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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并没有你想的那么自私，合作才是人类天性

试着想象一下，你正在为霍恩、卡普兰和戈德伯格律师事务所（law firm of Horn, Kaplan&Goldberg）工作，而且你雄心勃勃，一心想早点晋升为合伙人。然而晋升的机会是有限的，这次有可能成为合伙人的人除了你之外，还有坐在大厅另一侧的史蒂夫。你的优势在于业绩非常突出，你的绩效考核排名已经连续6个季度高过史蒂夫了；而且，你在法庭上的表现也比他更好。在过去的三年里，你为事务所贡献的收费服务时间比他多了30%。不过，史蒂夫也有一个优势，那是他的秘密武器。他是史蒂夫·戈德伯格（Steve Goldberg）——为律师事务所冠名的一个高级合伙人的侄子。史蒂夫也是一位优秀的律师，他同样有资格成为合伙人，但是与你相比，他显然稍逊一筹。你更应该得到这个职位。如果只有一个人能够晋升的话，那么不管怎么样都应该是你。

得不到这个职位意味着你将错过获得更高薪水的机会，但是你的损失肯定不止这一点。这个结果将带来的社会影响会让你更加痛苦不堪。被人忽视的感觉将会深深地伤害你；你觉得这是公司合伙人拒绝了你的结果，因此你会因受到社会排斥而痛苦；此外，这个结果无疑还将构成一种社会侮辱，律师事务所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你所有的基本需求和社会需求都将受到影响。

如果最终结果是命运之神眷顾了你——是你，而不是史蒂夫·戈德伯格成了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紧随职位晋升而来的是薪酬的大增，你和丈夫可以搬到你们梦想中的社区生活，那里可以为你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

不管你现在从事的是何种职业，或者不管你的职业抱负是什么，你可能都已经想象或者曾经拥有过这样的时刻。你或许会沉浸在职位晋升带来的幸福感中，在财富和地位面前迷失了自我；但是你其实不一定明白，在得知这个结果后所产生的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其实源于你觉得这才公平。是的，公平感可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合伙人优先考虑血缘关系，而不顾你的工作业绩和能力选择了史蒂夫，你会怎样？即使是一个三岁大的小孩，在与其他人分享小饼干时，如果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也会万分难过。不公平的对待会让人失去斗志，而且常常会导致许多负面情绪。但是，仅仅依靠公平本身是不是一定会让人产生积极的情绪呢？公平这东西看起来有点像空气——没有它时比有它时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人们往往把对被公平对待的期望与获得更好的结果的渴望混淆，因此很难解析积极情绪到底因何而起。假设现在你正与一位朋友散步，你们两人在同一时间看到路面上有一张10美元的钞票，你的朋友捡起了它，并且与你分享。很显然，他分给你的份额越大，你就觉得越公平。但是细细分析起来，你仍然存有一些困惑。当他分给你5美元时，你在那一刻感受到的“幸福感”中有多少是因为他分给你5美元而没有只分给你3美元（或者干脆分文不给）而产生的？又有多少是因为你觉得你的朋友很重视你而产生的？

学者们已经找到多种方法，可以把获得更多好东西所带来的快乐与被公平对待所带来的快乐区分开来。其中一种方法是，在特定事件发生后，对人们感受到的公平与人们获得的物质福利分别进行评估。这样一来，研究人员就能使用统计技术分析出这两个因素是如何影响了人们对于这些事件的情绪的。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参加实验的被试组成一个团队，然后让每个被试独立地完成“易位造词”任务（anagram task，例如，要求被试辨认出“LIOSAC”这些字母能够拼成“SOCIAL”一词）。然后再根据团队的总体成绩支付报酬。拿到钱后，团队成员必须通过协商来确定每个人应得多少份额。这样，事情就变得相当棘手了，因为总会有某些团队成员的得分比其他成员高一些，也就是说，他们为整个团队做出的贡献比其他成员更大一些。有些成员觉得平均分配才是公平的（“所有人都应该分到一样多的报酬”），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只有按贡献多少分配才是公平的（“根据每个人在实验中获得的分数的高低来决定所获得的报酬的多少”）。但是不管团队成员最终收到的报酬到底是多还是少，只要他们认为整个分配过程是公平的，团队成员就能够保持积极的情绪。

在田野研究中也观察到了相同的模式。心理学家汤姆·泰勒（Tom Tyler）发现，在诉讼案件中，如果被告认为自己会被公平对待，那么他们在法庭上就会表现得更积极，甚至在结果并非如他们所愿时也是如此。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人在说这样的话时是真心真意的呢？或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也或许，他们只是试图取悦研究人员，给出了研究人员希望找到的答案。

社交天性实验室

为了化解这些疑问，高尔内兹·泰贝伯利亚（Golnaz Tabibnia）和我决定进行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我们认为，通过扫描人类的大脑，将能够获得更多的证据来支持或反对以下这个观点：从本质上讲，公平对我们是有益的。实验要求躺在核磁共振成像仪里的被试进行一个由经济学家称为的“讨价还价博弈”，这个博弈最终会让他们面临公平和不公平两种结果。

在这里，有必要花点笔墨解释一下这个博弈，它是“最后通牒博弈”的一种变体。在博弈过程中，两位博弈参与人必须对如何分配一定数量的金钱达成一致意见，比如10美元。第一位参与人被称为“提议者”，他提出分配方案——两人各自应该获得多少钱；而另一位参与人则被称为“响应者”，他决定是否接受“提议者”提出的这个建议。如果“响应者”接受了，那么两个人就按照“提议者”的方案，各自获得一些钱；但若“响应者”拒绝了，那么两人都将一无所获。“提议者”可能会提出，他自己分得9美元，而“响应者”只能分得1美元。如果你由此猜测这位“响应者”会觉得这种提议是对他的侮辱，那么你就说对了。“响应者”通常都会拒绝高度不公平的提议，他们宁愿什么也得不到，也不愿意承受这种侮辱。这似乎与理性的自利行为背道而驰，然而这正是人们会做的事情。

在实验中，被试扮演的是“响应者”的角色，他们可以看见一连串由不同“提议者”提出的分配方案。我们想知道的是，被试对于公平提议和不公平提议是否会做出不一样的反应。因此，在这里，被试面对的情形类似于本章一开始的律师事务所例子中的挑战。从10美元中分5美元给“响应者”的提议显然比从10美元中分1美元给“响应者”的提议更加公平；不过另一方面，对于“响应者”来说，显然5美元也比1美元更加“有利可图”。为了解决这个交叉影响问题，我们改变了被分配的总金额：“响应者”不仅可以看到从10美元中分得5美元的提议，也可以看到从25美元中分得5美元的提议。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有机会分得的绝对数额是一样的，但是从公平性的角度来看，两种提议则明显存在差异。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把观察到的神经层面的差异归因于公平因素上，而不用过多地考虑金钱收益的影响。

事实上，大部分研究也都采用这种方法考察被试对不公平提议的神经反应。与第3章中描述的有关社会痛苦的研究结果一样，在这些研究中，也可以观察到被试大脑内部前脑岛和背侧前扣带皮层的激活。然而，当在公平与不公平两种情况下对照观察哪个脑区更加活跃时，我们却发现，这些脑区几乎全都属于大脑奖赏系统的一部分（见图4-1）。只要被公平对待，就能够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而与公平提议所涉及的金额的多少无关。

图4-1　大脑内部的奖赏系统

另一项研究提供了更加引人注目的证据。在这项研究中，一群来自于加州理工学院（Cal Tech）的研究人员把一些被试本来可能获得的潜在报酬“划拨”给了另一些人，然后观察这些被试的神经反应。通常情况下，这种“被剥夺”的经历必然是痛苦的，毕竟，谁愿意看到自己的钱被别人拿走呢？在这个实验一开始，一部分人赢得了50美元的彩票，而且他们看到了另一部分人分文未得；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当这些最初的赢家看到那些最初的输家接二连三地赢钱时，他们的大脑奖赏系统一直稳定地处于激活状态——即使那些最初的输家赢走的是他们自己的钱时也是如此。到了后来，那些最初的输家赢得的总金额变得与最初的赢家相差无几。对于被试（即最初的赢家）来说，他们看到大家都公平地赢得了一些钱，比看到自己赢得更多钱还要快乐。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境下，公平战胜了自私。

通常，得到公平对待是我们是否拥有适当的社会连接，是否身处社交网络中的重要标志之一。被公平对待意味着别人重视我们；而且，当将来有可供分享的资源时，我们有可能会公平地获得自己应得的份额。因此很显然，公平是社会连接的一个抽象标志，只是许多人都未能想到这一点而已。公平非常重要，且大脑的奖赏系统对它十分敏感。当我们吃到了自己喜爱的巧克力时，当我们被公平对待时，都会觉得愉悦，在这两种情况下，被激活的脑区也相同。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公平的味道品尝起来就像是巧克力。

我们很难就公平论公平，因此本章将重点阐述的并不是公平本身，而是各种强化我们与某些个体或群体的社会连接的各种社会信号、事件以及行为。因为所有这些通常都能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所以它们被统称为“社会奖赏”（social rewards）。正如社会痛苦和物理疼痛共享同一个神经认知过程一样，物质奖励与社会奖赏也共享同一个神经认知过程。

赞美本身就是意义

在一部于1984年上映的电影《我心深处》（Places in the Heart）中，女演员莎莉·菲尔德（Sally Field）演绎了一个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寡妇的形象。这位坚强的妇女试图捍卫自己的农场，使之免于止赎。莎莉·菲尔德的出色表演为之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她的获奖感言因充满真挚的感情而长久地留在了世人的记忆中，其中又以她大声喊出的一句话最为著名：“你们喜欢我！你们真的喜欢我！”虽然你可能不知道她这里说的“你们”到底指谁，不过我猜想你以前可能已经听到过这句话，而且我打赌你很清楚这句话的重心放在了“真的”这个词上。它充分体现了演员急切渴求被承认、恭维的心情。

但是，在刚才那段话中其实有两个错误，而且是两个相当严重的错误。相对较小的一个错误是：实际上在获奖感言中，莎莉·菲尔德并未说过这句话，她确实说过的一句话是：“我无法否认你们喜欢我这个事实，就是现在，是的，你们喜欢我。”我们可能因为其他事而记错了她说的这句原话，而这个“其他事”就是另外那个更大的错误。并不是只有演员才会因被人喜欢而变得动力十足——所有人都会如此。人们之所以会频繁地错误引用这句话，就是因为它能够表露出我们内心深处的需求。

每个人都有对爱和归属感的需求。有迹象表明，别人表达出来的喜欢、赞美、挚爱我们的信号对于我们所感受到的幸福感至关重要。直到最近，我们依旧不知道大脑是如何对于这些迹象做出反应的。但幸运的是，新近发展起来的神经成像技术改变了这一切。对躺在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里的被试所能检测到的最引人注目的积极信号，或许就是读到一些别人写的、向被试表达深切感情的信件了——当然，这仍然无法跟一次求婚相比。

社交天性实验室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特里斯滕·稻垣（Tristen Inagaki）和娜奥米·艾森伯格说服了参加实验的被试同意联系他们的朋友、家人和其他一些对他们比较重要的人。特里斯滕请求那些在被试的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写两封信：一封信的内容是通过一些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事实陈述来描述被试（比如，“你有一头棕色的头发”），而另一封信则用非常积极的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语言来描述被试（比如，“你是唯一一个关心我甚于关心自己的人”）。

然后，特里斯滕·稻垣和娜奥米·艾森伯格让被试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里，阅读他们最关心的人写给他们的这些信，同时扫描他们的大脑活动。两人根据自己的理论提出的假说是，当看到别人说（写）了许多关于自己的“好话”或美好的事情时，人们肯定会觉得愉悦，但是，这种愉悦感与吃了一勺冰激凌所能带来的愉悦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前者是无形的、触摸不到的、似有若无的，无论在字面意义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是如此；而后者则会给当事者带来强烈的冲击。虽然真实的奶油和糖分的甜蜜与口头说说的甜言蜜语给人的感觉确实完全不同，不过这项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的结果表明，人类大脑的奖赏系统在处理这些不同经历时的相似程度似乎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高。就像生活中的其他基本奖赏一样，这些令人感动的文字激活了被试的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

在一项后续研究中，伊丽莎白·卡斯尔（Elizabeth Castle）和我试图进一步确定，感人的话语到底能给人带来多大的奖赏。在实验中，我们要求一群人为赢得他人的好评而进行竞价。到最后，大多数被试都愿意归还他们参加实验所能获得的全部报酬，只为了换得这些信，为了读一读别人的甜言蜜语。人们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金钱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知道我们被人爱着，也会给我们带来同样强大的力量。

不难想象，当看到这些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给出的无比珍贵的正面反馈时，我们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但是，如果这些正面反馈来自完全陌生的人，是不是也能产生同样的影响？答案是肯定的。这个结果其实相当令人惊讶。读者不妨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个名叫佩内洛普的年仅12岁的孩子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里一张张地观看依次出现在屏幕上的其他孩子的脸的照片。佩内洛普以前从未见过这些人，但是，当她每看完一张孩子的脸的照片后就会被告知，照片的主人是否愿意与她在线聊天。在这样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呢？当发现这些陌生人愿意与自己在线聊天时，佩内洛普以及其他参加实验的被试的大脑奖赏系统的活跃程度显著增加了。

这个发现意义非凡，我是基于以下两个理由得出这个结论的。第一，这些反馈信息来自完全陌生的人；第二，即使被试对与陌生人在线聊天完全不感兴趣，但是，只要得到了陌生人的正面信息反馈，他们大脑的奖赏系统就能被激活。因此，即使是那些我们并不想与之产生交集的陌生人表达出他们喜欢我们，也能激活我们大脑的奖赏系统。其他一些研究还表明，我们的大脑确实非常“渴望”获得他人的积极评价，这种“渴望”的热切程度几乎高到了令人尴尬的地步。

社交天性实验室

在一项由日本学者进行的研究中，主试让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里的被试看见，陌生人对他们的评价是真诚和可以信任的。与我们素未谋面且也不指望在未来会碰面的陌生人对我们进行了礼节性的、不温不火的评价，照理说应该并不能算是对我们的赞美和奖赏吧。可是，这些评价却实实在在地激活了被试大脑的奖赏系统。当参加这项实验的被试再去参加另一项金钱奖励任务时，研究者们发现，上述社会奖赏和金钱奖励都激活了腹侧纹状体的某些部分，而且激活的程度也差不多（腹侧纹状体是大脑奖赏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

当莎莉·菲尔德在表达自己被他人喜爱的喜悦之情时，她确实说出了每个人的心声。我们不仅对他人的积极反馈非常敏感，而且大脑的奖赏系统针对这种反馈的反应也比预想的更加强烈。

既然积极的社会反馈是一个如此强大的刺激物，那么为什么不用这种方法来激励公司员工、学生和其他人呢？为什么它不能成为员工薪酬计划的一部分呢？既然一句温暖的话语对大脑的奖励相当于一定数量的金钱，为什么不能像对待其他商品一样，赋予温暖的话语一定的金钱价值，让它成为经济的一部分呢？答案是，目前关于社会奖赏的理论还没有包括这方面的内容。而且，已有的知识还没有完全理解大脑的社交天性，我们也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连接在生物学上的意义。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很难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积极的社会反馈是如何在大脑最原始的奖赏系统内得到增强的。

当我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丹·吉尔伯特（Dan Gilbert）的实验室工作时，我记得凯文·奥克斯纳（Kevin Ochsner）曾经告诉过我，我对实验室里的年轻学生的赞美不够多。我记得当时自己在想：“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学生能不能得到我的赞美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一个年资较长的博士研究生而已，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独立发表过一篇论文呢！我的赞美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凯文是对的，而我是错的。上面的那项研究表明，如果一个陌生人向我们表达“你是可信赖的”，这就能激活我们大脑的奖赏系统。

想象一下，如果这个赞美来自你的老板、你的父亲或母亲，或者是来自一位还未毕业但稍稍资深一些的研究生，是不是更能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呢？众所周知，赞美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当然，前提是它不能过于廉价。但是直到最近我们才知道，赞美能够深入到大脑的内部，能够激活一个强化系统；要知道，在这个强化系统的帮助下，只用奶酪就能够教会老鼠走迷宫！更重要的是，积极的社会认可还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它不会越用越少，当我们让别人知道自己非常重视他时，彼此都只会获益更多。

虽然金钱看似并不像一种社会奖赏，但它的确是——它是你在做了某件有社会价值的事后获得的奖励。你做了别人想要你做的事情，并因此得到了薪酬，每个人都是如此，不管你是闻名全球的摇滚巨星，抑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会计师，概莫能外——你赚得的钱只不过是因为做了别人想让你做的事而获得的报酬而已。之所以能够获得报酬，只是因为我们为他提供了服务，而不是因为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当然，也有些人特别幸运，他们热爱自己的职业，享受自己的工作，但这并不是他们获得报酬的理由。在我刚刚晋升为教授的那段日子里，我经常开玩笑说，假如让我来决定的话，大部分学术研究人员根本不需要付工资，因为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很享受研究工作，完全可以“免费”从事研究。但是研究人员都是有报酬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对他人来说是有社会价值的。金钱是一种“社会通货”，但不是一种利他性的“社会通货”。

奖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初级强化物，另一种是二级强化物。能够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物质被称为初级强化物，比如食物、水和适宜的温度——它们本身就是结果，大脑对这些东西的认知是不需要学习的，它从一开始就非常乐意承认这些东西就是强化物。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所有哺乳类动物都会竭尽全力地获得这些基本奖赏。二级强化物是那些本身并不能直接起到奖赏和强化作用的东西，但是它们的存在预示着初级强化物的存在（或者存在的可能性），因此也具备强化作用。

如果把一只老鼠放进一个迷宫里，为了找到奶酪它必须在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因此，它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学习找到这块奶酪的方法，以便提高每次都能找到奶酪的概率。如果每次实验中的奶酪都是随机放置的，那么这只老鼠就无法“总结”出规律了。但是，如果实验人员总是在通向奶酪的正确道路上放置一小块红色颜料，那么这只老鼠就能学会去跟踪这个标记。从根本上说，这一小块红色颜料本身并不能发挥奖赏作用，但如果作为一种总能预测奶酪所在地的标志，那么这只老鼠的奖赏系统就会对这一小块红色颜料做出反应。

金钱是当今世界上最普遍存在的二级强化物。你不能吃它，也不能喝它，但是只要你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下去，就大量地需要它。如果一个成年人试图保证自己的基本需求能够得到满足，那么赚钱无疑是最佳途径，因为金钱能够让你衣食无忧，为你提供一处容身之所。虽然金钱本身并不能直接满足你的任何需要，但它仍被视为一种最理想的奖赏。也许，得到钱就等于马上得到了许多其他奖赏，因为每个人都能想出无数种花钱的方法。

在这一“奖赏类型学”的分析中，社会认可到底应该处于什么位置呢？社会认可既可能是一种初级强化物，也可能是一种二级强化物。当你的老板告诉你，他对你在某桩合并案中的工作印象深刻时，不难想象这种赞美导致的一个结果可能就是你将获得一笔巨额奖金。但是正如以往的研究已经表明的，社会认可也可能成为一种初级奖赏、初级强化物。大脑内部的奖赏系统会被他人的赞美激活，即使这种赞美来自一个没有任何可能为你发放奖金的陌生人。进化构建出的大脑让我们渴望获得积极的社会认可，并且促使我们为获得社会认可而努力。那么，我们的大脑为什么是以这种方式被构建的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当人类或者其他哺乳类动物的许多个体聚在一起、共同工作并且彼此关心照顾时，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赢家。在日常的生活环境中，只有其他生物才是最复杂、潜在危险性最高的东西，这推动了人类从大自然走向相互连接，于是，相互取悦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最终增加了人们享受群体生活的福利的机会。

超级合作者

在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出品的电影《虫虫危机》（A Bug’s Life）中，一个悠闲自在的蚂蚁王国受到了一群“黑手党”蝗虫的恐吓。蚂蚁们被勒令献出所有的粮食以换取蝗虫们对它们的“保护”。在电影一开始，这个电影的主角——一只名为飞力克的蚂蚁就勇敢地站出来反抗“黑手党老大”，不过它很快就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飞力克根本不是这些蝗虫的对手。这部影片的剩余部分集中描述了这些蚂蚁和其他昆虫是怎样学会了齐心协力，并且最终击败了这些给它们带来巨大痛苦的“黑手党”的故事。事实上，几乎所有观众都已经预见到了，经过多次失败之后，这些蚂蚁最终肯定能通过携手合作成功地使自己摆脱蝗虫的侵扰。

这部影片讲述的其实也是人类合作的经典故事，它采用拟人化的手法，通过对蚂蚁生活的刻画来暗喻人类的勇气与合作精神。当我们把资源全部集中起来，通力合作，最终能够完成的任务一定比各自单打独斗多得多。合作是使得人类变得如此与众不同的原因之一。正如A.P.梅利斯（A.P.Melis）和D.西蒙（D.Semmann）所指出的，虽然许多物种都会合作，但是没有一个物种的合作接近于“（人类）合作活动的规模和范围”。相对于动物王国的其他成员来说，人类无疑是当之无愧的超级合作者。

为什么人类会如此频繁地进行合作？又为什么要合作呢？最简单的回答是，人们可以直接从合作中获益。在《虫虫危机》中，当蚂蚁们通过合作打败了蝗虫之后，它们的粮食就再也不会被掠夺了。类似的，在同一个班级里的两名大学生之所以一起复习备考，是因为他们认为，两人共同努力比各自单独复习更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还有其他一些类型的合作能够帮助人们获得一些利己主义色彩不太明显的回报。互惠原则（principle of reciprocity）是人类社会中最强有力的社会规范之一。如果别人帮了你的忙，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你会觉得自己也有义务给对方以回报。如果帮助我们的是一个陌生人，那么我们多少会感到焦虑，直至偿还了这份“人情债”。

这就是汽车销售人员总会给你泡一杯咖啡的原因——他们通过给你这个小小的恩惠来让你感觉自己亏欠了他们什么；当然，你能给予他们唯一真正的回报就是购买他们的汽车，由此给他带来的佣金就远远地超过了一杯咖啡的价格。很显然，单单一杯免费饮料并不一定能促成一桩交易，但是它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人们朝这个方向前进。同样的，我们还会以这种方式与他人合作：从短期来看，我们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但从长远来看，根据互惠原则，我们有理由期待自己将得到可观的收益。

更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种合作动机：从长远来看，当合作明显会降低自己的福利水平时，仍然坚持合作。行为经济学家经常利用囚徒困境博弈（Prisoner’s Dilemma）来解释这种现象。在囚徒困境博弈中，两位参与人必须作出决定，他们到底是相互合作还是互相背叛（不合作）。这两位博弈参与人最终各自能赚到多少钱取决于他们的合作水平。

请想象一下，假设现在有10美元可供你和另一位参与人分配，如果你们两人都选择了合作，那么你们将分别得到5美元；如果你们都选择不合作，那么每人都只能得到1美元（见图4-2）。只看到这里，作出合作的决定当然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如果你们中的其中一人选择了合作，而另外一人没有选择合作，那么这个选择不合作的“背叛者”就能得到10美元，而选择合作的人则一分钱也得不到。换句话说，如果你选择合作，你便有可能让别人拿走所有的钱，而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大笨蛋。

图4-2　囚徒困境博弈

假设你从来没有见过另一位参与人，也未曾与另一位参与人讨论过你的决定，而且这次博弈结束后你们之间也不会有进一步的交往，那么你会怎么做呢？如果你想赚得最多的钱，同时猜测另一位参与人会选择合作，那么你就应该选择不合作（因为，这样你将赚得10美元，而不是5美元）。如果你猜测另一位参与人选择不合作，那么你也应该选择不合作（因为你得到的是1美元，而不是一无所有）。不管另一位参与人最终选择什么，如果你想赚得更多的钱，你都只能选择不合作。然而许多研究却表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会在超过1/3的博弈中选择合作。

博弈中的人类天性

人们为什么会在肯定别人赚的钱比自己多的情况下，依旧坚持选择合作呢？我们该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难道说，那些明知这种结果却仍然坚持选择合作的人都是不理性的吗？如果我们相信19世纪经济学家弗朗西斯·埃奇沃思（Francis Edgeworth）的“教导”（即“经济学的第一原理是每个人实际上都是自利的”），那么，这种合作行为看上去似乎确实是不理性的。把人的自私自利放在首要和中心位置，把它当作所有行为背后的基本推动力的，绝非只有埃奇沃思一人。事实上，这种观点相当普遍。18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也认为，政治体制应该建立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任何一个人的所有行动，除了具有私人的自利目的之外，别无其他。休谟并不是这种观点的唯一拥趸，在他说这番话之前的一个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就已经在为这种观点正名了，他这样写道：“根据假设，每个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去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每个人也会追求公平的东西……但只是偶然地。”霍布斯的这一基本假设就是著名的自利公理（axiom of self-interest）。

这种观点——自利是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的指导原则，根本无法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行为，除非认为这些坚持合作的人是非理性的或者说他们误解了指令。但是，从这个“公理”出发，又如何解释下面这些发现呢？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囚徒困境博弈的博弈结构进行了一些调整：让参加实验的多个被试A在作出决定之前有机会了解多个被试B的决定。他们在实验中发现，当被试A获悉被试B已经选择了不合作时，他们总是会选择不合作（以确保自己能够得到1美元而不是0美元），这个结果当然并不令人奇怪；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当被试A获悉被试B已经选择了合作时，他们选择合作的概率反而提高了——从36%提高到了61%。也就是说，被试A有意地选择只赚5美元而不是10美元，而按照“自利公理”，其合理选择应该是不合作。

如果你跟同一个人重复地进行这个博弈，那么这种选择可能是符合自利公理的。因为你利用了之前的选择为自己树立了合作的名声，这样你就有望在将来的多轮博弈中的每一轮都可以赚得5美元。在重复博弈中，让你的博弈对手选择不合作是不合算的，因为一旦你的博弈对手开始选择不合作，那么在以后的博弈中你只会赚得更少。但在上面描述过的那项研究中，被试们进行的都是一次性博弈，为自己博得一个合作的好名声对自己毫无益处。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我们除了对自己的利益感兴趣之外，也会对他人的福利感兴趣，会把提高他人的福利当成自己的目标。自利之心与关心他人福祉的倾向都是我们基本的连接需求的一部分。

当你作为被试A参加上面这个囚徒困境博弈时，如果你在获悉被试B已经选择了合作的情况下仍然决定选择合作，那就意味着，你并不在意自己能赚到的是10美元还是5美元，你更在意的是让被试B赚到5美元，而不是一无所有。考虑到你从未曾见过被试B（而且以后也不会再见到他），这个决定的意义就显得非同一般了。当你走在大街上，你是不是曾经猜测过，那个与你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也会对你做出这种无私的行为？在世界上某个偏远角落里的陌生人又会如何呢？在一项规模宏大的国际合作研究中，研究者们在从巴布亚新几内亚阿乌部落的狩猎—采集者群体（Au of Papua New Guinea）到过着农耕生活的尼日尔—刚果的修纳人（Shona of Niger-Congo）的15个未开化的小型社会里进行了类似的博弈研究，结果发现，他们也总是作出违背自利心理的决定。毫无疑问，世界各地的人都愿意自己少拿一点，而让陌生人多得到一些。

为什么不假设某些时候，人们之所以会做出这种行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理性，而是因为他们确实愿意看到他人得到更多呢？或者，这也可能是因为人们感到有义务进行合作？也许，在无数次听到“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之所欲，乐施于人”）之后，已经养成了习惯，无论他们想不想，都觉得应该好好对待他人。或许这种人认为，如果他们违反了“黄金法则”，那么其他人也就不会再考虑他们的利益，因此不得不这样做。这种解释符合科学家、哲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忠告，即我们“要设法教育人们慷慨大方和利他，因为我们天生就是自私自利的”。

其实完全不需要这样猜来猜去。或许，把注意力转向大脑结构，所有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我们知道，当我们遵守社会规范时大脑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也知道，当我们真正基于自己的真实偏好进行选择时大脑是什么样子的。前者涉及的是前额叶皮层的外侧部分（lateral parts of the prefrontal cortex，也就是大脑中用来抑制欲望的脑区），然而后者涉及的则是大脑中的奖赏系统，比如腹侧纹状体。

社交天性实验室

埃默里大学神经学家和人类学家詹姆斯·里林（James Rilling）组织了一项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扫描正在进行囚徒困境博弈的被试的大脑，以便搞清楚人们在做出合作或者不合作决定时，各有关脑区的激活状态如何。虽然一直严格遵守社会规范可能会让你更频繁地进行并非心甘情愿的合作，但是，奖赏系统的活跃状态应该能够揭示你是否想获得更好的“财务结果”的真实偏好。即便出于某种义务感，你在之前70%以上的时间都选择了合作，但是只要在接下来的几次博弈中，当你为了让自己赚得更多的钱而选择不合作时，被这种自私行为激活的奖赏系统却会显示出更加强烈的激活状态。

然而在詹姆斯·里林的上述研究中，参加实验的被试的大脑活动却表现出了相反的模式。研究者观察到，在被试的博弈对手选择合作的情况下，被试自己选择合作时腹侧纹状体的激活程度明显高于选择不合作时；换句话说，虽然参加博弈的被试自己能赚到的钱更少了，但是，他们的奖赏系统的活跃程度却提高了。腹侧纹状体似乎对参加博弈实验双方的总收入的多少更加敏感，而不是对自己的个人收入更加敏感。而且，在这项研究中，当被试选择合作时，被激活的脑区并不包括外侧前额叶皮层区，这也就说明被试的合作行为是出于他们的真实偏好，而不是“迫于某种义务”。

然而，这项研究（它是詹姆斯·里林的一系列研究中的第一个）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被试是重复地与同一个博弈对手进行博弈的。在重复博弈的情况下，信誉机制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被试可能会为了在之后的博弈中获得更大回报而策略性地在之前的博弈中采取合作，从而导致奖赏系统的激活。不过，几年后，詹姆斯·里林又发表了另一项研究结果。在这项研究中，参与博弈的被试彼此只进行一次博弈，这就有效地排除了建立自己的信誉这类长期策略的影响。然而，他仍然得到了相同的结果——相互合作时，大脑腹侧纹状体的激活程度最高。詹姆斯·里林还组织了另一些实验，在实验中，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里的被试被告知，他的对手是一台计算机。在这种情况下，相互合作并没有激活奖赏系统。这就说明，我们的奖赏系统会对与他人的合作有选择性地做出反应，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因此赚到更少的钱。

关于“我们到底是谁”的理论告诉大家，人类合作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自身最终获得更好的结果。但是，我们再一次发现有关人性的这个理论是有误导性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与我们非常熟悉的自私动机并存的社会动机。相互合作激活了人类大脑的奖赏系统，因为合作本身就是目的。

大脑更喜欢给予而不是索取

在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科幻名著《永恒的终结》（The End of the Eternity）中，主人公安德鲁·哈伦（Andrew Harlan）是一个能够改变现实的时间旅行家，他爱上了一个来自未来的名叫诺尔的女人。哈伦知道，他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将会改变未来，从而导致诺尔根本无法出生。为了避免这个悲惨的命运，哈伦把诺尔藏在了一个非常遥远的未来时空里，在那里她可以安然无恙。当他对她透露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且向她承认，对于一个时间旅行家来说，这些行动无疑已经构成了犯罪。诺尔震惊了——他居然为了她甘冒风险，不惜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你是为了我吗？安德鲁，是为了我吗？”她问道。他的回答是：“不，诺尔，我是为了我自己，我无法忍受没有你的日子。”

这个故事的启发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观察到的所有利他行为本质上还是自私的？从历史上看，这个问题确实一再被提起，然而又一再被轻轻松松地放下了，而且，怀疑利他主义的人似乎总是占据了上风。利他主义的定义是，以如下这样一种方式去帮助他人：从长期的实际结果来看，帮助他人对助人者毫无益处。

当迈克尔·盖斯林（Michael Ghiselin）写下“抓挠‘利他主义者’，然后看这个‘伪善者’怎么出血”这句话时，他的言外之意是，“经过仔细观察……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利他主义的行为实际上都是经过乔装打扮的自私自利的行为”。或者，那些获得帮助的人很可能会直接给予帮助者回报；或者，在旁观者看来，帮助他人的人其实是有利可图的，他（或她）将有可能因此而收获更多。我们有时确实会想知道，人们是不是希望从他们看似利他的行为中获得什么。

利他主义

以如下这样一种方式去帮助他人：从长期的实际结果来看，帮助他人对助人者毫无益处。

理解他人的心理动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通常情况下，即使一个人愿意向你谈论他的动机，结论往往也是空口无凭。现在，不妨假设参加某项实验的某个被试约翰主动表示愿意与伊莱恩互换位置——伊莱恩在实验中扮演的角色要忍受电击之苦。在此之前，约翰从未在实验中受到过电击，而如今他也因此经受了这种痛苦。约翰取代了伊莱恩的位置后，伊莱恩便退出了这个实验，而且再也没有出现过。因此似乎可以肯定，约翰的行为必定是利他主义的。

然而，心理学家丹尼尔·巴特森（Daniel Batson）却证明，约翰之所以愿意与伊莱恩交换位置，或许是因为一个隐藏的自私动机在起作用，就像阿西莫夫《永恒的终结》里的男主角一样。

社交天性实验室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巴特森设计了一个精巧绝伦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一个人（观察者）必须观看另一个人（受害者）受到电击时的痛苦情景。很明显，这种电击给这个受害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他甚至已经忍受不住，一度询问能否停止电击。然后，实验人员问这位观察者，他是否愿意与受害者互换角色，代他承受余下的电击之苦。一些观察者可以在互换角色与继续留下来观看受害者遭受电击之苦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而其他一些观察者则可以在互换角色与马上回家（不用再观看任何一次电击了）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与那些如果拒绝互换角色就可以直接回家的人相比，那些如果拒绝互换角色就必须留下来继续观看电击的人更有可能愿意跟受害者互换角色。换句话说，如果能够轻易摆脱这种令人不愉快的境地，那么人们便会想办法摆脱；但是如果很难摆脱这种令人不愉快的境地，人们就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做“正确的事”（即代人受苦），而不是观看他人忍受电击之苦。只要不强迫观察者观看这一切，他们是愿意让受害者继续遭受电击之苦的，这表明他们的动机并非是纯粹的利他主义。

然而，这项研究的精巧之处并不仅仅体现在这里。在实验中，除了上述两组观察者之外，还有另外两组观察者，他们可以作出的选择是一样的——互换角色/留下来继续观看，以及互换角色/离开；唯一不同的是，在受害者开始被电击之前，实验人员会一直设法诱导这些观察者同情受害者，试图令他们对受害者感同身受。当可以作出的选择是留下来继续观看受害者承受更多的电击之苦或与受害者互换角色时，这些被激发起了同情心的观察者选择互换角色的概率非常高。然而，即使是在如果观察者不想继续观看受害者忍受更多的电击，就可以马上退出实验的情况下，这些具有共情的观察者仍然愿意与受害者互换角色，而且可能性相当高——事实上，在这个实验中，那些有机会逃离现场的具有共情的观察者同意互换角色的可能性高达91%。

由此，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些具有共情的人愿意互换角色的动机真的是出于对他人的关爱，而不仅仅与他们是不是必须留下来观看他人忍受电击之苦有关。这些结果还表明，共情是利他主义行为的催化剂。关于这个观点，我们将在第7章中详细讨论。

在考虑利他主义行为是否真的无私时，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喜欢性爱这个问题将会带来有益的启发。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思考性行为的动机。首先，作为一个物种，性行为具有进化上的动机，因为通过性爱，我们才能得以繁衍生息。在进化的历史中，性行为倾向更加强烈的人——具有更强性欲的人，更有可能得到繁殖，从而把他们的性偏好基因传递给自己的后代。然而，繁殖激励并不是个体喜欢性行为的唯一动机，甚至也不是首要动机。没有人会比青少年更加迷恋性行为，然而在他们心里，繁殖后代通常是最不愿意考虑的事情。事实上，对怀孕的恐惧是青少年性行为中最大的障碍。大多数人之所以进行性行为，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就让他们感觉非常美妙，这种感觉不仅体现在肉体上，而且还体现在情感上。进化的动机或许是繁殖，然而我们的心理动机却是快乐。事实上，那些发现性行为让人快乐的人也更可能成功地繁殖后代，因为他们经常会在“很不小心”地享受性爱带来的快乐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

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利他主义行为。虽然一群人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确实有更多机会将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但激励人们无私地帮助他人的动机却可能是，人们在帮助他人时能够体验到真正的快乐。如果帮助他人能让我们感到快乐（也正因为如此，某些人把这种快乐称为利他主义行为的“温暖的光辉”，说这是一种“光热效应”），那么它是不是应该算作一种自私的行为呢？当观察到某个表面上看似利他的行为时，我们总会不自觉地倾向于去寻找隐藏在它背后的自私动机——行为者将会获得的一些从长期来看最终不利于他周围的人的物质利益。然而在研究自私行为的根源时，当我们发现“他之所以帮助你是因为这种行为让他感到愉快”，而且很肯定他会继续不求回报地帮助他人时，难道我们可以指责他说“他是一个多么自私的混蛋”吗？确实，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行为描述为一种自私的行为，这或许不无道理，但是很显然，这种自私在道德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正如一位绝代高僧在劝诫我们时所说的：

即使你想成为一个自私的人，你也应该用一种非常聪明的方法来做一个自私的人。世人在成为自私的人的过程中所用的方法实在太愚蠢了，他们只知道追求自身的幸福，结果却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悲惨。聪明的方法是在追求自利的过程中，为他人谋福利。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会让人从心底里感受到无上快乐。囚徒困境博弈研究第一次证明了，人类大脑的奖赏系统除了会对自己的收益及估值做出反应，还会对他人的收益及估值做出反应。有人或许会争辩，这些研究并未充分地证明这一点，因为当参加实验的被试选择合作时，他们仍然能够获得一定回报，只不过比他们选择不合作时赚得少了一点而已。幸运的是，后来的一项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结果回应了这个质疑，并提供了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大脑的奖赏系统对他人的福利更为敏感。

社交天性实验室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乔奇·莫尔（Jorge Moll）和他的同事一起完成了一项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他们的目的是观察人们做出慈善行为时大脑的活动情况。实验中，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里的被试需要做出一系列经济决策，这些决策不仅与他们本人的“财务状况”有关，而且与某个慈善机构有关（不同的决策涉及不同的慈善机构）。在实验的部分轮次中，被试需要回答是否愿意收到5美元（而且不用将这5美元捐献给任何一个慈善机构）。毫不奇怪，所有被试都很爽快地同意了这种意外的“奖励”。而在另一些轮次中，被试则被问及是否愿意放弃部分获得的钱（比如2美元），如果愿意的话，某个慈善机构就能够收到5美元的捐赠。这个实验最令人惊讶的结果是，与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地收到更多的钱相比，被试在做出放弃自己部分收入去帮助他人的决定时，他们大脑的奖赏系统的激活程度反而更高。根据这个结果我们可以推测，原本被认为“自私”的大脑奖赏系统似乎更喜欢给予而不是索取。

伊娃·特尔泽（Eva Telzer）、安德鲁·福利格尼（Andrew Fuligni）和我以青少年为被试（你很可能会认为，青少年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自私的一个群体），重做了莫尔等人的实验，并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我们要求青少年被试为自己的家庭做出一些捐献（没有提到慈善机构）；我们还规定了参与这项研究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些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父母亲必须承诺，他们一家在收到捐赠后，一分钱都不会花在做出捐赠的这个孩子身上。参加实验的绝大部分孩子都说，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了自己的家人后，他们会感到很快乐。而实验结果也显示，当被试把钱捐给自己的家庭时，他们大脑的奖赏系统的活跃程度也提高了。

类似的，特里斯滕·稻垣和娜奥米·艾森伯格也对恋人之间的相互支持行为进行了研究。他们让女方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里，而她们的男朋友则坐在旁边（就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之外）。在实验的部分轮次中，男方被试会遭到一次电击；而在另一些实验轮次中，他们并不会遭到电击。在这两种情况下，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里的女方被试都很清楚发生在她们男朋友身上的事情。在部分实验轮次中，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里的女方被试会收到指示，她或者可以抓住男朋友的手，或者可以握住一个小球。我们预计，身体接触应该比握住一个小球在更大程度上激活奖赏系统，当然，实验结果确实证明了我们的预测。

不过，更令人惊讶的是，实验结果还表明，在男朋友遭受电击的实验轮次中，当女方被试与他们进行身体接触时，她们大脑的奖赏系统的活跃程度最高。也就是说，女方被试在知道男朋友很可能陷入困境时去触摸他们的身体以表示支持，比在男朋友不需要支持的情况下去触摸他们的身体，更能让她们觉得值得和有益。因此，为他人提供社会支持的行为得到了大脑内部的奖赏系统的强化，尽管我们在这样做时会让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他人的痛苦。帮助那些我们关心的人，会让我们觉得快乐。通常情况下，当考虑拥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好处时，我们会想象自己也将成为一名受益人，从他人那里得到帮助。这个发现表明，我们对他人的帮助也能够为自己的幸福做出极大的贡献。

人类是一种复杂的动物，无可非议我们是自利的。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亚当·斯密（Adam Smith）敏锐地写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他们通过索取费用的方式帮助我们把食物摆上我们的餐桌，由此他们才能够为自己赚到食物。不过，除此之外，斯密又更加明智地指出：

人，无论被认为是多么自私，在他的天性中显然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本性，它们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把他人的幸福视为自己幸福的必备条件，虽然除了看到他人幸福自己也觉得快乐之外，他不可能从他人的幸福中得到任何其他好处。

我们往往倾向于认为，奖赏多半都是物质性的东西（比如，食物、住所、手机，等等），而且我们一般还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有客观价值的。10美元总比5美元要好，而5美元总比0美元要好。但是，物质奖励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奖赏，只不过是因为进化让我们的大脑认为这些物质性的东西是值得的。我们也同样能够从与他人合作以及帮助他人的过程中获得快乐的感觉。我们当然也可以把这称为是“自私自利”的，但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了，“自私自利”这个词也就不再是一个贬义词了。这些关于合作行为和慈善行为的研究排除了一个典型的怀疑利他主义的问题（“我们曾经是利他主义的吗？”），并代之以下面这两个新问题：为什么我们天生就会因为做出了利他主义行为而感到快乐呢？为什么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利他主义者本质上是值得的，是对我们有益的？下面就让我们依次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催产素，助人行为的催化剂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存在着两种社会奖赏：当他人希望我们知道他们喜欢、尊重和关心我们时所获得的社会奖赏；以及当我们关心他人、照顾他人、友好对待他人时，我们所收到的社会奖赏。这其实有点类似于母亲—婴儿关系的两面性。当陌生人告诉我们他们喜欢我们时，我们会感到快乐；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人类会把被母亲照顾的积极情绪推而广之的缘故。实验证明，当得到了母亲或同伴的细心照料时，许多哺乳类动物大脑的激活模式都与给它们服用了阿片类药物类似。但是对人类来说，大部分照料都仅仅体现在语言上，而不是身体上。当他人用语言告诉我们他会照料我们时，也就表明我们是安全的，并得到了他人的关心与照顾。鉴于人类“不成熟”的时间确实很长，这就是我们可以收到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激励信号。

被他人善待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收获，这并不奇怪。被人喜欢、受人照顾会让我们感觉良好，因为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当群体成员之间有什么物质性的东西可以分享时也会把我们算在里面。但是，以下这个事实应该怎样解释呢？很多时候，在没有任何物质利益可以享受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也会产生帮助他人的动机，甚至会乐于帮助完全陌生的人呢？又该如何解释这种真实存在的利他主义情绪呢？对于这个问题的最佳解释或许是，这可能与进化决定的哺乳类动物父母的照看方式有关。

她（它）们的后代一出生，所有哺乳类动物的“母亲”都会立即启动照看模式。老鼠在它们的孩子出生后的几天里都会与其生活在一起，并不时喂养它们；母羊也会在自己的孩子出生后的两个小时内与孩子寸步不离；而人类则是在孩子出生之前就与孩子有了精神上的连接。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一种神经肽——催产素（oxytocin），可能是促使我们产生照看动机的关键驱动力。催产素最主要的生理作用是，在分娩过程中帮助生育，在哺乳期间促进乳汁的分泌。在大脑的奖赏系统中，催产素也会激励我们去亲近自己的孩子，给孩子以幸福感；它还会让我们在接近陷入痛苦中的他人时，减少自己通常会感受到的痛苦感。

因此，前述两种社会奖赏取决于不同的神经生化过程。被关心、被照顾促发了大脑内部的类阿片愉悦感受过程。与此相反，催产素的效应则可以这样描述：它调节或改变了多巴胺过程，而多巴胺则会促使我们做出接近他人的行为。我们之所以要吃士力架巧克力棒，是因为大脑内部的多巴胺信号告诉我们，如果吃了这个士力架巧克力棒，我们会感到很快乐。简而言之，如果我们被某件事物所吸引，大脑就会分泌出多巴胺。然而，哺乳类动物的大脑天生就不喜欢接近陌生的东西，因为陌生代表着威胁或危险。例如，对于一只母老鼠来说，一只刚出生的小老鼠无疑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东西。哺乳类动物的父母因此会觉得有点困扰，这是因为，一方面，刚出生的子孙后代对它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是它们想避开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年幼的孩子要想存活下去，得到父母的照看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催产素似乎会改变哺乳类动物对自己的孩子的多巴胺反应，在使母亲从逃避到亲近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有人说，催产素是一剂会使人上瘾的“春药”，也有人把催产素称为“信任激素”，但是我更喜欢把催产素看成是一种护士神经肽（nurse neuropeptide）。大学毕业后，我曾在新泽西州新布伦瑞克的圣·彼得医院（St.Peter’s Hospital）工作过一年，在那里，我每天都与护士们一起工作。这些护士所做的工作确实非同寻常。她们的工作非常辛苦，但是一点都不起眼，而且通常不容易被人感激——她们的工作更像是父母亲对子女的养育照看。除了每天照顾许多病人之外，她们还要应付一大堆心理状况极差的病人家属。看到病人呕吐，我们的胃也会痉挛翻腾；看到伤口和鲜血，我们会忍不住闭上眼睛，但与普通人不同，护士们必须立刻冲上前去，完成她们必须完成的工作。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她们爱或者信任这些病人。通常情况下，她们并不认识病人，这么做是因为她们有帮助他人的动机，帮助他人就是她们的目的。当孩子需要我们的照顾时，催产素让我们变成了一个英雄，而护士们每一天对病人们都是如此。

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哺乳类动物对于自己的子孙后代的亲社会情绪与大脑腹侧纹状体和腹侧被盖区的激活有关，这两个脑区都是奖赏系统的一部分，它们的奖赏反应过程都受催产素的调节。对此的一种解释是，腹侧被盖区分泌出的催产素导致腹侧纹状体分泌出多巴胺，从而使人们有更大的动力去寻求奖赏。与此同时，发生在隔区内部、与催产素有关的神经生化过程似乎会促使人们做出“大无畏”的行为（隔区毗邻于腹侧纹状体）。催产素和大脑隔区的作用是降低痛苦的生理强度，因此能够促使人们去帮助他人，即使情况比较糟糕或者情势相当恶劣时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到他人需要帮助时，比如看到某人的伤口鲜血淋漓时，催产素就会在提升我们向这个人伸出援手这一行为的奖赏价值的同时，减少我们因接近这个陷入困境的人而产生的忧虑。

虽然催产素在促使父母亲关心、照顾自己的子孙后代这件事上，不同的哺乳类动物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但在另一个方面，即在如何对待陌生人这件事上，催产素对灵长类动物和非灵长类动物的影响却有所不同。对于非灵长类动物来说，催产素的增加反而会增加它们对陌生人的攻击性。一般来说，我们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这可能与非灵长类动物“母亲”试图保护自己的孩子，使之免受未知危险的威胁有关。母羊会攻击一只试图向它寻求照顾但与它毫无血缘关系的“别人家”的小羊羔。但是，当分泌催产素的过程受阻时，母羊就会去照顾这只与它毫无关系的小羊羔了。因此，对于非灵长类动物来说，催产素促进了它们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的直接照顾，这也包括为了保护自己的子孙后代而对他人发动攻击。这样就可以确保“母亲”的有限资源只用在自己的子孙后代身上，从而保证其基因一直遗传下去。

催产素引发的这两种行为倾向——照料他人以及攻击他人，都在人类身上得到了证实。一方面，许多实验证明，当人们在进行像囚徒困境这样的行为经济学博弈时，催产素能够增加人们的慷慨程度。另一方面，心理学家卡斯滕·德·德勒（Carsten De Dreu）在荷兰进行的多次研究也已经证明，同样在囚徒困境博弈实验中，使用催产素也会导致被试对来自其他“族群”的人做出更具攻击性的反应。

催产素既能促进小团体主义（所谓“小团体主义”，是指对自己所属的群体及属于该群体的个体的特别偏爱），同时又会增加对不属于同一个小团体的个体的敌意。至于如何判别某个特定个体到底是友还是敌，灵长类动物与其他哺乳类动物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对于非灵长类动物来说，催产素会使它们把看到的所有“外人”都视为威胁，从而提高它们对“外人”的攻击性。相比之下，人类会先把“外人”至少分三类：自己喜欢的群体的成员、自己不喜欢的群体的成员以及陌生人（不知道他们隶属于什么群体）。对于人类来说，催产素一方面可以促使人们关心与照顾他们喜欢的群体的成员和陌生人，另一方面又会使他们对自己不喜欢的群体的成员增强敌意。

就人类而言，催产素有助于促进人的利他主义倾向，而且这种利他主义并不只针对自己的群体（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群体内的利他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利他主义），同时也能排除对自己不喜欢的群体的成员。催产素对于利他主义的最大作用是，它能够使我们对完全陌生的人更加慷慨大方。因此，催产素具有极大的魔力，它能够让陌生人从相互关爱开始，然后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去做一些“大事”，例如建设家园、创建学校以及其他机构，而所有这些，正是一个社会的基础。

小赠品更能激发人们的捐赠行为

如果你在我吃加盐焦糖冰激凌时扫描我的大脑，那么毫无疑问，你会发现我的大脑的奖赏系统的活跃程度增加了。或者你也可以省下买一台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的钱，只要问我是否喜欢吃加盐焦糖冰激凌就可以了。在谈到冰激凌时，我们的意识经验和大脑也会做出与我们吃冰激凌时相同的反应。那么，为什么社会奖赏就不一样呢？为什么得到了公平待遇的我们不会感觉良好呢？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承认，帮助他人实际上也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内在的奖赏，且这种奖赏并不依赖于我们是否相信对方将来也会给我们带来某些物质利益呢？大量研究表明，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大家说自己是多么自私——尽管实际上我们并不自私。

最近，我参加了系里召开的一次社会心理学家会议，与会者包括许多教授和研究生。会议主席特别感谢了一位名叫凯莉·格德斯利夫（Kelly Gildersleeve）的研究生，她在暑假花了大量时间把会议搬到了互联网上，从而精简了诸多官僚化流程。参加会议的每个人都由衷地称赞她所做的努力，凯莉脸红了，她马上脱口而出道，她自己也可以从这个精简后的流程中受益，因此她自己也是获益者。这完全是一个谎言。即使她在研究生院的最后一年里竭尽所能地挤时间，也无法弥补她为此付出的光阴。凯莉后来告诉我，在说这些话时，她自己当然也知道这不是真的。总之，无论如何，她还是说了一些目的在于让自己显得有些“自私”的话。凯莉之所以会帮助大家，是因为她是一个善良而体贴的人，她看到了问题，并且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凯莉帮助大家，是因为帮助身边的人这一行为本身就会给她带来内在的奖赏。不过出于某种原因，当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去帮助他人时，我们经常会说出一些听起来比实际更加自私的话。

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戴尔·米勒（Dale Miller）找到了这种“伪自私行为”的根源。米勒认为，霍布斯、休谟和其他声称自私是人类所有动机的根源的学者提出的假设变成了一种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他们的理论以及追随者的一再重复已经影响了许多人的实际行为。因为一直被教导说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所以我们总是力图遵循这种“社会规范”，以避免自己显得过于“鹤立鸡群”。

戴尔·米勒已经通过许多实验证明，“他人”自私自利的程度实际上远比我们所假设的要低得多。在一项研究中，他问调查对象，他们认为在本科生中愿意为15美元的报酬而献血的人可能占多大比例？如果没有任何金钱鼓励，又有多少同学会献出自己的血？受访者估计，愿意免费献血的人大约占到为钱而献血的人的一半（32%：62%）。但是，对献血活动的实际调查结果表明，愿意免费献血者的比例高达62%，仅仅略低于有偿献血者的比例（73%）。

由于错误地高估了他人的自私程度，人们往往倾向于避免让自己表现出利他主义倾向。我们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自我吹嘘，或者不愿给人以惺惺作态的感觉——如果你认为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并不存在利他主义，那么你就不太可能宣称自己的行为是基于某种利他主义动机的，因为这无外乎把自己捧上了某个高度。正因如此，当人们被问及为什么要从事亲社会行为时，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行为归因于某种自私自利的动机（“我之所以去当志愿者，是因为我觉得太无聊了，它让我有事可做”）。当我们经常听到人们为自己的利他主义行为冠之以听起来像是自私自利的理由时，那只不过是他们表示自己认同所有的行为都是自私自利的这个“普遍信念”而已，而这反过来就更不可能让我们承认自己的行为具有利他主义动机了。这种循环具有自我强化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

这确实是一件颇具讽刺意味的事。米勒的另一项实验更加清晰地突显了这一点。这项实验是在一群愿意向某个慈善机构捐款的一群人中进行的。实验组织者要求一部分人直接捐款，结果这些人发现很难为自己帮助慈善机构的行为找到一个“自私自利”的解释。另一部分人则被告知，他们在捐款后将得到一支小小的蜡烛作为回报。于是，这支小小的蜡烛便创造了一种交换的假象，有了它，捐款人就能够说“我并不是在做慈善事业，我只是买了一支蜡烛”。不出所料，与没有提供蜡烛作为交换相比，让人们得到一支蜡烛更有可能让人掏钱捐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捐的钱也更多。以一个小玩意儿作为回报，人们就能用非利他的理由来掩盖自己的慷慨大方，从而更自在地做出更多利他主义行为。说到底，这实在是一种讽刺。

1835年，法国学者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写了一本关于美国的伟大著作《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在谈到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好人好事的想法时，他表示出了极大的吃惊，他这样写道：

美国人……对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行动都喜欢用自利原则加以解释……我认为，在这个方面，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往往有失公允，因为在美国也像在其他国家一样，人们也经常会出于本性自然而然地做出各种各样无私的（也就是说，非自私自利的）行为，但是美国人极少会承认，他们也会被这种情绪冲动所左右。

事实上，人类兼具自私和无私动机，而且这并非偶然。即便是哺乳类动物，它们的大脑也天生内置了关心他人的倾向；在灵长类动物中，这种关心进一步延伸到了非亲属身上——即使他们投入的这种关怀并不会得到物质回报。请记住，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这样的：无论是否饥饿，当品尝一块美味的蛋糕时，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同样的，无论是否期望得到回报，帮助他人都会让我们拥有美好的感觉。

现在，请试着想象一下，如果学校的老师也这么教育我们，即让我们很早就知道帮助他人的利他主义行为也是出于人类的天性，就像自私的行为一样，那么事情将会怎样？被强加于利他主义行为之上的这种奇怪的耻辱感一旦消失，或许就会促成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痛并快乐着的一生

我们看到，正是痛苦和快乐这两个重要的进化激励工具的共同作用，才确保了各种哺乳类动物走进各自的“社交圈”。痛苦和快乐是我们生活中的两大驱动力。能够在动物王国里生存下来的每个物种，都能够成功地避开那些威胁它们的东西，同时它们也总会被各种能够帮助其生存和繁衍的潜在奖励所吸引。例如，哺乳类动物天生就能避开掠食者，也能够记得自己上一次是在迷宫的哪个地方找到那块奶酪的。

真正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基本的痛苦和快乐动机竟然被同时选中，为我们的社交活动服务。对于一只年幼的哺乳类动物来说，最重要的需求是由成年动物持续不断地照看着。如果这一点得不到满足，那么年幼动物的所有其他需求都将无法得到满足，最终肯定难逃一死。因此，以各种方式确保个体间的相互连接是哺乳类动物进化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一方面，进化让各种可能危及我们的社会连接的潜在威胁带来疼痛的感觉，这样一来，大脑就会对这些威胁产生适应反应（举例来说，婴儿的啼哭声会引起照看者的注意）。另一方面，进化使得我们对孩子的关心与照顾成为一种可以带来内在奖赏，并且可以不断得到强化的行为，这样一来，大脑就能够确保，只要我们的孩子有需要（甚至在孩子有需要之前），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进化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适应后果。我们对社交和社会连接的需求、从照顾他人中获得的愉悦感有助于男女之间产生超越单纯的生育动机的灵肉交融的浪漫爱情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些痛苦/愉悦的反应模式的最初出现，可能只是为了满足照顾婴儿的需要，然而，一旦出现之后，它们就将伴随我们一生，并从根本上塑造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直到生命的终结。当然，这些社会动机也有缺点，那就是，如果它们得不到满足，就有可能会导致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切断社会连接——无论是长期恋爱关系的终结，抑或是所爱之人的离世，常常是导致抑郁和焦虑的重大风险因素之一。虽然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当他的社会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也可以活相当长的时间（通常比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活得更长久），但是一个人的预期寿命依旧与其社会连接密切相关。不甚理想的社会连接对一个人身体健康的危害很可能相当于每天抽两包烟。

建立社会连接的动机从婴儿期开始就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这是一种迫切的需求，是一种以大写字母“N”开头的需求。还有其他许多社会需求，它们是进化的附带结果，但是对于那些能够最小化自己的社会痛苦、最大化社会愉悦的人来说，它们构成了一项重大优势。建构和维护社会网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需看一下真人秀节目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事实上，无论是哥伦比亚电视台的《幸存者》（Survivor），还是全球音乐电视台的《真实的世界》（Real World）节目，全都以此为卖点。幸运的是，进化赋予我们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大脑网络，它们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周围的人，并且能够与他们紧密合作。连接是建立社交生活的基础，但它并不是进化的终点。为了确保我们能够充分利用我们的社交生活，进化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