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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宋辽金元之社会
（一）民生状况
（1）田 赋
（甲）宋
宋制岁赋，其类有五：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曰“丁口之赋”，百姓岁输身丁钱米是也。曰“杂变之赋”，牛革蚕盐之类，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是也。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铁，曰物产是也。“谷”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麦，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杂子。“帛”之品十：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纱，五曰絁，六曰紬，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棉，十曰布葛。“金铁”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镴，四曰铜铁钱。“物产”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齿、革、翎、毛，三曰茶、盐，四曰竹木、麻草、蒭菜，五曰果、药、油、纸、薪、炭、漆、蜡，六曰杂物。其输有常处，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输，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其输……之期……开封府等七十州，“夏税”旧以五月十五日起纳，七月三十日毕。河北、河东诸州，气候差晚，五月十五日起纳，八月五日毕。颍州等一十三州及淮南、江南、两浙、福建、广南、荆湖、川陕，五月一日起纳，七月十五日毕。“秋税”自九月一日起纳，十二月十五日毕。（《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
按：宋制田税与丁税，本于唐之两税法，然两税已将“租庸调”包括在内。自唐中叶以至于宋，始有所谓“力役”者，是于庸之外复取庸；又有所谓杂变之赋者，是于调之外又额外征取之。故宋之赋税，较唐初为重也，其中最扰民者，莫过于“支移”与“折变”。
重和元年，献言者曰：“物有丰匮，价有低昂，估丰贱之物，俾民输送……而州县之吏，但计一方所乏，不计物之有无，责民所无，其费无量。至于支移……豪民赇吏，故徙歉以就丰，赍挟轻货，以贱价输官，其利自倍；而贫下户各免支移，估值既高，更益脚费，视富户反重。因之逋负困于追胥。”（《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
观此知折变既费无量，支移更须别出脚费，而担负重重矣。
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元祐之初，除其苛急，岁入尚四千八百余万。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逮淳熙末，遂增六千五百三十余万焉。今东南岁入之数，独上供钱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其六百六十余万缗，号“经制”，盖吕元直在户部时复之；七百八十余万缗，号“总制”，盖孟富文秉政时创之；四百余万缗，号“月桩钱”，盖朱藏一当国时取之。自经制以下钱，皆增赋也。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入，又四千四百九十余万缗，宜民力之困矣。……景祐中，天下岁收，商税钱四百五十余万缗，酒课四百二十八万余缗，盐课三百五十五万余缗，和买绢二百万匹。庆历中，商税钱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缗，酒课一千七百一十万余缗，盐课七百一十五万余缗，和买绢三百万匹。绍兴末，东南及四川酒课一千四百余万缗，盐课二千一百余缗万，折帛绢三百余万匹。（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
据此，知南宋增赋，较正供不啻数倍，而南方富源尽辟，始能供此重敛，亦可互参焉。
（乙）辽
辽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圣宗太平七年宋仁宗天圣五年，西历一〇二七年，诏诸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税赋，此“公田”制也。十五年，募民耕滦河旷地，十年始纳租，此“在官间田”制也。又诏山前后，未纳税户，并于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入税，此“私田”制也。各部大臣，从上征伐，俘掠人户，自置郛郭，为头下军州，凡市井之赋即归之，此“头下军州赋”制也。其余若南京岁纳三司盐铁钱折绢，大同岁纳三司税钱折粟。又开远军民岁输税，向例斗粟折五钱，耶律穆济守郡时，表请折六钱，各随地异宜，当时称为利民之政焉。（《续通典》卷九《食货志九》。）
按：辽之田赋制度，史文简略，无从详知。
（丙）金
租赋，金制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税六月，止八月，秋税十月，止十二月，为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纾其期一月。（《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
牛头税，即牛具税，猛安、谋克部女直户所输之税也。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
按：金之田赋制度，史亦不详。
（丁）元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为法。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丁税、地税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初太宗每户科粟二石，后又以兵食不足，增为四石。至丙申年蒙古太宗八年，宋理宗端平三年，西历一二三六年，乃定科征之法，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与。其间有耕种者，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其土地之等征焉。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元初算赋之制，中原以户，西域以丁，蒙古以马、牛、羊，至世祖定户籍之制。（《续通考》卷一三《户口考二》。）
至元十七年西历一二八〇年，遂命户部，大定诸例：“全科户”丁税，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减半科户”丁税，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参户”，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税。“协济户”丁税，每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随路近仓输粟……富户输远仓，下户输近仓……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输纳之期，分为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初世祖平宋时，除江东、浙西，其余独征秋税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请，命江南税粮，依宋旧例，折输绵绢杂物。是年二月，又用耿左丞言，令输米三之一，余并入钞以折焉。（《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元代税户简表
（2）职 役
宋初役法，扰民滋甚，王安石变法，改为雇役，一时称便。及司马光执政，复差役，旧党亦颇非之，最后议定折衷之法，但因施行滞碍，又屡有变更焉。
（甲）宋
于是役人，悉用见数为额，惟衙前，用坊场、河渡钱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其余役人，惟该募者得募，余悉定差。遂罢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出助役法……寻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为招募。凡熙、丰尝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备圆融之类，悉申行之……如一州钱不供用，许移别州钱用之，一路不足，许从户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余，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减募。（《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
绍兴以来，讲究“推割”“推排”之制最详。应人户典卖产业、推割税赋，即与物力一并推割。至于推排，则因其资产之进退，与之升降，三岁一行，固有资产百倍于前，科役不增于今者。其如贫乏下户，资产既竭，物力犹存，朝夕经营，而应酬之不给者，非推排不可也。然当时推排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仅存屋宇，凡耕耨刀斧之器，鸡豚犬彘之畜，纤微细琐，皆得而籍之。吏视其赂之多寡，以为物力之低昂。又有计田家口食之余，尽载之物力者上之人忧之，于是又为之限制，除质库、房廊、停塌、店铺、租牛、赁船等外，不得以猪羊杂色估纽，其贫民求趁衣食不为浮财，后耕牛、租牛，亦与蠲免。若夫江之东西以田地亩头计税，亦有不待推排者。（《通考》卷一三《职役考二》。）
宋孝宗乾道五年，处州松阳县首倡“义役”，众出田谷助役，户轮充……自是所在推行浸广。……十一年，御史谢谔言：
“义役之行，当从民便，其不愿义役者，乃行差役。”上然之。
（《通考》卷一三《职役考二》。）
按：义役之利有三：（一）役户既无破产之苦；（二）官吏又不能借升降物力，以肆扰害；（三）一处役费，均摊之于众，既由人民自办，可得公平也。
常平、苗、役之制，自熙宁始。建炎初遂罢之。其二年冬吕元直、叶少蕴、张达明、孙仲益，在从班奉诏讨论常平法。元直等以为此法不宜废，如免役、坊场亦可行，惟青苗、市易当罢。上曰：“青苗敛散，永勿施行。”遂置诸路主管官，追还籴本。绍兴八年冬，李泰发参政复为上言：“常平法本于汉耿寿昌，岂可以王安石而废之。”九年，遂复提举官使掌其政。然自军兴后，常平窠名，往往拨以赡军，无复如曩时之封桩矣。免役钱，自熙宁以来，已有宽剩之数。建炎元年，既增射士，议者恐费不给，明年二年夏，乃诏官户役钱勿复减半，而民户役钱概增三分。三年，复减之。其后命拨已增钱赴行在。绍兴二十九年，又用赵直阁议，诏品官子孙名田减父祖之半，余同编户差役，其诡名寄产皆并之。乾道二年，李侍郎复请令官户全纳役钱。上初不可，既而卒行。耆、户长雇钱者，旧以免役钱给之，建炎四年，广西漕司请罢户长，而用熙、丰法，每三十户逐料轮甲头催租。绍兴初，遂尽取其庸钱隶提刑司，既而言者以差甲头不便者五，乃不复行。而耆、户长雇钱，因不复给。五年，诏其钱分季起发赴行在。后遂为总制窠名焉。（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
（乙）辽
圣宗乾亨间，以上京云，为户訾具实饶，善避徭役，遗害贫民，遂勒各户，凡子钱到本，悉送归官，与民均差。统和中，耶律昭言，西北之众，每岁农时，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之役。（《辽史》卷五九《食货志上》。）
辽兴宗重熙初……诏天下言治道之要，制问：“……今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何所蠲省，则为便益？补役之法，何可以复？……”韩家奴对曰：“臣伏见比年以来……选富民防边，自备粮糗。道路修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只牛单毂，鲜有还者。其无丁之家，倍直佣僦，人惮其劳，半途亡窜，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偿者。或逋役不归，在军物故，则复补以少壮。……富者从军，贫者侦候。……民以日困，盖势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无过西戍。如无西戍，虽遇凶年，困弊不至于此。若能徙西戍稍近，则往来不劳，民无深患。……诸部皆有补役之法。昔补役始行，居者、行者，类皆富实，故累世从戍，易为更代。近岁边虞数起，民多匮乏，既不任役事，随补随缺。苟无上户，则中户当之。旷日弥年，其穷益甚，所以取代为艰也。非惟补役如此，在戍边兵亦然。……欲为长久之便，莫若使远戍疲兵，还于故乡，薄其徭役，使人人给足，则补役之道，可以复故也”（《辽史》卷一〇三《萧韩家奴传》。）
当时民所甚患者，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之役，至破产不能给。人望使民出钱，官自募役，时以为便。（《辽史》卷一〇五《马人望传》。）
按：《辽史》文不详，观上所举，知颇采差役制度。
（丙）金
金制，男女二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十六为中，十七为丁，六十为老，无夫为寡妻妾，诸笃废疾不为丁。户主推其长充，内有物力者，为“课役户”，无者为“不课役户”。令民以五家为保。泰和六年……从唐制，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以相检察。京府州县郭下，则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贼。猛安谋克部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寺观则设纲首。凡坊正、里正以其户十分内取三分，富民均出顾钱，募强干有抵保者充，人不得过百贯，役不得过一年。（《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
天会十年宋高宗绍兴二年，西历一一三二年正月……诏曰：“昔辽人分士庶之族，赋役皆有等差，其悉均之。”（《金史》卷三《太宗纪》。）
金之役法，于官地输租、私田输税之外，计民“田园”、“邸舍”、“车乘”、“牧畜”、“种植”之资，“藏镪”之数，征钱有差，谓之“物力钱”。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势均则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横科，则视物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户济之。（《续通考》卷一五《职役考一》。）
物力之征，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国，归必增物力钱，以其受“馈遗”也。（《金史》卷
四六《食货志序》。）
金自国初占籍之后，至大定四年宋孝宗隆兴二年，西历一一六四年，承正隆师旅之余，民之贫富变更，赋役不均，世宗下诏……遣……张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检”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又命：“凡监户事产，除官所拨赐之外，余凡置到百姓有税田宅，皆在通检之数。”时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弘信检山东州县，尤为酷暴……五年，有司奏诸路通检不均，诏再以户口多寡、富贵轻重适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检地土等第税法。十五年宋孝宗淳熙二年，西历一一七五年九月，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检以来十余年，贫富变易，赋调轻重不均，遣……二十六人分路“推排”。（《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
按：宋高宗以推排物力法，行于江南，金世宗从而效之。自大定以迄泰和，朝议纷纭，使车旁午，闾阎之劳扰滋甚。
（丁）元
科差之名有二，曰“丝料”，曰“包银”，其法各验其户之上下而科焉。丝料之法，太宗丙申年始行之。每二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官；五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本位此系诸王、后妃、公主、功臣等之收入，但不得私征，仍由地方有司，代行征收给与，故曰输本位。包银之法，宪宗乙卯年始定之。……汉民科纳包银……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逮及世祖，而其制益详。中统元年宋理宗景定元年，西历一二六〇年，立十路宣抚司，定户籍科差条例。然其户大抵不一，有“元管户”、“交参户”、“漏籍户”、“协济户”。于诸户之中，又有“丝银全科户”、“减半科户”、“止纳丝户”、“止纳钞户”；外又有“摊丝户”、“储也速 儿所管纳丝户”、“复业户”，并“渐成丁户”。户既不等，数亦不同。……然丝料、包银之外，又有俸钞之科，其法亦以户之高下为等……于是以合科之数，作“大门摊”，分为三限输纳。……二年，复定科差之期，丝料限八月，包银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至元二十八年西历一二九一年，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诸差税皆司县正官，监视人吏，置局均科。诸夫役皆先富强，后贫弱；贫富等者，先多丁，后少丁。（《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其户之区别，与所纳丝银之数目，兹据《元史·食货志》卷九三所载，为元代科差户别表。
元代科差户别简表
（3）官卖品
（甲）宋
宋之官卖物品约五：盐、茶、酒、香、矾。盐：
盐之类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颗盐，《周官》所谓盬盐也；鬻海、鬻井、鬻鹼而成者曰末盐，《周官》所谓散盐也。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亦变革不常，而尤重私贩之禁。引池为盐，曰解州解县、安邑两池。垦地为畦，引池水沃之，谓之种盐，水耗则盐成。籍民户为“畦夫”，官廪给之，复其家。（《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鬻海为盐，曰京东、河北、两浙、淮南、福建、广南，凡六路。其鬻盐之地，曰“亭场”，民曰“亭户”，或谓之“灶户”。户有盐丁，岁课入官，受钱或折租赋，皆无常数，两浙又役军士，定课鬻焉。诸路盐场废置，皆视其利之厚薄，价之赢缩，亦未尝有一定之制。（《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凡禁榷之地，官立标识、候望以晓民。其通商之地，“京西”则蔡、襄、邓、随、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阳军，“陕西”则京兆、凤翔府、同华、耀、乾、商、泾、源、邠、宁、仪、渭、鄜、坊、丹、延、环、庆、秦、陇、凤、阶、成州、保安镇戎军，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北”者。颗、末盐，皆以五斤为斗，颗盐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钱，有三等。（《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国朝盐策，旧有三路：解盐行于关中，东北盐行于东西畿甸，东南盐行于江、淮。东南盐者，通、泰煎盐也，旧为江、湖六路漕计。蔡京为政，始行钞法，取其钱以赡中都。自是淮、浙之盐，则官给亭户本钱，诸州置仓，许商人买钞算请。闽广盐则官买官卖，以助岁计。其后亦行钞法，然罢复不常。旧淮盐息钱岁八百余万缗，绍兴初才三十五万缗而已。以后朝廷益修其政，至绍兴末年，东南岁产盐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万斤。自福建外，每五十斤为一石，淮、浙盐六石为一袋，钞钱十有八千。绍兴四年正月，增三千。九月，以入纳迟，遂罢之。今六路二十二州，通收息钱约一千九百二十余万。（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
茶：
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州之蕲口，为榷货务六。……自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釆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又民岁输税，愿折茶者，谓之“折税”。……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凡民茶折税外，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论罪。园户辄毁败茶树者，计所出茶，论如法。……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者死。（《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东南茶，旧法官买官卖。天禧三年，合六榷货务、十三山场所收茶钱十三万缗，除买茶本钱外，止有息钱三万缗而已。天圣中，稍改其法，岁所得亦不过数十万缗，人多盗贩抵罪，上下苦之。嘉祐中，韩魏公当国，遂弛其禁，但收茶租净利钱三十三万八千余缗，时以为便。元丰复榷，辇致都下，即汴流为水磨，官自鬻之。政和初，蔡京欲尽笼天下钱，实中都，乃创引法，即汴京置都茶场，印卖茶引，许商人赴官算请，就园户市茶，赴所在合同场秤发，岁收息钱至四百余万缗。建炎渡江，不改其法，至绍兴末年，东南十路六十州二百四十二县，岁产茶一千五百九十余万斤，收钞钱二百七十余万。（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
酒：
榷酤之法，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太宗……淳化五年西历九九四年，诏募民自酿，输官钱减常课三之二，使其易办；民有应募者，检视其资产，长吏及大姓共保之，后课不登则均偿。……渡江后，绌于养兵，随时增课，名目杂出……建炎三年西历一一二九年……赵开遂大变酒法：自成都始，先罢公帑，实供给酒，即旧扑买初令民承办酿酒，更易时，令出价竞争谓之扑买坊场所置“隔酿”，设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酿，斛输钱三十，头子钱二十二。明年四年，遍下其法于四路，岁递增至六百九十余万缗……于是东南之酒额，亦日增矣。……自赵开行隔槽法……然隔槽之法始行，听就务分槽酝卖，官计所入之米而收其课，若未病也。行之既久，酝卖亏欠，则责入米之家认输，不复核其米，而第取其钱，民始病矣。（《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三京官造曲，听民纳直以取。……仁宗天圣以后，北京售曲，如三京法，官售酒曲，亦画疆界，戒相侵越，犯皆有法。（《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矾：
唐于晋州置平阳院，以收其利。……五代以来，复创“务”，置官吏，宋因之。……设宫典领，有“镬户”鬻造入官市。……私售矾，禁如私售茶法。（《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矾，国朝旧制，晋州矾行于河东北、京畿，淮南矾行于东南九路，今独无为军昆山场为盛，岁额白矾六十万斤。韶州岑水场十万斤，信州铅山场青胆、黄矾无定额。其法自榷货务给引赴场，许客人算请，每百斤为一大引，输引钱十二千，头子、市利、雇人、工墨钱二百七十六，又许增二十斤勿算以优之。五十斤为中引，三十斤为小引，引钱及加货，以是为差。十四年，以商贩利薄，减为十千。十四年，又增一千。昆山矾则民间自煮，官置场买纳，岁收息钱四万缗有奇。铅山矾则官自煎，以十分为率，四分充工本，六分赴榷货务焉。（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
香：
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买乳香，一十三等……诏取赴榷货务，打套给卖，陆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万斤为一纲。（《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阯、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榷货务都茶场者，旧东京有之。建炎二年春，始置于扬州。明年三年，又置于江宁。绍兴三年，又置于镇江及吉州。五年冬，省吉州务，而行在务场随移临安，以都司提领。其始岁收茶、盐、香息钱六百九万余缗。六年九月，诏岁收及一千三百万缗，许推赏，时以为极盛矣。休兵寖久，岁课倍增。乾道三年三月，诏以二千四百万缗为额，建康千二百万缗，临安八百万缗，镇江四百万缗。于是淮东总领所实在镇江，因指榷货钱三十万缗，为赡军之用。淳熙中，三务场官吏互争课赏，始禁镇江务钞引，不得至临安。（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七。）
官卖物品，与边防经费，多有关连，辄因弊生而变革之。
自元昊反，聚兵西鄙，并边“入中”“刍粟”者寡。县官急于兵食，调发不足，因听入中刍粟予券，趋京师榷货务受钱。（《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太宗雍熙后用兵，切于馈饷，多令商人入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按：“入中”者，商人输钱于京师榷货务，官给以券，至一定之地方，取一定之官卖品。“入刍粟”者，则商人纳刍粟于边塞，给以券，或至京师与其他积钱之地取钱，或偿之以官卖品。
真宗乾兴以来，西北兵费不足，募商人入中、刍粟，如雍熙法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犀齿，谓之“三说”；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偫，不爱“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弊，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交引铺”，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天圣元年，命三司使李谘等，较茶、盐、矾税，岁入登耗，更定其法。……首考茶法……罢三说，行“贴射法”。其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罗源场茶，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钱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予之，给券为验，以防私害，故有贴射之名。……商人入当粟塞下者，随所在实估，度地里远近，量增其直。……一切以缗钱偿之，谓之“见钱法”；愿得金帛，若他州钱，或茶盐、香药之类者听。大率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敝。（《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仁宗庆历八年西历一〇四八年，三司盐铁判官董沔，亦请复三说法，三司以为然“……请如沔议，以茶、盐、香药、缗钱四物如之。”于是有“四说”之法。初诏止行于并边诸州……自是三说、四说二法，并行于河北，不数年间，茶法复坏。……至和二年西历一〇五五年，河北提举籴便粮草薛向建议：“……请罢并边入粟，自京辇钱帛至河北，专以见钱和籴。”时杨察为三司使，请用其说。……自是茶法不复为边籴所须，而“通商”之议起矣。（《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
仁宗嘉祐四年西历一〇五九年，弛茶禁，取租钱，谓之“嘉祐通商法”，历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无甚改革。
初所遣官既议弛禁，因以三司岁课，均赋茶户……岁输县官。……为损其半……谓之“租钱”，与诸路本钱，悉储以待边籴。自是唯腊茶禁如旧，余茶肆行天下矣。（《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
徽宗时，蔡京建议，重行禁榷之法。
崇宁元年西历一一〇二年，右仆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余万贯，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时几五百余万缗。庆历之后，法制寖坏，私贩公行，遂罢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后商旅所至，与官为市，四十余年，利源寖失。谓宜……仍旧禁榷官买，勿复科民，即产茶州郡，随所置场，申商人园户私易之禁，凡置场地园户租折税仍旧。产茶州军，许其民赴场输息，量限斤数，给“短引”，于旁近郡县便鬻；余悉听商人于榷货务入纳金银、缗钱，或并边粮草，即本务给“钞”，取便算，请于场别给“长引”，从所指州军鬻之。商税自场给长引，沿道登时批发，至所指地，然后计税尽输，则在道无苛留。……诏悉听焉。……四年，京复议更革，遂罢官置场，商旅并即所在州县，或京师，给“长”“短”引，自买于园户。茶贮以笼篰，官为抽盘循第叙输息讫，批引贩卖，茶事益加密矣。……政和二年西历一一一二年，大增损茶法。……初客贩茶用旧引者，未严斤重之限，影带者众。于是……“合同场”之法出矣。场置于产茶州军，而薄给于都茶场。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制，毋得止凭批引为定，有赢数即没官，别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规避秤制之禁，凡十八条……建炎元年，成都转运判官赵开……仿蔡京都茶场法，以引给茶商，即园户市茶，百斤为一大引……置合同场，以讥其出入，重私商之禁，为茶市以
通交易。（《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
蔡京于盐法，亦有改革。
东南末盐钱，为河北之备，东北盐为河东之备，解池盐为陕西之备，其钱并积于京师，随所积多寡，给钞于三路。如河北粮草钞，至京并支见钱，号“飞钞法”；河东三路，至京半支见钱，半支银、紬、绢，陕西解盐钞，则支请解盐，或有“泛给钞”，亦以京师钱支给。为钱积于京师，钞行于三路，至则给钱，不复滞留。当时商旅皆悦，争运粮草入于边郡。……边境仓廪，所在盈满。自熙宁来，钞法屡更，人不敢信，京师无见钱之积，而给钞数倍于昔年。钞至京师，无钱可给，遂至钞直十不得一。……法既屡变，蔡京更欲巧笼商贾之利，乃议措置十六条，裁定买官盐价……大抵……欺夺民利……初盐钞法之行，积盐于解池，积钱于京师榷货务，积钞于陕西沿边诸郡。商贾以物斛至边，入中请钞以归。物斛至边有数倍之息，惟患无回货，故极利于得钞，径请盐于解池，而解盐通行地甚宽；或请钱于京师，每钞六千二百，整时给与，但输头子等钱数十而已。以此所由州县，贸易者甚众。崇宁间，蔡京始变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欲囊括四方之钱，尽入中都，以进羡要宠，钞法遂废，商贾不通，边储失备；东南盐禁加密，犯法被罪者多。民间食盐，杂以灰土。解池天产美利，乃与粪壤俱积矣。大概常使见行之法，售给才通，辄复变易，名“对带法”。季年，又变对带为“循环”。循环者，已卖钞未授盐，复更钞；已更钞盐未给，复贴输钱，凡三输钱，始获一直之货。民无资更钞，已输钱悉干没，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
（《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下四》。）
（乙）辽
辽制不详，官卖品盐、酒两项，尚可考见。
盐：
自太祖以所得汉民数多，即八部中分古汉城，别为一部治之。城在炭山南，有盐池之利，即后魏滑盐县也，八部皆取食之。及征幽、蓟还，次于鹤剌泺，命取盐给军。自后泺中盐益多，上下足用。会同初，太宗有大造于晋，晋献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间煮海之利，置榷盐院于香河县，于是燕、云迤北，暂食沧盐。一时产盐之地，如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处，五京计司，各以其地领之。（《辽史》卷六〇《食货志下》。）
酒：
辽自神册以来，未有榷酤之法，自冯延休、韩绍勋建议，乃兴酒税。东辽之地，与南京诸路一例，然诸税皆纳于头下军州，唯酒税课纳上京。（《续通志》卷一五五《食货略四》。）
（丙）金
金制多沿仿于宋，其榷货之目有十，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而盐为称首。
盐：
海陵王贞元初，蔡松年为户部尚书，始复钞引法，设官置库，以造钞、引。钞，合盐司簿之符。引，会司县批缴之数。七年一厘革之。初辽、金故地滨海，多产盐，上京、东北二路，食肇州盐，速频路食海盐，临潢之北有大盐泺，乌古里石垒部有盐池，皆足以食境内之民，尝征其税。及得中土，盐场倍之，故设官立法加详焉。……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宋孝宗淳熙十二年，西历一一八五年，更狗泺为西京盐司。是后惟置山东、沧、宝坻、莒、解、北京、西京七盐司。山东、沧、宝坻斤三百为袋，袋二十有五为“大套钞引”，公据三者倶备，然后听鬻。“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钞一引，如袋之数。宝坻零盐，较其斤数，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为“小钞引”给之，以便其鬻。解盐斤二百有五十为一席，席五为套钞引，则与陕西转运司同鬻，其输粟于陕西军营者，许以公牒易钞引。西京等场盐，以石计，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辽宁大套之石十，皆套一钞，石一引。零盐积十石，亦一钞而十引。其行盐之界，各视其地宜。（《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定军私煮盐，及盗官盐之法，命猛安谋克巡捕。（《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酒：
金榷酤，因辽、宋旧制，太宗天会三年宋徽宗宣和七年，西历一一二五年始命榷官，以周岁为满。世宗大定三年，诏宗室私酿者，从转运司鞫治。……命设军百人，隶兵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虽权要家，亦许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承安五年四月，省奏：“旧随处酒税务所设杓栏人，以射粮军历过随朝差役者充，大定二十六年罢去，其随朝应役军人，各给添支钱粟，酬其劳。今拟将元收杓栏钱，以代添支，令各院务验所收之数，百分中取三，随课代输，更不入比……”泰和四年宋宁宗嘉泰四年，西历一二〇四年九月，省奏：“……宜依旧法，以八年通核课程，均其一年之数，仍取新增诸物之分税钱，并入通为课额。以后之课，每五年一定其制。”又令随处酒务元额上，通取三分，作糟酵钱。六年，制院务卖酒数各有差，若数外卖，及将带过数者罪之。（《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醋：
醋税自大定初，以国用不足，设官榷之……二十三年，以府库充牣，遂罢之。章宗明昌五年宋光宗绍熙五年，西历一一九四年，以有司所入不充所出，言事者请榷醋息，遂令设官榷之，其课额，俟当差官定之。后罢。承安三年宋宁宗庆元四年，西历一一九八年三月，省臣以国用浩大，遂复榷之。五百贯以上设都监，千贯以上设同监一员。（《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茶：
茶自宋人岁贡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世宗大定十六年，以多私贩，乃更定香茶罪赏格。章宗承安三年八月，以为费国用而资敌，遂命设官制之。……四年三月，于淄、密、宁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为袋，直六百文。以商旅卒未贩运，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以各路户口，均其袋数，付各司县鬻之。买引者，纳钱及折物，各从其便。（《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丁）元
元制，属于官卖者，约有盐、茶、酒、醋四种。
盐：
太宗庚寅年二年，宋理宗绍定三年，西历一二三〇年，始行盐法。每盐一引，重四百斤……至元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盐，所入尤广……凡伪造盐引者，皆斩，籍其家产……行盐各有郡邑，犯界者……以其盐之半没官，半赏告者。（《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茶：
世祖至元五年宋度宗咸淳四年，西历一二六八年，用运使白赓言，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私自釆卖者，其罪与私盐法同。六年，始立西蜀四川监榷茶场使司掌之。……十三年宋端宗景炎元年，西历一二七六年，定“长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长引每引计茶一百二十斤……短引计茶九十斤……十七年，置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总江淮、荆湖、福广之税，而遂除长引，专用短引。……三十年……每茶商货茶，必令赍引，无引者，与私茶同。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给卖零茶者。……自三斤至三十斤，分为十等。（《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茶法》。）
酒醋：
元之有酒醋课，自太宗始。其后皆著定额，为国赋之一焉……初太宗辛卯年三年，立酒醋务坊场官，榷酤办课，仍以各州府司县长官充提点官，隶征收课税收，其课额，验民户多寡定之。甲午年六年，颁酒曲醋货条禁，私造者依条治罪。……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诏免农民醋课。是年二月，命随路酒课，依京师例，每石取一十两。三月，用右丞卢世荣等言，罢上都醋课，其酒课亦改榷沽之制，令酒户自具工本，官司拘卖，每石止输钞五两。（《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酒醋课》。）
（4）杂 税
（甲）宋
宋之杂税，列举如下：
征商：
商税，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随地宜而不一焉。……应算物货而辄藏匿，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以半畀捕者。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光宗、宁宗以降，亦屡与放免商税……而贪吏并缘，苛取百出。私立税场，算及缗钱、斗米、束薪、菜茹之属，擅用稽察、措置，添置专栏收检。……闻者咨嗟，指为大小法场……而其弊有不可胜言矣。（《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按：所税之物品，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先后蠲免者，有“耕牛”、“鱼鸡”、“果蔬”、“竹木”、“柴炭”、“力胜钱”载果商船所出、“典卖牛畜舟车”、“农器”、“衣履”、“谷粟”、“油面”等等，殊近于苛敛。
互市舶法……太祖开宝四年西历九七一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樠苏木等物。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阯、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雍熙中，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南海诸蕃。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司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大抵海船至，十先征其一，价直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哲宗元祐三年西历一〇八八年……置密州板桥市舶司。……建炎元年，诏：“市舶多以无用之物费国用，自今有博买笃耨香环、玛瑙、猫儿眼睛之类，皆置于法；惟宣赐臣僚象笏、犀带，选可者输送。”（《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胡人谓三百斤为一“婆兰”，凡舶舟最大者曰“独樯”，载一千婆兰。次者曰“牛头”，比独樯得三之一。又次曰“木舶”，曰“料河”，递得三之一。（《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孝宗隆兴二年西历一一六四年，臣僚言：“熙宁初立市舶，以通货物。旧法抽解有定数，而取之不苛，输税宽其期，而使之待价……迩来抽解既多，又迫使之输，致货滞而价减。（《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按：以上国外贸易。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辽景宗保宁九年，西历九七七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凡官鬻物如旧，而增缯帛、漆器、粳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熙宁九年辽道宗太康二年，西历一〇七六年，立与化外人私贸易罪赏法。河北四榷场，自英宗治平四年辽道宗咸雍三年，西历一〇六七年，其货物专掌于三司之催辖司，而度支赏给案，判官置簿督计之。至是以私贩者众，故有是命。（《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西夏自真宗景德四年西历一〇〇七年，于保安军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仁宗天圣中，陕西榷场二，并代路亦请置场和市，许之。及元昊反，即诏陕西、河东绝其互市……治平四年夏毅宗拱化五年，西历一〇六七年……乃复许之。（《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绍兴四年夏崇宗正德八年，西历一一三四年，诏、川陕即永兴军、威茂州，置博易场……十二年，盱眙军置榷场官监，与北商金人博易，淮西、京西、陕西榷场亦如之。（《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按：以上南北贸易。
坑冶：
坑冶，凡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二百有一……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辄竭，或釆取岁久，所得不偿其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宋初旧有坑冶，官置场监，或民承买，以分数中卖于官。初隶诸路转运司，本钱亦资焉，其物悉归之内帑。崇宁已后，广搜利穴，榷赋益备。凡属之提举司者，谓之新坑冶，用常平息钱，与剩利钱为本，金银等物，往往皆积之大观库，自蔡京始。政和间，数罢数复，然告发之地，多坏民田，承买者立额重，或旧有今无，而额不为损。钦宗即位，诏悉罢之。（《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政和间，臣僚言：“诸路产铁多，民资以为用，而课息少，请仿茶、盐法榷而鬻之。”于是户部言：“详度官置炉冶，收铁给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令民出息承买，以所收中卖于官，毋得私相贸易。”从之。（《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五》。）
高宗建炎七年，工部言：“知台州黄岩县刘觉民，乞依熙宁法，以金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江西运司相度、江州等处金银坑冶，亦乞依熙、丰法。”从之。（《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五》。）
金银坑冶，湖、广、闽、浙皆有之。祖宗时，除沙石中所产黄金外，岁贡额银至一千八百六十余万两。渡江后，停闭金坑一百四十二，银坑八十四。绍兴七年，诏江、浙金银坑冶，并依熙、丰法，召百姓釆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然民间得不偿课，本州县多责取于民，以备上用。
三十年，用提点官李植言，更不定额。饶州旧贡黄金千两，孝宗时诏损三之一。今诸道上供银两，皆置场买发。蜀中银每法秤一两，用本钱六引，而行在左藏库折银才直三千三百云。然民间之直，又不满三千。高宗尝谕辅臣，以非刘晏懋迁之术，欲更革之。户部以铁钱折半为词而止。其实吴、蜀钱币不能相通，舍银帛无以致远，故莫如之何。（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
牙契：
税契始于东晋，历代相承，史文简略，不能尽考。宋太祖开宝二年西历九六九年，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卖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徽宗崇宁三年西历一一〇四年，敕：“诸县典卖牛畜契书，并税租钞旁等印卖田宅契书，并从官司印卖。除纸笔墨工费外，量收息钱……其收息不得过一倍。”（《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孝宗乾道七年西历一一七一年，户部言：“每交易一千贯，纳正税钱一贯……违限不纳，或于契内减落价贯，规免税钱，许牙人并出产户陈首，将物业半给赏，半没官。每正税钱一百文，带纳头子钱二十一文二分，州县过数拘收，公人邀阻作弊，并重置典宪。”从之。（《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臣僚言：“乞诏有司，应民间交易，并令先次过割，而后税契。凡进产之家，限十日缴，连小契自陈，令本县取索两家砧基赤契，并以三色官簿夏税簿，秋苗簿，物力簿，令主簿点对批凿。如不先经过割，不许投税。”（《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和买：
宋承前代之制，调绢、紬、布、丝、绵以供军须，又就所产折科、和市。……太宗太平兴国中……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绝时，预给库钱贷民，至夏秋冬输绢于官。”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西历一〇一〇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又言：“……请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诏优予其直。自是诸路亦如之。或蚕事不登，许以大小麦折纳，仍免仓耗及头子钱。……初“预买”紬绢，务优直以利民，然犹未免烦民，后或令民折输钱，或物重而价轻，民力寖困，其终也，官不给直，而赋取益甚矣。……建炎三年春，高宗初至杭州……两浙转运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买、夏税紬绢……每匹折输钱二千以助用。诏许之，东南折帛钱自此始。”（《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
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买重输，大中曰：“有产则有税，于税绢而科折帛，犹可言也，如和买折帛，则重为民害。盖自咸平马元方建言，于春预支本钱，济其乏绝，至夏秋使之输纳，则是先支钱而后输绢。其后则钱盐分给，又其后则直取于民，今又令纳折帛钱，以两缣折一缣之直，大失立法初意。”（《宋史》卷三九三《林大中传》。）
和籴：
和籴，宋岁漕以广军储，实京邑。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及内郡，又自籴买，以息边民飞挽之劳，其名不一。建隆初，河北连岁大稔，命使置场，增价市籴，自是率以为常。……熙宁八年西历一〇七五年，河东察访使李承之言：“太原路二税外有和籴，粮草官虽量予钱、布，而所得细微，民无所济，遇岁凶不蠲，最为弊法。”……神宗元丰元年西历一〇七八年……其后……有司议，以岁和籴见数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为额，随户色高下裁定，毋更给钱；岁灾同秋税蠲放，以转运司应给钱补之，灾不及五分，听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籴之名为“助军粮草”。……南渡，三边馈饷，籴事所不容已。绍兴间，于江、浙、湖南博籴，多者给官告，少者给度牒，或以钞引，类多不售，而吏缘为奸，人情大扰。……理宗绍定五年西历一二三二年，臣僚言：“若将民间合输缗钱，使输斛斗，免令贱粜输钱，在农人亦甚有利，此广籴之良法也。”从之。（《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
按：“和买”与“和籴”，其初乃官与民交易，预给民钱，其后弊病丛生，强配勒取，人民遂加重一层担负。至南渡后，和买变为“折帛钱”，竟成为一种税制矣。此外南宋创兴之税，又有“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等，前于南宋兵费，略已论列，兹不复赘。
（乙）辽
辽之杂税，列举如下：
征商：
征商之法，则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偫，命有司治其征；余四京及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置亦如之。东平郡城中置看楼，分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郡、高丽之货，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圣宗乾亨间，燕京留守司言民艰食，请弛居庸关税，以通山西籴易。又令有司谕诸行宫布帛短狭不中为度首，不鬻于市。明年，诏以南、北府市场人多，宜率当部车百乘赴集，开奇峰路，以通易州贸易。二十三年宋真宗景德二年，西历一〇〇五年，振武军及保州并置榷场。时北院天王耶律室鲁，以俸羊多阙，部人贫乏，请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绢，上下为便。至天祚之乱，赋敛既重，交易法坏，财日匮而民日困矣。（《辽史》卷六〇《食货志下》。）
开泰元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西历一〇一二年，十二月贵德、龙化、仪坤、双、辽、同、祖七州，至是诏始征商。（《辽史》卷一五《圣宗纪六》。）
坑冶：
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又有曷朮部者多铁……置三冶；曰柳湿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神册初，平渤海……地亦多铁。东平县……产铁，置采炼者三百户，随赋供纳。以诸坑冶多在国东，故东京置户部司，长春州置钱帛司。太祖征幽、蓟，师还次山麓，得银、铁，命置冶。圣宗太平间，于潢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兴冶采炼。自此以讫天祚，国家皆赖其利。（《辽史》卷六〇《食货志下》。）
（丙）金
金之杂税，列举如下：
征商：
世宗大定二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西历一一六二年，制院务，创亏及功酬格。……二十年宋孝宗淳熙七年，西历一一八〇年正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章宗……明昌元年宋光宗绍熙元年，西历一一九〇年正月，敕尚书省，定院务课商税额，诸路使司院务，千六百一十六处。（《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对宋夏高丽，皆置榷场，互通贸易。
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熙宗皇统二年宋高宗绍兴十二年，西历一一四二年五月，许宋人之请，遂各置于两界。九月，命寿州、邓州、凤翔府等处皆置。海陵正隆四年宋绍兴二十九年，西历一一五九年，正月，罢凤翔府、唐、邓、颍、蔡、巩、洮等州，并胶西县所置者，而专置于泗州。……泰和八年八月，以与宋和，宋人请如旧置之，遂复置于唐、邓、寿、泗、息州及秦、凤之地。（《金史》卷五〇《食货志五》。）
国初于西北招讨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间，尝置之，以易北方牧畜。世宗大定三年，市马于夏国之榷场。（《金史》卷五〇《食货志五》。）
兴定二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西历一二一八年四月……侍御史……完颜素阑，请宣谕高丽，复开互市，从之。（《金史》卷一五《宣宗纪中》。）
坑冶：
金银之税，大定三年，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正隆而降，始议鼓铸，民间禁铜，甚至铜不给用，渐兴窑冶。凡产铜地脉，遣吏境内访察无遗，且及外界。而民用铜器不可阙者，皆造于官而鬻之。既而官不胜烦，民不胜病，乃听民冶铜造器，而官为立价以售，此铜法之变也。（《续通考》卷二三《征榷考六》。）
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尚书省奏，听民于农隙釆银，承纳官课。（《续通考》卷二三《征榷考六》。）
苛敛：
物力之外，又有铺马、军须、输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纸等钱，名目琐细，不可殚述。……金季……括粟、阑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豫借数年，或欲得钞，则豫卖下年差科。高琪为相，议至榷油。进纳滥官，辄售空名宣敕，或欲与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终至德号、纲副威仪、寺观主席，亦量其资而鬻之。甚而丁忧鬻以求仕，监户鬻以从良，进士出身鬻至及第。（《金史》卷四六《食货志序》。）
海陵军兴，为一切之赋，有菜园、房税、养马钱。（《金史》卷七三《宗尹传》。）
世宗大定三年，以尚书工部令史刘行义言，定城郭出赁房税之制。（《续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丁）元
元之杂税，列举如下：
征商：
商贾之有税……太宗甲午年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始立征收课税所，凡仓库院务官并合干人等，命各处官司，选有产有行之人充之。其所办课程，每月赴所输纳。（《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太宗初立，楚材……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世祖至元七年，遂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元时海外贸易，较宋为盛。
自世祖定江南，凡邻海诸郡，与番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验其所易之物，给以公文，为之期日……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七处……时客舡自泉、福贩土产之物者，其所征亦与番货等，上海市舶司提控……以为言，于是定“双抽”“单抽”之制。双抽者番货也，单抽者土货也。……二十年，遂定抽分之法。……二十一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其诸番客旅，就官船卖买者，依例抽之。……二十九年，命市舶验货抽分。……中书省定抽分之数，及漏税之法。凡商旅贩泉、福等处，已抽之物，于本省有市舶司之地卖者，细色于二十五分之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之中取一，免其输税。其就市舶司买者，止于卖处收税，而不再抽。漏舶物货，依例断没。三十年，又定市舶抽分杂禁，凡二十一条。（《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市舶》。）
铁冶：
世祖中统三年正月，诸王塔齐尔，请置高丽铁冶，从之。……四年正月，领部阿哈玛，特请兴河南等处铁冶，从之。四月，以漏籍户一万一千八百，附籍四千三百，于各处起冶，岁课铁四百八十万七千斤。（《续通考》卷二三《征榷考六》。）
成宗元贞元年西历一二九五年，又置河东、山西铁冶提举司。武宗至大元年西历一三〇八年，罢顺德、广平铁冶提举司，听民自便，有司税之如旧。后各路所设铁冶官，或归中政院，或仍以其事隶有司，或以年饥而免其课，皆因时制宜，无定制也。（《续通典》卷一四《食货一四》。）
此外有额外课，名目至多，大半皆为苛税。
元有额外课。谓之额外者，岁课皆有额，而此课不在其额中也。……课之名，凡三十有二：其一曰历日，二曰契本，三曰河泊，四曰山场，五曰窑冶，六曰房地租，七曰门摊，八曰池塘，九曰蒲苇，十曰食羊，十一曰荻苇，十二曰煤炭，十三曰撞岸，十四曰山查，十五曰曲，十六曰鱼，十七曰漆，十八曰酵，十九曰山泽，二十曰荡，二十一曰柳，二十二曰牙例，二十三曰乳牛，二十四曰抽分，二十五曰蒲，二十六曰鱼苗，二十七曰柴，二十八曰羊皮，二十九曰磁，三十曰竹苇，三十一曰姜，三十二曰白药。（《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额外课》。）
（5）币 制
宋、金、元皆亡于钞法，大约钱少始用钞，钞弊遂通用银矣。
（甲）银
《宋史》仁宗景祐二年西历一〇三五年，诏：福建、二广，岁输缗钱易以银。此银为“岁赋征银”之始。绍熙中，臣僚言，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此又南宋时“折绢收银”之始。金章宗承安五年宋宁宗庆元六年，西历一二〇〇年，以旧例银每锭重五十两，―其直钱百贯，民间或有截凿用之者，其价亦随轻重为低昂，乃更铸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凡官俸、军须，皆银、钞兼支。此“朝廷用银”之始。宣宗兴定三年宋宁宗嘉定十二年，西历一二一九年，省臣奏，向来犯赃者，计钱论罪则太重，于是以银为则，每两作钱二贯。今受通宝赃钞也至三十贯者，已得死刑，若准以金银价，才为钱四百有奇，则当杖，实觉轻重悬殊，遂准犯时银论罪。此以银计赃之始。是时又诏除市易用银，及银与宝泉相易之禁。其后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并钱钞亦废矣。元宪宗五年，定汉民包银额，征四两者，以半输银，半折丝绢等物。因张晋亨言，五方土产各异，必责以输银，有破产不能办者，乃诏民听输土物，不复征银。（赵翼《陔馀丛考》卷三〇。）
（乙）钱
钱有铜、铁二等，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钱。夹锡钱最后出，宋之钱法，至是而坏。……太祖初铸钱，文曰宋通元宝。……太宗改元太平兴国，更铸太平通宝，淳化更铸，又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后改元更铸，皆曰元宝，而冠以年号……熙宁四年，陕西转运副使皮公弼……请以旧铜铅尽铸。诏听之。自是“折二”钱遂行于天下。……熙、丰间，铜铁钱常并行，铜钱千，易铁钱千五百……及后铜钱日少，铁钱滋多。绍圣初，铜钱千，遂易铁钱二千五百，铁钱寖轻。……蔡京当政……令陕西及江、池、饶、建州，以岁所铸“小平钱”增料，改铸“当五”大铜钱……继而并令舒、睦、衡、鄂钱监……铸“折十钱”……募私铸人一为官匠，并其家，设营以居之，号“铸钱院”……崇宁四年，立钱纲验样法。……缗用铜九斤七两有奇，铅半之，锡居三之一。诏颁其式于诸路……蔡京主行“夹锡钱”……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夹锡钱既复推行，钱轻不与铜等，而法必欲其重，乃严擅易抬减之令。凡以金银、丝帛等物贸易，有弗受夹锡，须要铜钱者，听人告论，以法惩治。市井细民，朝夕鬻饼饵熟食以自给者，或不免于告罚。（《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下二》。）
鼓铸之法，先代撒剌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宗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景宗以旧钱不足于用，始铸“乾亨新钱”……圣宗……铸“太平钱”，新旧互用。……道宗之世，钱有四等：曰“咸雍”、曰“太康”、曰“大安”、曰“寿隆”……天祚之世，更铸“乾统”、“天庆”，二等新钱，而上下穷困，府库无余积。（《辽史》卷六〇《食货志下》。）
金初用辽、宋旧钱……正隆二年，历四十余岁，始议鼓铸。……三年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西历一一五八年二月，中都置钱监二，东曰宝源，西曰宝丰。京兆置监一，曰利用。三监铸钱，文曰“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与旧钱通用。……章宗泰和四年……铸大钱，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宝”。（《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元之交钞、宝钞，虽皆以钱为文，而钱则弗之铸也。武宗至大三年西历一三一〇年，初行钱法，立资国院、泉货监以领之。其钱曰“至大通宝”者，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曰“大元通宝”者，一文准至大通宝钱一十文。历代铜钱，悉依古例，与至大钱通用。其当五、当三、折二，并以旧数用之。明年，仁宗复下诏，以鼓铸弗给，新旧资用，其弊滋甚，与银钞皆废不行，所立院、监，亦皆罢革，而专用至元、中统钞云。（《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钞法》。）
当时使用之钱数目，虚而不足。
自唐天祐中，兵乱窘乏，以八十五钱为百。后唐天成中，减五钱，汉乾祐初，复减三钱。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然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至是诏所在用七十七钱为百。（《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下二》。）
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官司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丙）钞
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后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神宗熙宁二年，乃诏置交子务于潞州。……遂……罢之。四年，复行于陕西……未几竟罢。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交子有两界自此始。时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致价大贱，既而竟无实钱，法不可行。……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之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崇宁四年，令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制，四川如旧法。……时钱引通行诸路，惟闽、浙、湖、广不行，赵挺之以为闽乃蔡京乡里，故得免焉。……大观元年，诏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自用兵取湟、廓、西宁，籍其法以助边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当旧者四……大凡旧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高宗绍兴元年，有司因婺州屯兵，请桩办合用钱，而路不通舟，钱重难致。乃造“关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执关子于榷货务请钱，愿得茶、盐、香货钞引者听。……六年……罢交子务，令榷货务储见钱，印造关子。二十九年，印“公据”、“关子”，付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关子各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内“关子”作三年行使，“公据”二年，许钱银中半入纳。（《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绍兴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储见钱于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输左藏库。……初行止于两浙，后通行于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户盐本用钱，其路不通舟处，上供等钱，许尽输会子；其沿流州军，钱、会中半；民间典卖田宅、马牛、舟车等如之，全用会子者听。孝宗隆兴元年，诏……更造五百文会，又造二百、三百文会。……宁宗嘉定二年西历一二〇九年，以三界会子数多，“称提”收回也无策……诏封桩库拨金……度牒……官告陵纸、乳香……收易旧会，品搭入输。以旧会之二，易新会之一。……理宗淳祐七年，以……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以上宋之钞法。
海陵庶人贞元二年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西历一一五四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犹循宋张咏四川交子之法，而纾其期尔，盖亦以铜少权制之法也。时有欲罢之者，至是大定二十九年二监既罢，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利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倶便之事，岂可罢去！止因有厘革年限，不能无疑，乞削七年厘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岁久字文磨灭，许于所在官库，纳旧换新，或听便支钱。”遂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法自此始，而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寖轻之。厥后其法屡更，而不能革弊，亦始于此焉。（《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衡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料号衡阑下曰：“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覆点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圣旨印造逐路交钞，于某处库纳钱换钞，更许于某处库纳钞换钱，官私同见钱流转。”其钞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钞纸擦磨，许于所属库司，纳旧换新。若到库支钱，或倒换新钞，每贯克工墨钱若干文。库搯、攒司、库副、副使、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书户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钱处合同，余用印，依常例。（《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章宗明昌五年宋光宗绍熙五年，西历一一九四年三月，宰臣奏：“民间钱所以艰得，以官豪家多积故也。……”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三万贯，猛安谋克则以牛具为差，不得过万贯，凡有所余，尽令易诸物收贮之。有能告数外留钱者……以十之一为赏，余皆没入。……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以至泰和三年宋宁宗嘉泰三年，西历一二〇三年，其弊弥甚，乃谓宰臣曰：“大定间钱至足，今民间钱少，而又不在官，何耶？”……七年……七月……敕：“民间之交易、典质，一贯以上，并用交钞，毋得用钱。须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诸物。……商旅赍见钱，不得过十贯。”……濮王守纯……奏曰：“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向朝廷以小钞殊轻……复禁用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于废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章宗寻崩，卫绍王继立。大安二年宋宁宗嘉定三年，西历一二一〇年，溃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为军赏，兵衄国残，不遑救弊，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贞祐二年宋嘉定七年，西历一二一四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贯至百贯例交钞，又造二百贯至千贯例者。然自泰和以来……至是则愈更而愈滞矣。南迁之后，国蹙民困，军旅不息，供亿无度，轻又甚焉。三年……七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平章高琪奏：“军兴以来，用度不赀，惟赖宝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寖轻，今千钱之券，仅直数钱。”……造“贞祐通宝”。兴定元年二月，始诏行之，凡一贯当千贯……五年闰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宝券既弊，乃造贞祐通宝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复如宝券之末。初通宝四贯，为银一两，今八百余贯矣。宜复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元光元年二月，始诏行之。二年五月，更造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乃定法，银一两不得过宝泉三百贯，凡物可直银三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以上者三分为率，一分用银，二分用宝泉及“珍货重宝”。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以宝、泉银相易，其私易及违法，而能告者罪赏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昼闭，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银，及银、宝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无从令之实，有司虽知，莫能制矣。义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以上金之钞法。
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又以文绫织为“中统银货”。其等有五：曰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每一两，同白银一两，而银货盖未及行云。……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十五年，以厘钞不便于民，复命罢印。然元宝、交钞，行之既久，物重钞轻。二十四年，遂改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有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文，当中统钞五贯。……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每花银一两入库，其价至元钞二贯……赤金一两入库二十贯……至大二年，武宗复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一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大抵至元钞五倍于中统，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然未及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遂有罢银钞之诏。而中统至元二钞，终元之世，盖常行焉。（《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钞法》。）
至正十年西历一三五〇年十一月……更定钞法，诏曰：“爰自世祖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厥后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民用匮乏。其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可颁示天下。”（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〇《顺帝纪》。）
中书左丞叶公亦愚李，钱塘人，宋太学生。上书诋贾似道公田关子不便，专权误国。似道怒，嗾林德夫告公泥金饰斋扁不法，令狱吏鞫之。云：“只要你做一个麻糊。”……遂遭黥，流岭南。……归附后入京，上书言时相，并献“至元钞样”。此样在宋时固尝进呈，请以代关子。朝廷不能用，故今别改年号而复献之。世皇嘉纳，使用铸板。（陶宗仪《辍耕录》卷一九。）
以上元之钞法。
（6）江浙官田
建炎元年西历一一二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诏见佃者就耕，岁减租二分。……开禧三年西历一二〇七年，韩侂冑既诛，金人讲解。明年嘉定元年，用廷臣言，置安边所，凡侂冑与其他权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输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籍以给行人金、缯之费。……理宗景定四年元世祖中统四年，西历一二六三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颜等，言廪兵、和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可以饷军，可以免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举而五利具矣”。有旨从其言。……丞相贾似道奏：“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住造楮莫切于免和籴，免和籴莫切于买逾限田。”因历诋异议者之非。（《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
买公田以罢和籴，浙西田亩有值千缗者，似道均以四十缗买之。数稍多，予银绢；又多予度牒，告身。吏又恣为操切，浙中大扰。有奉行不至者，提领刘良贵劾之。有司争相迎合，务以买田多为功，皆缪以七八斗为石。其后田少与硗瘠、亏租，与佃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田主。六郡之民，破家者多。包恢知平江，督买田，至以肉刑从事。（《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贾似道行公田，为一代大政，世多加以非议，独周密言其经制甚详，持论亦颇公允。
景定二年壬寅，贾师宪丞相欲行富国强兵之策。是时刘良贵为都漕尹天府，吴势卿饷淮东，入为浙漕，遂交赞公田之事。欲先行之浙右，候有端绪，则诸路仿行之。于是殿院陈尧道、正言曹孝庆等合奏，谓限田之法，自昔有之。买官户逾限之田，严归并飞走之弊，回买官田可得一千万亩，则每岁六七百万之入，其于军饷沛然有余。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住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实为无穷之利。御笔批依，而买田之事起矣。时势卿已死，良贵独任提领之职，以太府丞陈訔为检阅官以副之。且乞内批下都省，严立赏罚，究归并之弊。然上意终出勉强，内批云：“永免和籴，无如买逾限之田为良法。然东作方兴，权俟秋成，续议施行。”则上意盖可见矣。贾相愤然以去就争之，于是再降圣旨云：“买田永免和籴，自是良法美意，要当始于浙西，庶他路视为则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难于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既而贾相内引入札，力言其便，御笔遵依，转札侍从、台谏、给舍、左右司、三省奉行惟谨焉。贾相遂先以自己浙西万亩为官田表倡，嗣荣王继之，浙西师机赵孟奎，亦申省自陈投卖。自是朝野卷舌，噤不敢发一语。独礼书夕郎徐经孙一疏，力陈买田之害，言多剀切，竟不付外。遂四乞休致，而寂无和之者。先是议以官品逾限田外，“回买”立说，此犹有抑强嫉富之意。既而转为“派买”之说，除二百亩已下免行派买外，余悉各买三分之一，及其后也，虽百亩之家亦不免焉。立价以租一石者，偿十八界四十楮，不及石者，价随以减。买数少者则全支楮券，稍多则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以登仕、将仕、校尉、承信、承节、安人、孺人告身。准直以登仕三千楮，将仕千楮，许赴漕试，校尉万楮，承信万五千，承节二万，则理为进纳，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则几于白没矣。遂檄府丞陈訔往湖、秀，将作丞廖邦杰往常、润，任督催之职。六郡则又有专官：平江则知郡包恢，抚参成公策；嘉兴则知郡潘墀，抚干李补，寓公焦焕炎；安吉则知郡谢弈焘，寓公赵与訔，抚干王唐珪；临安察判马元演；常州则知郡洪穮，运属刘子耕；镇江则知郡章坰，漕司准遣郑梦熊；江阴则知军杨珏，准遣谢司户黄伸。并俟竣事各转一官。选人减一，前守臣并以主管公田系衔。既而提领刘佐司，劾罢嘉兴宰段浚、宜兴宰叶悊佐以不即奉行之罪。又按长洲宰何九龄，追毁告身，永不收叙。以不合出给官由，令田主包纳，失田业相维之初意。至五月，乃命江阴、平江隶浙西宪司，安吉、嘉兴隶两浙漕司，常州、镇江隶总所。每岁秋租输之官仓，特与减饶二分，或水旱则别议收数。遂立四分司：王大吕，平江；方梦玉，嘉兴；董楷，安吉；黄震，镇江、常州、江阴三郡。初以选人为之，任满理为须入。州、县、乡、都，则分差庄官，以富饶者充应，两年一替。每乡创官庄一所，每租一石，明减二斗，不许多收斛面。约束虽严详，而民之受害亦不少。其间毗陵、澄江，一时迎合，止欲买数之多。凡六斗、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际，元额有亏，则取足于田主，以为无穷之害。或内有硗瘠，及租佃顽恶之处，又从而责换于田主，其害尤惨。时中书刘震孙与京尹魏克愚湖边倡和，词语偶犯时忌，则随命劾去之。甲子秋，彗见求言。公卿、大夫、士庶始得以伸田里愁叹不平于上，然至此业已成矣。贾相遂力辨人言，丐辞相位。御笔答云：“言
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则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币之费，下可以免浙右和籴之扰，公私兼济，所以命卿决意举行之。今业已成矣，一岁之军饷，皆仰给于此。若遽因人言而罢之，虽可以快一时之异议，其如国计何？如军饷何？卿既任事，亦当任怨，礼义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奉职，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沦颇沮，而刘良贵以人言藉藉，遂陈“括田”之劳，乞从罢免，不允。至咸淳戊辰正月，遂罢庄官，改为召佃。或一二千，或数百亩，召人承佃，自耕自种，自运自纳，止令分司任责拘催。凡承佃之家，复以二分优之。且以既罢庄官，则分司恐难任责，平江增差催督官三员，安吉、嘉兴各一员，常州二员，镇江、江阴共一员，从各分司奏辟。时提领官编修黄梦炎也。既而常、润分司刘子澄，力陈毗陵向来多买虚数之弊，遂下提领所，径将常州公租，拨隶淮东总领所催纳。殊不知朝廷既不可催，总所又可催乎？当是时，人不敢言而敢怨，南康江天锡以入奏而罢言职，教授谢枋得以发策而遭贬斥，大社令杜渊、太常簿陆逵、国子簿谢章皆于轮对及之，或逐去，或补外。至乙亥春，贾既去国，北军已抵昇、润，察院季可奏乞罢公田之籍以收农心。谓“此事苛扰，民皆破家荡产，怨入骨髓。若尽还原主，免索原钱，而除其籍，庶使浙西之人，永绝公田之苦。”然而仅放欠租，季遂再奏，始有旨云：“公田之创，非理宗之本意。稔祸召怨，最为民苦，截日住罢。其田尽给付原佃主，仰率租户、义兵，会合防拓。”其后勘会，谓招兵非便。且其田当还业主，于种户初无相干。秋成在迩，饷军方急，合且收租一年。其还田指挥，候秋成后，集议施行。有旨将平江、嘉兴、安吉公田，照指挥蠲放，却从朝廷照净催米数回籴。其钱一半给佃主，一半给种户，以溥实惠，然则业主竟无与矣。只业主、佃主之分，当时用事者，亦不能晓，况大于此者？然边遽日急，是时仍收公租，还田之事，竟不及行，呜呼悲哉！昔隋凿汴渠以召民怨，乃为宋漕运之利。今宋夺民田以失人心，乃为大元饷军之利。古今害民兴利之事，于此亦可鉴矣，於戏悲哉！（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七。）
此种官田，至元时颁赐之于臣下。
江苏田粮之重……比他处独重……今检宋、元二《史》，究其由来。……元代所赐臣下之田，……即南宋之入官田，内府庄田即贾似道创议所买之公田也。《宋史》朱勔败，籍其家田至三十万亩。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共收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后理宗又诏华亭奉宸庄，亦助边费。景定四年，陈尧道……倡议买公田，贾似道主之。平江、江阴、安吉、常州、镇江六郡，共买田三百五十余万亩。德祐元年，又以阎贵妃集庆寺田、贾贵妃演福寺田皆入安边所。元之有天下也，此等田皆别领于官。其赏赐臣下，则有如世祖赐郑温常州田三十顷，叶李平江田四顷，又以王积翁使日本被害于途，赐其子都中平江田八千亩。武宗赐雕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顷。仁宗赐丑驴答剌罕平江田百顷。英宗赐拜珠平江田万亩。文宗赐雅克特穆尔平江官地五百顷……又赐鲁国大长公主平江等处官田三百顷。雅克特穆尔又奏：“松江淀山湖田五百顷，当入官粮七千七百石，臣愿增为万石入官，令人佃种，以所得余米，赡臣弟萨敦。”顺帝以完者铁木儿苏州田二百顷，赐郯王彻彻秃，又赐公主不答昔你平江田五十顷。此皆见于《元史》本纪，及各本传者。……可见皆宋末官田，平宋后仍入于官，故得任意赏赐。……元时，又籍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曰江淮财赋都总管府；又籍朱清、张瑄等田，以供中宫，曰江浙财赋府；又籍朱国珍、管明等田，以赐丞相托克托，曰稻田提领所；又有拨赐庄，领宋亲王及新籍明庆、妙行二寺田，并白云宗僧田，皆不隶州县，此又元时所增官田也。（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〇《元代以江南田赐臣下》。）
天下官田……累朝以是田分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观之属……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赃官，催甲斗级，巧名多取；又且驱迫邮传，征求饩廪，折辱州县，闭偿逋负，至仓之日，变鬻以归。官司交忿，农民窘窜。（《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
（7）物 产
（甲）农产最著者为茶与棉花
茶：
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实卷模中串之，惟建、剑则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有“龙凤”、“石乳”、“白乳”之类十二等，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其出虔、袁、饶、池、光、歙、潭、岳、辰、沣州、江陵府、兴国临江军，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之类二十六等，两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散茶”出淮南、归州、江南、荆湖，有“龙溪”、“雨前”、“雨后”之类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者。（《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茶之产于东南者，浙东西、江东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广东西，路十，州六十有六，县二百四十有二。霅川顾渚生石上者，谓之“紫笋”，毗陵之“阳羡”，绍兴之“日铸”，婺源之“谢源”，隆兴之“黄龙”、“双井”，皆绝品也。……建宁腊茶，北苑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备赐予。……大观以后，制愈精，数愈多，胯式屡变，而品不一……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但所产甚微，非江、建比也。（《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
棉：
古时未有棉布，凡布皆麻为之。《记》曰：“治其麻丝，以为布帛”是也。木棉作布，邱文庄谓元时始入中国……棉花布惟交广有之，其种其法，俱未入中土。……陶九成《辍耕录》，记松江乌泥泾，土田硗瘠，谋食不给，乃觅木棉种于闽广，初无踏车推弓之制，率用手去其子，线弦竹弧，按掉而成，其功甚艰。有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人遂大获其利。未几道婆卒，乃立祠祀之。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云。九成元末人，当时所记立祠始末如此，益可见黄道婆之事未远，而松江之有木棉布，实自元始也。《琅邪代醉编》，又谓棉花乃番使黄始所传，今广东人立祠祀之。合诸说观之，盖其种本来自外番，先传于粤，继及于闽，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于松江耳。《元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布十万匹。……木棉特设专官，则其初为民利可知。（赵翼《陔馀丛考》卷三〇。）
（乙）矿 产
“白矾”出晋、慈、坊州，无为军及汾州之灵石县，“绿矾”出慈、隰州及池州之铜陵县。（《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金”产商、饶、歙、抚四州，南安军。“银”产凤、建、桂阳三州……饶、信、虔、越、衢、处、道、福、汀、漳、南剑、韶、广、英、连、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军……秦、陇、兴元三州……“铜”产饶、处、建、英、信、汀、漳、南剑八州，南安、邵武二军……“铁”产徐、兖、相三州……河南、凤翔、同、虢、仪、蕲、黄、袁、英九州，兴国军……晋、磁、凤、沣、道、渠、合、梅、陕、耀、坊、虔、汀、吉十四州……信、鄂、连、建、南剑五州，邵武军……“铅”产越、建、连、英、春、韶、衢、汀、漳、南剑十州，南安、邵武二军……“锡”产河南、南康、虔、道贺、潮、循七州，南安军……“水银”产秦、阶、商、凤四州……“硃砂”产商、宜二州。（《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广西诸洞产生金，洞丁皆能淘取。其碎粒如蚯蚓泥，大者如甜瓜子，故世名“瓜子金”。其碎者如麦片，则名“麸皮金”，金色深紫，比之寻常金色，复加二等，此金之绝品也。银之品，有纹如罗甲者，有松纹者，有中洼而郭高者，皆为精银，其绝品则色青。故官品有金紫银青之目，盖金至于紫，银至于青，为绝品也。（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
铜铁铅锡坑冶者，闽、蜀、湖、广、江、淮、浙路皆有之。祖宗时，天下岁产铜七百五万斤，铁一百十六万斤，铅三百二十一万斤，锡七十六万斤，皆有奇。渡江后，其数日减，至绍兴末，江东西、福建、广西、湖南、潼川府、利路十四州，岁产铜二十六万三千一百六十九斤九两。江东西、广西、湖南、福建二十州，产铁八十八万三百二斤十三两，而蜀中所产不与焉。江、湖、闽、广、浙东二十州，产铅十九万一千二百四十斤十三两。湖、广、四川，产锡二万五百四十八斤六两。视祖额，铁才及四分余，铅及六厘，铜及四厘，锡及三厘，皆弱。东南铁锡，输岑水、铅山、永兴、兴利四场，浸铜为泉司之用。惟川铁以铸钱云。旧婺州铜，融、福、峡州、南安军铅，赣、宜州、南安军锡坑皆废。胆铜者，盖以铁为片，浸之胆水中，后数十日即成铜。凡铜场十四，铁场三十八，铅场二十四，锡场五云。（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
（二）学术思想
（1）理 学
（甲）理学之起源
周子《太极图》，创自河上公，乃方士修炼之术也……周子更为《太极图》，穷其本而反于老、庄……但缀《说》于图，而又冒为《易》之太极，则不侔矣。……考河上公本图，名《无极图》，魏伯阳得之以著《参同契》，钟离权得之以授吕洞宾。洞宾后与陈图南同隐华山，而以授陈抟，陈刻之华山石壁，陈又得《先天图》于麻衣道者，皆以授种放。放以授穆修与僧寿涯，修以《先天图》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天叟，天叟以授子尧夫。修以《无极图》授周子，周子又得先天地之偈于寿涯。其图自下而上，以明逆则成丹之法。（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一二。）
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融会贯通，无复余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实推重之。（《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传序》。）
按：理学有表里二端，以儒家为表，而以释道为里。儒家自汉学琐碎、六朝空虚以后，孔孟之道已若存若亡；自王通、韩愈，论道论性，其义稍彰；宋儒继之，究心修己治平之道。起于人伦，终于万物，舍传注而言经，以疑古为翻案，此其表也；论其里，则混合禅宗及《参同契》之说，以言心言性，由致知格物而归本于太极、无极，标举主敬主静之说，以为为学之方。冶儒、释、道为一炉，集中国、印度思想之大成。自宋迄清，理学之思想规律，深入上层社会，影响甚巨。
（乙）理学派别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湖南道县营道人。家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博学力行，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其说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宋史》卷四二七《周敦颐传》。）
程颢，字伯淳，世居中山，后从开封徙河南。……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学者厌卑近而骛高远，卒无成焉，故其言曰：“……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妄之说竞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榛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颢之死……文彦博釆众论，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宋史》卷四二七《程颢传》。）
程颐，字正叔。……胡瑗问……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然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诚之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颐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著易、春秋《传》，以传于世。……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世称为伊川先生。（《宋史》卷四二七《程颐传》。）
张载，字子厚，长安人。……谒范仲淹……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反而求之《六经》。……为祁州司法参军、云岩令。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故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又论定井田、宅里、发敛、学校之法，皆欲条理成书，使可举而措诸事业。……载学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世称为横渠先生。著书号《正蒙》，又作《西铭》。（《宋史》卷四二七《张载传》。）
邵雍，字尧夫。……河南人。……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闻雍好学……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像。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而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元祐中，赐谥康节。……所著书曰《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诗曰《伊川击壤集》。（《宋史》卷四二七《邵雍传》。）
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又见程颐于洛……关西张载，尝著《西铭》，二程深推服之。时疑其近于兼爱，与其师颐辨论往复，闻理一分殊之说，豁然无疑。……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既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宋史》卷四二八《杨时传》。）
罗从彦，字仲素，南剑人。……闻同郡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慨然慕之……遂徒步往学焉。……朱熹谓：“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学者称之曰豫章先生。（《宋史》卷四二八《罗从彦传》。）
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人。……闻郡人罗从彦得河洛之学，遂以书谒之……其言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是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又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吏部员外郎朱松，与侗为同门友，雅重侗，遣子熹从学，熹卒得其传。（《宋史》卷四二八《李侗传》。）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羽，寓建之崇安福建崇安县，后徙建阳福建建瓯县之考亭……熹少时，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尝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三人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是听。”三人谓胡宪、刘勉之、刘子也。故熹之学，既博求之经传，复遍交当世有识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尝学于罗从彦，熹归自同安，不远数百里，徒步往从之。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所著书，有《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辨证、《韩文考异》；所编次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皆行于世。熹没，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于学宫。（《宋史》卷四二九《朱熹传》。）
按：宋之理学，向分濂、洛、关、闽四派。所谓濂、洛、关、闽者，周敦颐、程颢与弟颐、张载、朱熹也。周居濂溪，二程洛阳人，张载关中人，朱熹侨居建州，故云。其学说之主张，撮志如下。
宗羲案：周子之学，以诚为本，从寂然不动处，握诚之本，故曰主“静”立极。（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一二。）
唐一庵曰：“明道之学，嫡衍周派，一天人，合内外，主于‘敬’而行之以恕，明于庶物而察于人伦，务于穷神知化而能开物成务。”（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一四。）
宗羲案：明道、伊川，大旨虽同，而其所以接人，伊川已大变其说，故朱子曰：“明道宏大，伊川亲切。大程夫子，当识其明快中和处，小程夫子，当识其初年之严毅，晚年又济以宽平处。”是自周元公主静、立人极开宗；明道以静字稍偏，不若专主于敬，然亦唯恐以把持为敬有伤于静，故时时提起。伊川则以敬字未尽，益之以穷理之说，而曰：“涵义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又曰：“只守一个敬字，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然”随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义是敬之著，敬是义之体……自此皆一立，至朱子又加详焉。（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一六。）
横渠先生，“精思力践”，毅然以圣人之事为己任。凡所议论，率多超卓。至于变化气质，谓：“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尤自昔圣贤之所未发，警教后学最为切至者也。（黄震《黄氏日抄》卷三三。）
古人所以从事于学者，其果何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则有常性。人之立于天地之间也，则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国有一国之事。……弗胜其事，则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则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顺乎天也。然则舍讲学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当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际，人事之大者也。以至于视听言动，周旋食息，至纤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贯，则天性之陷溺也。然则讲学其可不汲汲乎！学所以明万事而奉天职也。虽然事有其理而著于吾心。心也者，万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统纪。学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饥食而渴饮，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当然者，凡吾于万事，皆见其若是也，而后为当其可。学者，求乎此而已。（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四八。）
与朱熹同时，有陆九渊一派，与之立异。
陆九渊，字子静。……谓人曰：“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近见其间多有不是处。”初读《论语》，即疑有子之言支离。他日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尝曰：“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于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此理，亦无不同也。”……还乡，学者辐凑，每开讲席，户外屦满，耆老扶杖观听。自号象山翁，学者称象山先生。尝谓学者曰：“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阙，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与溺于利欲之人言犹易，与溺于意见之人言却难。”或劝九渊著书，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曰：“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初九渊尝与朱熹会鹅湖江西铅山县，论辨所学，多不合。……至于无极而太极之辨，则贻书往来论难不置焉。（《宋史》卷四三四《陆九渊传》。）
按：自程颐以下，大抵主“格物”“致知”之说，至南宋朱熹，乃集此派学说之大成。陆九渊主张与朱氏不同，朱主道问学，陆主尊德性；朱以“穷理为始事，以理已明，则可以诚意正心”，陆欲“先发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以应万物之变”；朱以陆为“太简”，陆以朱为“支离”，始终相诋而不能相容，世所谓朱陆异同是也。
（丙）理学之变迁
古之公卿，皆自幼时便教之，以为异日之用。（吕祖谦《周礼说》。）
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雠，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尝曰：“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杪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亮意盖指朱熹、吕祖谦等云。（《宋史》卷四三六《陈亮传》。）
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叶適《习学记言》卷二三。）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兰溪人。……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毕究。及壮，知向濂、洛之学，事同郡王柏，从登何基之门。基则学于黄榦，而榦亲承朱熹之传者也。……会襄樊之师日急……履祥因进牵制捣虚之策，请以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则襄樊之师将不攻而自解。且备叙海舶所经，凡州郡县邑，下至巨洋别坞，难易远近，历历可据以行。宋终莫能用。及后朱瑄、张清，献海运之利，而所由海道，视履祥先所上书，咫尺无异者。（《元史》卷一八九《金履祥传》。）
按：理学家之立说，多偏重修养，自朱、陆好重事功；与朱熹同时友善之吕祖谦，讲理学而兼治史学，教人必以致用为事；其同受学程门之陈亮、叶適，则颇诋理学而昌言事功；金履祥固传朱子之学者，而有海道图燕之建议。是南宋学者之思想，一变北宋理学之面目，而趋于事功，盖因金元之逼，士大夫皆志切恢复，有以使之然也。吕、陈、叶皆浙东人，故后人谓之浙学或永嘉学。
（丁）理学之影响
自理学创兴，人以传道自命，故又称为道学。皆自以为直接于孔门，而得其心传者也。
其弟颐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宋史》卷四二七《程颢传》。）
淳祐元年正月……诏以张、周、二程及熹，从祀孔子庙。黄榦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宋史》卷四二九《朱熹传》。）
不唯不受古经籍拘束，且发生疑义。
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欧阳修全集》卷七八《易童子问三》。）
又曰：“今《诗》三百五篇，岂尽定于夫子之手？所删之诗，容或有存于闾巷浮薄之口，汉儒取于补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两两相配。退《何彼秾矣》《甘棠》，归之《王风》，削去《野有死麕》，黜郑、卫淫奔之诗。又作《春秋发挥》。又曰：“《大学》致知格物章，未尝亡。”还《知止》章于《听讼》之上。谓“《中庸》古有二篇，诚明可为纲，不可为目”。定《中庸》诚明各十一章。（《宋史》卷四三八《王柏传》。）
五季风俗败坏，廉耻扫地，宋儒专讲修养，砥砺名节，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阿之习，始为之一变。妇人女子，夫死守节不嫁，亦自斯而盛，则为有伤人道，明清有旌表节妇之事，流弊实多。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宋史》卷四四六《忠义传序》。）
无愧于口，不若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若无愧于心。（邵雍《皇极经世书》。）
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实胜，善也；名胜，耻也。故君子……德业有未著，则恐恐然畏人知，远耻也。（周敦颐《通书》。）
按：宋儒主躬行实践，是其特长，然持论太过，论人则失之“苛刻”，论事则失之“负气”，矫激沽名，此党祸之所由起。至于南宋胡安国《春秋传》一派，主张尊王攘夷，是又因外力压迫，发愤而兴者矣。
（戊）理学之北传
元初姚枢、许衡，师事赵复，理学遂大盛于北方。
赵复，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岁七年，命太子阔出帅师伐宋，德安以尝逆战，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姚枢奉诏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辄脱之以归，复在其中。……不欲北……枢晓以……“随吾而北，必可无他。”复强从之。先是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至是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自复至燕，学子从者百余人。……杨惟中闻复论议，始嗜其学，乃与枢谋建太极书院……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复以周、程而后，其书广博，学者未能贯通，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朱氏所以发明绍续者，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别著《伊洛发挥》，以标其宗旨。……又取伊尹、颜渊言行，作《希贤录》……枢既退隐苏门，乃即复传其学，由是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复家江汉之上，以江汉自号，学者称之曰江汉先生。（《元史》卷一八九《赵复传》。）
姚枢，字公茂，柳城人，后迁洛阳。少力学……从惟中……拔德安，得名儒赵复，始得程颐、朱熹之书。……因弃官去。携家来辉州，作家庙，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象，刊诸经惠学者……时许衡在魏，至辉，就录程、朱所注书以归。（《元史》卷一五八《姚枢传》。）
许衡，字仲平，怀之河内人也。……往来河、洛间，从柳城姚枢，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书，益大有得。寻居苏门，与枢及窦默相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既长，于经传皆通之……乃著《孝经章句》，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记》。……先是许文正公衡为祭酒，始以朱子《小学》等书授弟子，久之渐失其旧。澄至旦燃烛堂上，诸生以次受业，日昃退燕居之室，执经问难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质反覆训诱之，每至夜分，虽寒署不易也。……又尝为学者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议者遂以澄为陆氏之学，非许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陆之为何如也。……尝著说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黄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四方之士……来学山中者，常不下千数百人。少暇即著书……于《易》《春秋》《礼记》，各有纂言，尽破传注穿凿，以发其蕴，条归纪叙，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言。作《学基》《学统》二篇，使人知学之本，与为学之序……又校正《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及《八阵图》、郭璞《葬书》。初澄所居草屋数间，程鉅夫题曰“草庐”，故学者称之为草庐先生。（《元史》卷一七一《吴澄传》。）
按：姚、许推衍朱熹之说，吴则颇融合朱、陆，然元世祖笼络汉人之政策，皆自姚、许诸人启之。
（2）史 学
宋代史学，最为发皇，学者多精于史学，考证与记载同重，故撰作极富。官修前史而外，国史亦有成书，南宋以后野史，若《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齐东野语》《四朝闻见录》诸书，皆能记当代之事。会要一体，尤能贯串一朝掌故，其风播于元、明。三史体例流传，旧闻不至放失，即缘公私留心史事，秉笔者得有依据，非近代知古而不知今者，可得仰望也。
（甲）正 史
《唐书》：
唐代屡经修撰国史，已具有规模，五季之际，历朝加以征集补缀，至后晋出帝时，书始告成，凡本纪二十、志三十、列传一百五、共二百卷，所谓《旧唐书》者是也。
开运二年六月……监修国史刘昫、史官张昭远等，以新修《唐书》纪、志、列传并目录，凡二百三卷上之，赐器帛有差。（《旧五代史》卷八四《晋少帝纪》四。）
至宋仁宗，以刘昫等所撰《唐书》多阙漏，命宋祁、欧阳修等重删撰之，历十七年而书成，凡本纪十、志五十、表十五、列传百五十，共二百二十五卷，世称《新唐书》。
祁，字子京……初贾昌朝建议修《唐书》，始令馆职日供《唐书》所未载者二事，附于本传。命祁与王尧臣、杨察、张方平为修撰，又命范镇、邵必、宋敏求、吕夏卿为编修，而以昌朝提举。昌朝举王畴编修，必以为史出众手非是，辞之。昌朝罢相，以丁度兼领，度卒，刘沆代之，沆罢，王尧臣代之，尧臣卒，曾公亮代之。《唐书》初修，而尧臣以忧去，方平、察相继出外，祁遂独秉笔。虽外官，亦以稿自随，久之又命欧阳修刊修，分作纪志，刘羲叟修律历、天文、五行志，将卒业，而梅尧臣入局，修方镇，百官表。祁与范镇在局一十七年，王畴一十五年，宋敏求、吕夏卿并各十年。（王偁《东都事略》卷六五《宋祁传》。）
修《唐书》十余年，自守亳州，出入内外，尝以稿自随，为列传百五十卷。（《宋史》卷二八四《宋祁传》。）
奉诏修《唐书》纪、志、表。（《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与修唐书者，皆一时闻人，其可考者如下。
刘羲叟，字仲更，泽州晋城人也。欧阳修……荐其学术该博，留修《唐书》。羲叟强记，于经史百家，无不通晓，至于国朝典故、财赋、刑名、兵械、钟律，皆知其要，其乐律、星历、数术尤过人。（王偁《东都事略》卷六五《刘羲叟传》。）
梅尧臣，字圣俞，宣城人也。……所撰《唐载》二十六卷，多补正旧史阙谬，乃命编修《唐书》，书成未奏而卒。（王偁《东都事略》卷一一五《梅尧臣传》。）
敏求，字次道。……王尧臣修《唐书》，以敏求习唐事，奏为编修官。……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百四十八卷。（《宋史》卷二九一《宋敏求传》。）
吕夏卿，字缙叔，泉州晋江人。……学长于史，贯穿唐事，博釆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云。（《宋史》卷三三一《吕夏卿传》。）
赵邻幾，字亚之，郓州须城人……常欲追补唐武宗以来实录，孜孜访求遗事，殆废寝食，会疾革，惟以书未成为恨。至淳化中，参知政事苏易简因言及邻幾追补《唐实录》事……太宗遣直史馆钱熙往取其书，得邻幾所补《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宋史》卷四三九《赵邻幾传》。）
孙甫，字之翰，许州阳翟人。少好学，日诵数千言，慕孙何为古文章。……著《唐史记》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之。时人言：“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唐史》藏秘阁。（《宋史》卷二九五《孙甫传》。）
陈彭年，字永年，抚州南城人。……所著……《唐纪》四十卷。（《宋史》卷二八七《陈彭年传》。）
赵瞻，字大观……著……《唐春秋》五十卷。（《宋史》卷三四一《赵瞻传》。）
新旧两书，详略互见，要为不可偏废，新书志较详。
五代纷乱之时，唐之遗闻往事，既无人记述，残编故籍，亦无人收藏，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则太平已久，文事正兴，人间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釆取转多。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知《新书》之“文省于前，而事增于旧”，有由然也。试取《旧书》各传相比较，《新书》之增于旧书者有二种：一则有关于当日之事势，古来之政要，及本人之贤否，所不可不载者；一则琐言碎事，但资博雅而已。（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一七《新书增旧书处》。）
惟欧、宋不喜骈文，删改诏诰章疏，使一代典制不传，是其失也。
欧、宋二公，不喜骈体，故凡遇诏诰、章疏、四六行文者，必尽删之。……夫一代自有一代文体……今以其骈体而尽删之，遂使有唐一代馆阁台省之文，不见于世，究未免偏见也。……其他如章疏之类，有关政体治道者，或就四六改为散文，或节其要语存之。（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一八《新书尽删骈体旧文》。）
《五代史》
宋太祖命薛居正等，修梁、唐、晋、汉、周五朝史，逾年而成，凡本纪六十一、志十二、列传七十七，共一百五十卷，所谓旧《五代史》者是也。
薛居正，字子平，开封浚仪人。……又监修《五代史》，逾年毕，锡以器币。（《宋史》卷二六四《薛居正传》。）
其后欧阳修，私撰《五代史记》，凡本纪十二、列传四十五、考三、世家年谱十、附录三及目录，共七十五卷，世称《新五代史》。
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新、旧二《史》撰修之经过，传布之显晦，与内容之特点，略记于下。
宋太祖开宝六年四月，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其曰《五代史》者，乃后人总括之名也。七年闰十月，书成，凡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监修者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薛居正，同修者为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
李九龄见《宋史》及《晁公武读书志》，《玉海》所引《中兴书目》。皆本各朝实录为稿本，此官修之史也。其后欧阳修私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于家。修没后，熙宁五年，诏求其书刊行见《宋史》。于是薛、欧二史，并行于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诏止用欧史，于是薛史渐湮。惟前明《永乐大典》，多载其遗文，然已割裂淆乱，非薛史篇第之旧。……开四库馆，命诸臣就《永乐大典》中，甄录排纂，其缺逸者，则采宋人书中之征引薛史者补之。于是薛史复为完书……今覆而案之，虽文笔迥不逮欧史，然事实较详。盖欧史专重书法，薛史专重叙事，本不可相无。（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一《薛居正<五代史>》。）
宋初记五代事者颇众，欧阳得以参用之，较旧五代史固为精核。然笔削自负，自立门目，学究气过重，其事亦嫌缺略，不足以尽五代之事也。
范质，字文素，大名宗城人。……又述朱梁至周五代，为《通录》六十五卷，行于世。（《宋史》卷二四九《范质传》。）
王溥，字齐物，并州祁人。……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又采朱梁至周，为三十卷，曰《五代会要》。（《宋史》卷二四九《王溥传》。）
郑向，字公明，开封陈留人。……五代乱亡，史册多漏失，向著《开皇纪》三十卷，摭拾遗事，颇有补焉。（《宋史》卷三〇一《郑向传》。）
子融，字熙仲……又集五代事，为《唐余录》六十卷以献。（《宋史》卷三一〇《王子融传》。）
路振，字子发，永州祁阳人……又尝采五代末，九国君臣行事，作世家、列传，书未成而卒。（《宋史》卷四四一《路振传》。）
此外又有孙光宪《北梦琐言》，陶岳《五代史补》，王禹偁《五代史阙文》，刘恕《十国春秋》，龚颖《运历图》，见于《宋·艺文志》及《晁公武读书志》者，皆在欧公之前，足资考订。其出自各国之书，如钱俨之《吴越备史》《备史遗事》，汤悦之《江南录》，徐铉之《吴录》，王保衡之《晋阳见闻要录》，又皆流布。而徐无党注中所引证之《唐摭言》《唐新纂》《九国志》《五代春秋》《鉴戒录》《纪年录》《三楚新编》《纪年通谱》《闽中实录》等书，又皆欧所参用者。盖薛史第据各朝实录，故成之易，而记载或有沿袭失实之处。欧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一《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
《宋史》：
本纪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传世家二百五十五，凡四百九十六卷。
《辽史》：
本纪三十、志三十一、表八、列传四十六，凡一百十六卷。
《金史》：
本纪十九、志三十九、表四、列传七十三，凡一百三十五卷。
辽、宋、金三《史》，皆元人所修。《辽史》，至正四年三月，中书右丞相都总裁脱脱等表进；《金史》，至正四年十一月，中书右丞相领三史事阿鲁图等表进；《宋史》，至正五年十月，阿鲁图等表进。（王鸣盛《蛾术编》卷一〇。）
初元世祖立国史院，首命王鹗修辽、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仁宗年号、天历文宗年号之间，屡诏修之，以义例未定，竟不能成。顺帝至正三年，命托克托元史作脱脱为都总裁，特穆尔达实《元史》作铁木儿塔识、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傒斯为总裁官，修之。或欲如《晋书》例，以宋为世纪，而辽、金为载记。或又谓辽立国先于宋五十年，宋南渡后，常称臣于金，以为不可。待制王理者，著《三史正统论》，欲以辽、金为北史，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一时持论不决。诏辽、宋、金各为史，凡再阅岁，书成上之，举例论赞表奏，多玄属笔云。（《续通考》卷一六一《经籍考二一》。）
元顺帝时，命托克托等修辽、宋、金三史。自至正三年三月开局，至正五年十月告成。以如许卷帙，成之不及三年……实皆有旧本，非至托克托等始修也。各朝本有各朝旧史，元世祖时，又已编纂成书，至托克托等，已属第二三次修辑，故易于告成耳。《辽史》在辽时，已有耶律俨本，在金时又有陈大任本，此《辽史》旧本也。金亡后，《累朝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后据以修史，此《金史》旧本也。宋亡后，董文炳在临安，主留事，曰：“国可灭，史不可灭。”遂以宋史馆诸记注，尽归于元都，贮国史院见《元史·董文炳传》，此《宋史》旧本也。元世祖中统二年，王鹗请修辽、金二史，诏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寻又诏史天泽亦监修。
其金朝《卫绍王记注》已亡失，则王鹗釆当时诏令，及杨云翼等所记足成之。及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此元世祖时纂修三史之本也。故至正中，阿鲁图、托克托等《进辽史表》云：“耶律俨语多避忌，陈大任词乏精详，世祖皇帝敕词臣撰次三史，首及于辽。”《进金史表》云：“张柔归《金史》于先，王鹗釆金事于后。”《进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载《宋史》而归秘府，既编戡定之勋，寻奉纂修之旨。”可见元世祖时，三史倶以修订。而《元史·托克托传》，并谓延祐天历间，又屡诏修之。则不惟修之于世祖时，而世祖后，又频有修辑矣。……其所以未有成书者……以义例未定……各持论不决故耳。至顺帝时，诏宋、辽、金各为一史，于是据以编排，而纪、传、表、志，本已完备，故不三年遂竣事。（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三《宋、辽、金三史》。）
耶律俨，字若思，析津人。本姓李氏。道宗寿隆六年……迁知枢密院事……封越国公，修《皇朝实录》七十卷……又善伺人主意。妻邢氏，有美色，尝出入禁中。俨教之曰：“慎勿失上意！”由是权宠益固。（《辽史》卷九八《耶律俨传》。）
好问字裕之。……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阻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纪录，至百余万言。今所传者，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金史》卷一二六《元好问传》。）
顺帝至正三年，诏修辽、金、宋三史，命脱脱为都总裁官。（《元史》卷一三八《脱脱传》。）
铁木儿塔识，字九龄，国王脱脱之子。资禀宏伟，补国子学诸生，读书颖悟绝人。……修辽、金、宋三史，铁木儿塔识为总裁官，多所协赞云。（《元史》卷一四〇《铁木儿塔识传》。）
揭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人。……特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时平章李孟监修国史，读其所撰《功臣列传》，叹曰：“是方可名史笔，若他人直誊吏牍尔。”……诏修辽、金、宋三史，傒斯与为总裁官……且与僚属言：“欲求作史之法，须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虽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然何以示惩劝！”由是毅然以笔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贤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于物论之齐，必反覆辩论，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至正四年，《辽史》成，有旨奖谕，仍督早成金、宋二史。傒斯留宿史馆，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元史》卷一八一《揭傒斯传》。）
张起岩，字梦臣。……诏修辽、金、宋三史，复命入翰林为承旨，充总裁官……起岩熟于金源典故，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当，起岩据理窜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元史》卷一八二《张起岩传》。）
欧阳玄，字原功……诏修辽、金、宋三史，召为总裁官，发凡举例，俾论撰者有所据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论议不公者，玄不以口舌争，俟其呈稿，援笔窜定之，统系自正。至于论赞表奏，皆玄属笔。（《元史》卷一八二《欧阳玄传》。）
吕思诚，字仲实，平定州人。……总裁辽、金、宋三史。（《元史》卷一八五《吕思诚传》。）
（乙）通 史
通史之中，以司马光之《资治通鉴》，贯串古今，精博详审，为史家之创体，朱子纲目，不足道也。
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览，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
光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初光患历代史繁重，学者不能综，况于人主。遂约战国至秦二世，如左氏体为《通志》以进。英宗命光续其书，置局秘阁，以其素所贤者刘攽、刘恕、范祖禹为属，凡十九年而成。神宗尤重其书，以为贤于荀悦，亲为制叙，赐名《资治通鉴》。（王偁《东都事略》卷八七《司马光传》。）
攽，字贡父……尤邃史学。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颂。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专职汉史。（《宋史》卷三一九《刘攽传》。）
刘恕，字道原，筠州人。……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即召为局僚，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著《五代十国纪年》，以拟《十六国春秋》，又采太古以来，至周威烈王时事，《史记》《左氏传》所不载者，为《通鉴外纪》。（《宋史》卷四四四《刘恕传》。）
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书成，光荐为秘书省正字。（《宋史》卷三三七《范祖禹传》。）
氏曰：“皇朝治平中，司马光奉诏编集历代君臣事迹，许自辟官属，借以馆阁书籍，在外听以书局自随。至元丰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上。上起战国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魏、赵、韩为诸侯，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阅，别为《目录》；参考异同，俾归一途，别为《考异》，各一编。（《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二〇》。）
公子康公休，告其友说之曰，此书成，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淳甫。（《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二〇》。）
致堂胡氏曰：司马公六任冗官，皆以书局自随……高氏《纬略》曰：公与宋次道书曰：“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其费工如此。温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书。……一事用三四处出处纂成，是其为功大矣。不观正史精熟，未易决《通鉴》之功绩也。《通鉴》釆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二〇》。）
李焘仿《资治通鉴》之体，记北宋一祖八宗之事，不敢言续，自居于《长编》。其体既尊，事亦详尽，诚一代巨制，惟其书缺佚，使言宋事者无可据依，深为可惜。
李焘，字仁甫，眉州丹棱人……博极载籍，搜罗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核。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例，断自建隆，迄于靖康，为编年一书，名曰《长编》。……淳熙七年，《长编》全书成，上之，诏藏秘阁。焘自谓此书宁失之繁，无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总目五卷。依熙宁修三经例，损益修换四千四百余事，上孝宗谓其书无愧司马迁。焘尝举汉石渠、白虎故事，请上称制临决，又请冠序，上许之，竟不克就。……张栻尝曰，李仁甫……《长编》一书，用力四十年。（《宋史》卷三八八《李焘传》。）
《续通鉴长编》一百六十八卷，陈氏曰：礼部侍郎眉山李焘仁父撰。《长编》云者，司马公之为《通鉴》也，先命其属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然后删之以成书。唐长编六百卷，今《通鉴》惟八十卷耳。焘所上表，自言未可谓之“通鉴”，止可谓之“长编”。故其书虽繁芜，而不嫌也。其卷数虽如此，而册数至余三百，盖逐卷又自分子卷，或至十余。（《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二〇》。）
袁枢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分类排纂，各详起讫，而有《纪事本末》之作。于史家二体之外，自为一体，迄今不可磨灭。
袁枢，字机仲，建之建安人。……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其书，奏于上，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且令熟读曰：“治道尽在是矣。”（《宋史》卷三八九《袁枢传》。）
《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陈氏曰：工部侍郎袁枢机仲撰。……杨诚斋为之序。朱子曰：……司马温公，受诏纂述《资治通鉴》，然后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编年系日，如指诸掌。……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于数十百年之间，不相缀属，读者病之。今建安袁机仲，乃以暇日，作为此书，以便学者。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于以错综温公之书，其亦《国语》之流矣。（《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二〇》。）
元胡三省之《通鉴音注》，亦称博洽，为《通鉴》功臣。
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一百九十四卷，《资治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续通考》卷一六一《经籍考二一》。）
胡三省，字身之，浙江天台人。博学能文章，尤笃于史学。登宋宝祐四年进士……宋亡，隐居不仕。著《资治通鉴音注》及《释文辨误》百余卷，今行于世。其《音注序》曰：“……是书依陆德明《经典释文》，厘为《广注》九十七卷；著《论》十篇，自周讫五代，略叙兴亡大致。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因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释文》之舛谬，悉改正之，别著《辨误》十二卷。”……其《释文辨误序》曰，《通鉴释文》行世，有史炤本，有公休本。史炤本，冯时行为之序；公休本温公修《通鉴》，公休为检阅文字官刻于海陵乡斋，前无序，后无跋，直署公休官位姓名于卷首而已；又有成都府广都县费氏进修堂版行。《通鉴》于正文下附注，多本之史炤，间以己意附之，世人以其有注，遂谓之善本，号《龙爪通鉴》。要之海陵释文、龙爪注，大同而小异，皆蹈袭史炤者也，讹谬相传。而海陵本，乃托之公休以欺世，适所以诬玷公休，此不容不辨也。（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四《胡三省传》。）
郑樵《通志》，以通史自居，时有新论，以评泊见长，然其二十略，亦多及文献掌故。
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杨雄。居夹漈山，谢绝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初为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论辨，绍兴十九年上之，诏藏秘府。樵归益厉所学，从者二百余人。……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钞所著《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进，会病卒……学者称夹漈先生。（《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
自序略曰：“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以年包事，传以事系年，儒学之士，皆能为之。……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曰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谥略、器服略、乐略、艺文略、校雠略、图谱金石略、灾祥略、昆虫草木略，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汉、唐诸儒议论。曰礼略、职官略、选举略、刑罚略、食货略，凡前五略，虽本诸前人之典，亦非诸史之文也。”（《通考》卷二〇一《经籍考二八》。）
按：郑氏此书，名之曰《通志》，其该括甚大。卷首序论，讥诋前人，高自称许，盖自以为无复遗憾矣。然夷考其书，则氏族、六书、七音等《略》，考订详明，议论精到，所谓出臣胸臆，非诸儒所得闻者，诚是也。至于天文、地理、器服，则失之太简……若礼及职官、选举、刑罚、食货五者……杜岐公《通典》之书，五者居十之八。然杜公生贞元间，故其所记述，止于唐天宝。今《通志》既自为一书……天宝以后，则竟不复陆续。（《通考》卷二〇一《经籍考二八》。）
（丙）政 史
政史名著，有马端临《文献通考》，昔人以拟《通鉴》，谓为二通。其书虽录《通典》，而自具面目，缀辑宋事，尤足以补宋史之阙。
马端临，字贵与，江西乐平人。……宋亡不仕，著《文献通考》，自唐虞至南宋，补杜佑《通典》之阙，二十余年而成。其自序曰：“……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旁搜远绍，门分汇别，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仿《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 诸书以成之者也。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釆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以己意附其后焉。命曰《文献通考》，为门二十有四，为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门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则各以小序详之。……”仁宗延祐四年，遣真人王寿衍，寻访有道之士，至饶州路，录其书上进，诏官为镂版，以广其传。（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四《马端临传》。）
（3）文 学
（甲）文
通行文字体裁，有古文、骈俪、制艺之区分，兹分别列叙之。
古文：
自唐末历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开始为古文，洙与穆修复振起之。（《宋史》卷二九五《伊洙传》。）
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南渡文气不及东都，岂不足以观世变欤！（《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序》。）
柳开，字仲涂，大名人。……既就学，喜讨论经义。五代文格浅弱，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肖愈，字绍元。既而改名字，以为能开圣道之涂也。著书自号东郊野夫，又号补亡先生，作二传以见意。……范杲好古学，大重开文，世称为柳范。（《宋史》卷四四〇《柳开传》。）
穆修，字伯长，郓州人。……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其后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修虽穷死，然一时士大夫，能称文者，必曰穆参军。（《宋史》卷四四二《穆修传》。）
柳穆提倡古文，排斥骈偶，然矫枉过正，而流于艰涩难通。
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一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四。）
嘉祐中，士人刘幾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崄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政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力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幾也。”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幾也。（沈括《梦溪笔谈》卷九。）
自欧阳修起，法度细密，所谓古文者始盛。
尹洙，字师鲁，河南人也……博学有识度，通六经，尤深于《春秋》。为文章，简而有法。（王偁《东都事略》卷六四《尹洙传》。）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幼敏悟过人……及冠，嶷然有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举进士……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景祐初，欧阳文忠公与尹师鲁，专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超然独骛，众莫能及……于是文风一变，时人竞为模范。（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二。）
修之在滁也，自号醉翁，作亭琅琊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尝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自为传刻石，居颍一年而卒。（王偁《东都事略》卷七二《欧阳修传》。）
欧氏汲引后进，于是曾、王、三苏之文风行一时。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生而警敏……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宋史》卷三一九《曾巩传》。）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苏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悉焚常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祐间，与其二子轼、辙，皆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宋史》卷四四三《苏洵传》。）
欧阳修得洵书二十篇，大爱其文辞，以为贾谊、刘向不过也。……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一时学者……皆学其文，以为师法。以其父子俱知名，号为老苏。（王偁《东都事略》卷一一四《苏洵传》。）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
苏辙，字子由，年十九，与兄轼，同登进士科……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近。（《宋史》卷三三九《苏辙传》。）
南宋之文，皆不能纯，唯朱熹不以文名，而文自雄奇，效法韩、曾，毫无萎薾之气，实一大家也。
王十朋，字龟龄，温州乐清人。资颖悟，日诵数千言。及长，有文行，聚徒梅溪，受业者以百数。（《宋史》卷三八七《王十朋传》。）
叶適，字正则，温州永嘉人。为文藻思英发。（《宋史》卷四三四《叶適传》。）
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归家益厉志读书，所学益博。（《宋史》卷四三六《陈亮传》。）
吕祖谦，字伯恭……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既又友张栻、朱熹，讲索益精。……晚年会友之地，曰丽泽书院，在金华城中。（《宋史》卷四三四《吕祖谦传》。）
陈傅良，字君举，温州瑞安人。……为文章，自成一家，人争传诵，从者云合，由是其文擅当世。当是时，永嘉郑伯熊、薛季宣，皆以学行闻，而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傅良皆师事之，而得季宣之学为多。及入太学，与广汉张栻、东莱吕祖谦友善。祖谦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条序，而主敬集义之功，得于栻为多。……傅良为学，自三代秦、汉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已。（《宋史》卷四三四《陈傅良传》。）
金文大率取法苏轼，而以金石文字擅场者为大家，赵秉文、元好问，其尤著者也。
蔡珪，字正甫，松年子也。……珪博物，且识古文奇字……朝廷稽古礼文之事，取其议论为多。（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八《蔡珪传》。）
赵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阳人也。幼颖悟，读书若夙习。……金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其弊益甚。盖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陈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黜落，于是文风大衰。……秉文之文，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金史》卷一一〇《赵秉文传》。）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子好问……字裕之。……从陵川郝晋卿学，不事举业，淹贯经传百家，六年而业成。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秉文见之，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师。……金亡不仕。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晚年尤以著作自任。（《金史》卷一二六《元德明传》。）
元文更颓薾不振，然纪事之文，常窥见元事。
戴表元，字帅初，一字曾伯，庆元奉化州人。七岁学古诗文，多奇语。稍长，从里师习词赋，辄弃不肯为。……初表元闵宋季文章，气萎薾而辞骫骳，疲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时四明王应麟、天台舒岳祥，并以文学师表一代，表元皆从而受业焉。故其学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洁，化陈腐为神奇，蓄而始发，间事摹画，而隅角不露，施于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许与。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唯表元而已。（《元史》卷一九〇《戴表元传》。）
姚燧，字端甫柳城人，后迁洛阳……生三岁而孤，育于伯父枢。枢隐居苏门……年十三，见许衡于苏门。十八，始受学于长安。时未尝为文，视流辈所作，惟见其不如古人，则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读韩退之文，试习为之，人谓有作者风。稍就正于衡，衡亦赏其辞……燧之学，有得于许衡，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文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盖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当时孝子顺孙，欲发挥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传信；其不得者，每为愧耻。故三十年间，国朝名臣世勋、显行盛德，皆燧所书。每来谒文，必其行业可嘉，然后许可，辞无溢美。又稍广置燕乐，燧则为之喜，而援笔大书，否则弗易得也。时高丽沈阳王父子，连姻帝室，倾资结朝臣。一日欲求燧诗文，燧靳不与，至奉旨乃与之。……然颇恃才，轻视赵孟頫、元明善辈……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元史》卷一七四《姚燧传》。）
其门人最著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体裁议论一取法于表元者也。（《元史》卷一九〇《戴表元传》。）
袁桷，字伯长，庆元人。幼学文，脱去凡近，长益留心典故。常谓宋末文缛滥，克自奋厉，希古作者。（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二二《袁桷传》。）
马祖常，字伯庸，世为雍古部，居靖州天山。……父润，同知漳州路总管府事，家于光州。祖常七岁知学，得钱即以市书。……既长益笃于学。蜀儒张 讲道仪真，往受业其门，质以疑义数十，甚器之。……祖常工于文章，宏赡而精核，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有文集行于世。（《元史》卷一四三《马祖常传》。）
赵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也。……赐第于湖州，故孟頫为湖州人。……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仁宗在东宫，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贤侍讲学士……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尝与侍臣论文学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苏子瞻。又尝称孟頫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前史官杨载称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人以为知言云。（《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孙也。……集与弟槃，皆受业家庭，出则以契家子从吴澄游，授受具有源委。……集学虽博洽，而究极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经纬弥纶之妙，一寓诸文，蔼然庆历乾淳风烈。尝以江左先贤甚众，其人皆未易知，其学皆未易言，后生晚进，知者鲜矣，欲取太原元好问《中州集》遗意，别为《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为文万篇，稿存者十二三。早岁与弟槃同辟书舍为二室，左室书陶渊明诗于壁，题曰陶庵，右室书邵尧夫诗，题曰邵庵，故世称邵庵先生。……游其门见称许者，莆田陈旅，旅亦有文行世。国学诸生若苏天爵、王守诚辈，终身不名他师，皆当世称名卿者。（《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
杨载，字仲弘，其先居建之浦城，后徙杭，因为杭人。少孤，博涉群书，为文有跌宕气。……初吴兴赵孟頫在翰林，得载所为文，极推重之。由是载之文名，隐然动京师，凡所撰述，人多传诵之。其文章一以气为主，博而敏，直而不肆，自成一家言。（《元史》卷一九〇《杨载传》。）
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机……梈天资颖异，所诵读，辄记忆……耽诗工文，用力精深……所著诗文，多传于世。……持身廉正……吴澄以道学自任，少许可，尝曰：“若亨父，可谓特立独行之士矣。”为文志其墓学者称文白先生。（《元史》卷一八一《范梈传》。）
揭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人。……幼贫，读书尤刻苦，昼夜不少懈……贯通百氏，早有文名。……为文章，叙事严整，语简而当……朝廷大典册，及元勋茂德当得铭辞者，必以命焉。殊方绝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为荣云。（《元史》卷一八一《揭傒斯传》。）
黄溍，字晋卿，婺州义乌人。……长以文名于四方。……视弟子如朋交，未始以师道自尊……而来学者滋益恭……溍之学，博极天下之书，而约之于至精，剖析经史疑难，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属，旁引曲证，多先儒所未发。文辞布置谨严，援据精切，俯仰雍容，不大声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万顷，鱼鳖蛟龙，潜伏不动，而渊然之光，自不可犯。（《元史》卷一八一《黄溍传》。）
同郡柳贯、吴莱，皆浦阳人。贯字道传……自幼至老，好学不倦。凡六经、百氏、兵刑、律历、数术、方技、异教外书，靡所不通。作文沉郁舂容，涵肆演迤，人多传诵之。……与溍及临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齐名。（《元史》卷一八一《黄溍传附传》。）
吴莱，字立夫……辈行稍后于贯、溍。天资绝人，七岁能属文，凡书一经目，辄成诵……莱尤喜论文，尝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为法度所缚，举眼之顷，千变万化，坐作进退击刺，一时倶起，及其欲止，什伍各还其队，元不曾乱。”闻者服之。贯平生极慎许与，每称莱为绝世之才。溍晚年谓人曰：“莱之文崭绝雄深，类秦、汉间人所作，实非今世之士也。吾纵操觚一世，又安敢及之哉！”其为前辈所推许如此。……卒……私谥曰渊颖先生。（《元史》卷一八一《黄溍传附传》。）
骈体文：
宋人继六朝唐后，别创四六一体，代言之作如制诰，述恩之作如笺表，以隶事为工，对仗为巧，亦自创一风格。工此者每能得盛名显位，杨、刘、二宋，称为首出，沉博艳丽；欧、王、苏轼，继以昌大，而意无不尽，语无不工，尤尽四六之能事。宋代最重宏词，所习者即此也。
杨亿，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天性颖悟，自幼及终，不离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当时学者，翕然宗之。而博览强记，尤长典章制度，时多取正。喜诲诱后进，以成名者甚众。人有片辞可纪，必为讽诵。手集当世之述作，为《笔苑时文录》数千篇。（《宋史》卷三〇五《杨亿传》。）
刘筠，字子仪，大名人。……其文辞善对偶，尤工为诗。初为杨亿所识拔，后遂与齐名，时号杨刘。（《宋史》卷三〇五《刘筠传》。）
宋庠初名郊，字公序，安州安陆人，后徙开封之雍丘。……自应举时，与祁倶以文学名擅天下，俭约不好声色，读书至老不倦。善正讹谬。（《宋史》卷二八四《宋庠传》。）
祁，字子京，与兄庠同时举进士……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别之。……祁兄弟皆以文学显，而祁尤能文，善议论，然清约庄重不及庠……论曰……庠明练故实，文藻虽不逮祁，孤风雅操，过祁远矣。（《宋史》卷二八四《宋祁传》。）
大抵史近古，对偶宜今，以对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鼙鼓。（《宋祁笔记》上。）
欧阳修以古文排寡之调为四六。
臣闻神功不宰，而万物得以曲成者，惟各从其欲；天鉴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动者，在能致其诚。敢倾虔至之心，再
渎高明之听。（《欧阳修全集》卷九三《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王安石，喜运经史语入文，谓之典雅。
懋昭贤业，寅亮圣时，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岂独后思；尔瞻之节岩岩，方当上辅。（王安石《临川集》卷七九《贺致政赵少保启》。）
苏轼制表，驱遣经史语文，如出诸己。在欧、王二家之外，尤号雄杰，涵造化之妙，尽笔端之巧。南宋古文益衰，工四六者愈众，以流丽稳妥为能事，体乃愈卑矣。
汪藻，字彦章，饶州德兴人。……徽宗亲制《君臣庆会阁诗》，群臣皆赓进，惟藻和篇，众莫能及。时胡伸亦以文名，人为之语曰：“江左二宝，胡伸、汪藻。”……高宗……时多事，诏令类出其手。……藻通显三十年，无屋庐以居。博极群书，老不释卷，尤喜读《春秋左氏传》及《西汉书》。工俪语，多著述，所为制词，人多传诵。（《宋史》卷四四五《汪藻传》。）
綦崇礼，字叔厚，高密人……幼颖迈，十岁能作邑人墓铭……太学诸生溺于王氏新说，少能词艺者。徽宗幸太学，崇礼出二表，祭酒与同列，大称其工。……高宗时，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诏命数百篇，文简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体。……崇礼妙龄秀发，聪敏绝人，不为崖岸斩绝之行。廉俭寡欲，独覃心辞章，洞晓音律，酒酣气振，长歌慷慨，议论风生，亦一时之英也。……楼钥尝叙其文，以为气格浑然天成，一旦当书命之任，明白洞达，虽武夫远人，晓然知上意所在云。（《宋史》卷三七八《綦崇礼传》。）
适，字景伯番阳人……幼敏悟，日诵三千言。……以文学闻望，遭时遇主。（《宋史》卷三七三《洪适传》。）
遵，字景严……从师业文，不以岁时寒暑辍。（《宋史》卷三七三《洪遵传》。）
迈，字景卢……幼读书，日数千言……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迈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跻贵显，迈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谓其文备众体。迈考阅典故，渔猎经史，极鬼神事物之变……有《容斋五笔》《夷坚志》行于世，其他著述尤多。（《宋史》卷三七三《洪迈传》。）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倅庐陵，因家焉。……高宗读其策曰：“掌制手也。”……必大在翰林几六年，制命温雅，周尽事情，为一时词臣之冠。（《宋史》卷三九一《周必大传》。）
杨万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精于诗，尝著《易传》，行于世。光宗尝为书诚斋二字，学者称诚斋先生。（《宋史》卷四三三《杨万里传》。）
真德秀，字景元，后更为景希，建之浦城人。……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传》。）
魏了翁，字华甫，邛州蒲江人。……年十五，著韩愈论，抑扬顿挫，有作者风。……进华文阁待制……上章论十弊……疏列万言，先引故实，次陈时弊，分别利害，粲若白黑。（《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
制艺文：
宋熙宁中，王安石始废诗赋用经义，元祐后复罢。迨元仁宗延祐中，定科举考试法，于是王克耘始造八比一法，名书义矜式。遂为八股滥觞，学者俯就绳式，推敲揣摩，有害于学术文学者甚大。
自宋以来，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谓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诏考试词赋官，各作程文一道，示为举人之式，试后，赴省藏之。（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程文》。）
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程文》。）
宋季有魏天应论学绳尺一书，皆当时应举文字，有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注》。）
（乙）诗
宋诗初学西昆晚唐，欧阳修、王安石锐意学韩学杜，苏、王不主一格，巍然大家，宋诗体格，至是始成。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巨野人。……赋咏人多传诵。……太宗亲试贡士，召禹偁赋诗立就。上悦曰：“此不逾月，遍天下矣。”……禹偁词学敏赡，遇事敢言……所与游必儒雅，后进有词艺者，极意称扬之。……有……诗三卷。（《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传》。）
丞相莱国寇忠愍公，名準，字平仲，华州下邽人。……平生著述，于章疏尤工，旨粹言简，多所开益……好为诗，警策清悟，有刘梦得、元微之风格，其气焰奇拔，则又过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
魏野，字仲先，陕州陕人也。……及长嗜吟咏，不求闻达。居州之东郊，手植竹树，清泉环绕，旁对云山，景趣幽绝。凿土袤丈，曰乐天洞，前为草堂，弹琴其中，好事者，多载酒肴从之游，啸咏终日。……野不喜巾帻，无责贱皆纱帽白衣以见，出则跨白驴。过客居士往来，留题命话，累宿而去。野为诗精苦，有唐人风格，多警策句。……有《草堂集》十卷。（《宋史》卷四五七《魏野传》。）
林逋，字君复，杭州钱塘人。少孤力学，不为章句。……初放游江、淮间，久之，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自为墓于其庐侧。临终为诗，有“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之句。既卒，州为上闻，仁宗嗟悼，赐谥和靖先生……逋善行书，喜为诗，其词澄浃峭特，多奇句。既就稿随辄弃之。或谓：“何不录以示后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窃记之，今所传，尚三百余篇。（《宋史》卷四五七《林逋传》。）
杨亿，字大年……六岁学吟诗……年十一，以童子召对，试诗赋五篇，下笔立成。太宗叹异……太宗观华后苑，召命赋诗。明年，苑中曲宴，亿复以诗献。……有《西昆酬倡》等集……真宗尝谓王旦曰：“亿辞学无比，后学皆师慕之。文章有贞元、元和风格，自亿始也。”旦曰：“后学皆师慕亿，唯李宗谔久与之游，终不得其鳞甲。”谓其体弱，不宗经典云。（王偁《东都事略》卷四七《杨亿传》。）
刘筠……善对偶，尤工为诗。初为杨亿所识拔，后遂与齐名，时号杨刘。（《宋史》卷三〇五《刘筠传》。）
石延年，字曼卿……家于宋城。延年为人跌宕任气节……于诗最工。（《宋史》卷四四二《石延年传》。）
苏舜钦，字子美……当天圣中，学者为文，多病偶对，独舜钦与河南穆修，好为古文、歌诗，一时豪俊多从之游。……舜钦既放废，寓于吴中，其友人韩维，责以……去离都下，隔绝亲交。舜钦报书曰，“……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史琴樽以自愉悦，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阊二门，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渚茶、野酿，足以消忧，莼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以彼此较之，孰为然哉！……”在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益读书，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宋史》卷四四二《苏舜钦传》。）
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人……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初未为人所知。……为河南主簿，钱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赏之，为忘年交，引为酬倡，一府尽倾。欧阳修与为诗文，自以为不及。尧臣益刻厉，精思苦学，由是知名于时。宋兴以诗名家为世所传，如尧臣者盖少也。尝语人曰：“凡诗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世以为知言。……尧臣家贫喜饮酒，贤士大夫多从之游，时载酒过门。善谈笑，与物无忤，诙嘲讥刺托于时，晚益工。（《宋史》卷四四三《梅尧臣传》。）
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苏轼叙其文曰……诗赋似李白。（《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苏轼、王安石，叠为诗家宗主，苏门有黄、晁、秦、张诸人尤盛。
黄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人。……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学甫而不为者。……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倶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而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蜀、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故称苏黄。轼为侍从时，举庭坚自代，其词有“瑰伟之文，妙绝当世……”之语，其重之也如此。初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乐其林泉之胜，因自号山谷道人云。（《宋史》卷四四四《黄庭坚传》。）
晁补之，字无咎，济州巨野人……父端有工于诗。补之聪敏强记，才解事，即善属文……十七岁，从父官杭州，倅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补之才气飘逸，嗜学不知倦，文章温润典缛，其凌丽奇卓，出于天成。尤精《楚词》，论集屈、宋以来赋咏，为《变离骚》等三书。（《宋史》卷四四四《晁补之传》。）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人。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放还。至藤州，出游华光亭，为客道梦中长短句，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先自作挽词，其语哀甚，读者悲伤之。（《宋史》卷四四四《秦观传》。）
张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人。幼颖异，十三岁能为文，十七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轼亦深知之，称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三叹之声。……耒仪观甚伟，有雄才，笔力绝健，于骚词尤长。……作诗晚岁亦务平淡，效白居易体，而乐府效张籍。（《宋史》卷四四四《张耒传》。）
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彭城人。少而好学苦志，年十六，蚤以文谒曾巩，一见奇之，许其以文著，时人未之知也……元祐初，苏轼、傅尧俞、孙觉荐其文行……喜作诗，自云学黄庭坚，至其高处或谓过之，然小不中意，辄焚去，今存者才十一。世徒喜诵其诗文，至若奥学至行，或莫之闻也。（《宋史》卷四四四《陈师道传》。）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郓徙华。……长以学问称乡里。谒苏轼于黄州，贽文求知。轼谓其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又数年，再见轼，轼阅其所著，叹曰：“张耒、秦观之流也。”（《宋史》卷四四四《李廌传》。）
南宋诗，以尤、杨、范、陆为四大家，宋元之际，若真山民、汪水云为诗，凄凉感叹，虽为亡国遗音，而可窥见当时史事。
尤袤，字延之，常州无锡人。……入太学，以词赋冠多士……上……使人密察，民诵其善政不绝口，乃录其《东湖》四诗归奏。上读而叹赏，遂以文字受知。……尝取孙绰遂初赋以自号。（《宋史》卷三八九《尤袤传》。）
范成大，字致能，吴郡人。……素有文名，尤工于诗。……自号石湖，有《石湖集》。（《宋史》卷三八六《范成大传》。）
杨万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名读书之室曰诚
斋。……精于诗。（《宋史》卷四三三《杨万里传》。）
陆游，字务观，越州山阴人。……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宋史》卷三九五《陆游传》。）
金诗多学苏黄一派，至元好问而大。中州一集，汾河诸老稍嫌浅率，然征金事者，所不废也。
察松年……文词清丽，尤工乐府，与吴激齐名，时号吴蔡体。（《金史》卷一二五《蔡松年传》。）
赵秉文……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金史》卷一一〇《赵秉文传》。）
党怀英，字世杰……能属文……当时称为第一，学者宗之。……上章宗谓宰臣曰：“郝俣赋诗颇佳，旧时刘迎能之，李晏不及也。”（《金史》卷一二五《党怀英传》。）
刘昂，字之昂，兴州人。……律赋自成一家，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金史》卷一二六《刘昂传》。）
李汾，字长源，太原平晋人。……工诗，雄健有法。……平生诗甚多，不自收集，世所传者，十二三而已。（《金史》卷一二六《李汾传》。）
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其长短句，揄扬新声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金史》卷一二六《元好问传》。）
元诗颇矫江西派粗犷之病，虞集以高亢胜，萨都剌以秾丽胜，末流或失之于纤，杨维桢读史乐府当行，别开一体，亦有足多。
虞伯生先生集、杨仲弘先生载同在京日，杨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诗。虞先生载酒请问作诗之法，杨先生酒既酣，尽为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继……以所作诗介他人质诸杨先生。先生曰：“此诗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尝谓伯生不能作诗，何以有此?”曰：“伯生学问高，余曾授以作诗法，余莫能及。”……故国朝之诗称虞、赵、杨、范、揭焉。范即德机先生梈，揭即曼硕先生傒斯也。尝有问于虞先生曰：“仲弘诗如何?”先生曰：“仲弘诗如百战健儿。”“德机诗如何?”曰：“德机诗如唐临晋帖”“曼硕诗如何?”曰：“曼硕诗如美女簪花。”“先生诗如何?”笑曰：“虞集乃汉廷老吏。”盖先生未免自负，公论以为然。（陶宗仪《辍耕录》卷四。）
张翥，字仲举，晋宁人。……留杭，又从仇远字仁近，钱塘人先生学。远于诗最高，翥学之，尽得其音律之奥，于是翥遂以诗文知名一时。……翥长于诗，其近体长短句尤工。（《元史》卷一八六《张翥传》。）
萨都剌，字天锡，别号直斋，本答失蛮氏……有诗名……晚年寓居武林。每风日晴好，辄肩一杖挂瓢笠踏芒，凡深岩邃壑，人迹不到处，无不穷其幽胜，兴至则发为诗歌。（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六《萨都剌传》。）
诗社之集，以元时为最盛。
元季士大夫，好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四方名士毕集，䜩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饶介为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号醉樵，尝大集诸名士，赋醉樵歌《明史·文苑传》……浦江吴氏，结月泉社，聘谢皋羽为考官……注见《怀麓堂诗话》。松江吕璜溪，尝走金帛，聘四方能诗之士，请杨铁崖为主考，第其甲乙，厚有赠遗，一时文人毕至，倾动三吴注：见《四友斋丛说》。又顾仲瑛玉山草堂，杨廉夫、柯九思、倪元镇、张伯雨、于彦成诸人，尝寓其家，流连觞咏，声光映蔽江表注：见《元诗选》。此皆林下之人，扬风扢雅，而声气所届，希风附响者，如恐不及。……有元之世，文学甚轻，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谣，科举亦屡兴屡废，宜乎风雅之事，弃如弁髦。乃搢绅之徒，风流相尚如此。盖自南宋遗民故老，相与唱叹于荒江寂寞之滨，流风余韵，久而弗替，遂成风会。（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〇《元季风雅相尚》。）
（丙）词
词至宋而极盛。宋人填词，皆能被之乐府，北宋多小令，而气格浑成，南宋多为长调，而不免失之堆砌。苏、辛盛气汪洋，别为一体，周邦彦实为一代词宗，光前启后，其诗文亦有规律，故不同靡靡之作。
宋人编集歌词，长者曰慢，短者曰令，初无中调、长调之目。自顾从敬编《草堂词》，以臆见分之，后遂相沿。（朱彝尊《词综·发凡》。）
晏殊，字同叔……有《珠玉词》一卷。（朱彝尊《词综》卷四。）
晏幾道……殊幼子……有《小山词》一卷。（朱彝尊《词综》卷五。）
柳永，初名三变，字耆卿……有《乐章集》九卷……叶少蕴云：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丼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黄叔旸云：耆卿长于纤艳之词。（朱彝尊《词综》卷五。）
有客谓子野张先字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朱彝尊《词综》卷五。）
晁无咎云：“东坡居士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陆务观云：“……东坡……词……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朱彝尊《词综》卷六。）
贺铸，字方回……有《东山寓声乐府》三卷……妙绝一世……有‘梅子黄时雨’之句，人谓之贺梅子……山谷有诗云：“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其为前辈推重如此。（朱彝尊《词综》卷七。）
周邦彦，字美成……有《清真集》二卷，……张叔夏云:“美成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沈伯时云：“作词当以清真为主。”（朱彝尊《词综》卷九。）
辛弃疾，字幼安，齐之历城人……善长短句，悲壮激烈，有《稼轩集》行世。（《宋史》卷四〇一《辛弃疾传》。）
刘克庄，字潜夫……有《后村别调》一卷。（朱彝尊《词综》卷一四。）
姜夔，字尧章号白石。范石湖成大云：“白石有裁云缝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声。”……黄叔旸云：“白石词极精妙，不减清真，其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张叔夏云：“姜白石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朱彝尊《词综》卷一五。）
史达祖，字邦卿号梅溪。姜尧章云：“邦卿词奇秀清逸，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张功甫云：“……妥贴轻圆，辞情倶到。”（朱彝尊《词综》卷一七。）
吴文英，字君特……有《梦窗甲乙丙丁稿》四卷。张叔夏云:“吴梦窗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折下来，不成片段。”……沈伯时云：“梦窗深得清真之妙，但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易知。”（朱彝尊《词综》卷一九。）
张炎，字叔夏……有《玉田词》三卷……仇仁近云：“……意度超玄，律吕协洽，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朱彝尊《词综》卷二一。）
周密，字公谨……有《草窗词》二卷，一名《洲渔笛谱》。（朱彝尊《词综》卷二〇。）
高观国，字宾王号竹屋……张叔夏云：“竹屋、白石、邦卿、梦窗，格调不凡，句法挺异。”（朱彝尊《词综》卷一七。）
朱淑真，钱塘人，有《断肠集》词一卷。（朱彝尊《词综》卷二五。）
李清照，字易安，格非之女，嫁赵明诚，有《漱玉集》一卷。（朱彝尊《词综》卷二五。）
（4）通俗文学
唐时佛教流行，因以俗文敷衍教义，传播既久，用之以作传记。至宋语体尤盛，出使专对则有口语，讲学则有语录，小说、戏曲之作，则雅俗并陈。元人《水浒传》，纯以语体行之，遂成章回说部一体。自此以后，小说、戏曲，深入人心，弥漫社会，风俗思想，为之一变。
（甲）宋元人小说
《五代史平话》：
宋巾箱本《五代史平话》，于梁、唐、晋、汉、周，各分上下二卷。惜《梁史》《汉史》皆缺下卷，虽上卷尚存回目，而《梁史》已敚去数叶，不能补矣。元忠于光绪辛丑游杭，得自常熟张大令敦伯家，以压归装，顾各家书目皆未著录。……偶忆《梦粱录》小说讲经史门，有云：“讲史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丘机山、徐宣教。”疑此《平话》，或出南渡小说家所为，而书贾刻之，故目录及每卷首尾，辄大书新编五代某史平话也。（曹元忠《五代史平话跋》。）
《京本通俗小说》：
余避难沪上，索居无俚。闻亲串按：即冯誉骥家妆奁中，有旧妙本书，类乎平话，假而得之……搜得四册，破烂磨灭，的是影元人写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说第几卷按：缪刻本存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凡七卷，通体皆减笔小写，阅之令人失笑。三册尚有钱遵王图书，盖即也是园中物。《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二回，见于书目。而宋人词话标题，词字乃评字之讹耳按：词话与评话异，此说不然。所引诗词，皆出宋人，雅韵欲流，并有可考者。如《碾玉观音》一段，三镇节度使延安郡王指韩蕲王，秦州雄武军刘两府是刘锜，杨和王是杨沂中，官衔均不错。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与《也是园》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缪荃孙《京本通俗小说跋》。）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阙卷上第一叶，卷中第一二三叶。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款一行。中瓦子为宋临安府街名……此云中瓦子张家印，盖即《梦粱录》之张官人经史子文籍铺。……此书与《五代平话》 《京本小说》及《宣和遗事》，体例略同。三卷之书，共分十七节，亦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其称诗话，非唐宋士夫所谓诗话，以其中有诗有话，故得此名；其有词有话者，则谓之词话。……皆《梦粱录》《都城纪胜》所谓说话之一种也。书中载元奘取经，皆出猴行者之力，即《西游演义》所本。（王国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
《宣和遗事》：
世所传《宣和遗事》，极鄙俚，然亦是胜国时闾阎俗说。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记宋江三十六人，卢俊义作李俊义，杨雄作王雄，关胜作关必胜，其余俱小不同。并花石纲等事，皆似是《水浒》事本。倘出《水浒》后，必不更创新名。（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
余于戊辰冬，得宣和遗事二册，识是述古旧藏。……述《古堂书目》，宋人词话门，有《宣和遗事》四卷……后检之高儒《百川书志》，于史部传记类云：《宣和遗事》二卷，载徽、钦二帝屯泰二百七十余事。虽宋人所记，辞近瞽史，颇伤不文。（黄丕烈《宣和遗事跋》。）
《水浒传》：
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传奇、杂剧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世率以其凿空无据，要不尽尔也。余偶阅一小说序，称施某尝入市肆，紬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禽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
（乙）金人院本
两宋戏剧，均谓之杂剧，至金而始有院本之名。院本者，《太和正音谱》云：“行院之本也。”初不知行院为何语，后读元刊《张千替杀妻》杂剧云：“你是良人良人宅眷，不是小末小末行院。”则行院者，大抵金元人谓倡伎所居，其所演唱之本，即谓之院本云尔。院本名目六百九十种，见于陶九成《辍耕录》卷二十五者，不言其为何代之作。而院本之名，金元皆有之，故但就其名，颇难区别。以余考之，其为金人所作，殆无可疑者也。自此目观之，甚与宋官本杂剧段数相似，而复杂过之。其中又分子目若干，曰和曲院本者十有四本。其所著曲名，皆大曲法曲，则和曲殆大曲法曲之总名也。曰上皇院本者十有四本。其中如《金明池》《万岁山》《错入内》《断上皇》等，皆明示宋徽宗时事，他可类推，则上皇者，谓徽宗也。曰题目院本者二十本。按题目即唐以来合生之别名。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合生》条，言：《唐书·武平一传》，平一上书：比来妖伎胡人，于御座之前，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舞蹈，名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即合生之原，起于唐中宗时也。今人亦谓之唱题目云云。此云题目，即唱题目之略也。曰霸王院本者六本，疑演项羽之事。曰诸杂大小院本者一百八十有九，曰院么者二十有一，曰诸杂院爨者一百有七。陶氏云：“院本又谓之五花爨弄。”则爨亦院本之异名也。曰冲撞引首者一百有九，曰拴搐艳段者九十有二。案《梦粱录》卷二十云：“杂剧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则引首与艳段，疑各相类。艳段《辍耕录》又谓之焰段，曰：“焰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简耳。取其如火焰易明而易灭也。”其所以不得为正杂剧者当以此，但不知所谓冲撞、拴搐作何解耳。曰打略拴搐者八十有八，曰诸杂砌者三十。案芦浦笔记，谓：“街市戏谑有打砌、打调之类。”疑杂砌亦滑稽戏之流。然其目则颇多故事，则又似与打砌无涉。《云麓漫钞》卷八：“近日优人作杂班，似杂剧而稍简略。金虏官制，有文班武班，若医卜倡优，谓之杂班。每宴集，伶人进，曰杂班上，故流传作此。”然《东京梦华录》，已有杂扮之名。《梦粱录》亦云：“杂扮，或曰杂班，又名经当作纽元子，又谓之拔和，即杂剧之后散段也。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端。”则自北宋已有之。今打略拴搐中，有和尚家门、先生家门、秀才家门、列良家门、禾下家门各种，每种各有数本，疑皆装此种人物，以资笑剧，或为杂扮之类；而所谓杂砌者，或亦类是也。（王国维《宋元戏曲史》。）
（丙）元人杂剧
曲至元而盛。曲本词之余，宋人间用俚语。金元愈臻浅俗，杂以胡语，南人所作，谓之南曲以别之。南曲两人对唱，北曲一人独唱，若易人必换宫，又南北之别也。
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宋赵德邻取唐元微之《会真记》，或仍原文，或加删削。于吃紧处，则系以《蝶恋花》词，谓之诨词，金有院本、杂剧、诸公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院本则五人：一曰副净，古谓之参军；一曰副末，古谓之苍鹘，鹘能击禽鸟，末可打副净故云；一曰引戏；一曰末泥；一曰孤装。又谓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见爨国人来朝，衣装鞋履巾裹，傅粉墨，举动如此，使优人效之以为戏。又有焰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简耳。取其如火焰，易明而易灭也。（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五。）
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犹宋戏曲之变，世传谓之杂剧。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西厢记》，世代未远，尚罕有人能解之者，况今杂剧中曲调之冗乎？（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
元人著北曲者至多，关汉卿、王实甫为最著。
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世称宋词元曲。然词在唐人，已优为之，惟曲自元始，有南北十七宫调……一时文人才士辈，所撰杂剧，计五百四十九种，皆精审于字之阴阳，韵之平仄，可以被管弦，协律吕……又曰升平乐。（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六《关汉卿传》。）
马致远，《汉宫秋》等十三本，如鹏抟九霄；白仁甫，《梧桐雨》等十七本，如朝阳鸣凤；李寿卿，《临岐柳》等十一本，如春晓洞天；乔孟符，《金钱记》等八本，如神鳌鼓浪；费唐臣，《贬黄州》等三本，如三峡波涛……王实甫，《西厢记》等二十二本，如花间美人……郑德辉，《细柳营》等二十本，如碧汉晴云……并称杰构。（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六《关汉卿传注》。）
南曲以高则诚《琵琶记》为称首。
自金元入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而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辈，咸富有才情……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但大江以北，渐染胡语……沈约四声，遂阙其一。……复变新体，号为南曲。高拭则成，遂掩前后。……凡曲北字多而调促……南字少而调缓……北宜和歌，南宜独奏。（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一》。）
高明则诚者，温之永嘉人，以《春秋》中元至正乙酉榜，授处州录事……方国珍聘置幕下，不行。旅寓明州，以词曲自娱……有王四者，以学闻，则诚与之友善，劝之仕，登第即弃其妻，而赘于不花太师家，则诚恶之，故作此记以讽谏。名之曰《琵琶》者，取其头上四王，为王四云尔；元人呼牛为不花，故谓之牛太师。（何元朗《曲论》。）
（5）书 画
（甲）书
宋：
句中正，字坦然，益州华阳人。……精于字学，古文、篆、隶、行、草无不工。太平兴国二年，献八体书。（《宋史》卷四四一《句中正传》。）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建中善书札，行笔尤工，多构新体，草、隶、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习，争取以为楷法。（《宋史》卷四四一《李建中传》。）
陈尧佐……善古隶八分，为方丈字，笔力端劲，老犹不衰。（《宋史》卷二八四《陈尧佐传》。）
李行简……家贫……聚木叶学书，笔法遒劲。（《宋史》卷三〇一《李行简传》。）
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黄鲁直谓学王濛，米元章谓学杨凝式，以余观之，乃天然如此。（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
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及令书《温成后父碑》，则曰：“此待诏职耳。”不奉诏。（《宋史》卷三二〇《蔡襄传》。）
东坡……尺牍狎书，姿态横生……萧散容与，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疏掩敛，熠熠如从月之星；纡徐婉转，纚纚如抽茧之丝，恐学者所未到也。（杨慎《升庵合集》卷一六九《书品》。）
黄庭坚……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宋史》卷四四四《黄庭坚传》。）
东坡题鲁直草书《尔雅》后云：“鲁直以真实心出游戏法，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磊落人录细碎书，亦三反也。”（赵德麟《侯鲭录》卷三。）
米芾，字元章，吴人也。……特妙于翰墨，沉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宋史》卷四四四《米芾传》。）
鲁公蔡京……授笔法于伯父君谟……字势豪健，痛快沉著。迨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鲁公之右者……晚……遂自成一法，为海内所宗焉。（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四。）
吴激……米芾之婿也。工诗能文，字画俊逸，得芾笔意。（《金史》卷一二五《吴激传》。）
金：
张即之……字温夫……其书当时所重。完颜有国时，每重购其迹。（文徵明《文待诏题跋》卷下。）
王竞……博学而能文，善草隶书，工大字，两都宫殿榜题，皆竞所书，士林推为第一云。（《金史》卷一二五《王竞传》。）
赵公秉文……有才藻，工书翰……字画则有晋魏以来风调，而草书尤警绝，殆天机所到，非学能至。（元好问《中州集》卷三。）
赵……正书体兼颜、苏，行草备诸家体，其超放又似杨凝式，当处苏黄伯仲间。（《金史》卷一二六《赵讽传》。）
王庭筠……书法学米元章，与赵沨、赵秉文、倶以名家。（《金史》卷一二六《王庭筠传》。）
元：
巙巙，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元史》卷一四三《巙巙传》。）
赵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
揭傒斯……善楷书、行、草。朝廷大典册……必以命焉。（《元史》卷一八一《揭傒斯传》。）
虞集……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一。（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
（乙）画
宋：
荆浩山水，为唐末之冠，关仝尝师之……宋世山水超绝唐世者，李成、董元、范宽三人而已。尝评之：董元得山之神气，李成得山之体貌，范宽得山之骨法。故三家照曜古今，为百代师法。（汤厚《古今画鉴》。）
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其后建业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体源及巨然画笔，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七。）
李成，字咸熙，唐宗室，避地营丘……画师关仝，凡烟云变灭，水石幽闲，树木萧森，山川险易，莫不曲尽其妙。（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三。）
范宽，初名中正，字仲立……以其豁达，有大度，故以宽名之。……北宋时，天下为山水者，惟范宽与李成称绝。议者谓李成之笔，近视如千里之遥，范宽之笔，远望不离坐外，皆造乎神也。（陈仁锡《潜确居类书》卷八二。）
李公麟，字伯时，舒州人。……病痹，遂致仕。既归老，肆意于龙眠山岩壑间。雅善画，自作《山庄图》，为世宝传。写人物尤精，识者以为顾恺之、张僧繇之亚。（《宋史》卷四四四《李公麟传》。）
米芾……画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子友仁，字元晖，……亦善书画，世号小米。（《宋史》卷四四四《米芾传》。）
米芾，字元章，天姿高迈……作画喜写古贤像，山水其源出董源，天真发露，怪怪奇奇，枯木松石，自有奇思。（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三。）
米友仁，字元晖，元章之子，能传家学……烟云变灭，林泉点缀，草草而成，不失天真……每自题其画曰墨戏。（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四。）
文同，字与可，梓州梓潼人……苏轼，同之从表弟也。同又善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请者足相蹑于门。同厌之，投缣于地，骂曰：“吾将以为袜。”好事者传之，以为口实。（《宋史》卷四四三《文同传》。）
徽宗……好书画。兴学较艺，如取士法。……尤注意花鸟，点睛多用黑漆，隐然豆许，高出缣素。（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二。）
金：
赤盏君实，女真人，居燕城。画竹学刘自然，颇有意趣。（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五。）
蘧然子赵滋……画入能品。（元好问《中州集》卷一〇。）
元：
赵孟頫……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子雍、弈并以书画知名。（《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
元四大家：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吴镇，字仲圭，号梅花道人；黄公望，字子久，号大痴，又号一峰老人；王蒙，字叔明，号黄鹤山樵。……以画名家。（陈仁锡《潜确居类书》卷八二。）
倪迂画……可称逸品……元之能者虽多，然率承宋法，稍加萧散耳。吴仲圭大有神气，黄子久特妙风格，王叔明奄有前规，而三家未洗纵横习气，独云林古淡天然，米痴后一人而已。（陈继儒《妮古录》卷一。）
元人善画者多，其在大都，山水则刘融伯熙、乔达达之、韩绍晔子华、高克恭彦敬，李希闵克孝，竹石则李衎仲宾、于士行遵道、张德琪廷玉、李有仲方、刘德渊仲渊及张敏夫、高吉甫、刘广之，花果则谢佑之，人物则李士传，传写则焦善甫、冷起岩。（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二一九《补遗·引粉墨春秋》。）
按：宋元画家辈出，大抵规范唐人，然自元黄公望、倪瓒等，以简逸为天下倡，画风乃一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