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社会变革的世纪 - 图1

    20　社会变革的世纪

    引言

    20世纪发生了这么多的社会变革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我认为，它们最后会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和永久的遗产。在实行自由市场制度的发达国家中，他们的人口只占地球人口的1/5，但他们却成为其他地区效仿的榜样。同时，他们的生产活动与劳动力、社会与政治制度在本世纪的最后10年所发生的一切，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数量上，都与20世纪初的情况和人类以前所经历的一切存在着天壤之别：他们的构成、流程、问题和结构都是不同的。

    以前发生的社会变革在规模上小得多，在速度上也缓慢得多，但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却引发了巨大的危机、猛烈的反抗和激烈的内战。20世纪发生的激进的社会变革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混乱局面。这些社会变革在发展过程中所引起的矛盾和动荡简直是少得不能再少，而且，学者、政治家、新闻界和社会大众对它们的关注事实上完全处于最低的限度。当然，20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和最暴戾的世纪，世界大战、国内战争、令人民饱受折磨的暴君、种族清洗和种族屠杀贯穿于始终。但是，按照德国人的说法，人类遭受的这些杀戮和恐惧都是由该世纪的独裁者造成的，他们妄图通过消灭异己、异教徒、反抗者和无辜的局外人而创造极乐世界，而且人们事后才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独裁者带来的只有毫无意义的杀戮和恐惧。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灰飞烟灭了。但他们什么也没留下。

    事实上，如果说20世纪能够证明什么的话，那就是政治的苍白无力。20世纪发生的社会变革是由登上头版头条的政治事件引发的，还是这样的政治事件是由这些社会变革造成的，连固执己见地坚持历史决定论的人甚至也很难弄明白。但是，能产生长期影响，甚至永久影响的正是这些社会变革，它们就像深海里的海水，不会因海面上的惊涛骇浪而轻易改变流动的方向。改变我们的社会、经济、社区和政治制度的不是表面上狂风暴雨般的政治事件，而是这些社会变革。

    社会结构及其变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每一个国家，最大的群体是农民。当时，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不再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自古以来，农民就一直是人口的主力军，而且在100年前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农民在每一个国家仍旧是人口大户。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除了英国和比利时以外，农民在每一个发达国家差不多仍旧占多数，其中包括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当然，所有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也是这样。

    80年前，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粮食的供应上，所有发达国家（只有美国除外）越来越无法做到自给自足，越来越必须从非工业化和不发达的地区进口粮食，这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英国和比利时已经沦为粮食进口大国。德国、荷兰和瑞士勉强保持粮食的供给平衡。1890年后，明治天皇统治下的日本对依赖粮食进口的担心成为其政治生活的主基调，成为其吞并中国台湾和朝鲜等粮食供应充沛的地区的借口，成为推动日本开始推行帝国主义的心理力量。

    今天，在实行自由市场制度的主要发达国家中，日本是唯一大量进口粮食的国家（这么做其实没有必要——他们实施的大米补贴政策不符合时代潮流，妨碍了他们发展现代化的高产农业，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存在的先天不足不利于他们成为粮食生产国）。尽管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但是所有其他实行自由市场制度的发达国家都成为粮食生产大国。今天，所有这些国家的粮食产量都是80年前的许多倍——美国的粮食产量增加了8～10倍。

    但是，在所有实行自由市场制度的发达国家（包括日本）中，今天的农民在人口和劳动力中的比重最多只有5%，即80年前的1/10，实际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不足农业总人口的一半或不超过劳动力的2%。这些从事农业生产的人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农民”；他们属于“农业综合企业”，而且似乎是资本、技术和信息最密集型的行业。甚至在日本，传统的农民几乎已销声匿迹。同时，硕果仅存的已经成为靠巨额补贴生存的、受到保护的物种。

    1900年左右，在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和劳动力中，住在雇主家的佣人是第二大群体。他们与农民一样都被认为是“自然法则”的产物。在1910年英国进行的人口普查中，他们认为佣人数量少于3个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的“下层”。在整个19世纪，农民在人口和劳动力中的比重逐步萎缩，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佣人在绝对数量和比重上却逐步上升（由于有大量移民涌入美国，因此佣人在美国的增长速度是无人能及的。到了1900年，由于大部分土地被瓜分殆尽，因此对于许多初来乍到者来说，佣人的工作是他们唯一的选择）。80年后，在发达国家，住在雇主家的佣人实际上已经绝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生的人，即50岁以下的人也只能在舞台上或老电影中见到这些场景。

    农民和佣人不仅是规模最庞大的社会群体，而且还是历史最悠久的社会群体。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共同创造了经济和社会，总而言之，他们创造了“文明”。佣人包括奴隶、受契约约束的佣人或帮工，在农民出现以前他们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提到的祖先仍旧是四海为家的放牧者，而不是有固定居所的农民。但他们拥有大量各种各样的佣人。

    大城市由来已久。尼尼微（Nineveh）和巴比伦（Babylon）就属于非常大的城市，中国汉朝的皇帝所在的首都也是如此，而耶稣诞生和恺撒成立罗马帝国是200年以后的事情。但是，这些大城市是被广阔农村包围的孤岛。1900年，尽管巴黎、伦敦、纽约、波士顿和东京十分引人注目且令人神往，但是当时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与以往没有什么分别。在希腊诗人赫西奥德（Hesiod）于公元前8世纪撰写的史诗《工作与时日》（Erga kai Hemera）中提到的希腊或在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于公元前1世纪撰写的史诗《农事诗集》（Georgics）中提到的罗马，人们普遍认为城市是寄生虫，而农民是“现实的国度”。到了1900年，人们仍旧是这样认为的。在技术上，1900年已经超越了1800年，并具有了2000年的雏形。当时有了轮船、铁路，汽车也大量涌现，到了1903年，飞机出现了。电、电话、无线电报和第一代电影也出现了。但是，1900年的社会仍旧像1800年的社会，而且实际上与古代社会差不多，而与我们的社会，即1994年的社会相去甚远。当时的社会的组织方式仍旧是以农民和佣人为基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按照他们的祖先在赫西奥德和维吉尔的时代所采用的生活方式生活，所做的工作和利用的工具都是相同的。

    在2000年的发达社会，除了怀旧以外，农民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佣人甚至不如农民。

    然而，在所有实行自由市场制度的发达国家中，这些巨大的变革都不是靠国内战争实现的，而且事实上，它们的发展几乎是完全无声无息的。只有在完全实现城市化的法国人发现他们的农业人口减少到几乎为零的地步时，他们才会大声疾呼，他们应成为“农业化国家”，应具有“农业文明”。

    蓝领工人的崛起和没落

    1900年，制造业中的蓝领工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阶级（马克思称之为“无产阶级”），并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这正是这次社会变革没有造成巨大混乱的一个原因，同时实际上也是主要原因。有些人对农民大声疾呼，要求他们（包括堪萨斯州的农民）“少种玉米，多制造麻烦”，但是，连农民对此也不当回事儿。佣人显然是最饱受剥削的阶级。但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人们在谈话或文章中提到“社会问题”时，他们指的是蓝领产业工人。这些工人在人口和劳动力中的比重仍旧非常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们的比例为6%～8%，而且他们在数量上与农民和佣人等传统的“下层”阶级仍旧相去甚远。但是，到了20世纪初，蓝领工人却成为令社会头痛的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整个社会也为之着迷。

    农民和佣人比比皆是。但是，作为一个“阶级”，他们又显得太渺小了。佣人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包括由两三个人组成的孤立的小群体、个别的家庭或农场。农民也是分散的。最重要的是，这些传统的下层阶级没有成为一个有机的组织。事实上，他们也无法成为一个有机的组织。古代从事采矿或产品生产的奴隶经常揭竿而起，虽然他们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我们迄今为止没有找到证明佣人们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间进行过示威或抗议游行的记录。历史上，农民起义屡见不鲜，其中，在日本德川幕府（Tokugawa）时期和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从1700年起，农民起义爆发得最为频繁。但是，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在经历短暂的血战后都逐渐走向失败，而19世纪发生在中国的两次起义除外，它们是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起义和发生在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它们的持续时间很长，而且令当时的统治者摇摇欲坠。历史说明，农民是很难组织在一起的，而且无法保持组织纪律性。

    制造业的蓝领工人属于新兴的阶级，他们极其引人注目。他们也因此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区域和城市里，如巴黎郊外的圣丹尼斯（St.Denis）、柏林的韦丁（Wedding）、维也纳的欧塔克宁（Ottakring）、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纺织城、美国孟农加希拉谷（Monongahela Valley）的钢铁城和日本的神户（Kōbe）。他们很快证明他们具有非凡的组织能力，而第一批罢工几乎是伴随着工厂工人的出现而出现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了《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后仅过了6年，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就出版了《艰难时世》（Hard Times），这是一部令人伤心的小说，描写的是在一家棉纺织厂发生的激烈的劳资冲突。

    到1900年，事实证明蓝领产业工人不会占据多数优势，而马克思早在几十年前早已预测到了这一点。他们因此无法完全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推翻资本家。然而，法国人乔治斯·索列尔（Georges Sorel）在1906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将靠自己的组织，并在激烈的总罢工中和通过激烈的总罢工颠覆现有的秩序和取得政权。索列尔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有影响力的激进派作家，他以前曾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转变成改革派工会组织主义者，他的这一番观点被人们普遍接受。由于蓝领工人是历史上第一个能够组织起来以及保持组织纪律性的“下层阶级”，因此他们在1900年发展成为“社会问题”。

    历史上没有哪个阶级能像蓝领工人那样发展得那么快，也没有哪个阶级能像他们那样没落得那么快。

    1883年，即马克思逝世的那一年，“无产阶级”在产业工人中仍旧占少数。占大多数的是在小作坊中工作的技术工人，这样的小作坊最多雇用20～30个工人。在马克思逝世后只过了3年，即1886年，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出版了19世纪有关“无产阶级”的最优秀的小说《卡萨玛西玛公主》（The Princess Casamassima），其中描写了许多没有英雄气概的人物，一个是技术水平非常高的图书装订工，另一个是技术水平同样高的配药师。同样，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于1892年创作了《织匠》（Die Weber），它是唯一成功地描写“无产阶级”的戏剧（它的作者因此最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中的主角是掌握技能的人，他们工作的场所不是工厂，而是在家里。

    1900年，产业工人已经成为在工厂中控制机器的工人的同义词，这些工厂雇佣的工人数以百计或数以千计。这些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实际上是马克思所指的无产阶级，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政治权力、没有经济能力或购买力。

    人们不切实际地认为，亨利·福特于1907年推出的T型车便宜到工人都买得起的地步。但是，750美元的价位相当于一个控制机器的美国工人的全部年收入的3倍多，而他们一天挣70～80美分就已经很不错了。然而，控制机器的美国工人在当时已经是世界上挣得最多的产业工人。

    1900年，甚至到了1913年，这些工人仍没有养老金；没有带薪假期；没有加班工资；星期天或晚上工作也不能多挣钱；没有健康保险（德国除外）；没有失业救济金；在工作没有安全感。1884年，奥地利颁布的一部法律规定成年男性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这是最早颁布的、限制成年男性工作时间的法律之一。1913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年，所有产业工人每年至少工作3 000个小时。当时，政府仍旧禁止成立工会或最多对工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工人们证明他们具有组织起来的能力。他们证明他们具有作为一个“阶级”采取行动的能力。

    在20世纪50年代，虽然蓝领产业工人只有在战时才实际上占大多数，但是他们在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已经是人数最多的群体。他们受到不同寻常的尊重。在所有实行自由市场制度的发达国家，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中产阶级”。在美国，在实行大规模生产的行业（这些行业当时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占支配地位）中工作、参加工会的产业工人事实上在收入上已经接近上层阶级的收入水平，有时甚至超过后者，他们的年收入加福利已经达到5万美元，在汽车制造业（如福特公司）已经超过10万美元。在一些欧洲国家，他们的产业工人很快也达到了这个水平。他们在工作上拥有安全感；有养老金；有很长的带薪假期；有综合失业保险或“终身雇用制”。最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政治权力。在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工会被认为是“真正的政府”，权力大于首相和议会。在美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工会也已经成为这些国家权力最大和组织最完善的政治力量。在日本，在1948年发生在丰田公司和1954年发生在日产公司的罢工中，他们几乎推翻整个“体制”，几乎自己接管政权。

    然而，在1990年，蓝领工人及其工会出现了全面和不可逆转的倒退。他们在数量上已经是少得不能再少。在20世纪50年代，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蓝领工人占美国劳动力的2/5，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不足1/5，即只是1900年的水平，那时，他们刚开始出现疾速增长。在其他实行自由市场制度的发达国家，蓝领工人的数量出现下滑的速度起初非常缓慢；但在1980年以后，许多地方都开始出现加速下滑的迹象。到2000年或2010年，在所有实行自由市场制度的发达国家，蓝领产业工人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将不会超过1/10，或至多占1/8。工会的权力也以同样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弱。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英国的煤矿工人工会面前，首相就像火柴棍一样软弱无力，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夫人公开地藐视有组织的工人，并削弱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特权，她也因此赢得了一届又一届的大选。制造业的蓝领工人及其工会与农民的下场如出一辙。

    蓝领工人不会像佣人一样销声匿迹，而务农的农民同样也没有消失或即将消失。但是，传统的“小农”已经不再是“生产者”，而成为接受补贴的人，同样，传统的蓝领工人在很大程度上也将成为一支从属力量。“技术人员”，即靠双手和理论知识工作的人，已经开始取代蓝领工人的地位（例如，计算机技术人员或X光技师、理疗师、医学实验技师、肺部诊断技师等提供辅助医疗服务的技术人员，自1980年以来，他们是美国劳动力大军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

    制造业中的蓝领工人不再是一个“阶级”，即具有凝聚力、易于识别、立场鲜明和具有自我意识的群体，他们可能不久就会成为另一个“压力集团”。

    有关产业工人崛起的编年史往往突出描写武装斗争，特别是举行罢工的工人与警察的冲突，如美国的普尔曼大罢工（Pullman Strike）。实际上，产业工人的崛起显然不是靠武装斗争实现的。世界大战、国内战争、种族屠杀和种族清洗等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大规模的武装斗争都不是由下层引起的，而是由上层发起的；它们与农民数量的萎缩、佣人的销声匿迹或产业工人的崛起等社会变革毫无关系。事实上，人们甚至不再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是造成天下大乱的原因。

    产业工人的崛起没有破坏社会的稳定。相反，他们的崛起成为20世纪发展最稳定的社会事件。这也是农民和佣人的消失没有引发社会危机的原因。

    17世纪和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圈地运动”让农民失去了土地，它的影响范围只限于当地；但是，圈地运动产生的反应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常常是非常激烈的。它们还得到了作家、诗人、政治家和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例如，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在1770年创作的伟大诗词《荒芜的村庄》（The Deserted Village），在1800年的英国，它可能是最著名和流传最广的诗词。19世纪初，东普鲁士（East Prussia）爆发了扫除农民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为了给大面积耕作让路，佃农被逐出了他们的土地。它同样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以土地为起点的腾飞”开始拉开帷幕，其规模更加空前，除了统计学家以外，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而且势头没有减弱的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以服务业为起点的腾飞”在规模上同样是空前的，它甚至几乎没有引起统计学家的关注。

    “以土地为起点的腾飞”和“以服务业为起点的腾飞”都是自发的。农民和女仆没有“被赶走”或“被其他人顶替”。他们尽可能快地进入工厂工作。工厂中的工作不要求他们掌握他们本不掌握的技能，也不要求他们掌握额外的知识。相反，农民掌握的技能大体上比要求在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厂中控制机器的工人掌握的技能多得多，同时也比许多佣人掌握的技能多得多。当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工厂工作的待遇非常差，但强于务农或从事家务劳动。在1913年以前，产业工人的工作时间都很长，而在日本等一些国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但是，他们的工作时间比农民和佣人短。再者，他们的工作时间是规定好的；工作之外的其余时间是他们自己的，在农田里劳作的农民或在别人家里劳动的佣人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历史书籍记录了早期工业的肮脏环境、产业工人的贫困生活和他们遭受到的剥削。他们的确在肮脏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的确贫困，而且的确遭到剥削。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要高于在农田里劳作的农民或在雇主家里劳动的佣人，而且他们的待遇也比他们好。

    婴儿死亡率可以证明这一点：农民和佣人开始进入工厂从事工业生产后，婴儿死亡率就降了下来。在历史上，城市从来就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繁衍人口。城市要永久存在，他们就需要农村人口不断地涌入城市。在19世纪中叶，城市的情况仍旧没有发生改变。但是，随着在工厂工作的就业机会的增加，城市成为人口增长的中心。新的公共卫生措施的实施是城市出现这种发展的原因之一，这些公共卫生措施包括清洁卫生的饮用水的供应、废物的收集和处理以及流行病的检疫与疫苗注射。这些措施在城市里通常都十分有效，它们消除或至少抑制了拥挤不堪的生活环境可能带来的危险，而传统的城市常因拥挤不堪的生活环境而成为瘟疫滋生的土壤。但是，因工厂的出现而得到改善的生活环境无疑是婴儿死亡率随工业化的扩张而大幅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居住条件更好，营养更丰富，工作负荷更小而且事故更少。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以及人口随之出现的爆炸性增长只与一个发展趋势有关，即工业化。早期的工厂与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创作的美好诗词中描写的“魔鬼工厂”的确没什么两样。但是，农村并不是布莱克歌颂的“生机勃勃和令人愉快的家园”；它是（我以前这么说过）一个风景如画但更可怕的贫民窟。

    对于农民和佣人来说，在工厂工作是一个机会。在社会历史上，在工厂工作事实上是不需要背井离乡而可以大幅增加收入的第一个机会。在实行自由市场制度的发达国家中，在过去的100～150年里，每一代人都希望比上一代做得更好。主要原因是农民和佣人可以成为产业工人，而且他们的确成了产业工人。

    由于大量聚集在一起的产业工人形成群体，即他们工作的地点不是小作坊或家里，而是大型工厂，因此工厂需要采取系统化的措施提高工人的生产率。1881年（即马克思逝世前两年），人们开始系统化地研究工作、任务和工具，这样，从事手工生产或搬运工作的复合生产率每年都会提高3%～4%。100年以来，每个工人的生产率总共提高了50倍。没有这样的生产率，在此期间取得的所有经济和社会成就也就无从谈起。实际上，所有这些成就在蓝领工人身上都有所表现，其中的一半成就表现在工作时间大幅减少（在日本，工作时间减少了40%，在德国，工作时间减少了50%），另一半成就表现在从事制造或搬运工作的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25倍。这种情况与19世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大相径庭，其中包括所有“保守派”，如摩根（J.P.Morgan）、俾斯麦（Bis-marck）和迪斯雷利（Disraeli）。

    因此，蓝领工人的崛起理所当然地靠的是和平方式，而其没落同样靠的是和平方式，而且在社会上几乎完全没有引发抗议浪潮、动乱和严重的混乱局面，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这又做何解释呢？

    知识工作者的崛起

    对于在蓝领产业工人之后崛起的阶级，这种崛起不是机遇，而是挑战。新兴的、占支配地位的群体是“知识工作者”。40年前，人们对这个词一无所知。在我1959年出版的《明日地标》（The Landmarks of Tomor-row）中，我首先提出了这个词。到20世纪末，在美国的劳动力大军中，知识工作者的比例将达到或超过1/3，即相当于昔日的蓝领产业工人所达到的比例，但战时除外。在待遇上，大多数知识工作者至少与昔日的蓝领工人旗鼓相当，或比后者更好。同时，新出现的工作为个人带来更大的机会。

    但是，事与愿违，新出现的工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求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具有蓝领工人所不具有的条件，而蓝领工人也缺乏具备这些条件的能力。新出现的工作要求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接受大量正规教育并具备获取和应用理论知识和分析知识的能力。他们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工作并具有不同的观念。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养成不断学习的习惯。

    农民、佣人和操作机器的工人在经过短暂的学徒期后就掌握了一生劳动和工作所需的一切知识，对于农民和佣人来说，学徒期一般为一两年，而操作机器的工人的学徒期只有几个星期。但是，知识工作和直销等大量服务工作与所有体力劳动存在着天壤之别，它们依靠的不是经验，而是学习。要从事这些工作，人们需要接受正规教育，至少要接受正规培训。工业生产就其工作特性来说仍旧属于传统工作，如操作机器的工人的工作。知识工作和大多数服务工作就其工作特性来说不属于传统工作。因此，脱离工业生产的产业工人不能简单地像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和脱离家务劳动的佣人从事工业生产一样从事知识工作或服务工作。至少，他们必须在较大范围内改变他们的基本态度、价值观和信念。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美国产业工人的数量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是下降得最快和最多的。同时，美国的工业产量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是增长得最快的，但只有日本除外。

    这种变化令美国历史最长且最不容易处理的问题变得雪上加霜，这个问题就是黑人的地位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年中，美国黑人的经济地位迅速地得到改善，在改善的速度上，美国社会历史上或任何国家的社会历史上的任何群体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3/5的美国黑人的收入达到中产阶级的水平，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个数字为1/20。但是，在收入达到中产阶级水平的美国黑人中，有一半人从事的工作不是中产阶级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越来越多的黑人进入实行大规模生产的行业成为蓝领工人和工会的成员，他们的工作收入达到了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上层的水平，但不需要接受教育或掌握技能。然而，这些工作恰好是消失得最快的工作。令人感到惊异的不是许多黑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是许多黑人拥有受教育的机会。1945～1980年，对于美国黑人的年轻一代来说，在经济利益上属于明智的选择不是待在学校里学习，而是尽可能早地离开学校，成为大量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人的一员。因此，产业工人的没落沉重地打击了美国黑人，在数量上，他们受到很大的打击，但在性质上，他们遭受的打击更严重，二者显得极不相称。高收入的产业工人在工作上拥有很大的安全感，享受全面的健康保险，而且退休金也有保障，但他们不具备任何技能，也未接受过很多教育，他们在美国黑人社会中曾经是最有影响力的榜样，但产业工人的没落破坏了这种形象。

    在新加入中产阶级的黑人中，由于另一半人利用了教育提供的机会，成功地转变为知识工作者，因此他们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这一半人所得到的似乎不能弥补另一半没有受过教育的黑人因失去作为蓝领工人从事工业生产的机会而遭受到的损失。居住在老城区、年龄在10～11岁的黑人少年与只比他们大7～8岁、在汽车制造厂工作、收入不菲的堂兄弟可以有共同语言，而且事实也是这样的。他们与成为牙医、会计师或律师的堂兄弟就不那么容易拥有共同语言，这些堂兄弟比他们大20岁，而且在学校里至少学了16年。因此，蓝领产业工人的没落给美国黑人社会带来了难以愈合的打击。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居住在老城区的黑人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挫折感、绝望和愤怒情绪的原因，而且还是他们越来越疏远和仇恨功成名就的兄弟姐妹的原因，而后者是跻身新兴的“中产阶级”、成为知识工作者的黑人，他们的数量庞大，而且越来越多。

    但是，在美国的人口和劳动力大军中，黑人当然只占一小部分。对于其余种族（白人、拉丁美洲裔和亚裔）来说，蓝领产业工人的没落没有造成什么令人惊异的混乱和所谓的动荡。同时，在有些社区中，即使他们完全依赖的一两个实行大规模生产的工厂要么破产，要么裁员的比例高达2/3，例如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或俄亥俄州东部的钢铁城，或位于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汽车城，但是他们的成人（不包括黑人）失业率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出现了回落，最后只比美国的平均失业率稍高一点。这意味着只比美国的“充分就业率”稍高一点。然而，美国的蓝领工人从未采取过过激行动。

    唯一的解释是：对于不包括黑人的蓝领阶层，这种发展不是突如其来的，尽管它不受欢迎、给人带来痛苦和给工人个人及其家庭带来威胁。美国的蓝领产业工人必定已经做好了准备，必定认为要求接受正规教育和需要靠知识挣钱的工作取代靠体力劳动（无论需不需要技能）挣钱的工作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他们的这种准备是心理上的，即价值观上的准备，而不是情绪上的。

    造成这种局面的可能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颁布的《士兵福利法案》，根据该法案的规定，每一个退伍返乡的美国老兵都可以上大学接受教育，高等教育也因此成为社会接受的“标准”，其他事情都是“次要的”。第二个因素可能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推出并在此后35年里一直实行的征兵制度，大多数在1920～1950年之间出生、达到法定年龄的美国人（现在仍旧在世的大多数美国成年人）也因此需要在军队中服几年的兵役，如果其中有人没有上过中学，他们就要被迫接受中学教育。但是，无论是何种原因，在美国，人们（除了黑人阶层以外）都已经大体上接受知识工作取代以生产或搬运工作为主的体力劳动的事实，并认为这种转型是正确的，或至少是不可避免的。

    在美国，到1990年左右，这种转型大体上已经完成了。但是，迄今为止，只有美国完成了这种转型。其他实行自由市场制度的发达国家，如西欧和北欧和日本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刚刚开始出现转型的迹象。然而，从现在起，这样的转型肯定会在这些国家出现加速发展之势，而且转型的速度可能超过美国最初的经历。这些国家也能像美国大体上所做的那样将这样的转型所引发的社会动乱、社会混乱和社会动荡局面控制在最低限度吗？或者，美国的发展结果最后会成为“美国例外论”的又一例证（就像美国的社会历史一样，特别是美国的劳工历史）吗？在日本，正规教育与受过正规教育的人至上论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因此，虽然产业工人在日本仍旧还算一个新的阶级，而且在数量上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超过农民和佣人的，但是，就像在美国一样，人们能够自然而然地接受产业工人的没落，而且可能比美国人更能接受。但是，实现工业化的欧洲国家怎么样呢？这些国家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北部等。在这些国家，“工人阶级的文化”和“有自尊心的工人阶级”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而且尽管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事实与人们的观念格格不入，即所有财富的创造靠的不是知识，而靠的是蓝领产业工人的劳动，但是这种观念仍旧是根深蒂固的。欧洲的反应会与美国黑人的反应如出一辙吗？这当然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实行自由市场制度的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未来。在今后的10年内，人们就会找到答案。

    除了发达国家以外，蓝领产业工人在实行自由市场制度的发达国家的没落还将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能再寄希望于他们在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即廉价的工业劳动力。

    人们普遍认为蓝领产业工人在发达国家的没落在很大程度上或完全是这些国家将生产活动转移到“海外”，即拥有大量无一技之长的劳动力和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国家的结果。工会的官员当然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这种观点不符合事实。

    30年前，即在1965年或1970年前，这种观点不是空穴来风。日本、中国台湾和后来赶上来的韩国借鉴了美国发明的最大生产率培训法，他们当时的工资水平仍旧与未实行工业化的国家的工资水平差不多，他们最初在世界市场上取得的竞争优势的确靠的是几乎在一夜之间找到了二者的结合点。[1]他们因此打造了一支在生产率和质量上与发达国家旗鼓相当和在劳动力成本上与发展中国家不相上下的劳动力队伍。但是，这种方式只灵验了20～30年。在1970年或1975年以后，它就完全失去了作用。

    在20世纪90年代，在进口到美国的工业品中，只有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是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取得的。虽然1990年的进口总额大约占美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2%，但是，工资水平大大低于美国的国家对美国的进口额所占的比例不足3%，而且工业品的进口额只占其中的一半，即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5%。[2]因此，在美国蓝领产业工人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从30%～35%减少到15%～18%的过程中，我们向工资水平低的国家转出就业机会的行为实际上没有起到任何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制造业（如汽车、钢铁和机床）的主要竞争对手来源于日本或德国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长期以来一直与美国的工资水平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现在发挥重要作用的比较优势体现在知识的应用上，例如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精益制造、及时交付和以价格为导向的成本计算模式，或德国或瑞士的中型工程技术公司提供的客户服务。然而，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能再寄希望于低工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大多数拉丁美洲的国家，更不用说非洲了）必须为数以百万没有受过教育、无一技之长和除了昔日的蓝领产业工人的工作外几乎什么也不能做的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在此时，他们也必须学会靠知识来谋求发展。

    但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这种转变提出了重大的社会挑战。蓝领工人与农民和佣人一样都是体力劳动者。他们仍旧“靠出卖自己的血汗谋生”。蓝领产业工人属于全新和完全不同的事物，他们在工厂里工作。但是，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属于传统的劳动者。以前的大多数劳动者同样都不是独立的，他们要依赖其他人才能谋生——作为在农田里干活的雇工和没有土地的劳动者；作为有自由或没有自由的佣人；作为在手工艺人的作坊里干活的学徒和熟练工。蓝领产业工人不拥有“生产工具”的事实也不是新鲜事。佃农甚至也不拥有生产工具，更不用说多如牛毛的雇工了。佣人或手工艺人的学徒和熟练工也不拥有。尽管出现了工厂，但是在基本社会生产关系上，工业社会基本上仍旧属于传统社会。

    但是，新兴的社会是以知识和知识工作者为基础的，不属于传统社会。这个社会开创了历史的先河，在这里，普通平凡的人，即大多数人，不必靠出卖血汗谋生。这个社会是史无前例的，在这里，“老老实实地工作”不会让双手长满了老茧。这个社会还是前无古人的，在这里，每一个人所做的工作都是不同的，而在过去，做同一工作的农民占绝大多数，或者仅仅在30～40年前，绝大多数人似乎都有可能成为操作机器的工人。

    这不仅仅是社会变革。它是人类生存与工作条件的变革。我们不知道其中的意义是什么，即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责任和问题。但是，我们的确知道，在这些方面，这个社会将是与众不同的。我们的确知道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在人的方面，21世纪将是迥异的。

    新兴的知识社会

    在知识社会，知识工作者将不会占绝大多数，但是在许多国家的人口和劳动力中，包括最发达的国家，他们将是数量最庞大的群体。即使在数量上，知识工作者不及其他群体，但是新兴知识社会的特征、领导阶层和社会分布状况都将取决于知识工作者。他们可能不是知识社会的统治阶级，但他们已经成为领导阶级。在特征、社会地位、价值观和希望上，他们与历史上曾经居于领导地位的任何群体都存在着天壤之别，更不用说曾经居于统治地位的群体了。

    首先，知识工作者是通过正规教育获得工作、职位和社会地位的。

    许多知识工作将要求知识工作者掌握高层次的手工操作技能并用手做大量工作。神经外科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神经外科医生的工作能力取决于正规教育和理论知识。如果没有手工操作技能，神经外科医生就没有资格做神经外科手术，但是只掌握手工操作技能，无论技艺多么高超，任何人都不足以成为神经外科医生。我们只能在正规的学校中和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才能获得从事知识工作所需的正规教育。我们不能通过学徒的方式获得这种正规教育。

    在正规知识的数量和性质上，一种职业的知识工作与另一种职业的知识工作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有些职业的要求相当低，而有些职业要求知识工作者掌握神经外科医生必须掌握的那种知识。但是，即使知识本身属于十分简单的知识，也只有正规教育才能提供这种知识。档案工作几乎肯定不是高级的知识工作。但是，做这项工作的人需要掌握字母表知识，他们只能在系统化地学习中和通过系统化地学习掌握这些知识，即在正规的学校中和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

    这种变化的第一个影响就是教育将成为知识社会的中心，学校将成为知识社会的关键性机构。每一个人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每一个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组合？学习与教学的“质量”是什么？所有这些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知识社会关心的主要问题和主要政治问题。我们认为，正规知识的获得与传播在知识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将同财产与收入的获得与分配在两三个世纪以来，即在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时代中的地位不相上下。事实上，这种设想可能并非异想天开。

    这未必意味着我们所了解的学校会变得更加重要，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这是因为在知识社会里，人们从正规学校毕业后无疑将学到越来越多的知识，特别是高等知识，而且教育的方式可能越来越多地不依赖于传统学校，例如在工作场所提供的系统化的继续教育课程。但同时，学校的能力及其基本价值观将越来越多地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人们不应认为这些事情属于“专业”问题，不可以高枕无忧地把它们交给“教育家们”，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还可以预言，我们十有八九需要重新定义我们过去所说的“受过教育的人”的含义。过去，特别是在最近200～300年里，至少西方国家（也包括同时期的日本）认为受过教育的人就是掌握相同的正规知识的人，即接受过德国人所谓的基础教育（Allgemein Bildung）和英国人（以及在19世纪紧随其后的美国人）所谓的“文科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人。今后，“受过教育的人”将越来越多地指已经掌握学习的方法、终身继续学习，特别是靠正规教育继续学习的人。

    这种教育方式带来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社会会轻而易举地退化成只强调正规文凭，而不重视工作能力的社会。它会很容易地退化成到处充斥着完全缺乏创造力、孔夫子式的知识分子，而美国的大学尤其会非常容易地受到这种威胁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人们过高地评价能够起到立竿见影之效的“实用”知识，这样的社会还因此会成为这种行为的牺牲品，并低估基础知识和全体智慧的重要性。

    这个由知识工作者主导的社会面临发生新的“阶级冲突”的危险：知识工作者与大多数靠传统方式谋生的人之间的冲突，前者数量虽然不少，但在人口和劳动力中尚占少数，而后者要么靠体力劳动谋生，要么靠服务工作糊口，有没有技能都无所谓。知识工作的生产率现在仍旧非常低，但它肯定将成为知识社会的经济挑战。它将决定社会中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行业和每一个机构的竞争地位。从事与知识无关的服务工作的劳动者，其生产率将日益成为知识社会的社会挑战。它将决定知识社会向非知识型的劳动者提供尚可的收入、尊严和地位的能力。

    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都没有遇到过这些挑战。但是，知识社会提供的机会同样也是前所未有的。在知识社会，跻身领导阶层的大门史无前例地向所有人敞开。同样，人们获取知识的权利将不再取决于是否能在任何特定年龄接受规定的教育。学习将成为个人的工具，他们在任何年龄段都可以学习，他们可以通过有助于学习的新技术获取大量的技能和知识。

    另一个影响是个人、组织、行业和国家获取并应用知识的能力将成为关键性的竞争因素，有助于个人争取到事业发展机会和挣钱的机会，有助于组织提高绩效，甚至可能关系到组织的存亡，并且有利于行业和国家。知识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激烈的程度超过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任何社会，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即知识是无所不在、唾手可得的，做不好是没有理由的。今后，只有无知的国家，没有“贫穷”的国家。任何类型的公司、行业和组织将面临同样的情况。个人也不能置身于世外。事实上，在发达社会里，个人已经需要面对白热化的竞争，竞争的程度是20世纪初所不能及的，更不用说19世纪或18世纪的社会了。当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跳出天生注定的“阶级”，大多数人都逃脱不了子承父业和地位终生不变的宿命。

    我一直谈的是知识。但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知识的多样性。这是因为知识社会的知识基本上与早期社会对知识的认识截然不同，事实上也与人们现在在知识的认识上仍旧普遍持有的观念格格不入。德国的基础教育或英美的文科教育传授的知识与人们一生的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注重的是个人及其发展，而不是任何具体应用，而且由于这些知识不是多用途的，他们甚至常常感到自鸣得意。然而，在知识社会，知识基本上只存在于具体应用中。

    在具体应用中使用的知识在定义上是指高度专业化的知识，而2500年前通过柏拉图（Plato）传播的苏格拉底（Socrates）的思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拒绝承认它属于知识，而认为它仅仅是技能（technē）。

    有些知识工作要求使用的知识在数量上是非常有限的，例如一些提供辅助医疗服务的技术人员，如X光技师、检验科的技术人员或肺部诊断技师等。其他知识工作要求更深层次的理论知识：例如在经营中要求完成的大多数知识工作，包括市场调研、产品规划、制造系统的设计、广告和促销以及采购。在某些方面，人们实际上需要掌握大量基础知识，例如在神经外科领域和许多管理领域，如管理大医院、庞大的综合性大学或跨国企业。

    无论知识的基础是什么，在具体应用中使用的知识都是专业化的知识。这些知识始终是独特的，因此不适用于其他领域。X光技师需要掌握的知识不能用于市场调研或讲授中世纪历史。

    因此，知识社会的主要劳动力将由高度专业化的人组成。事实上，我们错误地理解了“全能型人才”的含义。我们现在所说的全能型人才将越来越多地指那些已经学会如何掌握额外的专长，特别是学会如何在短时间内掌握所需的专业知识的人，这样他们就可以从一种工作或职业转入另一种工作或职业，例如从市场调研岗位调到综合管理岗位，或从医院的护士调到医院的管理岗位。但是，我们过去提及的“全能型人才”现在属于“半吊子”，而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

    这种观点也是全新的。历史上，劳动者属于全能型人才。别人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得做什么，例如在农田里、在别人的家里、在手工艺人的作坊里。产业工人也是这样。制造业的扩张和后来居上只有一个条件，即它必须学会将专业化的技能从劳动中分离出来，也就是说将生活在工业化时代之前的、技术熟练的手艺人变成19～20世纪只掌握有限技术或无一技之长的机器操作工。

    但是，对于知识工作者，无论他们掌握的是简单的知识，还是先进的知识，无论他们只掌握一点儿知识，还是知识渊博，在定义上，他们都将是术业有专攻的。在具体应用中使用的知识只有在服务于专门用途时才会发挥有效作用。实际上，专业化程度越高，它就越有效。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技术人员，例如维修计算机、X光机或战斗机的人。[3]但是，它同样适用于要求最先进的知识的工作，无论是对遗传学或天体物理学的研究，或新排练的歌剧的首次公演。

    如上所述，由单一知识向知识的多样性的转变为个人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它使得人们能够把知识工作者当做一项“事业”来发展。但是，它同样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它史无前例地要求掌握知识的人承担起让不掌握相同知识的人了解他们自己的责任。它要求人们学会如何从其他领域和其他学科吸收与他们自己的工作有关的知识，而且越早越好。

    这一点尤其重要，这是因为发生在任何知识领域的创新往往是由外部的因素引发的。在产品和生产流程上，情况的确如此。现在，这些方面的创新往往是由本行业或生产流程之外的因素引起的，这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创新模式形成鲜明的反差。科学知识与学术亦不例外。例如，历史研究的新方法来源于经济学、心理学和考古学，而历史学家始终都认为所有这些学科与他们的研究领域毫无瓜葛，而且在历史研究上，人们以前很少利用过这些学科。

    知识如何发挥作用

    知识社会里的知识要创造出价值，就必须高度专业化。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因此提出了两项新的要求：

    ·知识工作者在团队中工作。

    ·知识工作者必须有机会接触到组织。如果不是组织的雇员，他们至少必须与组织保持紧密联系。

    这些天来，人们不厌其烦地谈论“团队”和“团队协作”。大多数人的出发点都是错误的假设，即我们以前从未以团队的形式工作过。实际上，人们在工作的时候始终是团队的一员，靠自己的力量做好工作的人几乎没有。农民必须有老婆帮助，农妇必须有丈夫做顶梁柱。他们与他们的员工，即雇工组成一个团队。手工艺人也必须有老婆协助，并与她组成一个团队，他负责手工制作，老婆统管顾客、学徒和生意。他们与熟练工与学徒组成一个团队。我们目前都想当然地认为团队的形式只有一种。实际上，团队有好几种形式。[4]但是，我们迄今为止只重视劳动者个人，而不是团队。由于知识的专业化程度越高，知识就越能发挥作用，因此，有效的工作单位是团队，而不是个人。

    但是，现在被大肆吹捧为团队的团队只是一种团队，我称之为“小型爵士乐队”（Jazz-combo）型团队。小型爵士乐队型团队的团队协作实际上是最难控制的团队：这种团队出成绩所需的磨合时间是最长的。

    我们必须学会利用不同的团队实现不同的目的。我们必须了解团队，而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管理人士将越来越需要了解不同类型的团队的工作能力、优缺点，越来越需要在各种类型的团队之间做出取舍，这些将成为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

    知识工作者个人也必须学会如何从一种团队转换到另一种团队、如何融入团队，他们必须了解自己对团队有什么期望以及能给团队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实际上，我们现在对此一无所知。

    知识工作者要有效地做好工作，他们将越来越需要具备两种能力。他们首先要判断出什么样的团队适用于什么样的知识工作，只有对症下药，他们才能完全做好知识工作。其次，他们需要组织这样的团队，并让自己融入这个团队。迄今为止，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人了解或认识到他们需要这两种能力（少数研究实验室的人除外）。迄今为止，在任何类型的组织中，几乎所有管理者甚至都没有认识到，决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采用什么样的团队、如何组织团队以及如何发挥团队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他们的责任。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研究团队、团队的特性、具体要求、工作特点以及如何评估团队。

    知识工作者必然是专家，这个事实的第二个意义是他们需要以组织成员的身份开展工作，而且这个意义是同样重要的。只有组织才能保持让知识工作者发挥作用所需的基本连续性。只有组织才能将知识工作者的专业知识转化为绩效。

    专业知识本身不能产生绩效。没有诊断，外科医生就不能做好手术，而诊断基本上不是外科医生的任务，他们甚至也没有能力进行诊断。市场调研人员自己只能提供数据。要将数据变为信息，市场营销、销售、生产和服务人员是不可或缺的，更不用说在运用知识的活动中发挥它们的作用了。历史学家在独自研究自己的课题和写作的过程中，他们的效率会非常高。但是，要培养学生，我们还需要许多其他学科的专家，如文学、数学等专业的专家或其他方面的历史专家。这要求专家们能够与组织接触。

    他们可能以顾问的身份与组织接触，也可能以专业服务提供者的身份与组织接触。但对于大多数知识工作者来说，他们都将以组织的全职或兼职雇员的身份与组织接触，包括政府机构、医院、大学、企业、工会以及任何其他类型的组织。在知识社会中，创造绩效的不是个人。个人是一个成本中心，而不是绩效中心。创造绩效的是组织。医生个人可能掌握大量的知识。但是，如果没有许多科学学科提供的知识，包括物理学、化学、遗传学等学科，医生是无所作为的。如果没有许多诊断专家提供化验结果，没有人控制透视仪器，包括X光或超声波仪器，没有人验血并解释验血的结果，没有人执行脑部扫描操作，医生也会碌碌无为。如果没有医院提供的服务，没有人管理静脉注射的药品，没有人护理危重病人，没有人提供有助于病人痊愈的身体和/或精神康复服务，医生同样会一事无成。要提供任何这些服务，包括心电图、血样分析、磁共振成像或理疗师提供的理疗服务，医生需要与医院这个组织接触，即高度组织化、以持续经营为组织目标的企业。

    雇员的社会

    知识社会是雇员的社会。

    传统社会是制造企业与蓝领产业工人崛起前的社会，它不是独立者的社会。在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提出的、由独立的小农组成的社会中，每一个成员都是自己的家庭农场的主人，除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外，他们在干农活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帮助，他的这种设想只不过是一个白日梦。在历史上，大多数人都不是独立的。但他们不是为组织工作的。他们是为业主工作的，他们是在农田里劳作的奴隶、农奴、雇工，在手工艺人的作坊里工作的熟练工和学徒，为商人工作的店员和售货员，拥有自由或没有自由的佣人。他们是为“主人”工作的。在制造业的蓝领工人第一次出现时，他们仍旧是为“主人”工作的。

    在狄更斯1854年出版的巨作《艰难时世》中，工人是为“业主”工作的。他们不是为“工厂”工作的。在19世纪末，工厂才取代业主成为雇主。在20世纪，公司才取代工厂成为雇主，“老板”才取代“主人”，而老板本身十有八九也是一名雇员，他也有自己的老板。

    将来的知识工作者既是有“老板”的“雇员”，也是有“雇员”的“老板”。

    对于过去的社会科学来说，组织是陌生的，而且今天的社会科学对它基本上仍旧是一无所知的。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裴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1855—1936）在他1888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将人类组织的已知形式划分为“社区”或“社会”，前者是“有机的”和“命中注定的”，而后者属于一种“结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部门的控制。他从未提到过“组织”。19世纪或20世纪初的任何其他社会学家也没有。虽然组织具有社区和社会的某些特征，但是组织既不是社区，也不是社会。组织的成员资格不是“命中注定的”。它始终是自由选择的。人们是加入公司或政府机构或大学的教师队伍。人们不是生来就是其中的一员。人们始终可以离开组织，而人们只能通过永久移居的方式离开传统的社区。组织也不是社会，特别是组织的成员并不完全属于组织。一家公司的市场调研经理还是许多其他组织的成员。她可能参加教会、网球俱乐部，而且每周可能有5个小时在当地的一个非营利组织担任志愿者，例如负责领导女童子军。美国人尤其喜欢这么做。换句话说，组织不是真正的集体。它们是工具，即实现目标的一个手段。

    组织是由来已久的。17世纪出现的职业军队就是一个“组织”；它既不是社会，也不是“社区”。以1809年创办的柏林大学为标志的近代大学也是一个组织。大学的教师可以自由加入大学，而且他们始终可以离开大学。18世纪出现的行政机构也是组织，它首先在法国出现，随后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出现，最后，英国和由明治天皇统治的日本在19世纪末建立了行政机构（虽然美国到1933年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出现行政机构）。但是，这些早期的组织仍旧被视为例外情况。1870年以后出现的现代商业企业无疑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组织”，是第一个没有被视为例外，而被视为原型的组织。正因为这个原因，大多数人直到现在还认为“管理”（即组织的特殊机构）就是“企业管理”。

    随着知识社会的出现，社会已经成为组织的社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组织中工作和为组织工作，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作用取决于是否能与组织接触，我们的生计同样也依赖于是否能与组织接触，无论是作为组织的雇员，还是作为向组织提供服务的供应商，例如律师或货运公司。在这些向组织提供支持性服务的供应商中，越来越多的供应商本身也是组织。大约一百年前，美国出现了第一家律师事务所，而在此之前，律师都是独自提供法律服务的。在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律师事务所根本就不存在。今天，法律服务越来越多地是由越来越大的合作企业提供的。而医生也是如此，尤其是在美国。知识社会是组织的社会，每一项社会任务都是在组织中和通过组织完成的。

    什么是雇员

    大多数知识工作者在大部分工作时间里都将以“雇员”的身份出现。但是，这个词的含义与传统上的含义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不仅英语是这样，德语、西班牙语和日语也是这样。

    知识工作者个人对工作有依赖性。他们领取工资或薪水。他们受雇于他人，而且可以被解雇。在法律上，每一个人都是“雇员”。但是，他们构成的集体是唯一的“资本家”；通过养老基金和其他储蓄（如在美国有共同基金），雇员越来越多地拥有生产资料。在传统的经济体中，全部进入消费的“工资基金”与“投资基金”存在着天壤之别。无论它们是对立的关系，还是必要和有利的合作和平衡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成为工业社会的大多数社会理论的基础。在知识社会，两者合二为一。养老基金属于“延期支付的工资”，工资基金也是如此。但是，在知识社会，养老基金即使不是资本的唯一来源，它也日益成为资本的主要来源。

    在知识社会，雇员，即知识工作者，还拥有生产工具。这同样重要，而且可能更重要。马克思认识到工厂的工人不拥有，而且也无法拥有生产工具，因此不得不“处于孤立的地位”。这的确是马克思的远见卓识。马克思指出，工人没有办法拥有蒸汽机，在换工作时也不能带走蒸汽机。资本家必须拥有和控制蒸汽机。现在，购买机器和工具的资金越来越不是知识社会的真正投资。真正的投资体现在知识工作者的知识上。没有知识，无论机器有多么先进，多么复杂，也不会具有生产能力。

    市场调研人员需要计算机。但是，它逐渐会成为调研人员自己使用的个人计算机和市场调研人员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的廉价工具。在市场调研中使用的真正的“固定设备”是有关市场、统计数字以及市场调研在企业战略中的应用的知识，这些知识被存储在调研人员的脑海里，是他们单独拥有和不可剥夺的财产。外科医生需要使用医院的手术室及其全部昂贵的固定设备。但是，外科医生的真正资本投资体现在12～15年的训练和学到的知识上，而他们可以将这些知识从一家医院带到另一家医院。没有知识，医院的昂贵的手术室就等于一堆废铜烂铁。

    无论知识工作者掌握的是先进的知识，如外科医生，还是简单和初级的知识，如初级会计员，情况都是一样的。在上述任何情况下，决定雇员的工作是否具有效率的不是组织提供的工具、机器和资本，而是在知识上的投资。产业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资本家对产业工人的依赖程度，而在知识社会，所有组织对知识工作者的依赖程度远大于知识工作者对任何组织的依赖程度。在他们开展活动的过程中，他们最有可能以这条假设为基础，而且毫无疑问地会以它为基础。组织的责任是推销自己的知识型工作，以便吸引到足够数量和高素质的知识工作者。知识工作者与组织的关系越来越是互相依赖的关系，其中，知识工作者必须了解组织的需要，而组织也必须了解知识工作者的需要、要求和希望。

    由于知识型组织的工作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因此他们完全不是具有上下级关系的组织。[5]这样的组织是以交响乐团为原型的。小提琴可能是交响乐团最重要的乐器。但是，第一小提琴手不是竖琴手的“上级”。他们是同事。演奏竖琴的任务是竖琴手的任务，不是由指挥或第一小提琴手指派给她的。

    在中世纪，有关知识等级的争论此起彼伏。哲学说自己是知识的女王。我们很早以前就停止了这场毫无实际意义的论战。知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于脚趾甲内翻的病人，要药到病除，靠的是足病医生的知识，而不是脑外科医生，即使他经过了多年的训练，而且收费也要高出许多。相反，如果某位管理人员被派往国外，他在短时间内需要掌握的知识就是能够基本流利地说几句外语，而在该国土生土长的每一个人在两岁时就掌握了讲本国语言的能力，而且无须花很多钱。在知识社会，由于知识只有在实际应用的时候才是知识，因此知识的等级和地位取决于具体的情况，而不依赖于知识的内容。换句话说，所谓的知识在某种情况下只是信息，而且是无关的信息，例如会讲韩语的美国管理人员被派到汉城工作，而几年以后，他不得不调整公司在韩国的市场战略，此时，他学到的韩语的知识只是信息，而且是无关的信息。这种观点也让人耳目一新。过去，各种各样的知识被视为天上的恒星，在知识的宇宙中，每一种知识都有自己的位置。在知识社会里，知识是工具，因此，要执行的任务决定了它们能否表现出它们的重要性和地位。

    我们还总结出一个结论：由于知识社会不可避免地是组织的社会，因此它的中枢机构是管理，而且，这个机构是独特的。

    当我们首次开始谈论管理时，这个词的意思是“企业管理”，这是因为大型企业是第一批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新型组织。但是，在最近的半个世纪中我们认识到，所有组织都需要管理，无论他们是否使用这个词。无论组织开展什么样的业务，所有管理者做的工作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必须让分别掌握不同知识的人团结在一起，共同创造绩效。他们都必须让这些人的优点在工作中体现出价值，让缺点影响不到工作。他们都必须思考组织要求什么样的“结果”，并因此确定目标。他们都有责任思考我所说的“经营之道”，即有关组织的绩效和行动的假设以及帮助组织决定放弃某些事务的假设。他们都需要一个思考策略的机构，通过这样的策略，组织的目标能够转化为绩效。他们都必须定义组织的价值观、奖惩体制，并据此来定义组织的精神和文化。在所有组织中，管理者既需要在工作中使用和约束组织成员的管理知识，也需要了解和认识组织本身以及组织的目的、环境、市场和核心能力。

    管理在实践上拥有很长的历史。历史上最成功的管理者无疑是埃及人，他们在4 700多年前就史无前例地建造了金字塔，他们用最短的时间设计并修建了金字塔。这些当初修建的金字塔现在仍旧岿然不动，而人类在那个时期修建的任何其他工程都已经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作为学科，管理仅仅有50年的历史。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才第一次朦胧地感觉到管理的存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才开始显山露水，而且在那时，美国是管理学的主要实践者。自那以后，它就成为发展最迅速的新型职能部门，对管理学的研究也成为发展最快的新学科。历史上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不像最近50～60年的管理和管理者那样迅速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而且任何职能部门当然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席卷全球。

    在大多数商学院中，学生们学到的管理仍旧是一组方法，例如预算编制的方法。与任何其他工作一样，管理无疑拥有自己的工具和方法。但是，管理的本质不是方法和程序，就像医学的本质不是尿液分析一样，尽管尿液分析是很重要的。管理的本质是让知识体现出价值。换句话说，管理是社会职能。在实践上，管理真正属于“文科”。

    社会部门

    在知识社会，家庭、村庄、教区等传统社区几乎已经销声匿迹。它们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组织这个一体化的新型社会单位所取代。加入社区是命中注定的，而加入组织是自愿的。社区要求人们付出全部，而组织是实现个人目标的手段。200年以来，人们喋喋不休地争论的热点问题是：社区是“有机的”，抑或只是人的延伸？任何人都不会说新型组织是“有机的”。它显然是人为制造的产品、人类创造的作品和社会方法。

    那么，谁来完成社会工作呢？200年以前，在所有社会中，任何社会工作都是由本地社区完成的，其中当然主要是家庭。现在，由传统社区完成的社会工作如凤毛麟角。由于传统社区再也不能控制甚至牢牢地拴住社区的成员，因此他们无法完成这些工作。无论出生在哪里，无论生来就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人们不再保持原地不动。在定义上，知识社会是流动的社会。传统社区的所有社会职能无论是否发挥出很好的作用（实际上，大多数的社会职能表现得非常糟糕），它们假设个人和家庭的位置都不会发生改变。19世纪有一句谚语说：“人生来就是家庭的一分子”；社区也是命中注定的。脱离社区意味着被社区抛弃，甚至可能遭到社区的排斥。但是，知识社会的本质是流动的，无论是在人们的生活上，还是在人们所做的事情上，或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这种强烈的流动性意味着在知识社会，社会挑战和社会工作成倍地增加。人们不再像脚下生了根似的动弹不得。他们的邻居再也不能控制他们的居住地点、他们的一举一动，当然也不能控制他们可以提出的“问题”。在定义上，知识社会是竞争的社会；由于每一个人都可以接触到知识，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提高自己的地位并有自己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能够取得成功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但是，知识社会的定义也因此说明，在这个社会中，遭到挫折或至少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多得多。只不过是因为知识在工作中的应用使得发达社会能够拥有此前的任何社会均梦寐以求的巨大财富，因此贫困、酗酒、虐待女性或青少年犯罪等丑恶现象都被视为整个社会的丑恶现象。在传统的社会里，人们认为这些丑恶现象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在知识社会里，它们不仅是对正义感的公然藐视，而且同样是对社会的能力及其自尊心的公开对抗。

    那么，在知识社会里，谁处理社会工作呢？我们再也不可以对它们置之不理。但是，传统的社区却对它们无可奈何。

    在20世纪，人们已经找到了两个答案，即一个大多数人认可的答案和一个反对意见。实践证明，这两个答案都是错误的。[6]

    大多数认可的答案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即19世纪80年代，当时，俾斯麦领导的德国向福利制国家迈出了步履蹒跚的第一步。答案：社会部门的问题可以、应该，而且必须靠政府来解决。它可能仍旧是大多数人接受的答案，特别是在西方的发达国家中，即使大多数人可能不再完全信任政府。但是，这个答案已经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在各个地方，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政府已经成为庞大的福利型官僚机构。今天，在每一个发达国家的预算中，用于“保障金”的支出占较大的比重，而所谓保障金就是各种社会公益服务。然而，在发达国家，社会不是变得更加强壮，而是变得疾病缠身。政府在社会工作中要承担起巨大的责任，如制定政策、规定标准，而且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承担起支付工资的责任。但是作为经营社会公益服务的机构，实践证明，政府几乎完全是不胜任这项工作的，同时，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原因。

    另外一个反对意见是我首先在1942年提出来的，当时我在拙著《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中阐述了我的观点。当时，我提出新型组织必须成为有助于个人发现自己的地位和作用的社区，人们可以在工厂型社区中和通过工厂型社区有条不紊地开展社会工作，而50年前，新型组织就是大型商业企业。在日本（虽然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而且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政府机构或企业是大老板，他们实际上越来越多地试图成为容纳雇员的“社区”。“终身雇佣制”只是证明这个事实的一个证据。公司提供的住房、医疗保健、假期等都郑重其事地告诉日本的雇员这样一个情况，即雇主，特别是大公司就是社区，是昔日的村庄和昔日的家庭的接班人。但是，这种方式也不管用。

    实际上，人们越来越多地需要将雇员置于工厂型社区的管理范围内，在西方尤其如此。现在所谓的“授权”与我五十多年前讨论的非常相似。但是，社区不会因此而形成。有利于处理知识社会的社会工作的结构也不会因此而形成。事实上，几乎所有这些工作都不应该由提供就业机会的机构来完成。这些社会工作包括：提供教育或医疗保健；解决发达社会，特别是富裕社会的畸形状态和弊病，如酗酒和吸毒以及解决社会的无能为力和无责任感的问题，如美国城市的“下层阶级”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

    提供就业机会的机构是一种“组织”，而且将来仍旧是一种“组织”。机构与个人的关系不是“社区”中的“成员”的关系，即将双方连接在一起的牢不可破的关系。甚至在日本，实践也证明终身雇佣制是不合理的，但可能只有政府雇员除外（西方也是如此）。

    过去，美国人在就业上享有很大的安全感，然而，我们现在可能需要更大的安全感。但是，在任何社会里，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经济中，企业、大学或医院等提供就业机会的机构并不会如何安全。要生存下去，它需要在就业上具有灵活性。但是，知识工作者，特别是掌握先进知识的人还越来越多地认为组织是实现其自身目标的工具，并因此对让他们服从于社区型组织的任何企图都抱有抵触情绪，即他们要受到组织的约束；组织需要他们终身成为组织的一分子；组织需要他们放弃他们自己的抱负，以组织的目标和价值观为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这种情况在日本甚至愈演愈烈。在日本，初出茅庐的知识工作者仍旧高唱反映公司精神的歌曲。他们仍旧希望公司在就业上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然而，他们不仅越来越多地拒绝为公司牺牲自己的家庭生活，而且他们还越来越多地像西方人那样，准备在有更好的机会时跳槽。对于在大型商业企业中工作的日本蓝领工人来说，跳槽仍旧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即使完全有换工作的可能，他们也会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遭受巨大的损失。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大公司工作的青年工程师的流动性正在迅速赶上西方公司的流动性，而且在某些方面实际上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不可避免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如上所述，掌握知识的人拥有“生产工具”，而且无论哪里看上去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取得最大的成就和得到最大的发展，他们都拥有到这些地方工作的自由。

    因此，对“谁处理知识社会的社会挑战？”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既不是“政府”，也不是“提供就业机会的组织”，而是独立的和新兴的社会部门。

    我认为美国人开始提出现代社会的“两个部门”的历史不到50年，这两个部门是“公共部门”，即政府，和“私营部门”，即企业。在最近20年，美国人开始提出“第三个部门”，即“非营利部门”，也即处理现代社会的社会挑战的组织。

    在美国，教会长盛不衰，他们过去一直是独立和竞争的关系。即使现在，教会也是美国最大的社会部门，在捐献给非营利机构和慈善机构的资金中，捐献给教会的几乎占半壁江山，而且相对于志愿者在非营利机构中工作的时间，志愿者在教会中工作的时间几乎接近50%。但是，社会部门型教会是美国保持增长势头的部门。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约有100万组织属于以社会部门的工作为己任的非营利机构或慈善机构。其中，在最近的30年内出现的占压倒性多数，几近70%。其中的大多数组织提供的社区服务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有关的，与虚无缥缈的天国无关。当然，在这些新出现的组织中，有一些组织在定位上属于宗教组织。但是，即使在这些组织中，称得上“教会”的也寥寥无几。他们是从事特定的社会工作的“翼锋教会”（parachurch），例如帮助酗酒者戒酒、帮助吸毒者戒毒、感化罪犯或教育儿童。即使在社会部门型教会中，表现出发展能力的组织也基本上是新兴组织。他们是迅速发展的“乡村”教会（pastoral church），他们关注的是个人的精神需要，特别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工作者的精神需要，并号召教会成员发挥他们的精神力量，处理社区（尤其是城市社区）的社会挑战和社会问题。

    我们仍旧认为这些组织属于“非营利”组织。但是，这只是法律术语，只意味着根据美国法律，这些组织不需要纳税。他们是否具有“非营利组织”的组织结构实际上与他们的职能和行为无关。自1960年或1970年后，美国的许多医院都成为“营利”组织，它们在法律上属于商业企业，其职能与传统的“非营利”医院的职能完全一样。因此，重要的不是法律基础。重要的是社会部门型机构拥有不同的目的。政府要求别人遵纪守法，制定并执行法规。企业希望得到回报，企业提供产品。社会部门的机构以改变人类的现状为己任。学校的“产品”是学习的学生。医院的“产品”是痊愈的病人。教会的“产品”是生活发生了变化的教众。社会部门型组织的任务是致力于人类的健康。

    社会部门中的这些组织越来越多地具有第二个目的，这个目的是同样重要的。他们创造公民意识。现代社会和现代政治变得既庞大，又复杂，因此人们不再可能具有公民意识，即负责任地参与社会活动。作为公民，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每隔几年投一次票和常年不断地纳税。

    通过在社会部门型机构中担任志愿者，个人可以再次发挥重要作用。在美国，由于教会很早以前就是自给自足的，因此人们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成为志愿者的传统。20世纪90年代，几乎每一个成年人每周都要作为志愿者在社会部门型组织中工作3～5小时。具有这个传统的国家只有英国，虽然时间短得多（部分原因是这个福利制国家承担非常多的社会责任，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官方教会的费用一直是由国家负担的，而且国家一直采取管理行政机构的方式管理官方教会）。除了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外，其他国家都没有号召人们成为志愿者的传统。事实上，欧洲的现代国家和日本公开地反对任何体现出志愿者主义的东西，其中法国和日本表现得最为突出。这是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反映，基本上具有破坏性的倾向。

    但是，甚至在这些国家中，情况也在发生改变，其中，日本可能是主要的例子。这是因为知识社会需要社会部门，社会部门需要志愿者。但是，知识工作者也需要一个使他们能够履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环境，即一个有助于他们创造社区的环境。组织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实践证明40年前几乎得到普遍认可的“组织人”的概念是错误的，从普遍认可到风光不再，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事实上，人们对自己的知识工作越满意，人们就越需要一个开展社区活动的独立环境。志愿者在美国的教会中担任年轻夫妇的法律顾问；在当地学校中担任有学习障碍的儿童的辅导老师；担任正常儿童的童子军团长。这样的志愿者不计可数。他们不仅创造了一个成就个人梦想的环境，而且还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人为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奋斗的社区。

    许多社会部门型组织将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如许多“私有化”项目，例如市政府提供清扫街道的费用，然后由外部承包商负责清扫街道。我们预测在未来的20年内，美国的教育部门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由政府承担费用的“代金券”，家长可以凭这些代金券为他们的孩子选择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其中有些学校是公立学校，其资金来源靠政府的税收，而有些学校是私立学校，其资金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家长支付的代金券带来的收入。这些社会部门型组织虽然与政府是合作伙伴，但他们显然也要与政府竞争。我们还没有搞清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实际上是史无前例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有先例可循，这就是美国国防部等政府机构与独立的军事承包商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复杂的关系，既要求互相依赖与互信，又要求双方深藏不露地相互猜疑和经常打游击战争）。

    但是，我们同样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部门型组织的“绩效”，其中尤以“非营利”和“慈善”组织为代表，我们不能采用财务上的“盈亏底线”来衡量这些组织的绩效。[7]我们知道社会部门型组织需要管理。但是，我们才刚刚开始研究管理对社会部门型组织的准确意义。我们现在在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上取得的研究成果，在许多方面与我们50～60年前在商业企业的管理上取得的研究成果几乎处于同一水平上，而在当时，此项工作才刚刚起步。

    但是，我们已经对一件事情心知肚明。知识社会必须是三个部门并驾齐驱的社会：公共部门（政府）、私营部门（企业）和社会部门。我认为，我们还会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只有在社会部门中和通过社会部门，现代发达社会才会再一次形成负责任和有所作为的公民意识，才会再一次向个人，特别是向知识工作者提供有助于他们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环境和有助于他们再造社区的环境。

    知识经济和知识政治

    随着知识社会和组织社会的出现，深远的政治影响也随之而来：

    ·新的政策中心随之形成。

    ·经济政策随之改头换面。

    ·政府发挥政府职能的能力随之遭到挑战。

    学校和教育成为社会的中心

    知识是影响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的关键性资源。知识的取得只有在正规的流程中才能实现，即学校教育。

    作为关键性资源的知识，与土地和劳动力等任何传统的关键性资源存在着根本性差别，甚至与资本也存在着本质性差异。它不受任何国家的约束。它是超越国界的，是便于携带的。它可以在任何地方迅速和廉价地被创造出来。最后，它也是千变万化的。知识的新陈代谢速度总是非常快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知识创造出的竞争优势是国家、行业或机构（企业或大学）具有的优势，还是个人具备的优势，它很快都会受到挑战，而且发起挑战的可能还是初出茅庐者。

    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再也不能在任何岁数上停止对知识的汲取，也就是停止学习。“终身学习”这一时髦的词语可能略显夸张，因为许多人在停止工作和退休后就不再学习了。但是，任何知识工作者将越来越需要在工作期间坚持学习。

    学校不再满足于管理未到工作年龄的青少年。它将越来越多地成为成年人和向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的组织的合作伙伴。反过来，企业和政府机构等组织必须越来越多地从雇员的角度出发，社会部门里的非营利机构必须越来越多地从志愿者的角度出发成为学校的合作伙伴，而且他们自己也必须成为教学和学习机构的合作伙伴。

    学校和教育还必然会成为主要的政治问题。当然，现行的每一套教育体制都反映出政治和社会的基本价值观。[8]但是，学校和学校教育的内容、质量、生产率和效果在以前都不是社会大众关心的主要问题。它们主要是教育者关心的问题。现在，它们越来越多地成为政治问题，而且在美国，我们已经进入这个阶段，而且事态发展得相当快。

    充满竞争的知识经济

    知识已经成为关键性资源的事实意味着世界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这意味着具有支配作用的不是国家经济，而是世界经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行业和每一家企业将面临一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环境。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行业和每一家企业在决策的过程中必须认真地考虑各自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以及其知识能力的竞争力。

    知识创造了世界经济，而且是竞争激烈的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转型也变得顺理成章。日本的崛起源于对知识的应用，其中主要是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出来的管理和培训知识。他们是在1950年或1952年后才开始崛起的。但是，到了1960年，日本经济在知识的帮助下具备了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与世界首屈一指的制造企业抗衡的能力。几年后，韩国选择了同样的发展道路。

    现在，重复日本和韩国的做法已不再可能。即使生产率非常高，低廉的制造成本再也不能创造足够的竞争优势，帮助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但是，如果采用同样的方法引入先进知识，包括工程技术、市场营销或研究等领域的知识，我们就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取得异曲同工之效。

    新加坡的经验至少说明这是行得通的。1965年，新加坡刚刚脱离马来西亚的统治，成为独立的国家，当时，他们仍旧依赖无一技之长的码头工人出卖体力劳动。十几年以后，新加坡跻身世界经济之林，成为技术含量低的工业品的出口国，而生产这些工业品的工人具有劳动力成本低，但训练有素的特点。但是，新加坡同时大力鼓励发展高等教育并在高等教育上投入大量资金。1994年的新加坡不再是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生产国。它成为高附加值和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国和出口国，这些产品包括医药、电子、计算机、电信设备和光学仪器等，都是由受过良好教育、年轻的知识工作者生产出来的。事实上，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新加坡就具备了设计这种知识密集型产品的能力。

    现在，新加坡正利用这种最近获得的知识能力，以银行家、实业家和综合零售商的身份活跃在中国大陆。

    在每一个国家，政治和政策仍旧以国内问题为中心。在讨论一项新的法规时，无论涉及税收，还是涉及企业监管或社会福利支出，绝大多数政治家、新闻工作者或公务员的视野都非常狭窄，他们只考虑这项法规对本国的影响。曾经的西德是欧洲出口意识最强且最依赖于出口的国家，他们同时在东德毫无节制地投资，但是在1990年，西德国内几乎甚至没有人质疑过政府的这种行为会对本国的竞争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种做法不再行之有效。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行业必须认识到首先要问的问题不是：“这值得做吗？”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对国家（或行业）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有什么影响？”美国现在要求任何政治行为都要提出环境影响报告，因此我们需要在政治活动中设计出类似的东西，即我们需要“竞争力影响报告”。在一项决策中，对国家、行业或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的影响不会是主要因素，更不会是唯一因素。但是，在决策时不考虑这方面的因素，这样的决策是不负责任的决策。

    总而言之，知识已经成为关键性资源的事实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国内经济的繁荣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9]1950年以后，一个国家提高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能力将成为决定国内经济成就的主要因素，而且实际上可能是唯一因素。国内经济政策实际上对提高这种能力没有任何帮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也不会降低这种能力（只有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政策除外，而这种政策不仅会迅速破坏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而且还会影响国内的稳定和发展的能力）。

    “外交至上”是17世纪以来欧洲政坛奉行的一条古老政治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美国人表现得勉勉强强，但它也在美国政坛觅到了知音，而且被称为“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它始终意味着，相对于国内政策来说，靠武力维持安全是优先考虑的事情，而且无论是否面临冷战的局面，这种政策十有八九会继续贯彻下去。但是，“外交至上”现在有了不同的含义。它认为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必须在这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和战略中得到优先考虑，而且一个行业或组织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同样也是如此。仅仅有限地参与世界经济的国家（如果仍旧有这样的国家的话）是如此，只徘徊在世界经济边缘的企业亦是如此，认为自己完全本土化的大学更是如此。知识没有国界。世上没有“国内知识”与“国际知识”之分。有的只是知识。随着知识成为关键性资源，即使个别组织的日常经营活动只局限于本国、本地区或甚至当地，我们看到的也只有一个世界经济。

    政府如何发挥作用

    随着组织社会的出现，政府的功能受到了全面的挑战。组织社会中的所有社会工作越来越多地是由组织完成的，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保健或清扫街道，每一个组织都对应一项社会工作，而且只对应一项社会工作。因此，社会迅速成为多元化社会。然而，我们的社会与政治理论仍旧认为政府是社会的唯一权力中心。事实上，西方历史和政治的本质是摧毁所有其他权力中心，或至少让这些权力中心变得软弱无力。自14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延续了500年，并在18世纪和19世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美国除外），大学或官方教会等最早出现的机构虽然保留了下来，但他们都变成国家机构，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成为公务员。但随后，在世界刚刚进入19世纪中叶后，新的权力中心开始崛起了，首先是1870年左右出现的现代商业企业。从此，新型组织接踵而来。

    这不是新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指“公共权力掌握在私人手中”。[10]无论是拥有土地的贵族或修道院，还是自治的城市或英国东印度公司等贸易公司，这些传统的机构都希望扮演政府的角色。在其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他们当然希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要求拥有对成员的管辖权。他们的目标是拥有自己的货币。他们试图在其势力范围内管理贸易与商业活动。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拥有并管理自己的军队。

    组织社会中的新兴机构对“公共权力”不感兴趣。他们不希望成为政府。但是，他们要求在职能上拥有自主权，而且实际上，他们也需要自主权。大学和研究机构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军队了。

    在昔日的多元化社会中，如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或17～18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封建主义，所有多元化的组织（包括英国玫瑰战争期间的封建男爵或日本江户时代的封建领主）都试图控制其社区内发生的任何事情。他们至少试图阻止任何其他人在其势力范围内控制任何关系到社区的事情或社区的任何制度。

    但是，在组织社会中，每一个新兴的组织只关心他们自己的目标和使命。他们不会要求对任何其他事情拥有控制权。但他们也不会对任何其他事情承担责任。那么，谁来关心共同的利益呢？

    这个问题始终是多元化社会的中心问题。以前的多元化社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它又卷土重来，但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迄今为止看到的是这些机构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这些限制令我们触目惊心，即由于他们自己的使命、职能和利益触及到了公共领域或违反了公共政策，因此他们在实现这些使命、职能和利益的过程中四处碰壁。最近40年以来，美国相继颁布了各种反歧视的法律，包括消除种族、性别、年龄、教育和健康歧视的法律，所有这些法律都明令禁止不良的社会行为。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对这些机构的“社会责任”提出质疑：“除了履行他们自己的职责外，要增进公共利益，这些机构必须做什么事情呢？”然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回到遥远的多元化社会，回到封建制度下的多元化社会，虽然人们似乎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私人掌握公共权力”。

    以美国学校为例，我们会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会严重地影响新型组织发挥自己的作用。学校的职责是向儿童传授基础知识与技能，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让学校逐渐成为宣传各种社会政策的载体，其中以消除种族歧视为开端，随后是消除对所有其他“少数民族”的歧视和消除对残疾人的歧视等，这无疑是学校履行职责的能力逐步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实际上是否已在减少社会弊病上取得任何进展还有待讨论；迄今为止，学校不能证明它是特别有利于社会改革的工具。但是，让学校变成宣传社会政策的机构的做法无疑严重地削弱了学校各司其责的能力。

    新兴的多元化社会具有多元化社会的老问题，即如果在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机构只拥有一个目的，那么谁来对公共利益负责呢？老问题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如何既能保持新型机构创造出成就的能力，又能保持社会的凝聚力？这使得一个既拥有强大的力量，又能发挥作用的社会部门的应运而生变得备加重要。这是社会部门将在知识社会的成就上越来越多地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另外一个原因，即使社会部门不会对知识社会的凝聚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25年前首先出现的新型组织是商业企业。因此，人们最初认为新兴的组织社会的问题属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这只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人们最初认为新出现的“利益”属于“经济利益”，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因此，在第一次试图认真处理新兴的组织社会的政治问题时，人们的目标是让经济利益为政治活动服务。首先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是美国人马克·汉纳（Mark Hanna），他在19世纪90年代重建了共和党，而且在许多方面，他是20世纪美国政治的奠基人。他认为政治是主要经济利益集团（如农民、企业、工人）之间存在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他的这种思想一直是美国政治的基础。事实上，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在重建民主党的过程中重新系统化地阐述了汉纳的思想。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Laswell）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实行新政（New Deal）期间撰写的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书籍《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Politics：Who gets What, When, How）对这种思想的基本政治观点进行了论述。

    人们除了关心经济问题之外，还需要关心许多其他问题。对此，马克·汉纳在1896年是一清二楚的。然而，汉纳和40年后的富兰克林·罗斯福都认识到他们必须利用经济利益把所有其他利益整合成一个整体。大多数人在分析美国政治和所有发达国家的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仍旧是以这种假设为出发点。但它不再是一个站得住脚的假设。马克·汉纳认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都是“资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经济利益”法则。但是，知识属于创造经济成就的新资源，在本质上不属于经济范畴。

    知识是不可以买卖的。可以买卖的是知识的成果，如专利带来的收入。专利中包含的知识是无法以任何价格转让的。无论医学院的学生愿意给神经外科医生多少钱，神经外科医生都无法将知识卖给他，当然也不能将知识转让给他，而这种知识是神经外科医生创造出绩效和取得收入的基础。知识的获取与获得任何东西一样都是有成本的。但是，知识的获取是无价的。

    因此，经济利益再也不能将所有其他问题和其他利益整合成一个整体。在知识成为关键性经济资源后，被整合在一起的各种利益开始分崩离析，同时，被整合在一起的现代政治的多元化社会形态也随之开始土崩瓦解。非经济利益逐渐成为新的多元化的社会形态、“特殊利益”、拥有单一目标的组织等。政治的内涵越来越多地不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而是价值观，每一种价值观都是不容置疑的。政治的内涵是子宫里孕育的胎儿的“生存权”，这与妇女控制自己的身体和堕胎的权利格格不入。政治的内涵是环境。政治的内涵是为受到压迫和歧视的群体争取平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经济问题。它们基本上都是道德问题。

    在经济利益上是可以妥协的，这是经济利益成为政治基础的巨大优势。“半块面包仍旧是面包”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在有关所罗门国王断案（the judgment of Solomon）的圣经故事中，“半个婴儿”不是半个孩子。半个婴儿只是一具尸骸和一块肉。在这方面没有妥协的可能。对于环境保护主义者来说，“半个濒危物种”是已经灭绝的物种。

    这令现代政府的危机雪上加霜。报纸和评论员仍然趋向于从经济的角度报道华盛顿、伦敦、波恩或东京发生的事情。但是，越来越多的政治说客不再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左右政府的法律和行为。这些政治说客和给他们提供资金赞助的人会从道德、精神和文化的角度游说政府通过和否决法案。在这些新的道德问题中，每一个问题都体现了一个新兴组织的利益，都声称是不容置疑的。从他们的面包上切下一块不是妥协，而是背信弃义。

    因此，在组织社会中不存在一个将社会和社区中保持独立的组织联合在一起的一体化力量。传统的政党可能是19世纪最成功的政治创新，他们再也不能将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观点整合在一起，共同谋求权力。相反，他们成为不同群体斗争的战场，每一个群体都为绝对的胜利而战，而且除了敌人完全投降以外，他们对任何结果都不会感到满意。

    这样，我们又遭遇到如何组建政府，使之发挥作用的问题。有些国家具有保持一个强有力的独立官僚机构的传统，其中尤以日本、德国和法国引人注目。在这些国家中，行政机构仍旧试图把政府捆绑在一起。但是，即使在这些国家中，政府的凝聚力因特殊利益集团而变得越来越弱，其中最重要的是非经济的特殊利益集团，即道德上的特殊利益集团。

    差不多在500年前，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提出了君主论。自那以后，政治学关心的主要是权力。马基雅维利和在他之后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都想当然地认为政府一旦拥有权力，就可以发挥作用。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要应付的问题将是：“哪些职能是政府可以承担的，是只有政府可以承担的，而且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要在组织社会中承担这些职能，政府可以采取什么样的组织方式？”

    结论：优先考虑的任务——需要社会和政治创新

    21世纪必定是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动荡和挑战层出不穷的一个世纪，在最初的几十年内至少是这样。然而，社会变革的时代还没有结束。迫在眉睫的挑战可能比20世纪已经发生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挑战更严峻和更令人畏惧。

    然而，除非我们首先解决已经属于既成事实的发展结果（即在本文的前几节提到的发展结果）所提出的挑战，否则我们甚至不会有机会解决这些明天的、迫在眉睫的新问题。

    它们是需要优先考虑的任务。这是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在实行自由市场制度和民主的发达国家，我们才可以指望社会具有凝聚力，经济正常运转以及政府具备解决新挑战的能力。对于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教育家、企业管理者、政治家和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以及各行各业的、作为家长、雇员、公民的人来说，当务之急是研究这些需要优先考虑的任务，迄今为止对我们来说，其中大多数都是史无前例的，更不用说有什么经过实践检验的解决方案了。

    总之，这些优先考虑的任务包括：

    ·我们将必须仔细认真思考教育，包括教育的目的、价值观和内容。我们将必须学会规定、衡量并管理教育的质量和生产率。

    ·我们需要系统化地研究知识的质量和生产率——迄今为止我们既没有规定什么是知识的质量，也没有规定什么是知识的生产率。在知识社会，任何组织创造出绩效的能力将越来越取决于这两个方面，甚至他们的生存可能也是如此。但是，在知识社会，任何个人创造出绩效的能力也将越来越取决于这两个方面，甚至他们的生存也不例外。知识要承担什么责任呢？掌握知识的个人，特别是高深知识和专业化知识的人要承担什么责任呢？

    ·任何国家，特别是任何发达国家的政策将越来越需要将国家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放在首位。任何计划实施的国内政策需要以提升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为出发点，或至少要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对这种竞争地位的不利影响为目的。这同样适用于国家内的任何机构的政策和策略，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企业、大学或医院。

    ·我们需要提出迎合世界经济至上的经济理论，而在世界经济中，知识已经成为关键性经济资源，它是比较优势的主要来源，而且甚至可能是比较优势的唯一来源。

    ·我们刚刚开始了解新兴的整合机制：组织。但是，我们仍旧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平衡两个明显对立的要求。组织必须有能力履行唯一的社会职能，而他们就是因为这个社会职能而存在的——学校需要传授知识；医院需要治病救人；企业需要生产商品；服务和资本需要防范未来的风险。只有他们一心一意地集中精力履行其专业使命，他们才能有能力履行唯一的社会职能。但是，社会还需要这些组织承担社会责任，即应对社区的问题与挑战。这些组织共同构成社区。因此，组织社会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和能发挥作用的社会部门，它既不是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也不是以企业为代表的私营部门。但是，单单靠社会部门是不够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组织必须分担重任。

    ·对于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来说，政府的职能及其作用的发挥将变得越来越重要。20世纪无节制发展的“巨型国家”（megastate），无论是极权主义国家或民主国家，都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它没有遵守它提出的任何一项诺言。受政治说客左右的政府既不是特别地卓有成效（事实上它是瘫痪的政府），又不是特别地具有吸引力。然而，只有在我们这个竞争激烈和迅速变化的世界里，我们才需要卓有成效的政府，而在这个世界里，一方面是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一方面是世界军备竞赛所产生的污染，只有它们所产生的威胁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研究帮助政府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社会中发挥卓有成效的作用所需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

    如果20世纪是社会变革的世纪，那么21世纪需要成为社会和政治创新的世纪。

    （1994年）

    [1]有关详细说明，请参阅我在1993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

    [2]See Robert Lawrence and Mark Slaughte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American Wages in the 1980s（Brookings Institute，1993年发表的有关经济活动的论文）。

    [3]请参阅美国战术空军（Tactical Air Force）的前任指挥官比尔·克里奇（Bill Creech）将军1994年出版的《全面质量管理五支柱：如何让全面质量管理为你效劳》（The Five Pillars of TQM：How to Make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Work for You），该书生动地叙述了美国战术空军由一个技能型组织转变为知识型组织的过程。

    [4]有关内容，请参见拙著《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New York：Har-perCollins，1993），especially pages 85-90。

    [5]有关内容，请再次参阅我们在上文提到的比尔·克里奇将军的著作。在书中，他明确地提出，尽管像战术空军这样的军事组织存在各种军衔和规章制度，但是如果成为知识型组织，就会成为分权化的组织。管理一个维修小组的上校与做维修工作的中士属于同事关系。他负责管理中士的工作，但不是中士的上级。

    [6]有关本节论述的内容，我在1993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也可供参考，特别是第6章和第9章。

    [7]有关内容，请参阅我在1992年出版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8]有关内容，请参阅我在1989年出版的《新现实》（The New Realities）中对“教育乃社会目的”的论述。

    [9]有关内容，请参阅我刊登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5年1～2月期上的文章“世界经济在贸易方面的教训”（Trade Lessons from the World Economy）。

    [10]这种说法是美国研究中世纪的权威斯特雷耶（J.R.Strayer，1904—1987）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