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寻找新兴市场

自从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创伤愈合后，一晃40年过去了，在消费需求的推动下，世界经济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并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登峰造极，其标志就是在发达国家掀起巨大的购物狂潮。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正在面临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转移，即经济的发展和扩展不再以消费需求为基础。

这种转移的一个特征就是：自从第一台电视机问世以来，每一款新型电子消费产品都会立即引发一场购物潮流，特别是在日本。然而1991年，当几款在技术上令人非常兴奋的电子消费品在日本市场推出时，人们几乎无动于衷。

更重要的是，新兴市场不是消费品的市场。新兴市场也不是传统的生产资料市场，即机械和工厂的市场（事实上，全世界的制造企业可能会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日本和西欧表现得最突出）。相反，在新兴市场中有三个市场是各种“基础设施”的市场，即为生产企业和消费者服务的设施。第四个新兴市场的主体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产品”或“服务”。

准入门槛最低的新兴市场是通信和信息。第三世界国家对电话业务的需求实际上是无止境的。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匮乏的电话业务，同时对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莫过于完善的电话业务。电话系统需要大量资金。但是，随着靠电线线路传输信号的传统电话被靠无线电波传输信号的蜂窝式电话所取代，这些技术可以从根本上降低所需的资金投入。一旦电话业务系统安装调试完毕，如果维护得好，它很快就会开始收回成本。

在发达世界，信息和通信市场的规模甚至可能更大。明天的办公室和学校的建设很可能以信息和通信为中心。我们已经知道明天的工厂的组织方式将以信息为中心（而仅仅在10年前，我们还认为其以自动化为中心）。技术已经投入使用；它只需要恰当地加以包装。

第二个新兴市场是所谓的“环境市场”，它最后提供的机会可能比第一个市场更多。它包括3个独立的部分，所有部分发展得都很快：

1）水和空气净化设备市场。在美国，水和废水的净化发展得非常迅速。1977年以后，美国制造企业的用水量已经减少了1/3，而且到2000年准备再减少1/3。美国制造企业对空气的污染也呈大幅下降之势。日本甚至可能走在了前面，而欧洲仍旧远远落在后面。但是，制造企业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大户。例如，在水污染方面，城市污水是最大的罪魁祸首。虽然我们掌握了相关的技术，但是在处理水污染方面，任何国家都是任重道远。

2）土壤生物产品市场。在这个市场，化学除草剂和杀虫剂将被无污染的产品所取代，其中主要包括生物产品。这些产品中的首批产品刚刚面市。业内专家相信，到2000年，发达国家按商业化运作的农业使用的所有除草剂和杀虫剂都将是生物产品，而不是化学产品。

3）能源市场。能源市场是环境市场的最大组成部分，在2000年以后，它才会成为一个主要因素。我们越来越需要减少可能造成极大污染的能源，如汽车发动机使用的汽油或发电站使用的煤。太阳能电池和不产生污染的燃煤锅炉是首先实现减少污染能源的技术，它们将不再是科学幻想；10年内，这些产品将成为大众化产品。

第三个新兴市场实际上根本不是新出现的市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需要修复、加强和升级客观存在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系统，如公路、铁路、桥梁、港口和机场。

服役期限低于30年的基础设施在全世界屈指可数，而且在不发达国家，自1929年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基础设施一直得不到重视。在日本，他们仅有的几条高速公路甚至都是20世纪60年代修建的；美国的道路系统曾经令世界叹为观止，但现在已经老态龙钟。欧洲所有国家的铁路系统运输的货物不超过该国总运量的1/10，而且都入不敷出。同样在日本，虽然铁路运输大量旅客，但仍无法以货物承运人的身份为国家经济贡献力量。

反观美国的铁路的发展现状比较合理，至少，其运输的货物几乎占全国总量的2/5，而且保持盈利。但是，美国的运输系统甚至也是超负荷运转，而且年久失修，因此也无法承担更多的运量。海运基本上保持着良好的状态，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负责管理海运业务的是私营企业。然而在其他方面，全世界的运输系统可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期限长达10年以上，当可与19世纪中叶掀起的铁路发展高潮相媲美。

第四个新兴市场是由人口引发的。它就是为晚年生活理财的投资“产品”市场。

人寿保险是19世纪的主要投资产品，它当然也应被称做“死亡保险”。它为防止家庭因家庭的顶梁柱英年早逝而陷入经济困境提供经济上的保障。在所有发达国家，保持增长势头的新行业是“生存保险”，即工薪族为在退休后拥有足够的生活费用，通过节省收入而形成的基金。众所周知，养老基金已经成为美国经济中唯一名副其实的“资本家”。在其他发达国家，养老基金也正在迅速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家，而且原因也是相同的：越来越多的人在退休后过着富足的生活。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对投资工具的需求也应运而生，这种需求与我们以前注意到的任何需求相比尤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经济增长的潜力是非常大的，这种势头甚至可能再延续40年。我们有需求；我们也有技术和资本资源。但是，这种潜力与传统的假设和美国民主党和英国工党提出的议案是水火不相容的，他们认为政府通过增加支出可以刺激消费。事实上，这种措施更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消费支出，而是长期投资和由此创造的就业机会。

美国共和党和英国保守党为鼓励这种投资而提出的措施是同样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的。他们认为投资者都是“富人”，其实今天的投资者实际上几乎没有“大量财产”。每个人每年存入养老基金的金额一般不超过1万美元；而且每个人认购共同基金的金额一般在2 500美元左右（共同基金对于储蓄者个人来说是首选的投资工具）。

我们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基础设施的私有化。我们应该靠在竞争性市场上经营的、由投资者拥有的和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来满足我们在通信、环境和交通上的需求。在这方面，美国开创了先河：19世纪下半叶诞生了“公共事业”。这使得美国的铁路、电力和电话公司保持私有化和竞争力，而在其他国家，这些部门是由政府控制的。

在基础设施的私有化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进步。德国很久以前在治理该国污染最严重的河流——鲁尔河——的过程中，允许不向鲁尔河排污的企业分享河流治理带来的利润。在加利福尼亚的森特勒尔瓦利，向农场主分配的水已经成为可买卖的商品，从而鼓励购买水的人节约和净化水资源。

私有化是保证人们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的一个办法。今天，无论是通过税收的方式，还是通过借款的方式，世界上的任何政府都不能独自解决这个问题。然而，资本是现成的，而且是充足的，同时，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也是现成的。

（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