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非营利组织的长足发展让我们获益匪浅

美国需要优先考虑新的社会问题：让非营利组织的生产率翻两番，让他们获赠的捐款额占个人总收入（gross personal income）的比重翻一番（现在不到3%）。否则，几年以后，这个国家就会面临社会的两极分化。

无论谁当政，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大幅削减开支。此外，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取得的每一次成功事实上都是靠非营利组织实现的。

在美国心脏协会和美国精神健康协会等非营利组织的倡议和指导下，人类的健康和寿命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和延长，而且这些非营利组织还筹措到大量资金。在瘾君子的康复治疗方面，无论我们取得什么样的成果，所有成绩都要归功于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救世军（Sal-vation Army）和撒马利坦会（Samaritans）等非营利组织。住在老城区里的少数民族的孩子选择最多的学校是教会学校，并受到城市联盟（Urban League）的一些分会的资助。

许多最振奋人心的成就都是由当地的小型组织取得的。例如，在美国密歇根州罗亚尔欧克（底特律的产业工人居住的地区）有一个规模非常小的贾德森中心（Judson Center），它在帮助高度残疾的儿童脱离收容所和重返社会的同时还帮助黑人妇女及其家庭摆脱社会救济。

贾德森中心从接受社会救济的母亲中精心挑选出一些人，要求她们在自己的家中抚养两三个残废儿童或情绪紊乱的儿童，从而换取微薄的收入。摆脱社会救济的母亲的比率接近100%，其中许多人大约在5年内进入就业岗位，成为康复工作者。这些儿童的康复率大约是50%，而如果不接受这样的帮助，他们就会终生待在收容所里；而且，人们曾经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抱有希望。

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做得非常好，另一方面，政府却辜负了人们的期望，前者花的钱比后者浪费的少得多。在纽约大主教所辖教区的教会学校，70%的学生在课后都会留在学校里学习，远离社会的不良影响，毕业后既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又掌握一技之长，每个学生的成本大约只是纽约市区公立学校的一半，而公立学校却没有起到教书育人的作用。

在佛罗里达州，初次犯罪的人会得到假释的权利，在假释期间，他们会受到救世军的监管，其中“永久地”改邪归正的人占2/3——在至少6年内，他们不会因再犯而受到起诉。如果他们被关在监狱里，2/3的人会成为惯犯。然而，每年花在每一个犯人身上的费用至少是受救世军监管的假释犯的两倍。

密歇根州每年本来要为每一位领取社会救济的母亲花费10万美元，其中1/3是社会救济的成本，2/3是在收容所里收养儿童的费用，而贾德森中心帮密歇根州节省了这笔费用。

虽然大多数私立大学和学院的学生会得到某种财政资助，但与他们的父母花费的费用相比，州立大学和学院的学生的父母所花费的费用仍旧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是，州立大学的学生的教育成本实际上大大超过了非营利性私立院校的学生的教育成本（有些州比后者高1倍）——其中的差额是由纳税人负担的。

非营利组织很可能成为美国的社会部门，其重要性与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和以企业为代表的私营部门的重要性不分伯仲。他们的服务系统已经各就各位：非营利组织现在有90万个，其中大多数关注他们所在社区的问题。其中大约有3万个非营利组织是在1990年成立的（有数据可查的最近一年）——实际上他们的活动都是在当地开展的，致力于解决某一个问题：如辅导少数民族的孩子；派人到当地医院听取病人的意见；帮助移民办理各种烦琐的行政手续等。

20年前，美国的中产阶级认为他们在开支票的同时就履行了他们的社会义务，而现在他们越来越积极地身体力行。最可靠的统计数字显示，每周在非营利组织作为“志愿者”平均工作3个小时的美国人现在大约有9 000万，即每2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人是志愿者；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雇主”。

这些志愿者越来越多地认为他们的工作不属于施舍；他们认为这是与他们领取薪水的工作并行不悖的事业，并坚持接受锻炼、对工作成果和绩效负责和抓住在非营利组织中担任专业职务和管理职务（虽然仍旧不领报酬）的事业发展机会。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从事志愿者工作让他们有机会获得成就感、发挥作用、实现自我价值，实际上还让他们能够有意义地履行公民的义务与权利。因此，与其说我们需要有人做志愿者工作，不如说我们更需要创造结构合理的志愿者工作。

一些观察家——如全美大型非营利组织协会，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的会长布赖恩·奥康奈尔（Brian O’Connnell）——认为，在10年内，美国2/3的成年人（120万人）都将希望作为志愿者每周在非营利组织工作5个小时，这意味着在非营利组织工作的劳动力将翻一番。

同时，非营利组织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1年以前，我和我的朋友创办了彼得·德鲁克非营利组织管理基金会，当时我们策划了基金会的第一项社会活动，即为最具创新性的项目颁发25 000美元，这个项目必须“在非营利组织的绩效方面开创引人注目的新纪元”。我们希望能收到40份申请，但我们收到了809份申请，其中大多数项目都当此殊荣。

实际获奖的是贾德森中心，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大型非营利组织与小字辈们一样具有创新能力。总部设在美国密尔沃基市的美国家庭服务组织（Family Service America）的收入达几十亿美元，规模比许多世界500强企业都大；在美国，它现在可能是仅次于红十字会的最大的非营利组织。它与通用汽车等大公司达成协议，如果雇员的孩子进入青春期，并出现吸毒或情绪失调等问题，该组织就会为这些家庭提供帮助。这就是它取得长足发展的部分原因。

要使非营利组织的潜力变成现实，我们需要做三件事。首先，具有一般管理水平的非营利组织在自我管理上必须向管理得最好的非营利组织看齐。大多数非营利组织仍旧认为他们只需要有良好的出发点和有一颗纯洁的心。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他们要对工作成果和绩效负责。更多的非营利组织要么小题大做，要么做了不该他们做的工作，而把这些工作交给企业来做，效果会更好，成本更低，他们在这些方面分身乏术或浪费精力。

其次，非营利组织必须学会如何筹措资金。美国大众还是愿意慷慨解囊的，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人们得了非营利组织的人所说的“同情疲劳症”。事实上，在最近几年中，捐款的增幅相当快，从占个人收入的2.5%增至2.9%。可惜，许多非营利组织仍旧认为筹措资金的方式是兜售需求。但是，如果没有看到最后的效果，美国大众是不会捐款的。他们不再向“慈善机构”捐款；他们是“出钱参与慈善事业”。我们大多数人每周都会收到恳请我们向慈善事业捐款的邮件，其中通常只有一封邮件提到了最后的效果，而我们恰恰会根据这封邮件提供捐款。

非营利组织必须一如既往地主要以个人为对象筹集其所需的额外资金。即使政府会（我认为主要通过代金券的方式）提供资金，而且企业也会提供资金，但是他们提供的资金只是非营利组织需要的一小部分。

最后，我们需要政府和政府官员转变态度。布什总统慷慨激昂地强调非营利组织的重要性，说他们宛如星星之火。如果他真这么认为，那么他就应该提出这样一个提案，即如果纳税人以现金的形式向非营利组织捐献1美元，政府就允许他们扣除1.10美元的应纳税额。非营利组织的资金问题会立即迎刃而解。由于管理得当的非营利组织至少会一分钱当两分钱花，而从事慈善事业的政府机构不会这样，因此政府的赤字用不了多长时间也会降下来。由于在某些地区，花费在每个学生上的费用随着学生转入私立学校而流入这些学校，因此已经通过的一些代金券方案减少了公立学校的预算。

然而，我们没有制定这样的政策。相反，我们的国内收入署推出了一项又一项措施，惩罚和限制面向非营利组织的捐款行为，而且在面积比较大的州，税务官员亦步亦趋。在这些措施中，每一项措施都美其名曰“堵住税务漏洞”；事实上，任何人都不会多出一分收入的，而且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这种行为的真正动机是官僚机构对非营利组织怀有敌意。非营利组织的成功动摇了官僚机构的权力并推翻了他们的思想体系。更糟糕的是，官僚机构不能承认政府做不了的，非营利组织却做到了。因此，我们需要让非营利组织成为这个国家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的前沿阵地，我们需要这样的公共政策。

在我1969年出版的《不连续的时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中，我首先提出了“私有化”的概念，没想到每一个评论家都对我说这不会发生。现在，私有化自然而然被普遍视为医治官僚机构疏于管理的现代经济的良方。我们现在需要认识到，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要解决管理社会福利事业的官僚机构造成的管理不善的问题，“非营利化”（nonprofiti-zation）可能会帮助我们摆脱困境。

（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