乐师分散，四舞、鞞、铎、巾、拂。三调，清、平、瑟。悉度伪齐。齐氏虽知传受得曲，而不用之于宗庙朝廷也。”《隋志》又言：后周太祖辅魏之时，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宴飨之礼。及天和六年（571年），武帝罢掖庭四夷乐，《周书·本纪》在九月。其后帝聘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于钟石，取周官制以陈之。明帝武成二年（560年），正月朔旦，会群臣于紫极殿，始用百戏。武帝保定元年（561年），诏罢之。亦见《周书·本纪》。及宣帝即位，广召杂伎，增修百戏，鱼龙漫衍，常陈殿前。见《纪》大象元年（579年）。武帝以梁鼓吹熊罴十二案，每元正大会，列于县间，与正乐合奏。宣帝时，革前代鼓吹制为十五曲。晨出夜还，恒陈鼓吹。《志》又载牛弘谓“后周之乐，皆是新造，杂有边裔之声，戎音乱华，皆不可用”云。魏、齐、周三朝之乐，大略如此。

晋、南北朝，实为外国音乐流传中国之世。据《隋书·音乐志》：炀帝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为九部。除清乐并汉末旧曲，礼毕出自晋太尉庾亮家外，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为其面，执翳以舞，象其容。取其谥以号之，谓为文康乐。每奏九部乐，终则陈之，故以礼毕为名。余皆来自异域。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后声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康国，起自周代聘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其声。疏勒、安国、高丽，并起自后魏平冯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云。《志》又云：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齐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惟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后主亦能自度新曲，亲执乐器，悦玩无倦。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均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兄、阉官之辈齐唱和之，莫不陨涕。虽行幸道路，或时马上奏之。乐往哀来，竟以亡国。盖时外国音乐，率较中国旧乐为幽怨、高吭，故俗好之如此云。《颜氏家训·杂艺篇》云：“礼曰：君子无故不撤琴瑟。古来名士，多所爱好。洎于梁初，衣冠子弟，不知琴者，号有所阙。”此亦习俗使然，好尚未必存焉也。

角抵百戏，仍颇盛行。《晋书·武帝纪》：泰始元年（286年）十二月，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伎。《成帝纪》：咸康七年（341年）十二月，除乐府杂伎。然《齐书·礼志》言：“晋中朝元会，设卧骑、倒骑、颠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此亦角抵杂戏之流也。”则除之究不能尽矣。《抱朴子·对俗篇》言：“幻化之事，九百有余。”可想见其盛况。《周书·崔猷传》谓大统时，太庙初成，四时祭祀，犹设俳优角抵之戏，则北朝亦迄有之也。俳优者，《北齐书·尉景传》言：神武令优者石董桶戏之。董桶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何为不剥公？”犹是诙谐剽剥之旧也。

《齐书·崔祖思传》：高帝初即位，祖思启陈政事曰：“前汉编户千万，太乐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罢不合经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乐定员，惟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户口不能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余人，后堂杂伎，不在其数。”《王晏传》：晏弟诩，永明中为少府卿。六年（488年），敕位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伎。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锢。《南史·王琨传》：大明中，尚书仆射颜师伯豪贵，下省设女乐，要琨同听。侍酒行炙，皆悉内伎。《陈书·章昭达传》：每饮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备尽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虽临寇对敌，旗鼓相望，弗之废也。壮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岂况平时之酣歌恒舞哉？然满堂而饮酒，一人乡隅而饮泣，则四坐为之不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果何以致和气之应乎？曷怪墨翟有《非乐》之篇也。

第七节 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之中，天文、历法，措意者颇多。《宋书·天文志》曰：言天者有三家：一曰宣夜，二曰盖天，三曰浑天。而天之正体，经无前说，马书、班志，又阙其文。汉灵台议郎蔡邕，于朔方上书曰：“言天体者三家，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惟浑天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官有器而无本书，前志亦阙而不论，本欲寝伏仪下，思惟微意，按度成数，以著篇章。罪恶无状，投畀有北，灰灭两绝，势路无由。宜问群臣及岩穴，知浑天之意者，使述其义。”时阉官用事，邕议不行。案《晋书·天文志》载汉秘书郎郗萌，能记宣夜先师相传之说，则其师法似非全绝。故晋成帝时，虞喜能因其说以造《安天论》焉。

盖天之说，著于《周髀》，后汉时，王充据之以驳浑仪。《晋书·天文志》。梁武帝于长春殿讲义，别拟天体，亦全同《周髀》之文。《隋书·天文志》。浑天之说，信者最多。扬雄即难盖天八事，以通浑天。《隋志》。郑玄又难其二事，为盖天之学者不能通。《宋志》。而桓谭亦驳王充之说，吴陆绩始推浑天意，王蕃传刘洪乾象历，亦主浑天。晋葛洪讥虞喜，释王充，说颇同蕃。宋何承天、梁祖暅，亦信浑天之说。《梁书·儒林传》云：先是儒者论天，互执浑盖二义，崔灵恩立义，以浑盖为一焉。其说未知如何。案宣夜之说，谓天了无质。其见为苍苍然者，以高远无极，仰而瞻之，眼瞀精绝。犹旁望黄山皆青，俯察深谷窈黑，青非正色，黑非有体。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见不常，进退不常，由其无所根系为证。虞喜《安天论》，谓天有常安之形，地有居静之体，光曜布列，各自运行。盖天之说，则谓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滂沲四，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又谓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譬之蚁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疾而蚁迟，不得不随磨左回。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见，入下故不见。天之居之如倚盖，故极在人北。极在天中，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盖。浑天之论，则谓天如鸡子，地如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之转，如车毂之运焉。皆见《隋志》。其非天之正体相同，然浑天之术，于推步最便，故后人率遵其说也。《隋志》载葛洪之言，谓张平子、陆公纪之徒，咸以推步莫密于浑象。又载祖暅之言，谓“自来论天者多矣，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稽之典经，仰观辰极，旁瞩四维，规日月之升降，

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束晳云：“物有惑心，形有乱目，诚非断疑定理之主。故仰游云以观日月，日月常动而云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察群象必资征实，夫固为学自然之轨辙也。

浑天之器，有仪有象。《隋书·天文志》云：“《书》：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璇玑，谓浑天仪也。故《春秋文耀钩》云：唐尧即位，羲和立浑仪。而先儒或因星官书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星名玑，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言，以为北斗七星。载笔之官，莫之或辨。史迁、班固，犹且致疑。马季长创谓玑衡为浑天仪。郑玄亦云：其转运者为玑，其持止者为衡，皆以玉为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以玑视其行度，以观天意也。故王蕃云：浑天仪者，羲和之旧器，积代相传，谓之玑衡，其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浑天象者，以著天体，以布星辰。而浑象之法，地当在天中，其势不便。故反观其形，地为外匡。于已解者，无异在内，然斯二者，以考于天盖密矣。又云：古旧浑象，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喜云：洛下闳为汉孝武帝于地中转浑天，定时节，作太初历，或其所制也。”案《尧典》乃东周后人所述，星官书亦出其时，以之相释，正得其实。指为浑仪，而以为出于尧时，则谬矣。此造作谶纬者之妄谈，马、郑无识，误袭之也。浑象出于洛下闳，亦近亿测。古不知何人之业，往往附诸一知名之人，一部《世本·作篇》，盖莫非如是，虞喜之说，亦仍其故智耳。汉世作者，以张衡为最精，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七节。王蕃以古制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穊，不得了察，张衡所作，又复伤大，难可转移，乃改作之，大小居二者之中。陆绩作浑象，形如鸟卵，以施黄赤二道，不得如法。绩说云：天东西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直径亦然，则绩意以天为正圆。器与言谬，颇为后人所讥。伪刘曜光初六年（323年），史官丞南阳孔挺造铜仪，则古浑仪之法。宋高祖定咸阳得之。何承天、徐爰、沈约著宋史，咸以为即张衡所造，误也。后魏道武天兴初，命太史令晁崇修浑仪。明元永兴四年（536年），诏造太史候部铁仪，唐时太史候台尚用之。浑天象有机而无衡。梁末秘府有，以木为之。吴太史令陈苗云：先贤制木为仪，名曰浑天，谓此。宋文帝元嘉十三年（436年），诏太史更造浑仪。太史令钱乐之依案旧说，采效仪象，铸铜为之，以为浑仪，则内阙衡管，以为浑象，而地不在外，是参两法，别为一体。吴时有葛衡，改作浑天，使地居于天中，以机动之，天动而地止，以上应晷度，则乐之之所放述也。十七年（440年），又作小浑天，亦象天而地在其中。此晋、南北朝之世天文仪器之大略也。亦据《隋志》。

自后汉行四分历后，灵帝时，会稽东部尉刘洪，悟其于天疏阔，更作乾象历。魏文帝黄初中，太史丞韩翊造黄初历。校议未定，会帝崩而寝。明帝景初元年（237年），尚书郎杨伟造景初历。表上，帝遂改正朔，施行伟历。帝崩，复用夏正。刘氏在蜀，仍汉四分历。孙氏用乾象历。晋武帝践阼，因魏景初历，改名泰始。始杨伟推五星尤疏阔，故渡江以后，更以乾象五星法代伟历。以上据《晋志》。宋武代晋，改泰始为永初，此特更其名而已。元嘉二十年（443年），何承天表上所作元嘉历。二十二年（445年）行之。大明六年（462年），祖冲之表言其谬，上所创新历。八年，孝武欲以明年改元行之，而是岁晏驾。齐高祖代宋，改元嘉历为建元，亦徒更其名而已。梁天监九年（510年），改用冲之之历。《南史·祖冲之传》：子暅之。父所改何承天历，时尚未行。梁天监初，暅之更修之，于是始行焉。《颜氏家训·杂艺篇》云：算术亦是六艺要事，江南此学殊少。惟范阳祖暅精之。河北多晓此术。大同十一年（545年），制诏更造新历。未及施用，而遭侯景乱，遂寝。陈武受禅，亦无创改。以上据《隋志》。魏初仍用景初历。世祖平凉土，得赵 所修玄始历。高宗践阼，以代景初。真君中，崔浩为五寅元历，未及施行，浩诛，遂寝。高祖太和中，诏秘书钟律郎上谷张明豫为太史令，修综历事。未成，明豫物故。世宗景明中，诏太乐令公孙崇等同共考验。正始四年（507年）冬，崇表请更造新历，名景明历。延昌四年（515年）冬，侍中国子祭酒领著作郎崔光表言：太和十一年（487年），臣自博士迁著作。时旧钟律郎张明豫推步历法，草创未备。及迁中京，转为太史令。未几丧亡，所造致废。臣中修史。景明初，奏求奉车都尉领太史令赵樊生、著作佐郎张洪、给事中领太乐令公孙崇等造历。功未及讫，樊生又丧，洪出除泾州长史，惟崇独专其任。暨永平初，亦已略举。时洪府解停京，又奏令重修前事。更取太史令赵胜、太庙令庞灵扶、明豫子龙祥，共集秘书，与崇等详验，推建密历。崇及胜前后并丧，洪又除豫州司马，灵扶亦除蒲阴令，惟龙祥在京，独修前事。洪至豫州，仍续有所造。兼校书郎李业兴，本虽不豫，亦私造历。三家之术，并未施用。故贞静处士李谧，私立历法，言合纪次，求就其兄玚追取，与洪等所造，递相参考。”又求更取诸能算术兼解经义者，前司徒司马高绰、驸马都尉卢道虔、前冀州镇东长史祖莹、前并州秀才王延业、谒者仆射常景等，日集秘书，与史官同检疏密。神龟初，光表总合洪、龙祥、业兴、道虔、前太极采材军主卫洪显、殄寇将军太史令胡荣、雍州沙门统道融、司州河南人樊仲遵、定州钜鹿人张僧豫九家，共成一历。请定名为神龟历。肃宗以历就，大赦改元，因名正光历，班于天下。其九家共修，以龙祥、业兴为主。孝静世，复颇乖舛。齐献武王入邺，复命业兴改正。以年号为目，命曰兴和历。以上据《魏志》。文宣受禅，命散骑侍郎宋景业造天保历，施用之。后主武平七年（576年），董峻、郑元伟立议非之，而上甲寅元历。又有广平人刘孝孙、张孟宾，同知历事。孟宾受业于张子信。并弃旧事，更制新法。争论未定，遂属国亡，西魏入关，尚行李业兴正光历法。至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始诏有司造周历。及武帝时，甄鸾造天和历。大象元年（579年），太

史上士马显又上景寅元历。以上据《隋志》。然改历之事，至隋世乃成。

地理之学，留意者亦多。《隋书·经籍志》言：“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病“史迁所记，但述河渠”。又云：“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是后载笔之士，管窥末学，不能及远，但记州郡之名而已。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疑夺郭字。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澄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三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案《志》所谓但记州郡之名者盖官书？所谓因其经历，并有记载者，盖私家之作？作志者之意，盖以网罗宏富，条理分明为贵？故訾此等记载，不能成一家之体也。陆澄、任昉之书，盖丛书体？故亦不能成一家之言。此类记载，取材实多。有根据官书，专记州郡建置者，如《元康三年地记》《元嘉六年地记》《九州郡县名》《并帖省置诸郡旧事》是也。有兼及户口者，如《元康六年户口簿记》是也。其专详一地方情形者，则为诸州图经。专志风俗者，如《陈留风俗传》。演绎旧闻者，如扬雄《蜀王本纪》。记山水者，如刘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记》，宋居士《衡山记》，谢灵运《游名山志》《居名山志》《水经》，庾仲容《江记》，释道安《四海百川水源记》。记宫室者，有《洛阳宫殿簿》，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刘璆、释昙鸾《京师寺塔记》。记冢墓者，有李彤《圣贤冢墓记》。记道里者，有蔡允恭《并州入朝道里记》。谈沿革者，有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不著撰人《古来国名道里记》。记外国者，如法显《佛国记》，不著撰人《交州以南外国传》，杨莩《交州异物志》，不著撰人《诸蕃风俗记》。存录荒诞传说者，如托诸东方朔之《十洲记》《神异经》。王俭七志，七曰图谱，记地域及图书，参看下节。可见其卷帙之浩繁矣。

地图之作，亦较前世为精。《晋书·裴秀传》言：“秀为司空，职在地官。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擿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此盖合古今地理为一书，亦可云作今图而兼详其沿革也。其《序》云：“秘府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其例实未尽善。顾又云：“晋文帝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以当时粗疏之技，安能成此精审之作？其必谀媚非实明矣。秀所制图，其体有六：一曰分率，二曰准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其言曰：“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盖以分率定其地之所在，而以准望校之；以道里著准望所不及，而以高下、方邪、迂直核道里之实。在未知测经纬度之法时，所能为者，亦不过如是而已。《宋书·谢庄传》云：庄分《左氏经传》，随国立篇，制木方丈，图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别郡殊，合之则 内为一。以木制图，盖由当时简牍，尚与缣素并用？见第二节。而其可分可合，亦可见其分率之审也。《隋志》所载，冀州、齐州、幽州，皆有图经；隋有《诸州图经集》，已见前；而其先已有《周地图记》一百九卷；可见各地皆有图。《魏书·沮渠牧犍传》，世祖诏公卿为书让牧犍，有“民籍地图，不登公府”之语，可见上计之制仍存。《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陈文诏诉父饶为竟陵王诞府吏，恒使入山图画道路，不听归家。又《张弘策传》，谓当指建业时，凡矶浦、村落，军行宿次，立顿处所，弘策豫为图，皆在目中。此等则皆供一时之用，不必精审也。《隋志》有张氏《江图》一卷、刘氏《江图》二卷，其亦弘策所为之类欤？

医学情形就《隋志》医方类之书观之，可分八类：一论医理，二言明堂针灸，三论诊法，四论病源候，五本草、药录、采药法、种药法，六医方，七食经，八兽医。此纯为医家之学。其养身、养性、导引、合丹、服食、房中之说，则当与神仙家相出入也。方药有来自外国者：如《杂戎狄方》，当来自西北，《龙树菩萨》《婆罗门》《耆婆》《乾陁利》诸方，当来自南海，香方亦当来自南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西域名医所集药方》，则当来自西胡也。《魏书·西域传》：悦般国，真君九年（448年），遣使朝献。并送幻人，称能割人喉脉令断，击人头令骨陷。皆血出，或数升，或盈斗。以草药内其口中，令嚼啮之，须臾血止，养创一月复常，又无痕瘢。世祖疑其虚，乃取死罪囚试之，皆验。云中国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术而厚遇之。此事或夸诞失实，然必有此类方药，则无疑也。

《北齐书·马嗣明传》云：嗣明少明医术，博综经方。《甲乙》《素问》《明堂》《本草》，莫不咸诵，其所学可谓甚博。然此特名医如是。《宋书·范晔传》言：孔熙先善于治病，兼能诊脉，则寻常医家，于脉法且未能尽通也。《魏书·徐謇传》言：显祖欲验其所能，乃置诸病人于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说亦近诞，謇善诊脉当不诬，謇固亦非常医也。《晋书·魏咏之传》云：咏之生而兔缺。年十八，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乃西上。仲堪召医视之。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笑语。”

咏之曰：“半生不语，而有半生，亦当疗之，况百日邪？”遂闭口不语，惟食薄粥，而卒获差。此医之技，盖可谓精。《魏书·长孙道生传》：曾孙子彦，少尝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乃命开肉锯骨，流血数升，言戏自若。时以为逾于关羽。此医之技，亦足与华佗争胜矣。《晋书·卢钦传》：钦子浮，以病疽截手；则断一支以全生命，昔时医者亦知之，毒虵螫手，壮士断腕，非譬喻之辞也。又《温峤》传：苏峻平后，固辞还藩。先有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未旬而卒。峤之致病，或由拔齿为之，则手术之未尽善者矣。《刘曜载记》：曜之败，被创十余，通中者三。为石堪所执，送于石勒。勒使金创医李永疗之。《宋书·鲁爽传》：程天祚为虏所获，以妙善针术，为拓跋焘所爱赏。《齐书·陈显达传》：显达讨桂阳王，休范。矢中左眼，拔箭而镞不出。地黄村潘妪善禁。先以钉钉柱，禹步作气，钉即时出。乃禁达显目中镞出之。《南史·张融传》：有薛伯宗，善徙痈疽。公孙泰患背，伯宗为气封之，徙置斋前柳树上。明旦痈消。树边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长。二十余日，瘤大脓烂，出黄赤汁斗余。树为之痿损。此乃咒由之科。凡此，皆医之以一技鸣者也。

神仙家与医家，关系本极密，故二家之学，仍相出入。葛洪、陶弘景之留心方书，即其明证。洪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弘景有《本草集注效验方》《肘后百一方》，见《晋书》《南史》本传。《宋书·羊欣传》言欣素好黄老，有病不服药，饮符水而已。此盖张角之术，在宋世为天师道之流，见下章第三节。然又言兼善医术，撰药方十卷，则初非不知医药，盖张角之术，原亦与神仙家相出入，即其以符水饮人，亦未必非咒由科之支流余裔也。《王微传》言：微兼解医方。载其报何偃书曰：“生平好服上药，起年十二时病虚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家贫乏役，春秋令节，辄自将两三门人入草采之，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异。”亦以所服食者与希仙者相出入，故见疑于世人耳。徐謇常吞服道符，又欲为魏孝文合金丹。祖珽长于医药，齐武成欲扑杀之，乃大呼曰：“莫杀臣，为陛下合金丹。”二家关系之密，可以想见。此时沙门亦有善医术，而其技初非传自外国者。《魏书·艺术传》：李修父亮，少学医术，未能精究。世祖时，奔刘义隆于彭城，又就沙门僧坦，研习众方，略尽其术。针灸、授药，莫不有效。此其学已不能皆来自域外。又《崔彧传》，言其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则更明为中国之学矣。盖时道佛虽互相排，然其术则初非彼此不相知；抑二家为行其教计，于医药等便民之术，亦多所研习也。参看下章自明。

信巫不信医者仍多此符水之所由足以惑众也。《晋书·顾荣传》言：元帝所幸郑贵嫔有疾，以祈祷颇废万几。荣上笺，言贵嫔未安，药石实急，请塞鬼道淫祀。帝王如此，细民可知。褚澄、徐嗣，附《澄传》。《南史》作徐嗣伯，附《张融传》。皆号善医，而《南史》所载治验，率荒诞不经，即薛伯宗亦如是，可见其时之风气矣。《南史·张融传》云：融与东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濮阳太守熙曾孙也。熙好黄老，隐于秦望山。有道士过求饮，留一瓠 与之，曰：君子孙宜以道术救世，当得二千石。熙开之，乃《扁鹊镜经》一卷。因精心学之，遂名振海内。传业至于文伯。观医家之以此自张，而知附会失实之辞，亦不必尽出于愚民矣。

《晋书·孝友传》：颜含兄畿，得疾，就医自疗，遂死于医家。后复活。《卫瓘传》：瓘与子恒、岳、裔及孙等九人同遇害，而恒二子璪、玠在医家得免。盖亦就医自疗也。《魏书》言李亮，四方疾苦，不远千里往从之。亮大为听事，以舍病人。时有死者，则就而棺殡，亲往吊视。史言此，意以著亮之仁厚，其实为舍以舍病者，恐当时医家类然也。医之所舍，必也能自给之人，若贫病者，则莫或顾恤矣。《梁书·儒林传》：严植之，性仁慈，好阴德。少尝山行，见一患者。问其姓名，不能答。载与俱归，为营医药。六日而死，植之为棺敛殡之，卒不知何许人也。尝缘栅塘行，见患人卧塘侧。下车问其故。云姓黄氏，家本荆州，为人佣赁。疾既危笃，船主将发，弃之于岸。植之恻然，载还治之。经年而黄氏差。请终身充奴仆，植之不受，遗以资粮遣之。此等义举，非可恒遇；即有仁心者，亦必有力而后能为之。《齐书·孝义传》：江泌，历仕南中郎行参军。所给募役，去役得时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亲自隐恤。吏死，泌为买棺。无僮役，兄弟共舆埋之。可见荒僻之地，呼吁无门，贫病之士，哀号莫恤之状。《晋书·孝义传》：庾衮，咸宁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复殆。疠气方炽，父母兄弟，皆出次于外。衮独留不去。病之能传染者，固以走避为宜，然竟任病者之颠连而莫之或恤，则亦非人之相人偶之道矣。救恤之事，官家亦间有之。《宋书·文帝纪》：元嘉四年（427年）五月，京师疾疫，遣使存问，给医药。死者若无家属，赐以棺器。二十四年（447年）六月，京邑疫疠。使郡县及营署部司，普加履行，给以医药。二十八年（451年）四月，都下疾疫。使巡视给医药。《孝武帝纪》：大明元年（457年）四月，京邑疾疫。遣使按行，赐给医药。死而无收敛者，官为敛埋。四年（460年）四月，诏都邑节气未调，疠疫尤众。可遣使存问，并给医药。其死亡者，随宜恤赡。此皆疾疫时之救疗。《魏书·显祖纪》：皇兴四年（470年）三月，诏曰：“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发不寐，疚心疾首，是以广集良医，远采名药，欲以救护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须药物，任医给之。”《高祖纪》：太和二十一年（497年）九月，诏敕司州、洛阳之民，年七十已上无子孙，六十已上无期亲，贫不自存者，给以衣食。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无大功之亲，穷困无以自疗者，皆于别坊，遣医救护。给医师四人，豫请药物以疗

之。《世宗纪》：永平三年（510年）十月，诏敕太常，于闲敞之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又经方浩博，流传处广，应病投药，卒难穷究。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检，务存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艺术传》：王显，世宗诏显撰药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疗诸疾。此则不惟京邑，兼及四境，不惟疫疠，兼及平时矣。言之匪艰，行之惟艰，欲行诸诏，所集医师所储药物，当得几何？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故终于别坊立馆，仅在司洛，余地止于班给方书也。延昌元年（512年）四月，以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之。亦仅灾害时为然耳。《齐书·刘善明传》：上表陈事，凡十一条：其二，以为京师浩大，远近所归，宜遣医药，问其疾苦。年九十已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随宜量赐。此北朝所已行，南朝则仅存愿望而已。《梁书·文惠太子传》，言其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其所及恐亦有限也。医工贪厚糈，多集都邑，偏僻之地，乃更无人疗治。《宋书·隐逸传》：戴颙，止于桐庐，僻远难以养疾，乃出居吴下。僻远之地，何以不能疗疾？盖亦以阙于医药耳。

医家流品，仍为众所贱视。《南史·张融传》言：徐文伯兼有学行，倜傥不屈意于公卿，不以医自业。融谓曰：“昔王微、嵇叔夜，并学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论。得之者由神明洞彻，然后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当贵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达。”答曰：“惟达者知其可贵，不达者多以为深累。既鄙之，何能不耻之。”医家之地位可见。《北齐书·斛律金传》：行燕郡守马嗣明，医术之士，为金子羡所钦爱。北齐流品混杂，嗣明盖以见爱而得官？又《徐之才传》：父雄，事南齐，位兰陵太守。以医术为江右所称。之才以豫章王综启其大善医卫见征。魏孝明时。药石多效。又窥涉经史，发言辩捷，朝贤竞相要引，为之延誉。又以首唱禅代，又戏谑滑稽，言无不至，于是大被狎昵。齐文宣。于和士开、陆令萱母子，曲尽卑狎。二家若疾，救护百端。盖其父虽士流，之才则亦以嬖幸自居矣。流品既下，其人遂惟利是图，而声价既高，又或以骄蹇取祸。《李元忠传》言其善于方技，而性仁恕。见有疾者，不问贵贱，皆为救疗。《崔季舒传》言其大好医术。天保中，于徙所无事，更锐意研精。遂为名手，多所全济。虽位望转高，未曾懈怠。纵贫贱厮养，亦为之疗。此正由其本非医家，是以能尔。《周书·艺术传》：褚该，性淹和，不自矜尚，有请之者，皆为尽其艺术，时论称其长者；则由其禀性使然。若徐謇，则史言其“性甚秘忌，承奉不得其意者，虽贵为王公，不为措疗”矣。职是故，人亦遂以威力胁之，甚有以疗治无效加之罪者。《魏书·孝文六王传》，彭城王勰，高祖不豫，召徐謇至，勰引之别所，泣涕执手而谓之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气力危惙，愿君竭心，专思方治。若圣体日康，当获意外之赏。不然，便有不测之诛。非但荣辱，乃存亡由此。”权戚矫伪，固不足论，然时人之所以待医师者，则于此可见矣。其后謇治高祖有验。车驾发豫州，次于汝滨，乃大为謇设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命左右宣謇救摄危笃。下诏褒美，以謇为大鸿胪卿、金乡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赐钱一万贯。明年，从诣马圈，高祖疾势遂甚，则又每加切诮，又欲加之鞭捶，幸而获免。加膝坠渊，异于俄顷，方术之士，能不人人自危乎？然此已在高祖时，稍沾中国之化矣。若虏初入塞时，则更有甚于此者。《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上谷公纥罗之子题，击慕容驎于义台，中流矢薨。道武以太医阴光为视疗不尽术，伏法。则真如元勰所言，非但荣辱，存亡由之矣。王显之死，虽由为时所疾，然亦托诸世宗之崩，侍疗无效也。虏岂足与言艺术哉？

第八节 经 籍

晋、南北朝之世，王室藏书情形，《隋书·经籍志》备言之。其言曰：“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魏氏代汉，采缀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部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431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473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古今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均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牛弘云：“侯景渡江，秘省经籍，虽从兵火，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南史·贼臣侯景传》云：“王僧辩收图书八万卷归江陵。”颜之推《观我生赋注》云：“王司徒表送秘阁旧事八万卷。”盖以成数言之。颜氏又云：“北方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梁氏剥乱，散佚湮亡，惟孝元鸠书，通重十余万卷。”则并江陵所故有者言之也。牛弘又云：“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则元帝焚书，亦未能尽，但所余不多耳。《梁书·昭明太子传》云：于时东宫有书三万卷。《贼臣·侯景传》云：又登东宫墙射城内。至夜，简文募人出烧东宫。台殿遂尽。所聚图书数百厨，一皆灰烬。先是简文梦有人画作秦始皇，云此人复焚书，至是而验。然则侯景之乱，东宫所失书，亦不少也。陈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遗阙尚多。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魏书·李先传》：太祖问曰：“天下书籍，凡有几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备？”对曰：“不可计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太祖于是颁制天下，经籍稍集。《高湖传》：子谧，天安中，除中散，专典秘阁。肃勤不倦，高宗深重之。拜

秘书郎。谧以坟典残缺，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由是代京图籍，莫不审正。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九年（495年）六月，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世宗纪》：永平三年（510年）六月，诏重求遗书于天下。《薛野 传》：孙昙宝，初补散骑，高祖诏采遗书于天下。《儒林传》：孙惠蔚，入东观，上疏请依前丞卢昶所撰甲乙新录，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其先无者，广加推寻，搜求令足。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诏许之。《宋翻传》：弟道玙，世宗初，以才学被召。与秘书丞孙惠蔚典校群书，考正同异。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魏书·高道穆传》：庄帝以秘阁图籍，出内繁芜，致多零落，诏道穆总集帐目。并牒儒学之士，编比次第。《隋书·李德林传》：魏孝静帝时，命当世通人正定文籍，以为内校书。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隋书·郎茂传》：茂在齐世，尝奉诏于秘书省刊定载籍。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书·黎景熙传》：六官建，为外史上士。武成末，迁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时外史廨宇屡移，未有定所。上言曰：“外史之职，汉之东观。自魏及周，公馆不立。臣虽愚瞽，犹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陈奏。将降中旨，即遣修营。荏苒一周，未加功力。臣职思其忧，敢不重请。”帝纳焉，于是廨宇方立。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隋开皇三年（583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隋书·裴矩传》：伐陈之役，领元帅记室。既破丹阳，晋王广令矩与高颎收陈图籍。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三阁。凡三万余卷。”《牛弘传》载弘表辞，论书有五厄，与此可以参观。四部之分，本为藏庋，而后遂以为书之宏纲，《七志》《七录》等沿刘《略》而渐变者，则存为子目。求学术流别者，固当于子目观之。校雠之家，或病四部之分，不合学术分类，亦未为知言也。旧时书目，观其名最不能责其实者为集部。此由专门变为通学，著述者所苞率广致之。欲救其弊，非撰类书不可。非编书目者所能为力也。

十六国中，知收葺图籍者，苻、姚而外，尚有沮渠氏。《魏书·阚骃传》云：蒙逊甚重之，拜为秘书考课郎，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即此一部，已几当姚秦所有之全数已。《李顺传》云：世祖克统万，赐诸将珍宝杂物，顺固辞，惟取书数十卷。观其所取之少，而知赫连氏所藏之薄也。《宋书·蒙逊传》：元嘉三年（426年），其世子兴国遣使奉表，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太祖并赐之，合四百七十五卷。蒙逊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写与之。十四年（437年），茂虔奉表献方物，并献书合一百五十四卷。又求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太祖赐之。观其求请之殷，亦可知其搜求之切也。晋、南北朝之世，外夷求书者，或与或不与。齐世祖时，虏遣使求书，朝议欲不与，王融上书请与之，见《齐书》本传。吐谷浑易度侯求星书，则朝议不给。见《齐书·河南传》。

私家之藏，少者数千，多者亦逾万卷。《晋书·儒林传》：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齐书·褚渊传》：父湛之卒，渊推财与弟，惟取书数千卷。《刘善明传》：家无遗储，惟有书八千卷。《梁书·沈约传》：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任昉传》：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王僧孺传》：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相埒。《孔休源传》：聚书盈七千卷。《陈书·文学传》：徐伯阳，家有史书，所读者近三千余卷。《南史·梁宗室传》：吴平侯景之子励，聚书至三万卷。《文学传》：崔慰祖，聚书至万卷。《隋书·许善心传》：九岁而孤，家有旧书万余卷。北方则沮渠蒙逊平酒泉，于宋繇室得书数千卷。魏任城王澄之子顺，遇害，家徒四壁，无物敛尸，止有书数千卷。安丰王猛之子延明，鸠集图籍，万有余卷。元晏，好集图籍，家书多于秘阁。穆崇七世孙子容，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阳尼，有书数千卷。杨愔，前后赏赐，积累巨万，散之九族，架箧之中，惟有书数千卷。祖珽，盗陈元康家书数千卷。李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其家所有，垂将万卷。黎季明，有书千余卷。皆藏书家之佼佼者也。《魏书·逸士传》：李谧之卒，学官四十五人上书，言其弃产营书，手自删削，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则诸家之藏，皆非无重复，然其数已不少矣。所藏或多奇秘，公家搜求、校理，往往资焉。如《晋书·张华传》言：华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几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齐书·陆澄传》言：家多坟籍，人所罕见。《梁书·任昉传》言：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魏书·江式传》言：内徙代京，献经史诸子千余卷。《北齐书·文苑传》：樊逊，天保七年（556年），诏令校定群书供皇太子。逊等十一人，同被尚书召共刊定，时秘府书籍，纰缪者多。逊乃议：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术、司农少卿穆子容、前黄门郎司马子瑞、故国子祭酒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秘书监尉瑾移尚书都坐，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遗阙。其所裨益，亦云大矣。

私家著述，亦有自行呈献者，如虞溥撰《江表传》，子勃过江，上于元帝，诏藏于秘府是也。又有官就取之者，如陈后主敕人就张讥家写所撰入秘阁是也。

刻版未兴，书不易得，公私之藏，皆为借读者所渴望。左思欲赋三都，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秘书郎四员，宋、齐已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居职例不数十日便迁。张缵乃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书籍。此求居藏书之府，以便借读者也。不居职而求借者：皇甫谧自表就晋武帝借书，帝送一车与之。柳世隆启齐太祖借秘阁书，上给二千卷。又有于人臣家开馆，以书充之者，如宋明帝之于王俭是已，见第一节。赐书之事，亦时有之。如《宋书·自序》：太祖赐沈亮书二千卷；《陈书·江总传》：家传赐书数千卷；是也。此皆公家之藏也。私家之藏，公诸同好者：范尉之书，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崔慰祖，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元宴，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可谓廓然大公。其以交谊假借者，则如陆少玄，家有父澄书万余卷，张率与少玄善，遂通书籍，尽读其书。无交谊而径往求乞者，则如刘峻，从桑乾还，自谓所见不博，更求异书，闻京师有者，必往祈借，崔慰祖谓之书淫。又有依附藏书之家而读之者。刘昼知宋世良家有书，求为其子博士，已见第一节。傅縡依湘州刺史萧循，循颇好士，广集坟籍，縡肆志寻阅，因博通群书；亦其类也。藏书之家，多在都邑，遂有不惮远游者。李铉以乡里寡坟籍游京师，刘昼以里下少坟籍杖策入都是也。《颜氏家训·治家篇》云：“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济阳江禄，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齐，然后得起。故无损败，人不厌其求假。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为童幼婢妾所点污，风雨犬鼠所毁伤，实为累德。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辞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此盖后人敬惜字纸之缘起？盖缘得之艰，故其珍之甚矣。以书赠人者：沈约，每见王筠文，咨嗟吟咏，以为不逮也。尝谓筠：“昔蔡伯喈见王仲宣，称曰：王公之孙也。吾家坟籍，悉当相与。仆虽不敏，请附斯言。”刘显每共孔奂讨论，深相叹服，乃执奂手曰：“昔伯喈坟素，悉与仲宣。吾当希彼蔡君，足下无愧王氏。”所保书籍，寻以相付。见贤思齐，何其异世而同揆也？马枢，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素闻其名，引为学士。侯景乱，纶举兵援台，留书二万卷以付枢。蔡大宝，尝以书干仆射徐勉，

大为勉所赏异。乃命与其子游处，所有坟籍尽以给之。皆可谓付托得人。陆琼第三子从典，从父瑜，特相赏爱。及瑜将终，家中坟籍皆付焉。孙惠蔚一子早卒，其家坟籍，多归其族曾孙灵晖。或亦诚以其能读而与之，非尽亲族中相传授也。

刻版之术虽未兴，然卖书之风，亦已稍盛。齐武帝时，藩邸严急，诸王不得读书。江夏王锋，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买图籍，期月之间殆备，可见书之可剧买者多。刘勰负书若货鬻者，以干沈约，事见第二十章第三节，则并有 鬻于道者矣。阳俊之多作六言歌诗，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俊之尝过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误。卖书者曰：“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俊之大喜。《北史·阳尼传》。则凡时俗流行之书，皆有写卖者矣。崔亮佣书自业，从兄光劝亮往托李冲：“彼家饶书，因可得学。”亮曰：“弟妹饥寒，岂可独饱？自可观书于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则虽书贾，似亦不禁人之借读也。

古人言钞，义与今异，已见第二节。誊写非易，钞最遂多。《梁书·王筠传》，载其《自序》云：“予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自年十三四，齐建武二年（495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540年），四十载矣。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钞录。大小百余卷。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此钞书者之自道也。钞书而亦可假手，则虽钞胥，亦与写手有异矣。《宋书·傅隆传》，言其归老在家，手不释卷，常手抄书籍。《齐书·高逸传》：沈驎士遭火烧书数千卷。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以火故，抄写，灯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北史·崔逞传》：崔谦好读书，凡手抄八千余纸。《李彪传》：高悦兄闾，家富典籍，彪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凡此云抄，皆当有所广略去取，非徒写录也。

钞虽亦有所广，要以撷取精要之意为多，故亦谓之抄略。《周书·薛憕传》：言憕止其族父怀儁家，终日读书，手自抄略：将二百卷，谓此也。陆澄之《地理书》凡百四十九卷，而其《地理书抄》不过二十卷，任昉增澄之书为《地记》，二百五十二卷，而其《地理书抄》不过九卷。参看上节。《宋书·何承天传》：先是《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并合，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此亦所谓抄也，可见其去取之严矣。《晋书·郑袤传》：子默，起家秘书郎。考合旧文，删省浮秽。中书舍人虞松谓曰：“而今而后，朱紫别矣。”与其过而废之也，毋宁过而存之，删省旧文，庸或不免可惜，然其汰除芜秽之功，则自不可没也。

抄书体例，盖亦非一，而其有益于人者，则莫如类书。盖学问愈进，则分科愈繁。就其全体而言之，则苦于遍览之为难，而必有人焉以助其采撷，就其一科而言之，又苦于网罗之不备，而必有人焉以助其搜讨；此类书之所以可贵也。魏文《皇览》，盖其开山。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八节。晋世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盖亦斯意。过江而后，作者仍多。齐竟陵王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齐书》本传。《南史·陆慧晓传》：子良西邸抄书，令慧晓参知其事。随王子隆为荆州，召庾于陵为主簿，使与谢朓、宗夬抄撰群书。梁武帝敕到洽钞甲部书，张率治丙丁部书抄。皆见《梁书》本传。简文在雍州，撰《法宝联璧》。见《南史·陆杲》《庾肩吾》，《文学·杜之伟传》。安成王秀搜集经记，招刘孝标，使撰《类苑》。《梁书》本传，及《文学·刘峻传》。魏出帝时，诏撰《四部要略》。《魏书·裴延儁传》。又召僧化与孙安都共撰兵法。《魏书·术艺传》。安丰王延明，家有群书，欲抄集五经算事为《五经宗》，及古今乐事为《乐书》。亦见《魏书·术艺传》。元晖《科录》，周明帝《世谱》，已见第五节；北齐后主，虽曰无道，然其所撰《御览》，则规模不可谓不大。见《北史·文苑传序》。此等皆妙选一时之英才为之。《北齐书·文苑传》谓：祖珽奏立文林馆，奏撰御览，当时操笔之徒，搜求略尽，可见其取材之多。又《阳休之传》：其子辟疆，性疏脱无文艺，休之亦引入文林馆，为时人所嗤鄙，又可见滥竿之不易也。而流俗一见抄字，辄以为胥史之业，误矣。钞书亦有出于胥史者。《周书·寇儁传》：儁以大统五年（539年）入关，拜秘书监。时军国草创，坟典散逸。儁始选置令史，抄集经籍。四部群书，稍得周备。盖不暇一一誊写，故且采撷其大略也。然此令史，亦必非今俗所谓钞胥之流矣。

照本移录之谓写，《梁书·王泰传》言：齐永元末，后宫火，延烧秘书，图书散乱殆尽，泰为丞，表校定缮写是也。其事士大夫多不自为。穆子容求天下书，逢即写录，已见前。张缵晚颇好积聚，多写图书数万卷。《南史》本传。亦必出于假倩。《北齐书·循吏传》：郎基，性慎，无所营求。曾语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须作，况重于此事？”惟颇令写书。潘子义曾遗之书曰：“在官写书，亦是风流罪过。”基答书曰：“观过知仁，斯亦可矣。”可证其系役人为之也。惟写录亦有裨于精熟；又写手必有力之家，乃能多畜；《北齐书·祖珽传》云：齐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故士大夫亦有自为之者。齐衡阳元王嗣子钧，常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巾箱中。侍读贺玠问曰：“殿下家自有坟素，复何须蝇头细书，别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经，检阅既易，且一更手写，则永不忘。”此为求精熟起见者也。若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见第二节，此与《南史·王泰传》手所抄写二千许卷，皆以抄写并言，盖有抄亦有写。则以无可假倩而然矣。又《梁书·处士传》：刘慧斐在匡山，手写佛经二千余卷。《周书·萧大圜传》：周明帝开麟趾殿，大圜与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简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大圜入麟趾，方得见之。乃手写二本，一年并毕。识者称叹之。此则或以虔诚孝爱而然也。《梁书·孔休源传》：年十一而孤。居丧尽礼。每见父手所写书，必哀恸流涕。时无刻书，抄写之本，读书者必人人有之也。

写手之中，亦有高材屈居焉。吴喜写起居注，暗诵略皆上口，已见第五节。王僧孺家贫，佣书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梁书》本传。朱异以佣书自业，写毕便诵，《南史》本传。亦其伦也。此等事亦有传言失实者。《梁书·文学传》云：任孝恭家贫无书，常崎岖从人假借。每读一遍，讽诵略无所遗。《北史裴佗传》：佗子诹之，尝从常景借书百卷，十许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读，每卷策问。应答无遗。此所借书，或与其故所读者相出入，故能举其大略。若《梁书·陆倕传》，谓其所读一遍，必诵于口。尝借人《汉书》，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写还之，略无遗脱，则必无是理矣。然写录一过，即能通知大略，则固事所可有也。

校勘之学，时人尚不甚精。《北齐书·邢子才传》云：有书甚多，而不甚雠校。见人校书，常笑曰：“天下书至死读不可遍，焉能始复校此？且误书思之，更是一适。”妻弟李季节，才学之士，谓子才曰：“世问人多不聪明，思误书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劳读书。”此乃妄语，而史书之以为美谈，误矣。且如田肯之肯误作宵，见第二节。何由思而得之邪？即有义可通者，冯亿度之，亦易致误。《颜氏家训·勉学篇》云：“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自是学人语也。

古书、古物，稍为时人所爱重，然辨别真伪之术未精，故多为作伪者所欺。古书之大批出土者，无过晋武帝时汲郡发冢所得。此事不徒空前，亦且古书出土如此之多，至今未曾再见，言考古者，诚不可不一审定其真伪也。此事见于《晋书》者：《武帝纪》云：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律历志》云：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汲郡盗发六国时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又云：武帝泰始九年（274年），中书监荀勖校太乐，八音不和，始知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勖乃部著作郎刘恭，依《周礼》制尺，所谓古尺也。依古尺更铸铜律吕，以调声均。以尺量古器，与本铭尺寸无差。又汲郡盗发六国时魏襄王冢，得古周时玉律及钟磬，与新律声均暗同。《卫瓘传》：子恒，为《四体书势》曰：“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280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按敬侯所书，犹有仿佛。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窃悦之。”《荀勖传》云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束晳传》云：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纪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疑当作以晋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前257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为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幽当作厉，此传写之误。有共伯和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书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

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折书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晳在著作，得观竹书，随宜分释，皆有义证。《王接传》云：时秘书丞卫恒考正汲冢书，未讫而遭难，佐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证异义。句疑有夺误。时东莱太守陈留王庭坚难之，亦有证据。晳又释难，而庭坚已亡。散骑侍郎潘滔谓接曰：“卿才学理议，足解二子之纷，可试论之。”接遂详其得失。挚虞、谢衡，皆博物多闻，咸以为允当。《司马彪传》云：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缪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儒林·续咸传》云：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皆十卷，行于世。汲冢得书之事，见于《晋书》者如此。年代舛讹，古籍恒有，不足以疑其事之真。简策烦重，十余万言，自可盈数十车，说亦相会。《武帝纪》言竹简文字为小篆古书，《束晳传》谓皆科斗，二者似不相符。然观《卫恒传》所言，则其时之人言字体之异者，非以其构造而以其笔画形状，则古书小篆，二者亦可并称。以构造言与小篆同，以笔画形状言之则异。续咸之《古文释》，盖就其构造异于小篆者而释之耳。此三者皆不足惑。然仍有甚可疑者。据《卫恒传》，似策书虽有十余万言，其可知者不过数种。与《束晳传》云文既残缺，不复诠次者相符。晳之学，未闻远逾于恒，何以所述成者能如是之多？杜预《春秋后序疏》引王隐《晋书·束晳传》云：汲冢竹书，大凡七十五卷。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有《周易上下经》二卷，《纪年》十二卷，《琐语》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此四部差为整顿。汲郡初得此书，表藏秘府。诏荀勖、和峤以隶字写之。勖等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

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穆天子传》，世间偏多。整顿者不过四种，与卫恒之言，隐相符合。然则所谓六十八种者，不过能知其名题，而今《晋书·束晳传》，乃皆能知其书之所述，其为无稽之语可知也。《隋书·经籍志》：古史家有《纪年》十二卷，《注》云：汲冢书并《竹书同异》一卷。《志》又论其事云：晋太康元年（280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帝命中书监荀勖、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惟《周易》《纪年》，最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惟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晋书·束晳传》，并无自夏以来即有年纪之意，此所云则似有之。谓记魏事下至哀王，亦与《晳传》不合。《四体书势》云：魏文好古，世传丘坟，历代基发，真伪靡分，则以冢属魏襄王，晋初亦在疑似之列。安釐王者，魏襄王之曾孙。据《史记》，其死在秦始皇四年（前243年），斯时魏已距亡不远，能否如此厚葬，实有可疑。然则《晳传》或言安釐王冢一语，正因其纪年迄于安釐王二十年（前257年）而云然，而或云迄于哀王，则造作者又有所增也。文似《春秋》，事同《左氏》，盖造作者所摹放据依。夏年多殷，盖历人治古史者之异说。益干启位，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则其时之人，舜、禹之事，我知之矣之见解耳。穆王享国之年，共伯释位之事，说已见《先秦史》第四章及第八章第八节。此数事盖造作者之所特著，不与经传旧说相会者也。《隋书·律历志》载刘孝孙论历语云：“案《竹书纪年》，尧元年在丙子。”则其纪年又不起于夏，与《经籍志》及《晋书·束晳传》皆不符，可见依托《纪年》而为伪者，非一家矣。《易繇阴阳卦》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此盖世所传《焦氏易林》之伦，世间自有此物。《卦下易经》，似《说卦》而异，盖亦《易》家之所为。此篇言《易》之书特多，《易》固晋以来通行之学也。《名》三篇，似《礼记》，又似《论语》《尔雅》，此合《伪家语》《孔丛子》为一书。《师春》一篇，书《左氏》诸卜筮，似全与《左氏》同者，古书有如此略无出入者乎？《琐语》，《隋志》在杂史家，云《古文璅语》四卷。《注》云：汲冢书。杂史家又有《周书》十卷，《注》亦云汲冢书。又云：“似仲尼删《书》之余。”《颜氏家训·书证篇》谓《琐语》中有秦望碑。《史通·疑古篇》云：中有舜放尧于平阳事。与《晳传》所云记卜梦妖怪相书者，相去绝远。舜之放尧，岂可云琐事？即卜梦妖怪相书，在迷信甚深之世，亦岂以为琐事乎？邹子谈天，久成绝学。谁则闻之，而知其与大历相似？《周王游行》之诬，已见《先秦史》第八章第八节。此书《隋志》在起居注类，作《穆天子传》六卷。《注》云：“汲冢书，郭璞注。”大体即今日之本，盖无可疑。王隐云：《周王游行》，今谓之《穆天子传》，而今《晋书·束晳传》亦谓之《穆天子传》，则今《晋书》所据，实出隐书所据后也。然今《晋书·晳传》盛姬死事，尚不在《穆天子传》中，而今本不然，则今本又非作今《晋书》者之所见矣。亦可见造作者非一家也。晋初四部之分，特计藏庋之便，说已见前。汲冢书列于丁部者，盖以不可诠次，附诸四部之末，实非列于丁部。犹今编书目者，于四部之外，别立丛部耳。若如《隋志》之说，可撰次为十五部，则既能分别部居矣，何不分隶四部之中，而必别为一部？而下云多杂碎怪妄，不可纪知，又隐与王隐之说相合。则《隋志》此语，可信与否，亦正难言之也。要而观之，则自有汲冢得书之役，因之而作伪者非一家，随之而说其事者，亦非一人。有心之造作，益以无意之传讹，其说乃纷如乱丝，弥不可理，真为荀勖、和峤所隶写，束晳、王庭坚、王接所考论者，

盖不知是否存十一于千百矣。然则以大体言之，汲冢书虽经出土，经隶写而整顿者，实无几种。惠怀乱后，故简与写本全亡，传于世者，悉皆伪物。过江后人之所说，正与明代之伪本同也。《隋书·律历志》云：梁武帝时，犹有汲冢玉律。候气。此语之不足信，观下论诸古物而可知。又非特如此汲冢果曾得玉律，抑治乐者妄为此说以自张，亦正难言之矣。

《梁书·萧琛传》云：天监九年（510年），出为江夏太守。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赍一瓠芦，中有《汉书序传》。僧云：三辅旧老相传，以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书多有异今者，而纸墨亦古。文字多如龙举之例，非隶非篆。琛甚秘之。及是，以书饷鄱阳王范。范乃献于东宫。《刘之遴传》云：范得班固所上《南史》作撰。《汉书》真本，献之东宫。皇太子令之遴与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之遴具异状十事。其大略云：“案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传》号为《中篇》，而今本称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传。又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外戚》次《帝纪》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秩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外，在《陈项传》前。又今本《韩彭英卢吴述》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古本《述》云：淮阴毅毅，杖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诂，而今本无此卷也。”案改外戚为后妃，以次帝纪，类聚诸王，以次后传，晋后乃有此例，显为后人所改。音义亦必后人所附。《韩彭英卢吴述》，盖不满旧文者改之。其事皆显而易见，而旧老相同，顾信为班固真本，当时论古者之无识，可见一斑矣。

《晋书·郭璞传》云：元帝初镇建业，王导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东北郡县有武名者，当出铎，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县有阳名者，井当沸。”其后晋陵武进县人于田中得铜铎五枚。历阳县中井沸，经日乃止。及帝为晋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会稽当出钟以告成功，上有勒铭，应在人家井泥中得之。”太兴初，剡县人果于井中得一钟，长七寸二分，口径四寸半。上有古文奇书十八字，云会稽岳命，余字时人莫识之。《齐书·陆澄传》云：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问澄。澄曰：“此名服匿，单于以与苏武。”子良后详视器底有字，仿佛可识，如澄所言。《梁书·刘显传》云：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有滞碍。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南史·何承天传》云：张永尝开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铜斗，有柄。宋文帝以访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赐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内。时三台居江左者，惟甄邯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启冢，内更得一斗，复有一石，铭大司徒甄邯之墓。《魏书·祖莹传》：孝昌中，于广平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莹与黄门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莹云：“此是于阗国王晋太康中所献。”乃以墨涂字观之，果如莹言。时人称为博物。此等皆藉文字以辨古物，以时人识古字者之少，见第一节。其信否殊不可知也。藉器物以考古事者，亦间有之。如《梁书·刘杳传》云：尝于沈约坐语及宗庙牺尊。约云：“郑玄答张逸，谓为凤皇尾娑娑然。今无复此器，则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南史》作安。古者樽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尊，作牺牛形。晋永嘉中，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器，知非虚也。”约大以为然。其一事也。其时发掘之事，皆出于偶然。其有意为之者，则多在古墓。汲冢即其最大者。齐文惠太子镇襄阳时盗发古冢，陈时征北军人于丹徒发郗昙墓，亦其事也。见第一节及第六节。

《晋书·惠帝纪》：元康五年（295年）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张华传》云：武库火，华惧因此变作，列兵固守，然后救之，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履等尽焚焉。《五行志》略同。《刘颂传》云：武库火，颂弟彪建计断屋，得出诸宝器，盖亦微有所出。王莽头经汉末大乱，是否尚存，已属可疑，孔子履何由得之？汉高斩蛇，事本乌有，剑更不必论矣。天家掌故，有同东野人言如此。《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升明三年（481年），为会稽太守。子良敦义爱古。郡阁下有虞翻旧床，罢任还，乃致以归。后于西邸起古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孔稚圭传》：父灵产，太祖饷以白羽扇、素隐几，曰：“君性好古，故遗君古物。”《梁书·刘之遴传》：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处士传》：何点，竟陵王子良遗以嵇叔夜酒柧、徐景山酒铛。《南史·柳恽传》：齐竟陵王子良尝置酒后园，有晋太傅谢安鸣琴在侧，援以授恽，恽弹为雅弄。《齐高帝诸子传》：始兴王鉴为益州刺史。时有广汉什段祖以淳于献。古礼器，所以节乐也。《王敬则传》：世子仲雄善弹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库，齐明帝敕五日一给。《刘杳传》：昭明太子有瓠食器，以赐焉，曰：“卿有古人之风，故遗卿古人之器。”此等皆如世俗之玩骨董，其信否，观俗所谓骨董者之信否而可知矣。刘曜所作浑仪，何承天等误为张衡所造，已见上节。此事致误，实缘不按题识，具见《隋志》。魏时，御史中尉王显，与广平王匡争权量。奏匡曰：“匡表云：所据铜权，形如古志，明是汉作，非莽别造。及案权铭：黄帝始祖，德布于虞，虞帝始祖，德布于新。莽佐汉时，宁有铭新之号？”《北史·景穆十二王传》。二人论权量，谁曲谁直，姑不必论，而匡之不案铭文，则无可解免矣。《隋书·律历志》载梁武帝作《钟律论》曰：“山谦之记云：殿前三钟，悉是周景王所铸无射也。遣乐官以今无射新笛饮，不相中，以夷则笛饮，则声均合和。端门外钟，亦案其铭题，定皆夷则。其西厢一钟，天监中移度东。以今笛饮，乃中南吕。验其镌刻，乃是大簇，则下金笛二调。重敕太乐丞斯宣达，令更推校，钟定有凿处，表里皆然。借访旧识，乃是宋泰始中使张永凿之，去铜既多，故其调啴下。以推求钟律，便可得而见也。宋武平中原，使将军陈倾致三钟，小大中各一，则今之大极殿前二钟，端门外一钟是也。案西钟铭，则云清庙撞钟，秦无清庙，此周制明矣。又一铭云大簇钟徵，则林钟宫所施也。检题既无秦、汉年代，直云夷则、大簇，则非秦、汉明矣。”此等虽案铭题，信否亦难遽定，乃后人或真信为三代时物，毋亦见卵而求时夜乎？《殿本考证》，齐召南云：“三代乐器，流传最远者，莫如此事。《左传》昭二十一年，天王将铸无射。孔《疏》曰：秦灭周，其钟徒于长安。历汉、魏、晋，常在长安。及刘裕灭姚泓，又移于江东。历宋、齐、梁、陈时，钟犹在。东魏使魏收聘梁，作《聘游赋》，云珍是淫器，无射在悬是也。及开皇九年（589年）平陈，又迁于西京，置太常寺，时人悉得见之，至十五年（595年）敕毁之；可为此文之证。”

毁坏古物之事，亦时有之。所谓三钟者，入隋为文帝所毁。其事，《北史·隋本纪》在开皇九年（589年），云“毁所得秦汉三大钟、越二大鼓。”《隋书·本纪》无之，而云：“十一年（591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妖变，悉命毁之。”则《北史》亦同。三钟之毁，未知究在何时，然隋毁江东古物，恐必甚多，且不止一次。三钟固不必周景王物，江东所云古器，亦不必皆信，然其有较古之物，则必不诬也。齐东昏侯毁晋义熙初师子国所献玉象已见第六节。《宋书·武三王传》：鲁郡孔子旧庭，有柏树二十四株，经历汉、晋，其大连抱。有二株先折倒。士人崇敬，莫之敢犯。江夏王义恭悉遣人伐取，父老莫不叹息。义恭未为最暴横者，当四夷交侵、武人跋扈之世，此等事之不见记载者，必尚不知凡几也。

著书假托古人者，此时仍有之。《晋书·曹志传》：武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魏陈思王孽子。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按。”还奏曰：“按录无此。”帝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帝曰：“古来亦多有是。”顾谓公卿曰：“父子证明，足以为审，自今已后，可无复疑。”托名高者以行其言，而已不欲尸其名，此乃廓然大公之心，不得议其欺世也。《陆机传》：机从子瑁，吴平又作《西州清论》，传于世。借称诸葛孔明，以行其书也。亦曹冏之志也。《隋书·儒林传》云：刘炫因牛弘奏请购求遗逸，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则风斯下矣。然时书一卷不过赏绢一匹，炫负盛名，岂不能致百余匹绢？则其造书非利官赏，盖时俗莫辨真伪，乃借此欺世，以炫其博洽耳。然其心亦足诛矣。《晋书·郭象传》云：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注，其义一也。似象之为人，攘善无耻矣。然《秀传》则但云秀为之隐解，象又述而广之而已。则知此等传说，亦难尽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