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民主国家会赢得和平吗

冷战已经结束。现在，民主国家必须赢得和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可能比较困难。40年以来，相对于其他制度，民主国家的好处是不胜枚举的，而且是显而易见的，这就足够了。现在，人们要求他们发挥有效的作用。现在，衡量他们的标准是他们自己的信念和成就。现在，民主国家必须重新思考和重新组织。

明确地说，要赢得和平，民主国家必须：

·重新取得对国内政策、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控制权，而现在他们因凯恩斯式的赤字国家的垮台而失去了这些控制权。

·福利制国家的失败造成国内社会变得不稳定和出现衰退，而且衰退有扩散的迹象，民主国家必须制止和扭转这种现象。

·在全世界推广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没有公民社会，就没有政治或社会的稳定。这是因为我们知道虽然自由贸易在经济上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但它本身并不能建立和维持一个机能健全的社会。

凯恩斯式的福利制国家的垮台

4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国内政策都受到两套理论的支配，每一套理论都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

·一套理论是有关“赤字国家”的凯恩斯理论（或新凯恩斯理论）。它以三条经济原则为基础：消费自动创造资本积累和资本投资（凯恩斯式“乘数”）；储蓄会威胁到经济繁荣（凯恩斯的“过度储蓄”）；政府赤字对经济有刺激作用。

·另一套理论是有关福利制国家的理论，以两条社会原则为基础。政府可以并应该分配收入，以便在收入上实现更大的平等。当这条原则第一次成为政府的政策时，即1908年，当时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成为自由党内阁的财政部大臣时，它被认为是最激进的异端邪说，但在大萧条时期却被奉为正统。第二条原则：钱是穷人唯一需要的，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工作者的信条。

这两套理论都曾经遭到坚决地反驳。

西方的所有民主国家最后都接受了这些理论（虽然德国只是有很大保留地接受凯恩斯理论）。对于日本来说，由于他们在政策上总是模棱两可，因此他们既不完全接受这些理论，也不完全拒绝，他们只是断断续续地照方抓药。

最初，这两套理论是势不两立的。凯恩斯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出对福利制国家的藐视。他认为，在他提出的经济理论中，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支出是多此一举。他认为政府重新分配收入的任何尝试都是徒劳无益的。福利理论的支持者反过来很少利用凯恩斯奉若神明的自由市场。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两派发现他们是相互需要的。凯恩斯将消费置于节俭之上的观点与他提倡的赤字把“救济”转变为“经济刺激”，并因此让中产阶级能够接受花在穷人身上的社会福利支出。反过来，尽管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对中产阶级和自由市场情有独钟，但它们需要改革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提供政治上的支持。因此，这两派人走到了一起，从而形成了凯恩斯式的福利制国家。

凯恩斯式的福利制国家流行了40年。各民主国家在经济和财政政策上的任何差异（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英国的保守党与工党之间、西德的基督民主党与社会党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在程度上的差别。里根的“供应学派理论”（supply siders）完全赞同凯恩斯式的福利制国家的基本原则，他们都被认为属于极端保守主义者。左派和右派都吹嘘说建立和管理凯恩斯式的福利制国家是比较好的选择（顺便说一下，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在所谓的保守政府统治下政府的赤字为什么会以最快的速度攀升，例如美国的里根政府、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和德国的科尔政府）。

当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首次发表他的论文时，英国的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和美国的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等杰出的经济学家指出，他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凯恩斯理论是正确的。现如今，这些理论都被完全推翻了，以至于经济学家很少提到它们。在任何地方，消费的增加都不会导致资本积累和投资。相反，虽然美国和英国促进消费的努力最具连贯性也最为彻底，但资本积累率却是最低的。在美国，资本积累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长期以来一直徘徊在非常低的水平，大约在4%左右。在英国，资本积累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在1989年从8%～9%骤降至5%，当时撒切尔夫人试图通过增加消费（成功的举措）给一蹶不振的经济注入一剂强心剂（以失败告终）。反观日本，在他们抑制消费的时候，他们的资本积累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几乎达到25%。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经济衰退。为扭转局势，他们大力刺激消费（顺便说一下，结果是灾难性的）。如此一来，资本积累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立刻跌到16%，而且此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上。

实践证明过度储蓄纯属无稽之谈。任何人都不再相信凯恩斯的观点，即过度储蓄与大萧条有关，甚至是造成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凯恩斯理论会斩钉截铁地认为，日本的过度储蓄会引起经济危机。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人们普遍认为一直居高不下的资本积累率是日本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存款的供应量十分充裕，利率因此非常低，日本的大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几乎为零，而美国和欧洲企业的融资成本不低于15%。因此，相对于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来说，日本拥有10%的成本优势，而5%的成本优势通常甚至都是决定性的。

政府投资刺激经济的理论也没有佐证，更不用说政府投资扭转经济衰退或萧条局面的观点了。1962年肯尼迪提出的所谓的减税方案是人们经常提到的反面例子，它是名不副实的减税方案。1962～1963年，经济的确复苏了。唯一没有出现的是肯尼迪的减税方案。相反，1962～1963年，美国的税收负担加重了，部分原因是肯尼迪总统没有说服国会通过他提出的减少资本收益税的关键性提案，部分原因是许多州和城市都增加了税收，其速度之快和程度之大是联邦政府降低税收的努力所不及的。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认为商业周期是可以消除的，但事与愿违。在频率上或在严重性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即凯恩斯式的福利制国家时期）的经济衰退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没有什么两样。

如果凯恩斯式的福利制国家的基本理论包含任何正确的观点，民主国家的财富自会滚滚而来。政府的投资行为会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资本积累和税收收入也会大幅攀升。在短期内，预算会出现巨额盈余。里根总统的供应学派理论仍旧是这么承诺的。相反，除日本以外，所有民主国家都是债台高筑，如果他们的债权人还会借给他们钱的话，他们仅可以勉强度日。破产这个词可以恰当地形容他们的现状。

恐慌情绪卷土重来

几位拥护凯恩斯主义的大学教授仍旧认为政府的赤字是无关紧要的，例如西北大学的罗伯特·埃斯纳（Robert Eisner）。但他们甚至也不再宣称政府的赤字是有益的。现在，除了经济部以外，包括商人、工会领袖、银行家、投资者、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在内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赤字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政府刚刚出现赤字的苗头，股票市场应声而落，资金外逃，企业投资灯枯油尽，就业率也随之一落千丈。最重要的是，人们对政府的赤字会破坏资本积累的观点不再有丝毫的怀疑。但这因此意味着，经常出现赤字的政府要还债，他们就无法在国内借到自己所需要的资金。他们越来越需要到国外借钱，而且期限是越来越短。这种资金极端不稳定，容易让人产生恐惧心理和恐慌情绪。

金融恐慌是19世纪的流毒。凯恩斯声称他的经济理论可以一劳永逸地终结金融恐慌，而这也是人们接受其经济理论的主要因素。但是，恐慌情绪卷土重来，而且来势汹汹。现在，人们出现恐慌的次数与一个世纪以前一样多，而且同样具有破坏性。1981年，资金在3天之内撤离法国的金融市场，从而让法国的金融市场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而且这场风波还有可能转变为银行挤兑危机。它迫使密特朗（Mitterand）总统放弃他向社会做出的所有承诺，而在此前几个月，他正是靠这些承诺赢得大选的。几年以后，恐慌情绪迫使瑞典在一夜之间将利率提高到30%，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两年前，因外资撤离而引发的另一场恐慌潮几乎毁了意大利里拉。去年12月刚刚发生的恐慌潮让墨西哥比索遭遇挤兑风波，在一夜之间贬值了50%，而且瞬间抹杀了他们多年以来付出的辛勤和艰苦劳动。如果没有这场风波，墨西哥经济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或至少“新兴国家”）的最低标准。

推行凯恩斯式福利经济理论的国家都无可避免地受到恐慌情绪的影响。实际上，徘徊在悬崖边上的国家越来越多——在欧洲，最糟糕的是意大利（政府的赤字占可支配收入的9.7%；政府的负债占可支配收入的125%；资本积累率如果不是负数，就是零）和瑞典（政府的赤字占可支配收入的10%；政府的负债占可支配收入的100%；资本积累率不超过2%）。比利时、西班牙和丹麦也不好过；英国和法国只是勉强达到这个标准，而且加拿大几乎与瑞典一样接近破产的边缘。美国的赤字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实际上非常低，大约在2%左右或不超过日本。但是，由于它的资本积累率完全达不到标准，因此美国同任何欧洲国家一样都依赖于短期海外借款，因此同样易受恐慌情绪的影响。事实上，美国已经遭遇了两次“小的恐慌潮”。1987年，由于日本人恐慌地抛售大量美国长期国库券，股市因此出现了崩盘。1993年一泻千里的债券市场也主要是由外资的突然撤离造成的，克林顿总统因此被迫放弃刺激经济的计划，并接受共和党籍主席领导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提出的优先安抚国外贷款人的措施，即冒着国内经济出现衰退的风险，与通货膨胀进行斗争。

凯恩斯式的福利制国家的失败在经济上造成的后果还不是最糟糕的结果。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短期和不稳定的海外资本，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也大打折扣。他们越来越多地让反复无常、飘忽不定和受流言飞语控制的世界金融市场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而下一笔“交易”就是他们的长期目标。最近一个例子是德国。1993～1994年，在科尔总理制定了德国统一政策（符合极端凯恩斯主义）后，为吸引和留住实施统一政策所需的短期资金，德国不得不提高利率，并将利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这令饱受高失业率困扰的德国的欧洲邻邦雪上加霜。他们反过来不得不提高已经居高不下的利率，阻止短期资金转移到实行高利率的德国。德国人的“自私自利”遭到了整个欧洲的口诛笔伐。然而，他们别无选择。秩序井然的是全球短期金融市场，而不是德国政府。德国的政策严重地影响了他们对整个欧洲的政治和货币统一进程的支持力度，而在科尔博士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欧洲政治和货币的统一是他最珍视的目标，这可能是他们付出的最大代价。

凯恩斯式的福利制国家也没有兑现它对社会的承诺，即重新分配收入和促进收入的平等。相反，在主要民主国家中，福利制国家的支出与收入的不平等存在着几乎必然的联系。在收入上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国家也是赤字最少、社会福利支出比例最低（只占可支配收入的12%）和资本积累率最高的国家：即日本。在美国、英国，甚至在德国（他们的社会福利支出分别为15%、23%和27%），社会福利支出增加得越快，收入的不平等状况没有变得越小，而是变得越大。

保障金危机

清算赤字国家的债务迫在眉睫。它是刻不容缓的。它显然是民主国家面临的首要政治任务，而且在今后10年，它将是他们面临的政治现实。这意味着中产阶级享有的越来越多的保障金（entitlement）将画上句号。中产阶级的保障金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的首次出现要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现在，即使这种保障金不会威胁到现代国家的生存，它也已经关系到民主国家的生死存亡。大幅削减保障金，包括医疗保健（不单单在美国，所有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支出都如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社会保险、养老金和（欧洲的）失业救济金，这是民主国家重新控制财政、进而重新控制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的唯一方式。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就已经知道中产阶级的保障金会威胁到民主国家的繁荣和健康，实际上还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存。早在1988年，彼得G.彼得森（Peter G.Peterson，尼克松政府的商业部部长）在名为《在借债时代：保障金支出的增加如何威胁美国的未来》（On Borrowed Time：How the Growth in Entitlement Spending Threatens America’s Future）的一书中利用严谨的数学方法证明了这个观点。但是，没有人愿意听取他的意见。

任何削减保障金或甚至放缓保障金的增长速度的努力仍旧会受到强烈的抵制。去年，瑞典的选民罢黜了当时掌权的自由党政府，起因就是政府打算改革几项已经明显处于失控状态的保障金计划。不久以后，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因同样的错误而被赶下了台，而在此前几个月，他正因承诺各个保障金制度而当选总理。但是，当他真的打算密切调查这个国家的养老金体制存在的令人难以容忍的弊端时，他在联合政府中的盟友抛弃了他。每一个意大利人都知道，无数身强力壮的人通过欺骗的方式享受到终身伤残养老金，而他们仍旧不到50岁，甚至通常在40岁以下。有人估计这样的人有数百万。每一个人还知道意大利的财政问题都是由养老金造成的；它们占意大利社会福利支出的一半，即整整相当于该国可支配收入的1/8，相当于意大利高得惊人的赤字总额。然而，削减保障金，甚至削减的是通过欺骗方式获得的保障金，“在政治上仍旧是错误的选择”。

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现在都承认他们需要修剪一下长期以来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医疗保险制度，因此这是一项重大的变革。然而，国会是否可以下定决心采取这样不受欢迎的措施，我们仍旧需要拭目以待。实际上，中产阶级别无选择。所有发达国家都将削减保障金。唯一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方式。痛苦最小的方法是公开削减保障金，例如将美国人享受全额社会保险金的年龄提高到75岁。如果这个方法不能被接受，我们将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削减中产阶级的保障金，即破坏中产阶级的收入的购买力。或者，我们将采取严厉的措施提高税收——在美国，最可能的方式是在已经居高不下的所得税的基础上征收高额消费税。

在一个主要国家削减中产阶级的保障金后，例如，美国不只是象征性地削减医疗保险制度提供的保险费，它将成为所有其他民主国家改革保障金制度的信号。这将宣告凯恩斯式的福利制国家的终结。

要让政府恢复偿付能力，进而恢复对政策的控制权，我们需要他们被迫再次做出轻重缓急的决策。他们将再一次不得不被迫说“不”。第一步可能是重新采取凯恩斯式的福利制国家出现以前政府制定预算的方式：以可用的收入为出发点，即可以花多少钱。这迫使政府决定在可用的资金规定的限度内，政府可以和应该为哪些项目筹措资金。他们必须向超过这些限额的项目说“不”。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或至少从西欧和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末重新步入繁荣社会后，所有民主国家在制定预算时首先要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希望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政府可以非常容易地为超过可用收入的支出（即赤字型支出）筹措到资金。最重要的是，政府认为这样的支出是有利的。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的假设认为说“不”似乎是无情的，而且几乎是不道德的。说“不”实际上是痛苦的。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样做是危险的。然而这样做又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这仅仅是第一步。轻重缓急的决策因此仍旧在前面召唤我们。这些决策很可能（我说是必定）让任何地方的所有现有政党暴跳如雷。事实上，“左派”和“右派”在民主国家中都已经失去了它们本身具有的大部分意义。例如，什么是“右派”？右派希望根据平均寿命规定领取养老金年龄，即希望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提高到75岁呢（60年前，当美国规定65岁为领取社会保险金的年龄时，这个年龄实际上比当时的平均寿命高出一大截，而且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选择了这个年龄）？还是认为赡养老年人是年轻人的义务呢？按照传统的做法，这两种人都是“保守主义者”。什么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认为大学教育对所有人都不收费呢？还是提出反方面的意见，即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应该用毕业后获得的、不断增加的收入偿还他们在学校学习的费用，这样下一代就可以免费接受大学教育了？这些都是新问题。它们不适合现有的政治模式；它们既不是经济因素，也不是意识形态因素。因此，在民主国家，发生变化的不只是政治问题；政治结构也将发生变化。

从贫困到堕落

凯恩斯式的福利制国家的经济原则没有发挥出很好的作用，它的社会原则也没表现出更大的优点。福利救济没有终结贫困。它反而让贫困发展成堕落和依赖。在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福利救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国内“救济”与“对外援助”的效果是一样的。

在美国，人们现在普遍认为两大福利救济计划都没有发挥作用。向抚养无法独立生活的儿童的家庭提供的补助计划与向伤残人提供的补助计划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然而，人们仍旧普遍否认这两种形式确实具有破坏作用。相反，有些事实被搪塞过去，如长期依赖救济的人们产生了依赖和堕落倾向，而且他们生活的环境十分凄凉和恶劣。

在收入上，领取救济的美国人干得非常好。如果把非现金福利（如粮票或住房补助）计算在内，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都会超过“贫困线”。然而，他们生活在恶劣和堕落的环境中，状况与昔日最差的贫民窟一样糟糕。最普遍的解释是，美国的“福利垃圾”（Welfare Mess）是我们的种族问题的一部分。在人口比例上，在领取救济金的未婚母亲中，黑人实际上占较大的比例，她们需要抚养无法独立生活的儿童，她们长期靠提供给这种家庭的补助生活（领取救济金的人口中，黑人占37%，而在全部人口中，黑人只占13%）。因此，有些人认为劣等种族是原因之一（人们通常不再公开地表达出这种观点，但许多非黑裔人士无疑都是这么认为的，包括白种人、拉丁美洲裔和亚裔）。还有些人认为种族歧视和奴隶制度的后遗症是另外一个原因。这两种人同样都是种族主义者，同样都应该受到谴责。他们显然都错了。在领取救济金的人中也有纯粹的白种人，他们同样从贫困坠入堕落的深渊，在领取救济金之前，他们是精明强干、自食其力的中产阶级，他们同样是“福利垃圾”。

在英国，“领取救济金的下层阶级”（英国统计学家将他们归为“V阶级”）现在增长的速度与美国的同一类人的增长速度一样快。他们同样受到社会道德缺失的煎熬，他们的人格、能力和自尊同样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950年之前，英国工人阶级的非婚生育率与几个世纪以来的数字差不多，即大约占人口出生率的4%～5%。现在，这个数字超过了25%；在长期领取救济金的人中，这个数字超过了30%，而且已经超过了在美国领取救济金的白种人。同时，他们的非婚生育率增加的速度与美国黑人旗鼓相当。英国的体制与美国不同，接受福利救济的男性也可以长期领取高额失业救济金。在英国的年轻男性中，不能自食其力的比率与美国“下层阶级”中的年轻女性依靠救济金生活的比率都是以相同的速率增长。依靠福利救济生活和长期领取失业津贴的英国人，其财务状况甚至优于美国的同类人。他们的税前收入与有工作的普通蓝领工人家庭的税前收入在一个水平线上，但由于他们是免税的，因此他们靠福利救济获得的纯收入实际上比后者高出许多。然而，他们表现出相同的症状：辍学、非婚生育率上升、没有父亲的家庭越来越多、酗酒和吸毒者增加（英国仍旧主要以酗酒成瘾者为主，虽然麻醉品的用量增加得非常快）。在30年前，英国的老城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现在乱作一团；英国城市的入室盗窃率已经超过了美国。然而，在英国领取福利救济的下层阶级中，几乎完全以白种人为主。

在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由于德国为保障失业人员以后的生活而支付的失业补偿金达到以前所领取工资的80%，因此享受福利救济的下层阶级长期游手好闲，而这些人完全是白种人，而且主要是男性。领取福利救济的人都接受过德国著名的学徒培训系统的培训，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受到过德国同样著名的职业道德的熏陶。但是，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福利救济，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为德国人所谓的“离不开福利救济的伤残人”，他们具有社会分裂和社会道德缺失的所有症状：越来越多的家庭都是由未婚的单身母亲承担起家庭重任；酗酒的人急剧增加，等等。因此，即使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德国现在仍旧是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中永久失业的人居高不下，而且难以处理。

在意大利，领取福利救济的下层阶级由40～50岁的男性构成，他们当然都是白种人，他们享受全额或部分“伤残养老金”，他们仰仗这些养老金度过余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身强力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的残疾程度非常轻微，或者完全是骗人的。在这些人中，许多人实际上都有工作，但他们却声称他们没有工作的能力，从而减轻了因他们无所事事而带来的经济影响（在意大利领取伤残养老金的人中，相当多的人实际上有两份领薪水的工作；一份是政府部门提供的工作，他们只在领工资时才露面，另一份工作由“地下”经济支付工资。事实上，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但是，这没有减轻对意大利政府的预算的影响，而政府的预算又因他们支付的养老金而变得捉襟见肘。同时，这种情况加重了社会和个人在道德和心理上受到的伤害。养老金欺诈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让意大利从上到下都充斥着腐败行为。损人利己已经成为人们可以接受的行为，甚至成为理所当然的行为。

因此，我们掌握的证据是一清二楚的。首先，现代福利制度一无是处。它不能增强能力；它让人产生依赖心理。即使它提供的收入达到中产阶级或接近中产阶级的水平，但它没有减少贫困现象。无论谁领取福利救济，它的作用都是如此：十几岁的美国籍黑人女孩、年纪轻轻和工人阶级出身的英国籍男性白种人、训练有素的德国籍成年男性以及属于中产阶级和大多数都有收入来源的意大利籍男性。这些堕落和道德败坏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领取福利救济，他们可以获得经济利益，而脱离福利救济，他们就会在经济上遭受损失。

对外援助的失败

福利救济在国内和在国际上遭受的挫折都是同样巨大的。

发展援助无疑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发明之一。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即欧洲复兴计划）是第一次尝试，它的成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此，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希望随后的两项援助计划取得巨大的成功：即杜鲁门总统的“第四点”计划（1950年）和肯尼迪总统的“进步同盟”计划（1962年）（我比任何人都希望这两项计划取得较大的成就；实际上，我是满腔热情地参与这两项计划的工作的）。它们充其量没有造成很大的破坏。但它们都没有创造出任何骄人的成就。在杜鲁门总统宣布他的计划后，一晃40年过去了，我们所创造的经济成就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而且影响范围更广。但是，这些经济成就主要是在没有接受过援助或获得少量援助的地区取得的，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实际上，接受发展援助与发展之间存在着几乎绝对背道而驰的关系。受到这种援助最多的地区要么根本得不到发展（印度和埃及是最主要的例子），要么实际上走向衰落（如大多数处于热带的非洲国家）。接受国际救济（我们称之为“发展援助”）的国家除了得到的援助越多，取得的成就就越少以外，其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这与国内福利救济的情况相同。“人口爆炸”等人们普遍提及的解释也站不住脚。在发展得最快的一些国家，人口同样也出现了相同的增长，例如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或中国沿海地区。没有得到发展的国家具有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得到了大量发展援助。快速发展的国家具有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没有获得发展援助，或只得到少量的发展援助。

我们需要终止或至少大幅削减增加依赖感或抑制发展的福利救济和国际援助，即最近40年以来提出的许多福利救济和援助计划。但是，现在许多人认为国内和国际福利救济概念是错误的概念，最好将它们遗忘。这种结论无疑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的是重新调整福利救济的重点，要以培养独立性、能力和责任为中心。

将来会增加的无疑是需要救助的人，至少是需要临时救助的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在同样处于经济与社会的重大转型期。因此，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将是不可避免的，其中社会地位优越、精明能干和负有责任心的人却找不到自己的归宿。他们要求的不多，在许多情况下，在他们需要帮助时，他们就一定能得到帮助，这就是他们的主要需求。但是，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和经济是一个危险的环境。福利制度应该发挥的“安全网”作用就是人们所需要的。我们必须要做的只是防止福利制度变成“安乐窝”和永久的休息场所。

构筑一个有效的福利制度的第二个原因是，人们的同情心在富裕的生活下变得麻木不仁，这绝对是民主国家的一个败笔，是对民主国家所依赖的概念的否定。

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越来越富裕的生活的最大受益者的确是处于收入的金字塔最底层的人们。最近100年以来，发达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呈现惊人的增长，其中主要的受益者是“无产阶级”，这是实事求是的，而且怎么说都不嫌多。他们的真实收入增加的速度至少比“资本家”快两倍。在这100年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与财富增加最多的是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和“被剥削”国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比美国高出一大截，亚洲“四小龙”以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是如此，他们都曾经是殖民地。

现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绝大多数人过上了非常富裕的生活，但只有在这个背景下，因缺乏能力或缺乏机会而被落在后面的少数民族的境遇就变得更显眼和更凄惨。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情况是一样的。富人为了其自己的自尊心，他们需要提供帮助。但是，要真正为穷人着想，富人提供的帮助必须是有益的帮助，必须是培养能力、有助于健康和提高自尊的帮助，而不是福利制国家提供的帮助，而这种帮助是依赖感、贫困、不胜任工作和自暴自弃的根源。

鼓励穷人自食其力显然符合富人（即民主国家）自身的利益。这是因为不胜任工作和有依赖心理的穷人表现出来的社会道德的缺失、堕落行为和绝望情绪日益威胁到他们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

160年前，一种传染病席卷了穷人居住的伦敦东区，这使得在西区居住的富人首次认识到肆虐穷人居住区的伤寒症也会殃及池鱼。公共卫生机构（Public Health）由此诞生，而在那之前，伦敦只有私人卫生机构。随着公共卫生机构的出现，健康和寿命领域的革命拉开了帷幕，富人和穷人享受到的好处无疑是一样多的。

在国内和国际社会，福利制度的失败造成不能胜任工作的穷人丧失社会道德、陷入堕落的深渊和无法无天，这种状况同样威胁到精力充沛、精明强干和富裕的人们居住和生活的城市、郊区、学校和街道。最重要的是，它有可能对他们的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中产阶级的生活、文化和价值观出现庸俗的倾向，主要根源当然是接受福利救济的下层阶级所产生的广泛恶劣影响。未进入发展阶段的“第三世界”同样存在社会道德缺失、堕落和无法无天的现象，同样威胁到富裕国家的安全、和平和富裕生活，如果这种威胁只是来自越来越多的移民，那么这些孤注一掷地来到发达国家的无一技之长的移民会给富裕国家带来巨大压力。

我们在国内和国际遭遇到的放弃发展的问题还有最后一个原因，它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即我们所做的是错误的事情。大量成功的事实告诉我们，摆脱贫困和掌握能力不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知道马歇尔计划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和最成功的福利救济计划，我们也知道它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另一个成功的案例是“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它的成功同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新培育的种子和经过改良的耕作方法（由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提供资金并负责推广，他们都是非政府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改变了印度。在这个国家，原来他们每隔几年就要遭遇大规模的饥荒，而现在，在大多数年份都会出口多余的粮食。在国内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如美国的救世军，他们让大批最失意的人改邪归正，如妓女、惯犯、酒鬼和吸毒者，这些人成为能胜任工作、自食其力和有自尊心的公民。在今天的任何国家中，它看起来似乎是最成功的社会福利计划，例如酒鬼和吸毒者的康复率达30%。

欧洲（英国和德国）与美国的失业救济计划表面上差不多，但在效果上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英国和德国的救济计划将有自尊心的人变成永久依靠福利救济生活的人。在美国，虽然工会运动比英国和德国迄今为止所经历的任何工会运动激烈得多，但是长期失业的人实属罕见。

按照20世纪90年代的标准，马歇尔计划所花费的资金非常之少；而且是精打细算的。它慷慨地提供技术支持和顾问式的帮助。它提供的资金属于“种子基金”（seed money），企业要获得这些资金，他们的经营业绩必须是有说服力的，而且他们需要提交实事求是的计划书，要设定清晰的绩效目标。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政府所有的企业，如果他们在资金的使用上偏离预先商定的计划，或者未能实现预先商定的绩效目标，支持与资金就会被撤走。“绿色革命”计划所花的钱更少。它的代理机构是美国的国际救济组织C.A.R.E和其他组织。他们找到具有适当能力的印度农民，并与他们密切合作，试验新培育出的种子和新式耕作方法。在关键的前两三年，资金主要起到保险的作用，防范因作物歉收而造成的损失。救世军几乎根本没有花什么钱。它认为其成功基础是纪律、辛勤劳动、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要求苛刻的技能培训计划和无限的同情心。如果违反救世军的严格规定，无论多么贫困，任何人都得退出。在美国，前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失业补偿金与欧洲一样高，而且对于某些工人（如加入工会的汽车制造企业的工人）来说，他们的失业补偿金更高。失业人员在刚刚失业时可能遭受很大的打击，而失业补偿金可以在这期间提供足够的支持。但是，这笔钱很快就停止发放了；两年后就完全没有了。因此，他们找工作的动力非常大。在有些城市或地区，某一个工厂或行业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而在这些工厂或行业完全倒闭后，这些地区的失业率在两年内就降到全国的平均水平。美国全国的平均失业率甚至在劳动力市场出现动荡的时代，很少长时间高于“自然”失业率，即美国经济中从事过渡性工作的劳动者的正常流动率。

换句话说，福利救济可以发挥作用。但是，福利制度的原则必须从“穷人需要的是钱”转变到“穷人需要的是能力。”当然，他们需要钱。但钱本身只会催生出不能胜任工作和不负责任的人。今天的福利制度关注的是需要。然而，只有关注效果，我们才能拥有名副其实的“福利制度”。

福利制度何去何从

现在，主要国家都在解决福利支出的问题。在美国，有些州已经大幅削减了向抚养无法独立生活的儿童的家庭提供的补助金（如纽约、加利福尼亚和马萨诸塞州）；而且，共和党控制的新一届国会完全削减了美国全国的福利支出。我们已经提到的意大利至少正在讨论养老金改革。英国也打算削减长期失业人员享受的福利待遇，德国亦然。这些提案惩罚躺在福利救济上混吃混喝的行为。这可能会解决德国的失业补偿金和意大利的伤残养老金遇到的问题，即享受这些待遇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能胜任工作和健康的，他们的主要缺陷来源于福利制度本身。

但是，对于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如美国和英国领取福利救济的人，其中以英国为主）来说，我们可能首先需要的是让他们具有不继续享受福利救济和不躺在福利救济上的实际动力。政府当然还要提供救济金，至少提供部分救济金（虽然救世军等福利救济计划要求恢复正常生活的被救助者定期成为捐助者或志愿者）。我们不可能完全依靠慈善事业帮助不能胜任工作的人，这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是，我们应尽可能地让外部的非政府性社区组织负责实施福利救济计划。救世军的例子可以说明一切（美国还有许多规模较小和不太显眼的福利救济计划，特别是教会管理的许多福利救济计划）。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和伤残人士主要需要的不是钱，无论多少。救世军成功的原因在于：纪律、承诺、辛勤劳动、自尊和对个人的大量关注。政府官僚机构，无论出发点多么的好，他们都不能提供这种无形的东西。

所有国家现在在讨论“福利改革”时强调的都是钱。这是错误的。首先，福利只有成为中产阶级的“保障金”时，如德国的失业补偿金和意大利的伤残救济金，它才需要大笔预算。与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险或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等提供给能胜任工作的中产阶级的保障金相比，提供给真正不能胜任工作的福利救济（如美国和英国的救济计划）所需的预算比较少。其次，福利制度浪费钱，的确如此，这只是它最小的罪过。更为重要的是它浪费生命。如果福利制度是有效果的，即使多花一倍的钱，它也是便宜的。福利制国家认为不幸运的人和不胜任工作的人应得到财政的支持，但它不应该成为福利制度存在的理由。福利制度存在的理由必须是这些人应恢复胜任工作的能力、自尊和自力更生的能力，这些正是福利制度需要达到和通过付出而得到的效果。

在国际上，我们也需要采取果断的措施削减福利救济，即对外援助。然而，我们多半应该完全停止对外援助，但在地震时提供的或为遭遇内战而流离失所的难民提供的灾难援助除外。国际社会所需要的是公民社会（如下所述），这是钱买不到的。

但是，我们制定的政策要真正促进国内福利制度的发展，而不是产生依赖感和贫穷，这将是民主国家在今后10年遇到的重大社会挑战，也是使他们成为能正常运转的社会的关键性考验。

自由市场的魅力和局限性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仍旧是民主国家国内政策的基础。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它们只有在前半段时间没有受到挑战。在后半段时间，即20世纪70年代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越来越多地受到猛烈抨击，在美国，这些抨击凯恩斯主义的人属于“新保守主义”（在其他地方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后文将使用这一术语）。在国际经济学领域，新古典主义达到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都以这种经济理论为基础。在国内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在处理国际经济问题上也已经转变为新古典主义派，特别是美国政府。每当外国的某个国家陷入危机时，美国就会建议这个国家迅速接受新古典主义派开出的处方。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与他们19世纪的鼻祖一样都鼓吹自由市场制度优于任何其他经济组织制度，而且较其启蒙导师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声称自由市场制度本身可以带来可以正常运转的社会，而且它实际上是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

新古典主义要追溯到弗雷德里希·冯海克在1944年出版的著作《通向奴役之路》。冯海克认为任何削弱自由市场制度的行为都会破坏政治自由并导致暴政。他还认为以自由市场制度为基础且不受到政府控制、管制和干涉的经济体靠自身的力量可以创造一个最理想化的、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社会。事实证明这最终是他最重要的观点。被冯海克转变成社会和政治教条的，曾经是19世纪的主要经济理论。

冯海克的著作立即引起了轰动（虽然长时间没有太多地影响到政府的政策或学术界）。但是，随着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越来越明显地失去往日的风光，新古典主义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它仍旧不能成为政府的国内政策，而赤字化支出政策对政府的吸引力是非常巨大的，因此政府不能接受新古典主义的节俭与自律要求，而且这样的国家不仅限于英国和美国。但在大学里，凯恩斯主义者现在属于少数派，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年纪较大的经济学家。新古典主义在年轻的经济学家当中很流行，甚至在凯恩斯主义的大本营亦是如此，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或剑桥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之前，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常被凯恩斯主义者抱走：如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70年）或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1972年）。最近20年，新古典主义者越来越多地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1982年的乔治J.施蒂格勒（George J.Stigler）、1986年的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Buchanan）和1992年的加里S.贝克尔（Gary S.Becker）。在经济状况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家主义（Statist）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陷入苦苦挣扎的国家中（如拉丁美洲的经济）、在开始系统化地发展经济的国家中（东南亚国家和韩国）以及在让经济恢复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拯救经济的标准处方。

新古典主义可以发挥经济理论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事实上，它们有如灵丹妙药。在国家实施自由市场政策后，它们立即带来了经济繁荣，这些政策包括减少政府支出和平衡预算；让政府所有的企业私有化；减少或消除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和控制；对进口产品开放边境，并因此允许竞争；消除或至少减少政府对资金和资本流动的限制。一开始，混乱总是结伴而行的，而且经常是严重的混乱局面。效率低下的企业再也不能靠关税壁垒或政府补贴生存，它们纷纷破产。失业率急剧上升。但是，这种过渡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通常不会超过两年。随后，失业率再次下降，而且是快速地下降。

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出现过这种情况，如20世纪80年代陷入穷途末路的玻利维亚、几年以后的智利、1989年后的阿根廷、1991～1992年的捷克共和国，最轰动一时的是亚洲大陆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以及几年以后的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捷克共和国以外，苏联的任何国家迄今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无论是作为苏联的成员国时期，还是在名义上获得独立后。自由市场理论没有让东德的经济好转起来。为了避免东德的经济出现奄奄一息的局面，西德不得不投入大量政府援助资金，这超过了其此前在任何地区投入的资金。在墨西哥于1987～1988年推行自由市场制度后，他们的经济立即出现巨大的增长。但这并没有带来社会和政治的稳定。相反，经济的增长只激活了隐藏在深处和可能震惊全国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缺陷，然而，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这些缺陷是无法产生地震效应的。

在经济上，新古典主义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它之所以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是因为它认为它还会让社会正常运转和让政体稳定，但这个观点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只有财产权得到公共机构的有效保证，特别是财产权能得到有效的保护，防止被国王、贵族、主教、将军或议会等势力侵犯，自由市场制度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美国经济历史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曾特别在他1990年出版的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中提出了这个观点，他也因此赢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自由市场制度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它需要可靠的法律制度、由金融机构构成的架构和适当的教育体制。自由市场制度不会带来正常运转的社会，它需要以后者为先决条件。如果没有这种正常运转的公民社会，发家致富的只是少数投机者，而国家仍旧是一贫如洗。有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令人激动，但是，除非具备了公民社会的架构，否则这种表面上的经济好转很可能是昙花一现。它要么会立即崩溃，要么发展成为投机泡沫，并破裂掉。持续的经济发展的确需要新古典主义的经济理论。但是，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运转正常的社会的法律、金融和教育机构；以及这种社会产生、培育、发展、检验和尊重的人力资源。

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捷克斯洛伐克以捷克为核心，他们是世界上最稳定、最紧密、最具中产阶级特征和生产能力最强的社会之一，在欧洲大陆仅次于瑞士。他们遭到了希特勒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但是，他们的基础还在；传统还在；往事历历在目——而且在价值观和承担的义务上，人们仍旧绝对属于中产阶级。在捷克共和国，他们几乎刚刚脱离计划经济，自由市场制度就展现了自己的魅力。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甚至韩国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一样，都继承了其前殖民地统治者的法律、金融和教育机构，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智利社会稳定、政治稳定，被公认为“拉丁美洲的瑞士”；因此，尽管有几年处于军事独裁者的统治之下，但自由市场制度可以让社会正常运转。但是，在不具有公民社会的这种传统的地方，自由市场制度本身是不可能让经济正常运转的，更不用说让社会正常运转了。

按照普遍的理解，民主就是自由选举，要有议会或国会，但它本身不是答案。智利的经济复苏曾经轰动一时，但当时统治智利的是采取高压手段治理国家的军事独裁政府。事实上，经济飞速发展的东南亚国家的独裁统治者提出的主张不是凭空捏造，即先有经济发展，后有政治自由和民主，而不是像美国的政治教条所鼓吹的那样先有政治自由和民主，后有经济发展。实际上，除了美国以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先有经济发展，后有政治发展。19世纪，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当时统治这些国家的都是独裁政权，例如德意志帝国、弗朗西斯·约瑟夫（Francis Joseph）统治下的奥匈帝国和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统治的法国。日本在最近40年创造了“经济奇迹”，它当时的政治现实（如未采取政治手段控制的官僚机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更接近于19世纪在欧洲大陆受独裁政府统治的国家，与英国和美国的“民主”相去甚远。美国是先有政治发展，后有经济发展，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这可能是“美国例外论”的又一个绝无仅有的佐证。

但是，19世纪的政治理论家用一个德语词汇（Rechtsstaat）提到的公平国家与我们现在所谓的“人权”是绝对必不可少的，否则自由市场即使作为一个经济机构也不会发挥有效作用，而人权属于一种社会和政治秩序，它有效地保护个人和公民的财产，使他（它）们不会受到上层的任意干涉。

那么，民主是否会像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坚信不移地认为的那样真的会出现，我们尚需拭目以待。但如果不以人权作为民主的基础，政治上的民主必定无从谈起。我们只会拥有混乱或专制。同样，没有人权，即使拥有市场自由，持久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所知的“资本主义”和“资本家”不是现代现象，这主要归功于已故的法国伟大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劳动。在各个时代，它们都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在我们有所了解的任何文化和国家中，我们都能找到它们的痕迹。具有“现代”特征的是作为经济的组织原则的自由市场制度。新古典主义派是正确的：没有自由市场制度，就没有正常运转的现代经济，实际上也没有经济的增长。但是，自由市场制度反过来取决于正常运转的公民社会。没有这样的社会，自由市场制度是软弱无力的。

公民社会可以输出吗

19世纪的欧洲自由主义者坚定不移地认为在君主立宪制建立以后，文明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其中文明社会意味着稳定的政府、政治秩序、增长迅速的经济、茁壮成长的中产阶级以及政治和宗教自由，而君主立宪制包含拥有有限权力的、可以世袭的君主政体、由各政治派别统治的和每年都制定预算的议会、专业化的行政机构、由职业军官统帅的小规模的现役部队、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央银行、公共义务教育、德国式的大学和（充分）自由的新闻界。19世纪的美国自由主义者大致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只有一点不同：即通过选举产生的总统取代了世袭的国王。欧洲和美国的模式被输出到地球的各个角落。

今天，这种在19世纪通过政治机构实现的现代化并没有得到新闻界的好评。虽然它过去做出了比较出色的成绩，但现在却没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在19世纪的日本和20世纪初的土耳其，它取得了成功，并建立了新型和现代化的文明社会。在其他地方，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巴西、墨西哥，甚至昔日的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它给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带来了理想，尽管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挫折和灾难，他们仍旧不懈追求着。但是，19世纪的政治模式总的来说未能兑现它的承诺，即建立自由、开明与和平的文明社会。甚至在意大利，它的影响主要在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北部。在意大利南部，如卡拉布里亚（Calabria）或西西里（Sicily），政治的现代化几乎没有带来文明，只带来铁路和大酒店。

今天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比上世纪的旧自由主义政治学做得稍微好一点。自由市场制度让更多人的生活发生了改变。电话、电影、电视、计算机的影响比轮船、铁路和工业品的影响更为深远，而后者与政治的现代化是结伴而行的，而且是政治的现代化最明显的标志。无论我们是多么渴望得到商品，它们都改变了消费；信息改变了想象力。商品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改变了我们梦想的方式。商品改变了我们了解世界的方式；信息改变了我们了解自己的方式。

尽管如此，新古典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建立的公民社会不会比19世纪的旧自由主义者那么坚信不疑的政治机构所建立的公民社会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自由市场制度会陷入同样的僵局。除非公民社会真正出现，否则自由市场制度是不会发挥有效作用的。但是，它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公民社会，这与100年前的政治自由主义一样是无能为力的。然而，对于真正希望在冷战后实现世界和平的民主国家来说，他们必须建立公民社会。

但是，公民社会可以输出吗？

在民主国家有一位社会名人，他一直在问这个问题，而且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确定人权为美国政策的目标和提供援助的前提条件时，他实际上宣布促进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目标。

卡特先生被嘲笑为“空想家”。20年以后，在人们眼中，他可能是现实主义者，而且这些空想家们是相信自由市场制度能产生预期效果的忠实信徒。但是，卡特先生未能成功地说服任何一个国家接受人权或让民主国家的民众相信他需要优先处理的事情是明智的。当时仍旧是冷战的高峰期，而且在任何战争中，赢得战争始终是最重要的，对和平的思考被抛到九霄云外，被认为是危险的、偏离正轨和具有破坏性的。现在，民主国家需要重新考虑；要在今天的冷战后的世界赢得和平，他们必须以发展公民社会为自身政策的目标。如果自由市场制度未能兑现它在经济上提出的承诺，自由的可信度就会遭到破坏，世界和平就会再次受到威胁。

政府至少必须认识到，除非受援国建立真正独立和真正有效的法律体系，否则政府的援助是徒劳无益的、愚蠢的和肯定会浪费钱的，无论是通过世界银行贷款，还是通过稳定贷款（Stabilization Credit）。否则，投入的资金只会让不致富的人富起来，如政治首脑、将军、骗子等。受援国不会富裕起来，而是变得越来越贫困。企业也需要认识到同样的教训：要在没有开始建立法律体系的国家进行投资，企业几乎必然会亏本，而且很快。过去10年的经验清楚地表明自由市场制度不会带来正常运转和保持增长的经济，除非它融入一个正常运转的公民社会。

今天，人们经常说随着冷战的结束，民主国家迷失了方向。他们不再有对策、不再有重点、不再拥有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标准。由于我们不再有“社会公敌”，因此旧的政策、重点和标准自然没有存在的意义。但是，新的政策、新的重点和新的需要应运而生：即以促进公民社会为国际政策的目标。公民社会不是灵丹妙药。它不是“历史的终结”。它本身不能保证我们可以实现民主，甚至也不能保证实现和平。然而，它是民主与和平的前提条件，同样也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民主国家只有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公民社会为目标，他们才能赢得和平。

（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