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晋、南北朝四裔情形

第一节 东方诸国

中国文化之传播，莫盛于东方，东方诸国，能承受中国之文化者，莫如貉族；《先秦史》及《秦汉史》已言之。貉族之立国北方者曰夫余，使夫余而能日益昌大，则白山、黑水之区，可早成文明之域，惜乎塞北苦寒，崎岖于鲜卑、靺鞨之间，至竟不能自立；尔后貉族之展布，日趋于东南；而辽东、西已北之地，为鲜卑、靺鞨所据，遂与漠南北游牧之民，同为侵掠之族矣。近人撰《东北史纲》，谓此一转变，关系之大，不让中央亚细亚自印度日耳曼人之手转入突厥人之手，诚不诬也。

公孙康因夫余介居句丽、鲜卑之间，妻以宗女，已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十节。此时之夫余，形势盖已颇危殆，然中国之声威，未尽失坠，为蕃国者，究不敢明目张胆，互相吞并也。及晋初而形势又恶。《晋书·夫余传》云：武帝时，频来朝贡。太康六年（284年），为慕容廆所袭破，其王依虑自杀，《廆载记》云：廆夷其国城，驱万余人而归。子弟走保沃沮。今朝鲜咸镜道之地，详见《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帝为下诏曰：“夫余王世守忠孝，为恶虏所灭，甚愍念之。若其遗类足以复国者，当为之方计，使得存立。”有司奏护东夷校尉鲜于婴不救夫余，失于机略。诏免婴，以何龛代之。明年，夫余后王依罗遣诣龛，求率见人，还复旧国。仍请救。龛上列，遣督邮贾沈以兵送之。廆又要之于路。沈与战，大败之。廆众退，罗得复国。《廆载记》云：龛遣沈迎立依虑之子为王，廆遗其将孙丁率骑邀之，沈力战斩丁，遂复夫余之国。尔后每为廆掠其种人，卖于中国。帝愍之，又发诏以官物赎还。下司、冀二州，禁市夫余之口。《隋书·高丽传》谓朱蒙曾孙莫来并夫余，《北史》同，其说殊误。莫来尚在宫之前，读《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其误立见。《魏书·句丽传》但云莫来征夫余，夫余大败，遂统属焉；《周书》亦但云莫来击夫余而臣之；其说盖是。然亦一时之事，非谓自此以后，夫余遂永为句丽之臣属也。不然，宫犯玄菟时，夫余王又何缘遣子与州郡并力邪？《晋书·慕容皝载记》：永和三年（347年），皝遣其世子儁与恪率骑万七千东袭夫余，克之，虏其王及部众五万余口以还，亦见《恪传》。案慕容氏是时用兵，盖专务俘略以益其众，故其所虏至于如是之多，参观其伐句丽时之俘略可见。经一次见侵，则人众寡弱一次，此夫余之所以卒难复振。夫余距辽东、西近，又其地平夷，无险可扼，而句丽则反之，此又夫余之所以难于自全，句丽之克避凶锋，终至昌大也。是其国当晋穆帝之世，犹自有王也。《慕容暐载记》：苻坚攻邺，散骑侍郎徐蔚率扶余、高句丽及上党质子五百余人，夜开城门，以纳坚军，是其国当海西公之世，仍与句丽比肩而事燕也。《魏书·高宗纪》：太安三年（459年）十二月，于阗、夫余等五十余国各遣朝献。太安三年（459年），为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则其国至宋世仍能自达于中原。然所居似已非故地。《魏书·高句丽传》：世祖时，遣员外散骑侍郎李敖使其国。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访其方事。云其地北至旧夫余。《豆莫娄传》云：在勿吉国北千里，旧北夫余也。在室韦之东，东至于海，方二千里。下文述其法俗，全与前史《夫余传》同，其为夫余遗种无疑。《唐书》云：达末娄，自言北夫余之裔，高丽灭其国，遗人度那河，因居之。达末娄即豆莫娄，那河，今嫩江也。句丽疆域，南北不过千余里，亦李敖所说。似不能至此。则所谓旧夫余者，必在靺鞨之南或在今图们江流域。若后汉以来之夫余，则在句丽之西北而不在其北，且句丽境界，亦不能至此。疑夫余自遭破败，分为两支：一北走，居靺鞨之北，是为豆莫娄；一南出，居句丽、靺鞨之间，其后又经丧败，乃并此而失之，则此所谓旧夫余之地也。南出之夫余，失此旧夫余之地后，播迁何处，今难质言，但知其地仍产黄金。何者？《高句丽传》又云：正始中，世宗于东堂引见其使芮悉弗，芮悉弗进曰：“高丽系诚天极，累叶纯诚，地产土毛，无愆王贡。但黄金出自夫余，珂则涉罗所产，今夫余为勿吉所逐，涉罗为百济所并，国王臣云，惟继绝之义，悉迁于境内。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实两贼是为。”案句丽当世祖时，岁致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高祖时贡献倍前，赏赐亦稍加焉。黄金之阙贡，当在世宗之朝。则夫余当是时，又经一破败，并其既失旧夫余后所居之地而失之，而为句丽封内之寓公矣。其祭祀绝于何时不可考。《北史》言豆莫娄、地豆干、乌洛侯等国，历齐、周及隋，朝贡遂绝，则豆莫娄虽唐世犹存，亦必式微已甚矣。东国史籍，自句丽、百济以前悉亡佚，今所谓古史者，类皆出于后人之附会，不尽可据。据其说：则夫余国王有曰解夫娄者，用其相阿兰弗之言，迁于加叶原，是为东夫余。其族人解慕濑，代主旧国，是为北夫余。中国史所述夫余之事，彼皆以为北夫余之事。而所谓东夫余者，则以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年），为靺鞨所逐，降于句丽。据朝鲜金于霖《韩国小史》。核以中国史籍，说亦不相矛盾，但夫余国王，似应氏夫余而不应氏解耳。观百济出于夫余，而以夫余为氏可见。

夫余虽敝，貉族之移殖于南者，则日益昌大，则句丽、百济是也。《魏书》述句丽缘起，已见《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魏书》又云：朱蒙在夫余时，妻怀孕，朱蒙逃后生一子，字始闾谐。及长，知朱蒙为国王，即与母亡而归之。名之曰闾达，委之国事。朱蒙死，闾达代立。闾达死，子如栗代立。如栗死，子莫来代立。后汉时之句丽王宫，《魏书》谓为莫来裔孙，而不能详其世数。清光绪七年（1881年），辽东怀仁县今曰桓仁。发见《高句丽永乐太王碑》，称句丽之始祖为邹牟王，即朱蒙音转；新罗僧无亟所作《东事古记》，亦称朱蒙为邹牟。称朱蒙之子为儒留王，则音与始闾谐及闾达皆不合。然碑为称颂功德之作，亦不必其所言者较中国史籍为可信也。宫及其子遂成、孙伯固、曾孙伊夷模、玄孙位宫之事，已见《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第十二章第十节。《魏书》云：位宫玄孙乙弗利，利子钊。《梁书》云：钊频寇辽东，慕容廆不能制。据《晋书·廆载记》：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尝结高句丽及宇文、段国等，谋灭廆而分其地。太兴初，三国伐廆，攻棘城。见第三章第八节。廆行反间之策，二国疑宇文同于廆，引归，宇文悉独官遂败绩。崔毖亦奔句丽。然其明年，句丽复寇辽东。又《石季龙载记》；季龙谋伐昌黎，见第二章第二节。尝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句丽。俱可见句丽之日渐强大，而足为慕容氏之患。然句丽究系小部，崎岖山谷之间，故其势尚不足与大举之鲜卑敌。廆之世，使其庶长子翰镇辽东。见《翰传》。廆死，子皝嗣，翰奔段辽，皝母弟仁，又据辽东以叛，故皝不能逞志于句丽。已而皝袭仁，杀之；翰亦复归，皝乃以咸康七年（341年）伐句丽。率劲卒四万，入自南陕，使翰及子垂为前锋。又遣长史王 等勒众万五千，从北置而进。南陕、北置，盖从辽东趋木底、丸都之南北两道，今难确指。钊谓皝军从北路，遣其弟武，统精锐五万距北置。躬率将卒，以防南陕。翰与钊战于木底，见第六章第八节。大败之。乘胜遂入丸都。句丽都城，在今辽宁辑安县境。钊单马而遁。皝掘钊父利墓，载其尸，并其母、妻、珍宝，掠男女五万余口，《皝载记》载其记室参军封裕谏皝之辞曰：“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徙，非如中国慕义而至，咸有思归之心。今户垂十万，狭凑都城，恐方将为国家之患。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合前慕容廆虏夫余人之事观之，可见慕容氏是时用兵，极重俘掠人口。焚其宫

室，毁丸都而归。明年，钊遣使称臣于皝，贡其方物。乃归其父尸，而使慕容恪镇辽东。见《恪传》。钊于是沦为慕容氏之臣属矣。《慕容儁载记》：儁僭位后，高句丽王钊遣使谢恩，责其方物，儁以钊为营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公，王如故。钊后为百济所杀。《魏书·高句丽传》。事见下。自钊以后，句丽与晋及拓跋魏，皆无交涉，故其世次史亦不详。据东史，则钊称故国原王，殁于晋简文帝咸安元年（371年）。子小兽林王丘夫立，殁于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弟故国壤王伊连立，殁于太元十五年（390年）。子广开土王谈德立，即所谓永乐大王也。燕之亡也，慕容评奔句丽，郭庆追至辽海，句丽缚评送之，《苻坚载记》。此事尚在钊之世。其后符洛谋叛，征兵于鲜卑、乌丸、高句丽、百济，及薛罗、休忍等，诸国不从，亦见《坚载记》，事在太元五年。则在小兽林王之世矣。自前燕入中原，辽东守御之力稍薄，句丽之势，盖至此而稍张；至符秦亡而益盛。《晋书·慕容垂载记》：高句丽寇辽东，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马郝景救之，为所败，辽东、玄菟遂没。建节将军徐岩叛，据令支，见第五章第二节。慕容农攻克之，斩岩兄弟。进伐高句丽，复辽东、玄菟二郡。此事据《北史》在太元十年（385年）。然据《慕容熙载记》：高句丽寇燕郡，未详。杀掠百余人，熙伐高句丽，以符氏从，为冲车地道，以攻辽东，不能下。又与符氏袭契丹，恽其众，将还，符氏弗听，遂弃其辎重，轻袭高句丽。周行三千余里，士马疲冻，死者属路。攻木底城，不克而还。此二事，《通鉴》系诸义熙元（405年）、二年（406年），则不及二十年（424年），而辽东复陷矣。《冯跋载记》有辽东太守务银提，以谋外叛见杀，《通鉴》系义熙十一年（415年）。冯氏未闻用兵于东方，其时之辽东，恐系侨置或遥领，未必仍在故地也。《北史·句丽传》：慕容垂死，子宝立，以句丽王安为平州牧，封辽东、带方二国王。安始置长史、司马、参军官。后略有辽东郡，不言其年代。《韩国小史》：辽东之陷，在隆安元年（397年），至元兴元年（402年），又陷平州，皆在广开土王之世。王殁于义熙八年（415年）。东史叙事已不足据，纪年更无论也。钊之曾孙琏，始复见于中国史。据东史，为广开土王之子。《魏书》云：琏以太和十五年（491年）死，齐武帝永明九年。年百余岁，故东史称为长寿王焉。子云立，东史文明咨王罗云。天监十七年（518年）卒。子安立，东史大安藏王兴安。普通七年（526年）卒。子延立，东史安原王宝延，云系安藏王之弟。太清二年（548年）卒。子成立。东史阳原王平成。成卒，东史在永定三年（557年）。子汤立，东史平原王阳成。而南北朝之世遂终。自琏至汤，皆兼通贡于南北朝，受封爵。然魏太武帝诏琏送冯弘，琏不听。后文明太后以显祖六宫未备，敕琏荐其女，琏始称女已出嫁，求以弟女应旨，及遣送币，则又称女死，魏遣使切责之，云若女审死者，听更选宗淑，琏虽云当奉诏，会显祖死，事遂止，设显祖不死，亦未必其女之果至也。云之立，高祖诏其遣世子入朝，云亦惟遣其从叔升于随使诣阙而已，诏严责之，终亦不闻其至也。而宋太祖欲北讨，诏琏送马，琏即献马八百匹。盖句丽之于虏，特畏其无道，不得不姑与周旋，于中国，则心悦诚服者也，此则不可以力致者也。

半岛诸国，嗣受中国之文化者，在晋、南北朝之世，似当以百济为嫡乳。高句丽虽系出夫余，然以高为氏，似系夫余之支庶，百济以夫余为氏，则似系夫余之正支也。《周书·百济传》云：王姓夫余氏。《北史》作余氏，即夫余氏之略称。如其王余映、余毗等，余皆其氏也。句丽名城曰沟娄，见《三国志·本传》，北沃沮一名置沟娄，苏犹言置城。句丽二字，疑仍系沟娄异译，高句丽亦犹言高氏城耳。百济开国神话，见于《隋书》。《隋书》云：百济之先，出自高丽国。《北史》作出自索离国。索疑橐之误；说见《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其国王有一侍婢，忽怀孕，王欲杀之。《北史》：其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娠，王还欲杀之。婢云“有物状如鸡子，来感于我，故有娠也。”《北史》：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来降感，故有娠。”王舍之。后遂生一男。弃之厕溷，久而不死。《北史》：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后徙于马阑，亦如之。以为神，命养之。名曰东明。及长，高丽王忌之。《北史》：及长，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惧，逃至淹水，夫余人共奉之。《北史》：东明乃奔走，南至淹滞水，以弓击水，鱼鳖皆为桥，东明乘之得度，至夫余而王焉。东明之后，有仇台者，笃于仁信，始立其国于带方故地。带方，汉县，公孙康以为郡，在今朝鲜锦江流域，详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十节。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渐以昌盛，《北史》无此四字。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海，《北史》无海字。因号百济。与夫余、句丽开国传说略同，盖系貉族所共。然云夫余人共奉之，则所君者仍系夫余人，与自夫余出走，而为他族之大长者异矣。云初以百家济海，则其播迁至带方旧壤，实系浮海而来，此语自为仇台之事，乃史实而非神话也。东明传说，乃貉族之所共，仇台则诚百济始祖，故百济岁四祠之，见《周书》本传。《隋书》以百家济海之语，《北史》删一海字，出入甚大，作史之不可轻于增删如此。案《晋书》尚只有《三韩传》。其《马韩传》云：武帝太康元年（279年）、二年（280年），其王频遣使入贡方物。七年（285年）、八年（286年）、十年（288年）又频至。大熙元年（290年），诣东夷校尉何龛上献。咸宁三年（277年），复来。明年，又请内附。《辰韩传》云：太康元年（279年），其王遣使献方物。二年（280年），复来朝贡。七年（285年），又来。弁辰十二国，属于辰韩，故不能径通于中国。盖皆以马韩及辰韩之名自通，则百济、新罗之大，必在武帝以后也。新罗出于辰韩，辰韩，前史言为秦人避役者，见《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然至晋、南北朝之世，则似新罗之中国人反少，而百济反多。《梁书·百济传》云：今言语、服章，略与高丽同，行不张拱、拜不申足则异。《魏书·句丽传》云：立则反拱，拜曳一脚，行步如走。《隋书》云：拜则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

摇手。拜申足，即满洲人之打跧，乃夷俗，而百济无之。《梁书》又云：呼帽曰冠，襦曰复衫，袴曰裈，其言参诸夏，亦秦韩之遗俗云。而新罗则冠曰遗子礼，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与高丽相类。亦见《梁书》本传。则秦韩遗俗，不在新罗，顾在百济矣。观史所载三国法俗，文化程度，似以百济为最高。百济法俗，《北史》言之最详。其官制较之句丽，即远近于中国。昏取之礼，略同华俗。其王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都下有方，分为五部，部有五巷，士庶居焉；亦中国法也。俗重骑射，兼爱文史，秀异者颇解属文。新罗则《梁书》本传言其无文字，刻木为信，语言且待百济而后通也。日本之文化，据彼国史籍，受诸百济者，亦较句丽、新罗为多，其以是欤？

《宋书·百济传》云：本与高丽俱在辽东之东千余里，其后高丽略有辽东，百济略有辽西。百济所治，谓之晋平郡晋平县。《梁书》云：晋世句丽既略有辽东，百济亦据有辽西、晋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济郡。《宋书》云：义熙十二年（416年），以百济王余映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百济二字，盖即据其自置之郡也。百济是时之都，应在辽西。《周书》云：百济治固麻城；《隋书》云：其都曰居拔城，则其迁归半岛后之所居也。自带方故地遵陆而至辽西非易，且句丽未必容其越境；疑其略有辽西，亦浮海而至也。据《梁书》，则晋太元中，其王须已遣使献生口。余映之后余毗，于宋元嘉七年（430年）复修贡职。毗死，子庆立。《宋书》。庆死，子牟都立。都死，子牟大立。天监元年（502年），进号。寻为高句丽所破，衰弱者累年，迁居南韩地。普通二年（521年），王余隆始复遣使奉表，称累破句丽，今始与通好。《梁书》云：百济更为强国，然辽西之地，则似未能恢复也。《魏书·百济传》云：延兴二年（472年），宋泰豫元年。其王余庆始遣使上表，云：“臣与高句丽，源出夫余。先世之时，笃崇旧款。其祖钊，轻废旧好。亲率士众，陵践臣境。臣祖须，整旅电迈，应机驰击，矢石暂交，枭斩钊首。自尔已来，莫敢南顾。自冯氏数终，余烬奔窜，丑类渐盛，遂见陵逼。构怨连祸，三十余载。财殚力竭，转自孱踧。若天慈曲矜，远及无外，速遣一将，来救臣国。当奉送鄙女，执帚后宫，并遣子弟，牧圉外厩；尺壤匹夫，不敢自有。”又云：“今琏有罪，国自鱼肉，大臣强族，戮杀无已，罪盈恶积，民庶崩离，是灭亡之期，假手之秋也。且冯族士马，有鸟畜之恋；乐浪诸郡，怀首丘之心。天威一举，有征无战。臣虽不敏，志效毕力，当率所统，承风响应。”又云：“去庚辰年后，庚辰当系宋元嘉十七年（440年），即魏太平真君元年。臣西界小石山北国海中见尸十余，并得衣器、鞍勒。视之非高丽之物。后闻乃是王人，来降臣国，长蛇隔路，以沉于海。今上所得鞍一，以为实验。”显祖遣使者邵安与其使俱还。诏曰：“前所遣使，浮海以抚荒外之国，从来积年，往而不返，存亡达否，未能审悉。卿所送鞍，比校旧乘，非中国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生必然之过。”又曰：“高丽称藩先朝，供职日久，于彼虽有自昔之衅，于国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寻讨事会，理亦未周。故往年遣礼等至平壤，余礼，百济使。欲验其由状。然高丽奏请频烦，辞理俱诣，行人不能抑其请，司法无以成其责，故听礼等还。若今复违旨，则过咎益露，后虽自陈，无所逃罪，然后兴师讨之，于义为得。”又诏琏护送安等。安等至高句丽，琏称昔与余庆有仇，不令东过。安等于是皆还。案余庆表有“投舫波阻，搜径玄津”之语，则其使本自海至。乃下诏切责之。五年（475年），宋元徽三年。使安等从东莱浮海东莱，见第三章第四节。赐余庆玺书。至海滨，遇风飘荡，竟不达而返。案自延兴二年（472年）上溯三十六年，为宋文帝元嘉十三年（436年），魏太武帝太延二年。冯弘实以其岁走句丽。百济之事势，盖自此逐渐紧急。观此，知句丽不肯送冯弘于魏，又不肯听其归宋，盖欲留其众以为用也。冯氏在十六国中兵力不为强盛，然句丽一得其众，百济之事势，即形紧急，则知是时半岛诸国之兵

力，远非中国之敌，此其所以自慕容氏以前，累为辽东所弱欤？《永乐太王碑》言：王以丙申之岁伐百济，取城五十八，部落七百。己亥之岁，百济违誓，与倭连和，新罗请救。庚子，王以步骑五万救新罗，倭退。移师伐百济，取质而归。丙申为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己亥为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庚子为其四年，又在冯弘亡前四十载。钊之用兵于百济，当在其见败于慕容氏之后，慕容皝之入丸都，下距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凡五十四年。丽、济之构衅，可谓旧矣。《隋书》称钊为昭烈帝，似系其国之私谥。观此，知其人好黩武，虽始丧师于北，继且殒命于南，亦必自有其功烈，故能窃帝号以自娱，而其国人亦被之以大名也。《梁书》：隆以普通五年死，复诏其子明袭其爵号。《北史》云：齐受禅，其王隆亦通使焉，齐受禅上距普通五年二十有六载，疏矣。或传写误邪？隆之后为昌，尝通使于陈，天嘉三年（562年），光大元年（567年），太建九年（577年），至德二年（584年），皆见《纪》。亦通使于齐、周。见《北史》本传。

《梁书·新罗传》云：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辰韩始有六国，后稍分为十二，新罗则其一也。魏时曰新卢，宋时曰新罗，或曰斯罗。其国小，不能自通使聘。普通二年（521年），王名慕泰，始使随百济奉献方物。《隋书》则云：新罗居汉时乐浪之地，或称斯罗。魏将毌丘俭讨高句丽，奔沃沮，其后复归故国，留者遂为新罗焉。故其人杂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兼有沃沮、不耐、韩、秽之地，其王本百济人，自海逃入新罗，遂王其国。传祚至金真平，开皇十四年（594年），遣使贡方物。又云：其先附庸于百济，后因百济征高丽，高丽人不堪戎役，相率归之，遂致强盛。因袭百济，附庸于迦罗国。《北史》说同《梁书》，又列《隋书》之说于后为或说。案沃沮为今朝鲜咸镜道，乐浪为平安南道、黄海道、京畿道之地，辰韩则庆尚地道，详见《秦汉史》第五章第四节，第九章第七节。疆域既各不相干。《梁书》之王名募泰，《南史》作姓募名泰，当有所据。《陈书·本纪》：太建二年（570年）、三年（571年）、十年（578年），新罗并遣使贡方物，不言其王之姓名。《北齐书》武平三年（572年），亦但云遣使朝贡，而河清四年（565年），《纪》载以其国王金真兴为乐浪郡公、新罗王，与《隋书》王氏金者相合。金之与募，亦各不相干。又剧《梁》《隋》二书，一则君民皆属辰韩，一则民杂华夏、句丽、百济、沃沮、韩、秽，而君为百济人，亦若风马牛之不相及。迦罗当即《齐书》之加罗，云：三韩种也。建元元年（479年），国王荷知使来献。三韩在半岛中，势较微末，未必能拓土而北。加罗既能自通于上国，盖其中之佼佼者，故新罗曾附庸焉。则新罗与今庆尚道之地有交涉矣。窃疑《梁书》所谓新罗，与《隋书》所谓《新罗》，本非一国。新罗本辰韩十二国之一，其王氏募，在梁普通二年（521年）至齐河清四年（565年），即陈天嘉六年之间，凡四十四年。自百济浮海逃入乐浪故地之金氏，拓上而南，兼并其国，而代募氏为王。《梁书》只知募氏时事，《隋书》又不知有募氏，夺去中间一节，故其说龃龉而不可通也。东史云：辰韩有二种：一曰辰韩本种，一曰秦韩，是为杨山、高墟、大树、珍支、加利、明活六村，今庆州之地也。新罗始祖曰赫居世。其生也，蒙胞衣而出，其状似瓠，方言呼瓠为朴，故以朴为姓。年十三，高墟部长与诸部推尊之，赫居世乃即王位。卒，子南解立。南解子曰儒理，婿曰昔脱解。南解遗命：继嗣之际，于朴、昔二姓中，择年长者立之。于是二姓迭承王位。第十一世王曰助赍，婿曰金仇道。助贲卒，弟沾解立。沾解传位于仇道之子味邹，而复归于助贲之子儒理。儒理传其弟子基临。基临传昔氏之族讫解。讫解传味邹兄子奈勿。自此新罗王位，遂永归于金氏。《隋书》之金真平，东史称为金平王，名伯净，为新罗第二十六王。《北史》云：新罗传世三十至真平，说差相近，或不尽无据。然即有据，亦必居乐浪故地金氏之

世系，以之牵合于辰韩则误矣。岂金氏之于朴氏，实如莒之于鄫，非以力取邪？迦罗，东史作驾洛，云：少昊金天氏之裔八人，自中国之莒县见第六章第八节。之辰韩之西，人称其地曰八莒，今之星洲也。其后有名首露者，弁韩九干立为君。干尊称。案此说出金海《金氏谱》。金氏又有恼窒朱日者，别开国曰大加耶，今高灵。或曰任那。说出崔致远《释利贞传》。或曰：驾洛之始，有兄弟六人，皆美好长大，众推其兄为驾洛之主，余五人则分为大、小、阿罗、古宁、碧珍五加耶焉。小加耶，今固城。阿罗加耶、古宁加耶，皆今咸安。碧珍加耶，今星洲。此说出新罗僧无亟《东事古记》。首露神圣，在位凡百五十八年，乃死。自后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年）至献帝建安四年（199年）。其后传九世，合首露十世。至梁中大通四年（532年），乃降于新罗。加耶则尝为日本所据。彼国史有所谓神功皇后者，即《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拟为我国史之卑弥呼者也。据彼国史，尝渡海伐新罗，新罗降，得金帛八十艘。其后日本遂定任那之地，置府驻兵。据朝鲜史籍，则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年），大加耶为新罗所灭，日本所置府亦毁。以上所述朝鲜事，亦据金于霖《韩国小史》。《永乐太王碑》亦载王援新罗却倭人之事，则朝鲜、日本史籍所载，不尽子虚，可知是时三韩、日本，隔海相对，日本之势，较之三韩为少强也。

日本在晋、南北朝之世，与中国交涉颇繁。卑弥呼、壹与之事，已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十节。《晋书·倭传》云：宣帝之平公孙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带方朝见，其后贡聘不绝。及文帝作相，又数至。泰始初，遣使重译入贡。《晋帝纪》：魏正始元年（504年），东倭重译纳贡。《武帝纪》：泰始二年（266年），倭人来献方物。《梁书·倭传》云：其后复立男王。其事在于何时，则不可考矣。《南史·倭传》云：晋安帝时，有倭王赞，遣使朝贡。《晋书·本纪》在义熙九年（413年），云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帅并献方物。《宋书·倭传》云：高祖永初二年（421年），诏曰“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而不言所除授者为何。元嘉中，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即马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二十年（439年），倭国王济遣使贡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二十八年（447年），乃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世祖大明六年（462年），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兴死，子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顺帝升明二年（478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东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径百济，装治舶舫。而句丽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否。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假受，以劝忠节。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

《宋书·本纪》：元嘉七年（430年）、十五年（438年）、二十年（443年），大明四年（460年），升明元年（477年），皆书倭国王遣使献方物。

齐建元元年（479年），进号为镇东大将军。梁高祖即位，进号征东将军。《纪》在天监元年（502年）。案观倭武表辞，可知是时句丽为倭强敌。倭人自假所督诸国，中国除百济外，皆如其所请与之，又可见是时中国视百济与倭相等夷，余则皆下于倭也。黄公度《日本国志邻交志》曰：“源光国作《大日本史》，青山延光作《纪事本末》，皆谓通使实始于隋，而于《魏志》《汉书》所叙朝贡、封拜，概置弗道。揣其意，盖因推古以降，稍习文学，略识国体，观于世子草书，自称天皇；表仁争礼，不宣帝诏；其不肯屈膝称臣，始于是时，断自隋、唐，所以著其不臣也。彼谓推古以前，国家并未遣使，汉史所述，殆出于九州国造任那守帅之所为。余考委奴国印，出于国造，是则然矣。《魏志》《汉书》所谓女皇卑弥呼，非神功皇后而谁？武帝灭朝鲜而此通倭使，神功攻新罗而彼受魏诏，其因高丽为乡道，情事确凿，无可疑者。神功既已上表贡物，岂容遽停使节？且自应神已还，求缝织于吴，求《论语》《千文》、佛像、经典于百济，岂有上国朝廷，反吝一介往来之理？宋顺帝时，倭王上表，称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谓有国造、守帅，能为此语者乎？惟《宋》《齐》《梁》诸书所云倭王，考之倭史，名字、年代，皆不相符，然日本于推古时始用甲子，始有纪载，东西辽远，年代舛异，译音辗转，名字乖午，此之不同，亦无足怪。按此自黄氏时之见解，由今言之，日本、朝鲜、安南等之古史，皆冯藉中国史籍，附会而成，治此诸史者，反当以中国史为据，理极易明，不待更说也。日本人每讳言臣我，而中土好自夸大，辄视为属国。余谓中古之时，人文草昧，礼制简质，其时瞻仰中华，如在天上，慕汉大而受封，固事之常，不必讳也。隋、唐通使，往多来少，中国未尝待以邻礼，而《新》《旧唐书》，不载一表，其不愿称臣、称藩，以小朝廷自处，已可想见。五代以后，通使遂希。而自元兵遇飓，倭寇扰边以来，虽足利义满，称臣于明，树碑镇国，赐服封王，而不知乃其将军，实为窃号。神宗之封秀吉，至于裂冠毁冕，掷书于地，此又奚足夸也？史家旧习，尊己侮人，索虏、岛夷，互相嘲骂。中国列日本于《东夷传》，日本史亦列隋、唐为《元蕃传》；中国称为倭王，彼亦书隋主、唐主，譬之乡邻交骂，于事何益？”此

论可谓极其持平，足以破拘墟狭隘之见矣。《北史·倭传》云：“居于耶摩堆，则《魏志》所谓邪马台者也。”亦可见与我往还者，确为其共主也。

第二节 南方诸异族之同化

内地诸异族之同化，为晋、南北朝之世之一大事，第一章已言之。此等异族之同化，固由汉族入山，与之杂居，亦由地方丧乱，旷土增多，诸蛮族逐渐出居平地。当政事素乱、防务空虚之日，自不免苦其扰害，然易一端而论之，则同化之功，正因之而加速，长江流域之全辟，实深有赖于兹。史事利害，繁赜难明，固不容偏执一端也。

曷言乎斯时之开拓，深有赖于诸异族之出居平地也？大抵当九州鼎沸，群龙无首之日，海内之扰乱必甚，可谓几无一片干净土，若犹有一政府，则暴政虽曰亟行，疆场虽曰多故，较之群龙无首之世，终必有间。故后汉之末，华人相率入山者，至晋、南北朝之世，则又相率而出焉。其出也，不徒一身，必有稍已同化之蛮民，与之偕出，势也。又不徒在其附近之地，而必分播于较远之区。何哉？丧乱之后，旷土增多，迁徙者必追踪而往，一也。新居不必安靖，甫奠居者或又将转徙，二也。如是，故其为数滋繁，而所至亦颇远。《宋书》分蛮为荆雍州蛮及豫州蛮。《齐书》则云：布荆、湘、雍、郢、司五州界。《魏书》云：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其地实苞今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陕西六省。《宋书》以荆雍州蛮为盘瓠后，豫州蛮为廪君后；《魏书》亦云：蛮之种类，盖盘瓠之后。夫盘瓠、廪君，皆不过一小部落，安能散布至于如是之广？《齐书》云：蛮言语不一；又言其俗或椎髻，或翦发；即可见其种类之多。

然观其一出山即可列为编户，又可见其中汉人实不少；即本为蛮族，其同化于汉，亦必已甚深。《三国·魏志·四裔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谓氐人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齐书》谓蛮言语不一，当亦如是，非遂不知华语也。

《宋书·荆雍州蛮传》云：结党连群，动有数百千人，州郡力弱，则起为盗贼。《豫州蛮传》云：历世为盗贼，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齐书》云：蛮俗善弩射，皆暴悍，好寇贼。《魏书》云：魏氏之时，不甚为患。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为寇暴。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族类，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宛、洛萧条，略为丘墟矣。观此诸语，一似华夏与诸蛮，日在争战之中者，其实不然。《宋书·荆雍州蛮传》云：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赋税。然则蛮人之扰乱，仍是中国贫民，铤而走险耳。当两国相争之时，彼此咸藉蛮以为用。平时则资其捍蔽，战时则用为前驱。又或使其扰乱敌后，阻塞道路。蛮族之桀黠者，遂得叛服于二国之间焉。《北齐书·元景安传》言：景安除豫州刺史。管内蛮多华少，景安被以威恩，咸得宁辑。招慰生蛮，输租赋者数万户。豫州中原之地，而至于蛮多华少者？干戈数动，则民卒流亡，惟蛮人依据险阻，又质直，能耐劳苦，不虑危难，故其荡析离居，转不如汉人之甚也。土满者岂曰能有其土？疆场之控扼，不能谓其无成劳矣。即内争之际，亦有引以为助者。而战败之士，亡命之徒，又或藉为逋逃之薮。史所记者，本以兵事为多，遂觉杀伐之气，满于纸上矣。然其同化，实仍在平和中逐渐致之。综观晋、南北朝之世，所谓诸蛮，大烦征讨者，不过三役：一为宋文帝、孝武世之于沔中蛮及西阳蛮。沔中蛮，亦曰缘沔蛮，即雍州蛮。元嘉七年（427年），刘道产为雍州刺史，诸蛮悉出，缘沔而居。十九年（442年），道产卒，群蛮大动，朱修之讨之失利，沈庆之乃讨破之。二十二年（445年），孝武帝为雍州，庆之又随之西上，率柳元景、宗悫等，前往讨击。汉西阳县，本在今河南光山县境，晋世为蛮所据，乃于今湖北黄冈县西立西阳郡。元嘉末，为亡命司马黑石等所诳动，自淮、汝至于江、沔，咸罹其患。孝武时为江州刺史，与沈庆之往讨之，会元凶弑逆，旋师起义，至孝建四年（454年），庆之乃复往讨定，事见《宋书》诸人本传。二周文帝之于峡中蛮。详见《周书·蛮传》。三魏明帝之末，三鵶蛮人，大肆扰乱，明帝至欲亲征，后卒未果，而遣临淮王刬讨之。事在孝昌元年（525年），见《纪》。前二役诚用兵力戡定，后一役仍不过徒有其名，此外则皆州郡及理蛮之官，晋武帝于荆州置南蛮校尉，雍州置宁蛮校尉，皆治襄阳，江左省。寻置南蛮校尉，治江陵。孝武帝又置宁蛮校尉，以授鲁宗之。宋世祖罢南蛮，而宁蛮如故。事见第九章第二节。武帝又置南夷校尉，治宁州，江左改曰镇蛮校尉，见《宋书·百官志》。广州西南二江，川源深远，别置督护，专征讨之任，见《齐书·州郡志》。此等皆理蛮之官也。随宜讨伐而已。诸蛮既与汉人习狎，抚之者自以能行德化为上。《梁书·良吏传》：孙谦擢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峡，恒以威力镇之。谦将述职，敕募千人自随。谦曰：“蛮夷不宾，盖待之失节耳，何烦兵役，以为国费。”固辞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蛮、獠怀之。又《文学传》：臧严，历监义阳、武宁郡。累任皆蛮左，前郡守常选武人，以兵镇之。严独以数门生单车入境，群蛮悦服，遂绝寇盗。此皆治蛮不必用兵力之证也。然能如是者卒鲜，往往滥施讨伐，而其行军且极残酷。《宋书·夷蛮传》曰：自元嘉将半，寇盗弥广，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至于孩年、耋齿，执讯所遗，将卒申好杀之愤，干戈穷酸惨之用，虽云积怨，为报已甚。按俘虏之多，盖利其可输税租，服力役，甚且没为奴婢耳。亦有无所利而肆情诛杀者，如陈显达为益州刺史，使责大度村獠租赕，獠帅

杀其使，显达分部诸将，声言出猎，夜袭之，男女无少长皆斩，此则所谓申好杀之愤者也。此实将帅之贪功徼利，谓蛮非讨伐不可，固不其然。抑虽如是，真能深入其阻者，亦卒鲜也。当时诸蛮之出山，固有胁以兵力者；又有由于俘获，迫令迁移者；然其慕化内徙，或酋长身来归顺者，亦属不少。慕化内徙，即同齐民。酋长内附，往往设置郡县，即以其人为守令，多有仍行世袭之制者，然数世之后，终必别简人以代之，此亦无形之改土归流也。《隋书·南蛮传》云：“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蜓，曰，曰俚，曰僚，曰，俱无君长；既同于齐民，则无复君长耳，非本无君长也。随山洞而居，古所谓百越是也。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不复详载。”可见晋、南北朝之世所谓蛮者，至隋、唐时，多已泯然无迹矣。使其言语风俗，判然与我不同，岂能泯然于一旦？可见民族早已同化，觉其不同者，特时势之不安谧，激之使然耳。然则民族之同化，实皆社会自为之，政治之所能为力者甚鲜也。

梁、益二州情形，则较荆、雍、豫州为恶。以荆、雍、豫州，汉末以来，丧乱较烈，华人之入山者较多，梁、益二州则不然；观此二州无所谓山越，史间言山僚亦甚希可知。又荆、雍、豫州，去大川及平地近，其人之出山较易，梁、益地势较险，夷人自深山而出者，仍依山并谷故也。《魏书》云：“自汉中达于邛、筰，川洞之间，所在皆有。”僚即今所谓仡佬，见《秦汉史》第九章第四节。虽处山谷，其初本来自海滨，《魏书》言其“能卧水底，持刀刺鱼”。又曰：“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须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卖其昆季妻孥尽，乃自卖以供祭者。”此缘海之马来人，即古所谓越族者食人之俗也。详见《先秦史》。因所居深阻，罕与华人交接，故其旧俗沿袭尚多，而其文明程度亦较低焉。《魏书》云：“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惟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謩、阿段，妇人称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阑。干阑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相杀害，多不敢远行。性同禽兽，至于忿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杀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谢其母，母得狗，不复嫌恨。若报怨相攻，必杀而食之。平常劫掠，卖取猪狗而已。亲戚比邻，指授相卖。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捕逐，指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称良矣。亡失儿女，一哭便止，不复追思。惟执盾持矛，不识弓矢。”案干阑之名，与后印度诸国同，亦可见其初居海滨也。《魏书》云：“李势之时，诸僚始出，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此谓华人所居山谷之地，僚自深山迁此。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萧衍梁、益二州，岁岁伐僚，以自裨润，公私颇藉为利。”夏侯始迁之叛也，魏以邢峦为梁、益二州刺史，颇得僚和。后以羊祉、元恒、元子真为梁州，傅竖眼为益州。竖眼颇得物情。祉性酷虐，恒、子真并无德绩，诸僚苦之。魏以梁、益二州，统摄险远，又立巴州，以统诸僚，《魏书·地形志》：巴州郡县阙。《隋书·地理志》：清化郡，旧置巴州，今四川巴中县。以巴酋严始欣为刺史。又立隆城镇，盖因梁之隆城郡，在今四川仪陇县北。所绾僚二十万户。隆城所统，谓之北僚，岁输租布，又与外人交通贸易。巴州生僚，并皆不顺，其诸头王，每于时节谒见刺史而已。孝昌初，诸僚以始欣贪暴，相率反叛，攻围巴州。时魏子建为山南行台，勉谕之，乃得散罢。始欣虑获罪谴，谋来附，而其族子恺为隆城镇将，归心于魏。魏子建启以镇为南梁州，以恺为刺史。发使执始欣，囚于南郑。遇子建见代，傅竖眼为行台，竖眼久病，其子敬绍，纳始欣重贿，使得还州，始欣乃起众攻恺屠灭之，据城南叛。梁将萧玩，率众援接，为魏梁、益二

州兵所破斩。魏攻陷巴州，执始欣，然梁州未久即入梁。其后梁、益皆陷于周。《周书》云：“每岁命随近州镇，出兵讨之，获其口以充贱隶，谓之压僚。后有商旅往来者，亦资以为货。公私逮于民庶之家，有僚口者多矣。”其虐，亦无以异于梁也。又云：“其种类滋蔓，保据岩壑，依林走险，若履平地，虽屡加兵，弗可穷讨。性又无知，殆同禽兽。诸夷之中，最难以道义招怀者也。”可见其同化，远较豫、荆、雍州蛮为后矣。

交、广、宁三州，情形较梁、益二州为尤恶。案此三州，西通缅甸，东苞东京湾为内海，实为中国向南拓展之枢机，惜距中原较远，民族拓展之力，一时有所不及，而政事尤欠清明，遂至越南之地，终于分裂以去，而自云南西南出之路，亦未能尽力经营也。中国之稍知注意于交土，似自后汉中叶以来。《晋书·地理志》云：顺帝永和九年（144年），交趾太守周敞交趾，今越南河内。求立为州，朝议不许，即拜敞为交趾刺史。建安八年（203年），张津为刺史，士燮为交趾太守，共表立为州，乃拜津为交州牧。十五年（150年），移治番禺。《三国·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谓策欲杀于吉，诸将连名陈乞，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常着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又引虞喜《志林》：喜推考桓王之薨，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时曹、袁相攻，未有胜负，夏侯元让与石威则书，袁绍破后也，书云：“授孙贲以长沙，业张津以零、桂。”此为桓王于前亡，张津于后死，不得相让譬言津之死意矣。裴松之案：“太康八年（286年），广州大中正王范上《交广二州春秋》，建安六年（201年），张津犹为交州牧，《江表传》之虚，如《志林》所云。”此云津拜交州在建安八年（203年），又与《交广春秋》不合。案当时任疆寄者，多自刺史进为州牧，津盖本为交趾刺史，至八年乃进为牧也。桓王引津死事，以譬将吏，自为虚辞，古人轻事重言，此等处多不审谛，不足深较也。《宋书·州郡志》云；交州刺史，本治龙编，见第七章第五节。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改曰交州，治苍梧广信县，广信，汉县，为苍梧郡治，隋时改县曰苍梧，今广西苍梧县。十六年（151年），徙治南海番禺县。州甫立而治所即内移，可见中朝威柄之失坠矣。观下引《薛综疏》，津或因欲与刘表争，以致无暇顾及交土也。是时交土实权，乃入于士燮之手。《三国·吴志》：燮，苍梧广信人。其先本鲁国汶阳人，汶阳，汉县，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燮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日南，今越南乂安。燮为交趾太守。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乃表弟壹领合浦太守，合浦，见第十三章第三节。次弟 领九真太守，九真，今越南清华。弟武领南海太守。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武先病殁。朱符死后，汉遣张津为交州刺史。津后为其将区景所杀。而荆州牧刘表，遣零陵赖恭代津。零陵，见第三章第六节。是时苍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吴巨代之，与恭俱至。汉闻张津死，赐燮玺书曰：“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隔。知逆贼刘表，又遣赖恭，窥看南土。今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址太守如故。”后巨与恭相失，举兵逐恭。恭走还零陵。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建安七年（202年），权尝表朱治为九真太守，见《治传》。骘到，燮率兄弟奉承节度。而吴巨怀异心，骘斩之。据《骘传》事在建安十六年（211年）。燮又诱导益州豪姓雍闿等，率郡人民，使遥内附。益州，汉郡，蜀汉改曰建宁，在今四川晋宁县东。权益嘉之。燮在郡四十余岁，黄武五年（226年），魏文帝黄初七年。年九十卒。权以交趾县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趾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又遣陈时代燮为交趾太守。岱留南海，良与时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趾太守，发宗兵拒良。时以徽领九真太守，见《吕岱传》。宗即賨，賨乃夷人所出赋税之名，用为种族之名，实借字耳。《三国志》多作宗。以上据《士燮传》。

吕岱督兵三千人浮海，与良共讨平之。杀徽兄弟六人，见《士燮传》。于是除广州，复为交州如故。《吕岱传》。交、广之分，交州业已还治龙编，《宋书·州郡志》。至是，则复举七郡之地，通以龙编为控制之所矣，可谓内地威柄之一振也。黄龙三年（231年），魏明帝太和五年。以南土清定，召岱还。竹邑薛综，竹邑，后汉县，属沛郡，在今安徽宿县北。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孙权除为合浦、交趾太守。岱之讨伐，综与俱行。及是，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于苍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则四国之内属也，有自来矣。案汉武帝平南越，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日南九郡。昭帝时罢儋耳。元帝时又罢珠崖。孙权之分交、广，以南海、苍梧、郁林三郡为广州，交趾、日南、九真、合浦四郡为交州，见《晋书·地理志》。此云四国，指交趾、日南、九真、合浦也。秦赵佗起番禺，怀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孙权黄武七年（228年），改合浦为珠官郡。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址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髻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及后锡光为交址，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由此以降，四百余年，颇有似类。参看《秦汉史》第九章第六节。自臣昔客，始至之时，珠崖今广东琼山县。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址糜泠、九真都庞二县，皆在今安南境。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为俗，长吏恣听，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体，不以为羞。由此言之，可谓虫豸，有 面目耳。然而土广人众，阻险毒害。易以为乱，难使从治。县官羁縻，示令威服。田户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然

在九甸之外，长吏之选，类不精核。汉时法宽，多自放恣，故数反违法。珠崖之废，起于长吏，睹其好发，髡取为髲。及臣所见：南海黄盖，为日南太守，下车以供设不丰，挝杀主簿，仍见驱逐。九真太守儋萌，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请大吏。酒酣作乐，功曹番歆，起舞属京，京不肯起，歆犹迫强，萌忿杖歆，亡于郡内。歆弟苗，帅众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址太守士燮，遣兵致讨，卒不能克。又故刺史会稽朱符，多以乡人虞褒、刘彦之徒，分作长吏。侵虐百姓，强赋于民。黄鱼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贼并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离丧亡。次得南阳张津，与荆州牧刘表为隙，兵弱敌强，岁岁兴军，诸将厌患，去留自在，津小检摄，威武不足，为所陵侮，遂至杀没。后得零陵赖恭，先辈仁谨，不晓时事。表又遣长沙吴巨为苍梧太守，巨武夫轻悍，不为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骘。是时津故将夷廖、钱愽之徒尚多，骘以次治，纲纪适定，会仍召出。吕岱既至，有士氏之变，越军南征。平讨之日，改置长吏，章明王纲。威加万里，大小承风。由此言之，绥边抚裔，实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祸福尤甚。今日交州，虽名粗定，尚有高凉宿贼。高凉，见第十五章第三节。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界未绥，郁林，今广西贵县。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逋逃之薮。若岱不复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检摄八郡，高凉郡，汉末吴所分置，并前所言七郡为八郡。方略智计，能稍稍以治高凉者，假其威宠，借之形势，责其成效，庶几补复。如但中人，近守常法，无奇数异术者，则群恶日滋，久远成害。故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不可不察也。”读此疏，可略知交、广民生，吏治之情形矣。赤乌二年（239年），魏明帝景初三年。十月，将军蒋秘，南讨夷贼，所领都督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汉郡，今湖南郴县。及摇动交州、苍梧、郁林诸郡，众数万人。《孙权传》。吕岱时在武昌，自表辄行。孙权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诸将唐咨等络绎相继。攻讨一年，破之，斩式等。《吕岱传》。十一年（248年），魏齐王芳正始九年。交址、九真夷贼攻役城邑，交部骚动。以陆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务崇招纳，交域清泰。至孙休永安元年（258年）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乃征还。《胤传》。五年（262年），魏常道乡公景元三年。休使察战到交址调孔雀、大猪。注：察战，吴官号。案其人姓名，似即《晋书·本纪》之邓句，《陶璜传》之邓苟，见下。先是交址太守孙谞，科郡上手工千余人送建业，察战至，恐复见取，郡吏吕兴等因此扇动兵民，招诱诸夷，杀谞。使使如魏请太守及兵。《休传》。《晋书·陶璜传》云：谞贪暴，为百姓所患，会察战邓苟至，擅调孔雀三千头送秣陵，兴杀谞及苟，及郡内附。七年（264年），八月后为孙皓元兴元年（264年）。魏常道乡公咸熙元年。吴复分交州置广州。《孙休传》。仍统南海、苍梧、郁林三郡，见《晋志》。九月，魏以吕兴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诏曰：“孙休遣使邓句敕交址太守锁送其民，发以为兵。吴将吕兴因民心忿怒，又承王师平定巴蜀，即纠合豪桀，诛除句等。驱逐太守长吏，抚和吏民，以待国命。九真、日南，亦齐心响应，与兴协同。兴移书日南州郡，开示大计。兵临合浦，告以祸福。遣都尉唐谱等诣进乘县，因南中都督护军霍弋上表自陈。”案蜀以李恢为建宁太守，遥领交州刺史，晋平蜀，亦以弋遥领交州，见《晋书·地理志》。策命未至，兴为下人所杀。《魏志·本纪》。然是岁，魏所置交址太守之郡。《孙皓传》。案《华核传》：宝鼎二年（267年），核上疏言交州诸郡，国之南土，交址、九真二郡已没，日南孤危，存亡难保，则其时日南尚属吴。然《晋书·武帝纪》：泰始五年（269年）五月，曲赦交址、九真、日南三岁刑，则日南亦属晋矣。孙皓宝鼎三年（268年），晋武帝泰始四年。遣交州刺史刘俊、前部督修则等入击交址。为晋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还合浦。《皓传》。《晋书·武帝纪》：泰始四年（268年）十月，吴将顾容寇郁林，太守毛炅大破之，斩其交州刺史刘俊、将军修则。《陶璜传》：吕兴为功曹李统

所杀，帝更以建宁爨谷为交址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监军霍弋又遣犍为杨稷代融。与将军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等自蜀出交址。破吴军于古城，斩大都督修则、交州刺史刘俊。建衡元年（269年），晋泰始五年。十一月，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珝、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建安，见第八章第一节。皆就合浦击交址。二年（270年），晋泰始六年。春，李勖以建安道不通利，杀导将冯斐，引军还。四月，勖及徐存家属皆伏诛。三年（271年），晋泰始七年。汜、璜破交址，禽杀晋所置守将，九真、日南皆还属。《孙皓传》。《晋书·本纪》：四月，九真太守董元为吴将虞汜所攻，军败，死之。七月，吴将陶璜等围交趾，太守杨稷与郁林太守毛炅，及日南等三郡降于吴。案谓稷、炅降吴者，说出《汉晋春秋》。《华阳国志》则云：稷至合浦欧血死，炅不屈，为吴所杀。见《三国志·孙皓传注》。《晋书·陶璜传》兼采二说。又云：炅密谋袭璜。事觉，被诛。吴因用璜为交州刺史。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璜遣攻之，逾时乃拔。皓以璜为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九德，吴分九真郡立。破交趾后，又分交趾为新昌郡。诸将破扶严夷，置武平郡。皆在今越南境。土地阻险，夷僚劲悍，历世不宾，璜征讨，开置三郡及九真属国三十余县。征璜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人请留璜以千数，于是遣还。《晋书·璜传》。天纪三年（279年），晋武帝咸宁五年。夏，修允转桂林太守，疾病，住广州，先遣部曲督郭马将五百兵至郡，安抚诸夷。允死，兵当分给，马等累世旧军，不乐离别；晧时又科实广州户口；马与部曲将何典、王族、吴述、殷兴等，因此恐动兵民，会聚人众，攻杀广州督虞授。马自号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兴广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苍梧，族攻始兴。见第三章第九节。八月，以滕修领广州牧，率万人从东道讨马。与族遇于始兴，未得前。皓又遣徐陵督陶濬，璜弟。将七千人从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领，及合浦、郁林诸郡兵，当与东西军共击马。陶濬至武昌，闻北军大出，停驻不前。《孙皓传》。滕修赴难，至巴丘，见第十三章第六节。而晧已降，乃还，与广州刺史闾丰、苍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绶。诏以修为广州牧，委以南方事。修在南积年，为边夷所附。太康九年（288年），卒。《晋书·修传》。皓既降晋，手书遣璜息融敕璜归顺。诏复本职。晋减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绝一方，或重译而言，连山带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余里，外距林邑，才七百里，夷帅范熊，世为逋寇，自称为王，数攻百姓。且连接扶南，种类猥多，朋党相倚，负险不宾。往隶吴时，数作寇逆，攻破郡县，杀害长吏。臣以尩弩，昔为故国所采，偏戍在南，十有余年。虽前后征讨，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窜。又臣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温湿，多有气毒；加累年征讨，死亡减耗；其见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无思不服，当卷甲消刃，礼乐是务，而此州之人，识义者寡，厌其安乐，好为祸乱。又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二州唇齿，惟兵是镇。又宁州兴古，见下。接据上流，去交址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互相维卫。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又以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惟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货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并从之。璜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朝廷以员外散骑常侍吾彦代璜。《彦传》：在镇二十余年，威恩宣著，南州宁静。彦卒，又以员外散骑常侍顾秘代彦。秘，众父，见《众传》。秘卒，州人逼秘子参领州事。参寻卒。参弟寿求领州，州人不听，固求之，遂领州。寿乃杀长史胡肇等，又将杀帐下督梁硕。硕走得免，起兵讨寿，禽之。付寿母，令鸩杀之。硕乃迎璜子苍梧太守威领刺史。在职甚得百姓心。三年卒。璜父基，吴交州刺史。威

弟淑，子绥，后并为交州。自基至绥四世，为交州者五人。《璜传》。威，《晋书·忠义王谅传》作咸，云：新昌太守梁硕，专威交土，迎立陶咸为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机为刺史。硕发兵距机，自领交址太守。乃迎前刺史修则子湛行州事。敦以谅为交州刺史。谅既到境，湛退还九真。广州刺史陶侃遣人诱湛来诣谅，谅斩之。硕率众围谅于龙编。以上《谅传》。太宁元年（323年）五月，龙编陷，谅死之。六月，陶侃遣参军高宝攻硕，斩之。《本纪》。参看第三章第九节。太元五年（327年）十月，初九真太守李逊，父子勇壮有权力，威制交土。闻刺史滕逊之当至，分遣二子断遏水陆津要。杜瑗者，朱鸢人，汉朱 县，《晋志》作朱鸢，在今河内东南。本属京兆，祖元为宁浦太守，宁浦，晋郡，今广西横县西南。遂居交趾。瑗仕州府，为日南、九德、交趾太守。是时为交趾太守。收众斩逊，州境获宁。逊之居州十余年及北还，以瑗为交州刺史。参看下节。义熙六年（410年），年八十四卒。府州纲佐，共推瑗第五子慧度行州府事。辞不就。七年（411年），除交州刺史。诏书未至，卢循袭破合浦，径向交州。李逊子奕、脱等，引诸俚帅，众五六千人，受循节度。慧度与弟交趾太守慧期、九真太守章民讨破之。循中箭赴水死。斩李脱等。慧度俭约质素，为政纤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奸盗不起。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卒。以慧度子弘文为刺史，亦以宽和得众。太祖元嘉四年（427年），以廷尉王徽为交州刺史。弘文就征。会得重疾，行到广州，卒。《宋书·慧度传》。二十年（424年），以檀和之为刺史。二十三年（427年），伐林邑，破之，事见下节。《齐书·南夷传》云：泰始初，刺史张牧卒，交趾人李长仁杀牧北来部曲，《宋书·徐爰传》云：悉诛北来流寓，无或免者。爰时徙交州，长仁素闻爰名，爰又以智计诳诱，乃得无患。据交州叛。数年，病死。从弟叔献嗣事，号令未行，遣使求刺史。宋朝以南海太守沈焕为交州刺史，以叔献为焕宁远司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献得朝命，人情服从，遂发兵守险，不纳焕。焕停郁林，病卒。太祖建元元年（479年），仍以叔献为交州刺史，就安慰之。案《宋书·本纪》：泰始四年，三月，以孙奉伯为交州刺史。交州人李长仁据州叛。妖贼攻广州，杀刺史羊南，陈伯绍讨平之。八月，以刘勃为交州刺史。五年（483年）七月，以陈伯绍为交州刺史。七年（485年）二月，置百梁、在今广东合浦县东。櫳苏、在合浦东北。永宁、在今广东阳江县境。安昌、在合浦北。富昌、未详。南流郡，今广西郁林县。又分广、交州三郡广之临漳，交之合浦、宋寿。立越州。《齐志》：镇临漳。案临漳，宋郡，在今合浦东北。盖孙奉伯、刘勃、陈伯绍皆未能之镇，故立越州以规交土也。《齐书·太祖纪》：即位后遣使分行四方，以交、宁道远不遣使。《刘善明传》：善明表陈时事，以为“交州险敻，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创始，宜怀以恩德，未应远劳将士，摇动边氓。且彼土所出，惟有珠宝，实非圣朝所须之急，讨伐之事，谓宜且停。”盖太祖本意在息民，又时交州惟有珠宝，太祖性俭，非其所重，故遂以姑息处之也。《南夷传》又云：叔献受命。既而断割外国，贡献寡少。世祖欲讨之。永明元年（483年），以司农刘楷为交州刺史，发南康、庐陵、始兴郡兵征交州。南康，见第七章第五节。庐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叔献间道自湘川还朝。六年（488年），以始兴太守房法乘代楷。法乘至镇，属病不理事，好读书。长史伏登之因此擅权，改易将吏。录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系登之于狱。十余日，登之厚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将部曲袭执法乘。启法乘心疾动，不任亲事。世祖仍以登之为交州刺史。盖终不免于姑息矣。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年）二月，交州刺史李凯据州反，长史李畟讨平之。十五年（516年），交州刺史李畟斩州反者阮宗孝，传首京师。普通四年（526年）六月，分交州置爱州。治九真。皆见《本纪》。大同七年（541年），先是武林侯萧谘为交州刺史，以裒刻失众心。土人李贲连结数州豪杰，同时反，攻谘。谘输

赂，得还越州。台遣高州刺史孙冏、新州刺史卢子雄将兵击之。兼采梁、陈《书·本纪》。高州治高凉，见第十五章第三节。新州梁置，今广东新兴县。时春草已生，瘴疠方起，子雄请待秋讨之。广州刺史、新渝侯萧映不听，谘又促之。时谘亦至广州。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众并惮役溃散，禁之不可，乃引其余兵退还。谘启子雄及冏与贼交通，逗留不进。武帝敕于广州赐死。《陈书·杜僧明传》。子雄弟子略，与冏子侄及其主帅杜天合、杜僧明共举兵，执南江督护沈，进寇广州。《陈书·武帝纪》。其事详见《杜僧明传》。陈高祖时为西江督护，讨平之。时又遣越州刺史陈侯、罗州刺史宁巨、安州刺史李智、爱州刺史阮汉同征贲。罗州，见第十五章第三节。安州，未详。九年（543年）四月，林邑王破德州，治九德。攻贲。贲将范脩破走之。十年（544年）正月，贲于交趾窃位号，署置百官。《梁书·本纪》。诏陈高祖为交州司马，领武平太守，与刺史杨南讨。十一年（545年）六月，军至交州，破贲。中大同元年（546年）四月，克交趾嘉宁城。贲窜入僚洞。屈獠斩贲，传首京师。《陈书·高祖纪》在太清元年（547年），《梁书·本纪》在二年三月，盖贲死于元年，《纪》于其传首至京之日书之。贲兄天宝，遁入九真。与劫帅李绍隆收余兵二万，杀德州刺史陈文戒，进围爱州。高祖仍率众讨平之。越南国史，称贲为前李氏。谓其七世祖为中国人，徙居太平。以大同十年（546年）自立，国号万春，年号天德。贲死后，天宝自立为桃郎王。有赵光复者，亦于太清三年（549年），自立为越王。敬帝绍泰元年（555年），天宝死，无子，诸臣共立其族人李佛子。陈宣帝太建二年（556年），袭禽赵光复。至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年）降隋。据冯承钧译迦节《越南世系》，在《史地丛考续编》中，商务印书馆本。案李佛子之降，事见《隋书·本纪》及《刘方传》。越南古史，原系依附中国史籍而成，其不足据，与朝鲜、日本之古史正同也。陈世交、广之域，欧阳氏实擅大权，欧阳 为广州刺史，及其子纥之事已见前。弟盛为交州刺史。纥之平，交址夷僚往往相聚为寇抄，阮卓奉使招慰，交趾多金翠珠贝珍怪之产，前后奉使者皆致之，惟卓挺身而还，衣装无他，时论咸服其廉焉。以上所言，为交、广缘海之地，为文明及财富所萃，政权亦托于是。大抵能树威德者，皆久居其地之豪族，单车孤往则形同羁旅，即使清能，亦多无以善其后，而贪暴者更无论矣。此其所以势同割据，五代后卒至分裂而去也。至远海之区，则启辟尤廑。《齐书·州郡志》言：“广州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越州俚、獠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元徽二年（474年），以陈伯绍为刺史，始立州镇，穿山为城门，威服俚、獠。土有瘴气杀人。汉世，交州刺史每暑月辄避处高，今交土调和，越瘴独甚。刺史尝事戎马，惟以战伐为务。”此可见广州之启辟，不如交州，越州又落广州之后。盖其文化皆自海道传来，交州眣出海中，故其启辟较易也。

琼州一岛，汉武帝时，置儋耳、今广东儋县。珠崖二郡，昭帝时罢儋耳，元帝时又罢珠崖，已见《秦汉史》第五章第十六节。孙权欲取夷洲及珠崖，陆逊、全琮皆谏，详见第五节。然赤乌五年（242年），卒遣将军聂权、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三国·吴志·权传》。是岁，遂置珠崖郡。晋平吴，省入合浦。宋文帝元嘉八年（480年），又立珠崖。《南夷传》云：世祖大明中，合浦大帅陈檀归顺。四年（476年），檀表乞官军征讨未附。乃以檀为高兴太守，罗州治。遣前朱提太守费沈、龙骧将军武期率众南伐，并通朱崖道。并无功。辄杀檀而返。沈下狱死。则亦仅等诸羁縻而已。

宁州之地，距中原窎远，与交、广无异，而又无海路可通，故其闭塞尤甚。自两汉开辟之后，迄于南北朝，惟蜀汉之世，颇能控制之，则以其相距较近；又蜀土褊狭，军资国用，势不能不有藉于此；故能尽力经营也。晋世宁州之地，后汉时分越巂、见第十三章第四节。益州、牂牁、今贵州平越县。永昌今云南保山县。四郡，而以庲降为控扼之所。《三国·蜀志·李恢传注》云：臣松之讯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立此职以总摄之。晋泰始中，始分为宁州。案《马忠传》言：初建宁郡杀太守正昂，缚太守张裔于吴，故都督常住平夷县，至忠乃移治味县，似庲降都督本治益州也。平夷，今云南曲靖县。雍闿之乱，杀太守正昂。蜀以张裔为太守，闿又执之，送于吴。吴遥置闿为永昌太守，《三国·蜀志·吕凯传》。而以刘璋子阐为益州刺史，处交、益界首。诸葛亮平南中，阐还吴，为御史中丞，见《蜀志·二牧传》。越巂夷王高定、牂牁太守朱褒亦叛。惟永昌五官掾功曹吕凯，与丞王伉闭境拒闿。诸葛亮欲自征之。长史王连谏：以为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亮为留连久之。建兴三年（225年）三月，卒自行。时李恢为庲降都督，领交州刺史，住平夷。亮由越巂，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未详。恢给以官军粮尽，欲引还，乘其怠出击，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谢钟英《三国疆域志补注》云：即今南盘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连。时亮发在道，而雍闿为高定部曲所杀。亮至南，改益州为建宁，分建宁、永昌置云南，治弄栋，今云南姚安县。建宁、牂牁置兴古。治温，今云南罗平县。表吕凯为云南太守，会为叛夷所害，子祥嗣。王伉为永昌太守。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李恢身往扑讨，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其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案《诸葛亮传》称亮南征之功，亦曰“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可见当时之用兵，固欲绝后顾之忧，实亦利其赋入也。七年（229年），以交州属吴，解恢刺史，更领建宁太守。九年（231年），张翼为庲降都督。持法严，不得殊俗之欢心。十一年（233年），耆帅刘胄作乱。翼讨之，不克。以马忠代之，乃讨斩胄。移治味县。越嶲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

安定治所未详。除张嶷为太守。嶷诱以恩信，讨其不服。在官三年，徙还故郡。定莋、在今四川盐源县南。台登、在今四川冕宁县东。卑水在今四川会理县东北。三县，旧出盐、铁及漆，夷徼久自锢食，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焉。郡有旧道，经旄牛中旄牛，汉县，在今四川汉源县南。至成都，既平且近，绝已百余年，更由安上，既险且远。安上，谢钟英云：当在峨边、越嶲间。亦获开通，复古亭驿。嶷在郡十五年，至延熙十七年（255年）乃还。永昌郡夷僚不宾，以霍弋领太守，率偏军讨之，斩其豪帅，郡界宁静。弋后领建宁太守，统南郡事。蜀亡降魏，仍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使救吕兴，事已见前。案马谡攻心之论，诸葛亮七纵七禽之说，古今侈为美谈，《三国·蜀志·马谡传注》引《襄阳记》曰：亮征南中，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阻，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帅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粗安、粗定四字，最可注意，所能期望者，原不过如此也。其实反斾未几，叛旗复举，重烦讨伐，又历多年，知志在赋取者，终非如厚往薄来之可以无猜也。邓艾入阴平，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谯周言：“若至南方，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必甚，甚必速叛。”事乃已。晋既定蜀，泰始七年（271年），建为宁州。太康三年（282年），废宁入益，置南夷校尉以护之。《三国·蜀志·霍峻传注》引《汉晋春秋》：弋之孙彪，为晋越巂太守；《吕凯传注》引《蜀世谱》：凯子祥，为晋南夷校尉；祥子及孙，世守永昌；又《马忠传注》：子修，修弟恢，恢子义，皆为晋建宁太守；盖皆用旧人以抚之，故获相安。惠帝太安二年（303年），复立宁州。巴氐乱作，声教始隔。永嘉元年（424年），南夷校尉李毅卒，宁州遂陷。治中毛孟求刺史于京都，诏以李逊为之。逊仍据州与李雄相拒。逊死，州人立其子坚。陶侃使尹奉代之。至成帝咸和八年（333年），乃为李寿所陷，已见第三章第六节。咸康二年（336年），广州刺史邓岳，遣督护王随击夜郎，晋郡，今贵州石阡县西南。新昌太守陶协击兴古，并克之。加督宁州。五年（339年），岳又伐蜀，建宁人孟彦执李寿将霍彪以降。寿遣李奕攻牂牁，太守谢恕固守，奕粮尽引还。后八岁，李氏灭，宁州还属晋朝。苻坚陷益州，《载记》言西南夷邛、笮、夜郎等皆归之，盖尝致其献见，然坚实未能有其地也。宋世萧惠开督益、宁，大明八年（464年）。《传》言其欲收牂牁、越嵩，以为内地，绥讨蛮、濮，开地征租，然有志而未逮。梁世武陵王纪居蜀，史言其南开宁州、越巂，故能殖其财用，已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此亦意在赋敛而已。其时徐文盛为宁州，《传》云：州在僻远，所管群蛮，不识教义，贪欲财贿，劫篡相寻，前后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抚慰，示以威德，夷僚感之，风俗遂改。当时自边徼举兵勤王者，实惟文盛与陈高祖二人。其人盖亦异才，惜乎未竟其用也。《齐书·州郡志》云：宁州道远土瘠，蛮夷众多，齐民甚少。诸爨氏强族，恃远擅命，故数有土反之虞。盖客籍官于宁能举其职亦少，故其后地遂为两爨所擅焉。

第三节 林邑建国

秦、汉之开南越，所至之地，不为不远，然其地陆路阻塞，交通皆藉海道，其南境，海道距印度近而距中国已开发之地远，故越三四百年，其地之民族，遂有承袭印度之文化而谋自立者，林邑是也。《晋书·林邑传》曰：林邑国，本汉时象林县，则马援铸柱之处也。汉象林县，在今越南之广南。其地有茶荞古城，考古者云即林邑之都，见鄂鲁梭《占城史料补遗》，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中，商务印书馆本。《水经·温水注》云：建武十九年（43年），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土人以其流寓，号曰马流，世称汉子孙也。又云：秦徙余民，染同夷俗，日南旧风，变易俱尽。盖其地华人甚少，故渐为夷所同化。后汉末，功曹姓区，有子曰连，《梁书》作达，《水经注》作逵。杀令，自立为王。子孙相承。《水经注》云：自区逵以后，国无文史，失其年代，世数难详。其后王无嗣，外孙《梁书》作外甥，《隋书》作其甥。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自孙权以来，不朝中国。至武帝太康中，始来贡献。咸康二年（336年），《梁书》《南史》作三年。范逸死，奴文篡位。文，日南西卷县夷帅范椎奴也。《齐》《梁书》《南史》皆作范稚。西卷县，在今越南承天府附近。尝牧牛涧中，获二鲤鱼，化成铁，用以为刀。刀成，乃对大石鄣而祝之曰：“鲤鱼变化，冶成双刀，石鄣破者，是有神灵。”进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怀之。随商贾往来，《梁书》《南史》云：范稚常使之商贾。见上国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宫室、城邑及器械。《梁书》《南史》作及兵车器械。逸甚爱信之，使为将。文乃谮逸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无嗣，文遂自立为王。《梁书》《南史》云：文伪于邻国迎王子，置毒于浆中而杀之，遂胁国人自立。于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仆、徐狼、屈都、乾鲁、扶单等诸国，并之。《梁书》云：举兵攻旁小国，皆吞灭之。有众四五万人。近世治南洋史者，谓林邑即唐之环王，五代后之占城，在我虽有异名，在彼则迄以占婆自号，《唐书》：环王，亦名占婆。《西域记》名摩诃瞻波。《南海寄归内法传》作占波。未尝有所谓林邑者。冯承钧译马司培罗《占婆史序》。商务印书馆本。案《太平寰宇记》卷百七十六。云：林邑国，本秦象郡林邑县地，汉为象林县，属日南郡，而《水经注》述林邑事，有“后去象林、林邑之号”之文，则占婆建国之初，实曾以中国县名，为其国号也。《三国·吴志·吕岱传》，谓岱既定交州，遣从事南宣国化，徼外扶南、林邑、明堂诸王各遣使奉贡，则《晋书》谓自孙权以来，不朝中国者实非；或其所谓中国，乃指汉、魏而言也。《后汉书·南蛮传》：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四月，日南象林县蛮夷二千余人，寇掠百姓，燔烧官寺。郡县发兵讨击，斩其渠率，余众乃降。于是置象林将兵长史，以防其患。顺帝永和二年（137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址刺史樊演发交址、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兵士惮远役，遂反，攻其府。会侍御史贾昌使在日南，即与州郡并力讨之，不利。遂为所攻围。明年，用李固议，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址刺史，乃讨平之。后张津为区景所杀，事见上节。然则象林徼外蛮夷，为患已久，而区氏为象林魁桀，故终至杀令而自立也。占婆古碑，尚有存者。马司培罗谓考诸碑文，占婆有史以来第一王为释利魔罗（cri Mara），或即区连云。见《占婆史》第二章。范为中国姓，抑系译音，近人多有异说。伯希和云：占婆碑文，国王名号，无一与范字相类者；马司培罗谓范为Varnan对音；详见费郎《叶调斯调与爪哇》，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中。其言似亦有理，然究不能谓中国史所载林邑诸王，必见于占波碑文中也。予谓范文之知识，尚系得诸中国，则自此以前，以中国人入占波作大长，于势甚顺。范熊、范文，不必论其种姓如何，视为中国民族，固无不可也。

陶璜言范熊世为逋寇，则林邑之为边患，由来已久，及范文立而愈烈。《晋书·林邑传》言：文遣使通表入贡，其书皆胡字，此与《本纪》所书咸康六年十月，林邑献驯象，当即一事。后七年而兵端启。《传》云：永和三年（347年），文率其众，攻害日南，陷太守夏侯览。杀五六千人，余奔九真。以览尸祭天。铲平西卷县城，遂据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梁书》作朱藩。求以日南北鄙横山为界。初徼外诸国，尝赍宝物，自海路来货贿，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壮时，《梁书》《南史》皆作姜庄。使韩戢领日南太守，戢估较大半，又伐船调桅，声云征伐，由是诸国恚愤。且林邑少田，贪日南之地。戢死，继以谢擢，《梁书》作谢稚。侵刻如初。及览至郡，《梁书》云：台遣览为太守。酖荒于酒，政教愈乱，故被破灭。既而文还林邑。是岁，朱蕃使督护刘雄戍于日南，文复攻陷之。四年（348年），文又袭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护滕畯率交、广之兵伐文于卢容，县名，当在承天府之南。为文所败，退次九真。其年，文死，子佛嗣。升平末，广州刺史滕含率众伐之。佛惧，请降。含与盟而还。含，修之孙，见《修传》。《梁书·林邑传》云：文杀夏侯览，留日南三年，乃还林邑。朱蕃后遣刘雄戍日南，文复屠灭之。进寇九德，残害吏民。遣使告蕃：愿以日南北境横山为界。蕃不许。又遣督护陶缓、李衢讨之。文归林邑。寻复屯日南。五年（349年），文死，子佛立。犹屯日南。桓温遣督护滕畯、九真太守灌邃帅交、广州兵讨之。佛婴城固守。邃令畯盛兵于前，邃率劲卒七百人自后逾垒而入。佛众惊溃奔走。邃追至林邑。佛乃请降。留日南三年旬，乃总其前后而言之，自永和三年（347年）至五年（349年）。此处所谓乃还林邑，与下文之文归林邑，正是一事。然云寻复屯日南；又云文死，子佛立，犹屯日南；则自永和三年（418年）之后，林邑之兵，实迄未尝去日南矣。惟范文初还，刘雄未败时尝暂复，此时文实尚未据日南也。滕峻之兵，《晋书》在范文时言其败，而《梁书》在范佛时言其胜者？《水经注》言：永和五年（349年），桓温遣督护滕畋，率交、广兵伐范文于旧日南之卢容县，为文所败，退次九真，更治兵。文被创死，子佛代立。七年（351年），畯与交州刺史杨平复进。军寿泠浦。在区粟城之南。区粟城，《水经注》云：即西卷县。入顿郎湖。在四会浦口之西。四会浦口，今顺安海。讨佛于日南故治。佛蚁聚，连垒五十余里。畯、平破之。佛逃窜山薮，遣大帅面缚，请罪军门。遣武士陈延劳佛，与盟而还。则畯征林邑，实经再驾，始败终胜，范文既以创死，则初役亦不得谓全败。《晋书》漏书其后一役，《梁书》又漏书其前一役也。《本纪》：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交州刺史阮敷讨佛于日南，破其五十余垒。《梁书·传》云：升平初，复为寇暴，刺史温放之讨破之。放之，峤子。《晋书·峤传》云：放之以贫求为交州，朝廷许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将征林邑，交址太守杜宝、别驾阮朗并不从，放之以其沮众，诛之。勒兵而进，遂破林邑而还。《水经注》事在升平二年（358年），云水陆累战，佛保城自守，重求请服，听之。《本纪》：三年（359年）十二月，放之又讨林邑参离、耽潦，盖林邑属夷。并降之。此数事《晋书·传》亦漏书。《传》又云：至孝武宁康中，遣使贡献。至义熙中，每岁又来寇日南、九真、九德诸郡，杀伤甚众。交州遂致虚弱，而林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达立，上疏贡黄金盘碗及金钲等物。一似佛死胡达立，在义熙之后者，其误殊甚。《杜慧度传》：慧度父瑗，平李逊之乱，交州刺史滕逊之乃得至州，已见上节。《传》又云：逊之在前十余年，与林邑累相攻伐。逊之将北还，林邑王范胡达攻破日南、九德、九真三郡，遂围州城。时逊之去已远。瑗与第三子爰之，悉力固守。多设权策，累战，大破之。追讨于九真、日南，连捷。故胡达走还林邑。乃以瑗为交州刺史。义熙六年（410年），

年八十四，卒。李逊之叛，事在太元五年十月，其见杀在六年七月；逊之到官，必在六七年间，在州十余年，约当太元之末；佛死而胡达继，必在升平二年（358年）至太元末年之间。《梁书·传》云：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佛孙须达复寇日南，执太守炅源。又进寇九德，执太守曹炳。交址太守杜瑗遣都督邓逸等击破之。即以瑗为刺史。则隆安三年（399年），林邑王位又嬗于须达矣。《晋书·本纪》：太元七年（382年）三月，林邑范熊献方物，此时在位者为佛为胡达不可知，要不得更有范熊，疑熊乃号而非名也。《梁书·传》又云：义熙三年（407年），须达复寇日南，杀长史。瑗遣海逻督护阮斐讨破之，斩获甚众。九年（413年），须达复寇九真。行郡事杜慧期慧度弟。与战，斩其息交龙王甄知，及其将范健等。生俘须达息那能，及虏获百余人。《本纪》：是年三月，林邑范湖达寇九真，交州刺史杜慧度斩之。湖达盖即甄知，亦号而非名也。《梁书·传》云：自瑗卒后，林邑无岁不寇日南、九德诸郡，杀荡甚多。交州遂致虚弱。《杜慧度传》云：高祖践阼之岁，慧度率文武万人南讨林邑。所杀过半。前后被钞略，悉得还本。林邑乞降，是役盖亦一大举，然兵端仍不戢。《宋书·林邑传》云：高祖永初二年（421年），林邑王范阳迈遣使贡献，即加除授。太祖元嘉初，侵暴日南、九德诸郡。八年（427年），又遣楼船百余寇九德，入四会浦口。交州刺史阮弥之，遣队主相道生三千人赴讨。攻区粟城，不克而还。林邑欲伐交州，借兵于扶南，扶南不从。十年（429年），阳迈遣使上表献方物，求领交州。诏答以道远，不许。十二（431年）、十五（434年）、十六（435年）、十八年（437年），频遣贡献，而寇盗不已。所贡亦陋薄。太祖忿其违慠。二十三年（442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伐之。遣太尉振武将军宗悫受和之节度。和之遣府司马萧景宪为军锋，悫仍领景宪军副。向区粟城，克之。乘胜进讨，即克林邑。阳迈父子，并挺身奔逃。所获珍异，皆是未名之宝。此役之后，林邑寇盗遂息，或谓中国之兵威，有以慑之，核其实，亦未必然。《齐书·林邑传》云：永初二年（421年），林邑王范杨迈，初产，母梦人以金席藉之，光色奇丽，中国谓紫磨金，夷人谓之杨迈，故以为名。杨迈死，子咄立，纂其父，复改名杨迈。下叙檀和之征林邑事。其下云：杨迈子孙相传为王，未有位号。夷人范当根纯攻夺其国，篡立为王。永明九年（491年），遣使贡献金簟等物。诏可持节都督缘海诸军事、安南将军、林邑王。范杨迈子孙范诸农，率种人攻当根纯，复得本国。十年（492年），以诸农为持节都督缘海诸军事、安南将军、林邑王。永泰元年（498年），诸农入朝，海中遭风溺死。以其子文款为假节、都督缘海诸军事、林邑王。《梁书》则云：须达死，子敌真立。其弟敌铠，携母出奔。敌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舍国而之天竺，传位于其甥。国相藏驎固谏，不从。其甥既立，而杀藏驎。藏驎子又攻杀之，而立敌铠同母异父之弟曰文敌。文敌后为扶南王子当根纯所杀。大臣范诸农，平其乱而自立为王。诸农死，子阳迈立。宋永和二年（434年），遣使贡献，以阳迈为林邑王。阳迈死，子咄立。纂其父，复曰阳迈。下乃叙元嘉以来侵暴，及檀和之讨伐之事。案自义熙九年（413年）至永初二年（421年），其间仅八年，似未能容敌真、敌铠、藏驎、文敌、范当根纯、范诸农之争夺相杀，及诸农后两世之传袭。永明九年（491年）、十年（492年）之除授，明有当根纯及诸农之名，必不致误。《齐书·扶南传》：永明二年（484年），其王阇邪跋摩上表曰：“臣有奴名鸠酬罗，委臣逸走，别在余处，构结凶逆。遂破林邑，仍自立为王。伏愿遣军，讨伐凶逆。臣亦自效微诚，助朝廷翦扑。若欲别立余人为彼王者，伏听敕旨。脱未欲灼然兴兵者，伏愿特赐敕在所，随宜以少军助臣，乘天之威，殄灭小贼。”此所谓鸠酬罗，与当根纯当即一人。一云奴，一云王子者？或奴而见养为子，或实奴而诈称王子；或又讳子叛父，称之为奴也。然则《梁书》此段叙述必误。阳迈本号而非名，《占婆史》云：

阳迈yanmah，意言金王也。故人人可以之自称也。《齐书》死于永初二年（421年）之杨迈，似即须达；《梁书》范诸农之子阳迈，则即《齐书》之文款也。林邑在宋、齐之际，盖内既有衅，外又遭扶南贼子之侵寇，故无暇陵犯边邑矣。《梁书》又云：孝武建元、当作孝建。大明中，林邑王范神成累遣长史，奉表贡献。明帝泰豫元年（472年），又遣使献方物。齐永明中，范文赞累遣使贡献。神成、文赞，似即敌真、文敌。二人皆须达之子，而未受封拜，故《齐书》云阳迈子孙相传为王，未有位号也。阇邪跋摩之表在永明二年（484年），则当根纯之篡夺林邑，必尚在其前，永明中文赞似不容累使贡献，或国都虽见夺于当根纯，范文之子孙仍能据一隅自守，诸农乃藉之而起，亦如后世新、旧阮之事邪？《梁书》又云：天监九年（510年），文赞子天凯奉献白猴，诏以为持节都督缘海诸军事、林邑王。十三年（514年），天凯累遣使献方物，俄而病死，子弼毳跋摩立，奉表贡献。普通七年（526年），王高式胜铠遣使献方物。中大通二年（530年），行林邑王高式律陁罗跋摩遣使贡献。诏皆以为持节督缘海诸军事、绥南将军、林邑王。文赞果即文敌，则天凯非以子继父乃继文款之后，要仍为范文之子孙，弼毳跋摩之名，忽易而为侏离之语，云系文赞之子，或不可信。当时史籍，于四裔世次多误，参看第七节吐谷浑、第八节高昌等可见。自此以后，林邑诸王名号皆然。疑其国更有变故，而为史所不详。王林邑者，自中国民族易而为印度民族，或即在斯时也。林邑之自立，实由占婆民族受印度文化之濡染程度稍高，不忍官吏之贪暴而叛去。《晋书·林邑传》云：人皆保露徒跣，以黑色为美；《隋书传》云：其人深目高鼻，发拳色黑；可见其民纯系马来人。其文化：如居处为阁，名曰干阑，门户皆北向；男女皆以横幅吉贝绕要以下，谓之干漫，亦曰都缦；不设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杀之；《梁书》本传。自系马来旧俗。然谓师君为婆罗门；《齐书》本传。其大姓亦号婆罗门；《宋书》本传。女嫁者由婆罗门率婿与妇，握手相付；《齐书》。其王著法服，加璎珞，如佛像之饰；事乾尼道，铸金、银人像，大十围；檀和之销其金人，得黄金数十万斤。《宋书》。人皆奉佛；文字同于天竺；《隋书》本传。则纯为来自印度之文化矣。种族既不相同，文化又复岐异，为之大长之范氏，即果系中国人，其不能持久，亦其宜也，况益以官吏之贪暴乎？既服于我之民族，复叛而去，论者恒以为可惜。然政治之管辖，仅一时之事，惟社会合同而化，乃可以长治久安。苟其不然，兵力虽强，政令虽酷，终不能永远束缚也。文化本所以谋乐利，我之文化果优于彼，彼自乐从。若其不然，安能强人以从我？文化既不相同，安能禁人之谋自立？若谓彼藉我之力而稍开化，转图叛我，实为孤恩。则我之启发彼，果为我欤？抑为彼也？此世所谓先进之民族，不应不抚心自问者也。果以大公无我为心，则人自不知求自立而至于知求自立，正见我牖启之功，以先知先觉自任者，正当欣然而笑耳。

第四节 海南诸国

《梁书·海南传》云：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十有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今采其风俗粗著者，缀为《海南传》云。案史官记载之多少，由于诸国修贡职者之多少；诸国修贡职者之多少，特其与朝廷交际之多少，民间航海之盛衰，则初不系乎此也。《传》以林邑居首，今以其本为中国郡县，别为一节，其余诸国，则著之于此。

海南诸国，扶南为大。扶南，今柬埔寨也。《晋书·扶南传》云：西去林邑三千余里，在海大湾中。《齐书》云：在日南之南大海西蛮中，蛮盖弯之误。《梁书》云：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乍观之，极似指今之泰国，故中外史家，多有以泰国释之者，然非也。法艾莫涅《扶南考》曰：“凡中国史家所载扶南事述，证之柬埔寨，全相吻合，然从未有一端合于暹罗者。”艾莫涅《扶南考》，在《国闻译证》第一册中，开明书店本。记扶南事者，以《梁书》为详。其《传》云：扶南国俗本裸，文身被发，不制衣裳。以女人为王，号曰柳叶。《晋书》作叶柳。年少壮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国，齐书作激国，《南史》同。《晋书》但云外国人。有事鬼神者字混填。《晋书》作混溃。梦神赐之弓，乘贾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诣庙，于神树下得弓。便依梦乘船入海，遂入扶南外邑。《晋书》云：梦神赐之弓，又教乘舶入海。混溃旦诣神祠得弓，遂随贾入泛海至扶南外邑。《齐书》云：梦神赐弓二张。柳叶人众见舶至，欲取之。混填即张弓射其帕，穿度一面，矢及侍者。《齐书》云：贯船一面，通中人。柳叶大惧，举众降。混填乃教柳叶穿布贯头，形不复露。遂治其国。伯希和《越南半岛中国史文》引《吴时外国传》曰：扶南之先，女人为主，名柳叶。有摸趺国人，字混慎，好事神，一心不懈。神感至意。夜梦人赐神弓一张，教载贾人舶入海。混慎晨入庙，于神树下得弓，便载大船入海。神回风令至扶南。柳叶欲劫取之。混慎举神弓而射焉，贯船通渡。柳叶惧伏。混慎遂王扶南。此文见《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七。伯希和云：《吴时外国传》，即康泰《行记》之一名。柳叶似非译音。若云译意，柬埔寨无柳树，何来柳叶？恐是椰叶之误。明陈继儒《珍珠船》云：诃陵以柳花为酒，柳花酒必是已见唐人记载之椰子花酒。设女王实名椰叶，则可推想扶南亦有一椰树部落，与古占城同矣。混慎，他书作填或滇，康泰元文似作填，此为Kaundinya之汉译无疑也。摸趺不见他书，必有误。《御览》又引康泰《扶南土俗》多条，大半在第七百八十七卷中。有一条，言混填初载贾人大舶入海之国名乌文国，其元名似系Uman或Umun，然亦无考。一条云：横跌国，在优钹之东南。又云：优钹国在天竺之东南，可五千里。城郭、珍玩、谣俗，与天竺同。横跌、摸趺，字形相类，明是一国。以古来译例求之，元名似系摸跌。此处所云天竺，设指全印度，则其东南五千里之优钹，应在恒河以东。摸跋在优跋东南，似当求之马来半岛东岸。乌文亦在此处。惟未将康泰《行记》一切残文及他可助考证文字详考，不能尽废在印度东岸之说也。伯希和此篇，在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占婆古有二大部落：一曰槟榔，在宾童龙；一曰椰子，在其北。见冯译《占婆史》第一章。纳柳叶为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后王混盘况，以诈力间诸邑，令相疑阻，因举兵攻并之。乃遣子孙，分治诸邑，号曰小王。盘况年九十余乃死。立中子盘盘，以国事委其大将范蔓。盘盘立三年死，国人共举蔓为王。蔓勇健，有权略。复以兵威攻伐旁国，咸服属之。自号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穷涨海，费郎云：即东起琼州，西至麻六甲海峡之中国海，见所著《苏门答剌古国考·苏门答剌史草》篇。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本。攻屈都昆、九稚、典孙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次当伐金隣国，伯希和《扶南考》云：屈都昆之名，他处未见，仅见屈都乾、都昆、都军等。屈都乾见《齐书·林邑传》及《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水经注》卷三十六引《林邑记》，省称屈都。此处之屈都昆，应即都昆。《通典》卷百八十八，《御览》卷八百八十八，有边斗一云斑斗，都昆一云都军，拘利一云九离，比嵩四国。云：并隋时闻焉。扶南度金隣大湾，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国。都昆，应在马来半岛。九稚，盖九离之讹，亦即《御览》卷七百九十之句稚。典孙，即顿逊。金隣，《御览》七百九十引《异物志》云：一名金陈，去扶南可二千余里。又引《外国传》云：从扶南西去金陈二千余里。《水经注》卷一引竺芝《扶南记》云：林阳国，陆地距金隣国二千里。《御览》

卷七百八十七引康泰《扶南土俗》云：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去扶南七千里。又引《南州异物志》云：林阳，在扶南西七千余里。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亦有金隣之名，日本僧人注解，谓即此传之金洲，则为梵文之Suvarnadvipa，今之Palembang矣。伯希和此篇，亦冯承钧译，在《史地丛考续编》中。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时为二千人将，因篡蔓自立，遣人诈金生而杀之。蔓死时，有乳下儿，名长，在民间。至年二十，乃结国中壮士袭杀旃。旃大将范寻，又杀长而自立。吴时，遣中郎将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国人犹裸，惟妇人著贯头。泰、应谓曰：“国中实佳，但人亵露可怪耳。”寻始令国内男子著横幅。横幅，今干缦也。案《三国·吴志·孙权传》：赤乌六年（243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吕岱传》言扶南奉贡，已见上节。岱之召还，在黄龙三年（231年），则扶南入贡，应在黄龙三年以前。惟史家叙事，不能皆具年月，《岱传》或系要其终而言之，则扶南初入贡，或即在此年，亦未可知也。则范旃篡立，略当吴大帝之时。其先须容一老寿之盘况及盘盘三年；自此上溯，必尚有数世；则混填年代，必不得甚近。扶南之建国，尚当在林邑之先也。《晋书·扶南传》云：武帝泰始初，遣使贡献。太康中，又频来。《武帝纪》：泰始四年（468年），扶南、林邑各遣使来献。此后书其至者，为太康六年（285年）、七年（286年）、八年（287年）。《梁书》云：晋武帝太康中，寻始遣使贡献，误。穆帝升平初，复有竺旃檀称王，遣使贡驯象。帝以殊方异兽，恐为人患，诏还之。此事《纪》在升平元年（357年），竺旃檀作天竺旃檀，竺盖天竺之省称也。其后《纪》于太元十四年（389年），又书其来献方物，而不言其王为何人。《梁书》亦叙竺旃檀贡驯象事，下云：其后主憍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应王扶南。憍陈如心悦。南至盘盘。见下。扶南人闻之，举国欣戴，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按竺旃檀当是印度人，当其时，天竺治法，必已颇行于扶南矣，特至憍陈如而更盛耳。《梁书》又云：憍陈如死，后王持梨陀跋摩，宋文帝世，奉表献方物。《宋书·夷蛮传》云：元嘉十一（434年）、十二（435年）、十五年（438年），国王持黎跋摩遣使奉献。《齐书·南夷传》云：宋末，扶南王姓侨陈如，名阇邪跋摩，遣商货至广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载欲归国。遭风至林邑，掠其财物皆尽。那伽仙间道得达扶南。案此叙事即系据其表辞。永明二年（484年），阇邪跋摩遣那伽仙上表，已见上节。梁天监二年（503年），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诏以为安南将军、扶南王。十年（511年）、十三年（514年），跋摩累遣使贡献。其年死。庶子留陁跋摩杀其嫡弟自立。其后十六年（517年）、十八年（519年）、普通元年（520年）、中大通二年（530年）、天同元年（535年）、五年（539年），又遣使来，皆见本传。陈高祖永定三年（559年），宣帝太建四年（572年），后主祯明二年（588年），皆使献方物，见《本纪》。艾莫涅《扶南考》，谓中国于四裔，同时或时极相近者，多以异名称之，层见叠出。使能名号归一，国数必可大减。彼谓《文献通考》纪狼牙修事云：立国以来，四百余年。后嗣衰弱。王族有贤者，国人归之。王闻，乃加囚执。其锁无故自断。王以为神，不敢害。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长女。俄而狼牙修王死，大臣迎还为王。二十余年死。子婆加达多立。天监十四年（515年），遣使阿撒多奉表。案此亦《梁书·海南传》之文。狼牙修即扶南，贤王即憍陈如，此说似太早计。彼又谓憍陈如之印度名曰甘婆（Kambu），从大自在天神（Siva）处得一妇，即柬埔寨梵文碑之班罗（Perá）。因此，古代传说，其国名甘婆地（PaysdeKambu），教徒名甘婆阇（Kambujas）。意即系出甘婆之人。此为其五世纪时之名，后遂以甘白智名国云。甘白智，柬埔寨古名。憍陈如登位后，号持留陁跋摩（rutavarman），意即圣经之保卫者。柬埔寨列王，皆以跋摩（Varman）字为尊号结尾，自此王启之也。持梨陁跋摩（resthavarman）意为善人与婆罗门教士之保护者。后代

碑文，称其居持梨陁补罗（resthapura），意即婆罗门城。留陁跋摩（Rudravarman）自附于憍陈如之女之统系，必持梨陁跋摩之戚属而非其子。碑刻中亦颂扬其功烈云。

《梁书·扶南传》云：其南界三千余里有顿逊国，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羁属扶南。艾莫涅云：史莱格（Schlegel）谓即今答纳萨利或旦那赛林，是也，惟南境当展至麻六甲半岛。顿逊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市。所以然者？顿逊回入海中千余里，涨海无崖岸，船舶未曾得径过也。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顿逊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骞国。去扶南八千里。艾莫涅曰：即白古。言距扶南八千里者，自扶南之毗骞，当绕行麻六甲半岛全部也。伯希和云：此国似在Iraouaddy江及印度洋缘岸。传其王身长丈二，头长三尺，自古来不死，莫知其年。王神圣，国人善恶，及将来事，王皆知之，是以无敢欺者。南方号曰长颈王。《南史·刘杳传》：沈约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载张仲师及长颈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师长尺二寸，惟出《论衡》；长颈是毗骞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记》云：古来至今不死。”约即取二书寻检，一如杳言。朱建安《扶南以南记》，即朱应《扶南异物志》也。国俗有室屋、衣服，啖粳米。其人言语，小异扶南。艾莫涅曰：此犹言猛种（Mons）或白古种（Pégouans）言语，与吉蔑族（Khmers）言语相似也，至今日始知其确。国法刑罪人，并于王前啖其肉。国内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杀而啖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楼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孙生死如常人，惟王不死。扶南王数遣使与书相报答。王亦能作天竺书。书可三千言，说其宿命所由，与佛经相似，并论善事。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诸薄国。国东有马五洲。复东行涨海千余里，有自然火洲。其上有树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纺绩作布。极得数尺，以为手巾。与焦麻无异，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污，则投火中，复更精洁。或作灯炷，用之不知尽。案此即火浣布，乃石绵所制，昔人不知其故，自然火洲，盖上有火山，因附会而为此说也。《苏门答剌古国考》云：《通典》卷百十八，《御览》卷七百八十八，有国名杜薄。在扶南东涨海中，直渡海数十日而至。伯希和以为社薄之讹。社薄，古音读如Jabak，为阇婆迦（Jāvaka）、阇婆格（Zābag）之对音。印度《罗摩延书》（Rāmāyana）有耶婆洲（Yavadvipa）、耶婆（Yava）之名，昔人释为爪哇，然中有“七国庄严、黄金为饰”之语，南海西部诸洲，有金矿者惟一苏门答剌。苏门答剌昔名耶婆，转为阇婆，又转为阁婆迦，诸薄古音读若Cubak，应亦为阇婆迦之讹译，则亦应在苏门答剌矣。凡此诸国，殆皆因扶南而传闻者也。其自宋至陈，来朝贡者：有诃罗施、元嘉七年（430年）来献。史载其表辞。王名坚铠。所遣二人，一名毗纫，一名婆田。呵罗单国，元嘉七年（430年）亦来献，无表文及王与使者之名。十年（433年）奉表，王名毗沙跋摩。后为子所篡夺。十三年（436年），又上表求买铠仗、袍袄及马，所遣使者，亦名毗纫。颇疑诃罗陁、呵罗单实一国，而史误析为二也。呵罗单、元嘉七年（430年）、十年（433年）、十三年（436年）来。后又一来。二十六年（449年），与媻皇、媻达同被除授。二十九年（452年）又来。治阇婆洲。《本纪》纪其十一年（431年）、十四年（434年）来，而无十三年（433年）来之事。十年（430年）有阇婆洲来，疑亦即呵罗单，而史误析之也。媻皇、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孝建三年（456年），大明三年（459年）、八年（464年），泰始二年（466年）来。《纪》载其元嘉十九（442年）、二十六年（449年）来，孝建之来在二年（455年）。媻达、元嘉二十六年（449年）来，二十八年（451年）再来。《纪》十二年（435年）来，而二十八年（451年）只一来。阇婆婆达、元嘉十二年（435年）来。《纪》作阇婆娑达，《南史》作阇婆达。盘盘、元嘉、孝建、大明中，大通元年（529年）、四年（532年）来。四年《南史》作六年。陈宣帝太建四年（572年），后主至德二年（584年）来，

见《纪》。《唐书》：盘盘，北与环王，南与狼牙修接。艾莫涅云：今之槃直（Padjai〔Phonthiet〕）、邦利（Panri）、邦朗（Panrang）诸谷道，皆从盘盘一名，变化而来。丹丹、中大通二年（530年）、大同元年（535年）来。陈宣帝太建四年（572年）来，十三年（581年）来，后主至德二年（584年）来。见《纪》。干陁利、宋孝武世，梁天监元年（502年）、十七年（508年），普通元年（520年）来。陈文帝天嘉十年来，见《纪》。此国或云在爪哇，或云在苏门答剌。艾莫涅云：即后之赤土，居湄南江下游，今泰国之地也。狼牙修、天监十四年（515年）来。《纪》又载其普通四年（523年）、中大通三年（531年）来。陈废帝光大元年（561年）来，见《纪》。婆利、天监十六年（517年）、普通三年（522年）来，艾莫涅云：即安南古著作家所记之Balsi，为扶南之别名。其遣使之年，皆与扶南同。《传》云：王姓憍陈如，自古未通中国，问其先及年数，不能记焉，而言白净王夫人即其国女也。艾莫涅云：白净王夫人即柳叶，案此似近武断。投和，《陈书·后主纪》：至德元年十二月，头和国来，当即此。冯承钧云：此国在湄南江流域。大抵在今马来半岛、苏门答剌、爪哇之境。诸国人皆黑色，中国谓之昆仑，入奴籍者颇多。《晋书·孝武文李太后传》：为宫人，在织坊中，形长而色黑，宫人皆谓之昆仑，此以黑色者为昆仑也。《宋书·王玄谟传》：孝武宠一昆仑奴子，常在左右，令以杖击群臣，此以昆仑为奴之证。然用昆仑为奴者，初不必帝王之家，故唐人小说，多有所谓昆仑奴者。《齐书·王琨传》：父怿不慧，侍婢生琨，名为昆仑，盖几于以奴视之矣。《南史·孔范传》：后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范素于武士不接，莫有至者，惟负贩轻薄多从之；高丽、百济、昆仑诸夷并受督。当时外人流入中国为奴者固多，时又习以奴从军也。马来人肤色虽黑，其骨格仍有类白种人者，则亦谓之胡。《宋书·邓琬传》，刘胡以颜面坳黑似胡，故以为名是也。近人《唐人用黑奴考》云：今日欧洲各国，通称黑人曰尼刻罗（Negro）。此字出于西班牙。非洲黑人，种类甚多。所谓尼刻罗者，居于赤道线，北至撒哈拉，西至几内亚缘岸，东至阿比西尼亚。自古贩卖黑奴者，以几内亚缘岸为大市。今几内亚海岸缘非洲热带，有黑人曰刻罗（Kroo），或称刻弄门（Krumen）。西班牙所谓尼革罗，其原盖出于此。本专称一种，后乃为泛称耳。唐人诗“生下昆仑儿”，昆字读入声，犹麒麟儿之麒读入声也。然其文明程度，并不甚低。如扶南初虽裸体，然此乃因其地气候炎热，无须乎衣，非不能制衣也。《晋书》言其性质直，不为寇盗，以耕种为务，则已进于耕农矣。又言其好雕文刻镂，亦有书记、府库。《齐书》云：伐木起屋。国王居重阁。以木栅为城。海边生大箬叶，长八九尺，编其叶以覆屋。人民亦为阁居。为船八九丈，广裁六七尺，头尾似鱼。则其营造之技，亦不可谓拙。以善造船，故能航海。《齐书·荀伯玉传》言：张景真度丝锦与昆仑营货。《北齐书·魏收传》：收以托附陈使封孝琰，牒令其门客与行，遇昆仑舶得奇货，罪当死，以赎论。可见是时，昆仑人在海道经商亦颇盛也。大抵皆得诸印度者也。《宋》《梁书》所载各国表文，多可见其信佛。毗骞王能作天竺书，已见前。《晋书·扶南传》云：文字有类于胡，即非天竺文，亦必出于天竺文者也。那伽仙之来也，言其国俗事摩醯首罗天神，神常降于摩耽山。《梁书·扶南传》云：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即是物也。此亦天竺人所奉事。摩醯首罗，名见《阿育王经》。此时交州既多丧乱，官吏又习于侵刻，故来广州者渐多，《齐书·东南夷传》云：“扶南人不便战，常为林邑所侵暴，不得与交州通，故其使罕至。”扶南未必自陆道通交州，此所侵击者亦海舶也。诃罗陁坚铠之表曰：“臣国先时，人众殷盛，不为诸国，所见陵迫。今转衰弱，邻国竞侵。伏愿圣主，远垂覆护；并市易往返，不为禁闭。若见哀念，愿时遣还，令此诸国，不见轻侮，亦令大王，名声普闻。扶危救弱，正是今日。今遣二人，是臣同心，有所宣启，诚实可信，愿敕广州，时遣舶还，不令所在，有所陵夺。”其渴望通商，而又厚有望于广州可见。朝贡之盛，亦未必不由于此也。

斯时南海之航业，盖以印度为最盛，故其与中国之往还亦渐烦。《梁书》云：汉和帝时，天竺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遂绝。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魏、晋世绝不复通。惟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正西北入，历海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此当指恒河。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惊曰：“海滨极远，犹有此人？”即呼令观视国内。仍差陈宋等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旃，遣物等还。积四年方至。其时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左右嘉维舍卫、叶波等十六大国，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为在天地之中也。”天监初，其王屈多，遣长史竺罗达奉表献琉璃唾壶、杂香、吉贝等物。《本纪》：中天竺，天监二年（503年）来，盖即此国。又有北天竺，天监三年（504年）来。《陈书·纪》：宣帝太建四年（572年），天竺来。案《宋书》载天竺迦毗梨国国王月爱，元嘉五年（428年），遣使奉表，亦见《本纪》。其表辞，与屈多之表，几于全同，明系一国。迦毗黎与嘉维舍卫，皆即《佛国记》所谓迦维罗卫。其城东五十里为佛生处。吕澂《印度佛教史略》曰：“释迦族住处，在罗泊提河（Rapti）东北，面积约三百二十方里。卢 尼河（Rohini）今Ko hāna河。贯其间，遂分十家，各为一小城主。河西北劫比罗伐窣睹（Kapilavastu）最强，即释尊家也。劫比罗伐窣睹，在今毕拍罗婆（Pipra^va）。西历千八百九十八年一月，佩毗（W.C.Peppé）于尼波罗（Nepal）南境，北纬二十七度三十七分，东经八十三度八分之地，掘得一石匮。中藏石瓶、石函等物。有一瓶，纳于铁、水晶等层叠之函内，以黄金华叶安置佛骨。观其名，则佛陀世尊舍利之函，而释迦族所供养者也。石匮所在，正当法显所指之迦比罗卫，劫比罗伐窣睹之俗称。因得定佛之生地焉。”然则中国与佛国之交通，由来旧矣。《宋书》于迦毗黎国之下，又载苏摩黎、元嘉十八年（441年）来。斤陁利、孝建二年（455年）来。婆黎元徽元年（473年）来。三国，似以为属于天竺者，然斤陁利似即干陁利；婆黎《本纪》作婆利，恐即一国，冯承钧云：“婆利一作薄利，即今爪哇东之Bali岛，则皆非印度之地也。”冯说见《苏门答剌古国考·附录》。师子国，今锡兰。晋义熙初，宋元嘉六年（435年）、此据《梁书》。《宋书》云元嘉五年（428年），《南史》同。十二年（441年），梁大通元年皆来贡。

汉桓帝时，大秦遣使自日南徼外通中国，已见《秦汉史》第九章第四节。《梁书》云：汉世惟一通焉。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孙权黄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黝、歙，见第十三章第三节，第九章第六节。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自此至南北朝末，史迄未更记大秦之来，盖其人仅至交趾，不诣扬郡，故其事迹无传于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