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新兴的超级力量：海外华人

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地报道新兴的亿万富翁：少数创办超大型跨国公司的海外华人，他们的总部通常位于中国的香港和台北以及新加坡，其中也有设在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实际上，这些“大亨”们虽然非常引人瞩目，而且每一个都富甲天下，但是他们只是冰山上的一角。海外华人拥有的更多跨国公司大部分都是不为人所知的，而且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公众的视线。大多数都是中等规模的企业；他们的产品一般都行销全世界，销售额达数亿美元。然而，他们的总体规模远胜于所有大亨们的总和。

例如，有一位华人创办了市值达4亿美元的集团，他的祖父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菲律宾做工的劳工。这个集团在全世界拥有16家小型的制造工厂。每一家工厂通常只为一两个客户生产几种设计独具匠心的产品。其中的4家工厂（美国有2家，日本和英国分别有1家）生产工作站使用的零部件，这些零部件虽然不起眼，但很关键。有3家工厂（印度尼西亚、美国和英国各有1家）为世界上两大缝纫机制造企业生产精密零部件，而这2家缝纫机制造企业分别是美国的胜家（Singer）和德国的百福（Pfaff），另一位海外华人拥有的集团现在收购了这2家企业。诸如此类，不一枚举。每一家工厂都是单独的法人组织，在法律上都是独立的公司，它们在登记所有权的时候使用的是本地管理者的名字。虽然每一位管理者都是华裔，但他们也是所在国的公民。然而，这些表面上独立的管理者却受到非常严格的约束。实际的所有权百分之百归居住在马尼拉的创始人所有。每家工厂至少每周两次向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提交非常详细的报告，而这位首席执行官及集团的高级员工不久以前从马尼拉搬到檀香山办公。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这样的集团。它们归私人所有，不发布任何数字或年度报告，出现的问题也不为外界所知。在中国台湾，根据最乐观的估计，这样的集团至少有1 000个，而且许多都有自己的律师。海外华人形成的经济规模有多大，同样也是没有人知道的。我们经常听说有人推测海外华人在本国以外的投资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这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海外华人在外国的投资额就会超过美国在海外的投资额！但是，即使是5 000亿美元，它也与日本在海外的投资额大致相当。海外华人当然是中国大陆的最大投资者。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额超过了美国或日本的投资额，甚至中国政府在过去的10年内在本国经济中的投资额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他们因此是推动中国沿海地区在经济上取得迅猛发展的原动力。在东南亚和东亚的其他迅速发展的国家中，他们还是经济上的领头羊：其中不仅包括人口完全由华人构成的三个岛屿（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而且还包括马来西亚（华人占人口的30%）、泰国（华人占10%）、印度尼西亚（华人占2%）和菲律宾（华人占1%），但只有韩国例外（基本上不对海外华人开放）。同时，他们到处生根发芽，哪怕只有少量华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都有他们的足迹。海外华人已经成为新兴的超级经济力量。

在表面上，海外华人创办的新兴跨国公司看上去与其他企业没有什么两样。例如，他们是以公司的形式出现的，有董事会和管理公司的官员。但是，他们与世界经济的任何其他部分在运作上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可能就像在一起做生意的家族，这是对他们最恰当的形容。在这个位于马尼拉的集团中，每一个管理工厂的人在血缘或婚姻上与集团的创始人和其他管理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哪怕只是远亲。首席运营官（COO）对我说：“如果我们没有亲戚具备适当的管理能力，我们不会梦想拓展新业务。”这位COO本身不是华人，而是荷兰人，他曾经管理过菲律宾的一家业务遍及亚洲的大型工厂。但他现在与创始人的侄女结婚了。他告诉我，当他进入集团时，创始人对他说：“我不关心你有多少姘妇或情妇。但是，从你与我的侄女分手或申请离婚之日起，你就得再找一份工作。”创始人兼CEO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但是，与其说他像企业的领导一样发号施令，倒不如说他的威严宛如孔夫子般的学院院长（或昔日的苏格兰高地的首领）。家族的最高利益是他决策的出发点，在管理上，他要保证家族的生存和繁荣。将海外华人的跨国公司团结在一起的既不是所有权，也不是法律契约，而是家族成员固有的相互之间的信任与责任。

这种结构根深蒂固于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过去，这是商人在这个国家中生存的唯一方式，当时，这个国家没有民法，官员的意志不能违背，他们专横跋扈，营私舞弊，通常瞧不起“商业”。因此，要生存下去，商人就要有能力在一夜之间把他们的财富和生意转移给他们的远房亲戚，他们不需要契约或任何书面文字。如果有人背信弃义，他就会遭到整个企业界的贬黜和排斥。在这个系统中，这是一种制裁的方式，而且也是有效的制裁方式。

这种传统具有巨大的优势。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海外华人的集团企业为什么会发展得如此迅猛。如果某个国家或某个行业的家族成员符合集团的条件，集团企业经常会恳求他发挥家族精神，然后让他加入集团。因此，为了拓展业务，集团不需要从零开始培养自己的管理者，在这方面，他们不同于日本的公司。如果需要任命集团外的人担任集团的高级职位，他们也不会遇到什么内部阻力；他毕竟是“一家人”。在这方面，他们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企业。那个位于马尼拉的集团的COO对我说：“在16名工厂管理者中，有10个人曾经在西方国家的企业工作过，但他们都愿意加入家族企业。”由于家族成员普遍认为，在集团的经营上必须保证家族能够生生不息和繁荣昌盛，因此他们通常不会让懒惰或不胜任工作的家族成员担任高级职位，甚至完全将他们排除在集团业务之外。这个位于马尼拉的集团的创始人兼CEO希望他的两个儿子继承他的衣钵。但是，管理工厂的家族成员明确表示他们不会接受创始人的两个儿子。他们说服创始人放弃自己的选择，而根据他们的建议选择荷兰籍的COO为指定继承人。我在马尼拉时，另一个海外华人创办的集团企业的领导人告诉我说：“我可以将我的财富交给我选择的人；我的权力必须交给我的伙伴们信任的人。”人们经常说，日本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能够把现代企业经营得像一个家族。海外华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能够把家族经营得像一家现代企业。

但是，尽管海外华人创办的跨国公司具有这样或那样的优势，但是在今后的10年内，他们必须进行一些变革；事实上，当我最近去东南亚时，每到之处，人们议论的中心都是是否需要彻底的变革。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中，现在仍旧掌管集团企业的创始人已经年事已高。例如，那个位于马尼拉的集团的领导人已经73岁了。创始人的接班人成长的环境与创始人截然不同；例如，许多人都接受过西方教育。一家位于中国台湾（而且发展迅速）的跨国公司的二把手告诉我说：“我们的下一任CEO不能是孔夫子般的‘学院院长’或‘大哥’般的人物；将来，他必须是团队的建设者和领导者，我们在美国当研究生时学的就是这些东西。”另一方面，海外华人的跨国公司今后要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发展，他们必须与外国人（包括西方人和日本人）组织各种合资企业，而对于外国人来说，中国的传统是完全陌生的。只有外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才拥有建设中国迫切需要的“火车头”的方法。但是，火车头的维护和服务将需要说汉语的企业，即海外华人。年轻的海外华人完全认识到，合资企业意味着白纸黑字的商业计划书和不折不扣的契约性协议，而这些与中国的传统格格不入。它还提出更格格不入的要求：信息共享。但是，最重要的是，海外华人的跨国公司要发展，他们必须学会让“陌生人”参与进来，即家族以外的华人。如果你需要冶金或计算机专家，他是否是家族的成员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能力。他要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否则，他就会另谋高就。此次在东南亚，我每到之处，“如何对待陌生人”总是人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而且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每一个人都说：“要保持家族的凝聚力，我们不可能对不是家族成员的华人一视同仁。然而，要发展企业，我们不得不对他们一视同仁。”

当然，只有少数几个集团企业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中国大陆这个篮子里，其中主要是中国香港的海外华人企业。甚至有些集团企业完全远离中国大陆，其中主要是新加坡的企业，同时还有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企业。但是，所有海外华人都知道他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大陆的表现；在他们所在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他们属于少数民族（而且饱受嫉妒），因此他们也知道，他们要在商业领域生存下去，中国大陆的健康发展和实力甚至可能是决定性因素。

然而，海外华人的年轻一代现在开始接管跨国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他们每一个人都坚信他们的集团企业既可以成功地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又可以保持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中国台湾的一位律师说：“他们将会在细节上发生改变，但他们不会动摇自己的根基，就像日本人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动摇自己的根基一样。”许多海外华人创办的企业的领导人都是这位律师的朋友，他说：“它将会派上用场！”

2005年最畅销的管理书籍会以《中国式管理的秘密》为书名吗？

（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