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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让你的大脑成为他人思想的跑马场

1641年，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出版了《第一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他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身心二元论（mind-body dualism）——后来又被简称为“笛卡儿二元论”（Cartesian dualism）。根据笛卡儿的说法，心智（意识）源于一个非物质的灵魂，后者完全独立于物质世界以及所有的物理过程；意识世界（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两者永不相交。几十年之后，贝歇尔（J.J.Becher）出版了《地下物理学》（Physica Subterranea）一书，这本书同样关注看不见的实体。贝歇尔提出，所有的易燃物质之所以可以被点燃，是因为它们都含有一种“燃素”（phlogiston）。“燃素”是一种假想的物质，它没有任何可感知的属性，如颜色、气味、味道或重量等。就像笛卡儿对心智的描述一样，在贝歇尔的理论中，火似乎也是一种无形无质的存在。以上两种观点在当时的时代都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并被人们信奉。

然而，时代是会变的，这两种理论的命运也是如此。不过，身心二元论却算得上是过去1000年里最根深蒂固的理论之一。今天的人们在讨论与克隆、堕胎以及在实验室中使用动物做实验等技术和惯常做法有关的政策和伦理问题时，仍会有人引用身心二元论；燃素说则只有属于科学界的“圈内人”才会偶尔提起，而且在被提起时，通常也只是被当作一个不具有任何科学价值的反面材料而遭受嘲笑。对于这种现象，有的人可能会自然而然地猜想，身心二元论之所以经久不衰，而燃素说早早地就遭到了唾弃，是因为前者赢得了科学证据的支持，而后者则遭到了科学的驳斥。但是，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事实上，在科学界内部，这两种理论的声誉都不好。虽然科学家们（其中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仍然经常用一种带有二元论色彩的语言来报告自己的科学发现，即经常会独立地提到“心智”一词，似乎它真的是与身体相分离的。但是，现代科学有关心智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是，心智完全是生物性的，因而是物质实体。然而，大多数人却都固执地相信笛卡儿所描述的那个简单而又令人难以反驳的身心二元论。请你考虑一下以下这个两难问题吧。你愿意拥有一个没有心灵的身体吗？这个身体仍会像你现在这样四处走动，但是所有与“你”有关的经验体会都会消失。你将不再有思想、感情或记忆。或者，你是不是更愿意拥有一个没有身体的心灵呢？你仍然拥有感觉和体验，但却没有了身体与这个世界互动。对于这个问题的任何一种回答都是对身心二元论的隐性支持。这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我们确实更容易这样想象：我们是身体和心灵的结合体，同时它们又是彼此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

身体与心灵的分裂

笛卡儿关于人类的双重性——心灵和身体的信念，如果直接用于解释大自然的工作方式，那么无疑是大错特错的。但是，对于人类大脑如何表征世界这一问题，笛卡儿却给出了一个相当准确的答案。早在人类大脑内部的神经机制被揭示出来数百年之前，笛卡儿就已经意识到，人类如何看待自我这一问题的答案的两大组成部分（身体和心灵）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分裂。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拥有两个自我呢？如果真的有两个自我，那么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映像时，认出来的到底是哪一个自我呢？

社交天性实验室

1970年，戈登·盖洛普（Gordon Gallup）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把一面镜子放到了一群黑猩猩面前。他对黑猩猩是否拥有自我意识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它们是否拥有“自我”，是否知道自己拥有“自我”。黑猩猩无法谈论它们自己，但是盖洛普认为，看到镜中的自己的影像时的反应能够提供它们是否拥有自我意识的线索。黑猩猩是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物种，因此如果想在人类之外，找到其他拥有类似人类所拥有的自我意识这种东西的动物，黑猩猩无疑是最佳“候选人”。

黑猩猩们在“研究”镜子时一般只会做出两类行为，这表明它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了镜子中的影像代表的究竟是什么。一开始，它们会对着镜中的影像做出各种动作，好像镜中站着另一只黑猩猩——仿佛出现在它们面前的“陌生人”一样。不过到了第三天，这种行为就急剧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以“自我”为关注焦点的行为。例如，它们会利用镜子给自己剔牙。10天之后，这个实验的关键时刻来临了。趁着这些黑猩猩睡着的时候，盖洛普在每一只黑猩猩的额头上涂上了闻不出任何异味的红色颜料。当这些黑猩猩醒来后，它们照旧再次去照镜子时，黑猩猩具有自我认知的证据便显得非常清晰了，因为当黑猩猩们在镜中看到这些红色颜料时，它们会用手去触摸自己的额头（进行检查）。与其他旨在探索社交互动与自我意识的关系的以人类个体为对象的研究结果类似，盖洛普还发现，在那些被单独喂养长大的黑猩猩们身上并没有找到它们拥有镜像自我认知的证据。

不过，对于这种做法，即用“镜像测试”实验的结果去证明黑猩猩、海豚和大象等动物都拥有自我意识，在学术界仍存在很大的争议。幸运的是，几十年后，当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技术流行起来后，科学家们就可以利用这种扫描技术来检验自我意识，并确定其神经基础了。对10多个研究自我意识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后，一种清晰的模式浮现了出来。与看到和辨认朋友、名人和陌生人的照片相比，当人们在看到和辨认自己的照片时，他们大脑中的额叶皮层右侧和大脑皮层外侧表面的顶叶皮层的活跃度更高（见图8-1）。此外，在人们看到自己的面部图片与跟踪自己的肢体动作这两种情况下，他们大脑的顶叶皮层都会有所反应。

图8-1　大脑右半球中与视觉自我认知有关的脑区

神经二元论

40年来，我们把能在镜中认出自己当作是其他物种也拥有自我认知能力的一个决定性标志，但实际情况则显得复杂得多。根据笛卡儿的观点，这类实验关注的无非是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身体认出来（“那是我的身体”），这无疑是不够的。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笛卡儿认为我们的心灵具有不可还原性，并据此推导出了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

在笛卡儿之前，德尔斐的神谕（Oracle at Delphi）就已经敦促人们去“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也告诫我们“浑浑噩噩的生活不值得过”。在过去的1000年里，西方人一直在越来越频繁地重提这类呼吁。但当我们督促人们去认识自己时，我们所说的就是那种“自我认知”——知道镜中的那个影像就是我们自己吗？镜像自我认知是一种自我意识，但它真的能够代表我们所探求的那种更深层次的自我认识吗？

社交天性实验室

来自达特茅斯学院的三位著名社会神经学家比尔·凯利（Bill Kelley）、托德·海瑟顿（Todd Heatherton）和尼尔·麦克雷（Neil Macrae）给这个问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们设计了一个非常简单但又非常精巧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实验——让被试看一些形容词（如“有礼貌的”、“健谈的”），然后观察他们大脑的激活情况。

在其中一些实验轮次中，被试们必须判断这些形容词是否恰当地描述了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个性或特点；而在其他一些实验轮次中，被试则必须判断这些形容词是否恰当地描述了自己的个性或特点。他们的目的是检验这样一个假说：当人们断定可以用与形容乔治·W.布什所用的词语完全相反的词语来形容自己时，有一些脑区应该会更加活跃。结果发现，只有两个脑区的活动遵循了这种激活模式。

正如在镜像自我认知研究中得到的结果一样，在这个研究中，被激活的脑区也属于前额叶皮层和顶叶皮层。但是，与人们在镜像自我认知研究中发现的不同之处是，他们发现，被激活的具体脑区是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简称MPFC）和楔前叶（precuneus）。楔前叶位于大脑中部，即大脑两个半球相连接的地方，而不是位于大脑外侧接近于头盖骨的地方（见图8-2）。换句话说，从镜中认出自己与从概念上思考自己依赖于完全不同的神经回路，这也就意味着，看见自己与认识自己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

图8-2　与概念性的自我意识有关的脑区

看见自己与认识自我之间的差异至少包含两层重要含义。首先，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告诉我们，那些通过镜像自我认知测试的动物“认识”到的到底是什么。对于自己的“肉身”（corporeal identity），黑猩猩、海豚和大象都有一定的意识，它们都知道在镜中看到的那个身体是自己的。然而，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数据表明，能够通过这些测试并不意味着这些动物拥有与我们一样的自我认知，会思考自己是否拥有某种特别的性格特征，或者想知道10年后的自己会是怎样的；而且，这也不意味着，这些动物会去回想自己过去所做出的决定是否明智；当然，这更加不意味着，这些动物能够进行内省性思考，因而拥有一种概念性的自我意识。

其次，用来表征对身体认知的神经回路与用来表征对心智认知的神经回路是相互分离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很难抛弃笛卡儿式身心二元论的原因。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身心二元论对于“我们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解答是非常蹩脚的；但是，大多数人（的大脑）却像是一个真正的二元论者那样在运行着。我们不能禁止大脑这样做，因为毫无疑问，我们的“操作系统”天生就是这样，天生就要求我们从心智和身体相互分离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在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系统用来思考心智，同时又有另一个系统用来认识我们的身体，这两个系统在大脑中是独立的。在现实世界中，人的心智和身体并没有分离，但是，它们在我们的大脑中“注册在案”的方式却是不同的；而且，即使我们想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填补这条鸿沟，我们所能做的也极其有限。大脑对颜色和数字的感知完全不同，因为它们取决于两个毫无关系的神经系统；同样的，从大脑内部的表征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心智和身体之间也是永远相互分离的。

黑猩猩也有自我吗

在比尔·凯利等人的研究中，人们观察到内侧前额叶皮层被激活了；在后续进行的无数个研究自我反省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实验中，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观察到这个脑区的激活。这些研究表明，人类概念性的自我意识与内侧前额叶皮层紧密相关。我也曾经发表过一篇有关这个领域的综述，在那篇文章中我指出，在所有关于自我反省的实验中，有94%的实验都观察到了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而且它是唯一一个与我们对“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思考一直密切相关的脑区。

考虑到人类或许是唯一一个能够从概念上对自身进行思考的物种这个事实，我们有必要追问，内侧前额叶皮层是不是还存在其他一些特别的地方，使我们能够思考有关自身的问题？不妨先让我们从解剖学的角度来描述一下这一脑区。德国解剖学家柯宾连恩·布洛德曼（Korbinian Brodmann）在20世纪初时测定了整个人类大脑的细胞结构，然后辨识出了50个不同的大脑皮层区，每一个脑区都被认定为一个布洛德曼区（Brodmann area）。这种分类法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有效。前额叶皮层的内侧壁可以被分为三个区域（见图8-3）。腹内侧前额叶皮层被认定为布洛德曼11区，对于这个脑区的功能，我们在阐述有关奖赏系统的内容时已经讨论过了；作为心智解读能力的中心结点的背内侧前额叶皮层，则被认定为布洛德曼8区和布洛德曼9区；内侧前额叶皮层被认定为布洛德曼10区（也就是BA10），它位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和背内侧前额叶皮层的中间位置。当让你用手指着位于你前额内的“第三只眼”时（无论你这样做时是否带着某种自嘲的口气），你指的很可能就是这个内侧前额叶皮层区，正是这个区域让你产生了“存在一个自我”的感觉。虽然对于啮齿类动物是否也拥有类似的前额叶皮层这个问题，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但是很显然，就算它们有前额叶皮层，也不可能拥有相当于人类的布洛德曼10区的脑区。从根本上说，只有与我们亲缘关系最接近的灵长类动物（即猴子和类人猿）才可能拥有这个脑区。

图8-3　位于前额叶皮层内侧壁的不同脑区

神经解剖学家卡特琳娜·赛门德费瑞（Katarina Semendeferi）测定了6种拥有布洛德曼10区的灵长类动物（其中也包括人类）的这个脑区的大小，结果发现，黑猩猩、倭黑猩猩、大猩猩、猩猩和长臂猿的布洛德曼10区的脑容量都低于3000立方毫米，而人类布洛德曼10区的脑容量则在14000立方毫米以上。

正如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讨论过的，简单地直接比较脑容量的大小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通常而言人类大脑肯定要比其他动物大得多。更有意义的应该是比较布洛德曼10区占整个大脑的比例。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布洛德曼10区占全部大脑容量的比例在0.2%～0.7%之间；而在人类大脑中，布洛德曼10区占到了人类全部大脑容量的1.2%。换句话说，人类布洛德曼10区占整个大脑的比例高达黑猩猩的两倍。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布洛德曼10区是人类已知的所有脑区中唯一一个异常大的脑区。赛门德费瑞还发现，布洛德曼10区的神经元不如其他皮层来得密集。由于不怎么拥挤，这使得布洛德曼10区的每一个神经元都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跟许多其他神经元进行连接。

毫无疑问，内侧前额叶皮层相当特殊，它使人类有别于其他灵长类动物。考虑到人类是已知的物种中唯一一个肯定拥有概念性自我意识的物种，所以我们有理由认定，这种能力与人类这个独具特色的脑区有关。那么这个脑区到底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呢？西方人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了思考“我们自己”上。毫不夸张地说，许多人甚至都对自己着了迷。

众所周知，我们所反思的自我是由个人的信仰、目标和价值观构成的。自我支撑着我们的希望和梦想，除了人类没有什么物种能够触及这个方面。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阐述过有关自我的概念，他把自我视为真理的源泉，在《道德经》中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句：“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诺贝尔奖得主赫尔曼·黑塞（Herman Hesse）也强调，任何一个自我都拥有不同于其他自我的特性，他说，每一个自我“都是独一无二的、非常特别的，它们总是意味深长又意义非凡地指向世界现象的某个特定的交叉点，而且只此一次，永不重复”。如果自我代表了人类独一无二的特性，那么内侧前额叶皮层似乎就是那条了解我们自身隐藏的真相的捷径，同时也是我们获得个人幸福的最佳途径。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事情往往不会像它们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粉色的给男孩，蓝色的给女孩

维吉尔（Virgil）和荷马（Homer）都讲述过关于特洛伊的海伦（Helen of Troy）的神话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公元前13世纪，海伦被一个名叫帕里斯的特洛伊人从希腊带回了特洛伊，于是，海伦丈夫的哥哥阿伽门农和希腊诸王率领军队围攻了特洛伊，双方展开了一场大战。战争持续了整整10年。在战争期间，特洛伊人抵挡住了希腊联军的多次正面进攻，从来没有让希腊联军踏进城门半步。然而，希腊联军最后利用了著名的“特洛伊木马”之计扭转了局势，一举攻下了特洛伊城。在特洛伊城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希腊联军佯装匆忙撤退，在城外留下了一具巨大的中空木马，特洛伊守军不知是计，把木马作为战利品运进了城中。夜深人静之际，木马腹中躲藏的希腊士兵打开了城门，特洛伊沦陷了，持续了10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为什么这种细枝末节的小插曲也能写进希腊的历史？特洛伊木马根本不像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它并不是什么战利品，而是希腊联军的一个精妙绝伦的诡计，利用这架木马，希腊联军得以潜进特洛伊城，最终导致了特洛伊城的沦陷。同样的，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自我意识描述为自我的特洛伊木马。

在西方，我们喜欢把自我当成一种使人与众不同的东西，认为自我代表着每个人独特的命运——我们一定要达成个人目标，实现自我！我们把自我以及关于“我们到底是谁”的意识想象成一个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开的密封着的百宝箱，一个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进入的坚不可摧的堡垒。如果这便是自我的全部故事，那么有关自我的讨论就不需要出现在本书的社会脑部分了。但是事实证明，自我或许是进化为了确保群体生活的成功而采取的最狡诈的策略的体现。我相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是一种伪装得非常巧妙的诡计，它允许社交圈进入我们内心，甚至允许社交圈在丝毫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情况下悄悄地“侵占”我们。

关于特洛伊木马，19世纪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提出的观点可能是最愤世嫉俗的。他这样写道：

人们对于他们的“利己主义”想了很多、说了很多，但是无论他们怎么想、怎么说，终其漫长的一生，绝大多数人在“自我”方面都是全无作为的。充其量，他们只能为自我的幽灵做些事。自我是形成于他们周围人的头脑中，然后再交付给本人的。

尼采认为，自我意识并不是一种我们与生俱来的内在固有的东西，或者说，自我并不是我们存在的真正核心，或我们一生的意义所在。恰恰相反，尼采指出，通常来说，我们的自我意识主要是由我们生活中的其他人构建出来的，而且自我还是一个“秘密特工”，它所服务的对象首先是他人，而不是我们自己。如果一个人认为，自我的目的就是通过“更好地了解我们是谁”来帮助每个人获得最大的个人奖赏、实现最大的个人成就，那么他将会悲哀地发现，实际上自我所做的事情与我们原来所想象的竟然完全不一样。

我们都会对所谓的“文化潮流”或流行趋势做出反应，反思一下这种反应，我们就可以理解上述这个过程是如何展开的。每当我第一次看到一件新潮时装时，我的第一反应通常是“那看起来有点可笑”，然而过了几个月后我往往会发现，这种流行的时装看上去其实还不错，甚至可能相当适合我。关于这类事情，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非常显著的例子，例如我们对于婴儿用品的颜色的态度（的变化）。

走进任何一家卖婴儿用品的商店，你都可以发现这些商店分别为女孩和男孩准备了各种各样粉色系列和蓝色系列的服装或其他器材（设备）。在一定意义上，我非常不喜欢男孩和女孩一出生就用这样的方式把他们区分开来。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又觉得这样做是可取的。为男孩们准备蓝色的衣物，为女孩们准备粉色的衣物，感觉上也挺不错。这种做法或许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它应该是正确的——我本人就由衷地觉得这是对的。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某个商店试图进行颠覆，为男孩准备粉色的衣物，而为女孩准备蓝色的衣物，那么这家商店的生意会不会永远也红火不起来？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这种颠覆性的事情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一次。100年前，婴儿用品的配色方案与现在的情况刚好相反。读者不妨看看如下这篇发表在1918年出版的一份贸易杂志上的评论是怎么说的：

一般公认的规则是，粉色是给男孩准备的，而蓝色是给女孩准备的。原因在于粉色是一种更果断、更强烈的色彩，它更适合于男孩子；而蓝色则让人感觉更加细腻纤巧，因此适合于漂亮的女孩子们。

不知怎么的，从1918年开始直到现在，我们的本能反应出现了完全的逆转。试想象一下，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引导潮流的人决定安排蓝色给男孩、粉色给女孩时的情景吧。我敢肯定他们在一开始时肯定是被嘲笑的，然而不知怎么的，这种改变确实发生了，而且逐渐流行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关于性别与颜色的关联的习惯看法慢慢地发生了变化，直到有一天“蓝色适合于男孩子”的想法终于由大错特错变成了无比正确。因此，我们要追问的是，每个人都是独立地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吗？又或者，存在某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它能够确保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与我们所感知到的周围人的信念保持一致？就像我们所秉持的大多数信念一样，对于婴儿适配的颜色这种本能反应是不知不觉地从外界习得的。我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指，在所有时候的所有人身上都会发生这种事情，并非这么绝对。但是，众所周知，我们的立场和态度是何等轻易而频繁地随着大众的“普遍看法”而发生转变的。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我认为，进化一直在推动着我们更加亲近于相互依赖的社交生活，因为“团结就是力量”；生活在群体中，我们可以通过集体行动实现效率最大化。若果真如此，以某种“秘密操作”的方式将外界的信仰与价值观注入我们身上，就能够使生活在群体中的人们更加和谐，进而实现人们的社会痛苦与社会愉悦之间更高层次的均衡。每个人都拥有各种各样的冲动和欲望，如果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人一起采取行动，那就很可能会导致社会陷入瘫痪。

我要强调的是，自我的存在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桥梁作用，它使我们所归属的各种社会群体（即我们的家庭、学校、国家，等等）能够用社会性的冲动来补充和完善我们的自然冲动。社交圈赋予了我们一个信念集，我们所秉持的关于自我、道德以及关于是什么构成了一个有价值的人生的信念都是这样来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依赖于这些信念；而且，由于自我观念的作用，我们会觉得所有这些信念都是自己得出且只适用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观念，是我们最隐秘、最深层的内心的产物——这正是进化的狡诈之处。她知道，仅仅让我们了解和认识群体的信念和价值观是不够的；如果要让这些信念和价值观指导我们的行动，那么就必须让人们从心底里接纳它们，再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换句话说，这就像特洛伊木马一样，自我意识的很大一个组成部分是在黑暗的掩护下悄悄地从外界潜入我们内心深处的。许多人可能会认为，自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增强我们对抗外部压力的能力的，但是，这种关于“我们是谁”的理论是有误导性的，它忽视了大脑会以各种方式利用外部力量去建构和更新自我的事实。

在你眼中的我

现在，请试着想象如下这个扑克牌游戏。你坐在一间屋子里，里面共有20个人，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张牌，这些牌是从一副标准的扑克牌中抽出来的。规则是，每个人都不能看自己的牌，相反，你必须把牌举到额头上让别人看；然后每个人都被告知，要设法“找到一个人进行配对，使你们两人配成一组牌面最大的牌”。刚开始时，你能看到每个人手中扑克牌的“价值”，但是你不知道自己手中的牌的“价值”。所以在游戏开始后不久，你就会心中有数。拿到红桃A的那个女人将会有一大批“追求者”，大家都希望被她选中；而拿到黑桃2的那个男人也很快就会意识到为什么自己得不到众人的“垂青”。

这个游戏看似简单，但是20世纪初两位非常有影响的心理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和查尔斯·库里（Charles Cooley）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了解自己的方法与这个小小的扑克牌游戏有很大的类似之处。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很难观察到自己的内心，并真正了解自己到底是谁的，因此每个人都倾向于通过观察别人找到自我——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米德和库里提出了著名的“反映性评价一代”（reflected appraisal generation）概念。简单地说，反映性评价就是指“我认为你是怎么想我的”。每个人都会从他人那里得到许多关于自己的反馈信息，有时，这些反馈是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更经常的则是通过非语言行为和语气（或语调）的形式来表示。米德和库里认为，我们就是利用这些信息来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谁的。他们强调，我们常常是通过观察他人，而不是审视自己的内心来了解自己的。

既然如此，那么一个人在形成自我的过程中肯定会积极主动地生成这类反映性评价，从而使自己的概念性自我意识更加充实、具体，因此，一个试图研究仍处于建构中的自我的心理学家应该去观察那些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青少年。事实上，当珍妮弗·普法伊费尔（Jennifer Pfeifer）还是我实验室里的一名研究生时，她就是这样说服我的。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要求一些刚刚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一些年龄为13岁的年轻人）和成年人报告他们对自己的直接评价（例如，“我认为自己很机敏”）和反映性评价（例如，“我的朋友们认为我非常机敏”）。我们希望通过这项研究发现一些东西。首先，我们猜测，直接评价应该能够激活内侧前额叶皮层，比尔·凯利和其他人已经在数项研究中证明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实验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猜测：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情况都是如此（同时，我们的研究还表明，青少年的这个脑区比成年人更加活跃，这个结果与刚刚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更加关注自我这一现象是相一致的）。其次，我们猜测，反映性评价应该能够激活心智解读系统，因为这意味着被试想弄清楚他人对自己的想法。这一点在青少年和成年人身上都被观察到了。

这个结果让人兴奋不已，因为我们触及了未知的领域。在这项研究之前，没有人曾经检验过一个13岁大的青少年在评价自己时，他的大脑是如何“搞懂自己”的。当青少年被试在对自己进行直接评价时，他们的整个心智解读系统都非常活跃；但是成年人并非如此。请读者回想一下，本书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指出，心智解读系统通常与对他人心理状态的考虑相联系。这些结果表明，即使在我们询问这些青少年被试对自己是怎么看时，他们也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些反映性评价，即他们自己所认为的别人对他们的看法。这也就意味着，这些青少年被试不是通过直接进行内心反思来回答我们的问题的。事实上，这些青少年被试在回答我们提出的直接评价问题——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时，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转而关注他人的想法了。

这项研究还有另一个全新的发现，它进一步支持了外部信息在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假说。在这项研究中，青少年被试不管是在对自己进行直接评价时，还是在叙述反映性评价时，他们的内侧前额叶皮层都被激活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从表面上看，直接评价和反映性评价的心理过程大相径庭。反映性评价是我对所相信的东西的评价——这是一个标准的心智解读任务，很可能与内心深处的体验毫无关系。与此不同，直接评价则似乎能够触及只有我自己才能接触的隐藏着“个人的自我真理”的内心深处。

然而，在这个实验中我们看到，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出现了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或许前额叶皮层与心智解读系统“保持一致”，都把我们对他人对自己的看法的评价当成了自己对自己的看法（的一种代表）。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与其说内侧前额叶皮层是通往个人真理的捷径，还不如说它提供了各种各样来自内部和外部信息的总映像；我们就是根据这些信息来了解自己的——有些是个人的、内省的，而有些则是源于我们所认为的周围人对我们的看法。这也就意味着，自我的社会建构可能还涉及了内侧前额叶皮层。但是，他人能够影响我们、改变我们的信念，这真的跟内侧前额叶皮层有关吗？

人天生就易受他人影响

20多岁时的我是蓝人乐团（Blue Man Group）的狂热粉丝（我现在仍然是这个组合的铁杆粉丝，不过我的狂热劲头已经过去了）。我在纽约、波士顿、拉斯维加斯和好莱坞等地都看过他们的演出，前后共看了十几遍，而且被我带去看他们演出的人至少已经有好几百了。当我在读研究生时，有一段时间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那时的我甚至还曾去这个舞台剧试镜，想让自己真正成为蓝人组合中的一员。我真的像许多叛逆的年轻人一样，曾经尝试过逃离乏味的生活，加入某个马戏团环游天下。如果你还没看过它的演出——那就快去看看吧，我会等着你的。蓝人们根本就是降临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外星人，他们试图让我们弄清楚我们到底是谁，并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与观众沟通。但是蓝人们都是“哑巴”，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处事方式。

在这个舞台剧中，我最喜欢的一部分是，他们会把观众席中的一位女性带上舞台参加表演。这位被选中的女性总是既年轻又漂亮，她通常都会穿着一件白色毛衣。一旦被带上舞台，这位女性就会被安排坐在一张长长的桌子边上，被两个蓝人夹在中间。她要参与的是这样一个情节：蓝人们要把一幅画上的家具图案擦掉，他们一边吃着夹心面包，一边从一个阀门里把所有吃下去的食物都“吐出来”，吐到自己挂在胸前的一个托盘上。每个蓝人自始至终都竭尽全力，尽他们所能地去讨好这个女人，他们用只有蓝人能懂的方式调着情，每个蓝人都试图“胜过”其他蓝人。

这一幕非常滑稽搞笑，包含着许多表现力极强的非语言行为（请记住，蓝人们是不会说话的），与这位原本是观众的临时演员的互动也编排得非常精妙。许多人都以为这位女性是事先安排好的，是专门为这场秀服务的，因为她不可能在没有得到任何语言指导的情况下，就能够如此丝丝入扣地配合蓝人表演，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然而，蓝人们并没有耍这样的花招。事实上，有一次，我本人也曾经被推上舞台参与表演，而我被安排秘密地戴上了一副耳机，它会指导我该怎么做。但是多年之后，我得到了一个可以与蓝人乐团——克里斯·维克（Chris Wink）、玛特·高曼（Matt Goldman）和菲尔·斯坦顿（Phil Stanton）见面的机会，他们向我保证在夹心面包那场滑稽短剧中，被邀请的女性确实是一名普通观众。

这种短剧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是因为人类天生就很容易受周围人的影响——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换句话说，我们的耳根子远远比自己想象的软得多。每一个蓝人的每一个行为都会引导这位毫不知情的女性搭档做出适当的，而且似乎是注定的反应。在西方，顺从似乎是一种被人看不起的习惯；而在东方，同样的行为则被称为是“和谐”，是成功的群体生活不可或缺的。

人很容易被暗示、被说服，关于这一点，科学家们已经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运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进行过大量研究。如果内侧前额叶皮层不仅代表了我们的自我意识，而且还打开了特洛伊木马式的自我的大门，允许自己被周围的人影响，那么内侧前额叶皮层应该与（被）暗示和（被）说服有关。尽管我们的直觉是，更好地了解自我可以让我们远离社交圈的过度影响，但是神经层面的事实却是，内侧前额叶皮层在自我认识和受他人影响这两方面都发挥着核心作用。

即使你从来都没有被催眠过，但很可能看到过别人被催眠的过程。催眠术是真实存在的，虽然大部分人都不会被深度催眠。在极少数几个被深度催眠的案例中，被催眠的人会把彩色的图案看成是没有色彩的；外科手术可以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进行；一个有着长期吸烟史的瘾君子能够在一个小时内戒掉烟瘾。

社交天性实验室

埃米尔·瑞兹（Amir Raz）进行了一项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检验了极易受外界影响的人和不太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在催眠状态下的神经差异。在实验中，他让被试完成一项斯特鲁普任务（Stroop Task）。这项任务是这样的，被试会看到一些纸片，上面印刷了不同色彩的表示颜色的词，如“红色”（RED），不过，有些词所表示的含义和被印刷上的色彩一致，而有些词表示的含义和被印刷上的色彩不一致。在所有的实验轮次中，被试都被要求说出这个词被印刷的色彩。众所周知，如果词都是用蓝色印刷的，那么人们在拼读出“蓝色”（BLUE）这个词时的速度通常会比拼读出“红色”这个词要快一些。瑞兹发现，如果对一个极易受外界影响的被试进行催眠暗示，暗示他们把某些表示颜色的单词看成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字符，那么在那些颜色错配的实验轮次中，他们的反应速度就能够加快很多。换句话说，瑞兹要检验的是这样一个假说：如果一个人看到的不再是用蓝色墨水印刷的“红色”这个词，那么在完成这项任务时，就不会产生矛盾冲突的感觉（从而拖慢他们的拼读速度）了。在所有这些词的含义和颜色不一致的实验轮次中，极易受影响的被试的反应比不太容易受影响的被试的反应要快得多。随后，瑞兹把注意力转向大脑内部，试图搞清楚在这两组被试之间，到底是哪些脑区的反应存在差异，结果发现内侧前额叶皮层是核心脑区之一。

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少会直接被催眠，但却时时刻刻都在以其他方式、通过其他途径接受着他人的影响。我们永远都处在“极具说服力”的信息的包围和轰炸当中，针对我们的广告通过各类媒体铺天盖地而来。埃米莉·福尔克和我曾经进行过一系列研究，考察他人的意见是如何通过血脑屏障的。这些意见通过血脑屏障后就能够影响我们，使我们的行为与他们更加一致。尤其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大脑内部是否包括了一些与这种说服过程有关，但是我们却无法有意识地进行叙述或分析的信息？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也就意味着，特洛伊木马式的自我确实是非常隐秘的，它会在我们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影响我们。

社交天性实验室

在第一项研究中，我们试图说服一些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的本科生更频繁地使用防晒霜。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洛杉矶位于阳光充沛的沙漠边缘，所以对于在那儿生活的人来说，使用防晒霜本来就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实验开始后，我们把这些学生被试带进了实验室，问他们一系列与防晒霜的使用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上个星期使用了多少防晒霜；下个星期又打算使用多少；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人们应该经常使用防晒霜。再接下来，我们让学生被试躺进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中观看一些来自美国皮肤病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Dermatology）等机构的短片，它们包含了关于人们应该如何使用防晒霜的劝说性信息。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结束后，我们又问了被试一系列问题，并请他们完成以下两个“评估”：一是对他们下一周打算使用的防晒霜进行评估，二是对人们通常所持有的关于防晒霜的作用的看法进行评估。一个星期后，我们又出其不意地联系到了每一位被试，以便搞清楚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里，有多少天他们真正使用了防晒霜。

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结束后，一些被试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防晒观念”，以后每天都会使用防晒霜。其他人则说了一些表示感谢的话，不过显然并非出于真心，因为他们打算继续以原来的方式使用防晒霜。这些人嘴上怎么说的与实际怎么做的之间的相关性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这些人在看了那些劝说性短片所传递的信息后改变了自己（口中所说）的意向，那么这种说法应该可以作为一个相当好的指示器，说明他们的实际行为也会有所改变。但是，只需要想一想我们每年都会制订，但却总是无法付诸实施的“新年新计划”，就会知道好的意图并不一定总能变成现实。在我们的研究中，有些人增加了防晒霜的使用率，而有些人则没有，但是他们的实际行为与他们告诉我们的计划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看看他们的自我报告，再对比一下他们的实际行为，要说两者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的话，那充其量也只是一种“随机关系”。

与此相反，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大脑活动情况更好地预测他们的行为。实验结果表明，我们可以把被试在看到劝说性信息时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活跃程度看作一个预测器，它能够相当好地预测被试下一周使用防晒霜的频率。在看到劝说性信息时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更加活跃的被试，在以后的日子里越可能增加防晒霜的使用率，但这与他们口头上告诉我们打算要做的事情无关。被试这个脑区的活跃情况比他们有意识地告诉我们的任何信息都更能预测出他们在下一周的行为。把这个发现与我们之前阐述过的特洛伊木马式的自我的概念联系起来考虑，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这项研究证明，在接收到劝说性信息后，使用防晒霜的价值的心理表征会发生变化，也确实有可能会驱使人们做出某种行为，但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过程（心理表征变化驱动行为改变）是在人们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完成的。

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身上已经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而导致这种变化发生的“根据地”就是内侧前额叶皮层这个脑区。这也就再一次表明，这个被我们称为“自我”的东西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私密”；而且它也远远不是与世界上的其他东西相隔绝的。事实证明，只要观察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对广告的反应方式，就不仅能够预测作为个体的我们会如何发生改变，而且还能预测整个群体将会如何发生改变。

广告有没有效，大脑先知道

约翰·沃纳梅克（John Wanamaker）是19世纪零售业的先驱，有一次他曾经这样打趣道：“我知道我一半左右的广告预算都是浪费掉的……但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半。”自那以后，人们便会在投放广告、发动广告战之前先进行评估，试图预先知道哪些广告宣传会取得成功，哪些广告活动会归于失败。说实话，我们其实不是很擅长计算这个，因为通常的评估方法无非是去询问那些“有代表性的焦点群体”，询问他们对打算发布的广告有什么看法。例如：看了这个广告后能让你产生购买这个产品的欲望吗？你认为这个广告会让他人产生购买欲望吗？这两个代言人中的哪个更能让你产生购买这个产品的冲动？然而，这些“有代表性的焦点群体”并不一定能很好地完成他们的“职责”，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人们实际上是很难通过内省的方法得到这些问题的准确答案的。当然，对这些“有代表性的焦点群体”进行访谈的方法可能会比在一个漆黑的房间里向镖靶投掷飞镖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儿去。

根据我们的“防晒霜研究”结果，埃米莉·福尔克设想，在预测广告在电视上播出后会获得什么效果时，我们或许可以创造出一个“神经焦点群体”（neural focus group）：通过观察人们在观看广告时的神经反应预测能否取得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复制自己的“防晒霜研究”，但这一次我们构建的情境是，把反对吸烟的广告播放给那些试图戒烟的人看。在这些被试接受扫描的那天（也就是说，在他们开始戒烟之前）以及一个月之后，我们测定了他们肺中的一氧化碳含量。这是一个生物指标，可以告诉我们被试在那个特定的时点上抽了多少烟。在这项新研究中，我们得到的结果与“防晒霜研究”的结果惊人相似：被试观看反对吸烟的广告时内侧前额叶皮层区的激活程度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哪些人日后会成功地减少吸烟量——比被试本人所报告的“信念、意图和计划”更加准确得多。

接下来，我们找出了三组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广告宣传活动的反吸烟广告（它们在那一年内分别在不同时期于三个不同的州播出）。我们把这三组广告命名为广告宣传活动A、广告宣传活动B和广告宣传活动C。仿照“有代表性的焦点群体”方法，我们询问了每一位吸烟者（被试）哪组广告能够最有效地推动吸烟者戒烟。他们告诉我们，广告宣传活动B最有效，其次是广告宣传活动A，而垫底的是广告宣传活动C。但是，当我们观察被试在观看每一个戒烟广告时其大脑的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情况时，却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被试们在观看广告宣传活动C时，他们的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反应最强烈，而在观看广告宣传活动A时，他们的内侧前额叶皮层最不活跃。换句话说，被试口头上告诉我们，来自广告宣传活动C的广告效果最差，但是他们的大脑却告诉我们，这个广告实际上可能是最有效的。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哪个是正确的呢——是被试们说还是他们的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反应，抑或是两者都错？幸运的是，每个广告都是以对观众的一个具体要求结束的：“请拨打1-800-QUIT-NOW。”这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反吸烟热线的电话。我们与这个公共卫生研究项目有合作关系，因此能够获得相关数据，知道有多少人在观看了其中某个广告后拨打了这个电话号码。结果证明，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情况确实有预测功能。数据表明，每一个广告宣传活动都是成功的，不过它们的成功程度却有所区别。人们报告说，效果最好的应该是广告宣传活动B，它使得拨打热线电话的人数增加了10倍；广告宣传活动A是人们认为效果仅次于广告宣传活动B的，结果它使得拨打热线电话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关键在于广告宣传活动C，人们报告说，它的效果最差（而他们的内侧前额叶皮层却“说”它最有效），结果是它使得拨打热线电话的人数增加了超过30倍。也就是，人们口头上说广告宣传活动C效果最差、B效果最好，但实际上，前者使热线电话拨打量增加的幅度却是后者的三倍多。

这两项研究除了进一步证实了以往研究的发现——人们其实并不怎么擅长预测自己或他人的行为之外，还让我们找到了一个有效的“解毒剂”，能够用来矫正人们在做出预测时获取的一些常见的错误信息。人们可能无法有意识地告诉你，他们自己或者他人将来会做什么，但是他们的内侧前额叶皮层却往往能够（通过其激活情况）提供更准确的预测。

我们的大脑中隐藏着很多智慧，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智慧，那么大脑就可以在很多方面为我们提供帮助。无论是进行市场营销活动，还是需要分辨真话和谎言，甚至是预测每天的股市行情，它都能帮上忙。人们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但在我们的大脑中却可能存在着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诊断信息”，等待着我们去挖掘。毕竟，大脑堪称已知的全宇宙最复杂、最精妙的计算机。

我们通过这项研究完成的第二件工作是，终于可以对以下观点“盖棺定论”了：把我们与他人区别开来、让我们与世人有所分别的正是自我。从有关催眠术的实际案例中，从“防晒霜研究”和“广告神经焦点群体”中，我们已经看到，大脑中有一个脑区（内侧前额叶皮层）是与我们的概念性自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与此同时，这个脑区同时也是一条“高速公路”，其他人正是通过它来影响我们的信念和行为的。我们的研究表明，内侧前额叶皮层并没有让我们变得独一无二、将我们与他人区别开来；恰恰相反，它实际上起到的是“代理”的作用，反映着无数其他人可能会做出的反应。内侧前额叶皮层不可能是让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志。

如果内侧前额叶皮层确实是我们吸收周围人的价值观和信念的一个通道，那么自我就真的可能是社交圈的一个机制，可能也是我们融入社交圈的机制。内侧前额叶皮层使得自我这种机制，比任何其他社会脑机制都更能确保长期生活于群体中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共享一套共同的价值观。经由内侧前额叶皮层协调的自我很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机制，只有通过它，文化规范和价值观才能蓬勃发展；正是有了自我这种机制，才使得我们秉持的许多观念在我们意识到之前就潜伏进了大脑内部，并构成了作为我们的身份认同和信念的共同背景的一个组成部分。

虽然青少年时期可能是我们一生中特别以自我为中心的一段时期，但是大多数人最终都会拥有这样一种身份认同，它以我们与我们的朋友以及我们所爱的人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同时也让我们去关注各种与我们有联系的群体组织（如宗教团体、政治组织以及运动团体，等等）。通常，只有在我们不再从我们的“独一无二性”去界定自己，并且接受一个更加平衡、稳定的社会身份之后，我们才会觉得，自己终于变成了那个本来打算成为的人。正如哲学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所写下的：“与设法满足自己这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相比，为他人而活无疑（是）一种解脱。”早在几十年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已经表达过同样的感慨：“只有为他人而活，生命才是值得的。”有一次，喜剧演员路易斯·C.K.（Louis C.K.）在接受采访时同样也描述过，在有了孩子之后，他觉得自己的身份发生了改变：

我真的不记得自己以前是什么样子了。现在看来，无论我以前说过什么、做过什么，那全都不算什么。它们根本不重要了。成为一个父亲真是一件无比美妙的事情。我现在的身份就是一个父亲，我所能做的就是为孩子们考虑，因此这种身份的转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你自己生活的压力。

我自己也有过这种经历。自从有了妻子和儿子之后，我生活的重心发生了转移，他们使得我对自己的很多事情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在有他们之前，我自己的生活是怎样的，我现在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尽管那种生活也曾经给了我几乎同样稳固的身份。现代世界让人类的青春期和发现自我的时间延长了，因此，我们把探寻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当成了这个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虽然像玛丽莲·曼森斯（Marilyn Mansons）和Lady Gaga这样的人因为让自己表现得尽可能与众不同而过上了相当不错的生活（也许），但是我不敢肯定，进化要造就的就是这样的自我。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人们很早就成长为“成人”，他们所经历的需要被照顾的孩童期只不过短短的几年而已；他们往往在只有十几岁、刚刚进入青春期时就成了劳动力，承担起了对他人的责任。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心灵的探索——那时，人们的生活自始至终要么是被人照顾，要么是照顾他人。

每个人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结合体，每个人都既是独一无二的，又是普普通通的。我们经常会让自己陷入困境，在忠于真正的自我（这个自我使我们远离人群，有别于普通大众）和适应社会大众的需要（这种适应可能需要我们违背自己的意愿）之间进行抉择。在一个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史蒂夫·乔布斯告诫那些刚刚毕业的学生，不要让“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淹没在别人嘈杂的意见当中”，而是要“有勇气跟随你的内心和直觉”。但是，从我们在实验中观察到的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情况表明，乔布斯很可能说错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的“内心和直觉”，实际上恰恰是为了确保大多数人遵守群体规范的（从而促进了社会“和谐”）。我们的自我是为群体服务的，它确保我们能够适应所生活的这个群体。对于史蒂夫·乔布斯来说，自我可能不是这样的；不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自我确实就是如此。我们都会有自私的冲动，但是我们也创造了社会信念和价值观，并且已经把这种社会信念和价值观内化为了自我的一部分。在自我与社会信念和价值观之间或许存在着一场战争，不过当这场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通常并不会去反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这场战争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战争——是我们自己的两种身份在打架。幸运的是，进化使出了最后一个绝招，它帮助内化了的社会动机战胜了个体自私自利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