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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十三章 隋唐五代宗教
第一节 诸教情状
当晋、南北朝之世，佛教之流传初盛；牢笼旧有诸迷信之道教，亦于此时长成。适会新莽变法败绩，吾国人不复敢言改变社会组织、政治制度，而欲以空言提唱道德，移易人心，玄学因之昌盛；其易与哲理精深之佛教合流，又将己所崇信之哲理，与旧有诸迷信相结合而成道教者，势也。顾怀抱此等见解者，不过极少数人。其大多数人，固皆视佛与道为宗教而迷信之者也。视为宗教而迷信之，则必不免多所耗费。物力耗矣，而于精神仍不能有裨，此为求益而反损。晋、南北朝之世，实不免此弊。顾流弊初滋，呼号而欲刬除之者，亦即随之而起。隋、唐之世，此义日昌，而限制宗教之政令，亦因之而渐行焉。佛家痛心于三武之厄。三武者？魏太武帝、周武帝、唐武宗也。佛狸废佛，别有用心；周武则特欲除宗教之弊，而非欲去教化之实；《两晋南北朝史》已详言之。唐武宗，世皆言其废佛，实亦仅限制之而已。限制则去其流弊之谓也。知宗教之不可无，而特欲去其流弊，可不谓之合于理乎？武宗之废佛，固不久而即复，然合隋、唐三百年之事而观之，则限制宗教，去其泰甚之论议，与夫随之而起之政令，夫固寖昌寖炽也。经此一番矫正，宗教之流弊遂渐祛，于物力少所耗费，而弊之中于人心者，亦日澹矣。
儒、释、道并称三教之局，至南北朝之世，业已一成而不可变矣。儒家实非宗教，何以能与释、老并称？此即可见吾国人对待宗教之中理，不使教义与人事离逖过甚也。姚崇之将死也，遗令子孙毋作佛事。又曰：道家“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更不可用。《旧书·本传》。李叔明之欲裁减寺观僧道也，彭偃议言：“道士有名亡实，俗鲜归重，于乱政轻。”《新书·李叔明传》。详见下节。则道家名虽与佛并列，实则佛之附庸而已。宗教流弊之轻重，则佛教之盛衰也。而佛教之在隋、唐，实为盛极而衰之世。
中国之佛教，凡得十三宗，兴于隋、唐之世者，为俱舍、摄论、华严、法相、真言五宗，《两晋南北朝史》已言之。俱舍、摄论，后皆折入法相，不足深论。华严、性、相，并称教下三家，与禅宗之自称教外别传者相对，顾至唐中叶而皆衰；真言宗则本未大盛；唐中叶后盛行者，则禅、净二宗而已。此其故何哉？信佛者，极少数人，固不敢谓其不能发弘愿，蠲私欲。顾此特极少数耳，其大多数，则皆欲蕲求福报者也。信佛之后，此念自不能无变化，然终潜伏于其心坎深处，宋、明理学家所讥其多得这一些子意思者也。然欲蕲求福报，其所愿果获遂乎？中国人言福善祸淫，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较之佛家期报于冥冥不可知之数者，岂不更为实在？其如与事实不符何？佛教之言轮回，言来世，则正所以弥此缺憾者也。然言轮回，言来世，果遂足以弥此缺憾乎？佛家之言修持也，义甚精微，循其义而行之，必非一世所能竟，此事之至易见者。然不修至佛地位，则终不免于退转而仍入轮回。一入轮回，则因其根器之不同，而修为之机缘，或且甚少。此宁不使人怖惧？然谓修为者立义可以稍粗，或虽未成佛亦可以不退转，则非尽易前说不可，此狐埋之而狐搰之也。然则教义愈入于精微，愈将使信徒掉头而去矣。此佛家因发展过度，而自入于绝路者也。临此局势，势不可不思所以救之。救之之道惟何？朝暮四三，易其名者固不能变其实。曰“二乘聋瞽，地狱顿超”，此佛可速成之说也。虽道自华严，见《华严经·随好光明功德品》。而惟禅宗之屏弃人事，专事一心者，足以致之，固无疑义。曰求生净土，免受后有，而于其中，徐徐修行，以至成佛，则虽未成佛亦不退转之说也。净土宗实唱道之。佛为宗教，所说教义，虽极精深，意皆在开示人使事修持，非重其义。能修持矣，义自可作筌蹄之弃。故禅宗之说，无可诘难。抑佛家修持之法，括以止、观双修。净土宗教人以观想、持名，于此二者固无所偏废，特变繁难为简易耳。殊途同归，一致百虑，固不能谓简易之法，不逮繁难。则净土宗之说，又无可诘难也。以此自救，可谓煞费苦心。然禅宗大行，势必至于教义皆无所知，戒律亦可捐弃，而枯寂、猖狂之弊作。至净土宗则本云“普接利钝”，愚柔者无不归之，而佛教中之乡愿满天下矣。朝暮四三，易其名者终不能易其实。佛教至此，欲无衰落，得乎？
由盛入衰者，所谓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当其中与盈之时，衰机虽肇，衰象固不可得而见也。故隋、唐之世，佛、道二教，仍极受政府之尊崇。隋文帝之专事矫诬者无论矣。武则天因沙门伪撰《大云经》，令释教在道教之上。中宗复国，崇饰寺观。睿宗仍之。玄宗初年，稍有沙汰，见下节。后亦停止。肃宗在凤翔，即作内道场，供奉僧晨夜念佛，声闻于外。见《旧书·张镐传》。代宗任元载、王缙、杜鸿渐，其迷信又加甚焉。宪宗迎佛骨，结内道场，数幸诸寺，施与过当。见《旧书·萧仿传》，附其从兄俛传后。懿宗又迎佛骨，赐讲经僧沉香高坐，饭万僧。《旧书·李蔚传》。其耗费，于唐诸帝中盖为最甚？《旧书·本纪赞》。犹曰：“此等举动，历代有之，非唐所独也。”至其于道教，则更有超越前古者。唐起夷狄，欲自附于华夏，乃谬托老子为始祖。又因古李、理二字，互相通假，并牵率及于皋陶。谓其历虞、夏、商，世为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至纣时，有名徵者，以直道得罪而死，其妻陈国契和氏，与子利贞，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乃改理为李氏焉。《新书·宗室世系表》。高祖即幸终南山谒老子庙。《旧纪》武德七年（624年）。太宗虽谓神仙事本虚妄，《旧纪》贞观元年（627年）。而亳州老君庙，亦与兖州宣尼庙同修。《旧纪》贞观十一年（637年）。高宗封禅，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旧纪》乾封元年（666年）。武后专政，又追尊老子母为先天太后。《旧纪》光宅元年（684年）。及革命，黜玄元皇帝之号，仍称老君。至中宗又复其旧。《旧纪》神龙元年（705年）。皆所以辗转文此一举之过者也。此唐代尊崇道教之第一期也。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本纪》作文中子，“中”字衍，《礼仪志》无。天宝元年（742年），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见于丹凤门之通衢，告赐灵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就函谷故关尹喜台西发得之。乃置玄元庙于大宁坊。二月，亲享于新庙。号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皆为真人，其所著书称真经。改桃林县为灵宝县。九月，玄元庙改称太上玄元皇帝宫。二年（743年），追上尊号，并追尊其父、母及皋陶为帝、后。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自此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宫，次日享太庙，又次日乃祀南郊焉。七年（748年），又有人言玄元皇帝见于华清宫之朝元阁，改为降圣阁。又改会昌县为昭应县，山为昭应山，封山神，仍立祠宇。八载（749年）、十三载（754年），又再上玄元皇帝尊号。十四载（755年），颁御注《老子》并义疏于天下。以上并见《旧书·本纪》及《礼仪志》。《新纪》云：至德二载三月，通化郡言玄元皇帝降，则至入蜀之后，其妖妄犹未息也。高宗尝幸少室山，赐故玉清宫道士王远知谥。又幸逍遥谷道士潘师正所居。《旧纪》调露元年（679年）。睿宗亦尝征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旧书·文苑·李适传》。然皆未使与政。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5年），征张果至京师。果见两《书·方伎传）。由是颇信神仙。《通鉴》。其后道士孙甑生，遂托修功德，往来嵩山，求请无度。《旧书·忠义·李证传》。术士苏嘉庆请祀九宫
贵神。事见《旧书·礼仪志》及《舒元舆、崔龟从传》。王屿更专以祠事希幸。肃宗立，竟至宰相。肃宗尝不豫，玙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乘传而行。上令中使监之，因缘为奸，所至干托长吏，以邀赂遗。代宗时，道士李国祯请于昭应县南山顶置天华上宫、露台、天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娲皇等祠堂，县东义扶谷故湫置龙堂。皆见《旧书·王屿传》。术士巨彭祖，又请每四季月郊祀天地。见《旧书·礼仪志》及《归崇敬传》。皆因臣下谏诤，仅而获已。凡兹淫祀，蠹国劳民，亦皆玄宗阶之厉也。此唐代尊崇道教之第二期也。第一期欲以诳人，第二期则反为人所诳矣。至第三期，则其事又异。宪宗信方士柳泌及僧大通，服金丹，数暴怒，恚责左右见弑。见《旧书·本纪》元和十四（819年）、十五年（820年），两《书·李道古、皇甫镈》，《新书·宦者·王守澄传》。穆宗立，悉窜诛之，然身亦饵金石而死。见《旧纪》长庆四年（824年）及两《书·裴潾传》。敬宗信道士刘从政、孙准、赵归真，山人杜景先，处士周息元。遣中使往湖南、江南及天台山采药，押杜景先往淮南及江南、湖南、岭南求访异人。见《旧纪》宝历元年（825年）及《新书·李德裕传》。文宗立，配流赵归真等于岭南。武宗居藩，即好道术、修摄之事。及即位，复召归真，令与衡山道士刘玄靖修法箓。筑望仙观于禁中，望仙台于南郊坛。服方士药，肤泽消槁，喜怒无常，卒亦不得其死。见《旧纪》开成五年（840年），会昌元、三、四、五年，《新书·后妃·武宗贤妃王氏传》。宣宗立，诛刘玄靖等十二人。及季年，患风毒，复欲服金石之药。见《旧纪·赞》及《韦澳传》，《新书·崔慎由传》。卒为李玄伯所误，见第二十二章第六节。此唐代尊崇道教之第三期，纯出于求长生之私欲，并迷信之愚诚而无之矣。其流，至于梁太祖犹因病欲服石剂。见薛《史·段深传》。而王衍亦起上清官，塑王子晋像，尊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焉，欧《史·世家》。亦可谓远矣。然此等表面之尊崇，曾何足挽二氏将衰之运也？
斯时之出家者，才智之士尚多。如魏征即曾出家为道士。姜公辅罢相，亦乞为道士。孙晟为南唐志节之士，亦少为道士。道士如此，僧徒自更不待言。北汉末叶，抗御中原之力极强，其辅佐之者，一僧继颙，一曾为道士之郭无为也，说见第十四章第六节。韦渠牟亦有才学，而初为道士，后为僧。僧道亦多有著述。散见两《书·经籍、艺文志》中。僧徒尚有远游求法者，而玄奘留印度至十七年，多赍经论返国，译出者至七十余部，尤蔚然为佛乘之光焉。玄奘所译经，《旧书·本传》云七十五部。《续高僧传》云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云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玄奘之后，游印者又有义净，有《南海寄归内法传》。陆羽育于僧人，欲教以旁行书，而羽不肯，已见第二十二章第二节。薛《史·世袭·李茂贞传》言：岐下有僧曰阿阇梨，通五天竺语，为士人所归；足见通知印度文之僧人，五代时尚有之也。道家固多诞妄，然观李道古进柳泌以误宪宗，而身亦以服药死，则药虽误，进之者未必欺人；即方士，或亦诚为古人所欺也。其所行服饵、道引及诸小术，则更不能谓为欺人。当时道流，或有小术。如《新书·马周传》，言周之亡，太宗思之甚，将假方士术求见其仪形，此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也。《方技传》云：孙甑生能使石自斗，草为人骑驰走，此栾大使棋自相触击也。此固不能欺人。其有导引术者，如《张果传》言其善息气，能累日不食，此亦不容作伪。事服饵者，如《旧书·萧嵩传》，言其性好服饵，及罢相，于林园植药，合炼自适，此等亦无流弊，惟服金石之剂，则为所误者极多。然谓其意在欺人，则亦未必，何者？以此进于人君，厚赏未必可期，一误，或药虽不误而其君自以他故致疾、致死，皆可罹不测之祸，又何苦昧死以幸利邪？荒诞者自有之。如张果自言生尧丙子岁，位侍中。《新书·艺文志》有李筌《骊山母传阴符玄义》一卷。《注》云：于嵩山虎口岩石壁，得黄帝阴符。本题云魏道士寇谦之传诸名山。筌至骊山，老母传其说。则真可发一噱，然此等并不足以概其全也。而其中亦诚有通晓玄言、恬退守正之士，两《书·方伎传》中有之，《隐逸传》中亦不乏也。然欲侍此等以挽二氏将衰之运，则更无可望矣。
舆论必先于政令。当时政府之于二氏，虽致尊崇，特积习相沿，又其人本昏愚，或则中于贪欲耳。明睿之舆论，固多欲祛除二氏之流弊，此新生方长之力也。韩愈攘斥佛、老之说，略见第二十二章第三节。愈以谏迎佛骨贬，志不行于当时。张籍责其不能著书以觉世，而愈答书曰：“古人得其时，行其道，则无所为书。为书者，皆所为不行乎今而行乎后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则俟五十、六十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新书·愈传》。其毅然自任之志，曾不少减焉。薛《史·马胤孙传》，言其慕韩愈之为人，尤不重佛。及废居里巷，追感唐末帝平昔之遇，依长寿僧舍读佛书，乃幡然一变。此虽变于后，其初固愈之徒，足见志愈之志者不乏其人。此等人日多，攘斥佛老之论，亦必随之而盛矣。愈等皆欲得位乘时，为天下祛除积弊者。其欲修之于身，行之于家者，则如姚崇，遗令戒子孙毋作佛事。《旧书·本传》。李夷简将终，亦戒毋事浮屠。《新书·本传》。石昂，父好学，平生不喜佛说。父死，昂于柩前诵《尚书》，曰：“此吾先人所欲闻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吾先人。欧《史·本传》。姚崇言“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此义固中材所能知。其论事佛求福，乃反得祸，与韩愈谏迎佛骨之说同，则更中人以下所能解矣。此等议论昌，而流俗之崇奉二氏，亦益澹矣。此等风气，潜滋暗长，则政令虽未行，不过枝叶未有害，而其本实固已先拔矣。
佛、道而外，隋、唐之世，尚有自外国传来之宗教。曰火祅，曰摩尼、曰景、曰伊斯兰教，而摩尼为盛。诸教事迹，皆颇湮晦。近人陈垣，撰《火祅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于此二教之事迹，搜考颇详，并略及于景教。惟伊斯兰教之事迹，则尚甚湮晦耳。今略述今所能考见者如下：
火祅，即南北朝时之胡天。《通典·职官典》：视流内有萨宝、正五品。萨宝府祅正；从七品。视流外有萨宝府祅祝、勋品。萨宝率府、四品。萨宝府史五品。诸官。《注》云：“武德四年（621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群胡奉祀，取火咒诅。”《旧书·职官志》云：视流内、视流外诸品，开元初一切罢之，惟有萨宝祅正、祅祝、府史，盖为此教而特存之者也。《新书·百官志》祠部职云：“两京及碛西诸州火祅，岁再祀而禁民祈祭。”唐韦述所撰《两京新记》久佚，日本《佚存丛书》刊其第三卷。据所记，则西京火祅祠有四：一在布政坊，一在醴泉坊，一在普宁坊，其一佚焉。据宋敏求《长安志》卷七所引补之，则在靖恭坊也。敏求又有《河南志》，亦久佚。清嘉庆间，徐松因纂《全唐文》，于《永乐大典》中得《河南志图》，证以《玉海》所引，《禁扁》所载，知是敏求旧帙。乃辍集他书，成《唐两京城坊考》。此亦足补《宋志》之亡。据所考，则东都会节坊、立德坊皆有祅祠。又据张《朝野佥载》，《四库全书》本。知东都南市西坊亦有祅祠，又凉州有祅神祠。而凉州祆神祠，亦见敦煌唐写本《图经》残卷。皆足与《新志》之言相证。而《两京新志》布政坊祅祠下《注》云“武德四年（621年）立”，又足与《通典》之言相证也。火祆不传教，亦不翻经，又称祠，间称庙，而不称寺，盖中国人无信者，特胡人自奉其所信而已。皆据陈氏《火祆教入中国考》。其详当考原文。
摩尼教则异是。《佛祖统纪》卷三十九云：“延载元年（694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二宗经》者，摩尼教经名。拂多诞其教中职司，李肇《国史补》所谓小摩尼也。此为摩尼教入中国之始。《册府元龟》卷一百九十七云：开元七年（719年），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慕阇亦其教职司之名，《国史补》所谓大摩尼也。《通典》萨宝府《注》，于火祆外兼及他外教事。其述摩尼事云：“开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则其教甫入中国，即从事传布，而中国则禁止之。此亦犹佛教初传来时，不许华人剃度耳，见下节。当时火祅亦不传教，非独歧视摩尼也。然中叶后，摩尼挟回纥之势而来，中国遂不能禁。《僧史略》卷下云：“大历三年六月，敕回纥置寺，宜赐额大云光明之寺。”《佛祖统纪》卷四十一纪此事云：“敕回纥奉末尼者建大云光明寺。”则“大云光明”为摩尼教之寺无疑。而《新书·常衮传》云“始回纥有战功者，得留京师，后乃创邸第、佛祠”，云佛祠者，《九姓回鹘可汗碑》云：“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悟真，不可复事”，似摩尼自称真佛，故开元敕斥其妄称佛教。然则称大云光明寺为佛祠，疑当时流俗自有此语，纪载者从而书之，子京遂未改正也。《僧史略》又云：“大历六年正月，又敕荆、越、洪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佛祖统纪》则云：“回纥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疑《僧史略》夺扬字。建寺及于江域者，摩尼本行于西域，回纥之入中国，亦尝与贾胡偕，疑寺亦随其足迹之所至，非其教之传布，如是其速也。《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云：“贞元十二年（796年），回鹘又遣摩尼八人至。”云又，明非初至。《旧书·德宗纪》：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旱，命阴阳人法术祈雨”。《唐会要》卷四十九《摩尼寺》条云：“以久旱令摩尼师祈雨。”知阴阳人即摩尼师，久自通于政府，而两《书·回纥传》皆谓其元和初以摩尼至。《通鉴》亦于元和元年（806年）书云：“是岁回鹘入贡，始以摩尼偕来，于中国置寺处之”；明其所据皆同，而其说实误也。《册
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云：“元和二年（807年），回鹘使者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许之。”《旧书·本纪》同，惟无使者及三所字。《旧书·回纥传》：“元和八年十二月二日，宴归国回鹘、摩尼八人，令至中书见宰官。先是回鹘请和亲，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费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以摩尼为回鹘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然后卒许其和亲，至长庆元年（821年），“回鹘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焉。摩尼在回纥中之权势可见。《传》又云：其“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中国盖未尝不苦之。故回纥一败，摩尼即遭禁断矣。以上亦多据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
景教之来，事在贞观九年（635年）。十二年（638年），许其建寺，名波斯。天宝四年（745年），敕云：“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郡有者，亦宜准此。”《通典萨宝注》。《两京新记》：西京醴泉坊街南之东有波斯胡寺。《注》云：“仪凤三年（678年），波斯王毕路斯奏请于此置波斯寺。”《长安志》云：“景龙中，宗楚客筑此寺入其宅，移于布政坊之西南隅祅祠之西。”《两京新记》又云：普宁坊街东之北有波斯胡寺。《唐两京城坊考注》云：“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据《景教碑》，普宁坊应作义宁坊，阿罗斯应作阿罗本。又《两京城坊考》东都修善坊有波斯胡寺。皆其遗迹之可考者也。亦据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建中二年（781年），寺僧景净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明末于长安崇仁寺掘得。而近世敦煌石室所得者，又有《景教三威蒙度赞》。见伯希和《唐元时代中东亚基督教徒》，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内。皆可考见景教初入中国时之情形焉。
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尚乏信史可征。日本桑原骘藏《蒲寿庚传》云：广州城内有怀圣寺，寺内有番塔，或称光塔，其构造与佛塔绝异。相传为伊斯兰教初至时所建。清金天柱《清真释疑补缉》所收《天方圣教序》云：“天乃笃生大圣穆罕默德，作君作师，维持风化。西域国王，皆臣服而信从之，共上尊号为赔昂伯尔。隋文帝慕其风化，遣使至西域，求其经典。开皇七年（587年），圣命其臣赛一德斡歌士赍奉《天经》三十册传入中国。首建怀圣寺，以示天下。”此说自不足信。桑原氏谓光塔与岳珂《桯史》所云蒲姓宅后之率堵波绝相类，疑寺亦宋时蒲姓所建也。本文三，《考证》二十八、二十九。又引明何乔远《闽书》卷七云：“吗喊叭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泉州东南郊外之灵山。桑原氏谓其言武德时来难信，然其说起原颇古，当在北宋前唐中世后云。本文一，《考证》十。唐时大食来者甚多，其教不得无随之而至者，特其遗迹无可考耳。然即有来者，亦不过自传其教，于中国人必无大关系也。
外来之宗教，固与中国人无甚关系，佛、道二教，看似牢笼全国，实亦不然。凡教，其质皆同，惟其所遭际者有异。因缘时会，通行较广，又为执政权者所崇信，则所奉事者称为正神，其教为大教，而不然者，则见目为淫祀，为邪教矣。狄仁杰充江南巡抚使，奏毁淫祠千七百所，惟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旧书·本传》。然高劢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庙，祈祷者必以牛酒，至破产业。劢叹曰：“子胥贤者，岂宜损百姓乎？”乃告谕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赖之。《隋书·本传》。然则伍子胥庙，又何尝不可烦民也？烦民与否，岂视其所奉之神哉？于 为苏州刺史，吴俗事鬼，疾其淫祀，废生业，神宇皆撤去，惟吴太伯、伍子胥等三数庙存焉。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皆见《旧书·本传》。二事与狄仁杰绝相类。观后继者所除去之多，而知前人之政绩，为实录，为虚饰矣。果俗之所共信，岂易以此等政令摇动
邪？不特此也。《旧书·德裕传》又言：宝历二年（826年），亳州言出圣水，饮之者愈疾。德裕奏曰：“臣访闻此水，本因妖僧诳惑，狡计丐钱。数月已来，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雇一人取水。拟取之时，疾者断食荤血；既饮之后，又二七日蔬飧。危疾之人，俟之愈病。其水斗价三贯。而取者益之他水，缘路转以市人。老疾饮之，多至危笃。咋点两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于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绝其根本，终无益于黎甿。乞下本道观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绝妖源。”从之。而《新书·裴度传》曰：汴宋观察使令狐楚言毫州圣水出，饮者疾辄愈。度判曰：妖由人兴，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然则令狐楚之智，与江南雇人取水者无异也。不亦令人齿冷乎？以此等人执政，而定教之邪正，岂足信哉？《新书·林蕴传》言：其父披，以临汀多山鬼淫祠，民厌苦之，撰《无鬼论》。然则淫祠民固苦之矣，而不废者，有所利者把持之，民固无如之何也。然此等见尊于一方之神，遭际时会，风行全国，列为明神者众矣。
第二节 限制宗教政令
僧、道本非可以伪滥也。“自西晋已上，国有严科，不许中国之人，辄行髡发。”傅奕《请除佛教疏》语。奕意见虽偏，此语则不能为伪造也。其后虽许之，然管辖有定职。北齐以昭玄寺掌佛教，隋曰崇玄署，隶鸿胪。炀帝改郡县佛寺为道场，道观为玄坛，各置监、丞。见《隋书·百官志》。唐置诸寺观监，隶鸿胪寺。贞观中，废寺观监。上元二年（675年），置漆园监，寻废。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置崇玄学。天宝二载（743年），改曰崇贤馆。置大学士一人，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及道院。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皆隶鸿胪寺。武后延载元年（694年），以僧、尼隶祠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道士、女冠隶宗正寺。天宝二载（743年），以道士隶司封。贞元四年（788年），崇玄馆罢大学士。后复置左右街大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修功德使，总僧、尼之籍及工役。元和二年（807年），以道士、女冠隶左右街功德使。会昌二年（842年），以僧、尼隶主客。见《新书·百官志》宗正寺及崇玄寺注。寺观、僧道有定数。见《新志·崇玄署职》。剃度须得允许，《新志·崇玄署职》云：“两京度僧、尼、道士、女冠，御史一人莅之。每三岁，州县为籍，一以留县，一以留州，僧、尼一以上祠部。道士、女冠，一以上宗正，一以上司封。”行动亦有拘检。崇玄署职又云：“凡止民家，不过三夜。出逾宿者，立案连署，不过七日。路远者州县给程。”《韩愈传》：贾岛，范阳人。初为浮屠。来东都。时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岛为诗自伤。愈怜之，因教其为文。遂去浮屠，举进士。则其管束有时颇严。皆非可以任意为之也。然终不免于伪滥，于是沙汰限制之政行矣。
唐开国即行之。《旧书·高祖纪》：武德九年五月，辛巳，诏曰：“自觉王迁谢，像法流行，末代陵迟，渐以亏滥。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又伽蓝之地，本曰净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唯趋喧杂之方。缮采崎岖，栋宇殊拓。错舛隐匿，诱纳奸邪。或有接延鄽邸，邻近屠沽，埃尘满室，膻腥盈道。徒长轻慢之心，有亏崇敬之义。且老氏垂化，本实冲虚，养志无为，遗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谓玄门，驱驰世务，尤乖宗旨。朕膺期御宇，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者，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事竟不行。此诏之为沙汰而非废绝，事甚明白。《新书》云“四月，辛巳，废浮屠、老子法”，又于六月书“复浮屠、老子法”，谬矣。惟下诏之月，《新纪》与《通鉴》同，当从之，《旧纪》之五，盖误字也。《旧纪》云事竟不行，似但未奉行而已，未尝更有诏令，而《新纪》云复者，其文承“庚申，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赦”之后，在“癸亥，立秦王世民为皇太子，听政”之前。数日之间，必不能更有处置佛、道之诏，疑赦文中或有暂缓沙汰之语，后遂阁置未行，故《旧纪》云事竟不行，《新纪》乃书之曰复也。此事据《旧书·傅奕传》及《通鉴》，皆因奕上疏请除去佛教而起。《旧传》奕上疏在七年（624年），而《通鉴》系九年（626年），盖因沙汰之诏追溯之。《奕传》载奕疏后又云“又上疏十一首”，明非一疏入而即决。《传》又云：高祖付群臣详议，惟太仆卿张道源称奕奏合理，而中书令萧瑀则与之争论。《新书·艺文志》：道家类释氏，有法琳《辨正论》八卷，又《破邪论》二卷。《注》云：琳姓陈氏。傅奕请废佛法，琳诤之，放死蜀中。则此事争辩，历时颇久，不以为然者实多，此赦文所以停止之欤？
武德诏虽未行，然欲沙汰僧、尼者仍不绝。武后时，苏瑰请并寺，著僧常员，数缺则补。中宗时，近戚奏度僧、尼，温户强丁，因避赋役。姚崇相玄宗，建言之。帝善之，诏天下汰僧伪滥，发而农者余万二千人。李叔明为东川，请本道定寺为三等，观为二等。上等留僧二十一，上观道士十四，每等降杀以七。皆择有行者，余还为民。德宗善之，以为不止本道，可为天下法，乃下尚书省杂议。都官员外郎彭偃曰：“天生蒸人，必将有职，游闲浮食，王制所禁。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一僧衣食，岁无虑三万，五夫所不能致。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不赀。臣谓僧、道士年未满五十，可令岁输绢四，尼及女冠输绢二，杂役与民同之，过五十者免。”刑部员外郎裴伯言曰：“衣者蚕桑也，食者耕农也，男女者继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国家著令，又从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经法，反制中夏礼义之俗也。《传》曰：女子十四有为人母之道，四十九绝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为人父之道，六十四绝阳化之理。臣请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许终身在道，余悉还为编人。官为计口授地，收废寺观以为庐舍。”议虽上，罢之。李训尝建言：“天下浮屠避徭赋，耗国衣食，请行业不如令者还为民。”以上皆据《新书·本传》。《李训传》又云：既执政，自白罢，因以市恩。《通鉴》：大和八年七月，李训奏僧、尼猥多，耗蠹公私。诏所在试僧尼诵经，不中格者，皆勒归俗。禁置寺及私度人。十月，郑注欲收僧、尼之誉，固请罢沙汰。从之。此等皆诬罔之辞，盖时未暇及此耳。此等皆欲行诸全国者。其操一方之政柄，而自行之于所治之地者，则有如韩滉为镇海，毁拆上元县佛寺、道观四十余所，以修坞壁；以佛寺铜钟铸兵器。李德裕徙西川，毁浮屠私庐数千，以地与农。亦如其废淫祀然，莫之能止也。积之久，乃复有武宗沙汰僧尼之举焉。
《旧书·本纪》：会昌五年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据令式，诸上州国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便令移于寺内。其下州寺并废。其上都、东都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中书又奏：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内依旧。又奏僧尼不合隶祠部，请隶鸿胪寺。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八月，制中外诚臣，协予至意，条疏至当，宜在必行。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下制明廷，宜体予意。十一月，敕悲田养病坊，缘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两京量给寺田振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管选耆寿一人句当，以充粥料。《新书·食货志》云：诸道留僧以三等，不过二十人。腴田鬻钱送户部，中下田给寺家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人十亩。《通鉴》云：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僧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此武宗沙汰僧尼、佛寺之大略也。《旧书》纪此事，皆归咎于赵归真，《旧纪》：会昌四年三月，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五年正月，归真举罗浮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帝遣中使迎之。由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靖及归真胶固，排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以其独汰佛而不及于道言之，似也。然道非佛比，彭偃则既言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谓武宗以求长生故而不去道则可，谓其汰佛全由道家之媒孽，恐非实录也。此事在当时，亦为非常之举，然言其“太暴宜近中”者，一韦博而已。见《新书·本传》。武宗政固严切，然以唐时士夫信佛者之多，事苟违理，岂有举朝缄口结舌者？是知沙汰僧尼，事不容已，在当时，亦为众所共喻矣。
矫枉者必过其直，见矫者又必稍复于枉，屡矫屡复，而后终剂于平焉，物之理也。佛教之在中国，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岂其韦博所云太暴之政，遂能使之一蹶不复振？武宗死而其政即废，势也。《通鉴》：宣宗大中元年，闰月，“敕应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时君臣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五年六月，进士孙樵上言：“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陛下纵不能如武宗除积弊，奈何兴之于已废乎？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七月，中书门下奏：“陛下崇奉释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财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扰人。望委所在长吏，量加撙节。所度僧亦委选择有行业者，若容凶粗之人，则更非敬道也。乡村佛舍，请罢兵日修。”从之。六年十二月，中书门下请：“自今诸州准元敕许置寺外，有胜地灵迹许修复，繁会之院，许置一院。严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州公验。”从之。十年十一月，“敕于灵感、会善二寺置戒坛。僧尼应填阙者，委长老僧选择，给公凭赴两坛受戒。两京各选大德十人主其事。有不堪者罢之。堪者给牒遣归本州。不见戒坛公牒，毋得私容。仍先选旧僧、尼。旧僧、尼无堪者，乃选外人”。大中之政可考见者如此，谓其务反会昌之政得乎？谓僧、尼之弊，皆复其旧，能乎不能乎？然则谓会昌之政之废，皆出大中君臣之私，亦非实录也。何也？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势固然也。
佛教之在中国，取精用弘，故一遭破坏，旋即恢复，他教则不能然矣。此亦见大中之政，非其君臣一二人所能为也。摩尼教之见废黜，尚在会昌五年（845年）沙汰僧、尼之前。《会昌一品集》卷五有《赐回鹘可汗书意》，曰：“摩尼教天宝以前，中国禁断。自累朝缘回鹘敬信，始许兴行，江淮数镇，皆令阐教。近各得本道申奏：缘自闻回鹘破亡，奉法者因兹懈怠，蕃僧在彼，稍似无依。吴、楚水乡，人性嚣薄，信心既去，翕集至难。朕深念异国远僧，欲其安堵。
且令于两都及太原信乡处行教。其江淮诸寺权停。待回鹘本土安宁，却令如旧。”此当是会昌元年（841年）事，回鹘破败之初也。三年二月，制曰：“回纥既以破灭，应在京外宅及东都修功德回纥，并勒冠带，各配诸道收管。其回纥及摩尼寺庄宅、钱物等，并委功德使以同与。御史台及京兆府各差官点检收抽，不得容诸色人等影占，如犯者并处极法，钱物纳官、摩尼寺僧，委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新书·回鹘传》曰：“会昌三年（843年），诏回鹘营功德使在二京者，悉冠带之。有司收摩尼书若像烧于道，产赀入之官。”谓此也。《僧史略》卷下：“会昌三年（843年），敕天下摩尼寺并废入宫。当系入官之误。京城女摩尼七十二人死。及在此国回纥诸摩尼等配流诸道，死者大半。”日本《续藏经》本。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三云：“会昌三年四月，敕下，令煞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煞之。”陈垣云：“杀摩尼而令作沙门形，不知其意所在。”愚疑摩尼服饰，本近沙门，此时已自冠带，敕令复其旧服，以见杀之之意也。其事近虐，然古代外教传来者，惟摩尼挟回纥之势，宗教之善恶，何以大相去，人见其挟势而来，则恶之矣，此百世之龟鉴也。其后梁贞明六年（920年），陈州有毋乙之叛。欧《史》记其事极略，但称乙为“妖贼”而已。薛《史》则云：“陈州里俗之人，喜习左道。依浮屠氏之教，自立一宗，号曰上乘。不食荤茹，诱化庸民。糅杂淫秽，宵聚昼散。”亦未云为摩尼，而《僧史略》卷下，指为末尼党类。且云：“后唐、石晋，时复潜兴。推一人为主，百事禀从。或画一魔王踞坐，佛为其洗足。盖影傍佛教，所谓相似道也。或有比丘，为饥冻故，往往随之效利。”则变为秘密教矣。在南方者称为明教。徐铉《稽神录》卷三云：“清源人杨某，有大第在西郭。鬼出没四隅，杖莫能中。乃召巫立坛治之。鬼亦立坛作法，愈盛于巫。巫惧而去。后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请为持经。一宿，鬼遂绝。”明教，盖其教中人所以自名也。后亦秘密传布。宋代，教外人称为吃菜事魔，至南宋末叶，犹未息焉。《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六云：“后唐天成四年八月，癸亥，北京奏葬摩尼和尚。摩尼，回鹘之佛师也。先自本国来太原。少尹李彦图者，武宗时怀化郡王李思忠之孙也。思忠本回鹘王子嗢没斯也。归国锡姓名。关中大乱之后，彦图挈其族归太祖。赐宅一区，宅边置摩尼院以居之。至是卒。”李克用虽跋扈，此事未必显违唐朝之政令，然则虽在会昌后，唐于回纥种人之自行信奉者，亦未加以禁止也。火祅教亦有残留者。张邦基《墨庄漫录》：东京城北有祆庙。其庙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藏先世补受之牒凡三：一咸通三年（862年）宣武节度使令狐，绹。一周显德三年（956年），一其五年（958年）权知开封府王朴。所给。镇江府朱方门之东城上，亦有祅神祠。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大内西去右掖门有祅庙。史世爽盖西域人，其祠亦以其种人自奉而获存。张氏又云“俗以火神祠之”，盖对中国人以此自晦，故获留至宋代也。本节所叙史实，亦据陈垣《火祅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
会昌而后，又一次大举沙汰者为周世宗。然此等政令，五代实时有之，亦不独周世宗也。薛《史·梁末帝纪》：贞明六年三月，礼部员外郎李枢上言：“请禁天下私度僧、尼，及不许妄求师号、紫衣。如愿出家受戒者，皆须赴阙比试艺业施行。愿归俗者，一听自便。”诏曰：“两都左右街赐紫衣及师号僧，委功德使具名闻奏。今后有阙，方得奏荐。仍须道行精至，夏腊高深，方得补填。每遇明圣节，两街各许官坛度七人。诸道如要度僧，亦仰就京官坛。仍令礼部给牒。今后只两街置僧录，道录、僧正并废。”《唐明宗纪》：天成三年十一月诏，曰：“应今日已前修盖得寺院，无令毁废，自此已后，不得辄有建造。如要愿在僧门，并须官坛受戒，不得衷私剃度。”二年六月，“诏天下除并无名额寺院”。《末帝纪》：清泰二年三月，功德使奏：“每年诞节，诸州、府奏荐僧道，其僧、尼欲立讲论科、讲经科、表白科、文章应制科、持念科、禅科、声赞科，道士欲立经法科、讲论科、文章应制科、表白科、声赞科、焚修科，以试其能否。”从之。《晋高祖纪》：天福四年十二月，“诏今后城郭、村坊，不得创造僧、尼院舍”。《周太祖纪》：广顺三年五月，开封府奏：“都城内录到无名额僧、尼寺院五十八所”，诏废之。皆所以限制释道，去其泰甚者也。然此不过限制之而已，实不足以廓清积弊，故又有周世宗之大举焉。
薛《史·周世宗纪》：显德二年五月，甲戌，诏曰：“释氏真宗，圣人妙道，助世劝善，其利甚优。前代以来，累有条贯。近年已降，颇紊规绳。近览诸州奏闻，继有缁徒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私度僧、尼，日增猥杂。创修寺院，渐至繁多。乡村之中，其弊转甚。漏网背军之辈，苟剃削以逃刑。行奸为盗之徒，托住持而隐恶。将隆教法，须辨否臧，宜举旧章，用革前弊。诸道府、州、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所有功德佛像及僧、尼，并腾并于合留寺院内安置。天下诸县、城郭内若无敕额寺院，只于合停废寺院内选功德屋宇最多者，或寺院僧、尼各留一所。若无尼住，只留僧寺院一所。诸军镇，坊郭及二百户已上者，亦依诸县例指挥。如边远州郡无敕额寺院处，于停废寺院内僧、尼各留两所。今后并不得创造寺院、兰若。王公、戚里、诸道节、刺已下，今后不得奏请创造寺院，及请开置戒坛。男子、女子，如有志愿出家者，并取父母、祖父母处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兄处分，候听许方得出家。男年十五已上，念得经文一百纸，或读得经文五百纸；女年十三已上，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得经文三百纸者，经本府陈状乞剃头，委录事参军本判官试验经文。其未剃头间，须留发髻。如有私剃头者，却勒还俗。其本师主决重杖勒还俗，仍配役三年。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各处置戒坛。候受戒时，两京委祠部差官引试。其大名等三处，只委本判官录事参军引试。
如有私受戒者，其本人、师主、临坛三纲、知事僧、尼，并同私剃头例科罪。应合剃头受戒人等，逐处闻奏，候勒下委祠部给付凭由，方得剃头受戒。应男女有父母、祖父母在，别无儿息侍养，不听出家。曾有罪犯，遣官司刑责之人，及弃背父母，逃亡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并不得出家剃头。如有寺院辄容受者，其本人及师主、三纲、知事僧、尼，邻房同住僧，并仰收捉禁勘，申奏取裁。僧、尼、俗士，目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今后一切止绝。如有此色人，仰所在严断，递配边远，仍勒归俗。其所犯罪重者，准格律处分。每年造僧账两本：其一本奏闻，一本申祠部。逐年四月十五日后，勒诸县取索管界僧、尼数目申州，州司攒账，至五月终已前，文账到京。僧、尼籍账内无名者，并勒还俗。其巡礼行脚，出入往来，一切取便。”此项条例，远较会昌为宽，盖诚如诏书所云，不过申举旧章而已。《纪》又云：是岁，诸道供到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通鉴》同。又分别言之曰：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惟欧《史·本纪》云：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未知孰是。
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为历来攘斥佛、老之口实。然观武德诏书，言其“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则知此说实未为确。有国者之所惜，则赋役而已。惜奉己之赋役，而必借口于蒸民或受其饥寒，宁不令人齿冷？然天下事不可任其孤行。莫为之节，则将日日以长，而涓涓者成江河矣。故二氏之诒害民生，虽不如治人者所言之甚，而其能节制之，使不至于尾大，亦终于治化有裨也。
第三节 杂迷信
古代一切迷信，后世总称为阴阳。如《旧书·吕才传》言：“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命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是也。才既受命，“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合百卷。贞观十五年（641年），“书成，诏颁行之”。案《隋书·高祖纪》：仁寿二年（602年），“诏杨素与诸术者刊定阴阳舛缪”。《萧吉传》言高祖命其“考定古今阴阳书”。《临孝恭传》言高祖命其“考定阴阳”。《旧书·百药传》亦言开皇时“诏令撰阴阳书”。则自隋世即有意于刊正。吕才修阴阳书，颇能破除迷信。《传》载其叙宅经、葬书、禄命之辞，谓“虽为术者所短，然颇合经义”。《卢藏用传》言其“隐居终南山，学辟谷炼气之术”，亦道士之流。然“以俗多拘忌，著《析疑论》以畅其事”。则明理之士，于此原不深信。张公谨卒，太宗出次发哀。有司奏言：“准阴阳书，日在辰不可哭泣，又为流俗所忌”，不听。《旧书·公谨传》。李石奏请开兴成渠，李固言谓“恐征役今非其时”。文宗曰：“莫有阴阳拘忌否？苟利于人，朕无所虑也。”《旧书·石传》。李愬将攻吴房，军吏曰：“往亡日，请避之。”愬曰：“贼以往亡，谓吾不来，正可击也。”《旧书·本传》。亦皆能破除拘忌。武后以崔神庆为并州长史，“自为按行图择日”，《旧书》神庆附其父《义玄传》后。亦不过聊示抚慰之意耳。然利害所牵，终不免于皇惑。《新书·李泌传》言：肃宗重阴阳巫祝，擢王屿执政，大抵兴造工役，辄牵禁忌俗说，而黎干以左道位京兆尹。德宗素不谓然，及嗣位，罢内道场，除巫祝。代宗将葬，帝号送承天门，韫车行不中道。问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灵驾以谋身利？”命直午而行。又宣政廊坏，太卜言孟冬魁冈，不可营缮。帝曰：“春秋启塞从时，何魁冈为？”亟诏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验，始尚时日拘忌，因进用泌。即其明征也。《方技传》：桑道茂，善太一遁甲术。乾元初，官军围安庆绪于相州，势危甚。道茂在围中，密语人曰：“三月壬申西师溃。”至期，九节度皆败。后召待诏翰林。建中初，上言“国家不出三年有厄会，奉天有王气，宜高垣堞为王者居，使可容万乘者”。德宗素验其数，“诏京兆尹严郢发众数千及神策兵城之”。《泌传赞》曰：“观肃宗披荆榛立朝廷，单言暂谋，有所寤合，皆付以政，当此时，泌于献纳为不少；又佐代宗收两京；独不见录，宁二主不以宰相期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获用，盖以怪自置而为之助也。”隋炀帝即位，悉召请术家坊处之，使乙弗弘礼总摄。李淳风死，候家皆不效，武后乃诏严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尚献甫善占候，武后召见，由道士擢太史令。辞曰：“臣梗野，不可以事官长。”后改太史局为浑仪监，以献甫为令，不隶秘书省。皆见《新书·方技传》。刘隐招礼唐名臣谪死南方者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周杰善星历，唐司农少卿，隐数问以灾变。杰耻以星术事人，尝称疾不起。欧《史·世家》。此等原不过过而存之，然遇皇惑无主之时，即不免生心害政矣。《新书·李靖传赞》曰：“世言靖精风角、鸟古、云祲、孤虚之术，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临机果，料敌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传著怪诡 祥，皆不足信。”《裴行俭传》曰：“通阴阳历术，每战豫道胜日”，亦俗人所传之一端也。遇大事不能明其所以然，则以怪诡 祥相附会矣，此其致惑之由也。
禄命之说，亦根于时日禁忌而来。《隋书·袁充传》：充于仁寿初上表，言隋文“本命行年，生月，生日，并与天地、日月、阴阳、律吕运转相符。今与物更新，改年仁寿，岁、月、日、子，还共诞圣之时并同”是也。《临孝恭传》言其著《禄命书》二十卷，盖即其术。《旧书·方伎传》言：有邢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其夭寿善恶”，其所操盖亦是术也？
相术在唐时，最著者为袁天纲、张憬藏、金梁凤，皆见两书《方伎传》。五代时有周元豹，薛《史》有传。其言冯道事，见道及张承业《传》，已见第二十二章第五节。欧《史》元豹事见《赵凤传》。《旧书·萧嵩传》，言：嵩初娶贺晦女，与陆象先为僚婿。宣州人夏荣，称有相术，谓象先曰：“陆郎十年内位极人臣，然不及萧郎一门尽贵，官位高而有寿。”《良吏·高智周传》：智周少与乡人蒋子慎善，同诣善相者，曰：“明公位极人臣，而胤嗣微弱，蒋侯官禄至薄，而子孙转盛。”可见士夫喜言相术者之多。《睿宗·诸子传》：惠庄太子，母柳氏，掖庭宫人。之初生，则天尝以示僧万回。万回曰：“此儿是西域大树之精，养之宜兄弟。”则天甚悦，始令列于兄弟之次。则僧人亦有操是术者。欧《史·周家人传》：世宗宣懿皇后符氏，初适李守贞子崇训。有术者善听人声，守贞出其家人使听之。术者闻后声，惊曰：“此天下之母也。”此所谓声相，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四章第一节。亦相术之一端也。
《隋书·萧吉传》云：献皇后崩，上令吉卜择葬所。吉历筮山原，至一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图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纬父葬，岂不卜乎？国寻灭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殁。”然竟从吉言。《杨素传》：献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于素。上善之。下诏曰：“葬事依礼，惟卜泉石，至于吉凶，不由于此。素义存奉上，情深体国。欲使幽明俱泰，宝祚无穷。以为阴阳之书，圣人所作，祸福之理，特须审慎。乃遍历川原，亲自占择。纤介不善，即更寻求。志图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备尽，人灵协赞。遂得神皋福壤，营建山陵。论素此心，事极诚孝。”乃别封其一子。此皆明言其不足信，而竟从之，亦所谓过而存之者也。《吉传》又言：吉告族人萧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谢余，云：公前称我当为天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今卜山陵，务令我早立。”亦此类矣。又云：尝行经华阴，见杨素冢上有白气属天，密言于帝。帝问其故。吉曰：“其候，素家当有兵祸，灭门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后从容谓杨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为吉祥，托以辽东未灭，不遑私门之事。未几而玄感以反族灭。此等说不必实，然有此等说，即可见是时迷信葬地能祸福人者之众矣。《旧书·严善思传》：则天崩，将合葬乾陵，善思奏议诤之。善思虽列传《方伎》，而少以学涉知名，其言亦颇合典礼。然又曰：“山川精气，土为星象。若葬得其所，则神安后昌，若葬失其宜，则神危后损。所以先哲垂范，具之葬经。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必泰”，亦不能离祸福以为言也。《新书·杜正伦传》：谓其与城南诸杜不协。诸杜所居号杜固，世传其地有壮气，故世衣冠。正伦既执政，建言凿杜固通水利以坏之；此则生宅之说也。
龟卜之术，随世益微，诸言卜者，实多指筮，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四章第一节。隋、唐之世，仍是如此。《新书·百官志》：太卜署令，掌卜筮之法。一曰龟。祭祀大事，率卜正卜日，示高于卿，退而命龟，既灼而占。小祀、小事，则卜正示高命龟，而太卜令、佐莅之。此当尚是龟卜。然不过奉行故事而已。《隋书·艺术传》：杨伯丑，好读《易》。有张永乐者，卖卜京师，伯丑每从之游。永乐为卦，有不能决者，伯丑辄为分析爻象，寻幽入微。又云：伯丑亦开肆卖卜。有人失子、夫妻、失金，“就伯丑筮”。《旧书·李纲传》言：“纲见善卜者，令筮之。”皆可见其名卜而实筮。《张公谨传》云：太宗将讨建成、元吉，遣卜者灼龟占之，公谨自外来见之，遽投于地。此等传说，信否未可知。《新书·诸公主传》：城阳公主之婚，帝太宗。使卜之。繇辞曰：“二火皆食，始同荣，末同戚，请昼婚则吉。”此辞未必非宋祁所为，其果为龟卜与否，亦不可知也。《旧书·刘黑闼传》：窦建德故将谋叛，“卜以刘氏为主，吉”，其非必指龟卜，更无疑矣。《玄宗纪》：中宗将祀南郊，来朝京师。将行，使术士韩礼筮之，筮一茎孑然独立。《太宗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传》：隋大业中，尝归宁。后舅高士廉媵于后所宿舍外见大马，高二丈，鞍辔皆具。以告士廉。命筮之，遇《坤》之《泰》。《新书·高骈传》：蜀之土恶，成都城岁坏，骈易以砖甓。讫功，筮之，得《大畜》。薛《史·赵凤传》：疾笃，自为蓍，卦成，投蓍而叹。欧《史·马重绩传》：张从宾反，命重绩筮之，遇《随》。《南汉世家》：楚人以舟师攻封州，封州兵败，俱，以《周易》筮之，遇《大有》。皆明言所用者为筮。《旧书·李华传》：华著论言龟卜可废，通人当其言，盖以实无能通其术者也。然史言卜筮者，并不必皆指筮。《李绛传》：宪宗尝谓绛曰：“卜筮之事，习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风俗，尤更崇尚，何也？”绛对言“风俗近巫”，《易》岂巫觋所能知邪？欧《史·贺瑰传》言：梁太祖攻朱瑾于兖州，朱宣遣瑰救之。瑰欲绝梁饷道，梁太祖得降卒知之，“以六壬占之，得《斩关》，以为吉”，选精兵疾驰之，擒瑰。此等卜筮以外之占术，流行者必甚多也。《新书·太宗纪》：武德九年九月，禁私家妖神、淫祀、占卜非龟易五兆者，盖以此也。
《旧书·后妃传》：上官婉儿在孕时，其母梦人遗己大秤。占者曰：“当生贵子，秉国权衡。”既生女，闻者嗤其无效。及婉儿专秉内政，果如占者所言。又宪宗孝明皇后郑氏，宣宗之母也。会昌六年（846年），后弟光梦车中载日月，光芒烛六合。占者曰：“必暴贵。”月余，武宗崩，宣宗即位。光以元舅之尊，检校户部尚书、诸卫将军。出为平卢节度使。《崔湜传》：萧至忠诛，湜坐徙岭外。行至荆州，梦于讲堂照镜。曰：“镜者明象，吾当为人主所明也。”以告占梦人张由。对曰：“讲堂者，受法之所；镜者，于文为立见金。此非吉征。”其日，迫使至，缢于驿中。观此三事，唐时尚有专以占梦为业者。
望气之术，军中偏多。《隋书·长孙晟传》：仁寿元年（601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楼，望见碛北有赤气，长百余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谨验兵书，此名洒血，其下之国，必且破亡。欲灭匈奴，宜在今日。”《新书·吴武陵传》：吴元济未破数月，武陵自硖石望东南，气如旗鼓矛盾，皆颠倒横斜。少选，黄白气出西北，盘蜿相交。武陵告韩愈曰：“今西北王师所在，气黄白，喜象也。败气为贼。日直木，举其盈数，不阅六十日，贼必亡。”薛《史·符存审传》：与李嗣昭援朱友谦，将战，望气者言“西南黑气如斗鸡之状，当有战阵”。此皆言战斗事，为军中置望气之本义。亦有出此之外者。《新书·王潮传》：潮从王绪南走，望气者言军中当有暴兴者。绪潜视魁梧雄才，皆以事诛之。众惧，刘行全乃杀绪而推潮。此或潮自神其事，然军中多有望气，则可见矣。《隋书·韦鼎传》：“陈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气，知其当王，遂寄孥焉。”《庾季才传》：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气如楼阙，见于国城之上。俄而变紫，逆风西行。《气经》云：天不能无云而雨，皇王不能无气而立。今王气已见，须即应之。《元谐传》：有人告谐与从父弟滂谋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谐令滂望气。滂曰：“彼云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辈有福德云。”此亦以人之兴替言之，与《史记》言汉高所居上常有云气，范增使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相类，其所由来者亦旧矣。《旧书·李义府传》：阴阳占候人杜元纪为义府望气，云所居宅有狱气发，积钱二千万，乃可厌胜。《隋书·萧吉传》：吉表言“献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检校，部伍甚整，日出乃灭。同见者十余人。谨按《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则言宅经、葬经者，亦咸援望气以为说矣。
于文，皿虫为蛊，汉戾太子以巫蛊败，然江充言于太子宫掘得桐木人，实厌胜之术，非皿虫之义也。皿虫为蛊之事，实首见于《隋书》。《隋书·外戚·独孤陁传》曰：“好左道。其妻母先事猫鬼，因转入其家。上微闻而不之信也。会献皇后及杨素妻郑氏俱有疾，召医者视之，皆曰：此猫鬼疾也。上以陁后之异母弟，陁妻杨素之异母妹，由是意陁所为。阴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讽陁。陁言无有，上不悦。左转迁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仆射高颎、纳言苏威、大理正皇甫孝绪、大理丞杨远等杂治之。陁婢徐阿尼，言本从陁母家来，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杀人者，所死家财物，潜移于畜猫鬼家。陁尝从家中索酒。其妻曰：无钱可酤。陁因谓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钱也。阿尼便咒之归。数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从并州还，陁于园中谓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赐吾物。阿尼复咒之。遂入宫中。杨远乃于门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于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猫女可来，无住宫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牵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兴，杀其人，可以绝矣。上令以犊车载陁夫妻，将赐死于其家。弟司勋侍中整诣阙求哀。于是免陁死，除名为民。以其妻杨氏为尼。《后妃传》云：后三日不食，为之请命，于是减死一等。先是有人讼其母为猫鬼所杀者，上以为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诏诛被讼行猫鬼家。”《通鉴》事在开皇十八年（598年），云：“诏畜猫鬼、蛊毒、厌媚、野道之家，并投于四裔。”按《唐律》有造畜蛊毒之条。《疏议》云：“造谓自造，畜谓传畜，若传畜猫鬼之类。”盖即《独孤陁传》所谓转入也。《隋书·地理志》言宜春等郡，往往畜蛊，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七章第五节。《志》谓干宝谓之为鬼实非，此乃作《志》者之说。《独孤陁传》言阿尼色正青，若被牵曳，盖正言鬼附其身。《本草拾遗》云：“造蛊图富者，皆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为蛊。能隐形似鬼神，与人作祸。”正与猫鬼之说相类。独孤陁之狱，或不免于诬，然医言文献后、杨素妻之疾为猫鬼疾，先是又有讼母为猫鬼所杀者，则蛊毒传说之盛，概可见矣。然厌胜、咒诅等说，亦未绝迹。
《隋书·柳肃传》：肃为太子仆，太子废，坐除名。大业中，炀帝与段达语及庶人罪恶之状。达曰：学士刘臻，尝进章仇大翼，于宫中为巫蛊，肃知而谏，庶人不怿，自后言皆不用。乃召守礼部侍郎。《滕穆王瓒传》云：瓒素与高祖不协。妃宇文氏，先时与独孤皇后不平。阴有咒诅。上命瓒出之。瓒不忍离绝。由是忤旨，恩礼更薄。开皇十一年（591年），从幸栗园暴薨。人皆言其遇鸩。子纶嗣。当高祖之世，每不自安。炀帝即位，尤被猜忌。纶忧惧不知所为，呼术者王琛而问之。琛答曰：“王相禄不凡。”乃因曰：“滕即腾也，此字足为善应。”有沙门惠恩、崛多等，颇解占候。纶每与交通。常令此三人为度星法。有人告纶怨望咒诅。帝命黄门侍郎王弘穷治之。弘见帝方怒，遂希旨奏纶厌蛊。除名为民，徙始安。卫昭王爽子集，炀帝时，呼术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咒诅，亦“除名远徙边郡”。《房陵王勇传》言：皇后有废立之意，勇颇知其谋，忧惧计无所出。闻新丰人王辅贤能占候，召而问之。辅贤曰：“白虹贯东宫门，太白袭月，皇太子废退之象也。以铜铁五兵造诸厌胜，又于后园之内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时于中寝息，布衣草褥，冀以当之。”《齐王暕传》：暕自谓次当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内常不安，阴挟左道，为厌胜之事。而李徹，大业中，其妻宇文氏，为孽子安远诬以咒诅伏诛。《新书·诸公主传》：太宗女城阳公主，麟德初坐巫蛊，斥其婿薛瓘房州刺史。《旧书·方伎传》：明崇俨，“年少时随父任安喜令。父之小吏，有善役召鬼神，崇俨尽能传其术。高宗闻其名，召与语，悦之。擢授冀王府文学。仪凤二年（677年），累迁正谏大夫，特令入阁供奉。四年（679年），为盗所杀。时语以为崇俨密与天后为厌胜之法，又私奏章怀太子不堪继承大位，太子密知之，潜使人害之”。《韦安石传》：太常主簿李元澄，安石之子婿。其妻病死。安石夫人薛氏疑元澄先所幸婢厌杀之。其婢久已转嫁，薛氏使人捕而捶之，致死。蛊也，厌胜也，咒诅也，皆巫术也。当时以为巫术能致人于死，反其道，则亦以为可以求人之生。《旧书·玄宗诸子传》：
武惠妃数见三庶人为祟，怖而成疾。巫者祈祷弥月，不痊而陨。《李勉传》：除江西观察使。部人有病父，以蛊为木偶人，署勉名位，瘗于其陇。或以告，曰：“为父禳灾，亦可矜也。”舍之。《田仁会传》：转右金吾将军。时有女巫蔡氏，以鬼道惑众，自云能令死者复生，市里以为神。仁会验其假妄，奏请徙边。是其事也。巫本假于鬼神。《旧书·方伎传》言：“有师夜光者善视鬼。”欧《史·闽世家》：薛文杰荐妖巫徐彦，曰：“陛下左右多奸臣，不质诸鬼神，将为乱。”使彦视鬼于宫中。《马胤孙传》：卒后，其家婢有为胤孙语者。初崔协为明宗相，在位无所发明，既死而有降语其家，胤孙又然。时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后语”云。此等皆巫之本色也。巫，古本女子为之，男子为之则称觋。巫盖盛于觋？故后散文通称巫。此在后世亦然。《隋书·礼志》云：高祖既受命，遣奉策诣同州告皇考桓王庙，兼用女巫，同家人之礼，足见其家旧有女巫。韦后与政，封巫赵陇西夫人，出入禁中，《新书·本传》。亦是物也。
《王制》云：“假于鬼神、时日、 卜筮以疑众。”鬼神、时日、卜筮，盖疑众之三大端也。图谶于时日、 卜筮，皆无当焉，并不足语于方伎，造作者亦不能自托于鬼神，直是妄庸人所为耳。然自后汉以来，习以是谋革易，故有国者深忌焉。隋文矫诬，用谶尤甚，隋时，怪迂阿谀之士，无不援引谶纬者。隋高祖亦恒自言之。如仁寿元年（601年）冬至祠南郊版曰：“山图石瑞，前后继出，皆载臣姓名，褒纪国祚。经典诸纬，爰及玉龟，文字义理，递相符会”是也。其他不可枚举。故其“禁之亦愈切”。《隋书·经籍志》语。开皇十三年（593年），“制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本纪》。炀帝即位，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史言“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经籍志》。然造作者仍不绝。李密之起也，移书郡县，言“谶篆云隋氏三十六年而灭”。又自称“姓符图纬，名协歌谣”。王世充之图篡也，“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图谶。世充昵之。法嗣上《孔子闭房记》，画作丈夫持一干以驱羊。云杨隋姓，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后，明相国代隋为帝也”。皆见《隋书·本传》。唐高祖之起也，许世绪谓之曰：“公姓名已著谣篆。”《新书·本传》。附《刘文静、裴寂传》后。唐俭云：“公姓协图谶。”《新书·本传》。杨玄感反，窦抗谓高祖曰：“玄感为我先耳，李氏名在图谶，天所启也。”《新书·窦威传》。李轨与众共举兵，皆相让莫肯为主。曹珍曰：“常闻图谶云：李氏当王。今轨在谋中，岂非天命也。”《旧书·轨传》。而李浑、李敏在隋世，以有方士安伽陁，自言晓图谶，谓炀帝曰：“当有李氏应为天子，劝尽诛海内凡李姓者”，宇文述乃因而构之。此等皆明出造作。盖谶本鄙俗之辞，取其为众所易解，初不资故书雅记，然则焚之何为哉？张亮之诛也，史言其假子公孙节，谓“谶有弓长之主”，而亮“阴有怪谋”。刘兰之死也，史言“长社许绚解谶记，谓兰曰：天下有长年者，咸言刘将军当为天下主。兰子昭又曰：谶言海北出天子，吾家北海也”。皆《新书·本传》。綦连耀、刘思礼之诛，史言其“相与解释图谶，即定君臣之契”。《旧书·刘世龙传》。房嗣业、张嗣明坐资遣徐敬业弟敬真北投突厥，事觉，嗣业自缢死，而嗣明、敬真，多引海内相识，冀缓其死。嗣明称张光辅“征豫州日，私说图谶、天文，阴怀两端”。光辅由是被诛，家口籍没。则唐世又习以此诬陷人矣。然武延秀尚安乐公主，“主府仓曹蒋凤说曰：谶书云，黑衣神孙被天裳。驸马即神皇之孙。每劝令著皂袄子以应之”。《旧书·外戚传》。此事未必虚诬，则妄人之借此献媚启衅者，亦不必无之矣。开元六年（718年），以桓彦范等五人配享中宗，诏言其“名著谶纬”。《旧书·彦范传》。其后驸马都尉裴虚己，坐与玄宗弟范游，“兼挟谶纬”，配徙岭外。《旧书·睿宗诸子传》。张九龄荐周子谅为监察御史，子谅劾奏牛仙客，“语援谶书”。玄宗怒，杖之朝堂，流瀼州，死于道，九龄亦坐举非其人，贬荆州刺史。
《新书·九龄传》。则玄宗于谶，诚有畏忌之情，故王、李林甫得以“蓄谶纬，规复隋室”陷杨慎矜也。玄宗可谓迷信之魁矣。田承嗣之见伐也，既卑辞以止李正己之兵，又知范阳李宝臣故里，心常欲得之。乃勒石为谶书，密瘗宝臣境内。使望气者云：“此中有玉气。”宝臣掘地得之。文曰：“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作伴入幽、燕。”承嗣又使客讽宝臣，愿取范阳自效。宝臣乃密图范阳。承嗣亦陈兵境上。宝臣密选卒劫朱滔。承嗣闻衅成，乃还军。使告宝臣曰：“河内有警，不暇从公。石上谶文，吾戏为之耳。”《旧书·宝臣传》。此为史传明言谶文出于伪造者。天下之人，岂其智皆出田承嗣下，然犹竞事造作者？其事无可质证，易以诬陷。故如李逢吉等欲构裴度，乃作谣辞云：“非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而张权舆乃上疏言度“名应图谶”；《旧书·度传》。至天祐元年（904年），犹以“言星谶”杀医官阎祐之、国子博士欧阳特；固不恤人之疑其伪也。抑天下岂乏李宝臣之徒？则虽明知信者之寡，亦何妨姑一试之？欧《史·楚世家》言：“杨行密袁州刺史吕师周来奔，颇通纬候。”《吴越世家》言钱镠“稍通图纬诸书”。师周与镠，岂事呫哔者？而亦通此，彼固视为权谲之一端也。《旧书·李淳风传》云：太宗之世有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所谓秘记即谶也。其说至著之史传，则士大夫虽不深信，亦喜传播之矣。市三成虎，此其所以能惑众欤？图谶恒牵涉天文，故天文亦成厉禁。张仲让，迂儒耳，乃以“数言玄象，州县列上其状坐诛”。《隋书·儒林传》。薛颐，隋大业时为道士，善天步律历。武德初，追直秦王府。固丐为道士。太宗为筑观九嵕山，号曰紫府，拜颐太中大夫往居之。即祠建清台，候辰次灾祥以闻。《新书·方伎传》。其重之也如此。开成五年十二月，“敕司天台占候灾祥，理宜秘密。如闻近日，监司官吏，及所由等，多与朝官及诸色人等交通往来，委御史台察访”，《旧书·天文志》。宜矣。然究何益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