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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化，决定了你是理解还是误解他人

大多数人都认为，用抛硬币的方式能够快速而公平地解决让人难以决断的几乎任何问题。古罗马人经常说的“帆船或头像”（navia aut caput），指的就是这种方法（他们的硬币正反两面分别印着帆船和头像）。抛硬币看起来似乎是解决两难问题的一种合理方法，因为掷出正面和反面的概率正好一样。可惜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在几年前的一项研究中，实验组织者让一群住院医生在严格的实验条件下抛硬币300次，并要求他们设法尽量使硬币每次都出现“头像”（正面）。这些住院医生并不是赌徒，更不是骗子，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练习。然而，每位住院医生都能做到抛硬币的结果正面多于反面。其中表现最突出的一位住院医生在总共300次的抛掷中抛出200多次正面，命中率高达68%——远远高于随机抛掷的概率。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统计学家在细致地分析了“抛硬币”的各方面影响因素后得出的结论是，在抛掷者并非故意为之的情况下，硬币在落到地面时到底是正面朝上还是反面朝上，“极其微弱”地取决于抛出时硬币是正面朝上还是反面朝上。硬币落地时与抛出时同一面朝上的可能性为51%，而另一面朝上的可能性为49%。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又有谁还会同意“抛硬币来决定”呢？

当旧金山49人队（San Francisco 49er）的乔·内德尼（Joe Nedney）听说了这个“抛硬币研究”的结果后，就建议在全美橄榄球联盟的每场比赛中决定到底由哪一队开球时不再采用抛硬币的方式，转而采用“石头—剪刀—布”猜拳的方式决定。没有谁能够清楚计算出，曾经有多少孩子因为输掉了“石头—剪刀—布”猜拳游戏而不得不硬着头皮到邻居那“可怕的”院子里去捡那个被踢飞的球？如果抛硬币方式真的已经被彻底淘汰，而“石头—剪刀—布”成为一种打破僵局的公平的新方式，那么，鲍勃·库珀（Bob Cooper）必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2006年，他打败了496位选手，成为“石头—剪刀—布”比赛的世界冠军。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这个游戏非常简单。两位参加实验的被试同时伸出手，做出表示石头、剪刀或布的手势。石头能砸碎剪刀，剪刀可以剪破布，布又能包住石头。被试有三个选项可供选择，每个选项都能击败其中的另一个，同时又会被第三个击败（如果两位参加实验的被试都选择了同一个选项，那么就打成平局，再来一次）。在“石头—剪刀—布”冠军赛的决赛中，这位来自伦敦的销售经理（鲍勃·库珀）在前5轮中出石头对付他的对手出的剪刀，以5:2领先。不过如果想要获胜，他还需要赢得更多轮次才行。在下一轮比赛中，他们两人都出布，然后都出石头，然后都出剪刀。三次都打成了平手。最后，在经过了15轮比赛后，库珀出了剪刀对付对手出的布，最终赢得了“石头—剪刀—布”比赛的冠军。

读者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这次比赛的视频，出现在视频下方的第一个评论是一句非常讥诮的话：“很快，我就可以看到这个‘抛硬币’冠军了。”对于门外汉来说，“石头—剪刀—布”似乎是一个随机的游戏，每位参加实验的被试都有同等机会获胜。如果你真的是这样认为的，那么我也肯定，那些“石头—剪刀—布”高手将会非常乐意与你进行一场高赌注的比赛。高手中的高手能够读懂别人的心思，在别人未出手之前便知道他们要出什么了。

在诸多同类游戏中，都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新手总是被老手占便宜。例如，对于第一次参加“石头—剪刀—布”比赛的新手来说，他在一开始比赛时会更经常出石头，而不是剪刀和布，这可能是因为在普通人的观念中，石头总是与力量联系在一起的缘故。另一个倾向是，他们会在连续两次出同样的手势后才做出改变。经验更加丰富的老手能够计算出新手的出招方式，这极大地增加了他们获胜的可能性。

当然，在“石头—剪刀—布”比赛中根本不会出现新手。经验老到的选手会进行一系列复杂难懂的攻击与反击。在加冕世界冠军后，鲍勃·库珀告诉记者，“石头—剪刀—布”猜拳游戏的精髓是“如何预测到你的对手对你出招的预测”。这就要求你进入对手的头脑中，弄清楚他认为你将会出什么招，并且搞清楚他将使出什么招来对付你，这样你才能反过来找到对付他的招式。毫无疑问，这就是心智解读。

但是，牛津大学数学家马库斯·杜·索托伊（Marcus du Sautoy）教授偏不信邪，他决定采用一种并非依靠心智解读的策略，一个任何人足以对付任何心智解读的策略。他的方法是，每一次出招都完全随机决定——随机数取自圆周率这个无穷连续小数（3.14159……）。他试图通过根本不使用任何策略，来保证对手不可能操控自己。尽管他的“不会输，不会赢”策略给他带来了诸多幸运的结果，但他却无法与鲍勃·库珀相抗衡。库珀连续8次打败了他。库珀可能发现了索托伊微妙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正是这些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泄露了他的下一步动作，这无疑是更高明的心智解读。

“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

弗朗兹·布伦坦诺（Franz Brentano）这位德国哲学家虽然并不出色，但他却是20世纪一些最重要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先辈。他的学生包括现象学大师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而埃德蒙德·胡塞尔又培养出了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他是现代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巨擘之一。然后，马丁·海德格尔又教出了卡尔·斯顿夫（Carl Stumpf），而卡尔·斯顿夫则是第一批格式塔心理学家（格式塔心理学强调“整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以及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的老师。库尔特·卢因被公认为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离开德国前往美国的）。

1874年，布伦坦诺出版了一部曾被长期遗忘的著作《经验主义视角下的心理学》（Psychology from an Empirical Standpoint），同年出版的还有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那本影响巨大的《生理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这两本巨著可以称得上是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教科书。

意向性（intentionality）

它是指对于其他事物，我们是有想法、信念、目的、欲望、渴望以及意图的。

布伦坦诺认为，人类心理学的核心要点是，我们所有的思想和观念都是“意向性的”。布伦坦诺所用的“意向性”这一术语源于亚里士多德及12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后者曾经讨论过对象的“意向的（或心理的）隐存”（intentional inexistence）。从本质上讲，意向性（intentionality）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其他事物，我们是有想法、信念、目的、欲望、渴望以及意图的。我们的思想既可以是关于世界上实际存在的某个事物的，也可以指向像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魔法师这样虚构的实体，甚至还可以是关于其他思想的，但是无论如何，思想总会“伸展”，总能超出思想自身而指向另外的东西。在已知的世界中，除了人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拥有这个“关于性”（aboutness）的内在特征（比如，石头并不“关于”任何东西，它们就是它们自己本身）。

自布伦坦诺之后，又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关于我们的社会心理，与意向性相对应的另一个核心要点才得以确认，那就是我们拥有这样一种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不可避免地拥有这样一种倾向：我们会根据他人有意图的（意向性的）心理过程去窥视和理解他人，看到别人时的我们总想知道他们在思考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思考的。

为了证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试图把握他人的心灵”的读心倾向，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向人们播放了一小段动画视频，视频由四处活动的两个三角形和一个圆形组成，然后他问人们看到了什么（见图5-1）。

图5-1　“战斗中的三角形”

资料来源：Heider, F.，&Simmel, M.（1944）.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apparent behavior.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57，243-259.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动画中，虽然呈现给人们的是两个三角形和一个圆形，但人们看到的却不是这些。相反，许多人看到的是这样一幕活剧：“大三角形是一个恶霸，它正在欺负小三角形和圆形，小三角形和圆形正满心惊恐地四处逃跑，不过它们知道怎样才能骗过这个大三角形，并且成功地逃脱了。”还有人这样描述：“这个大三角形是这个圆形的男朋友，它正妒忌得发狂，因为他的女朋友圆形在与这个小三角形调情时被他抓了个正着。”

很显然，每个人都在这些图形中看到了思想、感情和意图，但是，这些图形显然没有思想、感情和意图。是啊，图形怎么可能有思想呢！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对我们周围事物的所思所想：我们认为周围的电脑、汽车，甚至空气都是有自己的思想的。人类为什么会如此“过于宽泛”地看到隐藏在物理世界背后的“思想”呢？我认为，这种倾向的好处是，可以确保我们不会在一不留神间忽视了他人的真实心理。说到底，真实心理毕竟是隐藏的，如果我们不是天生就会注意到它们，那么很容易就会错过它们。

1971年，在布伦坦诺发出“意向性”宣言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从心灵引导行为的角度对人类的上述倾向进行了解释。丹尼特认为，不管是否有理由推测其他心灵的存在，我们天生就会认为他人都是有意向性的生物。丹尼特把这种哲学立场称为意向立场。恰恰因为我们的心灵能够思考别人的思想（反过来，别人的心灵也能思考我们的思想），我们才会落入如下这个达菲鸭（Daffy Duck）与兔八哥（Bugs Bunny）之间的僵局中：“我知道你是知道我知道的”。虽然在这个“高雅喜剧”中，达菲鸭和兔八哥的表演显得有些过火，但是这种“我知道你知道”的互动正是人类能够相互合作，实现举行足球联赛、创办学校、建造摩天大楼等宏伟目标的最主要原因。

意向立场无处不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很轻易地运用它，所以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更不用说把它当作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去欣赏它了。每个人都能读懂他人的心思。当你在阅读本书时，你不仅会认真理解每一行、每一个字的字面含义，还会努力去领悟我在写这本书时的想法。同样的，在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为了让我的思想更容易被你理解，我也必须能够预测得到，当你在阅读页面上的这些符号时，你心中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想法。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你根本不可能制造出这样一台机器：它能够假设他人也有上述这些想法，并且能够全面地考虑它们。但是人类却一直都在这样做，只不过许多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花那么多时间思考才能认识到人人都拥有这种能力的原因——就像是一条鱼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水里的，因为水无时无刻不在包围着它。对我们来说，心智解读同样也是一种基本存在，以至于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

试着想象一下，如果你不能理解他人的想法，或者你不指望他人能够理解你的想法，那么你将如何度过你的每一天。想想以下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每次乘飞机回到洛杉矶的家时，我都会先开车到一个地方，然后再搭机场班车前往机场。当我看到班车驶来时，我会挥手致意，这时司机便知道，我想让他停下车，这样我才能登上班车。当他把车停下来并打开车门时，我也立即知道了司机的意图——他在邀请我上车。这是发生在完全陌生的两个人之间的一件非常平常的事。

然而，如果不是每个人都能精确地理解他人行为的心理意图，那么我们将无法实现这种最简单的互动。再来考虑一下以下这些情况吧：某个咨询团队正与一家公司合作，共同开展一项新的招聘计划；或者，某位数学老师正在教一个班里的20多位学生学习正弦定理和余弦定理。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必须有敏锐的洞察力，搞清楚我们的行为是否已经被那些跟我们一起工作或学习的人完全理解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现代世界中，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理解或者预测他人的思想，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停止运行。我们的思考能力允许我们去设想一些丰功伟绩，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进行社会思考或者让他人参与进来与我们共享我们的宏大愿景，那么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美好的愿望转化为现实了。

心理学家把这种理解他人行为背后的思想的能力看作一种拥有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的能力，把这种能力运用到现实中去的过程被称为心智化（mentalizing，也这就是说，当我们在推测和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时，我们就实现了“心智化”）。

科学家们有了适当的理论，就可以根据某些证据提出预测、进行推断；类似的，作为成年人的我们仿佛也拥有一种理论——心智理论：我们周围的人都有一个心灵，它会基于某些规则以某种有序的方式做出反应（比如，在比赛中落败，会让人感到悲伤而不是高兴）。正是因为拥有了这种非凡的能力，才能使我们的想法与他人的想法相结合，从而促成共同的目标与合作，否则大家就只是一盘散沙。

在过去的30年里，心智理论研究人员一直专注于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谁拥有心智理论？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拥有这种能力的？提出“谁拥有”这个问题的目标是确定哪些非人类物种（如果有的话）与人类一样拥有这种心智理论。在地球这个星球上，真的只有人类才拥有理解他人思维的能力吗？或者，这种能力真的与其他能够把人类与动物王国中的其他物种区别开来的能力类似吗，比如使用工具的能力？

大卫·普瑞马克（David Premack）和盖伊·伍德拉夫（Guy Woodruff）是率先不惧挑战，勇敢面对这些问题的两位科学家。从基因角度来讲，黑猩猩是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物种，因此，如果说有其他物种拥有心智理论的话，黑猩猩是最有可能的候选项。普瑞马克和伍德拉夫与一只名叫萨拉的黑猩猩一起“工作”了很多年。萨拉会使用一些技巧，因而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例如，研究人员会给萨拉观看一段视频，在视频中，某个男人正在设法做一些事情，比如努力想摘到一串香蕉，只可惜香蕉太高了够不着。在这个男人尚未解决问题之前，视频播放会暂停，这时研究人员会给萨拉看4张照片，分别显示这个摘香蕉的男人下一步可能会做出的动作。萨拉能够找到那张显示了正确解决方法的照片（拿来一个箱子，然后站在这只箱子上面）。虽然这样做对你和我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不过对于一只黑猩猩来说，它能够这么做，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普瑞马克和伍德拉夫认为，这只黑猩猩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唯一的原因是，它明白视频中这个人是一个有欲望和目标的人，而在当时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拥有的欲望和目标非常具体：摘得香蕉，填饱肚子。

那么，是不是可以据此认为，黑猩猩真的拥有心智理论呢？萨拉这个了不起的举动不但没有解决“谁有心智理论”的问题，反而成为争论的起点。丹尼特及其他一些学者认为，黑猩猩萨拉的这个举动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实际上与一只经过良好训练的鹦鹉以条件反射为基础的“行为”没有什么区别。很多鹦鹉都能够被训练到根据条件进行提问（例如，“我能做些什么呢？”），甚至解决问题；它们在这样做时，完全没有考虑过“他人”的想法。到了1978年，丹尼特设计了一个更加明确的用来测试“谁有心智理论”的“错误信念任务”（false belief task）。这个任务与18世纪的著名木偶剧《潘趣和朱迪》（Punch and Judy）有点关系：

在观看《潘趣和朱迪》视频时，当看到潘趣准备把箱子扔到悬崖底下时，年幼的孩子会像我们所预料的一样，发出兴奋的尖叫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潘趣以为朱迪还在箱子里，而他们了解的情况比潘趣多——他们看到了，当潘趣转过身时，朱迪已经逃跑了。我们可以把孩子们的激动情绪看成是他们完全理解这种情况的极好证据——他们明白潘趣基于一种错误的信念做出了行动。

丹尼特的批评顺理成章地引出了第二个心智理论问题。这个问题的焦点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拥有这种能力的。正如丹尼特的例子所表明的，人类确实拥有认出他人的错误观念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社交天性实验室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研究人员把丹尼特的“潘趣和朱迪”思维实验转化为现实问题。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变体就是众所周知的“莎莉—安妮任务”（Sally-Anne task）。在这个任务中，接受测试的孩子们会看到两个木偶——莎莉和安妮以及一只篮子和一个盒子。莎莉将一颗弹珠放进了一只篮子里，然后离开了舞台。等莎莉一离开，安妮就把弹珠从篮子移到了盒子里。当莎莉回来时，主持实验的人就会问这些正在观看表演的孩子们，莎莉会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她的弹珠。这个任务的“窍门”就在于，观看这部剧的孩子们对弹珠的所在位置拥有“正确的信念”，而莎莉拥有的却是错误的信念。莎莉认为弹珠还在原来那个篮子里，因为那是刚才她自己放在那里的。但是，她错了。如果孩子们是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来看问题的，以为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知道的一切，那么他们就会说，莎莉会到盒子里去寻找弹珠。然而，如果他们能够领悟到他人可能拥有与自己不一样的信念（以及不一定拥有与现实状况一致的信念），那么他们就会说，莎莉会到篮子里去找。许多类似的实验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这个测试足以证明，3岁的孩子在这方面的能力极端欠缺，而5岁的孩子则可以做得非常好。

自那以后，心理学家们又设计出了一些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实验。这些实验的结果证明，年龄更小的孩子（不足5岁）也拥有这种社交技能。另外，同样有证据表明，黑猩猩身上也显示出了这种能力的前兆，但是仍然没有证据能够毫不含糊地证明，黑猩猩能够跨过这道门槛，即它们可能无法识别“他人”的错误信念。人类或许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完全领会他人思想的物种。

或许有人会说，孩子们能够去思考他人的心理状态，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何必如此大惊小怪！原因在于，心理状态是看不见的。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思想、感情或者欲望呢？然而无论如何，人类已经学会如何去推断这些看不见、仅仅存在于他人头脑中，但却能引导他们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东西了。当我们看到一块石头从山上滚下来时，我们根本不会认为“它想滚到山脚下”。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从山上跑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么去想（“他想跑到山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智理论，即各种不同的情况和结果会怎样影响一个人的思想以及这个人又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例如，假设比尔和泰德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如果泰德开始花更多的时间与乔治待在一起，那么我们知道比尔会怎么想（他因被忽视而愤怒、嫉妒）以及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要么设法笼络乔治加入到他们这个群体中来，使之形成一个朋友之间的稳定的三角关系，要么与乔治争夺泰德的感情）。我认为我能描述出任何一种情况，你也会非常自信地预测一个正常的人会如何做出反应。正是这种能够考虑到周围人心理反应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提早想象到这些反应；只有这样，才会提高我们获得社会奖赏的机会，并将社会痛苦降到最低限度。如果你能够预测到自己即将发出的这封电子邮件会遭到那个人的拒绝，那么你在写这封电子邮件时就会以更巧妙的方式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每一天，事无巨细，我们无数次这样做着——使用心智解读帮助自己实现社会连接。

一般智能系统

那么，我们是如何执行这个理解他人思想的任务的呢？最早的解释之一集中于人的一般抽象推理能力和“努力思考”的能力，它们都以前额叶皮层为支撑。众所周知，逻辑推理有两种形式：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

演绎推理是指，如果一系列前提条件都被假设为真，那么就可以推断出一些必定为真的结论。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以下这两个前提条件：

1.如果下雨，那么野餐将会被取消。

2.下雨了。

如果这两个前提都为真，那么从逻辑上就可以推断，野餐必定会被取消。这就是演绎推理的一个例子，这种“如果—那么”推理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其中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相比之下，归纳推理是指，利用过去发生过的事实来预测将来也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例如，我们相信太阳明天还会照常升起，通常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迄今，太阳每天都会升起，这是一个证明它将会继续这样下去的强有力的证据。与演绎推断的结论不同，即便是合理的归纳推理也无法保证结论的真实性。过去太阳每天都升起，并不代表将来太阳一定会升起；《十三号星期五》（Friday the 13th）电影续集拍得再多，也不能保证肯定还会再拍下一部。如果这个世界上的条件一直都保持不变，那么归纳推理得出的结论通常就是正确或可信的，这就是我们有理由预测太阳明天还会升起、未来还会拍摄更多的《十三号星期五》续集的原因。

演绎推理

指如果一系列前提条件都被假设为真，那么就可以推断出一些必定为真的结论。

归纳推理

指利用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来预测将来也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大量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已经证明，与不在进行推理时相比，我们在进行演绎推理和（或）归纳推理时，外侧前额叶皮层（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和外侧顶叶皮层（lateral parietal cortex）——这两个脑区有时也被合称为外侧额顶皮层（lateral frontoparietal cortex）会表现得更加活跃（见图5-2）。另外，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尽管两种推理之间也存在着一定差异，但是从神经解剖学的角度来看，它们的相似之处更为明显，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它们之间微小的差异。

一般而言，大脑外侧额顶区的各个脑区都是通过一种被称为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的过程来为人类的各种思考提供支持的。工作记忆是一个心理过程，它通常与我们“心里”所掌握并且在不断更新的多条信息有关。如果我在电脑屏幕上向你展示一个由7个数字组成的数（8675309），然后要求你在数字从屏幕上消失后，记住它10秒钟，那么工作记忆会让这个数字一直活跃在你的头脑中。同样，工作记忆也可以用来思考某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比如比较两个数字的大小。

图5-2　与智力、推理和工作记忆有关的外侧前额叶和顶叶

要想搞清楚工作记忆对你的日常工作的运行到底有多重要，只需要考虑一下阅读能力就够了。当你读到这个句子的最后一个单词时，你得依靠工作记忆把这个句子的开头部分记在脑中，这样你才能理解整个句子的意思。试想象一下，如果你只在阅读的那一瞬间才处理这个单词，读完后你便忘记了，那么你将永远无法领会前面读过的那部分句子所营造的语境，因而也就永远无法弄明白句子后面部分的意思。

无数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都表明，工作记忆与大脑的外侧额顶叶皮层有关。当工作记忆的负荷程度不断增加时（例如，先要求你记住5个数字组成的一个数，再要求你记住7个数字组成的一个数，再要求你记住9个数字组成的一个数……），大脑的这些区域也会相应地变得更为活跃。这些脑区与逻辑推理和工作记忆都有关，这其实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进行逻辑推理必然需要我们在“脑海里”保有一些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比较，而这种思考正是在工作记忆的帮助下完成的。

工作记忆和推理能力都与一般智能这一概念有所重叠。那些头脑中拥有更多信息并且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推理的人，常常被认为比那些没有更多信息且无法更有效地进行推理的人更聪明。因此，关于智力的神经基础的研究通常指向同样与工作记忆和推理能力有关的外侧额叶皮层。在测试积极思考能力的流体智力（fluid intelligence，指发现复杂关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测试中得分较高的人，在完成那些需要努力思考和有效思考的任务时，他们脑中的这些区域的激活程度也更高。

流体智力（fluid intelligence）

指发现复杂关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些研究的结果全都表明，所有类型的思考和推理都集中到了同一个区域。因此，人们提出的关于心智理论的第一个假设也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了大脑中的这些脑区了。外侧前额叶皮层是大脑的全能抽象推理系统，它能帮助你处理税务问题、下棋，也能帮助你记住在电视购物节目中看到的电话号码。总而言之，既然这些脑区支持一般的推理活动，为什么它就不支持针对他人思想进行的推理呢？恰如一般的推理一样，社会推理的结构很可能也是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

我们不必急于下结论，先来看看“莎莉—安妮错误信念任务”吧：

1.莎莉把弹珠放在了篮子里。

2.莎莉没有看到安妮把弹珠移到盒子里。

从这些前提条件推导出的逻辑结论是，莎莉并不知道这个弹珠已经被移走了，因此她对弹珠的安放位置拥有的是一个错误的信念。这是标准的演绎推理，人们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所用的演绎推理与其他类型的演绎推理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的，人们还会利用在社会环境中积累的经验进行归纳预测。例如，当人们在考试中获得了一个比较低的分数时，我们就知道他们一定会对自己感到失望。从这些观察结果出发，我们就能够预测，如果他们将来在考试中又得了一个低分，他们的感觉会如何。但是，尽管这个解释看上去非常简洁有力，但事实证明，把社会思考等同于非社会思考的理论是错误的，而且错得非常厉害。

社会智能系统

令人惊讶的是，虽然社会思考和非社会思考无论从结构上看，还是从经验上看，似乎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通常情况下，大脑在处理这两种思维时运用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神经系统。

社交天性实验室

克里斯·弗里斯（Chris Frith）和尤塔·弗里斯（Uta Frith）等人在早期发表的一篇神经影像学论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研究中，他们让被试阅读三种不同的句子。一些句子可以连成一个段落，需要运用心智化能力去理解。其中一个段落叙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偷在逃跑过程中遇到了一名警察，恰恰在这时，他的手套掉了，于是这个警察喊道：“嘿，你！停下来！”警察的目的是想把手套还给这个小偷，但是这个小偷却错误地以为警察已经发现了他的行径，因而立即不再逃跑，向警察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为了理解这个小偷的行为，阅读者需要明白小偷心里存在着一个错误的信念——他以为警察喊住他是因为这个警察已经知道他犯了罪。在这项研究中，另外一些句子则不是在讲述一个故事，句子与句子之间也毫无关系，无须运用心智解读能力（比如，“机场的名字已经改了”和“路易斯打开了一小瓶油”）。

正如其他测试基本阅读理解能力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的结果一样，当被试躺在扫描仪里阅读彼此毫无关系的句子时，大多数人的外侧前额叶区域都被激活了（这个脑区与语言能力和工作记忆有关）。然而，当这些句子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连到一起构成一个故事时，就会引发心智化过程；相对而言，被试的外侧前额叶区则显得相当“安静”。相反，另一组不同的脑区，包括背内侧前额叶皮层（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简称DMPFC）、颞顶联合区（tempoparietal junction，简称TPJ，或称颞顶交）、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以及颞极（temporal poles）则显得更加活跃（见图5-3）。

图5-3　心智化系统

还记得前面提到过的那个以两个三角形和一个圆形为“主角”的动画情景剧吗？这些毫无生命的图形却引起了人们对有关这个图形的思想、感情和意图的思考。在另一项研究中，克里斯·弗里斯和哈佩·弗里斯（Happé Frith）等人发现，当被试在观看这些动画时，他们大脑的背内侧前额叶皮层和颞顶联合区出现有选择性的激活——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样。然而弗里斯等人还发现，与没有患自闭症的被试相比，那些心智解读能力有缺陷的自闭症被试的这些脑区的活跃程度显然更低。这就说明，正常被试在观察这些能够从社会性角度进行解释的几何图形时，激活了心智化脑区。（在实验过程中，实验组织者并没有要求被试对这些图形进行“社会化”解释。）但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心智解读能力有缺陷的被试在观看动画时，这些脑区的激活程度并没有得到提高。

我本人最喜欢的一项关于心智解读能力的研究是最近由心理学家罗伯托·卡维萨（Roberto Cabeza）完成的。他和他的研究团队试图以一种更加自然的方式进行心智解读能力研究，因此，他们要求参加实验的每位被试都在胸前挂上一台能够定时自动拍照的照相机，而且在活动时也不要拿下来。等这个“自动拍照”过程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拥有了成百上千张照片，记录着他们平凡的日常生活。然后，被试躺在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里依次观看这些照片；他们同时也被要求观看另一位被试的照片。当看到自己的照片时，被试便会回忆起曾经的经历。但在观看其他人的照片时，他们就必须运用心智解读能力通过这些照片之间的联系来想象他人的经历（“这些人将要去哪里？”或者“她接下来想做什么？”）。与观看自己的照片相比，被试在观看别人的照片时，他们大脑中与心智解读能力相关的脑区显然更加活跃。

在过去的15年里，科学家们已经进行了数十项类似的研究，从这些研究结果来看，我们可以总结出两个稳定的模式。第一，当人们运用心智解读能力时，背内侧前额叶皮层和颞顶联合区几乎总是显得更为活跃（后扣带回和颞极的激活也表现出了相当稳定的规律性）。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些脑区称为心智化系统（mentalizing system）。第二，在这些研究中，从来没有观察到与工作记忆、非社会推理以及流体智力有关的脑区的活跃程度增加的情况。换句话说，神经影像学研究结果已经告诉了我们很多东西，而且，如果我们仅仅关注大脑内部的工作原理的话，很可能永远也不可能真正掌握这些东西：虽然社会思考与非社会思考的过程从我们自己的感觉来看似乎是相同的，但实际上，进化却创造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处理这两种思考。

事实上，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遇到心智化系统。它第一次出现在第2章，不过在那里，我把它称为默认网络。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表明，这些与理解他人思想有关的脑区大部分都与人们一休息就“打开”的默认网络脑区大致相同，它们与做梦时“打开”的脑区也相同。这些脑区作为一个网络，从我们出生那天起就开始“工作”。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指出，这些区域有助于促进我们对社交圈的强烈兴趣。现在，我们又从心智化的角度讨论了这个网络的功能，因此，关于这个专门网络能做些什么，我们已经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为了搞清楚我们在休息时大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神经生化过程以及这些过程与我们关注他人思想的“社会化倾向”又有什么关系，罗伯特·斯邦特、梅根·迈耶和我最近又完成了一项研究。以往的一些研究已经证明，默认网络和心智化（能力）网络两者在结构上是重叠的。只要仔细观察这两个网络，任何人都能清楚地看到两者几乎相差无几。因此，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所看到的在休息时出现的这些脑区的活动是否真的对社交和人的社会化有帮助？它们是不是也会服务于另一个重要的目标？或者，大脑在完成一个需要运用心智解读能力的任务时这些脑区所做的事情，也许与大脑在休息时这个网络所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研究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结论。直到今天，绝大多数试图解释默认网络的功能的研究结果都表明，从总体上看，默认网络是一个“碍手碍脚”的东西——它会让我们更容易出错。

我认为，默认网络可能为大脑提供了数以千计个小时来练习如何处理社会信息。若果真如此，那么多年来更频繁地运用默认网络的那些人应该更擅长进行社会思考——毕竟，熟能生巧，更多的练习理应带来更好的结果。为了推进在这个研究方向上的探索，我们尝试着迈出了一小步：鲍勃（罗伯特·斯邦特）、梅根和我测量了人们在休息时大脑默认网络被激活的程度。我们的第一个假说是，如果某人大脑的默认网络被强有力地激活了，那么其激活程度应该可以折射出这个人大脑的默认网络在休息状态下被强烈激活的历史（而激活的历史则导致了这个人现在所拥有的已经增强了的心智解读能力）。为了测试这个假说，实验对每位被试大脑的默认网络的激活程度与其在完成一项独立的心智化任务时的成绩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那些在休息时背内侧前额叶皮层激活程度更高的被试，在后来完成心智解读能力任务时的表现明显要好一些（他们完成任务的速度更快）。实际上，那些背内侧前额叶皮层激活程度最高的被试的速度比脑区激活程度最低的被试完成任务的速度至少要快10%。读者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你在每一项社交互动中都完成得比别人快10%，那会发生什么情况？这就像你在下一盘棋时总能做到比别人快一步。这是默认网络活动与社会思考之间的第一个连接。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继续对这些人进行跟踪研究，因此无法确定在休息时默认网络的活动是不是真的会引起社会思考能力的加强。因此，我们进行了第二项更有针对性的研究。

我们的第二个假说是，默认网络使我们时刻准备着去进行社会思考。请读者回顾一下第2章曾讨论过的如下这个观点：在我们休息时，默认网络的活动可能发挥的一个基本作用是，它让我们做好准备——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都优先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从生理的角度去看待。或者说得更具体一些，默认网络让我们时刻准备着，透过心智化的“镜头”去观察别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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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这个假说，我们让参加实验的被试完成三项任务，其中只有一项任务要求被试运用心智解读能力进行心智化，其他两项任务则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这些实验是打乱次序混合进行的，这样被试就无法猜到下一轮实验中要完成的任务属于什么类型。在每轮实验之间，我们还给了被试一段短暂休息时间（2～8秒）。我们要测试的就是，在这段简短的休息时间里默认网络的活跃程度与被试在接下来的实验中的表现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结果令人惊喜：休息时默认网络活跃程度更高的被试在随后进行的心智化任务实验中的表现，远远好于那些在休息时默认网络活跃程度比较弱的被试，而在非心智化任务实验轮次中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换句话说，休息阶段的默认网络的活跃强度并不能预测被试在随后进行的非心智解读能力实验中的表现。尽管这项研究提供的证据仍然相当初步，但却非常令人信服，它们足以证明默认网络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社会化，即让我们时刻准备着从周围人的心理状态的角度看待世界。感谢这个心智化系统，有了它，我们在看到一个人的身体时，不会只看到一具躯体，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由思想指引和控制的知觉载体。当然，进化本来完全可能让别的什么系统在我们休息时“打开”，例如让我们时刻准备着从数学或其他任何角度看待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但是，进化的“选择”是让大脑在休息时立即重置到社会思考“状态”，并隔绝非社会思考的影响——让大脑不放过任何一个进行社会思考的机会。

怎样打牌次次都能赢

为了尽可能准确地推测他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人们每天都要数以百计次地启动心智化系统。有时，这种活动只不过是内心深处的冥思苦想，因为我们天生就对“别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感到好奇。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上面描述的那些关于心智解读能力的研究给读者留下了这种印象，因为在这些研究中，所有参加实验的被试都与观察者之间毫无关系——观察者似乎超脱了一切。但在现实生活中，进化之所以赋予我们心智解读能力，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变成不被人觉察的观察者。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有句名言说得好：“自始至终，我的思想永远都是为了我的行动服务的。”社会思考也是如此。我们在某件事情上成功与否往往与别人做得好不好交织在一起，或者我们的成功往往取决于与他人的互动。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跟踪或预测他人的思想状态就至关重要了，成败尽在于此。

试着想象一下，假设你正在和朋友玩电子游戏，在游戏中，你们需要在一个迷宫中诱捕一只动物。因为迷宫里根本就没有死胡同之类的地方，所以单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把这只动物赶到角落里去的。相反，你必须与你的朋友联合行动，从两面包抄才能让这只动物无路可逃。再想象一下，你和朋友玩的是网络游戏，两人实际相隔千里，因此你俩无法在一起讨论策略。当然，你能够看到朋友采取的每一步行动，且必须根据你对朋友下一步行动的猜测来决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动。在神经科学家吉田光（Wako Yoshida）主持的一项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中，被试需要完成的任务就与这个游戏类似——吉田光把他设计的任务称为“猎鹿”（stag hunt）。最后的结果表明，被试的合作伙伴的下一步行动越难以预测，其心智化系统被激活的程度就越高。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文明社会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完全能够用语言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意图，但是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却无法使用语言来促进合作。语言技能的缺乏意味着，如果一群原始人或灵长类动物合作狩猎（或者集体逃避捕食者），那么，许多协调工作都必须通过狩猎团体中的其他成员所发出的可以被直接观察到的简单信号来完成。

我们经常与他人合作，也经常与他人竞争，无论是合作还是竞争，准确地“破译”别人的目标和意图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别人可能会有意无意地误导我们。在门外汉看来，像扑克这样的游戏似乎很大程度上完全是靠运气，因为所谓的“牌理知识”不但很少，而且非常浅显明了，任何人只要知道什么牌可以打败别人、拿到顺子或同花的概率是多少就可以下场玩一把了。确实，任何一位专业的扑克玩家都会告诉你，打牌所需的技巧确实不多。

第一个技巧是耐心。人们大多想亲自下场玩几手，并且每一手都想赢，自己参与游戏总比在旁默默观看更有意思，而且赢也总比输更有劲头。但在真参与其中时，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候都处理得相当糟糕，如果打牌时未经仔细推敲就匆忙出牌，那么你很快就会处于下风。打牌最大的诀窍是，你每时每刻都必须非常清楚什么时候应该果断“止损”。第二个技巧是虚张声势。当你抓了一手臭牌时，你能不能骗过其他人，让他们相信你抓了一手好牌？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迫使他人弃牌吗？关键是，你不能让别人发现你只是在虚张声势。第三个技巧是辨别出他人是不是在虚张声势。如果各玩家在第一个技巧上旗鼓相当，那么输赢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他们虚张声势的本事以及识破他人虚张声势的本事。

在一定意义上，心智解读能力就像“军备竞赛”，是会“不断升级”的，因为每一方都会使用某种策略去制衡他人、智取他地。电视剧《陆军野战医院》（MAS*H）其中一集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温彻斯特是个贵族家庭出生的自大傲慢的医生，他非常不喜欢陆军基地，但是他很喜欢与霍克艾·皮尔斯（Hawkeye Pierce）和其他人一起玩扑克牌游戏。每一次，温彻斯特都能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这个游戏已经让他们濒临崩溃。不过，到了那集电视剧接近尾声时，他们终于识破了温彻斯特虚张声势时的秘密：每当温彻斯特的牌比他自己预想中的还要糟糕时，他就会更大声地吹口哨。因此，到那一集结束时，温彻斯特终于输得一无所有了。在这部电视剧中，温彻斯特成了一个笑柄；但在现实生活中，他（或者与他类似的人）很可能会想到别人已经识破了自己的秘密，然后再策略性地利用这一点来保证自己可以获胜。他可能会改变吹口哨的时间以及吹口哨的方式，以便在拿到一副好牌时推高赌注、在拿到一手烂牌时虚张声势地把别人吓唬出局。而且，这种调整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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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智商（strategic IQ）

衡量个体在做出自己的猜测时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了其他人可能采取的策略。

乔治·克里切利（Giorgio Coricelli）进行的一项实验研究很好地刻画了心智解读能力的“军备竞赛”现象。这是一个“猜数”实验，在实验中，被试要进行多轮实验，每个被试在每一轮实验中都要从0～100这些数字中猜某个数字，然后决出胜败。每轮实验的具体规则各不相同，不过有一个总原则：依据某个被试猜测的数字与其他所有被试猜测的数字之间的关系而定。例如，某轮实验获胜的规则是，如果某个被试猜测的数字最接近于所有被试猜测的数字的平均值的2/3，那就胜出。这就意味着，每个人的猜测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总而言之，那些完全缺乏策略的人很可能会无视规则随机地在0～100间选择一个数字。而一个稍微懂点策略的被试可能会考虑到，也许其他人都会不讲策略地随机选择某个数字，并认定他们猜测的数字的平均值将会是50，因此他自己会选择33（也就是50×2/3）这个数字。一个更具策略性的人可能会考虑到所有稍微懂点策略的人的策略，假设他们所选择的数字的平均值为33，因此他们自己猜测的数将会是22（也就是33×2/3）。这种策略会一直运用下去，直到最终达到一个纳什均衡为止（纳什均衡为0）。而在其他实验轮次中，获胜规则稍有不同，例如，猜测的数字最接近所有被试猜测的数字的平均值的1/2或3/2的被试胜出。克里切利提出了一个指标——策略智商（strategic IQ），它能够衡量个体在做出自己的猜测时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了其他人可能采取的策略。策略智商的高低与背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活跃程度的高低有非常强的相关性，但与外侧额顶皮层的活跃程度的高低没有任何相关性（外侧额顶皮层与通常的非社会智能有关）。因此，策略智商看起来有点像社会智能，它与大脑内的心智化系统有关。

好销售都是相似的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从未认真考虑过音乐节目主持人（DJ）的工作，尽管我也经常在收音机里听到过他们的声音。但是，我在研究生院的英国朋友们却像我痴迷喜爱的乐队一样痴迷于这些特别的音乐节目主持人，这令我有些难以理解。后来，当我重新开始光顾洛杉矶的一些酒吧和俱乐部时（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了），我才终于明白了DJ的工作其实相当了不起。面对数不尽的音乐——各种流派、各种风格应有尽有，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如何筛选。DJ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对这些海量音乐进行过滤，他们用耳朵去听、用心去体会、用大脑去判断，然后在适当的时间为特定的顾客奉献合适的音乐。普通人听音乐主要是为了个人享受，而DJ听音乐则是为了搞清楚哪些人能够与他们分享这些音乐，以及怎样才能最有效地与他人分享音乐。

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充当了所有人的信息“主持人”。每天都有数百万人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发布信息，希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也能让别人感兴趣。当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关于社会脑的最新研究报告或者在“小发明”（Gizmodo）网站上看到了一种很酷的技术时，我会把它们分享到自己的Twitter页面上，因为我知道有许多人在Twitter上关注我发布的科学研究动态，他们应该会对这些帖子感兴趣的。我并不会把自己儿子干傻事的照片放到Twitter上，因为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做法。想了解我儿子近况的家人和朋友会关注我在Facebook上的帖子（在这里，我要顺便对那些关注我的Facebook，但并不想看到某个小孩的照片的朋友道个歉）。任何一个人，如果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信息“主持人”，就必须知道哪些信息是值得与大家分享的，并且懂得如何把这些信息挑选出来；同时，他还必须非常了解自己挑选的信息的受众。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最有效的信息分享。

几年前，埃米莉·福尔克（Emily Falk）和我对如下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作为最早接触到某些与他人有关的信息的人，我们会产生怎样的心理状态？我们会不会从一开始就以一种纯粹自利的方式来看待信息，只关注这些信息对我们是否有用或者能否让我们感到快乐？我们还想知道的是，人们会不会对新出现的信息进行适当的筛选，以便保证未来与他人分享这些信息时，他人能够因此而获益或感到更加快乐？我们猜测，传达一个好消息或者讲述一个优美的故事应该是建立更好的社会连接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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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这些想法，我们进行了一项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在实验中，被试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里，然后把一些电视试播节目的创意（即新电视节目的创意）播放给他们看。这些试播节目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播放给被试看的内容是每个节目的标题、说明和标志性图像。当被试从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里出来后，我们又给了他们一次讨论哪些节目值得进一步改进、哪些节目应该被“雪藏”的机会。我们要求每位被试都把自己想象为一名在某家广播电视公司（例如，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工作的实习生，正在对一些电视节目创意进行分类，以便电视制作人能够把时间花在最好的创意上。而另一些被试则扮演制作人的角色，因为这些“制作人”没有看过试播节目的说明，所以他们是通过听取这些“实习生”的报告来了解节目创意的。最后，我们要求“制作人”说出他们听到每个节目创意并进一步说给“广播电视公司的高层主管们”听时，可能会达到怎样的兴奋程度。

我们最终感兴趣的是，在这些“实习生”——最先看到试播节目的有关信息的被试的大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这很可能关系到他们能否成功地分享看到的信息（以推动“制作人”最终“兴奋地”把这些创意进一步传达出去）。我们在实验中观察到，当这些“实习生”看到某个特别好、将要被他们在随后有效地传播出去并且确保能够被“制作人”再次传播给“高层主管”的创意时，他们的心智化系统就像一棵圣诞树一样被点亮了。除了极少数几个例外，所有被试大脑的其他脑区对某个节目创意能否成功地传达给“制作人”及其上级全都非常不敏感。

读者可能会猜想，被试大脑的推理系统或者记忆系统应该也会参与到上面这个过程中来，因为把好创意牢牢记住似乎有助于他们在后来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更好地与他人进行交流。但是实验结果恰恰相反，我们观察到的只有心智化系统的激活。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在刚刚接触新信息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开始考虑这些问题了：哪些人能够与我们分享信息？怎样才能以一种更有吸引力、更有说服力的方式与我们所选择的人分享信息（以便引起对方的极大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效果并不是因为某些节目创意特别受欢迎、被几乎所有“实习生”青睐而导致的。事实上，每个“实习生”对节目创意的排名都不太一样，因此，我们所观察到的大脑激活方式确实与“实习生”在将他们对某个节目的看法有效地传达给“制作人”时表现出来的沟通能力有关。

我们还分析了所有“实习生”之间的差异。有些“实习生”会比别人做得更好，他们能够确保“制作人”认同自己推荐的所有试播节目。换句话说，这些“实习生”实际上也是更加优秀的推销人员。因此，我们又对这些“实习生”在观看每个试播节目时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数据进行了更细致的挖掘，结果在他们的神经反应中发现了一种“推销员效应”（salesperson effect）。这些更擅长将节目创意推销给他人的被试大脑内部只有一个脑区，即属于心智化系统的颞顶联合区，比其他被试更加活跃。总之，这些发现表明，心智化系统一直在对涌入大脑中的海量信息进行筛选工作，它能够将那些我们应该与他人分享的信息挑选出来，从而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强化了我们与他人之间的社会连接。心智化系统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此时，我们再一次看到，心智解读促进了社会连接。

在产品出来前挖掘客户需求

如前所述，心智化系统（心智解读能力）在我们与他人打交道方面发挥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作用。它让我们有能力去窥视他人的内心世界，去考虑他们的希望、恐惧、目标和意图，使得我们更加有效地与之进行互动。它还让我们有能力去猜测他人的心理特征，使得我们能更好地预测出他们对未知情况的反应，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摩擦。利用这些能力，我们成功地实现了与他人的合作，完成了单凭自己的个人力量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在利用这些能力与我们周围的人进行策略性竞争。心智化系统还让我们能够对接触到的所有信息进行筛选，筛选出最好的信息与他人分享，并且使我们知道如何与他人进行交流。如果没有这个全能的心智解读机制，我们将会一败涂地。

那么，心智化系统是如何毫不费力地完成了所有上述工作的呢？心智化系统是不是像记忆系统那样，只在我们有意识地努力利用它的时候才能工作？或者，心智化系统的工作方式会不会更像视觉系统——只要我们的眼睛处于睁开状态，就能在不经意间看到东西？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可能非常复杂。然而，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虽然心智化系统会自动开启，但是它的操作过程却更接近于工作记忆系统——或者，我们不妨称之为社会工作记忆系统。为了检验这个假说，梅根·迈耶和我做了一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要求参加实验的被试完成一个工作记忆任务。不过，这次分配给他们的工作记忆任务虽然也是非社会的，但却并不是要求他们记住数字或者字母，而是去“想念”自己的几个朋友，想想他们是多么的有趣、执着或焦虑。

正如他们在非社会工作记忆任务中的表现一样，社会工作记忆任务越难，被试就越不可能做对，而且做题时所花的时间也越长。然而，与非社会工作记忆任务不同（因为在非社会工作记忆任务中，完成难度较高的实验时，被试的心智化系统会被关闭），在这次实验中，被试要完成的任务越难，心智化系统的活跃程度也越强。在一项后续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从根本上讲，被试在社会工作记忆任务中的表现与他们在更传统的非社会工作记忆任务中的表现是毫不相关的。这表明，它的确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心理过程。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心智化系统似乎都需要“很努力”才能有效地工作。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类总是不喜欢付出努力，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尽可能地不使用心智化系统。如果有一种方法能够让我们避免付出努力，那么我们几乎总是会立即照做。如果存在一条心理捷径可以让我们不必努力工作，那么我们就会采用这条捷径。这些捷径被称为“启发式方法”（heuristics）。我们一直在使用这种方法来简化我们的决策过程。总的来说，启发式方法表现为精确度和努力程度之间的一种合理权衡（在付出的努力不大的前提下，得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精确度）。启发式方法之所以能够进化出来，就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表现得相当不错。不过有时，它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当我们在进行社会思考时，启发式方法运用得非常普遍。在实验中，当知道自己在进行心智解读能力测试时，几乎每个成年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所有测试，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并不一定能够充分运用这种能力。尽管我们有能力去做一些事，却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会自发地运用这种能力，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会使用不需要付出多少努力的启发式方法来代替需要付出辛苦努力的精确心智解读活动。我们常常以己度人，似乎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别人也能看到，我们相信的东西别人也会相信，我们喜欢的东西别人也会喜欢。在看了一部新电影后，我们很少会根据朋友过去对电影的喜好，先仔细评估再确定朋友是否会喜欢这部电影；而是会假设自己喜欢的电影，朋友也肯定会喜欢。如果正在考虑的电影是《阿凡达》（Avatar），鉴于它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电影之一，那么这种启发式方法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麻烦。然而，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这个世界上认为《大开眼界》（Eyes Wide Shut）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好电影的少数派，那么直接假设其他人的偏好与你一样，就不是一个好主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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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波阿斯·恺撒（Boaz Keysar）首创了一种研究成年人心智解读能力的有限性的实验范式，他的设计非常巧妙，其核心是一个导演任务（director’s task）。试想象一下，你是一名参加实验的被试，正与另一名被试一起坐在一张桌子的两旁，在你们中间放着一个4×4网格的货架（见图5-4）。货架的一些格子里放着一些小物品，比如，玩具汽车、瓶子、苹果，等等。货架的部分格子的一面是封住的，这样你能够看到放在格子里的东西，而你的搭档却看不到。每个货架总共有16个格子。你能够看见所有格子上的东西，而你的搭档则只能看到其中12个格子上放着的东西。这个任务的要求是，无论你的搭档（“导演”）要求你用什么方式移动物品，你都得照办（实验人员已经给了你的搭档一个“剧本”，“导演”根据它来向你发出指令）。比方说，你的搭档会要求你把汽车玩具向下移动一格——这当然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或者把苹果向右移动两格也没问题。但是如果他提出了一些特别的要求，那可能就比较难办了。

图5-4　导演任务

资料来源：Keysar, B.，et al.（2000）.Taking perspective in conversation.Psychological Science，11（1），32-38.

请注意，在这个货架的三个不同的网格里分别放着三支蜡烛，虽然你能看到其中最小的那支蜡烛，但是你的搭档却看不到。当你的搭档要求你移动那支“小蜡烛”时，你应该怎么做？伊洛瓦兹·杜曼塞尔（Iroise Dumontheil）和莎拉—杰恩·布莱克莫尔（Sarah-Jayne Blakemore）选了一些年幼的孩子、青少年以及成年人来完成这个任务。当面对这个“蜡烛测试”时，年幼的孩子移错的概率是80%。通常情况下，孩子们会移动最小的那支蜡烛——也就是说，他们会移动他们的搭档看不到的那支蜡烛，而这不可能是他们的搭档所指的那一支。这种行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孩子们似乎不是站在搭档的角度看问题的，而是以为他们能看到的，他们的搭档也能够看到。

成年人在完成这个“导演任务”时的表现要比未成年人好得多。当然，这也是他们应该做到的，因为成年人的心智解读能力比孩子们发展得更完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成年人做的仍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我们原本以为，尽管要完成这个稍微有点棘手的任务，成年被试需要的时间可能会相对较长（因为他们需要“多想一层”），但是每个人都应该会做对的。如果你知道你的搭档看不见这支最小的蜡烛，那你为什么还要移动它呢？然而，在杜曼塞尔和布莱克莫尔的研究中，面对这个稍有难度的要求时，大约有45%的成年被试犯了错。尽管成年人的心智解读能力确实要好一些，但正如这些研究所表明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却经常无法可靠地运用这种能力。这很可能是因为，精确的心智化系统要求支持这种能力的相关脑区付出更多的努力；无论何时，只要心存侥幸，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心智懒虫（直接诉诸启发式方法）。总之，我们的心智解读能力可能确实绰绰有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是能很好地运用它，当然，也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学会把它运用得更好。

虽然我们在学龄前就已经开始发展理解他人信念和观点的能力，但直到成年之后，我们在运用这种能力时仍然显得不够高效。然而，尽管如此，心智解读能力仍然是人类大脑发育的一个标志性成就，它将人类与其他物种区别开来。心智解读能力再加上语言和抽象思维能力，是我们能够躲在家里开着空调通过微型无线通信设备与他人沟通的主要原因。没有这个神奇的心智过程，我们的工作、学习和友谊全都无从想象。心智解读能力不仅让我们有能力去想象他人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或者感受到了什么，而且还允许我们去想象他人对发生的几乎所有事件的反应。它甚至还允许我们去思考当他人的人生道路、兴趣或者所在的环境发生变化时，他们的反应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曾经说过，他对产品设计的看法与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观点非常相似。亨利·福特有句名言：“如果我问我的顾客他们需要什么，他们会告诉我说‘需要一匹跑得更快的马’。”亨利·福特强调的是，成功发明的精髓是在东西发明出来之前就弄清楚人们将来会需要什么。

对于人们将来需要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史蒂夫·乔布斯比客户自己还要清楚。他在这方面无疑是高手中的高手。2001年，在苹果公司首次发布iPod时，许多观察家都曾公然宣布它的死期不久就会到来；然而到了2011年，苹果公司已经售出了3亿多部iPod，这还不包括iPhone和iPad以及无数受它启发而被制造出来的竞争性产品。iPod的创意可能并没有做到让大多数评论家眼前一亮，但是，史蒂夫·乔布斯却拿他的信念去赌整个苹果公司的未来，他的信念是，当人们用过苹果公司的产品后，一定会爱上它们的。

每一天，我们都在利用心智解读能力，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预测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他人的需求、欲望和忧虑，并采取行动让他们过得更好。如果我们足够幸运，那么别人也会将心比心，为我们付出。社会痛苦和愉悦只是一系列随机事件，它们之所以能够呈现出区别，就是因为我们拥有了能够带领我们趋向快乐、避开痛苦的心智解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