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吗？”

（1914年～1920年）

[译者题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美国和华尔街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到1918年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超越了欧洲强国，而纽约则超越了伦敦。刚刚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华尔街遭受了一次巨大爆炸的冲击，惊魂未定的来访者战战兢兢地问华尔街人：“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吗？”……

译者导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与金融危机的爆发相似。尽管在此前的数年里，由于几个欧洲大国的勾心斗角，战争的阴影已经酝酿了很久，但是，战争的直接起因却是一个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偶然事件。1914年6月，一名狂热分子在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王储，这一事件立刻被欧洲各国的政治家利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欧洲主要国家都已经处在战争状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烟燃起，“在欧洲各处，明灯正在熄灭。”欧洲长久以来享有的世界经济和金融霸权结束了，“美国世纪”开始了。

·在战争一触即发的1914年7月底，全球股票市场全线下跌。由于海底电缆已经将世界主要的资本市场联系在一起，当伦敦交易所宣布暂停交易时，全世界所有的卖单都集中到了纽约，华尔街别无选择，闭市是唯一的选择。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历史上，这是第二次非正常闭市。

·1914年8月，人们普遍估计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将迅速崩溃。但事实是，尽管在战争初期美国对欧洲的出口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但战争创造了对军需品和农产品的巨大需求，订单源源不断地从欧洲飞向大洋彼岸的美国，这给美国带来了自南北战争以来最大的经济繁荣，而华尔街也在经历了战争刚刚爆发时的短暂恐慌之后，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牛市。

·尽管当时每10个美国人里就有1个德国后裔，但是美国的公众舆论从一开始就倒向协约国一边。1915年，客轮“路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击沉，1198人葬身海底，其中包括128名美国人，这一事件使得美国向轴心国开战。

·对金融资源的争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的一个重要制高点，华尔街的金融资源显然是倾向于协约国的。在战争初期，德国在海上无法击败英国，于是在华尔街开出天价，试图收购对此影响巨大的伯利恒钢铁公司，但被拥有伯利恒公司控股权的施瓦布断然拒绝。

·交战中的国家不仅需要物资，还需要购买物资的资金。大英帝国在战前的国防预算每年大约为5000万英镑，进入战争后每天的花费就要5000万英镑。摩根银行为协约国筹措了大量战争所需的款项，美国政府最终也决定向协约国提供直接贷款。4年的战争使得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变成了最大的债权国，至此，美国不仅在实业上，而且在金融上，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经济体系中受益最大的莫过于华尔街了，它一举成为世界金融体系的太阳，而包括伦敦在内的世界其他金融市场，从此成为围绕这个太阳旋转的行星。

·1918年，战争的突然结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一次短暂而急剧的衰退，而后华尔街最著名的10年——20世纪的20年代即将开始。而这非凡的10年却是以1920年在华尔街的一次爆炸开始的，这一声爆炸的巨响仿佛是向“华尔街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一声颇具讽刺意味的道贺。”

在金融市场中，没有比不确定性更令人烦恼的东西了。而同时，金融市场之所以得以存在，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人们希望通过金融市场减少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可以每天——现在已经可以做到实时——将投资者持有的证券的真实价值告诉投资者，而期货市场则可以帮助他们锁定利润或者减少风险。

没有什么能比战争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战争是人类最不可预测的活动，而在大国之间的战争则更加无法把握。因此，所有在金融市场中谋生或是依靠市场生活的人，对于战争的恐惧，甚至对战争威胁的恐惧，都远远胜过其他。而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世纪20～30年代，有一个“左派分子”广泛传播的谣言：是“死亡商人”^[148]和“华尔街”（指大公司和它们的大股东）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兜售军火和为战争融资而从中谋利。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其他角度来看，这种说法都是极其荒谬的，当然，政治谣言的制造者可能完全不顾事实，但是新闻记者和历史学者却应该尊重事实。只要对1914年发生在华尔街的事情稍有记忆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荒诞的说法。

在当时的欧洲，几个大国为了政治、经济和殖民利益而勾心斗角，战争的阴云已经酝酿了好几年。使这种不稳定性越来越强烈的是德国皇帝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此时的德国拥有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这个国家又被狡诈善变而又极度神经质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所控制。在那些年里，每当有危机出现，全世界的股票市场都会急剧下滑，因为人们无法预测威廉皇帝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

1912年，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对土耳其宣战，这场冲突将奥地利和俄国卷入其中，并且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战火。市场的反应异常迅速，全世界所有的股票市场都直线下跌。由于欧洲中央银行提高了贴现率，市场利率急剧上升。世界上最早的债券——英国的联合公债^[149]甚至跌到了历史最低点。欧洲国家开始将它们在海外的投资清盘并收回，尤其是在美国的投资，同时，它们将黄金运回本国。8月到10月这一段时间是美国秋季农产品出口的季节，通常也是黄金大量运往美国的季节，但是，在1912年8～10月，只有价值3700万美元的黄金流向美国。而1913年前6个月，从美国流出的黄金达到了6300万美元。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一场欧洲大战将不仅给欧洲经济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也将给美国经济带来同样的灾难。19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曼·安吉尔^[150]出版了一本极为畅销的书——《大幻灭》（The Grand Illusion），他认为一场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信用体系瓦解，而这是所有国家都无法承受的，仅此一点就可以确保任何冲突方都会尽力避免战争，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战争爆发了，它也会很快结束。英国、法国和德国在美国的投资总共有50亿美元，如果发生战争，这3个国家会将所有这些投资变现来购买军火，可以预计，这将导致美国股市的崩溃。欧洲的利率将会扶摇直上，并带动美国的利率也直线上升，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将大幅下降。而在1914年，农业仍然是美国经济的基础，农业的衰退将会把所有一切都带入黑暗的深渊。

因此，当时人们都认为一场大范围的战争永远不会到来，而这主要归功于安吉尔的影响。1914年初夏，一位经济学家在《纽约时报》周末版撰文：“一场会招致全体商业界一致反对的战争将永远不可能发生，因为现代战争必须要从商业界的钱柜里获取原动力。”

因此，当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极端分子刺杀的消息传到华尔街的时候，市场仍然保持着平静。在此前的几十年里，欧洲皇室不断遭到暗杀，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并不是其中最显赫的一位。事实上，《商业金融报》在事件发生后简短地写道，这次暗杀“之所以给政治和金融观察家留下深刻的印象，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全世界得知这个消息后所引起的惊慌程度之轻微……在一两天的大量报道和评论之后，整个事件似乎已经被人忘却”。过去的一年里，市场走势平稳，利率也在下降。最近的几个星期，大部分时间里市场一直保持着稳定，政治家、经纪人和银行家们都在度假。这一年的7月，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只有30万股。

但是，到了7月底的时候，世界政治局势却风云突变。7月25日，英国提议几个国家一起召开会议解决巴尔干地区问题，而奥地利此时正想利用大公被刺的事件逼迫塞尔维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法国和俄罗斯很快接受了英国的提议，但是德国和奥地利断然拒绝。奥地利担心这样一次会议将使它无机可乘，而德国——实际上就是德国皇帝，决心要支持它的奥地利盟友。

7月27日，星期一，华尔街的股价开始放量下跌，同时对黄金的需求大大增加。第二天，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全球股票市场大幅下跌，而黄金价格却一路上扬，许多市场不得不暂停交易，纽约市场的交易量达到102万股。次日，随着欧洲各国动员军队的呼声逐渐增高，欧洲的政治家们发现形势越来越超出他们的控制，在绝望之中，他们仍旧努力寻求一条和平解决争端的道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交易所关门，包括维也纳、罗马等地的交易所，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林交易所。

次日，对黄金的抢购仍在继续，开市的交易所日渐减少，即使在开市的交易所里也只能看到疯狂的抛售。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为130万股，达到了1907年恐慌以来的最高纪录，而同时行情却大跌，许多股票跌了20%～30%。此时，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还不是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但也已经是行业领先者之一了，其股票价格从每股58.875美元跌到了每股39美元，跌幅将近34%。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虽然只是美国第二大钢铁公司，但却是军舰和主要船坞所需装甲钢板的最大生产商，它的价格竟然也跌了14%。

那天晚上，交易所的管理层开会讨论交易所是否应该闭市，争论双方都有很充分的理由。那些赞成交易所继续营业的人担心闭市反而会加重恐慌气氛，他们提起在1907年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在数百家银行和经纪行相继破产的时候，交易所也是照常开门的。但是反对者指出，在1907年，J·P·摩根还在世，他独有的声望和能力控制了局面。另外，还有一个不同的情况是，1907年，世界上的其他交易所都没有闭市，而现在，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早已经闭市了。

7月31日一大早，伦敦交易所宣布将暂停交易，在其漫长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华尔街此时已经别无选择。如果纽约证券交易所继续开市交易，它将是世界上唯一开市的主要交易所。由于海底电缆已经将全世界的市场联系在一起，全世界所有的卖家都将集中到这里。事实上，等待着一开盘就卖出的隔夜卖单已经堆积得像小山一样高了。这一次恐慌来势凶猛，是华尔街以前从来都不曾领教过的。在紧急会议上，交易所的绝大多数理事都投票支持暂停交易，以观事态发展。然后，交易所的总裁走过大街，来到了华尔街的“街角”，征求摩根家族现在的当家人——小J·P·摩根的意见。小摩根随后和美国财政部部长威廉·G·麦卡杜^[151]交换了意见，他们都认为闭市是唯一的选择，这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历史上的第二次闭市。

然而银行照常营业，在全美范围内，由于存款人蜂拥前来提取黄金和现金，有几家银行都受到挤兑。从7月27日（星期一）开始的两个星期内，储户从纽约的银行里面提走了8000万美元，其中7300万美元是以黄金的形式提走的。

31日下午，德国对俄国宣战。到8月3日，欧洲所有的大国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这一天，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对德宣战，外交部部长爱德华·格雷爵士^[152]在会后说道：“在欧洲各处，明灯正在熄灭；在有生之年，我们也许看不到它再次点亮了。”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它们的确再也没有被点亮过——欧洲长久以来享有的世界经济和金融霸权结束了；“美国世纪”开始了。

[148]“死亡商人”（“merchants of death”），指军火商。—译者注

[149]联合公债（British Consols），英国的一种政府公债，最初发行于1751 年，支付利息且没有到期日，永不还本。—译者注

[150]诺曼· 安吉尔（Norman Angell, 1872~1967），英国经济学家及和平主义者，获1933 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151]威廉·G· 麦卡杜（William G.McAdoo,1863~1941），美国铁路行政官员、政治家。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1913~1918）、铁道指挥官（1917~1919）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1933~1938）。—译者注

[152]爱德华· 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 1862~1933）， 英国政府官员。任外交大臣（1905~1916）时，主张1914 年对德宣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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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重新恢复商业活动。投资者不仅无法买卖证券，而且，事实上他们根本无从确定手中证券的价值。经纪业一片荒芜，交易所里一个交易席位要付8万美元，而租金和其他费用还不算在内，所以，经纪人们都极度渴望交易所能重新开市交易，这样他们才能赚钱来支付这些费用。地下交易市场几乎一夜之间就活跃起来，再次证明了“只要有买家和卖家的地方，就有市场”这个千古不变的真理。

几个场外经纪人宣布他们愿意买卖纽约交易所挂牌证券，但是受到来自纽约交易所的压力，他们的交易很快停止了。在波士顿、芝加哥和费城，一些拍卖市场逐步发展起来了，它们的功能有点类似于120年前梧桐树下面的老华尔街。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强烈要求下，这些市场上的股票价格不得在报纸上刊登，这使得它们无法成为真正的证券交易所（这些信息的缺失也妨碍了历史学者们了解当时股价的波动情况以及市场的整体规模，但这些市场的规模看来相当庞大）。

不久，交易所后面那条狭窄的新街（New Street）上聚集了一些人，有报道说他们正在买卖证券。很快，纽约证券交易所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受命就此事进行调查。有意思的是，这位纽约证券交易所委员会的委员现在的工作是“防止”在纽约有交易活动。在他著名的报告中，他这样写道：“在新街上只有4个人和1条狗。”而实际上那里的市场很快就飞速发展起来，在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大约有100多名证券经纪人在紧张地进行着交易。

华尔街逐步恢复了运转。8月12日，清算所允许进行限制性交易，规定交易价格不能低于7月30日的价格。但是，这样的规定使得每天的交易量只有区区5000～7000股。几周过后，新街市场的价格稳住了，场外交易市场（Curb Market）宣布11月16日（也就是美联储准备恢复运作的那一天）将重新开市交易。芝加哥交易所也宣布将在那之后一周内开市交易。

纽约证券交易所决定于11月28日重开债券交易，12月12日允许对股票进行限制性交易，只允许一些特定的股票交易，必须使用现金，而且不允许卖空股票或作股票期货交易。在此后的几周里，纽约证券交易所慢慢恢复了正常。到1915年4月，交易所完全恢复了正常运作。此后，交易所再也没有发生过连续的闭市了。现在的法律规定，交易所不能连续闭市超过3天，这就是为什么在感恩节过后的星期五，交易所会短暂开市交易。

刚开始的时候，市场萧条，价格几乎没有什么变动，交易量也不见起色。事实上，1914年12月30日，交易量只有区区49937股，是整个20世纪交易量最低的一天。

8月，人们普遍认为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将迅速崩溃，这一悲观的看法事实上大错特错，这也是市场能够得以重新开市的唯一原因。9月，欧洲西线的运动战已经停止，无休止的痛苦的壕沟相持阶段开始了。但是，原先人们普遍预计的美国黄金外流也在此时中止了。到年底，出于安全考虑，黄金又开始流入美国。从那以后，这些黄金中的大部分就一直留在了美联储地下26米的金库里，它位于华尔街向北3个街区的自由大街上。与此同时，美国证券对于欧洲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来说也显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

到9月初，一些头脑冷静的人士开始重新审视这场战争对美国经济的真正影响。当时的全美制造业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主席看到了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巨大商机。他大胆地预测，战争结束时，美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纽约将成为全球金融之都。他无疑是对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战争初期，美国的商业活动肯定受到了严重影响。在战争开始前一个月，德国从美国进口了260万浦式耳小麦，但是1914年

8月却没有进口一粒小麦。美国的棉花出口也大幅下跌。由于此时的白宫和国会都在民主党手中，而民主党内，南方的强硬派又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美国朝野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避免棉农破产。有人甚至提议每个家庭都购买一大包棉花并储藏起来直到战争结束。威尔逊总统自己就带头买了一大包。

但是，一旦英国皇家海军控制了北大西洋，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就开始急剧回升，部分原因是那一年欧洲农业歉收。随着越来越多的欧洲农村劳动力应征入伍，欧洲农业在整个战争期间面临歉收已成定局。此外，由于德国控制了波罗的海，其盟国土耳其控制了通往黑海的入口——达达尼尔海峡^[153]，另一个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无法进入世界市场。在1914年12月至1915年4月之间，美国至少出口了9800万浦式耳小麦，而在一年以前的同一时期，小麦的出口量仅为1800万浦式耳。

长期以来一直被欧洲控制的亚洲和拉美工业品市场此时也向美国人大开门户，美国迅速抓住了这个黄金商机。战争创造了对军需品、钢铁、车辆、通讯工具、铁路设施和船只的巨大需求，这也随即带来了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大繁荣。

1914年前，伯利恒钢铁公司所签过的最大一笔合同为1000万美元，是为阿根廷海军提供舰船和装甲板。但是，1914年11月，伯利恒钢铁公司总裁查尔斯·施瓦布（他曾领导管理过美国钢铁公司）被请到伦敦，在那里他接下了英国皇家海军一份总额为1.35亿美元的订单，包括机枪、炮弹和潜水艇等武器。E·I·杜邦公司（E. I. Du Pont）也在战争期间从一家大军火制造商转型成化工产业巨头，爆炸式增长的杜邦公司为协约国提供了大约40%的军需品。它在4年之内完成的军火合同相当于该公司战前年平均军火业务量的276倍，也是该公司战前年平均业务总量的26倍。其他公司也经历了类似的扩张。

在经历了战争刚刚爆发时的短暂恐慌之后，华尔街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牛市。通用汽车已经从闭市之前最后一天交易的暴跌中恢复过来，股价在1914年底收于每股81.5美元，一年以后涨到了每股500美元。美国冶炼公司（American Smelting）股价从每股56.25美元跃升到每股108.125美元。而伯利恒钢铁公司在接踵而来的协约国订单的助推下，股价也从每股46.125美元翻升到了每股459.5美元，在那一年最高的时候曾涨到过每股600美元。

由于英国皇家海军对海面的有效封锁，德国和其盟国无法从美国获得任何军火。德国无法在海上击败英国，决定在华尔街上将其击溃。查尔斯·施瓦布在伯利恒钢铁公司拥有控股权，1915年的大牛市使他手中的股票价值涨到了5400万美元。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代表向施瓦布开出了一个他们认为施瓦布无法拒绝的天价：以1亿美元收购他持有的股票。英国破译了德国的密电，迅速得知了这一计划，准备对施瓦布出同样的价钱。但是，施瓦布已经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德国人，并对英国承诺他将履行合同。在摩根银行的帮助下，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大量股票被转入信托，这样就保证了该公司不会被收购。

英国现代皇家海军之父——海军上将费雪勋爵（Admiral Lord Fisher）在他战后的回忆录里面这样写道：“如果说有人值得英国感谢的话，那就是施瓦布先生。”看来在华尔街上并不只有贪婪和恐惧。华尔街的股票深刻地影响着战争中的大国们，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华尔街在新世界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153]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 在土耳其欧亚两部分之间， 连接马尔马拉海与爱琴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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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最初的那段日子里，美国政府保持严格中立。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是一个极度孤立主义者，他决心通过《中立法案》使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这一法案包括禁止向交战双方提供贷款，布赖恩把向交战双方提供贷款称为“最卑劣的走私”。而一旦战争所带来的商机渐渐清晰，政府的立场就悄悄发生了改变。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兰辛^[154]说服了威尔逊总统，使他确信“贷款”（“loans”）和为便于各国在美国采购而给予它们的“信用”（“credits”）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一个强权政治世界中，布赖恩就像一条离开了水的鱼，他很快绝望地辞职了。兰辛取而代之，成为国务卿。

由于摩根银行在英国和法国银行界广泛的社会关系，它很快就积极地参与到帮助协约国进行战争融资的各种努力中去。1915年2月15日，摩根与英国政府签订协议，成为英国政府在美国采购的总代理。第一笔采购就是价值1200万美元的合同——向英国提供前线急需的军用马匹以运送炮火和给养。同年春天，摩根银行和法国政府也签订了类似的合同。最初，摩根银行和英国政府都没有估计到这个代理合同会有很大的数目，英国陆军大臣基奇纳勋爵^[155]原以为顶多也就是5000万美元。但是，到战争结束时，摩根银行实际上一共为英国购买了价值30亿美元的军需品，这个数目相当于美国参战前一年——1916年联邦政府收入的4倍。

按照1%的手续费，摩根家族赚取了3000万美元。当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摩根银行高级合伙人，他儿子后来成为罗斯福政府最后一任国务卿）领导着摩根银行175名员工奔走于全美采购军需品并安排货物的运输和保险时，摩根家族在美国工业界的影响也大大增强。

作为一家银行，摩根银行还帮助美国的工业企业迅速扩张，以满足战争之需。到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军工产业已经比英国和法国加在一起还要庞大。时至今日，爱德华·斯特蒂纽斯还很不幸地被人视为美国军工业之父。而德国将军冯·鲁道夫^[156]则认为他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协约国的一个军团。

1914年，尽管每10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德国后裔，但是美国舆论几乎从战争一开始就倒向协约国一边。德国入侵中立的比利时的事实以及在这个国家所施的暴行，被老练的英国宣传机构大肆渲染之后，在美国激起了巨大反响，震动了大多数美国人。但是，真正导致美国对轴心国产生深刻敌意的却是1915年5月7日卡纳德海运公司的“路西塔尼亚号”轮船（Lusitania）被德国潜艇炸沉的事件。

我们这些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下生活过的人，曾经亲历过战争对无辜平民的伤害，但是我们的曾祖父辈却没有过这种经历，所以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以肯定的是，德国驻美使馆的确曾在纽约的报纸上发布过一个公告，警告所有搭乘“路西塔尼亚号”轮船的美国乘客，德国和英国正处于战争状态。德国人怀疑“路西塔尼亚号”装载着走私违禁品——事后这一怀疑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很少有人真正在意这个公告，因为在当时击沉一艘没有任何武装的客船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此外，也没有人会想到，在北大西洋航线上快速往来的客轮会被当时还只能缓慢移动的潜艇击中。然而“路西塔尼亚号”太不幸了，霉运使它正好现身在德国潜艇面前，潜艇发射了鱼雷，客船在15分钟内就沉没了，1198人葬身海底，其中包括128名美国人。

愤怒席卷了美国。在华尔街上，雅各布·谢弗也受到了极大震动，他出生在法兰克福，视德国为自己的祖国，在家中还一直说德语。毋庸置疑，他与这场悲剧的发生没有丝毫关系，但他仍然觉得很有必要亲自向小摩根表达他个人深切的哀悼。他来到“街角”的摩根银行总部，在合伙人的会议室里找到了小摩根。

但是，小摩根丝毫不为他这一特殊举动所动，他愤怒地喃喃自语，然后就径自离开了，谢弗只好独自悻悻地走出房间。摩根的合伙人们被这一幕惊呆了，小摩根自己也很快意识到他这样做似乎太没有风度了。“我想，我是不是做得有点过分？”他问他的合伙人，“我是不是应该向他道歉？”

很显然，没有人有勇气当面回答小摩根，但是德怀·莫罗（Dwight Morrow）——即使以摩根银行合伙人的标准来看，他也算是一个机敏的人——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下《圣经》中的一句话，将它递给摩根，上面这样写道：“以色列神啊，行这事不是为你，乃是为了你的圣名。”^[157]于是，摩根穿过大街来到库恩·勒布银行向谢弗道歉。

谢弗和华尔街的其他犹太银行家、经纪人经常被指责怀有亲德情结，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冤枉，例如高盛公司的亨利·高曼（Henry Goldman）具有强烈的亲德思想，他公开谈论对普鲁士的景仰并赞美其井然有序的生活方式。但是，许多犹太公司反俄甚于亲德。由于沙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谢弗公开称俄国是“人类的公敌”，并且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帮助日本筹集过资金。

尽管每个人的个人倾向有所不同，但是，因为协约国有机会进入美国市场和全世界的商业市场，所以，金融资源显然是向协约国倾斜的。为了赢得战争，协约国不仅仅需要物资，它们还需要金钱，需要筹措资金来购买所需要的物资。而到此时，华尔街和坐落于此的大银行已经是这些资金的唯一源泉了。大英帝国在战前的国防预算每年大约为5000万英镑，而现在，为了维持这场战争，每天就得花费500万英镑。

尽管已经获得威尔逊总统的默许，为方便协约国在美国采购商品，美国可以向它们提供一定的信用，但威尔逊总统仍然反对直接提供贷款。不过他很快被说服，因为他被告知直接提供贷款对于保证美国的出口十分必要。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劝告威尔逊，如果不直接向协约国提供贷款，“结果将是美国的产出减少，工业衰退，资金空闲，劳力剩余，破产加剧，金融衰退，并引发劳工阶层的大动荡”。威尔逊很快就言听计从了。

1915年9月，英国派代表来到摩根银行商谈一笔贷款，数目之大前所未有。在20世纪初，摩根银行曾经帮助英国政府筹措过一笔1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英国进行布尔战争，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令人惊愕的数字了，而现在这笔贷款将不少于5亿美元。

任何一家银行都无法单独承揽数额如此巨大的一笔贷款，即使摩根银行也做不到，因此需要组织一个由多家银行构成的承销团。最后，这笔贷款共有61家以上的承销商，此外还有1570家金融机构参与推介。但是，库恩·勒布银行不在其中，当英国的首席谈判代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雷丁勋爵（Lord Reading，他自己也是犹太人）拜访库恩·勒布银行时，谢弗坚持说，如果要他参与提供这笔贷款，那么俄国人不能从贷款中得到一分钱，雷丁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由于谢弗的立场，库恩·勒布银行在名誉和经济上遭受了一次巨大的损失。而其他的犹太银行则没有这样固执，在高盛公司，当合伙人们听说高盛公司很可能因为执行主席高曼的亲德立场而被伦敦列入黑名单时，他们甚至强迫高曼辞去了职务。

1915年的5亿美元贷款，只不过是协约国在以后3年战争中所获得的多笔贷款中的第一笔，而摩根银行至少筹措了这些贷款中的15亿美元，但是提供贷款和作为采购代理商并不是华尔街从战争中获利的唯一来源。虽然英国政府对英国人投资于美国股票所得的股息征收特殊的所得税，但却允许英国人用美国股票来支付他们的所得税。于是，美国公司的股票开始在英格兰银行堆积如山，摩根银行帮助英格兰银行将其中价值30亿美元的股票全部变现。摩根的做法是巧妙地分步将这些股票运回纽约资本市场出售，以防止大量股票抛售带来价格跳水。纽约的资本市场消化掉如此庞大的一笔股票，却连饱嗝都没有打一个，这是战争帮助美国经济和纽约资本市场实现巨大扩张的最直接例证。

这一切不仅给摩根银行带来了巨额的手续费收入，也使美国工业的所有权重新回到了美国人手里。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4年后，它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这样，无论是从金融还是实业的角度来说，美国都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这个新兴强国的资金巨流，无疑是通过华尔街这个“大峡谷”流动的。

当1917年4月美国宣布参战时，联邦政府也不得不想办法筹措前所未有的巨额资金。美国的债务曾经在1866年达到了27.55亿美元的顶峰，自那以后就一直在减少（随着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美国政府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更是大幅降低）。1916年，美国的债务为12.3亿美元，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45%；而到1919年它再次达到了顶峰，高达255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0.34%。发行债券的方式仍然是50年前杰·库克为南北战争融资时就用过的，唯一增加的节目就是好莱坞的参与，在发行债券的推介会上，有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和玛丽·璧克馥^[158]到场助兴。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这些证券的发行，华尔街的影响力和实力都日渐强大起来。

道格拉斯· 费尔班克斯正在华尔街上推销自由债券。作为好莱坞的第一代巨星，费尔班克斯从一个“跑腿者”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过，那时距使华尔街彻底改观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20年。

到战争结束时，美国是唯一真正的赢家。俄国国内已经一片混乱，很快共产主义就取得了胜利，奥匈帝国也被肢解了。即使是英国和法国，这些名义上的胜利者也精疲力竭，它们的人力和物力已经消耗殆尽，在世界舞台上的强权地位也永远地消失了。但是，美国在人员上所付出的代价仅仅是6万人的伤亡（比美国总人口少得多的英国死亡了将近100万人），而且美国经济比战前要强大得多。欧洲国家对美国政府的欠债达到了100亿美元之巨，除此以外，很多美国人还握有欧洲国家的债券。

美国经济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华尔街了，它已经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太阳，而环绕其左右的是全球其他金融市场，包括伦敦。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个格局，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就像几年前银行抢劫犯威利·萨顿^[159]讲他为什么要抢银行时所说的：“因为那儿有钱。”

[154]罗伯特· 兰辛（Robert Lansing, 1864~1928），美国政治家，1915~1920 年任国务卿。—译者注

[155]基奇纳勋爵（Lord Kitchener,1850~1916），英国军事家，殖民地官员，曾指挥埃及军团夺回苏丹（1898），结束布尔战争（1899~190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陆军大臣（1914~1916）。—译者注

[156]威廉· 冯· 鲁道夫（Wilhelm von Ludendorff, 1865~1937），德国将军和政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东部战场的总指挥。—译者注

[157]圣经原文为：“I do not this for your sakes，O house of Israel，but for mine holy name’s sake”（Ezekiel, Holy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 而莫罗所写的是“Not for thy sake，but for thy name’ssake，O House of Israel ! ”—译者注

[158]道格拉斯· 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1883~1939），美国男演员，因在无声电影《罗宾汉》（1922）等中扮演轻率浮夸之徒而闻名。玛丽· 壁克馥（Mary Pickford，1893~1979），加拿大裔美国女演员，因主演《风骚女人》获奥斯卡奖（1929 年），也是联合艺术团的建立者（1919）。—译者注

[159]威利· 萨顿（Willie Sutton）美国一银行惯窃，曾前后监禁35 年，自称盗窃赃款达200 余万元，外号“戏子威利”，被法官问及为何要抢银行时，他回答说“因为那里有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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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1日，战争突然结束，这突然降临的和平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由于战争订单的结束以及欧洲农业生产和民用制造业开始增长，从1920年开始，美国经济经历了一次短暂而急剧的衰退。战争的结束也给纽约带来了一个新传统：早在19世纪80年代，当有人在华尔街的百老汇大街上游行时，两边大楼里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将自动报价机的纸带从窗户里扔出去。直到1953年都一直担任纽约市市长接待委员会主席的格罗夫·惠伦（Grover Whalen）在1919年将这种“纸带游行”（ticker-tape parade）正式化，他向纽约商业区的公司发出通知，要求它们给予合作。这一年，潘兴将军^[160]和后来成为温莎公爵^[161]的年轻的威尔士王子一起，第一次享受了这种“纸带雨”的殊荣。

但是，华尔街最著名的10年——20世纪20年代——却是以一次实实在在的爆炸开场的。1920年9月16日，阳光明媚，正午前，一辆四轮马车来到华尔街，停在摩根银行旁边，随即发生了爆炸。爆炸时马车上满载着炸药，重达500磅的吊锥被炸得粉碎，这些碎片就像榴霰弹的弹片一样在空中划过，成了致命的“连枷”^[162]。30人当场死亡，10多人后来由于伤势过重而死，130多人受伤。假如爆炸再晚一点的话，将正是午餐时间，华尔街和宽街的交叉路口就会人潮汹涌，那么伤亡的人数将远远不止于此。

年轻的约瑟夫·P·肯尼迪^[163]那时在华尔街上还不算一个人物，他当时正走在离爆炸中心不远的危险地带，他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在地，却没有受伤。斯维特饭店的老板——百万富翁爱德华·斯维特（Edward Sweet）却被炸得粉身碎骨，最后找到的只有一只戴着戒指的手指。摩根控制的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 Company）总裁苏厄德·普罗瑟（Seward Prosser）则完全是死里逃生，当时正好有一块吊锥碎片穿过他办公室的窗户，从他身旁不到1英寸（约3厘米）的地方划过。而一个年轻的传递员却没有这么幸运，他被炸成重伤，躺在街上，但他仍央求路人帮忙，将要递送的那一捆证券送达目的地，他不愿意没有完成任务就这样死去。

那个时候还没有空调，所以到处可见窗户外的遮阳篷。这些遮阳篷燃起的火焰有近12层楼高。爆炸地点半英里以外的窗户都被震碎了，浓重的墨绿色烟雾像棺盖一样笼罩着这个地区。

交易所大厅里的经纪人都被这声爆炸惊得目瞪口呆，大厅里一片死寂。交易所朝宽街一面的巨大窗户被震成无数小碎片，人们全部涌到了大厅中央。随后，他们突然意识到头顶的玻璃穹顶有巨大的危险，此时，穹顶已经开始剧烈颤抖，但是还勉强支撑着没有倒塌。经纪人们再次开始逃散，躲到了墙边安全的地方。交易所总裁拼命挤到主席台上，敲响了钟。这样，在爆炸后一分钟之内，他宣布停止交易。

摩根银行窗户的玻璃也被震碎了，但如有神灵相助一般，就在不久前，银行在大楼窗户内侧装上了金属网格，这个网格避免了一场银行大楼里的惨剧。尽管如此，摩根银行仍然有一个职员死亡，另外一个由于伤势过重，第二天也死了。小摩根的儿子朱利叶斯·摩根（Julius Morgan）也受了伤。另外一个年轻的银行家——威廉·尤因（William Ewing）摔倒后失去知觉，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脑袋塞在了一个废纸篓里面。

此时，小摩根正在英国。爆炸发生的时候，他的4个高级合伙人正在银行里和一个法国将军开会，厚厚的花岗岩墙使他们免于受伤，但是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被惊呆了。当雷鸣般的爆炸声平息后，玻璃的碎裂声、幸存者的尖叫声以及受伤者痛苦的呻吟声混杂在一起。法国将军重新开始说话，他礼貌地问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吗？”

几分钟内，警察、消防员和救护人员挤满了这个地区，大规模的调查也同时展开。在1920年，现代刑侦技术尚未成形，警察们所能调查的只有那些吊锥碎片以及在两个街区外三一教堂前面发现的马蹄铁。这些吊锥看上去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而无法判定它们的出处。尽管调查远至芝加哥以东的4000个马厩和所有的铁匠铺，马蹄铁也同样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1920年，华尔街大爆炸之后。这次爆炸中有40人死亡。如果再晚几分钟爆炸，可能有数百人死亡。制造这次爆炸的罪犯始终没抓到。

这次爆炸最可能是无政府主义分子干的，事实上，它是19世纪哲学（指无政府主义）最后、也是最受人瞩目的暴行。爆炸之后，一个邮递员把在百老汇大街和雪松大道街角处一个邮箱里发现的传单交给了警察，那里离宽街和华尔街只有几步之遥。那天11点半他已经取过一次邮件，再次取邮件的时间就在爆炸前。这些传单是在第二批邮件中发现的，因此，可以肯定这些传单是由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的人放在那里的。

“记住，”传单上不连贯地写道，“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了。释放政治犯，否则你们都将去死。”落款是“美洲无政府主义战士”。这些传单和1919年纽约无政府主义分子爆炸案后发现的传单完全一样，但没有抓到任何嫌疑犯。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线索。爱德温·P·费歇尔（Edwin P. Fischer）是一名与华尔街有着广泛联系的年轻律师，他还曾在全美网球比赛中拿过名次。他行为古怪，曾经不止一次精神错乱。在爆炸前两个星期，费歇尔曾告诉他的朋友和熟人华尔街将要发生一次爆炸，他还加了很多贬损华尔街（特别是摩根银行）的话。此外，他还不止一次跟人说爆炸将会发生在9月15日，至少他所说的爆炸日期和实际情况丝毫不差。

当然，在爆炸发生以前，没有人会真正在意他的话。当爆炸发生的时候，费歇尔正在加拿大，他的内弟马上赶到他那里，劝说他回到美国。警方对他进行了彻底审问，并把他秘密关押在医院里长达好几个月，但没有人认为他和爆炸有任何真正联系。正如他的一个朋友解释的那样：“只要和费歇尔谈上10分钟，你就会知道没有任何密谋者会让他这样一个人参与其中。”就像我们都知道的那样，费歇尔发出警告很可能源于在疯子身上常见的那种超自然的预见能力。

1920年的爆炸，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华尔街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一声颇具讽刺意味的道贺。随后，华尔街表面上又恢复了往日那种一夜暴富、销金蚀银的生活，爆炸很快就被人忘得干干净净。烧焦的遮阳篷被换了下来，窗户上也装上了新玻璃。但是，摩根银行决定不再修复大楼正面那些被吊锥砸出来的沟沟点点，其中有些痕迹有一英寸之深，这些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小斑点”一直保留到了今天，成为华尔街一个小小的看点。

译者附注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

在这个时代……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美国保持中立。

1916年　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

1917年　俄国二月革命，临时政府成立。

1917年　美国对德国宣战，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年　美国和日本签订《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山东、东北和内蒙古的特权，以换取日本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承认。

1918～1920年　苏维埃国内战争，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1920～1921年　发生世界经济危机。

也在这个年代……

1912年　北洋政府讨论币制改革，拟采用金本位制，后因内乱不了了之。

1915年　新文化运动开始。

1915年12月　袁世凯复辟。2个多月后复辟政府被推翻，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时代。

1915年　上海外国银行联合会成立。

1917年　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年　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北平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

1919年　中国爆发“五四”运动。

1920年　中国第一家期货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成立。

1920～1922年　印度第一次“不合作运动”。

[160]潘兴将军（General Pershing，1860~1948），美国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指挥在欧洲的美国远征军，并担任陆军总参谋长（1921~1924）。—译者注

[161]温莎公爵（Duke of Windsor），这里指二战时期以不爱江山爱美人而著称的爱德华八世。—译者注

[162]连枷（Shrapnel），一种农具，用来拍打谷物。—译者注

[163]约瑟夫·P· 肯尼迪（Joseph P.Kennedy），即老肯尼迪，后来的肯尼迪总统的父亲，他是肯尼迪家族的第一代人，银行家与实业家，曾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第一任主席及美国驻英大使。—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