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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痛不是矫情，是真痛！

著名喜剧演员杰瑞·宋飞（Jerry Seinfeld）在许多场合都讲过这样一个笑话：

根据大多数研究，人们最害怕的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相比之下，死亡不过是他们第二畏惧的事情。果真如此吗？如果是真的，这就意味着对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你来说，如果你去参加一个葬礼，你宁愿棺材里躺着的那个人是你，也不愿意站在亲属面前念悼词。

宋飞的这个笑话是有根据的，它基于1973年完成的一项针对2500人的调查结果。在这项调查中，有41%的受访者回答说他们害怕在公众面前讲话，而只有19%的受访者说他们害怕死亡。这个排序似乎不太可信，因为在其他类似的调查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结果。不过，在我们最害怕的事项清单里，公众演讲的排名确实通常都比较高。“我们最害怕的”排名前十的事项里通常都有以下三项：与重大人身伤害和死亡有关的事情、至爱之人的死亡或离去以及在公共场合讲话。

当然，对人身伤害的恐惧恰恰是因为人类当初会进化出恐惧感的原因。对于那些对危险的威胁缺乏最基本的恐惧感的“准祖先”来说，他们永远也没有机会变成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可能根本活不到繁殖后代的时候。对失去所爱之人的恐惧也很有进化意义，这样我们才能把基因一代代地传递下去。但是，为什么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也会令我们害怕呢？达尔文的理论似乎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因为在公共演讲与生存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一想到要在公共场合讲话我们就会感到害怕，那么我们到底是在怕什么？我们每天都在说话，大多数人在与朋友、家人以及同事聊天时都会觉得非常惬意。所以，让我们感到紧张的肯定不是“讲话”这件事。让大多数人感到恐惧的是“公众演讲”中的“公众”——无论我们面前的陌生人有10个、100个还是1000个，总之，我们害怕的就是这些陌生的公众。

你可能与我一样小时候看过一些这类电视节目：一个六年级的学生需要在一个挤满了学生的大礼堂里做演讲，但他老是忘词，结果成了学校里的一个笑柄（直到他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些勇敢的事情，并且赢得了学校里一个可爱女生的芳心为止）。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害怕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害怕被大家认为自己是一个愚蠢或者无能的人，害怕被所有人拒绝。的确，在一大群人面前公开演讲的可怕之处恰恰在于，它使得所有可能反对自己、拒绝自己的人数大大增加。

令人好奇的是，演讲者可能根本就不认识或者不在乎来到现场的大多数人，为什么这些观众的想法对演讲者还会如此重要呢？答案是，演讲者害怕因被拒绝而遭到伤害。你不妨试着问一下自己，在你的一生中所遭遇的最痛苦的经历是什么。你是不是想到了那次断腿事件给你带来的身体上的疼痛，或是自己跌过的那个大跟头？我的猜测是，在你最痛苦的经历中，至少会有一次可以被称为社会痛苦的经历——自己深爱之人死亡、被自己所爱的人抛弃或者被当众羞辱。为什么这些事件会跟“痛苦”这个词联系起来呢？这是因为，当人类在经历对其社会连接造成威胁或损伤的事件时，大脑的反应几乎与它对物理疼痛的反应一致。

更大的大脑的创生

为什么大脑会以这种方式构建——让我们在伤心欲绝时感到的痛苦与不慎摔断腿时一样？为什么被拒绝给我们带来的伤害会如此之大？其中一个原因是，从进化的角度来看，造就一个更大的大脑是让我们在进化过程中变得更聪明的最简单的方法。拥有一个相对于身体来说更大的大脑有助于这个物种变得比其他物种更聪明。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成年人类拥有一个相对于他们的身体来说特别巨大的大脑。生出一个长着硕大脑袋的婴儿并不容易，任何一个经历过生产的妇女都能证明这一点。婴儿身体的其他部分在经过产道时“相对”容易些，但是头部则通常仅仅是勉强可以通过而已。事实上，人类妇女骨盆的形状已经决定了婴儿一旦长成就必须马上出生，因为如果让婴儿继续待在母体里，让他的脑袋继续长大的话，那么生产就会变得极其困难。

人类婴儿的大脑通常只有成人大脑的1/4大小。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大脑的发育都发生在出生之后。我们的大脑会尽可能在子宫里发育成熟，不过在出生之后它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大脑这种发育形式的优点是，它完全能够在某种特定文化的浸润下完成构建工作，并且允许它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不断地调整以达到最佳状态；大脑未发育成熟就出生的缺点则是，拥有未成熟大脑的婴儿没有生活能力，无法独立生存。刚出生的人类婴儿完全无法照顾自己，而且这种状态要持续好几年。实际上，在所有哺乳类动物中，人类几乎可以肯定是“未成熟期”最长的一个物种。（很多父母都会告诉你，孩子的未成熟期会一直持续到20岁！）千真万确，人类的前额叶皮层直到人生进入第三个10年还在继续发育。虽然人类是所有哺乳类动物中出生时发育最不成熟的物种，但是所有哺乳类动物或多或少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这个特征。人类出生时神经系统未发育成熟这个特征可以追溯到2.5亿年前的第一个哺乳类动物，这是我们成为今天这样的社会动物的第一步。

颠覆马斯洛需求理论

1943年，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发表了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提出了他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马斯洛把自己确定的人类需求以金字塔的形状表示出来（见图3-1）。马斯洛认为，我们的需求是呈金字塔形的，人们首先应当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当这些最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

图3-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资料来源：Maslow, A.H.（1943）.Atheoryofhumanmotivation.Psychological Review，50（4），370.

金字塔的最底层是各种生理需求，比如对食物、水和睡眠等的需求；再往上一层主要是安全需求，比如对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需求；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它们可以用一个大写的“N”（Need）来表示，没有人能够离得开它们。金字塔的其余部分则由一些较高层次的需求构成，它们的特点是“如果你能够使它们得到满足那就太好了”，可以用一个小写的“n”来表示。我的儿子伊恩总会说他需要再吃一勺冰激凌，但是实际上他只是想吃而已，没有这勺冰激凌他也能活下去（即使他自己可能认为不吃这勺冰激凌他就“活不下去”）。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金字塔中，其他需求——“对额外一勺冰激凌的需求”，是对爱、归属感、获得尊重的需求；最高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也就是完全发挥出自己的潜能）的需求。

如果你去问人们，他们的生存需要的是什么，答案很有可能就是来自需求金字塔底层的那些东西，比如食物、水和居所。婴儿当然也需要食物、水和居所。不同的是，婴儿无法自己获得这些东西。婴儿绝不可能独立存活。

所有哺乳类动物的婴儿，从树鼩的婴儿到人类的婴儿，自出生那一刻起就十分需要一位尽责的照看者，他（它）们有责任确保婴儿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马斯洛就错了。为了让一切符合逻辑，我们必须把各种社会需求移到金字塔底层。对食物、水和居所的需求并不是婴儿的最基本需求。恰恰相反，对婴儿来说，建立社会连接与被照顾才是最重要的。没有社会支持，婴儿永远也不可能存活下去，直到成长为一个能够独立生活的成年人。建立社会连接是一种必须用大写字母“N”来表示的需求。

就像第2章讨论过的默认网络那样，对马斯洛需求金字塔所做的这种调整也说明了一些和“我们是谁”有关的重要问题。爱和归属感似乎就像是一种便利品，即使没有它们我们也一样可以活下去，但是，我们的生理构建让我们渴望获得社会连接，因为它与我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联系在了一起。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连接是支持人类精妙复杂的社交天性的三大适应之首，我们对连接的需求就像一块基石，其他东西都建立在这个基石之上。

疼痛，其实也是一种保护

三位病人等着看医生。第一位病走进来抱怨说他头疼，医生说：“先吃两片泰诺林，明天早上再给我打电话。”第二位病人跛着一只脚进来说：“医生，我想我可能扭伤了脚踝，怎么办？”医生说：“每天服两片泰诺林，一个星期后打电话给我。”第三位病人情绪极不稳定地走了进来，她说：“医生，我的心碎了，痛苦不堪，我该怎么办？”医生还是镇定自若地说：“每天服用两片泰诺林，一个月之后给我打电话。”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当然不是。没有医生会开一些止痛药来治疗一个人被他人拒绝后的痛苦感受。但是，这个故事仍然非常有启发意义，因为我们的反应恰恰揭示了关于疼痛的直觉理论。

疼痛是一种奇妙的现象。一方面它让人非常不愉快，有时甚至令人无法忍受。然而它又是促进和保证我们生存的最基本的适应之一。将近20%的成年人都活在慢性疼痛当中，这种慢性疼痛使我们丢掉了许多个工作日，甚至还会让我们陷入抑郁当中。据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仅仅在美国，疼痛造成的生产力下降就导致超过600亿美元的损失。除了慢性疼痛之外，还有“感觉不到的疼痛”，这种疼痛甚至更具灾难性。出生时即患有先天性疼痛不敏感的孩子是感觉不到疼痛的，他们常常会在出生后几年内就不幸死去，因为他们可能会“毫不留情”地伤害自己，也常常会成为致命传染病的受害者。

疼痛也是许多社会道德决策的核心问题。以死刑为例，各种死刑执行方式的创新，从绞刑到断头台斩首，再到注射死刑，都被认为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们减少了死刑犯的痛苦。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不少人都认为，与其支持各种令人痛苦不堪的肉刑还不如支持死刑。无论胎儿是否能够感觉到疼痛，堕胎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争议。同样的道理，有人认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疼痛，因此，被我们搬上餐桌的动物也常常被卷入讨论之中。

但是前面谈到的每一个例子涉及的都只是身体上的物理疼痛。那么，对于社会痛苦——当我们的社会连接遭到损害，或者预感到社会连接会被损害而感到痛苦，我们的反应又会如何呢？当有人说“他让我的心都碎了”时，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没有人会把它当成一种医疗紧急事故来处理（“我们必须马上对这颗破碎的心进行修补！护士，立即充电到200伏，其他人全都让开！”）。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痛苦并不是真正的痛苦，他们觉得这里所说的“痛苦”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法而已。

真正的痛苦（也就是身体上的疼痛）在我们的生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每一种用大写字母“N”来表示的需求，当它们得不到满足时，我们都能相对应地感受到某种用大写字母“P”（Pain）表示的物理疼痛。缺乏食物会导致饥饿，而饥饿造成的痛苦会激励我们去寻找食物。同样的道理，缺水会导致口渴，而口渴带来的痛苦会激励我们去找水喝。肉体伤害会导致身体的疼痛，这会激励我们去寻找住所、休息，以便让身体得以恢复健康。

如果社会需求确实也需要用大写字母“N”来表示，那么，未被满足的社会需求应该也会让我们体验到用大写字母“P”表示的那种痛苦。这个观点是由著名神经学家保罗·麦克莱恩（Paul MacLean）提出来的：“分离会让哺乳类动物倍感痛苦。”身体伤害的疼痛与社会伤害的痛苦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吗？

婴儿的哭闹不容忽视

最近10年来，我与我的妻子、心理学家娜奥米·艾森伯格（Naomi Eisenberger）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社会痛苦（她花在这上面的时间比我还多）。在这一节中，我将提供一系列证据证明，社会痛苦也是一种真正的疼痛。但在此之前，我也必须坦白地说——时至今日我自己还有点难以接受这一点。身体上的疼痛与社会痛苦看起来似乎完全是两回事，每次我感觉到疼痛时，我都能指出具体是身上的哪个部位在疼。因此，我能推测引起疼痛的那个部位可能有点不适或者有组织损坏。那么，当我感到社会痛苦时，我的手指应该指向哪里呢？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心理体验给我们带来的身体感受并不亚于身体上的疼痛，比如，当我们看到莫斯科红场时，当我们探索冥想的宁静时，或者当我们想象并等待着一次令人无比期待的初次约会时，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进一步阐述这一点（不过，这两种解释同样重要）。

第一种解释是，身体上的疼痛并没有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疼痛可以通过暗示的力量得到极大的改变，比如可以通过催眠或者安慰剂治疗来减轻疼痛。实际上，在催眠状态下做外科手术，既不需要麻醉，接受手术的人也毫无痛感。科学家们通过许多疼痛实验发现，只须让被试预感到自己将会遭受疼痛的沉重打击，就足以让他真的感觉到比原来强烈得多的疼痛。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诸如焦虑症和抑郁症，通常都会改变我们对物理疼痛的敏感程度。疼痛并非全取决于你的心理，但是你内心的想法对于疼痛的影响程度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

为什么身体上的疼痛与期待第一次约会时的感受是一样的呢？这还可以从第二个角度进行解释。通常被认定为纯心理活动的一些事件，它们给我们带来的身体感受比我们所想象的要高得多，因为人的所有心理活动全都根植于大脑内部的物理过程。即使是静思冥想，也是人的大脑和身体内部发生的生物化学反应和神经认知过程的结果。如果与他人建立连接的快乐没有大脑作为物理基础，那么任何一种药物都无法塑造和诱发这些感觉（想象一下摇头丸对人的作用吧）。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又怎么去解释喝酒会有选择性地消耗大脑血清素，并且让人们更大胆地做出无礼的举动呢？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心理原因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我并不是一个还原论者。相反，我只是想强调，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倾向于人为地把某些东西——如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疼痛与情感孤立起来。疼痛、情感以及我们所有的感受必然是生理和心理过程的共同表达。

从这一观点出发，像社会痛苦这样看起来似乎很抽象的东西，也可能同我们的大脑可以感知到的物理疼痛那样变得具体起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想证明物理疼痛与社会痛苦其实是一回事。没有人会真的弄断手臂，来验证一下这种感觉是否跟失恋的感觉一样。社会痛苦的记忆比物理疼痛的记忆更为强烈。不同类型的疼痛带来的感觉也各不相同，且明显具有不同的特征。我所要强调的是，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一样都是真实存在的。理解这一点，对理解我们以及周围人的经历具有重要意义。

说社会痛苦类似于物理疼痛的第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来自我们在谈论社会痛苦时所用的语言。在描述遭到社会排斥或经历社交失败的感觉时，我们所用的语言与用于描述身体上的疼痛的语言几乎别无二致。例如，我们会说“他伤透了我的心”，也会说“他伤害了我的感情”。当深爱的女友弃自己而去时，我们会感到如“穿肠剖肚、摧心裂肺一样”的痛苦。心理学家发现，听起来带有隐喻的语言并不像我们最初认为的那样只有隐喻的含义，或者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并不仅仅是隐喻。目前，世界各地的语言普遍都用描述物理疼痛的语言来描述我们所遭受的社会痛苦。无论是与英语同源的罗曼语族（比如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英语、亚美尼亚语，还是中国的普通话和藏语，都是如此。如果物理疼痛与社会痛苦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么这种比喻的说法不可能会在全世界各地反复出现。

证明社会痛苦是一种真正的疼痛的第二个证据是，当哺乳类动物的婴儿与他（它）们的主要照看者分开时，他（它）们会陷入沉重的悲痛中。任何一个有孩子的人都能够注意到，当母亲离开时，她的婴儿会表现出万分悲痛，并且会不停地放声大哭。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提出了“依恋”（attachment）这个概念，用来解释他和其他一些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寄宿制托儿所里的孤儿和弃儿身上所观察到的一种现象，这些孩子得不到一般孩子通常都能体验到的温暖、爱和感情。他提出，每个人天生就有一个负责监测我们与照看者之间的亲密程度的“依恋系统”，当我们与照看者拉开了距离时，这个依恋系统就会变成一个“警报器”。而在人体内部，这个“警报器”发出的警报会以痛苦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很快就会变成号啕大哭，这是婴儿与照看者分开时所发出的求救信号，它警告照看者回来照看婴儿。

依恋痛苦明显具有社会性，它发出的信号既针对婴儿本身，也针对他周围的人。这个“依恋系统”就像一个对讲机，它的出现就是为了维持孩子与照看者之间的连接。如果婴儿一出生就拥有的这个“依恋系统”会在成年之后慢慢消失，那么成年人很可能会对婴儿的啼哭无动于衷、充耳不闻。幸运的是，这个“依恋系统”在我们长大后同样会让我们对自己的孩子的哭喊做出反应。所有人都遗传了这个“依恋系统”，而且终生“携带”着它。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能摆脱被社会排斥的痛苦，正如我们永远也无法摆脱忍受饥饿的痛苦一样。我们对社会连接具有极其强烈的需求，这种需求贯穿了我们的一生。对一个婴儿来说，与照看者保持连接是他的第一目标。我们这个物种与照看者连接成功的代价是，一生都需要被喜欢和被爱，所有的社会痛苦都与这个需求联系在了一起。

社交天性实验室

另一位与鲍尔比同时代的著名心理学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也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一系列开创性的心理学研究中，哈里·哈洛对灵长类动物的依恋过程进行了全面考察。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他的研究对象兼“研究伙伴”是一群恒河猴，当时正值行为主义的全盛时期，像“喜欢”和“依恋”这样的概念在动物研究中可以说是一个禁忌。婴儿对母亲显而易见的情感依恋被当时的人们理解为联想性学习。换句话说，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婴儿把温暖、气味和对母亲的感受与食物这样的初级强化物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一理论出发，婴儿之所以“在意”他们的母亲，仅仅是因为妈妈的出现与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的出现之间存在着某种统计学上的相关性而已。根据这种解释，如果婴儿被喂食时总会看到一张歌手巴里·曼尼洛（Barry Manilow）的海报，那么这些孩子就会变成巴里·曼尼洛的粉丝，因为他们把被喂养与巴里·曼尼洛联系在了一起。哈洛并不认同这个观点，并决定通过实验对这种观点进行检验。

哈洛把刚出生的猴子与它们的母亲分开来饲养。他在实验室里制造出了两只“猴子”替代物来充当它们的母亲。其中一个替代物用铁丝编织而成，形状很像一只成年猴子，它能够为新生猴子提供生存所需的牛奶。另一个替代物是一块包着一层海绵橡胶的木头，最外层则用绒布包着，也做成了成年猴子的形状，但是这只布“妈妈”并不提供牛奶。然后，哈洛对新生猴子进行了跟踪调查，他想看看这些新生猴子会对哪个替代物更为依恋：是能够与食物联系在一起的那个，还是更能让它们感受到真正的母亲的味道的那个。结果显而易见，而且意义深远。刚出生不久，新生猴子每天都要花费将近18个小时与绒布猴子替代物待在一起，而几乎不与提供食物的铁丝网猴子替代物待在一起。这个结果证明，婴儿依恋于母亲的食物联想理论明显错了。这些猴子更亲近于那些让它们感觉更像真正的母亲的东西，而无关乎这个“妈妈”是否提供生存所需的物质。[4]

自从哈洛完成了这项开创性研究以后，社会依恋（social attachment）在各种不同的哺乳类动物身上都得到了确认。鉴于所有的哺乳类动物在刚出生时都没有能力照顾自己，因此它们都有相同的需求，即必须与它们的父母亲或者照看者建立起社会连接。通过对大量哺乳类动物的观察，包括老鼠、草原田鼠、豚鼠、牛、羊、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以及人类，科学家们发现分离哀叫（separation distress vocalizations）——婴儿在与他（它）们的照看者分开时发出的凄厉哭叫，通常会导致照看者重新回到他（它）们身边。分离会导致皮质醇（一种压力激素）分泌增多，还会造成长期的社交和认知障碍。5岁以下的孩子如果长期住院，不得不与父母亲分开，就会出现长期的行为和读写障碍。失去父母的孩子在10年之后还会出现皮质醇升高的反应。这种儿童早期的压力源甚至还会导致与自律有关的大脑关键区域发生改变，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会在第9章进行更细致的讨论。

1978年，情感神经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雅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说：社会依恋系统是“搭载”在物理疼痛系统上“捎带着”运行的，而且它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种“阿片过程”（opioid process），即依恋会产生类似于阿片类药物之于身体的麻醉作用。阿片类药物是大脑的天然止痛药，会产生和释放出某种能够减轻疼痛感的物质。这就是吗啡（一种合成麻醉剂）具有强大的止痛效果的原因。就像所有的阿片制剂一样，吗啡也很容易让人成瘾。潘克塞普注意到，动物之间的依恋过程也与此相似。分离似乎引起了停药反应，比如会感到疼痛，而重新连接的行为似乎就等于是服用止痛药。此外，婴儿和照看者之间表现出来的相互依恋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成瘾的特征。

社交天性实验室

为了检验他的社会痛苦假说，潘克塞普首先在一群小狗身上进行了试验。当这些小狗在社交上被孤立起来后，它们发出了分离哀叫。然而，当这些小狗被注射了低剂量的吗啡后，这种分离哀叫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从此以后，不具有镇定作用的阿片类药物就被用来减轻各种哺乳类动物的分离哀叫了。）潘克塞普还发现，母亲和婴儿之间的重新连接能够提高镇定水平，而且对双方都是如此。这也就表明，这一神经化学过程既有助于缓解身体的疼痛，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婴儿的社交分离之痛。这是第一个确凿的证据，它证明了大脑能够用类似的方法来处理身体上的疼痛和社会痛苦。

人类的痛感源于何处

当思考人类的社会痛苦时，我们很容易会联想到一些常见的电影蒙太奇式片段。例如，我们会想到上体育课时自己是最后一个被选中的团队成员；还会想到自己被某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人抛弃；或者想到深爱之人的去世。

出于明显的伦理理由，我们既没有也不打算在人类身上做这样的实验：当人们被拒绝、排斥或欺骗后，给他们使用吗啡，然后看他们有什么反应。与潘克塞普在小狗身上所做的人为地使用阿片类药物水平的实验不同，我和娜奥米·艾森伯格决定转而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来研究社会痛苦体验在人类大脑中的表征形式。

为了理解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之间的联系，首先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名为背侧前扣带皮层（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简称dACC）的脑区——在这里，“背侧”的意思是朝向大脑顶部，“前”的意思是朝向大脑前面。其次，还要关注一个名为前脑岛（anterior insula，简称AI）的脑区（见图3-2）。

在大脑结构中，扣带皮层（cingulate cortex）其实相当长，从大脑后面一直延伸到大脑前面，其中线或者中间部位整个地包住了大脑的胼胝体（corpus callosum）。单词“cingulate”（扣带）源于拉丁语中的“cingere”这个词，原来是皮带或者腰带的意思，对胼胝体来说，扣带就像是一根皮带。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些脑区，你可以试着在互联网上用谷歌图片进行搜索，然后对搜索到的图片进行近距离观察。这些图片可以帮助你看清楚彼此相关联的各个脑区，它们或许比下面显示出来的单张图片更能说明问题。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每一个脑区，我们都能在互联网上找到无数张有用的图片。

图3-2　背侧前扣带皮层、喙侧前扣带皮层与前脑岛

在研究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之间的联系时，有四大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要首先集中关注前扣带皮层，尤其是背侧前扣带皮层。第一，前扣带皮层是哺乳类动物从爬虫类动物的祖先中区分出来的神经适应之一。我们拥有扣带，而爬行类动物却没有。这样我们不难预测，首先出现在哺乳类动物身上的新的心理过程，比如依恋与社会痛苦，可能与首先出现在哺乳类动物身上的新的大脑结构，比如前扣带皮层有关。第二，在大脑的所有区域中，前扣带皮层拥有的阿片类物质受体的密度最高，因此说物理疼痛和社会痛苦很可能与这个特殊区域相联系也是完全说得通的。第三，事实已经证明，背侧前扣带皮层在物理疼痛的体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背侧前扣带皮层与各种非人类哺乳类动物的母婴式依恋行为都有关系。下面，就让我们依次详细分析一下背侧前扣带皮层所发挥的后两大作用吧。

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关于人类大脑内部的痛苦过程的神经解剖学知识。现在我们知道，疼痛或痛苦的感觉一面（sensory aspects of pain）涉及的大脑皮层区域与疼痛或痛苦的痛楚一面（distressing aspects of pain）所涉及的脑区有明显的区别。疼痛或痛苦的感觉一面能够告诉我们的是，身体的疼痛来自哪里、这种疼痛的刺激强度有多大。在大脑内部，追踪物理疼痛感觉的两个脑区都位于大脑的后半部分，即躯体感觉皮层（somatosensory cortex）和后侧岛叶（posterior insula）。躯体感觉皮层能够“勾画”出身体的不同部位，把腿部、手部或者脸部的疼痛感区分出来，并且做出不同的反应。（同样是这两个区域，它们也能够对相应部位的非疼痛型触摸做出响应。）后侧岛叶则跟踪内部器官和内脏的疼痛感（即“内脏感觉”）。相比之下，位于大脑的前半部分的背侧前扣带皮层和前脑岛这两个脑区，则是用来对疼痛或痛苦的痛楚做出反应的——在这里，痛楚表现为一种情感，使得疼痛或痛苦成了我们非常不喜欢的一种东西。

当我们感受到疼痛时，我们会觉得它就是一种单一的感觉，因此，这种说法——我们所体验到的疼痛其实包含多种不同的成分，反而显得“违反直觉”了。事实上，这正是大脑工作时的常用“伎俩”。通常，任何一种体验都包含了大脑中多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但是当它到达人们的意识时，它便集中到了某一点上，让人感觉像是经历了一个连贯的事件。

现在，读者不妨试着想象一下我们在观察一个过马路的人时的感觉。这种感觉看似是一个流畅且连贯的观念。但是事实上，大脑中有许多不同的脑区在共同协调这种体验。视觉皮层的某个脑区会对你看到的所有线条和边界（垂直的、水平的和倾斜的）进行编码；另一个脑区则负责跟踪各种色彩元素；当然，还有一个脑区负责感知你正在观察的场景中的运动图像。这些脑区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单独遭到损坏，而同时其他脑区却毫发无损。我们是从一些极其罕见的神经心理学病例中知道这一点的——有的病人的某部分脑区受到了损伤。例如，对于运动知觉中心受到损伤的病人来说，他们所体验到的世界犹如一组组静止的照片，这些照片色彩丰富，充满着细节，然而却毫无动感。

同样的，神经心理学案例也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背侧前扣带皮层和躯体感知皮层在我们体验疼痛或痛苦的过程中分别发挥的独特作用。20世纪50年代，一些神经外科医生开始尝试对患有顽固性疼痛的病人，实施一种名为扣带回切开术（cingulotomies）的手术。在这个手术中，医生可能会把一部分背侧前扣带皮层切除，或者把背侧前扣带皮层与周边的其他脑区隔离开来。这种手术已经成功地用于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不过，它对那些患了慢性疼痛，而又不想接受其他治疗的病人帮助最大。

扣带回切开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地方体现在这些慢性疼痛患者的术后感受上，他们报告说自己仍然感到疼痛，并且能够指出身体的哪个部位“痛”，还能说出到底有多痛；但是同时，他们又报告说现在这种疼痛“已经不再让人感到悲伤了”，“尤其是不再让人感到厌烦了”，而且他们“再也不感到焦虑了”。对于任何一个背侧前扣带皮层完好无缺的人来说，他不可能在感到疼痛的同时又不会体验到诸如悲伤或厌烦等痛苦的情绪，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看起来，扣带回切开术确实是有用的。如果切除或者隔离某一部分背侧前扣带皮层能够有选择性地消除疼痛给人带来的痛苦感，那也就意味着完整的背侧前扣带皮层是感知这种痛苦感的核心脑区。

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位不幸的中风患者的大脑右侧的躯体感觉皮层受到了损伤（这部分躯体感觉皮层负责跟踪左侧身体），他的大脑因病部分受损前后所体验到的疼痛及痛苦感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不过与接受了扣带回切开术的患者完全相反。当对这位中风患者的左臂进行疼痛刺激时，他会说从指尖到肩膀这一区域的某个地方有一阵阵“明显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他无法给出一个更精确的位置。当被要求描述疼痛的种类和性质——是过热导致的疼痛，还是过冷导致的疼痛，抑或是针扎导致的疼痛时，他无法在各种感觉中作出任何选择。疼痛让他感到痛苦，但是他不知道痛楚在哪里，或者说他不知道如何来描述这种痛楚。

如果把这个过程比喻为阅读一本书，那么躯体感觉皮层似乎是负责理解我们所阅读的故事的类别（是惊险小说、侦探小说，还是爱情小说、科幻小说）及其内容的，而背侧前扣带皮层则负责对故事做出适当的情绪反应。我们知道，这些反应是可以被拆分出来的，因为在我们忘记了故事情节很久之后，我们依然能记起当时读这本书时的情绪反应。

孩子为何依恋母亲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背侧前扣带皮层和前扣带皮层对于母亲和年幼孩子之间的，与依恋相关的行为也极其重要。正如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年幼的哺乳类动物在与他（它）们的母亲或照看者分开时会发出痛苦的哭叫声。但爬行动物（哺乳类动物是由它进化而来的）则不会发出这种痛苦的叫声，或者根本就不会发出任何叫声——它们原本就是“哑巴”。这其实是件好事，因为大多数爬行动物的父母亲很可能会吃掉它们年幼的孩子，如果这些幼小的爬行动物吸引了它们的注意的话。哺乳类动物的哀叫声发挥了暗示母亲过来抚慰自己的作用，而没有成为一种“就餐的钟声”，这个事实体现了哺乳类动物与爬行动物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化差异。

社交天性实验室

在一项以被社会隔离的松鼠猴为研究对象的实验中，神经学家保罗·麦克莱恩试图观察了当内侧额叶皮层（medial frontal cortex，其中就包括前扣带皮层）的不同部位遭到损伤时（在这个实验中，也就是用手术方法切离），这些松鼠猴被社会隔离时所发出的痛苦哀叫会有什么不同。实验结果证明，唯有当背侧前扣带皮层被切除时，才会使松鼠猴的痛苦哀叫消失。当内侧额叶皮层的其他脑区遭到损伤，而背侧前扣带皮层完好无损时，它们的痛苦哀叫就会继续下去。麦克莱恩还注意到，无论被手术切除的是内侧额叶皮层的哪一部分，所有的猴子仍然都能发出其他各种各样的叫声（包括咆哮声、“咯咯”笑声和尖叫声等），这就表明，这些脑区本身与猴子发出各种声音的能力无关。

如果切除背侧前扣带皮层能够使痛苦的哀叫消失，那么有的人可能就会想，用电击的方法刺激这个脑区应该会导致被试发生痛苦的哀叫。确实如此。当刺激恒河猴的背侧前扣带皮层时，它们会发出“咕咕”（k??）的声音，这与它们被社会隔离时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相比之下，其他脑区受到刺激时，它们会发出一种警报声——一种与“咕咕”声完全不同的声音，而刺激背侧前扣带皮层则不会导致它们发出这种警报声。

从这些研究的结果出发，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推测，当背侧前扣带皮层遭到损伤时，婴儿形成和维护依恋纽带的能力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一个被孤立的婴儿如果不会哭泣，那么他（她）将会面临极大的风险——很可能会被遗忘。如果一个母亲的背侧前扣带皮层遭到了损伤，那么她将不太可能接收到婴儿对她发出的对讲机式的依恋呼叫。

社交天性实验室

为了检验父母亲的背侧前扣带皮层被切除后对婴儿的影响，在一项以雌性老鼠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在一些雌性老鼠分娩之前将它们分成了三组：第一组老鼠被切除了扣带，第二组老鼠被切除了其他一些脑区，但保留了扣带；第三组老鼠则作为对照组，没有进行任何处理。这个研究的重点是想弄清楚，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母亲”的照顾下，新出生的幼仔的存活率会不会有所不同。研究人员还给老鼠们居住的笼子加温、吹风，以使它们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这是为了模拟实验室之外的自然环境。

实验结果显示，在第三组，即“母亲”没有被动过手术的那组中，几乎所有新生老鼠都存活了一周以上。当笼子的其中一块地方陡然增热时，这些“母亲”都会把它们的孩子安放到那些没有受波及的地方。那些非扣带脑区遭到损毁的“母亲”也能这么做，但是还是有部分幼鼠没能活过第一周。但是那些扣带皮层被切除的老鼠却全然不懂得这么做，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这一组中，只有20%的幼鼠在出生后存活了两天以上。很显然，这些扣带皮层被切除的“母亲”无法照看好它们的孩子，它们经营“家”的能力非常弱，当“孩子们”散落于笼子各处时，它们也无法把“孩子们”召集到一起；它们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也很弱，在出现了“强风”和“高热”的环境下，它们不懂得要保护自己的孩子。这些“母亲”对它们孩子的需求总是反应迟钝。实验结果表明，不同小组的幼鼠的存活率和死亡率之间的差异完全取决于“母亲”的前扣带皮层是否完好无损。顺便说句题外话，如果你发现自己会因为这个实验的“残忍”而感到伤感，那么这就意味着，你的背侧前扣带皮层是完好无损的。

社会痛苦的实验依据

尽管麦克莱恩这项动物实验的结果能够说明很多东西，但却没有告诉我们，人类的社会痛苦是否真的与我们所体验到的物理疼痛有关。2001年前后，娜奥米·艾森伯格和我决定试着来回答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刚刚获得了一项资助，用于研究前扣带皮层对社会认知的作用。我们那时已经知道想要研究的是社会排斥（social rejection），但是还没有想出一个通过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来研究这个问题的理想方法。

就像在科学研究领域经常会发生的那样，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整个研究进程。在那一年，我们参加了一个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国际会议，但实际上我和娜奥米都没有收到过这个会议的正式邀请。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我听到了奇普·威廉姆斯（Kip Williams）谈到他为了研究社会排斥问题而创造的一个实验范式。虽然他的方法完全以互联网为基础，但却能够非常有效地产生某种社会排斥感，我们认为可以对他的方法稍作转换，用来完成我们想做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实验。

社交天性实验室

奇普·威廉姆斯把他的范式称为网络球（cyberball），它其实是威廉姆斯此前早就成功应用过的一个行为实验范式的变体。在威廉姆斯的早期研究中，当一位被试前来参加实验时，主试会告诉他需要稍等几分钟。而在等待室里，已经有两个人坐在那里了，他们告诉这位被试自己也在等待参与同一项研究。但是事实上，这两个人是心理学家所称的共谋者（confederate）或“托儿”；在这里，“托儿”的意思是，他们假装是被试，实际上却是与主持实验的研究人员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因此，当这位被试走进等待室时，实验其实已经开始了，其中一个“托儿”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网球，并且把它扔给了另一个“托儿”，然后这个“托儿”又把这个网球扔给了真正的被试。在接下来的一两分钟里，他们三个人以三角形的线路相互抛接这个网球；然后，在事先安排好的某个时间段里，两个“托儿”不再把球扔给这个真正的实验参与者，而只是一味地相互扔球。

假设你就是那个被试，然后想象这种情景吧。在这个游戏中，本来你们三个人玩得好好的，突然你被迫成了一个局外人。一方面你可能会想：“谁在乎呢？又不是真的在玩游戏，我又不认识这些人，他们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人。”这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反应，毫无疑问，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社会排斥行为，肯定会有一些参与者试图保持理性。然而，基于威廉姆斯这个实验的设置，很显然这些被排斥的人都会感受到某种程度的社会痛苦。人们会因为被置之不理而受到伤害，即使在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情况下也不例外。后来，威廉姆斯又对这个在等待室中完成的实验进行了“数字化”处理，把它搬到了互联网上进行，从而创造了“网络球”实验范式。当一位被试在参与玩网络球游戏时，他（她）相信自己正在与另外两个通过网络连接起来的来自现实世界的人在扔一个数字“球”，但是实际上，他（她）只是在跟两个预先编好程序的“替身”玩（见图3-3）。在玩了一会儿后，这两个“替身”就不会再把球扔给他（她）了。

图3-3　“网络球”游戏

我们也让被试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里玩“网络球”游戏。这些被试以为，他们在网络上玩这种电子游戏时，其他两个人的大脑也与他们一样都是同时被扫描的。我们告诉被试，自己对不同的人的大脑之间是如何实现相互合作的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哪怕是在完成一个像扔网络球这样简单的任务时。这些被试完全不知道他们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里玩“网络球”游戏时会被排斥。但在玩了几分钟之后，另外两个“玩家”就不再把球扔给这个真正的参与者了。

当这些被试遭到了“排斥”并完成了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后，就会被带到另一个房间里；然后，主试请他们谈谈对这次经历的体会。通常这些人都会直截了当地开始谈论刚刚发生的事情，他们一般都对被排斥感到非常愤怒或难过。在那时，由于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刚刚起步不久，这种强烈的情绪意义非凡，因为当时大部分用于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的任务都无法“促成”个人情绪反应。我们不得不假装没有注意到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里发生的事，因为我们不希望被试的回答受到我们可能说出来的任何东西的影响。

第二年，我们花了大半年时间来分析这些数据，但是在实验结束的那一瞬间，我们就已经意识到可能发现了一些令人非常兴奋的东西。有一天，已经到了深夜，娜奥米和我都还待在实验室里，而我的研究生乔安娜·贾科（Johanna Jarcho）则在另一台电脑前分析一项有关物理疼痛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的实验数据。所有人都在反复查看这两个数据集，我们注意到这两组数据集显示的结果之间呈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

在关于物理疼痛的研究中，经历的疼痛更加剧烈的被试的背侧前扣带皮层的激活程度更高。这在关于社会痛苦的研究中也是如此：被排斥时遭受更加强烈的痛苦折磨的被试大脑的背侧前扣带皮层更活跃。在关于物理疼痛的研究中，那些右腹外侧前额叶皮层（right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被激活的被试体验到的物理疼痛更少一些。同样，在社会痛苦的研究中，也是右腹外侧前额叶皮层被激活的被试所体会到的社会痛苦更少。最后，两个实验都表明，右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激活程度更高的被试的背侧前扣带皮层的激活程度更低。

这两项研究告诉我们的是同一件事：你感到越疼痛（痛苦），你的大脑的背侧前扣带皮层的活跃程度就越高。我们之前的许多研究都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但这是实验研究第一次证明，不仅物理疼痛如此，社会痛苦也是如此。同时，这两项研究的结果还表明，人们控制由于疼痛给人带来的痛楚感的能力的高低与右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程度有关：这个脑区越活跃，人们的控制能力越高。而且，这反过来似乎又会减弱背侧前扣带皮层的反应。事实上，如果把两组数据并排放到一起来看，你根本就分不出哪组数据是对物理疼痛的分析，哪组数据是对社会痛苦的分析，根本看不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总之，这些研究结果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增进对人类心理机制的理解。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能够阐明表面上看起来完全不一样，实际上却是基于共同的神经机制的两种心理过程；而这也意味着，这些心理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密切、更加错综复杂。因此，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类动物而言，社会威胁似乎“劫持”了物理疼痛系统，强迫疼痛系统去做它一直在做的事情——提醒我们危险临近了，我们的某种基本需求已经受到了威胁。

物理疼痛与社会痛苦共享同一个神经基础

我们利用“网络球”进行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的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还有力地推动了我们事业的发展，报纸和电视节目都想采访我们，许多有关疼痛和社会连接的纪录片也都采纳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甚至收到了邀请，前往澳大利亚参加一个与激发了我们的研究灵感的那个研讨会主题相同的学术会议，娜奥米则在会议上作了主题报告。

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科学家不认同我们的研究结论，即背侧前扣带皮层是人们经历的社会痛苦背后的神经基础，以及物理疼痛与社会痛苦共享同一个基本神经过程。在某个实验被重复验证、它的结果被确认之前，一些科学家对有关研究结果持怀疑态度，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们这项研究也不例外。但是另一方面，在我们看来，科学家们之所以对我们的结果心存怀疑，更多是因为他们从心底不相信这个结论的可靠性，而不是因为他们决定等别人重做实验的结果。事实上，在当时，关于背侧前扣带皮层功能占支配地位的流行看法是：它与疼痛感受完全无关，不管是社会痛苦还是物理疼痛。当然，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有关于前扣带回的研究成果（包括扣带回切开术和动物研究），仿佛这些科学发现的有效性是有“诉讼时效”似的。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到后期，许多科学家发表的神经成像研究结果已经表明，背侧前扣带皮层负责两个彼此之间有密切关系的认知功能的执行：冲突监测（conflict monitoring）和错误检测（error detection）。对于这两个认知功能，有必要在这里简单说明一下。现在，请你大声地说出以下词语：“now”（现在）、“how”（怎么）、“cow”（奶牛）、“wow”（哇噢）和“mow”（草堆）。如果你在说到“mow”这个单词时，虽然发音明明是正确的，但你还是犹豫了一下，那么这就是冲突监测功能在发挥作用的证明了（也就是说，你发现在你的冲动与正确的反应之间存在冲突）。如果你没能正确地把它读出来，然后说：“哎呀，那不是一个单词，而是一个名字。”那么你便进行了错误检测。

2000年，一位名为乔治·布什（George Bush）的科学家发表了一篇讨论背侧前扣带皮层功能的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虽然名字相同，但是这个乔治·布什跟美国前总统毫不相干。）他在这篇论文中引用了许多认知控制的神经成像研究成果，并且得出了与我和娜奥米一样的结论。他也认为，背侧前扣带皮层在诸如冲突监测和错误检测等认知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十多年后，这个结论仍然成立。

乔治·布什在这篇论文中同时也指出，背侧前扣带皮层在情感过程中并不起作用。他认为，与情感过程相关的是扣带皮层的另一部分：喙侧前扣带皮层（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简称rACC）。至少从表面上看，这种“劳动分工”显得有点过于精细了。长久以来，许多心理学家都喜欢把各种现象归结为认知与情感的二元对立（比如，思考VS感觉），仿佛它们本来就是一些相互排斥的现象似的。乔治·布什从一些研究中总结出的这个结论似乎表明，情感过程只与喙侧前扣带皮层有关，而与背侧前扣带皮层无关。但是在当时，这个结论没能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尽管它是建立在当时可以得到的数据的基础上的。

乔治·布什论述的全部三个关于情感过程的研究都是以精神病患者为对象的，由此得到的数据并不能代表健康大脑的典型反应模式。实际上，大多数针对非精神病患者的研究都表明，背侧前扣带皮层确实参与了情感过程。此外，乔治·布什这篇论文并没有将其他几项很重要的关于情感过程或疼痛给人们带来的痛楚感的神经成像研究包括进去；在当时，这些论文都已经发表了，而且其作者已经明确指出背侧前扣带皮层与情感过程或疼痛给人带来的痛楚感有关。尽管乔治·布什的做法——将背侧前扣带皮层与认知过程联系起来，而将喙侧前扣带皮层与情感过程联系起来，更符合当时心理学家的认知，但是真相可能更加错综复杂得多。

大脑中的警报系统

在我们关于社会痛苦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一年后，娜奥米和我又发表了一篇关于背侧前扣带皮层功能的论文，试图描述这个脑区的情感功能和认知功能。在这篇论文中，我们把背侧前扣带皮层刻画为一个警报系统（alarm system）。

为什么说背侧前扣带皮层是一个警报系统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高效的警报器必须具备什么特点，而要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先来看一看我家的房子里安装的那些糟糕透顶的警报器的情况。我们全家住在一幢古老的房子里，这幢房子透着一些古怪，即使我们已经在里面住了很多年，还是无法完全摸透它。

首先，房子的前门有个门铃，但是它从来没有发挥过应有的功能。当然如果你站得离前门足够近，那么当有人按门铃时，你或许可以听到电路接通时发出的像耳语般细小的声音，但这就是你所能听到的最大的声音了。当我们订了比萨后，送比萨的人在想到应该用手去摇动那个金属门环之前，通常都要等相当长的时间，因为他以为我们能够听到这个电子门铃声，而实际上我们却听不到。虽然知道应该把门铃修好，但是既然每个人都知道那个金属门环也可以派上用场，于是我们也就没多大动力去修理它了。我们家里还装了一个烟雾报警器，它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响起来，即使根本没有任何烟雾。如果它偶尔响起来的时间是在凌晨3点，那就会是一件相当烦人的事。

这两个警报器都非常糟糕，都是启动警报所必需的关键零部件出了错。一个警报器需要一个能够追踪外部环境条件，判断是否需要拉响警报的检测系统。烟雾警报器使用的检测系统的核心部件通常是一个光电探测器：一束光，照射到一只光电管上，当烟雾升腾，击打这个光束的烟雾颗粒的数量足够多时，这些烟雾就会被探测到。考虑到我们家的烟雾警报器在即使没有一丝烟雾时也会“随心所欲”地响起来，我们就知道它的探测系统肯定哪里出了问题。一个警报器同样也需要一个能够被探测系统触发的发声机制。显然，我们家的烟雾警报器的发声机制完好无缺，但是，那个门铃的发声机制却出了问题，因此，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是否有人站在门口等。

根据我们的“神经警报系统”模型，背侧前扣带皮层就是个警报系统，它既能检测出问题，还能拉响警报。烟雾警报系统需要让附近的每个人都知道，那儿可能着火了，并且警告人们应该拨打911或者锅里的汉堡包该翻一翻了，以免烧起来。警报系统的基本功能是，它必须能够中断你正在做的任何事情或者你正在关注的任何问题。而这恰恰就是我们的情感为每个人所做的事：身体传来的疼痛感会驱使我们，让我们的手远离火炉；社会排斥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感会激励我们去与他人重新建立连接。

检测冲突和错误通常是情感体验的来源。假设你在某次考试中得了B，从根本上说，这不一定会给你带来某种情感体验，但是如果你的预期是希望得到A＋，那么这就很有可能会给你带来痛苦。这些思考使我们意识到，关于冲突监测和错误检测的神经机制的研究在指向背侧前扣带皮层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的同时，本来也应该考虑它所促成的情感反应，但是以往的研究却忽略了这个方面，因为这些情感反应从来都没有被准确度量过。因此我们决定对它们进行一些度量。

社交天性实验室

在鲍勃·斯邦特（Bob Spunt）还是我们实验室里的一名研究生时，他曾与娜奥米和我一起做过一项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他使用了一种名为“停止—信号任务”（stop-signal task）的冲突/错误检测程序——“停止—信号任务”是我将在第9章中进行详细描述的“前进/停止任务”（go/no-go task）的一个变体。在这个实验的大多数轮次中，被试要完成的任务都非常简单。停止—信号任务是这样的，计算机屏幕上会出现一个指向左边或者右边的箭头，被试只要在键盘上找到相应的箭头，然后尽可能快地敲击下去就可以了（敲击键盘上的左键或右键）。

在这些容易的轮次中，箭头在屏幕上出现和消失的速度非常快，大概每秒钟一个，完成这些任务简直轻而易举。然而，除了这些容易的任务之外，还有1/4左右的任务所要求的反应和技巧是不一样的。在这些难度高得多的“停止轮”中，当箭头出现后，同时还会响起一个停止信号音。这个声音的意思是，参与实验的被试在这一轮次中应该忽略这个箭头，不能敲击任何按键。它是一个信号，告诉参与实验的人这一次要停止——不过，仅仅是这一次。这种情景类似于当你恰好走到马路的十字路口时，交通信号灯的颜色突然变成了黄色。灯光的变化表明，你需要改变原来的行动计划，取消已经箭在弦上的行动。

在实验初期，这种停止信号音大概是在箭头出现在屏幕上250毫秒之后响起的。如果在这段给定的时间内，被试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做出反应，即停止敲击箭头键，那么主试就会让停止信号音响起的时间延后（从而加大被试及时停止动作的难度）。就这样，任务将会一直变化下去，即箭头出现在屏幕上之后，停止信号音响起的时间会越来越迟，直到被试在完成任务时大约有一半轮次出错为止（被试在不应该敲键的时候敲下了键）。因此，在这个实验中，被试是不可能赢的；他们完成得越好，随后的任务就会越难。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个任务绝对会令人发狂，而这恰恰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实验能够十分完美地达成我们的目标的原因。

在经过了16轮实验之后（其中有4轮是“可怕”的“停止轮”），研究人员会请被试们回答，在刚刚完成的这个实验模块中，他们感到有多焦虑、多沮丧。此外，在这个实验中也包括了一些没有插入“停止轮”的“直接前进模块”（go-only block）。另外，在每个实验模块中，被试总是被告知，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哪个模块，这样他们就会知道，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模块中有没有包括令人厌烦的“停止轮”。

在鲍勃的第一项数据分析中，他就证明了，在被试出错的那些轮次中（也就是说，当任务要求被试停止敲键时，他们却没有停止），被试大脑的背侧前扣带皮层产生了强烈的反应，这与之前的无数研究的结果完全一致。接下来，鲍勃利用被试在每个实验模块结束后表现出来的沮丧程度的有关数据，考察做错后表现得更加沮丧的被试与做错后表现得没有那么沮丧的被试相比，是否存在更为活跃的脑区。虽然从一个模块过渡到另一个模块时，任务性质的变化并不是很大，但是被试确实报告说，某些模块比另一些模块更让人感到沮丧，而且这或许可以从背侧前扣带皮层的激活程度反映出来。

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当错误更加令人沮丧时，背侧前扣带皮层也更加活跃。在人类的大脑中，除了背侧前扣带皮层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脑区的活动能够反映被试在执行任务时体会到的沮丧程度。我们还找到了一些证据表明，甚至在其他并不要求“停止”的轮次中，当被试非常焦虑时，背侧前扣带皮层的活跃性也会更强。换句话说，当被试对“停止轮”的前景变得越来越焦虑时，我们就可以从他们的大脑的背侧前扣带皮层的反应中看到焦虑心理的证据。

很显然，这项研究的结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背侧前扣带皮层的功能。从历史上看，背侧前扣带皮层曾经被认定为或者支持认知功能、或者支持情感功能，不过最近的趋势是，它一般被认为只支持前者。而我们的假说则是，背侧前扣带皮层既支持认知功能，也支持情感功能。具体来说，我们认为，背侧前扣带皮层是一个警报系统，这个脑区既为检测系统（认知）服务，也为发声机制（情感）服务。我们的实验数据表明，当背侧扣带皮层被一个标准的错误检测任务激活时，背侧前扣带皮层的活跃强度也与犯错的情感体验相关。

难过时服用两片阿司匹林吧

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发现了社会排斥与背侧前扣带皮层的激活之间的相关性，许多研究者在跟进的研究中重现了这一研究结果，并且把它推广到了其他一些场景，比如，在所爱之人逝去之后感到悲痛欲绝时、回忆起最近一次与恋人分手的情景时、遭到了他人的负面评价时，甚至只是看到了他人不赞成的表情时。在本章开始，我曾经讲述了一位医生和三位病人的故事，前两个病人都是身体上的小毛病，而第三个病人则是悲伤过度。医生给三位病人全都开了止痛药。对于那个悲痛欲绝的病人，这个处方似乎与他的病情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我们介绍了有关社会痛苦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的结果之后，读者再碰到以下这种“治疗方法”或许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告诉那个被排斥的人，让他服用两片阿司匹林，然后让他明天早上再来电话。”

虽然在本章的开头，我对这种“治疗方法”也显得有点不屑一顾，但其实我真正的答案却是：“嗯，是的，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这么做。”内森·德沃尔（Nathan DeWall）与娜奥米·艾森伯格和其他几位研究社会排斥的研究人员一起组织了一系列实验来检验以下这种观点：一般的止痛药不仅能减轻身体上的疼痛，还能够减轻社会痛苦。在第一项研究中，他们留意观察了两组人群。其中一半人每天服用1000毫克的扑热息痛（也就是泰诺林），另一半人则服用同等剂量的安慰剂药丸，当然在这些药丸里没有添加活性物质。两组人每天都按时服用药丸，共服了三个星期。参加这项研究的被试在每天晚上都必须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一些问题，报告他们在当天感受到的社会痛苦的严重程度。到了这项研究开始后的第9天，两组被试之间的差异就显示出来了。

根据被试的报告，服用泰诺林的这组人感受到的社会痛苦的严重程度明显低于服用安慰剂的另一组人。在第9～21天之间，这两组人痛苦感受的差异程度仍然在继续扩大。请记住，这两组人都不知道自己服用的到底是药物还是安慰剂。实验结果表明，当我们为了治疗头痛而服用止痛药后，到了头痛消失的那一天，心痛感似乎也不复存在了。

紧随着上面这个行为实验研究后，我们又进行了一项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在这项研究中，实验被试也被分成了两组，每天分别服用泰诺林或安慰剂，连服三个星期，然后在他们玩“网络球”游戏时，对其大脑活动进行扫描（首先让他们一起参与“网络球”游戏几分钟，然后在余下的游戏里把他们晾在一边不让他们参与）。那些服用了三个星期安慰剂的被试的大脑反应与我们早先进行的“网络球”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中被试的大脑反应类似。也就是说，与自己有份参加游戏时相比，当遭到了社会排斥时，他们的背侧前扣带皮层和前脑岛的激活程度更高。相比之下，那些服用了三个星期泰诺林的被试在遭到社会排斥时，他们的背侧前扣带皮层区域和前脑岛区域却没有什么反应。服用泰诺林显著降低了大脑的疼痛网络对因遭到社会排斥而感到痛苦的敏感度。

我们进行的另一项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则把我们对背侧前扣带皮层的功能的发现与潘克塞普最早提出的关于社会痛苦和物理疼痛的类阿片假说直接联系了起来。在这项研究中，娜奥米·艾森伯格和鲍德温·韦（Baldwin Way）另辟蹊径，试图找到与社会痛苦有关的遗传特性。他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μ阿片受体（mu-opioid receptor）上，因为它在减轻疼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实验结果表明，缺乏μ阿片受体的小老鼠对吗啡没有反应。

而对于人类来说，疼痛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μ阿片受体基因，这个基因的正式名称是“OPRM1”。μ阿片受体基因在某个特定位置上会出现三种变异（这是“多态性”的表现），它们决定了基因的具体表达形式。每个人都有两个等位基因，我们的多态性就是由它们决定的。一个人会从父亲那里遗传一个等位基因，从母亲那里遗传另一个等位基因。每个等位基因或者是A，或者是G，因此每个人要么是A/A，要么是A/G，要么是G/G，三者必居其一。之前的疼痛研究已经证明，拥有G/G基因的人对物理疼痛更加敏感（例如，他们需要更多的吗啡来应对术后疼痛）。

为了确定参与实验的被试拥有哪一种OPRM1基因变体，我们先对他们进行了基因采样。同时还要求他们申明，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对社会排斥的敏感程度如何。根据以往的研究报告，那些拥有OPRM1基因G/G变异的人（也就是说，那些可能对物理疼痛更加敏感的人），比那些拥有其他基因变异的人对社会排斥更加敏感。我们还让参与这项行为研究的其中一部分人也参加了“网络球”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然后在相同的遗传模式下，观察这些人在遭到社会排斥时，背侧前扣带皮层和前脑岛的激活模式。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实验的结果是，当遭到社会排斥时，G/G基因型的人上述脑区的激活程度显然高于其他类型的被试。

对于上面这两项研究（使用泰诺林/安慰剂的研究以及检验类阿片假说的研究），我的总体感觉是，它们已经成功说服了很多科学家，使他们确信，在大脑内部，社会痛苦和物理疼痛确实共用一个神经机制。对于某些特定脑区的功能，人们可能不是很了解，但是对于止痛药，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多少都了解一些。泰诺林对疼痛的影响似乎真的是有选择性的——它并不是让我们的大脑变得迟钝，或者通过愉快的感觉来转移疼痛感。相反，它似乎是瞅准了目标，专门针对疼痛的。看看泰诺林等能够既减轻社会痛苦又减轻物理疼痛的药物，就足以说明这两种疼痛（或痛苦）之间确实存在密切的联系。

谩骂比拳头可能伤人更深

从抽象理论的层面看，“网络球”实验似乎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种小游戏而已。两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不再扔一个“数字化的球”给你，这肯定是你玩过的所有游戏中最无聊的一个了。这种游戏与你的生活又有多大关系呢？被他人接纳一起玩“网络球”并不能帮助你拥有更多的衣服、得到更好的工作，也不能帮助你赢得美女的青睐。作为一个参与实验的被试，不管你是被接纳，还是被排斥，你参加实验所获得的报酬（出场费）都是一样的。有关这些研究的一切似乎都是微不足道、无关紧要的。但是，这些研究结果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如此微不足道的一件事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对社会排斥的敏感性是我们幸福感的核心，因此，我们的大脑在对待它时，就像是对待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至于导致社会排斥的具体事件本身是不是重要，反而不是关键。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图3-4所示的视觉错觉：穆勒—莱尔错觉（Müller-Lyer illusion）。在左侧两张图中，人们总是觉得线条A比线条B更长，虽然两者实际上一样长。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视觉系统会由于隐含在周围环境里的各种不同的视觉线索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假设，它必须利用这些假设来感知环绕着我们的复杂世界。在穆勒—莱尔错觉中，线条两端箭头的形状是关键因素。如果延长线条B的箭头线，那么它给我们的暗示是，你似乎看到了两堵墙，它们在离你较近的地方相交，与此相反，如果把线条A的箭头线延长，那么它给我们的暗示是，这两堵墙似乎在远处相交。

虽然“冲击”我们视网膜的是同样两条垂直线条，但是，那些箭头却让你的大脑作出推断，线条A离你更远，而线条B则离你更近。我们的大脑“知道”，对于物理大小相同、距离我们远近不同的物体造成的视网膜投射，我们“应该”觉得它们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如果大脑“不知道”这一点，那么当有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时，我们会觉得他正在不断地缩小，最终彻底消失不见，我们就会被吓到。

图3-4　穆勒—莱尔错觉

再来看一下图3-4。现在你已经知道诀窍了，但是，视觉错觉依然存在：你还是会觉得线条A比线条B长。这才是关键所在。也许有人会认为，视觉错觉并不是多么重要的东西，正如“网络球”一样；然而我们还是在不断地感受到它们的影响。奇普·威廉姆斯在研究中发现，即使他明确告诉被试，与他们一起玩游戏的只是一台计算机，而且将他们排斥在外也只不过是事先安排好的程序，但是被试仍然感到了社会痛苦。毫无疑问，在长期进化的过程中，迅速做出视觉评估、对社会排斥做出痛苦反应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这也就决定了我们无法轻而易举地消除这种反应机制的影响。

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哺乳类动物，尤其是人类，在经历社会分离时会感到痛苦的原因。这种痛苦使婴儿和照看者之间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这或许是进化赋予我们社会痛苦的原因，但是现在，我们穷其一生都无法摆脱它，它对几乎每一种社会经历都极尽渲染之能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社会痛苦似乎无处不在，但是我们却并不一定理解这种天性的核心所在。

请试着想象一下，你有一个13岁的儿子——丹尼斯，他在学校里被一个恶霸欺负了。这个恶霸多次把丹尼斯推倒在地，狠狠地打他。当你获悉此事后你会怎么做？愤怒地闯进校长办公室？报警并提出控告？给当地的报纸写信以表达对学校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愤怒之情？不同的父母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也许会做上面这些事情中的一两件，也许全都做了个遍。现在再试着想象另一种情况，丹尼斯还是被欺负了，不过只是被言语凌辱。这个恶霸不曾对你的儿子动过一根手指头，但是他对你的儿子进行无情的嘲弄，这个恶霸告诉你的儿子，说他长得丑陋无比，又愚不可及，根本就没有人喜欢他（当然这个恶霸所说的事情没有一件是真的）。当丹尼斯很不情愿地告诉你这件事时，你的反应又会是怎样的呢？这件事情还会涉及警察和当地媒体吗？显然不太可能。而你的反应更有可能是这样的：“别理他，当他不存在。几年之后你会成为一名大学生，而他可能一辈子只能在快餐店里打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发现儿子受到嘲弄时你并不感到痛苦；我的意思是说，这种痛苦的感受与发现儿子身体被殴打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去找校长、警察或者媒体，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仅仅是口头上的侮辱，这些人是不会采取任何措施的。

我们从小就教育孩子说：“棍棒和石头会打断我的骨头，但是谩骂永远不可能让我受伤。”但这并不是真的。恶霸之所以会伤害我们至深，不是因为他本人排斥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会倾向于认为，这个恶霸是其他许多人的代言人。也就是说，如果恶霸单单就挑中了我们进行嘲弄，那说明我们可能是被大多数人所不喜欢或者讨厌的。否则，为什么其他人在恶霸欺凌我们时都选择了袖手旁观，而不是帮忙对付恶霸呢？缺少支持被认为是遭到集体排斥的一种标志。

之所以提到恃强凌弱行为，是因为从社会层面上来讲，它可能是我们所遇到的最普遍存在的社会排斥形式了。包括美国、英国、德国、芬兰、日本、韩国、智利等国在内，世界各地的研究都表明，大约有10%的12～16岁学生经常被欺负。虽然欺凌也可能涉及身体上的侵犯，不过超过85%的欺凌事件并没有涉及身体上的攻击。相反，欺凌手段主要包括轻蔑的言词、让受害人成为谣言攻击的对象等。被欺侮的受害者所承受的痛苦在放学回家后依然会存在很长时间，而“恶霸”则早已逍遥自在地回家了。

据报告，被欺凌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容易患上抑郁症（他们患抑郁症的概率是其他孩子的7倍）。他们更倾向于自杀，想到自杀的概率高于他人4倍；更加可悲的是，他们在试图做这件不好的事情时，“成功率”也比其他人更高。一些学者于1989年在芬兰完成的一项研究的结果令人触目惊心。在这项对一个由5000多名学生组成的样本进行跟踪的研究中，学者们在评估了这些孩子受到“恶霸”伤害的程度后发现，那些在8岁时曾经受到过“恶露”欺侮的学生成长到25岁时想结束自己生命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6倍。很显然，这些曾经被欺凌过的受害人与那些长期受慢性物理疼痛折磨的人一样，都比其他人更容易产生自杀的念头，这也进一步证明这两种痛苦（疼痛）之间确实存在着联系。

综观每个人的一生，我们注定要遭受伤害、遭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排斥。大部分人都会经历一次或多次分分合合，而且通常总有那么一两次是被迫的，而不是我们主动要求分开。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总会感到无助，它们甚至会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改变我们对自己和生活的看法。我们浮士德式的“进化契约”允许人类在子宫外慢慢地发育成熟，以便更好地适应生长的文化和环境，从而发展出这个星球上最为发达的大脑。但是它也会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让我们经受痛苦的折磨，因为每一个与我们建立连接的人都有权利离开或者不爱我们。进化投下的赌注是，与我们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能够带来的奖赏相比，这些痛苦是可以承受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