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隋唐五代社会组织

第一节 婚 制

隋、唐、五代，婚姻之制，大略与前世同。既无古诸侯一娶九女之制，故前娶后继皆为嫡。《新唐书·儒学传》：郑馀庆庙有二妣，疑于祔祭，请诸有司，韦公肃议：古诸侯一娶九女，故庙无二嫡；自秦以来，有再娶，前娶后继皆適也，两袝无嫌，其明文也。职是故，妾遂不得为继室。李齐恽以妾卫氏为正室，身为礼部尚书，冕服以行其礼，人士嗤诮。杜佑言行无所玷缺，惟在淮南时，妻梁氏亡后，升嬖妾李氏为正室，封密国夫人，亲族子弟言之不从，时论非之。王缙妻李氏，初为左丞韦济妻，济卒奔缙，缙嬖之，实妾也，而冒称为妻，自更不为清议之所与矣。

唐制，妇人封爵，孺人、媵、妾皆无受封之文。庶子有五品已上官，皆封嫡母，无嫡母乃得封所生母。见《旧书·职官志》《新书·百官志》。凡亲王，孺人二人，媵十人。嗣王、郡王及一品媵十人。二品媵八人。三品及国公媵六人。四品媵四人。五品媵三人。降此外皆为妾。散官三品以上皆置媵。凡置媵，上其数。《新书·车服志》：五品已上，媵降妻一等，妾降媵一等。六品已下，妾降妻一等。故宣宗封其舅郑光妾为夫人，光还诏不敢拜。刘从谏妾韦，愿为夫人，许之。诏至，其妻裴不与。曰：淄青李师古，四世阻命，不闻侧室封者。《新书·从谏传》。参看第十章第三节。李渤，穆宗立，召拜考功员外郎。岁终考校，渤奏少府监裴通职修举，考应中上，以封母舍嫡而追所生，请考中下。可见其制之严。若安重荣娶二妻，晋高祖并加封爵，则乱世之事，不足道也。杜佑以妾为继室而封国夫人，宜为时论所讥矣。然《刘从谏传》言李师古四世阻命，不闻侧室封者，而《师古传》言其贞元末，与杜佑、李栾，皆得封妾媵以国夫人，说相矛盾。岂唐于淄青，始靳之而终许之邪？要即有之，亦衰世之事，非彝典也。

嫡庶之间，情好亦有敦笃者。《旧五代史·张砺传》：砺有父妾，以其久事先人，颇亦敬奉。诸幼子亦以祖母呼之。及卒，砺疑其事。询于同寮，未有以对。砺即托故，归于滏阳，砺，滏阳人。滏阳县，在今河北磁县境。闲居三年，不行其服。论情制宜，识者韪之。此亦云过厚矣。然嫡庶相处，相得究难。故有如齐浣纳刘戒之女为妾，陵其正室，致为李林甫所恶者。而严武八岁，以其母裴不为其父挺之所答，独厚其妾，乃至奋铁椎以碎妾首。其祸可谓博矣。故时有妾者或藏诸外宅。洛州妇人淳于氏，坐奸系于大理，李义府闻其姿色，属大理丞毕正义求为别宅妇；吴通玄娶宗室女为外妇；皆是物矣。杨恭仁弟子思训，显庆中，历右屯卫将军。时右卫大将军慕容宝节有爱妾，置于别宅，尝邀思训，就之宴乐。思训深责宝节与其妻隔绝。妾等怒，密以毒药置酒，思训饮尽便死。宝节坐是配流岭表。思训妻又诣阙称冤，制遣使就斩之。其祸之博，乃更甚于同处者矣。盖妾而与妻同处，虽于家政，究犹有所顾忌，别居更莫能制御也。

富贵易即于骄淫，此事之无可如何者也。隋、唐内官之制，大抵本于《周官》，不越百二十之数，时或减乏。宫官亦有定员。见《隋书》《新、旧书》《百官志》《职官志》及《后妃传》。然其拘女，乃绝无制限。唐太宗初立，放宫女三千余人，见《新书·本纪》。此即自居易《新乐府》美其怨女三千放出宫者。然观其所咏《上阳人》，则玄宗时之拘女，亦不减于隋炀帝矣。诗云：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隋书·王世充传》言：世充为炀帝简阅江、淮良家女，取正库及应入京物以聘纳之，所用不可胜计。后以船送东京，道路贼起，使者苦役，及于淮、泗中沉其船，前后十数。此其惨酷，为何如邪？《旧书·宣宗纪》纪吴湘之狱，谓扬州都虞候刘群，自拟收女子阿颜为妻，乃妄称监军使处分，要阿颜进奉，不得嫁人，兼擅令人监守。大中二年（848年）。假一监军之名，遂可恣行如此，采择之诒害，可以想见。朱泚之平也，德宗欲令浑瑊访奔亡内人，给装使赴行在。陆贽谏曰：“内人或为将士所私，宜思昔人掩绝缨之义。”帝虽不复下诏，犹遣使谕瑊资送。德宗如此，况其下焉者乎？贵人之家亦然。孙晟食不设几案，使众妓各执一器，环立而侍，已见第十四章第六节。史称时人多效之，可见多妓妾者不止晟一人也。《宋书》称南郡王义宣，后房千余，尼媪数百，而《旧书·王缙传》，亦言其纵弟、妹、女尼等广纳财贿。盖又有托清净之名，而行渎乱之实者矣。可胜诛哉！参看《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四章第二节。

官妓仍以罪人家属为之。《新书·儒学传》：林蕴为邵州刺史，尝杖杀客陶章，投尸江中，籍其妻为倡是也。私倡则民之贫者自为之。《隋书·地理志》云：齐郡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人目，俗云齐倡，本出此也。此犹前世之邯郸也。《新书·西域传》言：龟兹、于阗置女肆征其钱，中国无此法，然特法不明许之而已，其实何以异邪？

嫡子、庶子，贵贱亦不相同。《隋书·隐逸传》：崔廓，少孤贫而母贱，由是不为邦族所齿。又《李圆通传》：父景，以军士隶武元皇帝，高祖父忠。因与家僮黑女私，生圆通，景不之认，由是孤贱。皆因其母，迤及其子也。《新书·穆宁传》：子赞，擢累侍御史，分司东都。陕虢观察使卢岳妻分赀不及妾子，妾诉之，中丞卢怊欲重妾罪，赞不听。分赀不及，亦歧视庶孽之一证也。

婚礼之不行，由于俗尚之侈靡。《新书·韦挺传》言：挺以贞观时拜御史大夫。时承隋末，风俗薄恶，人不知教。挺上疏言：闾里细人，每有重丧，不即发问，先造邑社，待营办具，乃始发哀。至假车乘，雇棺椁，以荣送葬。既葬，邻伍会集，相与酣醉，名曰出孝。昏嫁之初，杂奏丝竹，以穷宴欢。官司习俗，弗为条禁。望一切惩革，申明礼宪。一九四六年九月八日，上海《大公报》载徐颂九《论移民实边》之文，述滇西之俗云：村必有庙，庙皆有公仓，众敛谷实之。庙门左右，必有小门，名曰茶铺，众所会也。议公事于是，筹经费于是，设小学于是，选乡保长于是；人家有婚丧等事，亦于是行之。故是庙也，村之议会也，亦其公所也，亦其学校也，又其游息之所，行礼之地也。案此正古者中里为校室之制也。以今揆古，则隋时有丧先造邑社者。必贫民家无殡敛之地，又身自执事不给，故由乡里助其营办，此正细民相恤之美德，号称士君子者，弗之知也，而反訾议之，不亦过乎？既葬会集，相与酣醉；婚嫁之初，杂奏丝竹；自为非礼，然不有湛酒渝食，万舞翼翼者，民亦孰从而效之？故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也。

《循吏传》：韦宙出为永州刺史。俚婚，出财会宾客，号破酒。昼夜集，多至数百人，贫者犹数十。力不足则不迎，至淫奔者。宙条约，使略如礼，俗遂改。丧乱之后如此，承平之世可知；僻陋之区如此，富厚之地可知；官司虽有禁令，岂真能移风易俗哉？况知留意于此者又少乎？《旧书·文苑传》：元德秀早失恃怙，衰麻相继，不及亲在而娶。既孤，遂不娶。族人以绝嗣规之。德秀曰：“吾兄有子，继先人之祀。”以兄子婚娶，家贫无以为礼，求为鲁山令。彼其六十年不识女色，元结语，见《新书·德秀传》。安知不以贫故哉？阳城兄弟皆不娶，城亦贫士也。政令每急于蕃民，丧乱之后尤甚。《新书·太宗纪》：贞观元年二月，诏民年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贫不能自行者，乡里富人及亲戚资送之。鳏夫六十，寡妇五十，妇人有子若守节勿强。鳏夫不及六十，寡妇不及五十，犹欲强合之，立法可谓甚峻。《食货志》云：太宗锐意于治，官吏考课，以鳏寡少者进考，如增户法，失劝导者以减户论，其行之亦可谓甚力。然《蒋传》言：张孝忠子茂宗尚义章公主，即郑国庄穆公主，德宗女。母

亡，遗言丐成礼。德宗念孝忠功，即日召为左卫将军，许主下降。上疏谏。帝曰：“卿所言古礼也，今俗借吉而婚不为少。”对曰：“俚室穷人子，旁无至亲，乃有借吉以嫁，不闻男冒凶而娶。”乡里亲戚，既不能存恤孤女，而使之借吉以嫁，而望其为之资送，不亦难乎？中人之家，自营婚嫁已不易，而况于为人营办乎？合男女之政之存于后世者，则征集人间女妇，以配军士而已。可胜叹哉！《隋书·炀帝纪》：大业十三年九月，帝括江都人女、寡妇，以配从兵。案是谋出于裴矩，见《矩传》。《传》又云：矩召江都境内寡妇及未嫁女，皆集宫监，又召将帅及兵等，恣其所娶。因听自首，先有奸通妇女及尼、女冠者，并即配之。

《北史·李敏传》云：开皇初，周宣帝后乐平公主，有女娥英，妙集婚对，敕贵公子弟集弘圣宫者，日以百数，公主选取敏。《旧五代史·罗隐传》云：隐为唐宰相郑畋所知。虽负文称，然貌古而陋。畋幼女有文性，尝览隐诗卷，讽诵不已。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一日，隐至第，郑女垂帘而窥之，自是绝不咏其诗。此婚配犹容男女自择之遗意也。然溺于势利者实多。许敬宗既以女嫁蛮酋冯盎子，多私所聘，又以女嫁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昏。掌知国史，乃为曲叙门阀，妄加功绩。房琯长子乘，自少两目盲，琯为汉州，厚以财货结司马李锐，为乘聘锐外甥女卢氏。皆是物也。《新书·高士廉传》云：太宗以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赀，故人谓之卖婚，由是诏士廉与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定《氏族志》。高宗时改为《姓氏录》。又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昏。三品以上，纳币不得过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为归装。夫氏禁受陪门财。《通鉴》胡《注》云：陪门财者，女家门望未高，而议姻之家非偶，令其纳财，以陪门望。

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昏家，益自贵，凡男女皆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云。唐之更定氏族，禁七姓自为婚，实别有用心，初非欲革敝俗，说见第十八章第一节。然唐室之为是，虽别有用心，卖婚则自敝俗也。《旧书·来俊臣传》，言其父操，与乡人蔡本结友，遂通其妻，因樗蒲，赢本钱数十万，本无以酬，操遂纳本妻。此闾阎细民，明以妇女为货鬻者也。彼卖婚者庸愈乎？

离婚尚较后世为易。《旧书·列女传》：李德武妻裴氏，矩女，适德武一年，而德武坐从父金才徙岭表，矩时为黄门侍郎，奏请离婚，隋炀帝许之。《新书·列女传》：贾直言妻董氏，直言坐事贬岭南，以妻少，乃诀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急嫁，无须也。《旧五代史·萧希甫传》：希甫少举进士，为梁开封尹袁象先书记。象先为青州节度使，以希甫为巡官。希甫不乐。乃弃其母妻，变姓名，亡之镇州。王镕以为参军，尤不乐。居岁余，又亡之易州，削发为僧，居百丈山。后唐庄宗将建国，李绍宏荐为魏州推官。后为驾部郎中。及灭梁，遣其宣慰青齐。希甫始知其母已死，妻袁氏亦改嫁。是凡久别无归期，若存亡不可知者，皆可离异也。《旧书·列女传》：刘寂妻夏后氏，父因疾丧明，乃求离其夫，以终侍养。是本家有故，亦可求离也。《隋书·张定和传》云：少贫贱，有志节。初为侍官。平陈之役，当从征，无以自给。其妻有嫁时衣服，定和将鬻之，妻固靳不与。定和遂行。以功拜仪同，赐帛千匹。遂弃其妻。夫其妻虽不佽其行，平居未必不相黾勉，一怒而遽弃之，揆诸贱娶贵不去之条，于义殊窒。《新书·李大亮传》：族孙迥秀，母少贱，妻尝詈媵婢，母闻不乐，迥秀即出其妻，则尤为薄物细故矣。裴矩女不肯改嫁，而李德武于岭表娶尔朱氏，及遇赦，还至襄州，闻裴守节，乃又出其后妻，重与裴合。甚至如崔颢，娶妻择有貌者，稍不惬意则去之，前后数四。此等并不免轻视妇女，然亦可见离婚之易也。

然观裴矩欲离其女而特请诸朝。又《旧书·武宗纪》载会昌六年（846年），右庶子吕让进状：亡兄温女，大和七年（833年），嫁左卫兵曹萧敏，生一男，开成三年（838年），敏心疾乖忤，因而离昏，今敏日愈，却乞与臣侄女配合。从之。又《李元素传》：元素再娶王氏，方庆之孙。性柔弱。元素为郎官时娶之，甚礼重。及贵，溺情仆妾，遂薄之。且又无子，而前妻之子已长，无良。元素寝疾昏惑，听谮，遂出之。给与非厚。妻族上诉。诏免官。仍令与王氏钱物，通所奏数五千贯。又《源休传》：迁给事中、御史中丞、左庶子。其妻，吏部侍郎王翊女也。因小忿而离。妻族上诉。下御史台验理。休迟留不答款状，除名配流溱州。则法于离合之际，视之未尝不重。房琯孽子孺复，浙西节度使韩混辟入幕。孺复初娶郑氏。恶贱其妻，多畜婢仆。妻之保母累言之，孺复乃先具棺榇，而集家人，生敛保母。远近惊异。及妻在产蓐，三四日，遽令上船即路，数日，妻遇风而卒。拜杭州刺史，又娶台州刺史崔昭女。崔妒悍甚，一夕杖杀孺复侍儿二人，埋之雪中。观察使闻之，诏发使鞫案，有实。孺复坐贬连州司马，仍令与崔氏离异。久之，迁辰州刺史，改容州刺史、本管经略使。乃潜与妻往来，久而上疏请合。诏从之。二岁余，又奏与崔氏离异。此其不法，实远甚于崔颢。然初未闻其更挂刑章，则法偶有所不及，而非法意本如此也。惟俗视离婚，则初不甚重。《新书·文艺传》：崔行功孙铣，尚定安公主。主初降王同皎，及卒，皎子繇请与父合葬。给事中夏侯铦驳奏：主与王氏绝，丧当还崔。诏可。可见妇人改适，义皆绝于前夫。然《旧书·李林甫传》言：张九龄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善。挺之初娶妻，出之，妻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赃，诏三司使推之，挺之救免其罪。玄宗察之。谓九龄曰：“王元琰不无赃罪，严挺之属托所由，辈有颜面。”九龄曰：“此挺之前妻，今已婚崔氏，不合有情。”玄宗曰：“卿不知，虽离之，亦却有私。”玄宗本以九龄诤废三王及封牛仙客不悦，借前事，以为有党，与裴耀卿俱罢知政事。出挺之为洺州刺史。元琰流于岭外。此事不知九龄果有党，抑玄宗多疑。然时人之见，谓义绝者恩不必其遽绝则可知，亦可见离婚者不必皆有大故也。

《旧五代史·敬翔传》云：翔妻刘氏，父为蓝田令。后刘为巢将尚让所得。巢败，让携刘降于时溥。及让诛，时溥纳刘于妓室。太祖平徐，得刘氏，嬖之。属翔丧妻，因以刘氏赐之。及翔渐贵，刘犹出入太祖卧内。翔情礼稍薄。刘于曲室让翔曰：“卿鄙余曾失身于贼邪？以成败言之，尚让巢之宰辅，时溥国之忠臣，论卿门第，辱我何甚？请从此辞。”翔谢而止之。刘固非凡妇人，然观其言之侃侃，则当时妇人，不以屡适为耻可知也。唐公主再嫁及三嫁者甚多。高祖十九女，更嫁者四：曰高密，曰长广，曰房陵，曰安定。太宗二十一女，更嫁者六：曰襄城，曰南平，曰遂安，曰晋安，曰城阳，曰新城。高宗三女，更嫁者一：曰太平。中宗八女，更嫁者三：曰定安，曰长宁，曰安乐。睿宗十一女，更嫁者二：曰薛国，曰鄎国。玄宗二十九女，更嫁有九：曰常山，曰卫国，曰真阳，曰宋国，曰齐国，曰咸直，曰广宁，曰万春，曰新平。肃宗七女，更嫁者二：曰萧国，曰郜国。自代宗以降，史不言其女有更嫁者，然顺宗女西河公主，初降沈翚，后降郭子仪孙铦，见《子仪传》，而《主传》漏书。《主传》后半甚略，事迹必多阙佚，其中恐未必无更适者也。又玄宗女，《主传》都数云二十九，而数之得三十，其中普康公主实宪宗女误入，见《廿二史考异》。唐固出夷狄，不足语于礼法。然楚王灵龟妃上官氏，王死，服终，诸兄弟谓曰：“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旧书·列女传》。则非以夷俗言之。崔绘妻卢氏，为山东著姓。绘早终，卢年少，诸兄常欲嫁之。卢辄称病固辞。卢亡姊之夫李思冲，神龙初为工部侍郎，又求续亲。时思冲当朝美职，诸兄不敢拒。卢夜中出自窦，乃得奔归崔氏。亦见《旧书·列女传》。则虽名族，亦视再适为恒事矣。其不再适者，多出于意义感激，转非庸行。隋兰陵公主，初嫁仪同王奉孝，奉孝卒，适河东柳述，述徙岭表，炀帝令与离绝，将改嫁之，主以死自誓，上表请免主号，与述同徙。帝大怒。主忧愤卒。临终上表，乞葬于柳氏。其不为奉孝守，而尽节于述，犹之豫让不死范、中行氏而死知伯也。再娶禁忌，意亦如是。李泌与梁肃善，故泌子繁师事肃。肃卒，烝其室。士议喧丑，由是摈弃积年。聂屿早依郭崇韬，致身朱紫。为河东节度使，郭氏次子之妇，孀居守家，屿丧偶未久，忍而纳币，人皆罪之。皆责其负恩，非谓孀妇不可取也。《新书·齐澣传》：魏元忠子昇，死节愍太子难，元忠系大理。昇妻郑，父远，尝纳钱五百万，以女易官。武后重元忠旧臣，欲荣其姻对，授远河内令，子洺州参军。元忠下狱，遣人绝婚，许之。明日，嫁其女。殿中侍御史麻察劾远败风教，请锢终身，远遂废。亦薄其势利，非谓绝婚更嫁为不可也。《新五代史·冯道等传序》曰：予尝得五代时小说一篇，载王凝妻李氏事。凝家青、齐之间，为虢州司户参军，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贫，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负其遗骸以归。东过开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见其妇人独携一子而疑之，不许其宿。李氏顾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长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断其臂。路人见者，环聚而嗟之。或为之弹指，或为之泣下。开封尹闻之，白其事于朝。官为赐药封创，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小说家言，不必可信。即谓为信，此等矫激之行，亦不足尚也。此时再嫁，多由母家，故亦有以母家有故而不肯去者。《旧书·列女传》：冀州鹿城女子王阿足，鹿城县，在今河北束鹿县北。早孤，无兄弟，惟姊一人。阿足初适同县李氏，未有子而夫亡，时年尚少，人多聘之，为姊年老孤寡，不能舍去，乃誓不嫁，以养其姊。此亦犹刘寂妻以父丧明，而离夫归侍养耳。

禁止再嫁之令，初亦因此而作。《隋书·高祖纪》：开皇十六年六月，诏九品已上妻，五品已上妾，夫亡不得改嫁。《李谔传》云：

谔见礼教凋敝，公卿薨亡，其爱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遂成风俗，上书曰：闻朝臣之内，有父祖亡殁，日月未久，子孙无赖，便分其妓妾，嫁卖取财，实损风化。复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贵，平生交旧，情若弟兄，及其亡殁，杳同行路，朝闻其死，夕规其妾，方便求聘，以得为限，无廉耻之心，弃友朋之义。且居家理，治可移于官，既不正私，何能赞务？上览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于此也。《儒林传》云：炀帝即位，牛弘引刘炫修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笔吏类多小人，年久长奸，势使然也；又以风俗陵迟，妇人无节；于是立格：州县佐史，三年而代，九品妻无得再醮。炫著论以为不可。弘竟从之。则立法之初，意亦在惩薄俗，而九品已上妻不得改嫁之条，竟亦废削，故《李谔传》但言五品已上也。《新书·百官志》言王妃、公主、郡、县主嫠居有子者不再嫁。《公主传》言：宣宗诏夫妇教化之端，其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则亦末叶之法。是时唐室愿昏士族，而士族不之与，乃为是以自婚耳。参看第十八章第一节自明。《旧五代史·罗绍威传》：绍威长子廷规，尚太祖女安阳公主，又尚金华公主，早卒。开平四年（910年），诏金华公主出家为尼，居于宋州玄静寺，盖太祖推恩于罗氏，令终其妇节云。则亦非常法也。

妇人名节，虽不如后世之重，然究以贞信为美。故唐代公主，亦有以淫泆获罪者。《旧书·李宝臣传》：张茂昭子克礼，尚襄阳公主。顺宗女。长庆中，主纵恣不法，常游行市里。有士族子薛枢、薛浑者，俱得幸于主。尤爱浑。每诣浑家，谒浑母，行事姑之礼。有吏谁何者，即以厚赂啖之。浑与宝臣孙元本，偕少年遂相诱掖。元本亦得幸于主，出入主第。张克礼不胜其忿，上表陈闻。乃召主幽于禁中。以元本功臣之后，得减死，杖六十，流象州。枢、浑以元本之故，亦从轻，杖八十，长流崖州。是其事也。唐代公主，真以淫泆获罪者，惟此一事。《新书·诸主传》：太宗女合浦公主，始封高阳，下嫁房玄龄子遗爱。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金宝神枕，自言主所赐。初，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更以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至是浮屠诛死，杀奴婢十余。《旧书·萧复传》：肃宗女郜国公主，出降萧升。升早卒。贞元中，蜀州别驾萧鼎，商州丰阳令韦恪，前彭州司马李万，太子詹事李昇等出入主第，秽声流闻。德宗怒，幽主于别第。李万决杀。昇贬岭南。萧鼎、韦恪决四十，长流岭表。此二事之实情，决非如此，参看第五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一节，第十八章第一节自明。《廿二史札记》论武后纳谏知人，引朱敬则疏谏选美少年事，疏见第五章第三节。又云：桓彦范以张昌宗为宋璟所劾，后不肯出昌宗付狱，亦奏云：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此皆直揭后之燕昵嬖幸，敌以下所难堪，而后不惟不罪之，反赐敬则采百段，曰“非卿不闻此言”，而于璟、彦范亦终保护倚任。夫以怀义、易之等床笫之间，何言不可中伤善类？而后迄不为所动摇，则其能别白人才，主持国是，有大过人者。其视怀义、易之等，不过如面首之类。人主富有四海，妃嫔动至千百，后既身为女主，而所宠幸不过数人，固亦无足深怪，故后初不以为讳，并若不必讳也。案后于淫泆，虽不深讳，然如朱敬则之直斥，则昔人于男主亦无之。重润且以窃议张易之见杀，而能容敬则乎？唐人所传史事，不足信者甚多，敬则之疏，恐未必非好事者为之也。

公主骄泆，虽或见惩，究极罕见，《新书·杨恭仁传》：孙豫之，尚巢王元吉女寿春县主。居母丧，与永康公主乱，为主婿窦奉节所杀。当时公主黩乱之事必甚多，史不能尽记也。永康公主，即房陵公主，高祖女。故当时之人，均视尚主为畏途。《新书·诸主传》：宣宗女万寿公主，帝所爱。每进见，必谆勉笃诲，曰：“无鄙夫家，无干时事。”又曰：“太平、安乐之祸，不可不戒。”故诸主衹畏，争为可喜事。然于琮初尚帝女永福公主，主与帝食，怒折匕箸；帝曰：此可为士人妻乎？乃更许琮尚广德公主。宣宗时如此，他时可知。安怪人之视尚主为畏途哉？宪宗女岐阳公主，下嫁杜悰，为唐室与士族结婚之始。见第十七章第一节。大和时，悰为工部尚书，判度支。会主薨，久不谢。文宗怪之。户部侍郎李珏曰：“比驸马都尉皆为公主服斩衰三年，故悰不得谢。”帝矍然，始诏杖而期，著于令。即此一端，已非时人所能堪矣。《方技传》云：玄宗欲以玉真公主降张果，玉真公主，睿宗女。未言也。果忽谓秘书少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莘曰：“谚谓‘娶妇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语不伦。俄有使至，传诏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诏。果事荒诞不足信，谚语则决非虚构也。李佐之客潞，为刘从谏所礼，留不得去，遂署观察府支使，因娶其从祖妹。从谏薄疏属，资媵寒阙，佐之亦薄之，不甚答。从谏死，佐之奴告其交通宾客，漏军中虚实。稹囚之。妻诉不见礼，遂杀之。则平地生公府者，又不必帝子矣。

《晋书·五行志》，讥武帝采择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亲简阅，务在姿色，不访德行；则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之礼，沿袭甚久。至唐乃渐弛。《旧书·舆服志》云：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幂篱。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咸亨二年（671年），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豫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幂篱；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又命妇朝谒，或将驰驾车，既入禁门，有亏肃敬。此并乖于仪式，理须禁断，自今已后，勿使更然。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幂篱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幂篱之制。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案高宗诏言百官家口，咸豫士流，衢路之间，不可全无障蔽，可见庶民本无障蔽也。《孝友传》云：崔沔母卒，常于庐前受吊，宾客未尝至于灵坐之室。谓人曰：“平生非至亲者，未尝升堂入谒，岂可以存亡而变其礼也？”此等内外隔绝之礼，亦惟所谓士流者有之耳。《李益传》曰：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谭闻于时。不有深宫固门之习，虽有痴病者，亦岂易自我作古邪？

冥婚之俗，唐世仍有之。重润既死，中宗即位，追赠皇太子，陪葬乾陵，高宗陵。仍为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与之合葬。建宁王，代宗即位，追谥承天皇帝，亦与兴信公主第十四女张氏冥婚。兴信公主，玄宗女，后封齐国公主。韦庶人为亡弟赠汝南王洵与萧至忠亡女为冥婚，合葬。及韦氏败，至忠发墓，持其女柩归。则虽冥婚，亦有迫于势，非所愿者矣。

《旧书·太宗诸子传》云：有太常乐人，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宠幸，号曰称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称心杀之。承乾痛悼不已。于宫中构室，立其形象，列偶人车马于前，令官人朝暮奠祭。承乾数至其处，徘徊流涕。仍于宫中起冢而葬之。并赠官树碑，以申哀悼。《李义府传》：义府属毕正义求淳于氏为别宅妇，正义为雪其罪。卿段宝玄疑其故，遽以状闻。诏令按其事。正义惶惧，自缢而死。侍御史王义方廷奏义府犯状，因言其初以容貌，为刘洎、马周所幸，由此得进。言辞猥亵。帝怒，出义方为莱州司户。此等丑行，历代所谓士大夫者，实往往不绝也。亦堪齿冷矣。

桑原骘藏《蒲寿庚传》云：秦、汉以来，塞外人移居内地者日众。内外通婚，在北方殆渐成常事。其以进贡、通商，暂寓中国者，《唐会要》卷百云：贞观二年六月十六日，敕诸蕃使人，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然在国内迎娶，则自由也。《通鉴》贞元三年云：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足以明之。《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云：开成元年六月，京兆府奏：准令式：中国人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娶、来往；又举取蕃客钱，以产业、奴婢为质者，重请禁之。此禁私自婚娶，非禁一切婚娶也。《通鉴》：大历十四年（779年），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或衣华服，诱取妻妾，故禁之。《旧唐书·卢钧传》：钧以开成元年（836年）为岭南节度使。先是土人与蛮、僚杂居，婚娶相通，占田营第。吏或挠之，相诱为乱。钧至，立法，俾华蛮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此一时之宜。要之，唐朝蕃汉通婚，以不禁为常，而事亦通行无疑。宋代大体似与唐同也。《考证》二十五。案唐代异族，人处内地者甚多，安能禁其婚娶，此势所不行也。昏媾则匪寇矣，此亦外族易于同化之一端欤？

《新书·高祖诸子传》：徐康王元礼曾孙延年，拔汗那王入朝，延年将以女嫁之，为右相李林甫劾奏，贬文安郡别驾。此自特异之事，非常法也。延年何必以女妻拔汗那王？岂以西胡多异物，亦染卖婚之俗欤？

第二节 族 制

宗族百口，累世同居，论者多以为美谈，此不察名实之过也。考诸史，聚族多者，非地方豪右，则仕宦之家。力耕之细民，则率不过五口、八口耳。

《旧唐书·沈法兴传》云：隋大业末，为吴兴郡守。东郡贼帅楼世干举兵围郡城，炀帝令法兴与太仆元祐讨之。俄而宇文化及弑炀帝于江都，法兴自以代居南土，法兴，湖州武康人。宗族数千家，为远近所服，乃与祐部将孙士汉、陈果仁执祐于坐而起兵。此地方豪右也。风尘澒洞之际，乘机割据者，往往此曹，《两晋南北朝史》言之详矣。若夫承平之世，有扬历仕途者，则其宗亲内外，率多互相依倚。刘审礼再从同居，家无异爨，合门二百余口。朱泚之乱，李晟家百口陷贼中。张浚之死，朱全忠屠其家百余人。王师范之死，家见戮者二百口。刘仁恭之败，晋军执其家族三百口。皆是物也。此等不必皆属同姓，并不必皆系亲族。《新书·杨元琰传》，言中外食其家者常数十人，即相依倚者不皆同姓之证。《旧五代史·朱友谦传》：后唐庄宗命夏鲁奇诛其族于河中，友谦妻张氏率其家属二百余口见鲁奇曰：“请疏骨肉名字，无致他人横死。”《通鉴》云：别其婢仆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则所谓家属者，婢仆与亲族各居其半矣。《康延孝传》：河中旧将焦武等言西平无罪，二百口伏诛，盖未知其婢仆之获免也。《旧唐书·昭宗纪》：王行瑜死后，其家二百口乞降；乾宁二年（894年）。而《旧五代史·唐武皇纪》言庆州奏行瑜将家属五百人到州界，为部下所杀，若以此例推之，则婢仆且多于亲族矣。《新唐书·忠义传》：颜杲卿与其长史袁履谦共拒安禄山而败，及郭、李收常山，出二家亲属数百人于狱，云亲属当不苞仆妾。及史思明归国，真卿方为蒲州刺史，令杲卿子泉明到河北求宗属。履谦及父故将妻子奴隶尚三百余人，转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赡给，分多匀薄，相扶掖度河托真卿，真卿随所归资送之，则二家亲属与非亲属，其数亦略相等也。此等所谓家属，当时仕宦者，所至皆挈之而行。《旧书·裴遵庆传》，言其子向，内外支属百余人，所得俸禄，必同其费，及领外任，亦挈而随之则其证。职是故，其受累乃极探。王琚阖门三百口，每徙官，车马数里不绝。从宾容、女伎驰弋，凡四十年。琚有财，不以为累也。李揆为元载所挤，奏为试秘书监，江淮养疾，既无禄俸，家复贫乏，孀孤百口，丐食取给，萍寄诸州，凡十五六年，牧守稍薄，则又移居，其迁徙者，盖十余州焉，则不胜其苦矣。然造次颠沛之际，无不相偕。刘知俊举族奔凤翔，后又以举家入蜀，不自安而奔蜀。景延广顾念其家不能去，终为契丹所擒。是时王瑜胁其父自义州举族入蜀，义州，后唐置。与盗赵徽相结而行，

卒为所杀，少长百口殆尽。《旧五代史·晋少帝纪》：天福八年（943年），延州奏绥州刺史李彝敏，抛弃城郡，与弟彝俊等五人，将骨肉二百七十口，来投当州，押送赴阙。称与兄夏州节度使彝殷，偶起猜嫌，互相攻伐故也。《新唐书·忠义传》：黄碣为漳州刺史，徙婺州，刘汉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弃州去，客苏州。董昌表碣自副。昌反，碣不与同。昌杀之，夷其家百口。碣闽人，时直乱世，然崎岖羁旅，相从者仍不少也。

同居者虽不必父族，究以父族为主。论其世数，当以张公艺九世同居为最多，《新、旧书·孝友传》。高崇文七世不异居次之。《五代史·南唐世家》：李昇时，州县言民孝弟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门闾，复其徭役。其尤盛者，江州程氏，宗族七百口，亦不啻九世矣。杜暹、李纲五世同居，吕元简四世同居，李处恭、张义贞三世同居，皆见《旧书·孝友传》。其次也。同居者不必不异财，亦不必不异爨，故其不然者，尤为世所称道。如朱敬则与三从兄弟同居四十余年，财产无异。裴宽兄弟八人，于东都治第，八院相对，常击鼓会饭。刘君良累代义居，兄弟虽至四从，皆如同气，尺布斗粟，人无私焉。《旧书·孝友传》。是其事也。此等大家，治理盖颇有法度。故如李畬，闺门雍睦，累代同居，而史称其岁时拜庆，长幼男女，咸有礼节。畬，素立曾孙。见《旧书·良吏传》。崔邠三世一爨，则云当时言治家者推其法焉。《旧书·李光进传》：弟光颜先娶妻，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进始娶。光颜使其妻奉管钥、家籍、财物，归于其姒。光进命反之，且谓光颜曰：“新妇逮事母，尝命以主家，不可改也。”家而有籍，可见其治理之有法也，然能善其事实难。故姚崇先分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仍为遗令，以诫子孙。云：“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惟自玷，乃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至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豫为定分，将以绝其后争，吾静思之，深所叹服。”众有则递相推倚，可见治理之难。斗尺之间，参商是竞，主藏者将更穷于应付矣。陆子静当家一月，学问有进，其以此欤。

乡居者丁多则垦殖易广；积聚稍多，又可取倍称之息；或荫庇人户，以自封殖；故族愈大则财力愈雄。若仕宦之家，则有适相反者。陈少游问董秀：“亲属几何？月费几何？”秀曰：“族甚大，岁用常过百万，”其明征也。张直方奔京师，以其族大，特给检校工部尚书俸。薛放孤孀百口，家贫每不给赡，常苦俸薄，因召对垦求外任。郑权以家人数多，俸入不足，求为镇守。郑薰亦以纠族百口，廪不充，求外迁。此等既已得之，亦复何所不至？李愿门内数百口，仰给官司，卒激李齐之变。虽田弘正，亦未尝不以是败也。李密之将归唐也，谓王伯当曰：“将军室家重大，岂复与孤俱行哉？”门户之计重，君国之念，自不得不轻，移孝作忠，徒虚言耳。萧复，广德中，岁大饥，家百口不自振，议鬻昭应墅，此居者之不自保也。李揆之萍寄诸州，则行者之无所归也。使此等人居官，安得不贪秽？玄宗欲相崔琳、卢从愿，以族大，恐附离者众，卒不用，《新书·崔义玄传》。有以也夫！

《旧书·杜如晦传》：如晦弟楚客，少随叔父淹没于王世充。淹素与如晦兄弟不睦，谮如晦兄于王行满，世充杀之。并囚楚客，几至饿死。楚客竟无怨色。洛阳平，淹当死。楚客泣涕，请如晦救之。如晦初不从。楚客曰：“叔已杀大兄，今兄又结恨弃叔，一门之内，相杀而尽，岂不痛哉？”因欲自刭。如晦感其言，请于太宗，淹遂蒙恩宥。戈矛起于骨肉之间如此，岂不以相见好，同住难，藏怒蓄怨，以至于斯欤？《新书·裴坦传》：从子贽，昭宗疑其外风检而昵帷薄，逮问翰林学士韩偓。偓曰：“贽内雍友，合疏属以居，故臧获猥众，出入无度，殆此致谤。”则知合族而居，治理诚非易事也。众而不理，孰如寡？亦何必互相牵率哉？观张瓘兄弟五人，未尝不可自活，而必去车渡村，共归于张承业。见第十三章第二节。则可知其所由来矣。宾客欢娱僮仆饱，始知官爵为他人。以所识穷乏者德我，而以身殉之，岂不哀哉！

贾章家三十口，而死于兵者二十八，见第十三章第二节。此已非寻常百姓矣，故能仕于安重荣也。若寻常百姓，则《隋书·地理志》谓梁州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又谓扬州俗父子或异居；必不能逾于五口八口矣。当时法令，于累世同居者，率以为义而表章之。《隋书·炀帝纪》：大业五年三月，有司言武功男子史永遵，与从父昆弟同居。上嘉之，赐物一百段，米二百石，表其门闾。《旧唐书·高宗纪》：显庆六年八月，令诸州举孝行尤著，及累叶义居，可以厉风俗者。《新书·孝友传》云：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弟名通朝廷者，多闾巷刺草之民，皆得书于史官。下文列举其名，事亲居丧著至行者，盖所谓孝？数世同居者，则所谓弟也。天子皆旌表门闾，赐粟帛。州县存问，复赋税。有授以官者。其所列举，盖以循例办理者为限。故如高霞寓五代同爨，德宗朝采访使奏旌表其门闾者不与焉。然南北朝之世，户高丁多者，或出于互相荫庇，故隋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详见第三章第一节。至唐世，则丁多者户等随之而高，赋役亦随之而重，民又析籍以避之，法令则又禁其分析。《旧唐书·食货志》：天宝元年（742年）赦文云：如闻百姓之内，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见在，乃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教。《旧五代史·唐庄宗纪》：同光元年（923年）赦文，民有三世已上不分居者，与免杂徭。《晋高祖纪》云：所历方镇，以孝治为急，见民间父母在昆弟分索者，必绳而杀之。或诱之以名利，或威之以刑罚，其意则一而已矣，岂真为风教计哉！

即勿论此，得旌表者，亦未必真笃行之人。《旧五代史·晋高祖纪》：天福四年闰七月，尚书户部奏：李白伦义居七世，准敕旌表门闾。先有邓州义门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厅事，步栏前列屏树乌头。正门阀阅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桶，墨染，号为乌头。筑双阙一丈，在乌头之南三丈七尺。夹街十有五步，槐柳成列。今举此为例，则令式不该。诏王仲昭正厅乌头门等制，不载令文，又无敕命，既非故事，难黩大伦。宜从令式，只表门闾。于李白伦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门。门外安绰楔。李自伦《新史》列《一行传》，此句无外字。门外左右各建一台，高一丈二尺，广狭方正，称台之形。圩以白泥，四隅漆赤。其行列树植，随其事力。其同籍课役，一准令文。王仲昭之所为，不必论矣。令式所载，亦岂与筚门圭窦相称？固知名闻于朝者，皆丁多族大有力之家，其居隐约而真有至行者，则名湮没而不彰矣。可胜叹哉！

宗法久与事势不宜，然士夫尚狃于旧习。《旧书·职官志》：九庙之子孙，继统为宗，余曰族，宗正。此王室之制也。元德秀以有兄子不娶，已见上节。柳宗元既贬谪，与京兆尹许孟容书曰：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神理降罚，又不能即死，犹对人语言，饮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复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来二千五百年，代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僚之乡，卑湿昏雾，恐一日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然。茕茕孤立，未有子息。荒州中少士人女子，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人亲昵。以是嗣续之重，不绝如缕。每春秋时飨，孑立捧奠，顾眄无后继者，懔懔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伤骨，若受锋刃，此诚丈人所共闵惜也。伏惟兴哀于无用之地，垂德于不报之所，以通家宗祀为念，有可动心者，操之勿失。虽不敢望归扫茔穴，退托先人之庐，以尽余齿，姑遂少北，益轻瘴疠，就婚娶，求胄嗣，有可付托，即冥然长辞，如得甘寝，无复恨矣。其哀痛迫切，至于如此，此真孔子所谓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者也。亲族之自私，益以男统之专横，则虽姑姊妹，女子子，其情本亲者，其出亦遭摈斥矣。鲜于仲通弟叔明，为东川节度使，大历末，有阆州严氏子上疏，叔明，阆州新政人。称叔明少孤，养于外族，遂冒姓焉，请复之。诏从焉。叔明初不知其从外氏姓，意丑其事，遂抗表乞赐宗姓。代宗以戎镇寄重，许之。仍置严氏子于法。此莒人灭鄫之义之流失也。然人情终难尽违。故司空图无子，以甥为嗣，为御史所劾，而昭宗不之责。西河公主初降沈氏，生一子，再降郭铦，铦无嗣，遂以沈氏子为嗣，《新唐书·郭子仪传》。则且取及妻之前子矣。父母之恩，不在生而在养，子孙之孝亦然。《五代史·晋家人传论》云：古之不幸无子，而以其同宗之子为后者，圣人许之，著之《礼经》而不讳也。而后世闾阎鄙俚之人则讳之。讳则不胜其欺与伪也。故其苟偷窃取，婴孩襁褓，讳其父母，而自欺以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则不能得其一志尽爱于我，而其心必二也。安知养子之专于为养，正野人之质直而能务民之义乎？彼其意，岂必讳所养为所生，然而终不能无欺与伪者，则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之既久，徇其名而忘其实，使之不得不然也。安得复见大同之世，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哉？然唐世禁以异姓为后，意尚在于维持宗法，而非借此以争财产。近人笔记云：宋初新定《刑统》，户绝赀产下引《丧葬令》云：诸身丧户绝者，所有部曲、客女、奴婢、店宅、资财，并令近亲转易货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与女，无女均入以次近亲，无亲戚者，官为检校。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属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此《丧葬令》乃唐令。观此，知唐时所谓户绝，不必无近亲，虽有近亲，为营丧葬，不必立近亲为嗣子，而远亲不能争嗣，更无论矣。虽有近亲，为之处分财产，所余财产，仍传之亲女，而远亲不能争产，更无论矣。此盖先世相传之法，亦不始于唐。秦、汉以前有宗法，秦废封建，宗法与之俱废，萧何定《九章》，乃变为户法。宗法以宗为单位，户法以户为单位。以宗为单位，有小宗可绝，大宗不可绝之说，以户为单位，无某户可绝，某户不可绝之理。故《唐

律》禁养异姓男，《户令》听养同宗，乃于可以不绝之时，而为之定不绝之法，《丧葬令》使近亲营葬事，使亲女受遗产，乃于不能不绝之时，而为之定绝法。此乃户法当然之理，固不能以上世宗法之理，用于户法也。观此论，可知唐时所谓承嗣者，当与财产无干，绝非如近世所讥：口在宗祧，心存财产，其言蔼然，其心不可问者也。然女适异姓，不必复能奉养其父母。亲女不能养，同姓之人，又莫之肯养，则如何？则于其犹有财产者，不得不听其立一人焉以为后，责之以生养死葬，而以其遗产归之矣。此犹以财产与之相贸耳。此唐、宋之法所以变为近世之法，虽觉其不近于人情，然在财产私有之世，固为事之无可如何，且不得不许为进化也。

军人好畜假子，则原于胡俗，与欧《史》所谓闾阎鄙俚之人者，又自不同。《两晋南北朝史》已言之。隋、唐之世，此风仍不绝。如张亮在唐初，有假子五百是也。中叶后藩镇跋扈，宦官亦窃握禁军，乃相率以此市恩，事已散见诸篇，不俟 缕。突厥默啜尝请为武后子。唐人吕炅，为回鹘奉诚可汗养子，遂从其姓，曰药罗葛炅。索元礼，胡人也，薛怀义初贵，元礼养为假子。观行之者为谁，而知其俗之所自起矣。《五代史·赵凤传》：张全义养子郝继孙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赀财，固请籍没。凤上书，言继孙为全义养子，不宜有别籍之财，而于法不至籍没，刑人利财，不可以示天下，则假子不得别籍异财，亦与真子同。此无足怪，假子固部曲之伦，部曲亦奴隶之类，奴隶固未有能自有其财产者也。为假子者，地位自必较假父为卑，若其不然，则亦可养为弟。吴少阳与吴少诚，同在魏博军，相友善，少诚得淮西，多出金帛邀之，养为弟是也。《旧五代史·李存信传论》，以李克用之养子，拟诸董卓之畜吕布。卓与布，固亦渐染羌俗者。要之胡人进化浅，不知家族之外，更有何伦类耳。张亮弃故妻，更娶李氏，李私通歌儿，养为子。又有富人养流浪之人为子者，如李让之于孔循。此等则其俗既已盛行之后，人又从而效之，亦未易枚数耳。

谱系之学，虽犹不绝，见第十七章第一节。然人之于此，实已无畏之之心，故通假、贩鬻等事，纷纷而起焉。张说与张九龄叙为昭穆，此或爱其才，罗绍威厚币结罗隐，与通谱系昭穆，此盖慕其名，已非尊祖敬宗之义。其甚者，李敬玄久居选部，人多附之，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李义府既贵，自言本出赵郡，始与诸李叙昭穆。无赖之徒，拜伏为兄叔者甚众。给事中李崇德，初亦与同谱叙昭穆，及义府出为普州刺史，遂即削除。义府闻而衔之。及重为宰相，乃令人诬构其罪，竟下狱自杀。杜正伦与城南诸杜，昭穆素远，求同谱不许，衔之。诸杜所居，号杜固，世传其地有壮气，故世衣冠。正伦既执政，乃建言凿杜固，通水以利人。王锷附太原王翃为从子，以婚阀自高，翃子弟亦借锷多得官。挟势利以相交，不得则流为怨毒，其弊遂有不可胜言者。然究犹皆士大夫也。又其甚者，薛怀义本姓冯，武后以其非士族，令改姓薛，与太平公主婿薛绍合族，令绍以季父事之。李揆见李辅国，执子弟之礼，谓之五父。宣宗宠信左军中尉马元贽，马植为宰相，遂与通昭穆。此岂特衣冠扫地？元载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赐田在扶风，昇主其租入，有劳，请于妃，冒为元氏，则转为小人常态，不足怪矣！

第三节 人 口

版籍之法，唐代为详。《旧书·职官志·户部》云：每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通鉴》：开元十六年（728年），是岁，制户籍三岁一定，分为九等。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户籍在府、州、县属户曹、司户，见《新书·百官志》。每定户以仲年，造籍以季年。州、县之籍，恒留五日，当作十五日。《食货志》云：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省籍留九日。籍必岁上。《新书·百官志》：职方，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食货志》云：天宝三年（744年），天下籍始造四本，京师及东京尚书省、户部各贮一本，以备车驾巡幸，省载运之费焉。可见是时为政者，于户籍必时加检阅也。定籍之意，实重赋役，而计生齿转居其次，故户必定其等第。定等之法，颇病烦苛。《食货志》：开元二十五年五月，敕定户口之时，百姓非商户，郭外住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将入货财数。可见其概。职是故，人民恒思流移，而域民之法，遂不得不严。《职官志》：凡户之两贯者，先从边州为定，次从关内，次从军、府、州。若俱者，各从其先贯焉。乐住之制，居狭乡者听其从宽，居远道者听其从便，居轻役之地者，听其从重。《户部》。其法可谓颇密。《李抱玉传》：抱玉于代宗时上言：臣贯属涼州，本姓安氏。以禄山构祸，耻与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赐姓李氏。今请割贯属京兆府长安县。许之。因是举宗并赐国姓。《新书。李晟传》：以临洮未复，临洮郡，即洮州。晟，洮州临潭人。请附贯万年。诏可。徙贯至烦敕许，虽晟等大臣，事体与编氓有异，亦可见其法之严。《旧书·方技传》：崔善为，贞观初拜陕州刺史。时朝廷立议，户殷之处，得徙宽乡。善为上表，称畿内之地，是谓户殷，丁壮之人，悉入军府，若听移转，便出关外，虚近实远，非经通之议，乃止。则法之所许，亦有时而靳之矣。自狭乡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则并为法之所求。然《新书·李栖筠传》言：栖筠为浙西观察使，奏部豪姓多徙贯京兆、河南，规脱徭科，请量产出赋，以杜奸谋，诏可，则奸民虽徙户殷之处，仍自有其规避赋役之方矣。规避赋役，不外宦、学、释、老及色役，而诈称客户者尤多。《旧书·杨炎传》：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户籍清厘，事甚不易。《苏瑰传》言：武后时十道使括天下亡户，初不立籍。

人畏搜括，即流入比县旁州，更相庾蔽。瑰请罢十道使，专责州县，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阅正，尽一日止，使柅奸匿。岁一括实，检制租调，以免劳弊。可见州县造籍，久成虚文。《李逊传》：子方玄，为池州刺史。钩检户籍，所以差量徭赋者，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私。常曰：“沈约年八十，手写簿书。”盖为此云。守令能如此者，盖百不得一矣。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十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然《旧书·杨炎传》言：开元中不为版籍，人户寝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田亩换易非旧额，贫富升降非旧第，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与武后吋州县不阅实，而必别遣十道使者，其事正同。两税法之精意，亦不过“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十八字而已。然《新书·食货志》，载贞元时陆贽上疏，言今徭赋轻重相百，重处流亡益多，轻处归附益众。有流亡则摊出，已重者愈重，有归附则散出，已轻者愈轻。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户口增加。《旧书·宣宗纪》：会昌六年（846年），五月五日赦书：观察、刺史交代之时，册书所交户口，如能增添至千户，即与超迁，如逃亡至七百户，罢后三年内不得任使。夫贵户口增加，则诡情以诱奸浮，苛法以析亲族。所诱者将议薄征则散，所析者不胜重税而亡。则民之流犹如故也。职是故，著籍之民，与生齿之数，乃大相悬殊。《旧书·职官志》：四万户已上为上州，二万户已上为中州，不满为下州，六千户已上为上县，二千户已上为中县，一千户已上为中下县，不满一千户，皆为下县。《旧五代史·汉隐帝纪》：乾祐三年七月，三司使奏：州县令、录、佐官，请据户籍多少，量定俸户。县三千户已上，令月十千，主簿八千，二千户已上，令月八千，主簿五千，二千户已下，令月六千，主簿四千。又《周太祖纪》：广顺三年十一月，诏重定天下县邑。除畿、赤外，其余三千户已上为望县，二千户已上为紧县，一千户已上为上县，五百户已上为中县，不满五百户为中下县。以吾侪耳目之所听睹，县有不满五百户，其上焉亦仅余六千者乎？《唐明宗纪》：长兴元年九月，阶州刺史王弘贽上言：一州主客，才及千户，并无县局。臣今检括，得新旧主客，已及三千。欲依旧额，立将利、福津二县，请置令佐。从之。括得之户，再倍于本，可见漏籍者之多。《王正言传》：孔谦谓郭崇韬：“魏博六州，户口天下之半。”五代人户，见于史者，仅周显德六年（959年），其数为二百三十万。详见下。若以六州生齿实数，与举国著籍之数较之，恐尚不啻及半而已。契丹之去相州，大肆屠戮，其后王继弘镇相州，于城中得髑髅十余万，见第十三章第四节。赵思绾之叛，入城时丁口仅十余万，及开城惟余万人，见《旧五代史》本传。此皆以一城言，岂有一州户止数万者邪？

漏籍之户，遂可不出赋役乎？是又不然。《新唐书·李杰传》：杰以采访使行山南。时户口逋荡，细弱下户，为豪力所兼。杰为设科条区处，防检亡匿，复业者十七八。莫或为之区处，则亦为豪力所隶属而已。小民固不能漏籍也。

《旧五代史·唐明宗纪》：长兴三年二月，秦州奏州界三县之外，别有一十一镇，人户系镇将征科，欲随其便宜，复置陇城、天水二县，从之。《周太祖纪》：广顺二年三月，诏西京庄宅司，内侍省宫苑司，内园等四司所管诸巡系税户二千五百，并还府县。人民不属州县，亦为户口减少之一端，然此等为数当不甚多，不足计也。

《新书·李吉甫传》：德宗时，义阳、义章二公主薨，诏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费数万计。会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请，宪宗命减义阳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足为法。昔汉章帝欲起邑屋于亲陵，东平王苍以为不可，故非礼之举，人君所慎。请裁制墓户，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冗减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编户，以官户奉坟而已。”吉甫再拜谢。所谓编户，即隶版籍者，官户则罪隶，属司农者也，见第十七章第三节。义阳、义章二主，皆德宗女。永昌，宪宗女。

户籍之法，昔人视之甚重。故分疆、制禄，必视户口之多少以为衡。削平僭伪，收复失地，暨平定四夷，若夷落内附者，必皆列其生齿之数，虽羁縻州，亦多有版。《旧书·李勣传》：李密为王世充所破，拥众归朝，其旧境，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勣并据之，未有所属。谓长史郭孝恪曰：“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即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吾所耻也。今宜具录州县名数，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乃遣使启密。使人初至，高祖闻其无表，惟有启与密，甚怪之。使者以勣意闻奏。高祖大喜，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此削平僭伪者，必以得其户籍为重也。张义潮之来归也，遣其兄义泽奉十一州户口来献，见《旧书·本纪》，此收复失地者，必先得其户籍乜。《王彦威传》：朝廷自诛李师道，收复淄青十二州，未定户籍，乃命彦威充十二州勘定两税使。此久隔王化之地，一朝收复，必以厘正户籍为急务也。高昌之下，高丽、百济之平，史皆详列其郡县户口之数，见《旧书·四夷传》。又《太宗纪》：贞观三年（629年），户部奏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六年（632年），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此平定四夷，若四夷内附，或中国开辟其地为郡县者，亦必详其户籍也。《新书·地理志》，于羁縻党项府、州，分别其有版、无版，则虽号羁縻，亦以有版为常，无版为变矣。凡治皆以为民，于理固当如是。然版籍迄难得实，而其失实之由，又莫不由于朘削，则政事之非以养民，而实乃朘民以生也旧矣！可胜慨哉？

隋、唐两朝户口之数见于史者：《隋书·地理志》言：隋世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新、旧唐志》俱同。隋高祖时户口增加情形，见第二章第一节，炀帝时情形，见第二节。《旧书·马周传》：贞观六年（632年）上疏言：今百姓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则户仅九十万，口仅四百六十万余耳。《高宗纪》：永徽三年（652年），上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去年进户多少？”履行奏称：“进户总一十五万。”又问曰：“隋日有几户？今见有几户？”履行奏：“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即今见有户三百八十万。”较贞观之初，所增余四倍矣。《旧书》此文，系年明白，《新书·食货志》云：高宗即位之岁，增户十五万，恐误。《苏瑰传》：瑰于神龙初入为尚书右丞，再迁户部尚书。奏计账所管户，时有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玄宗纪》：开元十四年五月，户部进计账，今年管户七百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管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又二十年，户部计，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地理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户部计账，凡郡、府二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有三，羁縻州郡，不在此数。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新志》同，而删“羁縻州郡不在此”数句，亦见其疏也。是时户口岁增，《旧书·职官志·户部》，凡天下之户，八百一万八千七百一十，口四千六百二十八万五千一百五十一，当在二十年（732年）之后，二十八年（740年）之前。又《本纪》：天宝元年（742年），户部进计账，今年管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又十三载，户部计今年见管州县户口，管郡总三百二十一，县一千五百三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二百五十四，三百八十八万六千五百四不课，五百三十万一千四十四课。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 八十八，四千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八十不课，七百六十六万二千八百课。见于史者，此为唐极盛之数矣。《代宗纪》：广德二年（764年），户部计账，管户二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五，口一千六百九十二万三百八十六；所减逾三之二。然《新书·刘晏传》，谓晏既被诬，旧吏推明其功，以为开元、天宝间，天下户千万，至德后残于大兵，饥疫相承，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户不二百万，则

所增已及其半矣。《新书·食货志》：德宗相杨炎，作两税法，旧户三百八十万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又《杜佑传》：佑于建中初上议省官，言开元、天宝中，四方无虞，编户九百余万，帑藏丰溢，虽有浮费，不足为忧。今黎苗凋瘵，天下户百三十万，陛下诏使者按比，才得三百万，比天宝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赋者已耗，而食之者如旧，安可不革？按比所得，不应倍于旧数而犹有余；百三十万，盖据安、史乱后最少之数言之，非即时之事也。《旧书·宪宗纪》：元和二年（807年），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地理志》：永泰之后，河朔、陇西，沦于寇盗，元和掌计之臣，尝为版籍，二方不进户口，莫可详知。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供税之户，则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给县官，八十三万。然人比量天宝，士马则三分加一，率以两户资一兵。其他水旱所损，征发科敛，又在常役之外。六年（811年），中书、门下奏请省官，言白天宝已后，中原宿兵，见在军士可使者，八十余万；其余浮为商贩，度为僧道，杂人色役，不归农桑者，又十有五六；则是天下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衣待食之辈。其说可以互相发明。《穆宗纪》：元和十五年（820年）计户账，定，疑夺一守。盐夏、剑南东西川、岭南、黔中、邕管、安南合九十七州，不申户账。长庆元年（821年），天下户计二百三十七万五千八百五，口一千五百七十六万二千四百三十二。元不进户口军州，不在此内。《文宗纪》：开成二年（837年），户部侍郎判度支王彦威进《供军图略》。《序》言长庆户口，凡三百三十五万，而兵额又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奉一兵。亦见《彦威传》。则长庆末年户数，较之初年，增及百万矣。四年（839年），户部计见管户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较长庆末，又增百六十余万。《新书·食货志》载元和、长庆户数及养兵之数，与《旧纪》元和二年（807年）开成元年（836年）同。又云：乾元末，天下上计百六十九州，户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课者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者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减天宝户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武宗即位，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末，户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为《旧书》所无。《十七史商榷》云：以《新书》所载乾元末户数，校天宝元年（742年）户数，应减七百四十三万二千六百三十九，口数应减三千二百八十一万四百十四。以校十三载户数，则应减七百六十八万九千一百三十。口数应减三千五百八十九万一千二十。然则《新志》所核算天宝户口之数，既非元年，又非十三载，不知其所据者为何年之籍矣。就《新志》所言，天宝户口数，当有七百九十一万二千七百八户，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一百九口。户减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而口则反增。《旧纪》广德二年（764年）户部计账数，与《新志》乾元末相近。长庆元年（821年）户口，户较《新志》所载乾元之数，所增颇多，而口则反减云。案历代版籍，所存既仅，其登降之故，自非后世所能详，唐中叶后，州郡申报与否，又时有变易，其故自更不易推求也。《旧五代史·李琪传》：琪同光三年（925年）上疏，言唐自贞观至于开元，将及一千九百万户，五千三百万口，与唐代史家所记，户数大相悬殊，纵有差池，不应至是。然上云尧时户一千三百余万，而下云比之尧舜，又极增加，则一千二字非衍文。盖琪之误记也。五代户口之数，史无所传。惟《旧

史·食货志》载周显德五年十月，命在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下诸州检定民租，六年（959年）春，诸道使臣回，总计检到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

第四节 人民移徙

调剂土满人满，移易风俗，充实边防，莫不有赖于移民。此等移民，秦、汉时尚有之，魏、晋后则几绝迹矣。盖人莫不有安土重迁之情，而历来官家之移民，又多不能善其事，利未见而害先形，则尚不如无动之为善矣。《隋书·食货志》：天保八年（570年），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于幽州范阳宽乡，百姓惊扰。开皇十二年（592年），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帝命诸州考使议之，又令尚书省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竟无长算。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明知土田人口之不相得，而竟不能调剂，即由豫度其事之不易行也。《房陵王传》：高祖受禅，立为皇太子。上以山东民多流冗，遣使按检，又欲徙民北实边塞。勇上书谏曰：“窃以导俗当渐，非可顿革。恋土怀旧，民之本情，波迸流离，盖不获已。有齐之末，主暗时昏，周平东夏，继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厌家乡，愿为羁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乱，赖陛下仁圣，区宇肃清，锋刃虽屏，创夷未复。若假以数岁，沐浴皇风，逃窜之民，自然归本。虽北夷猖獗，尝犯边烽，今城镇峻峙，所在严固，何待迁配，以致劳扰？”上览而嘉之，遂寝其事。《北史》云：时晋王广亦表言不可，帝遂止。夫惟民之未安，故可乘势迁徙，既安则更难动矣。高祖是谋，未始非因祸为福，转败为功之道，然因勇言而遂止者，亦度其事之不易行也。陈亡后，江南之变，固由苏威等措置不善，亦由讹言将徙其民入关，可见其不可轻举矣。

炀帝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又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事在大业元年（605年），见《隋书·本纪》。周革唐命，徙关内雍、同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事在天授二年（691年），见《旧唐书·本纪》。此皆徒谋京邑之富厚，非如汉主父偃说武帝，陈汤说成帝，兼为治理计也。见《秦汉史》第十三章第四节。《隋书·梁彦光传》：高祖受禅，为岐州刺史，后转相州。在岐州，俗颇质，以静镇之，合境大化，奏课连最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邺都杂俗，人多变诈。为之作歌，称其不能理化。上闻而谴之，竟坐免。岁余，拜赵州刺史。彦光言于上，请复为相州。上从之。豪猾者闻其自请而来，莫不嗤笑。彦光下车，发摘奸隐，有若神明。狡猾之徒，莫不潜窜，合境大骇。初齐亡后，衣冠士人，多迁关内，惟技巧、商贩及乐户之家，移实州郭。由是人情险诐，妄起风谣，诉讼官人，万端千变。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章之物，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亲临策试。有勤学异等，聪令有闻者，升堂设馔。其余并坐廊下。有好净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及大比，当举行宾贡之礼，又于郊外祖道，并以财物资之。于是人皆克厉，风俗大改。案文帝既再任彦光为相州，自非风谣诉讼所能动，豪猾者亦畏威敛迹耳，岂真革面洗心哉？观此，知移民与风俗，相关甚大。如炀帝、武后之所为，实足以败坏风俗，而贻治理者以隐忧也。

为治理计而移民者绝迹，为征戍计而移民者，则犹时有之。《旧书·太宗纪》：贞观十六年正月，诏在京及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为户。流人未达前所者，徙防西州。《新书·刑法志》云：十四年（640年），诏流罪无远近，皆徙边要州。后犯者寝少。十六年（642年），又徙死罪以实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轻重为更限。诏所云流人未达者，盖指十四年（640年）已后未至徙所之流人言之。《褚遂良传》载遂良谏疏曰：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陛下岁遣千余人，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复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于贩肆，终朝惰业，犯禁违公。止能扰于边城，实无益于行阵。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其弊可谓深矣。戍卒资装，自须营办，岂况流人？不能自致，盖由于此？然则虽有更限，亦岂能还返邪？陆贽论谪戍之弊曰：抵犯刑禁，谪徙军城，意欲增户实边，兼令展效自赎。既是无良之类，且加怀土之情，思乱幸灭，又甚戍卒。适足烦于防卫，谅无望于功庸。虽前代时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云时或行之，则似非彝典。然《宣宗纪》载会昌六年五月五日赦书，有徙流人在天德、振武者，管中量借粮种俾令耕田一款，则行之之时，恐不少矣。

谪戍之非良算，人人知之，知之而犹行之者，所以省征发，免劳民也。既不能善其事，自不如以召募代之。唐世亦有行之者。《旧书·高宗纪》：显庆六年（661年），于河南、河北、淮南六十七州募得四万四千六百四十六人往平壤、带方道行营是也。陆贽欲以代诸道番替防秋。请因旧数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节度使募少壮愿住边城者徙焉。其一分，则本道但供衣粮，委关内、河东诸军州，募蕃汉子弟愿傅边军者给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粮，加给应募之人，以资新徙之业。又令度支散于诸道，和市耕牛。兼雇召工人，就诸军城，缮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给耕牛一头，又给田农水火之器，皆令充备。初到之岁，与家口二人粮，并赐种子，劝之播殖。待经一稔，俾自给家。若有余粮，官为收籴，各酬倍价，务奖营田。既息践更征发之烦，且无幸灾苟免之弊。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农。时乃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与夫倏来忽往，岂可同等而语哉？此说规画周详，颇近晁错徙民塞下之论，然岂骄悍之边将所能行哉？

人民自行移徙者，以避乱及逃荒为多。《旧书·地理志》云：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荆州。此犹后汉之末，中原人士，多投刘景升也。更南即至岭表矣。观南汉刘氏所用多中原人士可知也。《隋书·高祖纪》言：帝之东拜泰山，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见第二章第一节。《新书·魏征传》：征上疏陈不克终十渐，云贞观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扶老携幼，来往数年，卒无一户亡去。隋高祖、唐太宗之时，号称治世，而民就食者如是之多，丧乱之时可知。无一户亡去，特征之巽辞耳。民流亡则失赋役，故所在或欲禁之。所至之处，难于安集，则又或拒之。《新书·李义琰传》：从祖弟义琛，为雍州长史，时关辅大饥，诏贫人就食襄、邓，义琛恐流徙不还，上疏固争。诏许之。就食者犹恐其不还，而流亡者无论矣。《旧书·张延赏传》：为扬州刺史。属岁旱歉，人有亡去者，吏或拘之。延赏曰：“人恃食而生。居此坐毙，适彼可生。得存吾人，何限于彼？”乃具舟楫而遣之，俾吏修其庐室，已其逋责，而归者增于其旧。《新书·王播传》：弟子式，为晋州刺史。会河曲大歉，民流徙，他州不纳，独式劳恤之，活数千人。观二人之见称道，而知能如是者之不多也。

戎马倥偬之际，不独人民自行移徙也，拥兵者又迫而徙之。《旧书·地理志》：尉迟迥举兵，杨坚令韦孝宽讨平之，乃焚烧邺城，徙其居人，南迁四十五里，而以安阳城为相州理所。此欲隳名城，而迫徙其民者也。元谊率洺州兵五千，民五万家东奔田绪。《旧书·德宗纪》：贞元十二年（796年）。秦宗权攻汴而败，过郑，焚郛舍，驱其民入淮南。《新书》本传。孙儒攻杨行密，又大驱淮南之民渡江。见第十一章第五节。朱全忠与朱瑾争，遣丁会徙兖州界数千户于许。事在唐景福元年（892年），见《旧五代史·梁太祖纪》。时溥之败，请和于朱全忠，全忠约徙地而罢兵。昭宗以宰相刘崇望代溥，溥虑去徐且见杀，皇惑不受命，谕军中固留。诏可。泗州刺史张谏，闻溥已代，即上书请隶全忠，纳质子焉。溥既复留，谏大惧。全忠为表徙郑州。谏虑两怨集己，乃奔杨行密。行密以谏为楚州刺史，并其民徙之，而以兵屯泗。《新书·时溥传》。此等皆利其民，又不欲以之资敌，而迫徙之者也。至朱全忠之劫迁唐室，而祸斯极矣。

边城有不能守者，或亦移其民而弃之。《旧书·地理志》：永淳元年（682年），云州为贼所破，因废，移百姓于朔州，其一事也。弃其地并徙其民，则其地更不易复。何者？无延颈而望，箪食以迎者也。即复之亦不易守。何者？不易更移民以实之也。参看《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七章第四节崔浩论凉州事。历代边境，因是而蹙者盖不少。刘琨不徙陉北之民，拓跋氏未必能坐大也。唐末东北、西北二边之蹙亦由此，契丹、西夏之所由兴也。

移夷落入中闰者，唐时亦有之。《旧书·高宗纪》：总章二年五月，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地；莱、营二州，般次发遣，量配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玄宗纪》：开元十年九月，诏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皆规模之较大者也。此等苟能善为绥抚，未始不可化殊俗为齐人，徙戎之论，实为一时之宜，而非经久之计，说见第四章第二节。汉人之流落外国，及为外族所略者亦甚多。《代宗纪》：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大掠京畿，男女数万计，焚庐舍而去。京畿如此，边地不必论矣。《太宗纪》：贞观三年（629年），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此汉人之自拔来归者也。五年四月，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末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二十一年六月，诏以隋末时，边民多为戎狄所掠，今铁勒归化，宜遣使访燕然等州，与都督相知，访求没落之人，赎以货财，给粮递还本贯。《通鉴》又云：其室韦、乌罗护、韩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于外夷亦无岐视，可谓仁矣。此国家拔出之者也。然此等势不能遍。《通鉴》于十五年（641年）云：上遣职方郎中陈大德使高丽。八月，自高丽还。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风俗，所至城邑，以绫绮遗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守者喜，导之游历，无所不至。往往见中国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殆将半矣。因问亲戚存殁。大德绐之曰：“皆无恙。”咸涕泣相告。数日后，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可见不能自拔，而国家亦不能拔出之者，实不少矣。张公谨策突厥之可取也，曰：“华人在北者甚众，比闻屯聚，保据山险，王师之出，当有应者。”此拓土之所资也。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又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其后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五代史·四夷》附录。此则转以吾民，为他人奉已。胡峤之随萧翰而北也，登天岭。岭东西连亘，有路北下。四顾冥然，黄云白草，不可穷极。契丹谓峤曰：“此辞乡岭也，可一南望，而为永诀。”同行者皆恸哭，往往绝而复苏。乌乎！哀哉！

第五节 风 俗

《汉》《隋》两书《地理志》，皆详述当时各地风俗，而唐以后之史阙焉。杜氏《通典》，本《禹贡》九州，益以南越之地，各言其风俗，其辞甚略，然与《汉》《隋》两书校其同异，亦足见风俗变迁之迹也。今录其说如下：

雍州曰：“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鄂、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被山带河。秦氏资之，遂平海内。汉初，高帝纳娄敬说而都焉。又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之后，及豪族、名家于关中。强本弱末，以制天下。自是每因诸帝山陵，则迁户立县，率以为常。故五方错杂，风俗不一，汉朝京辅，称为难理。其安定、彭原之北，汧阳、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尚武节。自东汉、魏、晋，羌、氐屡扰。旋则苻、姚迭据，五凉更乱。三百余祀，战争方息。帝都所在，是曰浩穰。其余郡县，习俗如旧。”此可见关中之地，俗杂五方，民尚武节，皆未遽变于前世，而累经丧乱，元气未复，惟辇毂之下为殷盛也。

古梁州曰：“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淫佚。周初，从武王胜殷。东迁之后，楚子强大，而役属之。暨于战国，又为秦有。资其财力，国以丰赡。汉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守，建立学校，自是蜀士学者，比齐、鲁焉。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故一方之寄，非亲贤勿居。”此言蜀地以土沃而多财，其人以多财而尚文也。

古荆、河州豫州，以避讳改称。曰：“荆、河之间，四方辐辏，故周人善贾，趋利而纤啬。韩国分野，亦有险阻。自东汉、魏、晋，宅于洛阳，永嘉以后，战争不息。元魏徙居，才过三纪。逮乎二魏，爰及齐、周，河、洛、汝、颍，迭为攻守。夫土中风雨所交，宜乎建都立社，均天下之漕输，便万国之享献。不恃隘害，务修德刑，则卜代之期，可延久也。”此言其地以居土中而争战剧，迄唐仍以是控制东方也。

古冀州曰：“冀州尧都所在，疆域尤广。山东之人，性缓尚儒，仗气任侠，而邺郡高齐国都，浮巧成俗。山西土瘠，其人勤俭，而河东魏晋以降，文学盛兴。闾井之间，习于程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艺。左右山河，古称重镇。寄任之者，必文武兼资焉。”此言其地山东西风俗不同，而山东之邺，山西之河东，在其中又为特异。合并州凡有三俗焉。

古兖州曰：“徐方邹、鲁旧国，汉兴犹有儒风。白五胡乱华，天下分裂。分居二境，尤被伤残。彭城要害，藩捍南国，必争之地，常置重兵。数百年中，无复讲诵。况今去圣久远，人情迁荡。大抵徐、兖，其俗略同。”此言兖州兼及徐州。其地自五胡乱华以来，变迁为最剧也。

古扬州曰：“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每王纲解纽，宇内分崩，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此言自三国以降，南方获偏安之由，及永嘉之后，南方文物之所以日盛也。

古荆州曰：“荆楚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僚，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是以上游之寄，必详择其人焉。”此所言者，乃东晋南北朝之形势也。

古南越唐岭南道。曰：“五岭之南，人杂夷僚。不知教义，以富为雄。珠崖环海，尤难宾服。是以汉室，常罢弃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轻悍，易兴迷节。爰自前代，及于国朝，多委旧德重臣，抚宁其地也。”此可见其地至唐世，政治之力尚弱，部落之力甚强也。

大抵交通便易之地，人事之变易多，风俗之迁流亦剧，闭塞之地则不然。然迁流之剧，亦必阅一时焉而后知，生当其时者不觉也。隋、唐之世之变迁，最大者为江域之财力及其文物，超出于河域之上。观天宝乱后，唐室恃江淮之财赋为命脉；五代之世，金陵之文物，远非汴、洛所及可知。淮域劲悍，杨行密尚用之以抗北兵，孙儒、朱全忠。而南唐迄以不振，亦以其退居江左，溺于宴安故也。岭南演进颇速，盖以海表估舶，谋近岭北，稍自交州，移于广州。闽介楚、越，始终以小国自居，而南汉侈然帝制自为，盖以此故。云南演进亦速，蒙氏遂克与上国抗衡。此其牖启，盖亦资印、缅。惟今黔、桂之地，变迁甚少，则以其最闭塞故也。此等自易世之后观之，了然无疑，而当时之人，曾不能道，盖以其为变甚徐也。惟北方变迁最剧。此为自宋至明，外患率来自东北，而西北遂尔荒废之由。其关系之大，可谓莫与比伦。以其来也骤，故当时之人，已颇能知之。然其迁流所届，及其所以然之故，则言之亦殊不易也。

近人陈寅恪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上篇谓唐中叶后，河北实为异族所荐居，三镇之不复，非徒政理军事之失，引杜牧《范阳卢秀才墓志》、韩愈《送董邵南序》为证。牧之文云：“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愈之文曰：“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常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陈氏曰：“据前引杜牧之《范阳卢秀才墓志》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句及此序风俗与化移易之语，可知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若究其所以然之故，恐不于民族迁移一事求之不得也。”因详考安禄山之为羯胡，陈氏引《旧唐书·肃宗纪》天宝十五载七月甲子制曰：“乃者羯胡乱常，两京失守。”建中二年（781年）德宗褒恤诏曰：“羯胡作祸。”《新唐书·封常清传》曰：“先锋至葵园，常清使骁骑与柘羯逆战。”临终时表曰：“昨日与羯胡接战。”《张巡传》曰：“柘羯千骑。”《颜鲁公集·陆康金吾碑》，目安禄山为羯胡。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亦多羯胡之语。杜甫《喜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曰：“柘羯渡临淮。”则其《咏怀古迹》“羯胡事主终无赖”句，实以时事入诗，不仅用梁侯景事，如《梁书·武陵王纪传》所谓“羯胡叛涣”者也。玄奘《西域记》曰：“飒秣建国，兵马强盛，多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飒秣建即康。《新书·康传》云：“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昭武九姓。”《安传》曰：“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犹中国言战士。”据《西域记》，赭羯是种族名，云战士，非后来引申，即景文误会。《石传》曰：“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赭羯即柘羯异译耳。案陈氏此论甚精。中亚与中国，往来甚早，予因疑五胡中之羯，亦因中有西胡相杂，故蒙是称。其俗火葬，与《墨子·节葬》言仪渠，《吕览·义赏》言氏羌之俗合者，乃因其东来时与之相杂；抑火葬非东方之俗，仪渠、氐羌，或正受之西胡也。参看《先秦史》第十三章第三节。并列诸节镇之为异族，及虽难质言，而可疑为异族者，以明其说。案李尽忠叛后，异族人处幽州者甚多。已见第四章第四节，安、史乱后自尤甚。然谓其人之众，足以超越汉人，而化其俗为戎狄，则见卵而求时夜矣。韩公之文，乃讽董邵南使归朝，非述时事。杜牧之云，则谓卢生未尝读书耳，非谓其地之人，举无知周公、孔子者，生因是而无闻焉也，岂可以辞害意？陈氏又引《新书·史孝章传》孝章谏其父宪诚之语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藩镇传序》曰：“遂使其人由羌狄然，讫唐亡百余年，率不为王土”；谓“不待五代之乱，东北一隅，已如田弘正所云山东奥壤，悉化戎墟者”。弘正受节钺后上表，见《旧书·本传》。夫曰若夷狄然，曰由羌狄，正见其人实为中国，若本为外族，又何诛焉？弘正之语，亦斥其地藩帅之裂冠毁冕，故其下文云：“官封代袭，刑赏自专”，非谓其地之人，遂为伊川之被发也。史朝清之乱幽州，《通鉴考异》引《蓟门纪乱》，言高鞫仁与阿史那承庆、康孝忠战，鞫仁兵皆城旁少年，骁勇劲捷，驰射如飞，

承庆兵虽多，不敌，大败。杀伤甚众，积尸成丘。承庆、孝忠出城收散卒，东保潞县，又南掠属县。野营月余，迳诣洛阳，自陈其事。城中蕃军家口，尽逾城相继而去。鞫仁令城中杀胡者皆重赏。于是羯胡俱殪。小儿皆掷于空中，以戈承之。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此事与冉闵之诛胡羯绝相类。观其所纪，汉兵实较胡兵为强，正不必戎虏而后有勇也。《纪乱》又言：是乱也，自暮春至夏中。两月间，城中相攻杀凡四五，死者数千。战斗皆在坊市闾巷间，但两敌相向，不入人家剽劫一物，盖家家自有军人之故？又百姓至于妇人、小童，皆闲习弓矢，以此无虞。可见汉人习兵者之众矣。或谓安知其中无东方种族，如奚、契丹之伦者，俗异而貌不异，故诛戮不之及乎？此诚可颇有之，然必不能甚众。民之相仇，以习俗之异，非以容貌之殊，俗苟不同，杀胡羯时必不能无波及，其人亦必不能不自昵于胡羯也。《考异》又引《河洛春秋》，谓高如震与阿史那相持，阿史那从经略军，领诸蕃部落及汉兵三万人，至宴设楼前，与如震会战。如震不利。乃使轻兵二千人，于子城东出，直至经略军南街，腹背击之。并招汉兵万余人。阿史那兵败，走武清县界野营。后朝义使招之，尽归东都。应是胡面，不择少长尽诛之。明当时胡汉各自为军，汉实多于胡也。当时幽州而外，属县亦殆无胡人，故胡兵一败，只可野营，不然，未必无他城邑可据也。健武之俗，习于战斗则自成，割据久而忘，顺逆亦为事所恒有，初不关民族异同。《旧五代史·张宪传》云：太原地雄边服，人多尚武，耻于学业；夫岂晋阳，亦沦戎索？希烈、少诚，篡申、蔡四十载，史亦言其地虽中原，人心过于夷貉，岂亦有异族人据乎？陈氏之论，于是乎失之固矣。然谓东北风俗之变，由于其民多左衽固非，而是时东北风俗有一剧变，则固不容诬也。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又明唐代山东旧族，与永淳后藉文辞以取科第之士，各自分朋。谓宇文氏之据关中，曾思抟结所属胡、汉为一。参看第十七章第一节。隋、唐王室，及其辅弼，犹是此徒党中人，而新兴崇尚文辞之士，则武后拔擢之，以抑厌唐初旧人者。其后关辅钜室遂衰，而山东旧族，则仍与新兴崇尚文辞之十不相中。引《新唐书·张行成传》：行成侍太宗宴，太宗语及山东及关中人，意有同异，以证唐初之东西猜间。又引郑覃、李德裕等欲废进士之科，以证山东旧族与祟尚文辞之士之睽隔。案《新书·韦云起传》，言云起于大业初建言：今朝廷多山东人，自作门户，附下罔上为朋党，不抑其端，必乱政，因条陈奸状。炀帝属大理推究，于是左丞郎蔚之、司隶别驾郎楚之等皆坐免，则东西猜间，隋世即然，谓其起于宇文氏之世，说自不诬。然是时之山东人，则不过欲仕新朝，而为所歧视，因相结合，以图进取，免挤排耳，不必有何深意。陈氏谓山东旧族，尚经学，守礼法，自有其家法及门风，因此乃与崇尚文辞之士不相中，一若别有其深根固柢之道，而其后推波助澜，遂衍为中叶后朋党之局者，实未免求之深而反失之也。治化之兴替，各有其时；大势所趋，偏端自难固执。尚经学，守礼法者，山东之旧风，爱文辞，流浮薄者，江东之新俗。以旧日眼光论，经学自贵于文辞，礼法亦愈于浮薄。然北方杂戎虏之俗，南方则究为中国之旧，统一之后，北之必折入于南者，势也。故隋、唐之世，文辞日盛，经学日微，浮薄成风，礼法凋敝，实为大势之所趋，高宗、武后，亦受其驱率而不自知耳。以为武后有意为之，以抑厌唐室之世族，又求之深而反失之矣。然此为唐代风气一大转变，则亦不可诬也。

隋、唐风俗，实上承南北朝而渐变。旧俗之不可存者，逐渐摧残剥落，而新机即萌蘗于其间，此乃理势之自然，言风俗者不可不深察也。六朝风气，史家举其特异之处，曰尊严家讳，曰崇尚门第，曰慎重婚姻，曰区别流品，曰主持清议，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八章第二节。尊严家讳之风，隋、唐之世犹盛。然或讳嫌名，或偏讳二名，皆流于小廉曲谨，于义无取。《旧唐书·太宗纪》：武德九年六月己巳，令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此时太宗尚仅为太子，然即位之后，亦未之有改。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崩。六月，《通鉴》云：先是太宗二名，令天下不连言者勿避，至是始改官名犯先帝讳者。二名不偏讳，不闻限于生前，此已失礼意矣。《旧书·本纪》：是岁七月，有司请改治书侍御史、治中、治礼郎等官。以贞观时不讳先帝二字诏之。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礼不偏讳，上既单名，臣子不合指斥。乃从之。后来穆宗名恒，乃改恒州、恒阳县、恒王房等，事与此同。虽阙于事，在君主专制之世，庸或不得不然。宪宗名纯，而改淳州、淳县、淳风县；韦思谦本名仁约，以音类则天父讳称字；张仁愿本名仁亶，以音类睿宗讳改；则并为嫌名矣。犹可曰君主或其父母也。永徽三年九月，改太子中允、中书舍人、诸率府中郎将，以避太子名。刘子玄本名知幾，玄宗在东宫，以音类改，则并及于太子矣。睿宗第四子隆范，第五子隆业，皆避玄宗去隆字，则并及于连名矣。古之讳者，讳其音不讳其字。崔玄暐本名曅，以字下体有则天祖讳改，更为谄而非礼。《旧五代史·唐明宗纪》：天成元年六月，诏曰：太宗时臣有世南，官有民部，应文书内所有二字，但不连称，不得回避。然又云：如是臣下之名，不欲与君亲同者，任自改更，则又孰敢不改者乎？《新史·杨光远传》云：光远初名檀，清泰二年（935年），有司言明宗庙讳，犯偏旁者皆易之，乃赐名光远。则转出于偏讳之外。《晋高祖纪》：天福三年二月辛丑，中书上言：唐太宗二名并讳，明宗二名亦同；人姓与国讳音声相近是嫌名者，亦改姓氏；与古礼有异。庙讳平声字即不讳余三声。讳侧声字即不讳平声字。所讳字正文及偏旁阙点画，望依令式施行。诏依唐礼施行。案语云：太原县有史匡翰碑，立于天福八年（943年）。匡翰，建瑭之子也。碑于瑭字空文以避讳，而建瑭父敬思，仍书敬字，盖当时避讳之体如此，此亦于不偏讳之义不合。《少帝纪》：即位之岁，七月戊子，诏应宫殿、州县及官名、府号、人姓名，与先帝讳同

音者改之。于是改明堂殿、政事堂等。案语云：《东都事略·陶谷传》：谷本姓唐，避晋祖讳改姓陶，则既偏讳，又及其嫌，更变本加厉矣。要之，皆韩愈所云宦官宫妾之所为而已。而不恤以之废公。《新五代史·石昂传》：节度使符习高其行，召以为临淄令。习入朝京师，监军杨彥朗知留后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谒。赞者以彦朗讳石，更其姓曰右。昂仰责彦朗曰：“内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此私讳不可害及公事之证也。《旧唐书·懿宗纪》：咸通二年八月，以卫洙为滑州刺史。洙奏官号内一字与臣家讳音同，请改授闲官。敕曰：嫌名不讳，著在礼文，成命已行，固难依允，是已。而《源乾曜传》：乾曜迁太子太师，以祖名师固辞，乃拜太子太傅，是其许否并无定法也。尤可骇者：《旧五代史·唐明宗纪》：天成三年二月，工部尚书卢文纪贬石州司马，员外安置。文纪私讳业。时新除于邺为工部郎中，旧例，寮属名与长官讳同，或改其任。文纪素与宰相崔协有隙，故中书未议改官。于邺授官之后，文纪自请连假。邺寻就位。及差延州官告使副，未行，文纪参告，且言候邺回日，终请换曹。邺其夕遂自经而死。故文纪贬官。《新史·文纪传》云：协除于邺，文纪大怒。邺赴省参谒，文纪不见之。因请连假。已而邺奉使，未行，文纪即出视事。邺因醉忿自经死。盖邺初附协以挫文纪，后又不知如何，忿怒而至于自戕也。此事之情不可知，然虚文则竞成杀人之具矣。甚至相挤排之时，则以之责人，及其趋利附势，则又弃如敝屣。唐德宗时，李涵自御史大夫改太子少傅。其为浙西时，判官吕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为少傅，恐乖礼典。宰相崔祐甫奏曰：若朝廷事有乖舛，群臣悉能如此，实太平之道。乃特授渭司门员外郎。寻御史台劾奏：涵再任少卿，此时都不言，今为少傅，妄有奏议。乃贬渭歙州司马，而涵卒改检校工部尚书兼光禄卿。事见《旧书》涵及渭传。渭即不挟诈，如此毛举细故，而云可以致太平，岂不令人发笑？则不独渭，崔祐甫之言，亦朋党之论也。《新书·李鄘传》：孙磎，大中末擢进士，累迁户部侍郎，分司东都。劾奏内國使郝景全不法事。景全反摘磎奏犯顺宗嫌名，坐夺俸。磎上言：因事告事，旁讼他人者，咸通诏语也。礼不讳嫌名，律庙讳嫌名不坐，岂臣所引诏书，而有司辄论奏？臣恐自今用格令者，委曲回避，旁缘为奸也。乃诏不夺俸。细人之坏礼破律，以相贼害，有如此者。《旧书·李贺传》云：父名晋肃，以是不应进士。韩愈为之作《讳辩》，贺竟不就试。殿本《考证》云：《剧谈录》云：元和中，李贺善为歌篇，韩公深所知重。于缙绅间每加延誉，由是声华藉甚。时元稹年少，以明经擢第，常愿交结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令仆者谓曰：“明经及第，何事来看李贺？”稹惭忿而退。其后稹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父讳晋肃，不合应进士举。文公惜其才，为著《讳辩》以明之。《摭言》亦云：贺举进士，或谤贺不避家讳，文公特著《讳辩》一篇。据此，则贺尝举进士，而元稹谤之，史云竟不就试非也。贺无严其家讳之心，而疾之者借以造谤，礼之末流，则如是而已。此其可耻，盖又甚于韩愈所云宦官宫妾之为。此等风俗，而合久持乎？矜尚门第，慎重婚姻，区别流品，其为得失，观论婚姻、宗族、门阀、选举各节自明。至于清议，则除刘蕡等一二鲠直之士外，实未之有闻。唐人所谓清议者，大率毛举细故，曲加附会，甚至讦人阴私，造作蜚语，以图进取而谋倾陷，快私忿而要时誉。读前此诸章所辩正，自可见之。此等风气，相沿至于宋、明，未之有改。遂至败坏国事，举大局以徇一人意气之私，淆乱是非，肆曲笔而诒惇史千秋之累。其为博祸，诚可痛心。论者多以是为理学之咎，实则理学真谛，在于惩忿窒欲，存理去私，安得如是？是特朋党之士，伪托理学之名，致使不察其实者，连类而并讥之耳。理学家好作诛心之论，又其视私德过重，诚有足长朋党攻击之弊者，然别有用心者，借资其学，以遂其私，究不能即以为是学之咎也。不特此也，魏、晋后风俗之敝，莫大于民族之义未昌，君臣之义先敝，《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八章第二节，亦已言之。隋、唐之世，此风亦未有改。董邵南盖即其中之一人。《旧唐书·李益传》，言益登进士第，久之

不调，而流辈皆居显位，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尝与济诗，有“不上望京楼”之句。此又一董邵南也。贾至议贡举事云：近代趋仕，靡然乡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旧书·杨绾传》。禄山以羯胡而驱率戎虏，实为五胡乱华之祸之再见，而其时之人，腼然安之若此，安怪冯道，历受沙陀、契丹官爵，尚侈然以长乐老自夸乎？士气至此，国家、民族，尚谁与立哉？陈氏述论，亦引李益事，而论之曰：观此，则董邵南之游河北，盖是当日常情。因谓唐之后半，一国之中，实有两独立敌视之团体，统治之者，种族、文化，宜有不同。此亦求之深而反失之。唐代士人如此，实缘其时科第之士仕进之途狭而杂流多，而其时士风，又极躁进耳。《新书·钟传》云：广明后州县不乡贡，惟传岁荐士。行乡饮酒礼，率官属临观。资以装赍。士不远千里走传府。董邵南、李益，亦此等人物而已。其来也，既惟为身谋，其得之，自惟有委蛇以避祸。冯道不幸而为世所指擿，其实当时如道者岂止一人？且如郑韬光，唐宣宗之外孙，历仕至晋初乃致仕。史称其事十一君，越七十载，所仕无官谤，无私过，士无贤不肖，皆恭已接纳，交友之中无怨隙，亲戚之间无爱憎，其善自全，又宁让冯道邪？世惟耽于逸乐者，虽迫危亡，而不能自振。《旧书·郑覃传》：文宗谓宰臣曰：“百司弛慢，要重条举。”覃对曰：“丕变风俗，当考实效。自三十年已来，多不务实，取于颜情。如嵇、阮之流，不摄职事。”李石云：“此本因治平，人人无事，安逸所致。今之人俗，亦慕王夷甫，耻不能及之。”此可见唐代玄学衰矣，不事事之风顾在。《通鉴》：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上谓给事中丁公著曰：“闻外间人多宴乐，此乃时和人安，足用为慰。”公著曰：“此非佳事，恐渐劳圣虑。”上曰：“何故？”对曰：“自天宝已来，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沉酣昼夜，犹杂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则百职皆废，陛下能无独忧劳乎？”此又可知其不事事之风之所由来也。得非南北朝余习乎？

风俗之敝至此，其何以救之？曰：复古之经，务民之义，所以挽佛、老末流，遗弃世事之失也。明君臣之义，严夷夏之防，慎重行止，爱惜名节。所以矫魏、晋已来，惟重私门，敢于冒进，败名丧检，无所不为之弊也。是则有宋诸贤之所务，而其风气，实亦隋、唐之世逐渐开之。此则贞元剥复之机也。俟讲学术时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