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大脑爱社交胜过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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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爱社交胜过金钱

行文至此，本书传达的信息已经足够清晰了：人的大脑的社会性程度非常高，它所包含的某些最古老的社会性“硬连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1亿多年。我们的社会脑促使我们与他人、与社会保持紧密联系；它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动我们关注周围的人、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就像橡皮筋不断地弹回到它的中心一样。

我们人类也有一个类似的中心，那就是被称为“自我”的东西。自我有许多功能，其中之一就是确保我们与身边的人保持“和谐”，方法是让我们的信念与他们保持一致，并不时“轻推”我们一把，让我们为了群体的利益适当地控制自己的冲动。人的社交天性有非常深刻的生物基础，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它充实了关于“我们是谁”的理论，使之具体可行。（大多数人都只拥有一个可悲的、不完整的关于“我们是谁”的理论。）

不过，当我们环顾四周时，满眼看到的往往是人们在各种快乐或痛苦的推动下自私行事，他们似乎并没有什么动机。确实，一代接一代，我们就是这么被教导的；而且自利确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行为动机。尽管这是事实，但这绝不是人类故事的全部。只要我们睁大双眼仔细观察，就会看到很多无法用“自利是我们生存的唯一动力”这种理论来解释的行为。然而，我们一定要记住，之所以“无法理解”这些行为，只不过是因为我们仍然没有完全理解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造物。

那么，知道了“我们到底是谁”之后，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了解社会脑是一个有益的智力游戏，能够满足我们存在主义式的好奇心。虽然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欢挑战自己的智力，但是我也相信，理解人的社交天性的本质的意义肯定要比这大得多。事实上，我们一生中所做的一切、所归属的任何一个组织的绩效，都会受到关于“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影响。

因此，我们都应该静下心来，先想想大脑是何等让人惊喜，然后再想想这个惊人的大脑能够在多大范围内帮助我们变得更加社会化。然而，在当今这个时代里，依然有许多人认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时间里（不论是已经走上工作岗位，还是仍然在学校里求学），都受到了头脑中这个非同寻常的社会化机制的干扰。在他们看来，这个机制只能让我们陷入困境，使我们无法有效地聚焦于手头上“真正”重要的任务。

接下来的第10～12章将阐明这种观点错在哪里。事实上，当我们变得足够“社会化”时，生活中的几乎所有事物都会变得更加美好。如果我们适当地重新调整机构和个体自己的目标，我们就可以变得更聪明、更快乐、更有效率。

凄凉的人生景象

实际情况比我刚才描述的还要糟糕，至少在美国的确如此。在过去几十年里，民众的幸福感不但没有随着实际收入的上升而提高，反而出现了下降。民众对相对收入的敏感性可以部分地解释幸福感的下降，但这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在《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一书中，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第一次考虑了之前的研究都没有考虑过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普特南及其追随者以“两步走”的方式分析了许多变量。首先，各种社会因素能够大大促进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其次，在现代国家（例如美国），这些社会因素都在趋于“衰败”。接下来，我们就依次来讨论这两点。

经济学家喜欢用一些听上去会令人联想到某些经济指标的术语，例如，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关系物品（relational goods）来讨论各种社会因素。事实上，这些术语已经把与社会有关的各种情况都包括进去了：是否已经结婚、是不是有不少朋友、社交网络的规模大小、有没有参加某个社会组织（例如，保龄球联盟）、在各种社会机构中的信誉如何，等等。经济学家可以通过多种不同途径研究这些社会因素，但是结论总是它们与幸福显著相关（这一点与收入完全不同）。在一项研究中，经济学家比较了收入与社会连接对幸福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当考虑相对收入效应时，社会因素对幸福的影响比收入更加正面。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指一个组织的员工的社会连接和社会网络。

那么，生活中的“社会因素”对我们的幸福到底有多大意义呢？通过大量研究，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地把这些因素的价值“换算成”美元价值：为了使你变得同样幸福，你需要付出多少钱？其中一项研究的结果显示，参加志愿服务可以带来更大的幸福，那些每周至少参加一次志愿活动的人，因此而增加的幸福感与他们的年收入从2万美元提高到7.5万美元所增加的幸福感大致相当。另一项研究则发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慈善捐赠带来的幸福感的增加，相当于把一个人的工资提高一倍。

还有一项研究的结论是，拥有一位随时可以见面的好友，对幸福感的影响相当于年收入增加了10万美元（与没有这样的朋友时相比）。结婚对幸福的贡献也相当于年收入增加10万美元，而离婚则相当于年薪减少了9万美元。甚至，只要经常能看到你的邻居，就相当于每年额外多赚了6万美元。最有价值的非货币资产是“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与身体不好对幸福感的影响，相当于40万美元的年收入差别。这看起来似乎很疯狂，但是请想象一下，如果真的健康状况不佳，那么为了使自己身体变得健康，你愿意放弃多少钱？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到身体是否健康这个问题，原因在于，各种社会因素也是决定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社会因素不但能直接决定幸福，而且能够间接地增进幸福，因为它们可以促进健康。

好消息是，让更多“社会因素”进入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社会化”的成本非常低（因此性价比极高）：和朋友喝一杯咖啡、跟邻居聊聊天、参加一些志愿活动，都不会使你的钱包瘪下来，但是却能显著改善你的生活。然而，坏消息是，从社会整体上看，我们已经做错了很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几乎所有与社会有关的事物，都在走下坡路，社交媒体则是唯一的例外。今时今日，与50年前相比，人们显著地更加不愿意结婚；我们更少参加志愿活动，更少加入社会团体，也更少在自己的花园里招待客人了。

对我来说，最令人沮丧的一个统计数字与我们的友谊有关。在198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问卷研究中，受访者在回答“在过去6个月中，与你讨论对你有重要意义的事项的朋友是谁”这个问题时，列出的朋友的数量通常最少有三个（59%的受访者列出了三个或更多的朋友的名字）。在2004年进行的同样的调查中，大多数受访者列出的朋友的数量却是零（只有37%的受访者列出了三个或更多的朋友的名字）。在1985年的调查中，只有1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亲密朋友的人数为零；而到了2004年，这个数字却猛增到了25%。这是何等凄凉的景象：走在街上的人中，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孤零零的，没有任何人会去分享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社会化，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然而，种种迹象却表明，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社会化，而不是更社会化。

做一个“社会人”对我们的幸福至关重要，我们不应该对这个结论感到吃惊。已了解到的关于社会脑的所有知识能够告诉我们的无非是这样一些信息：人天生就倾向于建立和维持社会连接；当这些社会连接受到威胁时，我们会感到痛苦；我们的身份、自我意识，全都与我们所归属的社会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本书前面章节讲到的，我们的大脑的重心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社会上。然而，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却已经越来越远离一切“社会的事物”了。千百年来，我们一直住在小型社区里，我们认识自己的邻居、了解身边每一个人（因为社区是高度稳定的）。然而，自20世纪以后，事情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我们变得比以前更加不幸福，甚至无法过上本来能够过上的幸福生活。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这种遭遇。我是在新泽西州长大的，并且在那里上完了大学，结交了一大帮好朋友。然后，我搬到了马萨诸塞州，在那里的一个研究生院攻读学位，从而失去了与我的大部分大学同学的联系。再后来，我又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成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助理教授。我住在西好莱坞，在那里我交了一些很好的朋友，但是我的住处离校园很远。再后来，我与娜奥米的关系确定下来后（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我们一起搬到了一个离校园更近的地方，但自那以后，我又几乎失去了在西好莱坞的所有朋友。你肯定听说过洛杉矶的交通状况是何等糟糕，因此你绝对不会想在星期五晚上开十二三公里的车去看望朋友。另外，在大学里，我只是一个新来的教授，得像任何一个新人一样拼命工作，以便尽早出人头地。再后来，娜奥米和我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儿子，我希望他能在自家后院踢踢足球或打打篮球，所以，我们又买了一套房子，这样我就不得不在忙完教学研究后兼职从事咨询工作。

当然，读者没有必要为我感到难过。事实上，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我结了婚，妻子同时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很爱我的家人，现在这样，以后也会一直这样。但是，当我回过头去，仔细审视以往我做出的全部决定时却发现，除了向娜奥米求婚的那个“光辉时刻”之外，我的许多决定都使我在物理上、情感上远离了朋友，并且让我失去了不少与我所深受影响的人共处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之间，我已经从一个修读哲学的大学生，一个明确表示要放弃追求物质享受的人，变成了一个追求“美国梦”的成年人。在这个过程中，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在无意中把追求幸福与追求高收入和职业成功混淆了。

就像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所表明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文化中的“物质主义”倾向一直在潜滋暗长。糟糕的是，要想满足“在财务上取得成功”的愿望，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不得不以牺牲自己的社会连接为代价。我们所拥有的时间是有限的，在工作上花费更多的时间也就意味着只能有更少的时间用于社交生活。1965年，仅有45%的大学一年级新生声称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在经济上非常富裕”；相比之下，以“帮助他人”和“养家”为人生目标的人都要比这类人更多一些。但是到了1989年，“财务自由”就成了大学新生排名第一位的人生目标，超过75%的人都选择了它。这无疑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信息。更多的人把物质主义当成了一种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样只会让自己的人生更加不幸福。

改良公寓楼的设计

增加人生中的社会连接很可能是提高我们的幸福感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但是，许多人都越来越沉迷于物质主义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会把我们引向错误的方向，诱使我们把时间和精力从社交生活中抽离出来，去追求财务上的成功。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现在在主导着我们这个国家的政府、企业和组织不会有多大兴趣去扭转这种物质主义潮流，因为这种潮流有助于扩大税基、增加就业——当更多的人想去买更多的新东西时。例如，在“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总统给美国民众的建议是：“去购物吧！”从个人幸福的角度来看，政府推行的鼓励消费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个庞氏骗局，它声称会增进民众的幸福，但却从来没有成为现实。即使不考虑物质主义价值观导致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也应该采取有力措施来扭转我们正一步步走向社会隔离的趋势。不要忘记，只有当我们都实现了“社会化”之后，我们才可能成为更开心、更健康、更善良的公民。

从根本上说，我们需要做的是重建社区的社会基础设施。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大力推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最著名的当数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的《联邦助建高速公路法案》（Federal-Aid Highway Act）。根据这个法案，政府投入了4000多亿美元（以美元现值计），修建了总长度超过60000公里的州际公路。随着新的经济活动的兴起，这项投资很快就获得了数倍的回报。2008年，当又一次大衰退迫在眉睫时，立法者也制定了庞大的计划，试图重建这个国家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公众这时才发现，美国的许多道路和桥梁都已年久失修了，铁路系统的现代性也远远落后于其他许多国家。决策者们声称，重建基础设施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并给经济活动带来强劲刺激。

但是，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还需要制订一个全新的刺激计划，来重建我们国家的社会基础设施。公正地说，美国政府确实已经在各种社会福利计划上投入了巨额资金，但是这些都只属于“安全网”的范畴，它们的宗旨并不是增进人们的社会连接。社会保险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那些无力自谋生路的人提供一些保障（既包括资金上，也包括人身上的），但是所有这些投资都不是用于改善全体公民的社交生活的。尽管对社交生活的投资同样能够以更高的生产率、更健康的身体和更低的犯罪率等形式收回，然而不幸的是，因为社会连接不是像高速公路那样用坚固的混凝土筑成的，因此可能很难让人们团结起来。

不过幸运的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大脑天生就是为社会融合准备的，大脑这种“布线”方式的影响几乎渗透了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请想象一下，如果美国总统组建了一个与经济顾问委员会平起平坐的社会顾问委员会，情况将会怎样？比尔·盖茨已经说服许多世界富豪捐出他们的大部分财富来支持慈善事业，用在根治小儿麻痹症等诸多领域；如果他们愿意投入巨资用于促进社会福祉，那又会怎样？

很多人一定都还记得自己作为大学一年级新生住在同一个宿舍里的情形。张开回忆的翅膀，想一想每年在宿舍楼内构建起来的社会网络吧，那绝对是不平凡的壮举。刚来到一所学校的新生在社交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因为他们在新学校里往往都没有本就熟识的朋友。宿舍楼是他们从零开始在大学内构建社会网络的起点。许多住在同一楼层的人都会成为亲密的朋友，在这里结下的友谊甚至会持续一生。我想不出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机构比大学宿舍更有利于创造社会连接——不过，军营可能是一个例外。

大约1/3的美国人都住在公寓里，从很多方面来看，美国公寓的物理结构与大学宿舍相当接近。然而，我们住在公寓里的感觉却与在大学宿舍里完全不同。这是为什么？之所以大学生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校园社区，一定是他们做对了什么。关键当然不在于食物，也不可能是因为宿舍房间的大小和奢俭。在我看来，原因有这样一些。首先，大学宿舍通常都会预留供人们进行社交活动的物理空间。当我还是一名在罗格斯大学求学的本科生时，那里的大学生宿舍的每一层楼都有一个大约占整层面积20%的场地，可用于社交聚会。每间宿舍都配有沙发和有线电视等设施（现在，许多宿舍还添加了视频游戏设备）。

离开大学后，我曾经先后在好几个公寓楼中居住过，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形：每层楼都开辟一个公共空间，为住在本层楼的人的社交生活提供方便。有些公寓里设有空间相当大的大堂，但是它们并不是为了进行非正式的社交活动而准备的。之所以在每层楼都保留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意义非凡，是因为人们可以在那里进进出出，谈论很多东西、听到很多东西、见到很多东西。当然，仅有空间还不够，还需要配备一定的设施，以便吸引人们利用它。人们可能会说，自己是因为有大屏幕电视可看或免费无线网络可用而来到这里的，但是既然来了，他们也就参加了社交活动。

大学宿舍会配备公共空间，而公寓楼则不会的原因在于两者是出于不同的动机而建造的。大学所关注的是如何创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而公寓的开发商则只关心利润和每平方米的建设成本。但是，从社交的角度来看，难道我们不应该关注如何在大学之外创建充满活力的社区吗？考虑到全美国有大约1亿人住在公寓里这个事实，采取有力措施，满足这些人的社交生活需要，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吗？例如，政府为什么不能制定税收减免政策，从而鼓励公寓开发商每层少建几套公寓、留出足够的公共空间呢？换句话说，为什么不利用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知识（社会连接价值巨大），去指导（至少一部分）税收的使用呢？

除了预留公共空间之外，大学还有一些其他方法用于鼓励学生们参加社交活动。许多大学都要求新生在入学时填一张表，写明自己爱好什么、讨厌什么，然后据此来分配宿舍（或者说，为学生“配好”室友）。虽然这种方法并不直接适用于公寓，但仍然可供公寓管理者借鉴。或许，可以安排喜好类似的人入住同一幢、同一层公寓；又或者，可以安排人生经历类似或处于类似的人生阶段的人（比如说，要抚育新生儿的人，或刚刚退休的人，等等）入住同一幢、同一层公寓。

最后，在每幢大学宿舍楼的每一层里通常都会住着一个高年级生作为“宿舍顾问”，他不用支付房租，但是承担着“照看”整层楼、组织社交活动的职责。学生宿舍的社交生活一般从新生入学时的“了解对方”起步，然后逐渐扩展到包括（但不限于）“电影之夜”、扑克比赛、棋盘竞赛等活动。大学新生希望自己变得更加“社会化”，但是往往不知道如何入手，这时，宿舍顾问就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从童年到青少年，再到青年，一个人的社交生活往往是由他人策划的。难道我们找不到将大学宿舍楼内的这些做法复制到成人社区的途径吗？为什么不能在每幢公寓的每一层指定一位组织社交活动的“社交顾问”呢？在那些规模庞大的公寓楼里，只需要从每套公寓的租金里稍稍拿出一点，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筹集足够的资金（每层每月1000美元就够了！），一部分用于支付本层开展社交活动所需的费用，另一部分则作为本层的“社交顾问”的报酬。

在我居住的社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它通常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政治性”的，例如，争取更多的警车到我们这条街道上巡逻。第二个功能是“信息性”的，我们建立了一个业主网络论坛，业主可以在网上发帖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我有几张下个星期湖人队比赛的门票，有没有人想要？”或者：“有谁认识一个好的水电工？”事实上，我们的思路完全可以更加开放一些。例如，或许可以在某个晚上或周末把街道暂时封闭起来，让这个社区里的所有人都可以自由举办或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

“社交零食”和“社交代用品”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大脑天生就是为了社会连接而“布线”的；我们也知道，社会连接对于我们的幸福至关重要，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想办法修改我们的日程表，让工作时间少一些、社交时间多一些呢？大量研究表明，当人们很想要钱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加积极地投入工作，并减少社交活动。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地思考一下就会采取相反的行动：让工作时间少一些、社交时间多一些。

值得指出的是，即便是在身边并没有人可以交往的时候，人们也可以从社交活动中获得好处。例如，社会心理学家温迪·加德纳（Wendi Gardner）和辛迪·皮克特（Cindy Pickett）就认为，人们可以享受所谓的“社交零食”的甜蜜。只要想着（或者用笔描绘）自己所爱的人，就能为我们带来某些不亚于面对面交流的好处；另外，看着心爱之人的照片也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些传统的社会连接的好处。

当我们陷入困境，不得不面对生活中的重重压力时，社会支持和社会连接可以发挥极大的缓冲作用。在一项研究中，娜奥米·艾森伯格和我注意到，当女性被试承受疼痛刺激时，她们报告说，只要握着自己男朋友的手，痛苦的感觉就会减弱很多。这似乎不足为奇，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当这些女性被试只是拿着自己男朋友的照片时，疼痛的感觉反而会减弱更多——事实上，男朋友照片减少女性被试痛苦的效力，相当于他们两人真正两手相握的两倍。

换句话说，所爱之人的一张照片就能够提供足够强大的社会报酬，足以帮助人们走出某些特定的困境。在这一研究成果的启发下，尼康公司最近与红十字会合作，在德国展开了一个公益项目：为住院的患者提供数码相框，让他们在住院期间能够看到亲人的照片。

在美国和欧洲，看电视是普通人的头号休闲活动，人们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超过了全部空余时间的一半。我们一般认为看电视可以使人放松，可以让我们暂时从琐碎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虽然这也许是事实，但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会主动地选择收看喜爱的节目和人物，在感到孤独或者需要加强社会连接时尤其如此。看电视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些社会需求，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然而不幸的是，看电视也很可能会导致一种“挤出效应”，即占据了能够为我们的社会幸福做出更大、更可持续贡献的其他活动的时间。我们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越多，就越不可能去参加志愿活动，越不可能去与人互动、构建社会网络。换句话说，如果花更多的时间看《老友记》（Friends），那么我们能够用来在现实生活中交朋友的时间就越少。

在过去的20年里，互联网给电视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大，占据了人们大量的闲暇时间。人们纷纷舍弃电视，转而到互联网上寻找满足社会需求的途径。与看电视时只能被动接受不同，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主动与他人交往的无限机会。虽然几乎所有人都在利用这个在线社交“圣地”，但是互联网在促进人的社会化方面的作用究竟如何，仍然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花更多的时间在网上与他人交往能够像现实世界中的社会连接一样使人们变得更加幸福吗？如果用大量时间上网，那么会不会对我们在“真实世界”中的社会连接产生不良影响？

1998年，罗伯特·克劳特（Robert Kraut）出版了一本开创性的著作，首次对上面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他的发现令人不安。那些将更多时间花在互联网上的人，与家人沟通的时间更少；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社会网络也趋于萎缩，而抑郁感和孤独感则明显上升。在此之后的一些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互联网确实可能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但在几年之后，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最近涌现出来的大量数据证明，互联网能够对人们的社会连接和幸福生活产生积极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360°的大转弯呢？一言以蔽之，这一切全因为一个网站——Facebook。换句话说，有了Facebook之后，人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社会化用法”是围绕特定主题在各种聊天室里聊天。有共同兴趣的人会进入同一个聊天室，讨论大家都关心的话题。人们会在互联网上寻找那些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有时，下了网之后，这些人也可能继续保持联系。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同一个聊天室里聊天的人并不会在现实生活中接触。

Facebook于2004年横空出世，这个网站最初的宗旨是为生活在同一个校园里的大学生的社交生活提供便利。因此，它是对现实世界的社会连接的一种补充，而不是替代。尽管到了现在，Facebook已经成长为一个连当初最疯狂的梦想家都没有想到的“巨无霸”企业，但是它原来的功能仍在那里。从Facebook用户的“自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基本上都是利用Facebook来加强其在现实世界中的社交关系，而较少把它当成一个结识新朋友的工具。正因为Facebook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真实世界”的社会连接的延伸，所以它才会有助于强化线下的社交网络，进而使社会总体幸福感上升。在帮助两地相隔的人保持长距离的社会连接方面，Facebook也显得较有成效。因为有了Facebook，即使我住在千里之外，也可以很方便地与我在上大学、读研究生期间结交的朋友保持密切联系，而在几十年前，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上述的“社交零食”和“社交代用品”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社会动机的强大力量。人们需要相互连接，为此他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满足这种需求。有些方法非常有效，有些则不那么有效；而且将会有更多新的方法被发明出来——例如，全息甲板（holodeck）。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既有的有效的连接方法，并大胆尝试新的连接方法，因为它们能使我们更加快乐、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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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钱并不代表更幸福

凄凉的人生景象

改良公寓楼的设计

“社交零食”和“社交代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