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您有什么建议？”

（1884年～1901年）

[译者题注]

在美国历史上，1895年发生了一个特别的事件，黄金从国库大量外流，使得国库中黄金的数量不到法定黄金储备量的一半。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克利夫兰^[122]，作为当时已经是世界强国之一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不得不向摩根——华尔街的领袖——屈尊求援。他向摩根问道：“您有什么建议？”……

译者导读

·格兰特公司的破产所引发的混乱逐渐消退，尽管有过昙花一现的繁荣，华尔街还是在持续低迷中度过了19世纪80年代。进入90年代，股市刚刚有转暖的迹象，却突然遭遇了1893年的市场崩溃，这引发了美国经济体系中一颗定时炸弹的爆炸。

·南北战争后，随着美国逐步回归到金本位制，美国财政部于1873年开始停止铸造银币，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声势浩大的银矿工人罢工等政治压力下，国会于1887年通过法案，允许更为自由地将白银铸币，并规定了银币和金币的价格比。当西部地区以空前的速度开采白银使白银的供应量激增后，白银逐渐贬值。按照“劣币驱除良币”的原则，人们很自然地选择使用银币作为流通工具，并开始收藏黄金。于是，黄金开始流出国库，在1893年市场崩溃的打击下，形势迅速恶化，流出国库的黄金如滚滚洪流，并被整船运往欧洲。1895年1月，国库中只剩下了价值4500万美元的黄金，不到1亿美元法定黄金储备量的一半。

·一筹莫展的克利夫兰总统最终决定向摩根求援。摩根和他的同伴成功地为美国在欧洲筹集了1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同时摩根使出浑身解数，利用各种金融操作，平息了黄金外流。终于，到1895年6月，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稳稳地停在了1亿美元之上。这样，摩根凭借他无人可及的影响力和非凡的智慧，独臂擎天地挽救了美国，使其免遭一场金融灾难。这一刻，华尔街凭借自己的力量，真正地成为了一个世界巨人。

·19世纪90年代是华尔街的转型期，1892年，纽约建立了一个大型清算中心，为经纪商的证券交割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在这一时期，《华尔街日报》的创始人道和琼斯将股市中主要股票的价格加权计算，得到了能够反映股市整体情况的一个绝妙而简单的方法，这就是今天广为人知的道琼斯指数。刚刚问世的道琼斯指数只有40点，1906年首度突破100点，1972年首度突破1000点。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华尔街的银行和经纪人自发推行了在美国上市公司里强制实施普遍接受的会计准则，有效地遏制了此前华尔街上市公司乱做假账的恶习。同时，和文明一样古老的会计职业也在这个时期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注册会计师首次出现并从此成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力量。

·在20世纪来临之际，华尔街爆发了历史上最后一次铁路大战。这次铁路股票囤积战的主角是摩根和一位与他同样声望显赫的犹太银行家谢弗。有趣的是，这两位塑造了华尔街全新形象的银行家，却不无讽刺地成为了华尔街最后两位“牛仔”。

在格兰特-沃德公司破产之后，华尔街在痛苦中挣扎着。19世纪80年代的衰退结束了，但经济的繁荣期却还没有来临。因此，那些年里，交易量和交易席位的价格都日趋下降。尽管在1882年年交易量就超过了1.16亿股，但是1891年年交易量却下降到了6900万股。（当然，那时候偶尔也会出现日交易量的井喷现象，例如1886年5月5日，纽约交易所日交易量第一次超过了100万股。）在1880年售价2.6万美元的交易席位，到1893年只要1.5万美元就能买到。

19世纪80年代华尔街的午餐时间。当时的经纪人们因没有时间回家吃午餐而开始吃快餐，这客观上成为美国快餐文化的起源。

1889年11月，一场可怕的恐慌席卷了伦敦，声誉最好、实力最强的英国私人银行之一——巴林兄弟银行支撑不住了，原因是阿根廷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而巴林银行在阿根廷有大量投资，从而使得人们对该银行失去信心。伦敦的投资者马上也开始抛售美国证券，特别是原先被巴林兄弟银行看好的证券以及一些铁路类证券，例如圣达菲铁路（Santa Fe Railroad），这些证券的价格跌了一半以上。那句“伦敦感冒，纽约就要打喷嚏”的老话再一次得到了验证。然而对于纽约市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次英格兰银行（英国的中央银行）为了维持伦敦市场稳定而向巴林兄弟银行伸出了援助之手，使其摆脱了困境。

美国似乎又回归了繁荣，但这只是一种假象。美元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黄金开始流向欧洲，交易所的交易量也极其低迷（尽管在几个做空集团坐庄达到顶峰的1893年2月20日，交易量创下147.4万股的单日成交新纪录）。紧接着，2月25日，费城-雷丁铁路公司宣告破产，其负债超过了1.25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

1893年3月4日，格罗弗·克利夫兰第二次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市场看上去又恢复了稳定。虽然克利夫兰是一个民主党人，但实际上，他在金融和货币政策上一直非常稳健，连J·P·摩根也投了他的票。上任后不久，克利夫兰就说服了一批华尔街银行家，让他们用黄金购买了2500万美元的国债，从而使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重新达到1亿美元的法定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市场上开始纷纷传言美国的外贸收支状况开始改善，人们开始期盼华尔街迎来一个更好的时期。4月5日，《纽约时报》的报道反映了这样一种氛围：“今天交易所里下单的情况发生了彻底改变，好像事先约好的一样，大家都争相将他们的空头账户平仓。现在说牛市已经到来还为时过早，但是股价有明显上涨的趋势。虽然华尔街的专业人士还是市场的主流，但在今天的下单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久违的华尔街投资者。”

然而《纽约时报》的水晶球几乎从未像这次一样模糊^[123]，形势很快就开始恶化了。4月，华尔街的一些小机构发生了违约。5月1日，星期一，市场开始大幅下滑，到星期三时，整个市场经历了自1884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天。第二天，美国船缆公司（National Cordage Company，也称“rope trust”，“绳索信托”）出人意料地破产了，负债1000万美元，而就在几天之前，这家公司还刚刚向普通股股东发放了股息。交易所里一些新兴工业公司的股票开始大幅下跌，但大多数经营较好的铁路公司还是能坚守住它们的价位。

7月，市场终于跌穿了底线。即使是那些经营得最好的铁路公司，它们的股票也受到重创。纽约中央铁路年初以每股109美元开盘，到7月底已经跌到了每股92美元。宾夕法尼亚铁路则从每股54美元跌到了每股46美元，跌幅将近15%。一些赢利较差的铁路公司情况就糟多了，艾奇逊-托皮卡-圣达菲铁路公司的股票年初开盘在每股34美元，在年底跌到了每股10美元。

美国船缆公司总裁指出了正在动摇美国经济和华尔街基础的真正问题，他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说：“（美国船缆公司的）破产完全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贷款，在历史上，信用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地被抑制过，雪上加霜的是，白银问题和雷丁铁路公司的破产导致了普遍的信心缺失。”

什么是他所提到的白银问题？《布兰德-埃利逊法案》^[124]是隐藏在19世纪80年代相对繁荣表象下的一颗定时炸弹，它一直在滴滴答答地走着，1893年的市场崩溃只不过是这枚炸弹不可避免的爆炸而已。

集中于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工业化给这个地区带来了就业机会和财富，也给所有消费者带来了更加物美价廉的消费品。但是，随之而来的也有许多失败者，资本主义一贯如此。当这个国家在东北部地区的带动下缓慢地回归金本位制，并最终在1879年全面完成的时候，美国南北战争中“绿钞时期”标志性的通货膨胀也开始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漫长的通货紧缩期。1879年，1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是1.22美元，但到1890年已经跌到了0.89美元。此时仍然是美国经济基石的农业遭受到巨大损失，农民将矛头对准了金本位制和铁路，许多支线铁路垄断了当地的陆路交通，提高了铁路沿线农民的运输成本。

更糟的是，由于农业经营的特点，农民往往是负债者，他们一般都需要通过按揭购买农场并贷款购买用于农业生产的各种生产资料。通货紧缩意味着他们在还款的时候，要用比借款时更为值钱的美元来偿还贷款，因此美国的农村地区一直在抗争，希望继续使用绿钞，并且要求发行更多的绿钞。

随着货币体制逐步回归到金本位制，美国财政部在1873年开始停止铸造银币。这一政策被称为“1873年的罪恶”（“Crime of 73”），遭到了美国西部和南部地区人们的强烈反感和怨恨，在这些地区，农场主和采矿业者主导着当地的政治。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地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银矿工人罢工，像康斯塔克矿工罢工事件等，要求将白银重新货币化的压力与日俱增。国会作为一个民主机构，试图使矛盾双方都感到满意，于是要求财政部每个月按照市场价格购买200～400万美元的白银，然后按照16∶1的比例将这些白银铸造成银币。也就是说，按照国会这一法令，不管其市场价格怎样，16盎司的白银都相当于1盎司的黄金，这实际上相当于随意增加了国家的货币供给，是“制造”通货膨胀的经典做法。

1878年，当《布兰德-埃利逊法案》正式生效的时候，16∶1的比率大致相当于市场上的白银价格。但是，随着西部地区继续以空前的速度开采白银，银价开始下跌，到1890年已经跌到了20∶1。更为糟糕的是，就在那一年国会通过了《谢尔曼^[125]白银法案》（Sherman Silver Act），以此来取代《布兰德-埃利逊法案》。新法案要求财政部每个月购买不少于450万盎司的白银，这一数量大致相当于全美国的白银产量。由于银币的面值远高于它们所含白银的市场价格，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从1879年1月1日开始，政府已经采用金本位货币制度，财政部也按照法定要求一直持有至少1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以随时满足兑换黄金的需求。一方面，国会的白银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另一方面，黄金政策又保持了美元的币值稳定，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无异于既确保了通货膨胀的发生，同时又试图避免它的到来。

除了国会山的那帮人以外，任何一个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预测到，格雷欣法则将要起作用了。白银的市场价格只有黄金的1/20，而把它铸成银币之后，按国会规定，其价格就相当于黄金的1/16，因此人们便开始使用白银而将黄金收藏起来。于是黄金如涓涓细流一般从国库中不断流出。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当政府每年都有巨额财政盈余的时候，这种神经质的货币政策的恶果还被掩盖着。但是在1893年市场崩溃的打击下，外流的黄金从涓涓细流变成了滔滔洪水。随着政府收入急剧下降，国会匆匆忙忙废除了《谢尔曼白银法案》，但是为时已晚。美国国内外的公众已经开始对美元失去信心，他们要的是黄金。尽管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来购买黄金，以维持国库的黄金储备，但是国库中的黄金存量仍然日渐干涸。

1894年，随着经济衰退进一步加重，国库的黄金储备再一次跌到了1亿美元以下。1月，几家华尔街投资银行共同为财政部承销了5000万美元的黄金债券，出售给公众以使国库的黄金储备回涨到1.07亿美元。但是，没过多久，黄金又很快从国库中流走了。11月，财政部再次发行了5000万美元的黄金债券，这一次的承销商是德雷克塞尔-摩根银行，它再一次补足了国库的黄金储备。但是，到了1895年1月24日，黄金储备又只剩6800万美元。一个星期之后，只剩下了4500万美元。整个国家在惊恐之中像着了魔一样关注着黄金。

克利夫兰总统努力想说服国会，授权再次发行债券来补充储备，但是遭到了拒绝。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黄金从这个国家流出，一艘艘装着黄金的船从纽约起航开往欧洲，欧洲各中央银行在那里将它们持有的美元兑换回黄金。据财政部估计，1894年的第四季度，总共价值8400万美元的黄金被运到了国外。在华尔街，人们对美国将被迫放弃金本位制度确信无疑，他们在猜测的只不过是这一天什么时候会降临。

对于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世界强国来说，这样一次在金融方面的蒙羞让美国极其尴尬。但是，美国需要承受的却比丢掉面子痛苦得多，因为联邦债务的本金和利息都需要用黄金来偿付，而一旦到期的债务不能偿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利率飙升。这对于已经处于严重衰退中的经济无疑将是雪上加霜，整个国家面临着一场灾难。

一个施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国会和一个要保持币值稳定的总统，使得联邦政府陷入了瘫痪。深为警醒的J·P·摩根在发给他在伦敦办公室的电报中这样写道：“我们愿意尽我们所能来避免这场灾难。”摩根的名声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敬畏的金字招牌，事实上，当一个经纪人看到摩根和财政部部长助理威廉·爱德蒙·柯蒂斯（William Edmund Curtis）从宽街的国库分库一同走出来时，他马上冲进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大喊：“财政部正在想办法贷款！”场内原本浓厚的恐慌情绪立刻开始平息下来。财政部截住了原本正准备装船运往国外的价值900万美元的黄金。

但是，关于白银和黄金之间的政治斗争使局势进一步恶化。2月4日，摩根收到了财政部部长的信，信中提出中止有关贷款的谈判。克利夫兰总统想迫使国会允许他向公众发行债券，但摩根知道即使国会同意这个方案，时间上也来不及了。他和洛希尔家族的代表——小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匆匆赶到华盛顿，试图改变总统的想法。摩根给伦敦发去了这样的电报：“我必须承认希望渺茫。”

当晚，摩根登门拜访了总检察长，告诉他，如果克利夫兰总统拒绝见他，第二天一早他就返回纽约。于是，第二天上午9点半，克利夫兰总统极不情愿地和他见了一面，随后便让他一个人坐在总统办公室的一角，而自己去和内阁开会商量对策。此时财政部部长接到一个电话，得知国库里面可供提取的黄金只有900万美元了。

直到此时，克利夫兰总统（他在一个主张白银自由铸币的党派中试图保持币值稳定）仍然坚持，如果国会不授权发行债券，那么他就要让国会来承担所有对这场崩溃的指责。但是，摩根最终参与到内阁的讨论中，他告诉总统，他知道此刻就有向财政部提现的面值1200万美元的汇票，如果这些汇票提交上来的话，而且事实上这也很有可能，那么不管国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财政部都将面临无力偿付的窘境，所以，此时此刻一定要采取果断措施。

克利夫兰沉默了片刻，他是一个精明而现实的人，而不是一个死脑筋，他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了。他最终问道：“您有什么建议？”在这一刻，华尔街凭自己的力量真正成为了一个世界巨人——即使是美利坚合众国，一个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经济体的国家，它的总统也向华尔街伸出了求援之手。

摩根力挽狂澜。他指出，即使国会批准财政部在国内市场发行债券，也不会管用多久，因为黄金还会轻易地“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甚至还会使国库比以前更加吃紧。但是他和贝尔蒙特愿意到欧洲去筹集1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并以此阻止美国国库的黄金外流。此外，摩根还想出了一个办法，使得该计划无须惊扰国会就可以完成。1862年，国会曾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财政部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用债券购买铸币。而迄今为止，政府还从未用过这项政策，在目前的紧急情况下正好可以使用。摩根还许诺，在短期之内黄金不会再流回欧洲。在作这项承诺的时候，摩根完全是自作主张，甚至未和同在一室的贝尔蒙特商量一下，这一举动充分显示了摩根对自己市场声誉的非凡信心。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对市场反应的判断是正确的。

果然，由摩根和洛希尔银行分别在华尔街和伦敦同时承销的债券，瞬间就销售一空。同样重要的是，摩根兑现了他让黄金留在美国国库里的承诺，他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套利，包括从伦敦拆借英镑然后将其在纽约市场出售来支持美元，等等。到1895年6月，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稳稳地停在了1.075亿美元。

美国的民众，尤其在西部和南部地区，对于摩根、克利夫兰总统、华尔街和洛希尔家族的敌意非常强烈。玛丽·E·里斯（Mary E. Lease），当时一个极具煽动性的专职撰稿人（她煽动农民“少种玉米多种仇恨”的名句常被引用）这样写道，克利夫兰只不过是“犹太银行家和英国黄金的代言人”而已。约瑟夫·普利策^[126]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称“华尔街阴谋”正在进行之中。但是《纽约时报》这样写道：“金融界对（摩根）在此次融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高超技巧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尽管有一些批评意见，但摩根对美元的救援行动改变了经济氛围，新的一轮复苏开始了。第二年，年仅36岁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因承诺不会把美国人民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面^[127]而获得了民主党的提名。他的演说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说之一，但是口才比他逊色得多的竞选对手——威廉·麦金利^[128]却高喊着“保卫美元，保护弱者，保证繁荣”的竞选口号，将他踢出了竞选。

[122]格罗弗· 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 1837~1908）， 美国第22 任和24 任总统（1885~1889 和1893~1897），以诚实和独立而著称。—译者注

[123]水晶球在国外一般指预测，这里是指预测不准确。—译者注

[124]《布兰德－埃利逊法案》（Bland-Allison Act），1878 年在美国国会通过，它允许更为自由地将白银铸币。—译者注

[125]约翰· 谢尔曼（1823~1900）， 美国政治家， 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1861~1877 和1881~1897），他起草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890）。—译者注

[126]约瑟夫· 普利策（Joseph Pulitzer，1847~1911），匈牙利裔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报纸发行人，他在圣路易斯和纽约拥有几家报社且设立了普利策奖。现在，普利策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译者注

[127]见第16 页前注。—译者注

[128]威廉· 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1843~1901），美国第25任总统（1897~1901）。他在职期间曾发动美西战争（1898），吞并古巴和菲律宾；对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通过金本位法案（1900）。后来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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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是华尔街的转型期，它在这个时代构筑的商业运作框架和模式将在接下来的80年里发挥作用。华尔街的银行早在几十年前就建立了支票清算所，但是直到1892年才最终建立起一个大型清算所，为大经纪商提供方便、快捷的证券交割服务。传递员（一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一天要跑两次，将一摞摞的股票和债券送到清算所，然后带回交割后的证券。

19世纪90年代，报纸上向公众介绍华尔街行情的文章和图解。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公众对华尔街的兴趣与日俱增。

铁路证券仍然是主板上的主流证券，当时的主板有130亿美元的证券挂牌交易，州政府债券有30亿美元，联邦政府通过征收高额关税获得大量的财政盈余，并缓慢而稳健地偿还了很多联邦债券，此时在市场上交易的联邦债券只剩下大约7亿美元。这个时期增长最快的是工业类证券，1893年，工业类债券只有大约5亿美元的市值，但是随着美国工业的扩张，很多公司通过合并成为庞然大物，一些大投资银行开始发行越来越多的股票为所谓的“托拉斯”（Trust）融资。[托拉斯是一种公司组织形式。在一个托拉斯里，一小部分人为一家母公司的股东持有名义上独立但实际上同属一家母公司的各子公司的股票——这是1880年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为规避现今已经过时的州立公司法而创造出来的。1891年，新泽西州为了开辟新的税源，率先允许公司可以用它本身的名义持有其他公司证券。包括标准石油在内的许多公司都涌向新泽西州，在那里注册，这样托拉斯就逐步退出了美国经济的历史舞台。然而，“托拉斯”这样一个美国政治一直试图战胜的恶魔，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仍然存在。]

19世纪90年代华尔街的另外一个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至于今天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缺少了它的华尔街将会怎样？这就是股票市场平均指数。今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29]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个统计指标了，当人们问：“今天市场行情怎样？”他们需要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数字。由于有了计算机，你现在能够通过有线商业网络得到道琼斯指数每一秒钟的涨落情况。

对于研究华尔街的历史学家而言，道琼斯指数同样是无价的，因为它是现存最早的股票市场的连续平均指数，从1896年就开始有了记录。发明这个绝妙而又简单的办法的天才是查尔斯·道^[130]，他也是《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创办人之一。《华尔街日报》在1884年第一次出版，是当时几份为华尔街服务的报纸之一，另外一份报纸——《商务日报》（Journal of Commerce）则要比它早几十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华尔街日报》一直只是一份发行量较小、仅在当地有影响的报纸。后来，它的发行量和影响力都迅速增长，直到今天，《华尔街日报》成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查尔斯·道认为：“股票市场指数就像温度计一样，会反映股市整体的涨落。”但是怎样去读懂这支“温度计”呢？那个时候的绝大多数报纸都已经开始公布股票每天的收市价格了，但是这些价格不能让人们一眼看出市场整体的表现情况。就像华氏温度计和摄氏温度计一样，查尔斯·道的温度计也需要一个标度。于是他创造了两个平均指数，一个指数是铁路股票指数——那个时代的蓝筹股，另外一个是反映风险相对较大的工业企业股票的平均指数。

1889年7月8日，第一份《华尔街日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还是一家小报，不为华尔街之外的人所知。但随着公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华尔街，它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到今天，它已经是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日报。

最初的工业股票平均指数包括了12种股票（其中的通用电气是唯一至今仍在道琼斯指数中的股票），第一天收于40.9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查尔斯·道刚刚开始编制市场指数，市场就开始下落，到8月的时候，道指已经跌到了28.48，狂泄30%。（如果美国商务部在这个时期就公布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话，国内生产总值也会显示出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但实际上美国商务部直到1929年才开始编制计算国内生产总值。）

但是，随着总统竞选局势的明朗化，麦金利很可能打败布赖恩，市场开始迅速反弹。10年之内，道琼斯指数便超过了100，真正成为一只完全如查尔斯·道所期望的华尔街的温度计。

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巨大进步，那就是现代会计制度的出现。很少有人认为它和华尔街有什么关系，但是，事实上，华尔街的银行和经纪行是推动现代会计职业产生，以及在美国上市公司中强制实施公认会计准则（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的主要力量。

会计和文明本身一样古老，事实上，很可能是记账的需求推动人类发明了文字，但是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会计一直没有大的发展。意大利在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复式记账法（double-entry bookkeeping）。复式记账法能够很容易就发现错误，也能从一大堆原始数据中形象地描绘出一个企业的动态财务情况。作为财务工具，复式记账法和单式记账法的区别就好比作为诊断工具的心电图和听诊器的区别一样。

会计是美洲新大陆最早出现的职业之一，事实上，伊莎贝拉和费尔南德^[131]就在“圣玛丽亚号”（Santa Maria）船上派了一名会计师，以确保他们能够准确无误地得到他们应得的那份战利品。美国早期的商业企业规模都比较小，通常是家庭作坊式的，一般都不需要外部的会计师。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一切。铁路延伸到几千公里以外，铁路公司雇佣成千上万人工作，这一切使得财务管理变得非常困难。会计师们不断发明新的会计工具来追踪企业的资金流向，以便使管理人员能够准确知道钱花在了哪些地方，同时能够查出哪些钱是不该花的。可以这么说，正是这些新的会计工具，才使得华尔街有可能创造出来一些庞然大物般的“超级企业”。［会计领域的飞速发展至今还在延续着，例如，现在大家普遍认同，企业的现金流（cash flow）是一个反映企业状况的最为重要的指标，而现金流这个词直到1954年才被发明出来。］

这些新时代的超大型企业，除了要保证财务数据井然有序之外，还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当铁路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迅速扩张的时候，企业的资金需求远非一个家族能够满足，于是融资便成为一条必由之路。但是，当企业在华尔街发行了股票、筹措到企业所必需的资金后，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利益鸿沟也日益加大。后者希望获得及时的信息，以便评估手中所持有股票的价值，并将它们和同类公司比较来评判管理层的表现。而管理层则很自然地希望能够随意摆布那些数字，使它们看起来要多好有多好。这样一来，公司的真实情况不为股东所知便成为常事，很多公司最终走上了欺诈之路。

更为糟糕的是，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上市公司公布财务报告。当纽约证券交易所想了解特拉华-拉克万纳-西部铁路公司（Delaware Lackawanna and Western Railroad）的财务信息时，它被告知不要多管闲事。“我们不作财务报告，”铁路公司扔给了交易所这样几句话，“也不公布会计报表。”

某些铁路公司即使发布财务报告，那通常也是一堆“摸不着头脑的烂账”。由于州政府为伊利铁路的建造出了部分资金，所以铁路公司必须每年向州政府提交年度报告。1870年，贺瑞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在《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上对伊利铁路的报告嗤之以鼻，他说，如果这份报告是准确的话，“那么，阿拉斯加就将是热带气候，在那里到处可以生长草莓”。

华尔街的另外一家报纸——《商务金融报》（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早在1870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问题。1870年5月17日，《商务金融报》这样写道：“在这样一个充满阴谋的时代，保密成为了成功的一个条件。如果公众也有机会了解到那些只有公司董事才知道的关于公司价值和前景的所有信息，那么，‘投机董事’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公司的财务报表……它显示了公司收入的来源和数量、每一块钱的用途、财产的收益、运营、供应、建设和维修所花费的成本、公司的负债情况以及整体资金的处置情况，所有这些信息都必须精心编制，以供每个季度公布出来。”

今天看来，很难想象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里会没有年度和季度财务报告。但是，就像所有人都会保护自己的利益一样，19世纪后半叶的上市公司管理层也在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强烈抵制这样一种报告制度。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个经纪人亨利·克鲁斯［Henry Clews，他的回忆录《我在华尔街的50年》（My fifty Years in Wall Street）提供了很多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坚定地推行财务报告制度，很快又有许多投资银行家和经纪人也加入到他的行列之中。当纽约证券交易所最终开始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提交财务报告的时候，上市公司管理层已经别无选择，只有照办了。

但是，由谁来作这个报告呢？公司内部的财务人员毕竟是为公司管理层工作，所以很难做到真正地独立。这时，独立会计师的人数迅速增加。1884年，在纽约、芝加哥和费城的商业电话簿上只能找到81个会计师，仅过了5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322。1882年会计师及簿记师协会（Institute of Accountants and Bookkeepers）在纽约成立，并且开始向那些通过了严格考试的人员发放资格证书。1887年，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ublic Accountants）成立，它是现在美国会计行业管理机构的前身。1896年，纽约州通过立法奠定了这项职业的法律基础，并使用“注册会计师”这样一个称号来表示这些人是符合法律标准的会计师。纽约州的法律和“注册会计师”（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CPA）这个名词马上也被其他州采用了。

独立会计师的出现和公认会计准则的建立并不是预先计划好的，但是它们对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几乎完全是由这场大博弈中的参与者们自己推动完成的，而与政府毫无关系。事实上，时至今日，政府在联邦和州两个层面上都还未能采纳这些显然很有效的安全措施来防止政府自身产生假账。

[129]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简称道琼斯指数，或道指。——译者注

[130]查尔斯· 亨利· 道（Charles Henry Dow，1851~1902），美国经济学家和出版家，与爱德华· 蒂· 琼斯（Edward D.Jones，1856~1920）创立了出版金融报刊的道· 琼斯合股公司。—译者注

[131]伊莎贝拉和费尔南德（Isabella and Ferdinand），15世纪西班牙的国王费尔南德和皇后伊莎贝尔于1492年统一西班牙。1492年，哥伦布带领88人，以“圣玛丽亚号”为旗舰，经过3 个多月的航程，首先发现海地岛，1493 年3 月15 日回到西班牙。同年9 月25 日，又带领1 500 人，分乘17 艘大型船只出航，后发现新大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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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年里，华尔街还发生了一个变化，一个不太好的变化。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从荷兰人统治时期开始，犹太人就一直居住在纽约。从一开始，犹太人就是纽约商务圈子和社会关系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的华尔街公司，不是基督教的，就是犹太教的，当时的银行和经纪行都是合伙制，而且往往是家族企业。但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又常常在相同的俱乐部和社会团体中活动。1836年，犹太人帮助建立了一个叫联合俱乐部（Union Club）的上流社会俱乐部，以及许多其他俱乐部和团体。老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先生（August Belmont Sr.）于1837年来到纽约，负责洛希尔家族的生意，他把自己的名字从舒恩伯格（Schoenberg，犹太人的名字）改为贝尔蒙特（Belmont，意思是俊美的山），并且皈依了基督教，但是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身世。他娶了海军英雄奥利弗·哈泽德·佩里^[132]的女儿为妻，自己也被纽约的上流社会所接受。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德国在原来许多小国的基础上最终统一为一个大国，它的犹太人曾经一度被严格限制在犹太区里面，现在这些犹太人也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自由和权利，包括投票权、土地所有权和执业权。在欧洲，这导致了反犹太人运动（Anti-Semitism）的兴起。这次反犹运动和过去中世纪的反犹运动具有不同的性质：中世纪的运动主要是宗教性质的，而这一次主要是社会和种族性质的。

没过多久，“反犹”这个丑陋的教义便跨过了大西洋。事实上，反犹这个词正是在1881年才出现在英语当中的，它是从德语中直接借用过来的。到19世纪90年代，这种偏见在华尔街的年轻一代中已经相当普遍。然而，反犹太人运动直到1893年才引起公众的注意，当时联合联盟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拒绝接受一个名叫西奥多·塞利格曼（Theodore Seligman）的年轻人。联合联盟俱乐部是在南北战争时期由联合俱乐部的一些会员组建的，因为他们不满于联合俱乐部不肯将一些来自南方的会员拒绝在外[这些南方会员包括J·P·本杰明（J.P.Benjamin）。本杰明后来成为了南方邦联的总检察长、国防部长和国务卿，他也是一位犹太人]。

塞利格曼出生于纽约最古老也最有声望的犹太家族，是后来纽约犹太社区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家族的公司——J & W·塞利格曼（J. & W. Seligman）公司多年来一直是华尔街上的一个主要参与者（事实上这家公司现在还存在），除了纽约以外，这家公司在旧金山、新奥尔良、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都有分部。此外，在西奥多被俱乐部拒绝的时候，他的父亲杰西·塞利格曼（Jesse Seligman）正担任该俱乐部的副主席。

毋庸多言，这种肯定能引起轰动的事件受到了报纸的广泛关注。老资格的会员，包括俱乐部主席科尼利厄斯·布里斯（Cornelius Bliss）、参议员昌西·迪普（Chauncey Depew，纽约中央铁路前总裁）都支持这个年轻人的申请。但是年青一代的俱乐部会员，也就是西奥多那一代，却反对这样做。他们的理由今天看起来很可笑，他们中有人说：“（我们的）反对不是基于讨厌某一个人，而是基于这样一个总的信念，那就是犹太人和犹太教在社会行为方式上很难和不信仰他们宗教的人相融合。”

老塞利格曼立即宣布从联合联盟俱乐部退出——尽管俱乐部拒绝了他的退出，并且一直将他的名字列在俱乐部会员名单当中。俱乐部中的其他犹太会员也相继退出。而《纽约时报》对此只是冷冷地评论说：“这种不幸的事，如果是在需要筹集竞选经费的竞选年就绝不可能发生。”其意在讽刺联合联盟俱乐部犹太会员们的财富在共和党内的巨大影响力。

与此同时，纽约权力阶层中那些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如J·P·摩根和当时最为杰出的律师伊莱胡·鲁特^[133]（后来在西奥多·罗斯福^[134]政府里面担任国务卿，西奥多·罗斯福本人也是联合联盟俱乐部的会员），都在这件事情上引人注目地保持了沉默。很快，纽约其他一些主要俱乐部也停止接纳犹太会员了。

差不多整整花了两代人的时间，这个丑陋的伤痕才得以愈合。联合俱乐部直到1956年才开始重新接受犹太会员，那一年犹太人哈罗德·麦迪那（Harold Medina）法官加入了这个俱乐部。

[132]奥利弗· 哈泽德· 佩里（Oliver Hazard Perry，1785~1819），美国海军军官，在英美战争期间，他曾率领美国海军在伊利湖击溃英军（1813）。—译者注

[133]伊莱胡· 鲁特（Elihu Root，1845~1937），美国律师和政府官员，任美国作战部长、国务卿，获1912 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134]西奥多· 罗斯福（Theodore Roosevlt，美国第26任总统，1901~1909），在威廉·麦金利被暗杀后（1901年9月）继任总统。在任时曾调节托拉斯集团、建造巴拿马运河，及对外奉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他因调停俄日战争而获1906 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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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到一些歧视，那些年里，华尔街上的犹太人经纪行还是多了好几倍，实力也不断增强。尽管基督徒的公司和犹太人的公司的合伙人们从不互相走动，但生意归生意，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这是华尔街一贯的传统。世纪之交华尔街最有实力的犹太银行家叫雅各布·谢弗（Jacob Schiff），他是银行家里唯一可以在实力、声望和公众形象上和J·P·摩根相提并论的人。

和摩根一样，谢弗也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名门望族，而且极为富有，他的家族可以上溯到13世纪70年代，是欧洲历史上最为悠久也最为著名的犹太家族。1847年他出生于法兰克福，同摩根一样，在他一生中，他也对自己要做什么没有丝毫怀疑。1875年他定居纽约，并很快就成了库恩·勒布银行（Kuhn Leob Bank）的合伙人。他和银行资深合伙人的女儿泰蕾斯·勒布结了婚，并成为勒布家族的一员。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铁路的重新整合当中，库恩·勒布银行几乎是和摩根银行同样重要的银行。1898年，谢弗帮助改组了联合太平洋公司，之后该公司又被E·H·哈里曼（E·H·Harriman）控制。

1862年，14岁的哈里曼以华尔街传递员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尽管身材矮小，他深邃而又敏锐的目光总是让人想起拿破仑，他对于人们这样的类比一点都不在意。19世纪70年代，他从叔叔那里借来了3000美元，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买下了一个交易席位。很快他又投身于铁路，他的岳父威廉·J·埃夫里尔（William J. Averell）是奥登伯格-尚普兰湖铁路（Ogdensburg and Lake Champlain Railroad）的总裁，于是哈里曼利用这一关系在1881年获得了安大略湖南部铁路的控制权。就像以前的“船长”范德比尔特一样，哈里曼知道怎样去经营一条铁路。他减少浪费，消除贪污，在效益好的机车和线路上大量投资。两年之后，他就将重新整顿过的铁路卖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从中大赚了一笔。

哈里曼还改造过其他好几条铁路，但是一直遵循着最基本的原则：唯一可以让你的公司增值的办法，就是让它在最好的状态下运行。1898年，他控制了濒临破产的联合太平洋铁路（Union Pacific）。由于与动产信贷公司丑闻相关联，联合太平洋铁路的合法性一直遭受着与生俱来的质疑，因此该公司被认为和垃圾没什么两样。但是，哈里曼仔细地考察了该公司，将赌注押在该铁路会带动中西部农场的重新繁荣上，他几乎重修了这条铁路。在他的经营下，联合太平洋铁路成了一棵摇钱树。

华尔街历史学家约翰·穆迪（John Moody）曾作出了这样的估算，投资者如果花1600美元在1896年购买100股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票，到1906年，这些股票将值21900美元。当然，公司最大的持股人哈里曼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华尔街巨富。

1895年的美元救助行动之后，1901年经济繁荣开始回归，这时，哈里曼准备夺取联合太平洋公司的主要对手和竞争者——北太平洋公司（Northern Pacific）的控制权。北太平洋公司的主要持股人是明尼阿波利斯的詹姆斯·J·希尔（James J· Hill），他是大北方集团（Great Northern）的创始人和拥有者。此前，希尔用北太平洋公司获得了芝加哥-伯灵顿-昆西铁路（Chicago Burligton and Quincy）的控制权，这是一条威胁联合太平洋铁路生存空间的小铁路。当希尔拒绝哈里曼提出的铁路收购条件后，哈里曼决定通过收购北太平洋公司来解除这条铁路带来的威胁。

与哈里曼合作的银行家是雅各布·谢弗，而希尔是摩根银行的客户，因此对希尔的进攻也就是对摩根的进攻。但是，谢弗毫不畏惧，他很快就悄悄地将大部分北太平洋公司已发行的优先股（这种优先股和普通股有同样的投票权）收购到手。同时，他还持有了相当数量的普通股，这使哈里曼控制了绝对多数的北太平洋股票。而此时摩根还在欧洲，他“打了一个小盹”，对此一无所知。

当摩根银行最终察觉到这个偷偷酝酿的计划时，随即向摩根发出了一封紧急电报，要求他授权银行在5月6日（星期一）开盘后购买15万股北太平洋公司的普通股。对他们来说，剩下的一线希望是：如果希尔能够在市场上购得北太平洋公司的大多数普通股，他就可以拖延时间，来购回优先股，因为这是公司有权决定的，这样，希尔就能获得控制权。实施这个计划至少要花费1500万美元，但是摩根立刻回电批准了这一计划，于是摩根和谢弗之间的竞赛开始了。当华尔街的巨人开战的时候，华尔街上所有其他人都要格外小心，免得被无辜伤及。

到了星期一早晨，哈里曼和希尔两人总共持有北太平洋公司80万股中的63万股。但是，到星期二收盘的时候，摩根又为希尔的账户上添进了12.4万股，这样市场上只有4.6万股还在其他人手里，而这一天北太平洋公司股票成交了53.9万股的天量。这巨大的交易量中绝大多数来自一些做空投机者，他们一直期盼北太平洋公司的股价下跌，而这只股票的价格从谢弗开始购进起就一路上扬。

等空头们意识到哈里曼和希尔两人正在竞相收购北太平洋公司股票时，一切都太晚了。他们在绝望中只好抛售掉手中的其他股票，并以高价买进北太平洋公司的股票来履行合约。于是其他股票和债券的价格出现了雪崩似的下跌，例如摩根刚收购的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几天前还在每股54.75美元的高位，星期四一天内就从每股40美元滑落到每股26美元。

当时市场对北太平洋公司股票的需求如此巨大，以至于有一位经纪人为了将500股股票从奥尔巴尼带到纽约，不惜专门雇了一列火车。一家小公司——诺顿公司（Norton）以每股1000美元的价格将300股卖给了一个空头，这个价格是一星期之前的10倍。一个刚从郊区返回城里的场内经纪人搭乘一辆出租车回到华尔街，当他看到显示牌上北太平洋公司的股价正在一路飙升时，冒冒失失地承认他有1万股。场内那些绝望的空头们撕扯着他的衣服要买他的股票，最后他在交易所大厅里几乎被人剥了个全身精光。

到星期四的中午，这场恐慌几乎要将整个华尔街吞噬，J·P·摩根和库恩·勒布银行只好签订紧急停战协定。两家银行都宣布不再购买北太平洋公司的股票，同时允许所有的空头以每股150美元的价格平仓，将他们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结果很明显，库恩·勒布银行成功地狙击了摩根银行，使之不得不签订停战协议，这使得哈里曼得到了他从最开始就想要得到的——不是北太平洋公司的控制权，而是伯灵顿铁路对他的权益的尊重。他很快成为伯灵顿铁路的董事会成员。

《纽约时报》（此时这家报纸已经由阿道夫·奥克斯^[135]经营，至今他的后代还拥有这家报纸。在此后不久，这家报纸就成为时代的记录者，而且它一直以此标榜并引以为荣。）对整个事件极为厌恶，将这场争战比成“打红了眼的牛仔拿着枪互相乱射，全然不顾旁人的安危”。

北太平洋公司一役是整个华尔街历史上最后一次铁路大战，它让华尔街好像又回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那个狂乱而又混沌的时代。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两个塑造了华尔街全新形象的人，却不无讽刺地成为华尔街上最后两个“牛仔”，这就是典型的华尔街，充满了戏剧性，充满了矛盾。

译者附注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

在这个时代……

1890年　美国国会通过《谢尔曼白银法案》。

1894年　美国出现严重的黄金储备外流事件，美国政府不得不向J·P·摩根求救。

19世纪90年代　华尔街取得两大进步：股票市场平均指数和现代会计制度出现。

1898年　美国对西班牙宣战。同年，西班牙将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等地割让给美国，并确立古巴为主权国。美国总统麦金利签署了一项兼并法案，宣布夏威夷为美国的一部分。

1899～1906年　美菲战争，并以美国获胜和菲律宾成为美国殖民地告终。

1900年　美国钢铁公司成立，资本额高达14亿美元，是当年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的2.75倍。

1901年　爆发北太平洋铁路股票战。

也在这个年代……

1883～1885年　中法战争。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1887年　中国铁路公司成立。

1888年　英军侵略西藏；同年，北洋海军成立。

1894年　日军侵入朝鲜，随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日签订《马关条约》，这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

1896年　李鸿章乘船抵达纽约，对美国进行访问。

1897年　清政府发行“昭信股票”。同年，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

1898年　戊戌变法。清政府废除八股考试，诏设农工商总局。　　

1899年　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

1899年　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使中国成为列强掠夺的开放市场，同时又保持中国的统一。

1900年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政府逃离首都。

1901年　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同年，中国与英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日本、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比利时签订《辛丑条约》。

[135]阿道夫· 奥克斯（Adolph Ochs，1858~1935），美国报纸出版商，出版了《纽约时报》，并曾管理美联社（1900~1935）。—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