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知识工作和性别角色

在任何需要一技之长或提高地位的工作中，男人和女人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在所有文化和文明中都有不同的分工，而且是各干各的，只有最近几十年除外。今天在人们心中，认为妇女的职责和地位始终比男人卑微的观点实际上仍然根深蒂固，而且最多是令人半信半疑。更确切地说，过去是男人与男人斗，女人与女人斗。然而，在今天这个知识社会，男人与女人越来越多地做的是相同的工作，在同一舞台上竞争和合作。

虽然实际上所有发达国家（当然以美国为首）都采取这样的做法，但这仍属于实验。这是因为，就任何人迄今为止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在几十年后，这项实验可能以失败而告终、不得不被放弃或束之高阁。我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当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毕竟，在此之前也进行过类似的实验，如始于19世纪初的女权运动认为妇女不工作是“她们的自由”，其代表人物是“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而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虽然绝不具有普遍性）这些实验是错误而失败的。

在历史上，妇女与男人一样吃苦耐劳。农民必须娶老婆。在农田里劳作的妇女必须有丈夫做靠山。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单独干好农活。金匠或鞋匠必须娶老婆，而她也必须有一个金匠或鞋匠丈夫。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独自经营好作坊。店主人必须娶老婆。反之，妇女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经营好店铺的。

但是在历史上，只有在从事卑微的工作时，男人和女人的工作才不会有区别。男人和女人都挖过水沟，而且他们是在一起劳动。男人和女人都在田里摘过棉花。但是，对于任何涉及技能的工作和任何提高社会地位或提供的收入超过最低生活水平的工作来说，性别就成了分水岭。“纺纱工”是女人。“制陶工”始终都是男人。

在人类学家研究的任何原始社会中，要求一技之长或提高社会地位的工作都是严格按性别区分的。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大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太平洋上的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 Islands），在这个群岛上，男人造船、驾船和捕鱼；女人耕地和种马铃薯。然后，男人把捕到的鱼分一半给女人，女人则把一半的庄稼分给男人。

这种按性别划分工作的做法在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仍旧是雷打不动的惯例。第一种新兴的知识工作是护理工作，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在1854年，即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期间发明的。这项工作完全是给女人设计的，完全是由女人做的。在打字机渗透到办公室的各个角落后，秘书的工作很快就成为女人做的事情。电话接线员从一开始就是女的；电话安装工则是男的。

实际上，“女权运动”意欲扩大按性别划分工作的范围，甚至包括男人和女人过去一直在一起从事的卑微工作，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1850年，人们第一次开始呼吁减少妇女从事工业劳动的时间，从那时起，传统女权运动的本质就是扩大由男人和女人从事的工作的范围，同时每一项工作都是泾渭分明，而且从事这项工作的只限于同一性别的人。

但是，知识是没有性别取向的。两种性别的人在获得知识和知识工作上是平等的。

在知识工作大量出现后，妇女就立即开始具有从事这些工作的资格、争取得到这些工作和跻身知识工作者的行列。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教师率先揭开了这场运动的序幕。这场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愈演愈烈。事实上，美国杰出女性领袖的时代已成明日黄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大批杰出女性登上了美国历史的舞台。例如，政府和政治领域的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和弗朗西斯·帕金斯（Frances Perkins）；人事管理和劳资关系领域的安娜·罗森伯格（Anna Rosen-berg）；在女子学院担任校长的几位才华横溢的女性；医学领域的海伦·陶西格（Helen Taussig）；剧作家莉琏·海尔曼（Lillian Hellman）和克莱尔·布思·卢斯（Clare Boothe Luce）；外交和新闻报道领域的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事实上，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完全继承了这些前辈们的衣钵。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量女性开始从事与男性一样的知识工作，这种趋势在最近20年成为人们奋斗的“目标”。相反，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从事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完全属于女性知识工作者的职业：护理。在美国，2/5的麻醉护士都是男性，他们都是注册护士（RN）。

在知识工作中，我们所处的等级越高，男人和女人做相同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在美国银行工作的秘书仍旧是由女性担任的，但是在同一家银行任职的副行长可能是男性，也可能是女性。早期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的身份和地位得到提升的，如禁止妇女从事对身体有害的工作，在现在的女权主义者眼里就越来越多地属于对妇女的歧视，甚至可能是对妇女的压迫。

除非这场运动以失败而告终，或至少变得风平浪静，以至于“事业型的女性”再次像半个世纪以前那样属于凤毛麟角，否则它将带来巨大的影响。它所影响的不只是劳动力和事业，家庭受到的影响是可能最大的。

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任何将孩子从他们的母亲身边带走和在集体环境中培养孩子的企图（如古希腊的斯巴达）都令妇女们极度不满并遭到了她们的激烈反抗。她们认为这种行为让她们丧失了正当的权力范围、影响范围和贡献范围。现在，人们需要儿童保育中心，帮助职业女性照顾她们的孩子，这种需求关系到妇女的平等和“权利”。

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成年妇女的首要任务是维系家庭的团结和看孩子，这是不言而喻的。男人的首要责任是养家糊口。今天的女权运动，特别是激进的女权运动认为女性所扮演的“家庭主妇”和儿童保姆的角色是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并为此展开斗争。但同时，不需要男人养家糊口的“单亲母亲”免除了父亲对家庭的责任。那么，如果这些趋势保持下去，明天的家庭将有什么意义呢？对于社区和社会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所有这些仍旧完全属于猜测。但是，这种发展的结果完全不符合传统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有史以来的任何理论，而且在今后一个世纪，完全有可能被人们视为20世纪与众不同的社会创新。它颠覆了所有历史和传统。

20世纪，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从从事生产和搬运工作（如农民、工人、矿工、运输工人）的体力劳动者转变到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这些转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改变了我们谋生的方式。性别角色在知识工作中的消失深远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