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世界经济在贸易方面的教训

人们对国际贸易政策，特别是对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的看法可谓众说纷纭。他们在争论这些问题时充满了激情，但很少能拿出足够的证据。世界经济在过去40年中的发展速度实际上达到了18世纪的“商业革命”（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第一批现代经济体和经济规律）以来的顶峰。在过去几年中，虽然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停滞和衰退，但是世界经济仍旧保持了迅猛的扩张速度。但是没有人问：事实情况是什么？这些事实让我们学到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在国内经济政策上，我们得到了哪些教训？

我们得到四个方面的重要教训：世界经济的结构；贸易和投资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世界经济与国内经济的关系以及贸易政策。每一个方面的教训都与每一个人（包括自由贸易主义者、贸易控制主义者或保护主义者）的实际想法和观点有相当大的出入。

20年前，没人提到过“世界经济”。当时的术语是“国际贸易”。现在，每一个人都在谈论世界经济。术语的变化反映出经济现状的深刻变化。20～30年前，一个国家边界以外的经济体，特别是中等国家或大国边界线以外的经济体仍旧可以被视为不同和独立的经济体，是在处理国内经济时和在国内经济政策中可以安全地忽略的经济体。在证据面前，随着云开雾散，我们发现上述想法纯粹属于错觉，但是这种想法仍旧是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全体大众的基本立场，在美国，情况尤其如此。

“国际经济”传统上分为两个部分：对外贸易和国外投资。世界经济也分为两个部分，但它们不同于国际贸易的内涵。第一部分包括资金和信息的流动；第二部分是迅速融为一体的贸易与投资。它们实际上只是同一现象的两个不同方面，即世界经济中的新兴的和一体化的经济力量——跨境联盟。虽然这两个部分都保持很快的增长率，但是资金和信息的流动是增长最快的。我们应首先讨论它们。

伦敦银行同业市场（London Interbank Market）是世界资金流动的中心，由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构成的“真正的经济体”在几个月里或可能在一年中所需的资金都不及它一天处理的资金量多。同样，伦敦、纽约、苏黎世和东京等主要货币市场一天的交易额超过了真正的经济体的国际交易额几个数量级。

信息的流动量——包括会议、会谈和研讨会；靠电话、远程电信会议、传真、电子邮件实现的电信业务；计算机传输；软件；杂志和图书；电影和电视；靠新技术（主要包括电子技术）实现的许多其他通信方式——可能已经超过了以信息所产生的费用、版税和利润为表现形式的资金的流量。信息流动的发展速度还可能超过了以前在经济史上产生的任何交易类别的发展速度。

跨国资金的流动可以说是银行家所谓的“有价证券投资”的接班人，而后者是追逐红利或利息等（通常为短期的）财务收益的投资资金。但是，今天的资金流动不仅在数量上是庞大的，超过了以往有价证券投资的投资额，而且它们是几乎完全自发的，是任何国家机构或任何国家政策所无法控制的。最重要的是，它们产生的经济影响也是不同的。传统有价证券投资的资金流动可以起到稳定国际经济的作用。它们从短期回报率低的国家（利率低，股票或货币价值就被高估，回报率也就低）流向短期回报率高的国家，从而恢复平衡。它们根据一个国家的金融政策或经济状况采取相应的行动。今天的世界资金流动已经成了不稳定因素。它们迫使一个国家启动“应急”程序，例如大幅度提高利率，从而扼杀商业活动，或者在一夜之间使货币贬值，使货币的价值低于该国的贸易平价或购买力平价，从而产生通货膨胀压力。今天的资金流动基本上不是以获取更大收益为目的的，而是以立即获取投机利润为导向的。它们是一种病态，说明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实际上都不起作用，尽管这两种汇率制度是我们迄今为止唯一了解的两种体制。由于资金的流动属于一种症状，因此政府采取限制措施是徒劳无益的，例如征收资金流动利润税；这样，它们就会跑其他地方去。它们自然是一种狂热；但它们不是病。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在经济中建立防范资金流动影响的机制，而且在有效贸易政策的具体细则中需要加入这种机制。

与资金流动相比，信息流动对经济的影响是良性的。事实上，能够像迅猛发展的信息——无论是电信、计算机数据、计算机网络，还是娱乐媒体提供的、了解外部世界的手段（尽管被滥用）——这样刺激经济发展的事物还真不好找。在美国，信息的流动和传送信息所需的商品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一笔外汇收入来源。但是，信息的流动与中世纪的教会一样都主要是社会现象，后者虽然在几个世纪中，在欧洲一直是仅次于农业的最大经济活动，而且是最大的民用用人组织，我们都认为它不是经济现象。信息流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和社会上。高成本等经济因素不是刺激信息的流动，而是抑制信息的流动。然而，信息的流动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世界经济的第一个教训是，两个最重要的现象（资金的流动与信息的流动）与我们现有的任何理论或政策都格格不入。它们甚至不是“跨国的”；它们完全是外部的，“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实际上对于所有人来说，国际贸易就是商品贸易，即工业品、农产品和石油、铁矿石、铜和木材等原材料的进出口。报纸天天报道的就是商品贸易。但是，国际贸易越来越多地指服务贸易，而媒体对此几乎只字未提，人们多半也不会注意到这种贸易形式。但是，即使是商品贸易，它也不再是所有人实际上认为的商品贸易，包括经济学家和政策的制定者。它不再是销售或购买某件商品的“交易”行为。它逐渐成为一种“关系”，即结构性贸易或机构性贸易，其中，一笔交易只是一次“发货行为”，在会计上只是一个条目。同时，服务贸易与关系贸易的表现形式与交易商品贸易截然不同。

众所周知，美国的贸易逆差数额巨大，而且处理起来非常棘手。然而，实际上，美国的贸易额差不多是平衡的，可能还有小额的顺差。令我们的报纸、商人和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以及政治家每天捶胸顿足的贸易逆差是商品贸易的逆差（产生逆差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浪费的石油简直骇人听闻；美国农产品的产量和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稳步下降）。然而，美国在服务贸易上存在巨额顺差。这种顺差来源于金融服务和零售业；高等教育和好莱坞；旅游业；医院；图书、软件和电视节目的版税；咨询公司；技术费用和专利费以及许多其他行业和职业。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美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占商品贸易逆差的2/3，而这种统计数字仅每3个月公布一次，而且发布这种数字的载体是人们很少看的政府公报。但是，即使收集这些数字的政府统计学家认识到这个情况，媒体对美国服务贸易的出口额的报道力度也是不够的。实际的数字比官方的统计数字高出50多个百分点，而且服务贸易的出口额仍旧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

美国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份额是最大的，其次是英国，而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份额是最小的。但是，在每一个发达国家，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已经能与商品贸易并驾齐驱，并且可能远远超过了商品贸易的增长速度。在10年内，至少对于高度发达的国家来说，服务贸易额可能会与商品贸易额平起平坐。

在服务贸易中，根据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调控国际贸易的“因素”只能完全影响到其中的一种服务项目，即旅游业。外汇行情一有波动，对它的影响就会立即显现出来，而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对它的影响则不能马上体现。其余2/3甚至更多的服务就不会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大多数服务贸易都需要用到进出口知识。

然而，越来越多的商品贸易也开始不受传统经济因素的短期（和甚至长期）变化所左右了。在结构性贸易中，企业在最初设计产品时就已经决定了要在什么地方进行生产。对于一款新型汽车，发动机、变速箱、电子装置和车身等主要零部件将由各家工厂生产，有的是汽车制造企业自己的工厂，更多的是供应商的工厂，这些工厂分布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比利时、日本和德国。总装配也将在位于四五个国家的工厂中完成。除非在10年内对这款车型进行重新设计，否则在最初的设计中指定的工厂和国家就“锁定”了这些业务。只有在大难临头时才会有变化，如遭遇战争或火灾，使得工厂遭灭顶之灾。

瑞士的一家医药公司在爱尔兰的大工厂同样也不“销售产品”。它将化学中间体运到该公司的各个成品工厂，而这些工厂分布于19个国家，分别位于大西洋两岸。它按“内部调拨价格”收取费用，而这种价格纯粹属于会计上的处理方法，与税和生产成本有很大的关系。在有关结构性贸易的决策中，市场和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和外汇汇率是限制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

但是，还有一种贸易是“机构性”贸易。当制造企业兴建新的工厂时，或当廉价商品零售商开设新的大型超级市场时，它十有八九会使用它在现有设施中一直使用的、熟悉的和知道它可以依赖的机器、工具、设备和耗材。它将在为其现有的工厂或商店供货的公司购买这些产品。无论新的工厂或商店是否与这家公司在同一个国家，情况都是如此。无论是美国的制造企业在西班牙兴建工厂，还是德国的零售商在美国开设超级市场，抑或是日本的企业收购上海的工厂，并为这家工厂提供新的装备，情况也是如此。传统的“生产要素”与机构性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毫不相干，在这一点上机构性贸易与结构性贸易没有任何差别。

机构性贸易与结构性贸易的表现形式与公认的规律格格不入。但是，这个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除了在法律意义上之外，它们都不是“对外贸易”，即使当它们跨越国家的边境线时。对于企业来说，无论这些物资是来自己国的，还是来自法律意义上的外国的工厂或供应商，这两者绝对没有什么差别。同样的道理越来越适用于外部供应商发运的货物与公司内部提供的货物。对于企业来说，如汽车制造企业、医药公司和廉价商品零售商，这些属于他们自己“系统”内的交易行为。

在过去30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结构性贸易与机构性贸易的增长势头极为迅猛。我们没有可靠的数字。我们估计它们占美国全部商品贸易额的1/3（保守的估计）～2/3（这个数字几乎肯定是太高了）。每当我能够获得有关的数字时，我都发现机构性贸易额与结构性贸易额会占公司的全部进出口额的40%～50%，大公司和中等规模的公司都是如此。我敢肯定地说，传统的交易商品贸易额仍旧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但是，关系贸易发展的速度更快一些。现在，传统的交易商品贸易额可能不超过发达国家贸易额的1/3。其余2/3是服务贸易或基于关系的商品贸易，后两者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

同样，“投资”现在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而它属于传统国际经济模式的另一个方面。上文讨论过的有价证券投资已经演变成资金的流动，后者根本就不是投资行为。但是现在，“直接投资”（即在海外组建新的企业或收购现有企业的投资行为）也开始迅速地发生变化。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直接投资似乎不易发生变化。20世纪70年代的跨国公司相当于直接投资的载体，与1913年的跨国公司看上去没有明显的差别（1913年的跨国公司与现在的跨国公司都控制着世界上大部分制造资源，而且现在的跨国公司控制的银行和保险资源比当时的跨国公司多得多）。传统的直接投资仍旧保持增长；事实上，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爆炸性增长。但是，投资的行为迅速转变为“联盟”：合资企业、合作关系、知识转让协议以及“外包”。在联盟中，如果有投资的话，投资也是次要的。例如，美国引领科技潮流的微芯片设计企业英特尔公司最近与日本的主要电子产品制造企业夏普公司结成联盟。英特尔公司将与这个日本企业共享一款非常先进的微芯片的设计方案；日本企业反过来将负责制造芯片，并与英特尔公司分享产品的利润。一个贡献技术能力，另一个贡献生产能力。许多大学的研究实验室与企业（医药公司、电子公司、工程公司、计算机公司和食品加工企业等）也纷纷结成联盟。许多组织也与外部企业结成联盟，将他们的支持性工作外包给这些企业：美国的许多医院现在让外部的、独立的供应商做维护、总务管理、计费、收款和数据处理工作，并且越来越多地让他们管理实验室、理疗和诊断中心。英国和日本的医院也越来越多地采取这样的做法。计算机制造企业现在将数据处理业务外包给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即罗斯·佩罗创办并卖给通用汽车的公司）这样的承包商，从而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业务。像这样与小型而独立的软件设计公司结成联盟的计算机制造企业比比皆是。商业银行与共同基金的募集者和管理者结成联盟。中小规模的学院互相联合起来，共同处理文件上的工作。

在这些联盟中，有些联盟的资本投资数额相当巨大。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日本和美国的公司组建的合资企业在日本生产面向日本市场的、由美国设计的商品。但是，即使在当时，联盟的基础也不是资本，而是互补的知识：即美国人提供的技术和制造知识与日本人提供的市场营销知识和管理。无论任何性质的投资，象征性的意义越来越大于实质上的意义，即投资方都拥有对方企业的少数股份，象征着合作伙伴之间建立的纽带关系。在越来越多的联盟中，各个合作伙伴在财务上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关系，例如，英特尔和夏普在财务上明显不存在任何关系。在现存的、历史最长和最成功的联盟中也不存在任何投资关系，如英国的零售商马莎百货在20世纪30年代初缔造的联盟，其中包括大量纺织品、服装和鞋类制造企业（后来又增加了特色食品的生产企业），在1950年以后，日本模仿联盟的运营方式发展出自己的企业联盟。在这些联盟中，马莎百货与制造企业共同开发产品，而制造企业承诺只为马莎百货生产这些产品，马莎百货承诺只向该制造企业购买这些产品。

没有人知道现在有多少这样的联盟。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存在不是靠一纸文书维系的，而是属于非正式的联盟。然而，在世界经济中，联盟日益成为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形式。一些大公司，如日本的电子产品巨头东芝公司或世界首屈一指的高科技玻璃制造企业康宁玻璃公司（Cor-ning Glass），各自在全世界可能拥有一百多个联盟企业。欧盟一体化进程对联盟的依赖程度比对并购活动的依赖程度高得多，特别是主导大多数欧洲国家经济的由中等规模企业组成的联盟。与结构性和机构性贸易一样，企业在各自的联盟中不分国内和国外合作伙伴。联盟产生了系统关系，即家庭关系，其中的合作伙伴分别讲日语、英语、德语或芬兰语，但这无关紧要。虽然联盟越来越多地带来贸易和投资机会，但是联盟存在的基础既不是贸易，也不是投资。联盟是知识的蓄水池。

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世界经济的关系。经济学家挂在嘴边的是“出口拉动型的发展方式”和“外国投资拉动型的发展方式”。但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大中型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认为，唯一重要的是国内经济。国内经济的独立自主及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于经济学家、政策的制定者和全体民众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前面讨论的问题应该已清楚地表明，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差别已经不再是经济现实，尽管仍旧属于政治、社会、文化和心理现实。国内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这是我们在过去40年中总结出来的一个确凿无疑的教训。1950年后的40年中，一个国家国内经济的表现与其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日本和韩国是在世界经济中发展最快的两个主要国家，他们的国内经济也是发展最快的。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也适用于西德和瑞典，在过去40年中，他们是在世界经济中做得最出色的两个欧洲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出现倒退的国家，他们的国内经济也是一贯地一塌糊涂，英国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美国和法国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非常有限，在国内经济的表现上，他们属于泛泛之辈，既非出奇的好，又不像英国那样经常委靡不振和陷入重重危机。

同样的一一对应关系也适用于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部门。例如，在美国，服务业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在过去15年内大幅攀升，例如金融、高等教育和信息等行业。这些部门在国内经济中也取得了最长足的发展。在制造业，许多行业通过出口、海外投资和企业联盟等方式大幅增加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例如电信、制药、软件和电影，其在国内市场中的表现也是最出色的。美国的农业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不断萎缩，经常陷入萧条和危机，只是靠不断增加的补贴勉强度日。

国内经济的表现与刺激国内经济的政策反而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历史记录表明，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破坏国内经济。抬高通货膨胀率是政府的唯一选择，如林登·约翰逊的通货膨胀政策给美国经济带来的破坏（25年后美国经济仍旧没有完全恢复原状）以及始终支持通货膨胀的政策对意大利经济的影响。但是，如果说政府刺激经济的任何政策，包括符合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应经济学或新古典主义的政策，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我们还没有找到丝毫的证据。经济学家们40年前曾信誓旦旦地说，经济周期已经不存在了，但事实却截然相反。经济周期的运行方式与过去150年以来的运行方式别无二致。迄今为止，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开经济周期。但是，在经济的衰退期，当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实际上与周期性的经济复苏不期而遇时（这种情况极为罕见），这纯属巧合。任何政策出现这种巧合的可能性都不会比其他政策的可能性更大。在特定国家实施的某项政策在A衰退期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当同一个国家进入B衰退期或C衰退期时再实施这项政策，它就不会产生任何效果。我们不仅发现，政府刺激经济的短期政策是无效的，而且有些发现更令人大吃一惊：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政府无法控制“经济气候”。

但是，国内经济与参与世界经济之间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令人信服地说明，是否参与世界经济已经成为主导发达国家的国内经济的因素，而这种参与是长期的，涉及大量不同的现象，包括普遍不同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具有不同结构，实施不同财政和税收政策，他们参与世界经济的形式也各不相同。例如，1990～1992年，美国经济没有出现严重的衰退（更不用说名副其实的衰退了），男女成人的失业率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的失业率一样居高不下（而且根据任何历史标准判断，当时的失业率实际上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完全是美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提高了，而且制造产品的出口急剧增加。同样，从1993年年末到现在，日本没有完全陷入衰退，同时失业率没有达到欧洲的水平，即大约8%～10%（反而徘徊在3%以下）。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即日本的制造业大幅增加对亚洲大陆的出口，特别是集团性出口。

因此，对于每一个发达国家来说，世界经济已经成为发展、繁荣和就业的发动机。每一个发达国家的经济都是由世界经济拉动的。

我们现在可以回答以下问题：“在世界经济中，什么政策是有效的而什么是无效的？”今天，争论主要分为两派，一派鼓吹日本式的“委托贸易”，一派提倡传统的自由贸易。但这两派都错了，而且证据显而易见。委托贸易指政府挑选和扶持“优胜者”。但是，MITI（日本贸易与工业部）挑选的企业最后不会都成为真正的优胜者。MITI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挑选的企业集中在铝业、其他有色金属、飞机和航空航天，但这些企业都铩羽而归。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MITI转向高科技，资助生物医学、制药、大型计算机、电信、国际经纪和国际商业银行等行业，这些企业又一次没有在世界市场上取得重大进展。征服全世界的日本企业不是受到MITI的强烈反对，如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索尼公司和20世纪70年代的汽车工业，就是被MITI视而不见，这种状况在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后才有所改观。日本组建财团的政策收效甚微，在这种财团中，主要的公司为开发新技术而联合在一起，例如超级计算机或生物遗传学。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在后知后觉上的确如此。首先，挑选优胜者就像在算命。MITI挑选而且必须挑选的是当时在比较先进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取得成功的行业。它不会而且也不能挑选在未知的将来可能取得成功的行业。因此，MITI在20世纪70年代初扶持的是大型计算机，此时恰巧是个人计算机异军突起的前夕，即大型计算机即将止步不前之际。其次，MITI挑选的是在其他国家已经取得成功的行业。但这意味着它挑选的是与其他国家的能力相称的行业。它没有挑选，也不能挑选人们最后才知道与日本的能力相称的行业，即超凡的小型化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存在是看不见的，甚至日本人自己也不知道它的存在。这是一个原因。在微型芯片出现前，任何人，包括日本国内或国外，都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这是另一个原因。同样，在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冲突”前，在美国市场上，日本人缩小美国大型汽车的尺寸并制造出小型节能汽车的能力得不到认可。任何人无法或愿意预见到，引领世界汽车工业的美国汽车巨头在20年的时间里面对日本人的攻势表现得苍白无力。最后，世界经济已经变得极其复杂，任何人都无法猜透或分析透其中的玄机。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们掌握的数据实在无法显示出重要的发展动态，如服务贸易、结构性和机构性贸易以及联盟的发展。

但是，有人会争论说，日本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说得很对）。这确实不是支持自由贸易的人所鼓吹的，即它不能被解释为传统自由贸易的胜利。我们现在之所以知道这种贸易方式为什么会成功，主要是因为世界银行最近（1993年）发表了一篇题为《东亚的奇迹》（The East Asian Miracle）的研究报告。^[1]

世界银行研究了东亚的8个“超级明星”：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这8个国家和地区起步的时间各不相同，但是一旦启动，他们的内部经济和国际经济都取得了类似的发展结果。30年前，他们的工业品出口额总共占世界总出口额的9%，现在则占21%（这意味着英国、荷兰和比利时、苏联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共损失了12%）。30年前，在这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2/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今天，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口激增，但这个数字不足5%。其中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现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和地区之一。然而，他们在文化、历史、政治体制和税收政策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包括推行自由主义的中国香港、实行干涉主义的新加坡和主张国家统制经济的印度尼西亚。

所有8个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点是两套经济政策。首先，他们不试图控制国内经济的短期波动。他们不试图控制“经济气候”。事实上，在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他们放弃控制国内（或地区内）短期波动的企图前，经济奇迹是不会开始出现的。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重点反而是创造恰当的“经济气氛”。他们的通货膨胀率都很低，他们加大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他们奖励储蓄和投资，限制消费，因此鼓励高储蓄率。

创造东亚奇迹的8个国家和地区都拥有共同的第二套经济政策，即相对于国内经济，他们更重视在世界经济中的表现。在他们的决策中，第一个问题总是：“这个决策将对我们的企业的竞争力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表现产生怎样的影响？”而不是：“这个决策将对国内经济和国内就业率产生怎样的影响？”但这个问题却是大多数西方国家关注的问题，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然后，这8个国家和地区为在世界经济中取得成功而采取积极的扶持、鼓励和推进措施。虽然MITI没有预料到日本的成功，但是日本的整个体制有利于在世界市场取得成功和与世界市场共进退，它采取的措施包括向出口企业提供大量税收优惠；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项目很容易获得贷款（而国内贸易项目很难拿到贷款，而且贷款利率高）；在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上有意抬高价格和利润，从而获得可供海外投资和打入外国市场的资金（人们普遍认为日本公司的利润率非常“低”，这完全是荒诞的想法）；对在世界经济中表现得特别出色的公司的领导给予特别的表扬，如在日本最高的行业组织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Keidanren）的执行委员会中担任委员，这样的委员是德高望重的，而且许多人都对这个位置垂涎欲滴。在这8个创造东亚奇迹的国家和地区中，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按照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方式管理经济。但是他们都遵循同样的两个基本政策：首先，通过强调金融稳定、受过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队伍和高储蓄率等基本原则，在内部提供恰当的气氛；其次，将在世界经济中的表现作为经济政策和经营方针的优先考虑。

西德和瑞典这两个西方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势头，我们从中吸取到了完全一样的教训，然而最近，他们的发展势头发生了变化。这两个国家也实行不同的国内政策。但是，他们首先营造和保持的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气氛，他们都采用同样的措施：控制通货膨胀；加大在教育和培训的投资；建立在高额消费税和相当低的储蓄和投资税基础上的高储蓄率。在政府和商业决策中，他们系统化地优先考虑世界经济。在这两个国家中，人们首先问的问题总是：“这个决策将对我们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竞争力和表现产生怎样的影响？”当他们将这个问题抛到九霄云外时，即几年前，工会置德国的竞争地位于不顾，只考虑工资要求，而瑞典人将企业的竞争地位置于不断增加的福利支出之下，他们的国内经济也因此立即陷入停滞状态。

要让国内经济不受资金流动的影响和顶住冲击，营造恰当的经济气氛是一个办法，而且是唯一的办法，这就是营造恰当的经济气氛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过去的40年里，世界经济在什么是有效的政策方面给我们上了另外一课：海外投资不会“出口”就业机会。它反而创造本国的就业机会。我们应该从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表现上认识到这一点。当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欧洲、南美洲和日本迅速扩大投资的时候，国内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速率是非常快的。20世纪80年代，当美国的跨国公司卷土重来时，当他们加大海外投资，特别是在欧洲的投资时，国内的就业率再一次迅速攀升。日本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日本迅速在东亚扩大投资规模，并因此创造了就业机会，而日本国内的就业机会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保留了大量就业机会。日本企业在东亚投巨资兴办的是为本国市场生产产品的工厂。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瑞典，在海外投资建厂方面，瑞典是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步子迈得最大的。

其中的原因当然是这种投资方式带来的机构性贸易。在制造业中，企业在新建工厂的机器、工具和设备上的投资，平均到每个工人，是年产值的3～5倍。许多服务业也是这样，如零售业。因此，机构性贸易带来的、让新建工厂投入生产所需的就业机会在今后几年都会大于新建工厂每年的产值和提供的就业机会。在这种机构性贸易中，大多数的贸易机会都是投资者所在的国家提供的；而且大多数的贸易机会都是由高工资的劳动者创造的。因此实际上，每“出口一个就业机会”，至少在中期内，本国就多出几个就业机会。在墨西哥五六年前向外国投资者敞开大门后，福特汽车公司大张旗鼓地在该国建厂，而该公司之所以能成为一家增加本国就业机会的美国汽车制造公司，原因就是机构性贸易。最近几年，墨西哥的两家分别制造水泥和玻璃的企业积极地在美国建厂和收购工厂，而他们却增加了本国的就业机会，而在墨西哥，这样的大企业屈指可数。他们之所以这样，也是因为机构性贸易。然而，迄今为止似乎只有日本人掌握了其中的玄机。10年前，他们因“人去楼空的企业”而感到惊慌失措，这些企业向亚洲大陆输出劳动密集型工作（例如电子消费品），由他们向日本本国市场供应产品。今天，向日本人在亚洲大陆开设的工厂出口的高附加值机械和工具，即机构性贸易，在日本的出口顺差中所占的比例最大，而且为日本的工程和高科技行业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

过去40年的经验教训还包括：保护措施很少起到保护的作用。事实上，我们掌握的证据相当清楚地表明，在许多情况下，保护措施加快了打算保护的行业的衰落。

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大力保护农业。但是在美国，大豆、水果、牛肉和家禽等农产品根本就没有补贴或补贴的金额大大低于“传统”农作物，如玉米、棉花和小麦。尽管面临激烈的竞争，但是这些保护力度不大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表现比大力保护的产品好得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有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急剧减少。但是，在法国和日本这两个保护力度最大和/或给予最多补贴的国家，农业人口急剧减少的幅度是最大的。1980年，美国汽车工业受到大力保护，美国政府迫使日本接受“自愿出口限制”，随后，美国汽车工业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呈显著加速下降之势，这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古典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保护主义是自满、低效率和卡特尔的温床。但是，反对的人始终认为保护主义保护的是就业机会。过去40年的证据有力地说明它连就业机会也保护不了。至少，它保护不了任何发动国家在农业领域提供的就业机会。它保护不了美国汽车工业的就业机会，或者在最近几年，它保护不了欧洲汽车工业的就业机会。它同样保护不了美国、欧洲或日本的钢铁工业的就业机会。保护主义不再保护就业机会；它更有可能加快就业机会的转移。

过去40年的经验教训是，自由贸易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超出自由贸易的范畴。

世界经济的重要性迫使一个国家必须制定世界经济政策。对贸易的控制属于伟大的幻想。保护主义只会造成伤害。但是，不实施保护主义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制定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积极政策，它实际上是一项雄心勃勃的政策，对于外部经济、外部经济的需求、机会和动态与国内政策的需求和问题，这项政策应优先考虑前者。对于美国来说（以及对于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和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来说），这将意味着彻底颠覆几十年以来奉行的传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它将意味着放弃自1933年以来，当然也是自1945年以来左右美国思想和经济的经济政策。我们仍旧认为世界经济的需求和机会属于“外部事物”。我们通常甚至不会问：“这项关于国内经济的决策会破坏美国参与世界经济的能力、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和地位吗？”然而，我们真正需要问的是：“这项国内经济措施会提升、增强和促进美国参与世界经济的能力和美国的竞争力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于是决定了什么是正确的国内经济政策决策和国内商业决策。最近40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这才是唯一有效的经济政策。最近40年的经验教训明确地告诉我们，它还是可以迅速振兴陷入动荡和长期衰退的国内经济的唯一政策。

（1994年）

[1]在世界银行发表研究报告时，我通过自己的研究也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但是世界银行的报告比我的任何研究全面得多、透彻得多，权威性也高得多，而且它有充足的理由为这个问题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