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日本有限公司走到尽头了吗

日本有限公司（Japan, Inc.）出现了混乱局面。日本公司在世界市场上一如既往地靠自己的力量竞争。但是，他们不再拥有与众不同的政策，尤其是没有独树一帜的经济政策。针对突如其来的事件做出的短期调整和惊惶失措的反应倒是家常便饭。在西方国家，这些调整和反应不能取代政策，而且取得成效的寥寥无几。部分问题在于，日本可利用的选择方案都不吸引人：这些选择方案都不能让大多数人达成一致意见。它们反而会让这个国家的主要利益集团出现分裂，这些团体包括官僚、政治家、商业领袖、学术界和工会。日本的报纸总是对“软弱的领导者”牢骚满腹。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三十多年以来支撑着日本政策的四大支柱已经土崩瓦解或正在摇摇欲坠，这是根本问题。

日本曾经认为他们是对抗苏联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堡垒，为此，在经济利益与保持东京政府的政治稳定和维持美日战略联盟之间，美国会选择后两者，这就是日本政策的第一个支柱。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大使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反复重申，在美日政治关系与所有其他事务之间，美国会优先考虑前者。老布什政府也明显存在同样的倾向。日本人认为，无论美国咆哮的声音有多么大，对他们来说也无关痛痒，不会伤筋动骨。他们当时的这种想法也是正确的。

日本现在必须对这种想法提出怀疑。克林顿政府会置美国实际的或感觉到的经济利益于不顾而考虑联盟的政治利益吗？当然，美国宣布，一旦日本受到武力攻击，美国将负责保卫日本。然而，日本现在开始认识到美国将变本加厉地要求日本为这种政治上的支持而在经济上付出高昂的代价，而此时，中国，即日本的重要邻邦，恰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经济和军事实力不可小视。欧洲国家从未赞成过曼斯菲尔德的观点，他们的烦恼也就比较少。在今后几年内，欧洲不仅要决定允许多少日本造的产品进入欧洲，而且还要决定日本公司在欧洲境内生产的产品是否可以在欧洲市场上自由和大批量销售。

日本人认为日本的企业可以在世界市场上独领风骚，他们可以预测西方国家的发展趋势，西方国家做得慢半拍和心不在焉的，他们都可以做得更好更快。这就是支撑日本的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支柱。这种策略接二连三地大获成功，首先是索尼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推出晶体管收音机时小试牛刀，然后在几年后，照相机和复印机制造企业争相效仿。它仍旧不失为一项制胜的策略——最近几年，日本企业就是采用这种策略在美国市场上让欧洲的豪华轿车铩羽而归，或手疾眼快地从发明传真机的美国企业手中抢生意。

但是，这些成功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在计算机领域，这种策略遭遇了滑铁卢。日本企业预测到了IBM的发展方向，然后试图在灵活性上击败IBM，然而这使得他们与工作站和网络技术等新兴行业失之交臂。在计算机芯片上，日本企业没有把握住行业发展的趋势，他们弃高附加值的专用电路于不顾，反而集中精力开发低附加值的、无特色的产品，结果他们现在受到其他国家的生产企业的猛烈冲击，而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都很低。在电信方面，日本错失了发展到无线电话传输（蜂窝电话）技术的机会，而这种技术很可能在世界市场取得长足的发展。在电子消费品和高清晰度电视方面，虽然人们还没有笑到最后，但是日本企业再一次采取守势，他们没有打出致命的一拳。

1992年，即使日本对美国的出口顺差在数量上再一次进入上升轨道，但是他们在质量上却出现了退步的迹象。汽车这个在每一个发达国家的市场都出现饱和迹象的成熟行业贡献的出口额现在几乎占3/4。甚至在这个行业，日本企业从美国企业中抢走生意的局面也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现在只能与欧洲进口车争夺市场。通用汽车当然仍旧在丧失市场份额，但是现在是输给了福特和克莱斯勒。

日本人认为，日本的国内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受到乱糟糟的外部世界的影响。这是支撑日本的经济实力的第三个传统支柱。这种观念的基础是日本人对进出口的认识，即他们进口的主要是食品和原材料，出口的主要是工业品。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原材料价格滑落的速度和深度都大于工业品，即日本的出口价格。因此，当世界经济走下坡路时，用日本的经济术语表示的贸易额（即相对经济实力）和贸易差额（即绝对经济实力）往往出现好转的迹象。

这个等式仍旧灵验。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日本为什么能够在过去几年内一直保持贸易顺差。世界食品和原材料的价格现已连续十几年保持下降趋势，但对于日本经济来说却是一大笔经济补助。相对于工业品的价格，他们现在购买商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大约只相当于1979年的一半。然而在国内，日本现在陷入衰退已经有两年多了。就业率、产值、利润和投资仍旧呈下滑之势，而且所有这四项似乎都受世界经济趋势的制约，而它们本应对外界的经济趋势具有免疫力的。

第四个支柱是坚持长期政策不放，兼备偶尔破例、满足特殊利益和抓住机会的灵活性。他们定期审查其政策，并在必要时进行修正或修改。这种策略避免了短期的权宜之计，而如果短期的权宜之计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全国舆论就会为之哗然。

1960～1985年的25年中，日本一直坚持长期政策不放。但是，到了1985年，价值高估的美元实行浮动汇率制，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在几个月内一下子跌了50%。在日本出口的产品中，2/5都是出口到美国的，因此他们感到他们的出口受到了威胁，并为此而感到惊惶失措。为了挽回他们损失的出口销售额和利润，进而支撑终身雇佣制和保持社会的稳定，政府仓促间展开了一场疯狂刺激国内消费的运动。

日本的制造企业是否真正需要大剂量的经济强心剂还有待讨论。大多数企业很快都能适应一跌再跌的美元价值和缩水的出口收入。无论是否需要，日本都不应该在经济陷入困境时刺激国内消费。推出这种措施的时候恰逢人们的购买力和生活方式迅速发生转变，当时没有消费能力、战争和战后贫困的阴影仍旧挥之不去的老一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雅皮士”和婴儿潮一代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政府的政策于是掀起了经济历史上最大的消费浪潮。它还刺激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在投机者的推动下一路飙升。3年后，日本人现在所说的“泡沫经济”达到了最高点，东京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价格是税前利润的50～60倍（即税后收益不足1%）。在东京比较好的办公地段，房地产的抵押价格是每年出租收入的50倍。

1990年年初，泡沫经济崩溃了，股票市场的市值仅仅在几个月内就缩水一半。如果储蓄银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被迫按实际的价值减记他们持有的股票和房地产贷款的账面价值，他们的金融体系将遭遇灭顶之灾。日本没有像美国通过商业银行和非银行储贷机构处理拉丁美洲的贷款和房地产贷款一样，他们没有采取管理和调控手段，没有选择放弃，他们反而假装什么损失也没有。1993年春季，政府大规模买入的股票和债券占东京股票交易所所有交易额的1/3。一旦经济复苏，市场“必须”回升，这样政府就可以出售政府持有的证券，甚至可以获利，这就是官方的方针政策。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政府持有这种资产的行为掩盖了市场的真相。政府每拖延一天面对金融现实，问题就越不好处理、更容易引起争议、更容易造成分裂而且更容易破坏政治体制。

一旦局面再一次恢复“正常”，日本将回到传统的长期政策上来，这仍旧是政府的方针政策。任何见多识广的日本人，无论是否在政府工作，他们会不会认同政府的这种想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在可以预测的将来，日本很可能不会退回到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的体制。相反，他们会越来越像主要西方国家，多年以来，西方在经济上的优柔寡断和缺乏方向的弱点一直是日本人讥讽的对象。“日本有限公司”将不复存在，统一的声音将一去不复返，一个负责制定政策的、通过“政府指导”驾驭经济的班子将成为历史。公司、行业和利益集团将在国内和国际社会上面临各自为战的局面。“政策”没有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临时的短期措施，这些措施可能还越来越显得僵化（同时，许诺可能越来越宏伟，就像在西方国家一样）。

与西方国家一样，这种前后矛盾的政策在日本将受到普遍指责，但是它并不是普遍不受欢迎。处于领先地位的制造企业，特别是在世界市场取得成功的企业，宁愿回到以前的日子，即经济政策具有连贯性，而且制定经济政策的是强大的政府机构。但是，日本的许多其他居于领先地位的企业对“政府指导”不再抱有幻想，而“政府指导”在过去10年中使他们在战略上屡犯错误，例如重点发展大型计算机和超级计算机，以及在电信和电信设备领域维持垄断局面。

如果没有统一的政策和政府指导，每一家日本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应该具有更大的竞争力。他们会更快地抓住市场机会并应对市场挑战。他们很有可能依靠三项竞争法宝更努力地参与竞争，他们打败西方竞争对手所使用的法宝是：对整个生产和销售流程的经济活动进行控制，而不是采用会计手段控制每个步骤的成本；零缺陷品质；用钱换时间，从而缩短开发、生产和交货周期。

有些公司已经抛弃了传统的策略，即揣摩西方竞争对手的意图并靠智谋打败这些对手，他们真正开始重视以创新突破为目的的研发工作。西方国家的一些公司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同样，日本的一些公司也可以放弃“日本的方式”，而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这样才有希望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如果没有连贯的长期政策和强有力的领导，而是像美国、英国、法国或德国那样实施西方的短期经济政策，那么日本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会不会有更好的表现，这仍旧值得怀疑。

美国应该避免幸灾乐祸和“敲打日本”，而美国却可能做不到。日本发生金融危机是美国或发达国家的任何其他人都不愿看到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现混乱和左右摇摆的政府或社会变得越来越迷失方向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种情况只能说明日本人将开始寻找代罪羔羊，他们大概会在美国人当中寻找这只代罪羔羊。

美国政府将名正言顺地给日本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以消除在公平的条件下让美国的商品、服务和投资进入日本的障碍。日本几乎不像美国大众想象的那样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否则在过去10年内，美国制造的产品对日本的出口额也不会几乎翻了一番，特别是高科技产品。事实上，相对于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总额，今天的贸易逆差只不过是10年前的一个零头。同时，日本迄今为止仍旧是美国食品和木材的最佳顾客，而日本本可以按同样的价格从其他国家轻而易举地采购到相同质量的商品。

在日本经营的外国企业仍旧面临真正的障碍。不论好坏，苏联威胁的消失意味着美国现在没有理由不能要求日本为美国的产品、服务和投资提供日本产品、服务和投资在进入宽松得多的美国市场时所享受到的同等待遇。

美国政府需要的贸易政策能在哪些方面在消除日本的贸易壁垒上取得不同凡响的实际效果，他们的贸易政策就应该侧重于这些方面。例如，这意味着忘掉日本禁止进口大米的禁令。美国在大米问题上的喋喋不休帮不了任何人，反而会让日本的政客们有机可乘，他们会巧妙地指责美国强迫他们削减数额越来越高，提供给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种植水稻的日本农民的补贴。如果日本以外的任何地区准备向日本提供大量大米，这个地区不是加利福尼亚，而是成本较低的泰国或越南。同样，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制造企业强烈要求给日本的进口汽车设置障碍，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也完全是一时冲动；汽车工人的工会会鼓掌欢迎，但这根本就帮不了底特律。不过，这会大大有助于日本的主要汽车制造企业改善公共关系。底特律的要求会让日本人找到求之不得的借口，让他们加快步伐，将面向美国市场的生产活动完全从日本转移到美国的工厂，而在美国生产的成本实际上要低于他们本国的成本。他们因此完全有理由让终身不会失业的日本工人下岗，在政治上这是不可思议的，但在经济上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与日本的关系上，除了表现得更机智一点和少一些花言巧语外，美国政府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要明白日本正在处于转型期。他们需要重视日本，这是因为日本是留给美国农产品和林产品的唯一大顾客，同时是美国最大的工业品顾客之一。日本仍旧是唯一完全发达的、非西方的民主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现在的政府中存在一种显而易见的现象，即高层决策者们似乎都不了解日本或把日本放在心上，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