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共情，利他行为的催化剂

1992年，我满怀喜悦地从大学毕业，结交了几个好朋友，并且进入了一所优秀的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已经维持了三年之久的恋爱关系也显得更加稳固了。然而，就在短短几个月之后，我却一个人待在宿舍里，形单影只，困惑不已：怎么一切都不对劲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怎么这么快就全变了样？对我来说，从大学生过渡为研究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事实上，我正等着我的导师给我下一个“判决书”——招我进研究生院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因为似乎所有其他研究生都比我更聪明、更有效率。当时，在研究生院我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说得上话的真正朋友。在那段日子里，连续好几个星期我都没有去过餐厅用餐，因为我与同宿舍的其他同学的关系处得并不好。最糟糕的是，我的恋爱关系也触礁了，而且又身无分文。这无疑是我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我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呆呆地看着电视上的重播节目和广告，试图以此来对抗自己内心的沮丧——如果这种做法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对抗的话。如果《星际迷航：下一代》（Star Trek：Next Generation）马拉松式地一直播放到凌晨4点钟，那么我会怎么样？我会一直坐在那里看到最后。如果接下来播放的是推销乔治·福尔曼烤炉（George Foreman Grill）的电视购物节目呢？我还是会继续看下去。

然而，正是在这无数个悲伤又孤独的夜晚中的一个夜晚，一个电视节目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那是一个呼吁人们为拯救一个年幼的非洲孩子的生命而捐款的节目，大约一个半小时。如果没有人捐款，这个孩子就会饿死，或者因某种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死去。你很可能已经看过无数个同样的节目，事实上我也是。但是不知怎么，就是在那个晚上，我在夜深人静之际打电话过去捐款时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似乎清晰地看到，这个孩子的处境比我更加困顿，既不开心，又穷苦无依，这个画面令我感触良多，激励着我设法为这个远在另一个半球的人做一些可能会对他有所帮助的事情。那些孩子遭受的痛苦暂时把我从顾影自怜中拯救了出来，让我对那些境况明显比我更加糟糕的人产生了同情。

从表面上看，我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我根本没有什么余钱，事实上，我自己也非常需要钱；我从没见过那些可能会受到我帮助的人，而且以后也很可能永远见不到，他们也不可能当面感谢我或者把钱还给我。我也从未告诉过任何人自己曾在如此窘迫的情况下捐过款；同时，对于这次捐款经历，我也记不起当时的自己是否感到过一丝愉悦，是否觉得心灵上有所收获；或者是否曾经想过自己是一个多么善心的人。鉴于我只为这个非洲儿童捐了一次款（第二年我没有再捐），因此，我自己也没有把这段插曲当作可以证明我的“美德”的一个证据。现在，当我回想起那段经历时，我只能说，我觉得自己当时不得不那么做。我的共情之心迫使我伸出援手，即使我自己的力量也是那么的微弱。

“我感受到了你的痛苦”

共情（empathy）这个词是在一个世纪之前才被引入英语中的。“empathy”由德语“einfühlung”翻译而来，意思是“感觉代入”（feeling into）。在19世纪，“einfühlung”一词通常出现在美学著作中，美学家用它指代人类拥有的一种能力，即从心理或精神上进入艺术作品营造出来的美妙世界，从被观察者的角度去感受并获得第一手体验。共情的含义与“感觉代入”相近，但是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共情指的是我们与另一个人相互连通的能力，而不是指我们可以“进入到”他的内心深处。

前面的章节已经讨论过帮助他人是如何激发出类似于社会奖赏的感觉。然而，共情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其作用是让我们时刻做好帮助他人的准备。共情是一个“前端”过程，它激发我们去帮助他人，而社会奖赏则是“后端”的结果。

至少要有三种心理过程同时起作用才会产生共情（同情共感）状态：心智解读、情感共鸣（affect matching）以及移情动机（empathic motivation）激发。为我们进入同情共感状态提供入口的，既可能是镜像系统，也可能是心智化系统，这依赖于具体的情境。正如第6章已经讨论过的，当我们所观察到的视觉场景构成了对所发生事情的“直接解释”时，镜像系统允许我们把观察到的动作当作一个心理事件去理解，同时也允许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情感事件去理解。我们知道，让镜像系统对来自他人的情感线索保持敏感性的一个方法是，让自己成为他人的“镜像”，即做出与他人的体验相一致的动作反应。

例如，当你看到某人的前臂被狠狠地电了一下时，你很可能会握紧拳头，并且会像是自己被电到了那样把手缩回来。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被试观察手、脚受到电击的人。当被试看到这些人的手、脚被电击时，他们自己的手和脚也出现了对“触电”的反应，这正是对他们所看到现象的镜像反应。当看到其他人的手被电击时，他们的大脑会把信号传输到自己的手上；当看到某人的脚被电击时，他们的大脑也会把信号传输到自己的脚上。同样的，当观察到另一个人正在经历某种情感体验时，我们自己的脸部肌肉马上就会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模仿这个人的表情。如果一个人因为最近注射了肉毒杆菌而无法模仿这些面部表情（因为面部富有表现力的肌肉被麻痹了），那么这个人可能就无法很好地体察他人的情绪。

因此，当看到他人的情绪表现时，我们做出的模仿反应实际上有助于我们即时地理解他人的情感体验。考虑到镜像系统与对他人动作的心理意义的理解以及对他人动作的模仿有关，那么在关于共情和情绪模仿的研究中关注镜像系统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只看到某个人的情绪表达并不能让我们完全理解这个人的经历，并对他产生共情。试想一下这样一个情境：当你看到一个人满面笑容地走向你时，你的镜像系统可能会帮助你直观地理解那个人的感觉（他觉得满心欢喜），但是它并不能让你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此你很难对他产生共情，于是也就很难与他分享喜悦。他的笑容那么灿烂，是因为在考试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吗？抑或是因为他刚刚订婚了呢？在许多情况下，要想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有某种特定的情绪，最终还要取决于心智化系统。由于心智化系统的灵活微妙，人类才能够对他们没有观察到或者没有经历过的事件产生共情。你的母亲可能告诉过你，你的叔叔没有如他所愿得到晋升，那么心智化系统就是理解你叔叔的心理体验，甚至是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感受”的关键所在。事实上，那些喜欢阅读小说的人倾向于拥有更强大的心智化系统，这表明融入小说的思想情境能够加强这个系统。

不管我们理解他人经历的能力是来自镜像系统，还是来自心智化系统，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也都只是冰山一角，它们并不能使我们完全进入同情共感状态。我能够不带一丝感情地进行模仿，也可以不带任何感情地进行理解。我能够理解一个独裁者在其政权摇摇欲坠时所感到的恐惧心理，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理解更有可能导致我的幸灾乐祸之心——因为看到另一个人遭遇不幸而感到高兴，而不是共情。只有当信息通过镜像系统或者心智化系统汇集到了大脑中，并导致了情感共鸣以及移情动机激发时，我们才会产生共情。

社交天性实验室

为了探究共情的神经基础，研究人员花了很多精力研究作为共情的构成要素的情感共鸣过程。事实上，使情感共鸣因素进入科学家视野，可能是迄今最为著名的一项关于共情的神经学研究。当时仍在伦敦大学学院工作的塔尼娅·辛格（Tania Singer）模仿了最初是在猴子身上所做的镜像系统研究，以高度相似的方法完成了一项关于人类共情的研究。唯一不同之处在于，辛格并没有观察当某个人伸手拿花生或者看到别人拿花生时的神经反应，而是检验人们在遭受电击时或者看到别人遭受电击时的大脑状况。她要求一些女性被试躺进脑扫描仪里，而她们的男朋友则坐在旁边（在扫描仪外面），所有人的手臂上都会连上一些电极。在这项研究的不同实验轮次中，要么是躺在扫描仪内的女性被试，要么是坐在扫描仪外面的男朋友，会被连接到他们手臂上的电极电击。当某位女性被试的男朋友被电击时，她能够看到他的手臂。与以往的镜像神经元研究类似，辛格和她的同事试图确定的是，当女性被试遭受电击以及当她们看到对她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男朋友）遭受同样的电击时被激活的是哪部分脑区。

辛格发现，不管是否受到痛苦的刺激（电击），女性被试大脑中位于背侧前扣带皮层以及前脑岛的痛苦悲伤网络（pain distress network）都被激活了（见图3-2）。这些女性被试可能会紧绷着一张脸对她们的男朋友们说：“我感受到了你的痛苦。”自古以来，很多人都曾说过，人天生就拥有共情能力，但这是否只是一种社会姿态却无从考究。而现在，辛格终于证明，当看到所爱的人遭受痛苦时，我们自己确实也会感同身受。这种痛苦感并不只是隐喻性的，而是一种与自己所感受到的物理疼痛一样的痛苦。

你会向慈善机构捐款吗

情感共鸣是一种非凡的能力，它能够改变我们的本性，但是仅就这种能力本身而言，它还算不上是一种完全的同情共感状态。从共情的神经基础来看，大部分脑区都集中在对痛苦与悲伤产生情感共鸣的神经网络上。鉴于我们对他人痛苦的强烈反应，把这个神经网络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然而，所有关注痛苦的共情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当我们看到某个人处于痛苦中时，情感共鸣并不总是会导致亲社会的移情反应。在本章的开头部分，我描述了自己是如何被那些遭遇不幸的非洲儿童所感动，然后为他们捐款、帮助他们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提到的是，在那之前我早就看过无数次类似的广告，不过每次看到时都直接转换频道；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类节目太让人悲伤了。虽然我与他们拥有了一致的情感（也就是说，他们的不幸让我也感觉到了痛苦），但我关注的是如何减轻自己的痛苦，而不是减轻他们的痛苦。换句话说，情感共鸣有时导致的只是回避行为，而不是帮助他人的移情动机。无论我关心的是自己的痛苦还是别人的痛苦，大脑中的痛苦悲伤网络都有可能会被激活。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在出现了适当的情绪反应，并且持续地关注他人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境况时，共情才会产生。因此，共情比情感共鸣更难达到。

其次，在实际的神经成像研究中，只关注由痛苦引起的共情这种研究思路还有第二个局限。负责情感共鸣的神经系统的活动情况，应该会随着引起共鸣的情感类型的变化而变化。继辛格的开创性研究之后，几乎所有后续研究工作的关注焦点都放在了与物理疼痛有关的共情上，因此，综述这方面的文献似乎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有人因此而得出结论说，背侧前扣带皮层以及前脑岛就是支持共情的核心神经机制。事实真的如此吗？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性：科学家们之所以经常观察到大脑中的这些区域比较活跃，不过是因为它们都与痛苦相关联，而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关注痛苦？

最后，在所有已完成的研究中，没有任何一项研究能成功地把移情状态时的神经反应与实际帮助他人的行为联系起来。共情的其中一个意图似乎是激励我们去帮助那些处于痛苦中的人，然而，大脑是如何把理解过程和情感共鸣过程转变为能够促使我们做出实际助人行为的移情动机的呢？现在仍不得而知。

为了克服上述三个局限，西尔维娅·莫雷利（Sylvia Morelli）、丽安·拉梅森（Lian Rameson）和我进行了一项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希望能够同时捕捉到构成共情的所有三个元素：心智解读、情感共鸣以及移情动机激发。首先，为了让被试更好地理解实验中涉及的关键事件，我们对实验情境做了一些改变。在一些实验轮次中，我们给被试看的是一些图片，图片中的人正经历着某种痛苦，且让他们痛苦的事件非常直观，参与者一眼便能明白（例如，在图片中，一个人的手被汽车门夹住了）。而在另一些实验轮次中，给被试看的图片中的人看起来既可能是快乐的，也可能是焦虑的，需要结合特定的情境才能理解（例如，“这个人正等着拿他的医疗检查结果”）。第一类事件会调动大脑的镜像系统，而依赖情境的第二类事件调动的则是心智化系统。此外，虽然导致人们高兴和焦虑的事件都与一定的情境有关，但是它们需要的情感共鸣是不一样的，因为两者涉及了不同的情绪活动。焦虑事件和痛苦事件都能激活痛苦悲伤网络，但是快乐事件激活的却是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区域，这个脑区通常是在执行奖励任务时才会被调动起来的。

也许最重要的是，应该设法找到上面提到过的所有三种共情事件（痛苦、焦虑和快乐）都能激活的脑区。我们的想法是，在这三种情况下，尽管理解和情感共鸣过程可能不同（因为它们依赖于驱使人们产生共情的具体情境），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一致的，即导致人们做出助人行为的移情动机。在所有这三种共情事件中，只有一个脑区全都被激活了，这个脑区就是隔区（见图7-1）。而且，除了在每一种情境下都被激活之外，隔区的激活似乎还是移情动机的标志。连续两个星期，我们每天都让接受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的被试填写关于他们每天做了什么事情（或没有做什么事情）的调查问卷。我们每天都会问的一个问题是，那一天他们是否做过帮助他人的事。

通过对他们在这两个星期内的回答进行分析，我们能够度量出哪些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倾向于帮助他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中完成共情任务时大脑隔区活跃程度更高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更倾向于帮助他人。这个结果也符合我们的猜测，即来自其他脑区的与共情有关的信息都汇聚到了隔区，并且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帮助他人的“冲动”。那天晚上，到底是什么促使我一改过去一看到呼吁捐款的节目就转换频道，而去捐款帮助那个非洲孩子的呢？也许就是隔区让我这么做的。

图7-1　隔区

让人“快乐”又“害怕”的隔区

如果非要让我猜测最被今天的社会神经学研究人员忽视，但在接下来的10年中却可能会成为最热门的研究对象的脑区究竟是哪一个，我会说那非隔区莫属。在灵长类动物的进化史上，这个脑区不成比例地变大了；而且它直接与背内侧前额叶皮层相连接——后者是大脑心智化系统的总指挥。迄今为止，绝大多数有关大脑隔区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啮齿类动物而不是人类身上完成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区域太小，以至于我们很难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把它清晰地识别出来。

但是，以啮齿类动物为对象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我们无法得知它们的经历，或者说，我们甚至根本无法核实它们是否经历过某些事件。当然，这类研究也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为了检验啮齿类动物的隔区是如何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侵入性”极强的研究；或者，还可以施行手术，切除它们的隔区，再观察其行为会有什么改变。

隔区到底是做什么的？动物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线索，但是这些线索似乎把我们引向了不同的地方。有关隔区最早的研究集中关注愉悦和奖赏。虽然现在我们通常认为腹侧纹状体与奖赏的关系更加直接、紧密，但在历史上，最早被认定为与奖赏过程有关的脑区却是腹侧纹状体的“邻居”——隔区。

大脑的奖赏系统第一次被发现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流行的研究方法是，把电极植入老鼠大脑中各个不同的脑区，并把这些电极连接到一个控制杆上。这样一来，如果某只老鼠按压某根控制杆，这只老鼠的某个脑区就会受到电刺激。当研究人员把电极放进大脑的隔区时，这些老鼠仿佛发狂一般，有只老鼠按压控制杆的频率达到了每小时2000次——平均不到两秒钟一次，而且连续不停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20年后，科学家们又进行了一项类似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他们把电极插入了一个人的三个脑区内，并且给了他一个带有按钮的控制盒，让他自己通过按下特定的按钮选择让这三个脑区中的哪一个进行电刺激。像之前实验中的那些老鼠一样，这位被试也选择不停地按下按钮，让自己的隔区受到“电击”。这就表明，电击隔区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愉悦感。在实验中，每当电击告一段落，实验人员要拿走控制盒时，他都要抱怨一下。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把隔区与奖赏系统联系了起来。他们证明，这个脑区与人们的恐惧心理有关，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减轻对恐惧的敏感程度。目前用来衡量焦虑或恐惧的一种方法是所谓的“惊惧反应”（startle response）。如果有人在你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你背后突然很响亮、很猛烈地击掌，就会在你身上引起一连串的神经、生理和行为反应，你会把这种吵闹声看成一种潜在的威胁，并迅速做好给予必要反应的准备——最典型的反应是“应战”或逃跑。通常来说，你很可能会吓一大跳，条件反射般地转过身来，或许还会发现自己的心跳突然加快了很多。这些反应都受大脑内部的杏仁核（amygdala）控制。杏仁核是一个与通常的情绪反应相关联、已经有千万年历史的古老的大脑结构。被摘除了隔区的老鼠表现出了更强烈的惊惧反应；大量证据表明，它们对威胁的反应更为敏感。这表明，完好无损的隔区可能有助于抑制我们碰到威胁时的痛苦感。

杏仁核（amygdala）

一个体积相当小的大脑结构，它对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事件的情绪强度进行编码，并做出反应，且更倾向于优先指向消极的情绪表达。

最后，研究还表明，隔区对母亲般的看护行为至关重要。在大老鼠、小老鼠以及兔子身上所做的脑损伤研究表明，隔区受到损害的动物会变成非常糟糕的父亲或母亲。隔区受到损害后，这些动物就不会再充当它们孩子的保护神，而且它们给孩子喂奶的次数也会明显减少，它们的婴儿的死亡率也会变得更高。

隔区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多样化的功能——奖赏、害怕和母亲般的看护呢？对此，我们应该怎样解释呢？特里斯滕·稻垣和娜奥米·艾森伯格最近的研究表明，将以往有关的研究结果协调起来的一种方法是，把隔区描述成一种平稳机制，它让我们（以及哺乳动物）在“靠近”动机和避开“动机”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从而有利于促进积极主动的父母式照看。

虽然人类在自己的孩子出生前的几个月，甚至几年前就已经未雨绸缪地为孩子做了准备，但是大多数哺乳类动物很可能无法理解它们与新生儿之间的关系。对于大多数哺乳动物来说，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当它们听到婴儿的哭叫声时总会感到左右为难。当婴儿大声啼哭时，是应该立即跑去帮助它们呢，还是应该离它们远远的呢？哺乳类动物天生就有害怕吵闹与不确定事物的倾向，但是，隔区却能安抚它们（以及人类）的恐惧心理，激发它们（以及人类）产生帮助处于困难中的他人的动机。隔区让我们无私地冲向火场的最前线，而不是自私地躲在后面。因此，隔区似乎是把我们的情感反应转变为帮助他人的动机的关键所在。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奖赏的情境下，催产素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护士神经肽，隔区也有类似的作用，这并非偶然。隔区富含催产素受体，对于许多哺乳类动物来说，大脑中这个脑区的催产素受体的密度最高。有趣的是，这种密度还会受到早期父母对子女的抚育经历的影响。在啮齿类动物中，接受过更多亲代抚育的幼仔长大后，它们隔区的催产素受体密度也更高；而从小就与父母分离的幼仔长大后，它们隔区的催产素受体的密度则明显更低。

共情可以说是我们大脑的社会认知成就的顶峰，或者说是社会脑成就的最高峰。它要求我们去理解他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然后以有利于他人以及与他人之间关系的方式行事。它能够激励我们去减轻他人的痛苦或祝贺他人的好运。为了使这个惊人的成就成为可能，我们需要把所有讨论过的神经机制全都协调起来。我们需要镜像系统和（或）心智化系统根据不同的情况去理解他人的经历；需要各种支持社会痛苦和社会愉悦的机制产生情感共鸣，让我们去感受，而不仅仅只是了解他人的经历。最后，我们还需要支持母亲般的看护行为的隔区以积极的方式推动我们真正地介入到周围人的生活中去。

成为一个社会异类

1992年，也就是我从罗格斯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段日子。长期以来我一直对人类的心智问题有着浓厚兴趣（对现实世界是如何在大脑中建构起来的这个问题尤其感兴趣），同时也对像菲利普·迪克（Philip K.Dick）等以创作改变现实的作品而著称的科幻作家描绘的虚拟世界很感兴趣，这些兴趣推动我积极地思考与年轻人心智变化有关的问题。这或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人的心智是有弹性的，而且现实也会因心智的变化而改变，那么我又怎么能错过亲身经历的机会呢？再想弄清楚那天下午我到底服用了什么药物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事实是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从那件事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在从罗格斯大学毕业前的几个星期，我和同住的几个舍友一起去库克学院参加一个午间庆祝会。在去的路上我们全都吃了同一种药物。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玩得很开心；而我却经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糟心之旅”，真不知道当时的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曾经无数次地在脑海中重演那一天的经历，目的是为了提醒自己：药物并不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当我想起这次可怕的经历时，我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当时的我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他们也不可能告诉我，我的内心感受是什么。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摄入了一种比劣质桶装啤酒更差的物质，而那些知道真相的人却忙于找乐子，根本无暇顾及我。当时的我给人的感觉一定是非常的古怪、别扭以及“反社会”（希望其他时间的我并没有给人留下这种印象）。我远离人群，寡言少语，而且不敢与人进行眼神接触。我甚至怀疑，那天的我看起来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自闭。

自闭症（autism）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它影响了全世界将近1%的人口，其主要症状包括人际交往障碍、言语发育障碍以及行为刻板古怪。亚斯伯格症候群的症状比典型的自闭症稍轻，它是指在没有语言障碍的情况下出现人际交往方面的困难；目前在临床上通常把亚斯伯格症候群诊断为一种泛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简称ASDs）。如果说共情是社会心智的顶峰，那么自闭症便是社会心智的低谷。为了解释自闭症患者为什么会在社交圈中出现如此严重的困难，近年来已经出现了许多种不同的理论。然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有时，事情的本质几乎与表面上看起来的恰好相反。

就在为心智解读理论而设计的第一个“莎莉—安妮任务”完成后的短短两年，英国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他是萨莎的堂兄弟）、艾伦·莱斯利（Alan Leslie）以及尤塔·弗里斯提出，患有泛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人可能缺乏心智解读能力。你能想象出这些患者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中吗？在这个世界里，你无法根据他人的信念、目的和情感去理解他们的行为。你可以尝试着在自己的下一次社交经历中努力体验一下。事实上，你可能很难做到像缺乏心智解读能力的人那样去看待一切，而这恰恰表明这种心智能力是正常人的“基本操作系统”的一部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你很可能会觉得自己有点像外星人——你周围活动着的所有“人”在你看来只不过是一堆堆没有任何意义的物品而已。如果你不能“看到”别人行为背后的思想，那么所有的行为都会变得随机且完全不可预测。如果持续用这种方式“看”世界，你还能保住一份工作、交到朋友，抑或维持住一段长期的关系吗？心智解读能力的缺失似乎可以解释自闭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所有困难。

巴伦—科恩及同事们用“莎莉—安妮任务”对三组人进行了测试。这三组人分别为患有自闭症的11岁儿童、患有唐氏综合征的10～11岁儿童以及发育正常的4～5岁儿童。发展心理学家们常用的一种衡量标准是“心理年龄”（mental age），利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根据孩子们的整体心智能力把实际年龄不同的孩子们放到一起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患有自闭症的11岁孩子的心理年龄是5岁，相当于那些实际年龄比他们小得多，但心智发育正常的4～5岁的孩子。

与过去的研究结果一样，发育正常的5岁孩子在“莎莉—安妮任务”中的表现相当好，85%的孩子的回答都是正确的；相比之下，在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中，只有20%的人通过了测试——这一结果与发育正常的孩子相差太大了。自闭症儿童在测试中表现不佳是因为他们对任务的一般认知出现了困难吗？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在测试中的表现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但实际上，他们的通过率与发育正常的孩子一样。此外，在回忆在“莎莉—安妮任务”中所发生的事情时，三组孩子都表现出了同样的能力。因此，患自闭症的孩子并不是因为自己记不住所发生的事情而无法通过“莎莉—安妮任务”测试。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就是在心智解读能力上存在特定的缺陷。后续一些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这个群体还存在着其他心智解读能力缺陷，包括无法理解他人虚张声势、挖苦讽刺、嘲笑以及失礼等行为。

自闭症患者也几乎不会从角色的心理状态或心理特征（包括信念、情绪和个性等）出发，去描述第5章讨论过的“战斗中的三角形”动画（见图5-1）。耶鲁大学心理学家阿米·克林（Ami Klin）报告了心智发育正常的人与自闭症患者对这个“战斗中的三角形”动画的描述。这些描述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心智解读能力缺陷的具体表现。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心智发育正常的孩子的描述：

这个动画说的是，较大的那个三角形就像一个大孩子或者一个恶霸，在两个比他小的孩子（一个小圆形和一个小三角形）参与到游戏中之前，他一直独来独往，好像全世界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一样。小圆形不仅有点害羞，而且有些害怕，稍小一些的三角形则站出来保护自己和小圆形。于是，大三角形就妒忌了，并开始捉弄小三角形。小三角形觉得很难过，它说了一些类似于这样的话：“怎么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你读到这些描述时，你很容易就能想象到那里发生了一些社会事件；你也可以体会到参与这场“活剧”的每位参与者的感受。这种描述充满了心理状态语言，因此也就使这些动画图形具有了“思想”，并表达出了它们的内心世界。毫无疑问，以这种方式描述这个情景其实非常自然；同样，当我们听到有人用这种方式描述时，也觉得很自然。

然而，与此相反，患有自闭症的孩子的描述却是这样的：

这个大三角形走进了这个长方形里。还有一个小三角形和一个小圆形。这个大三角形又走了出来。这些图形弹来跳去的。后来这个小圆形又走进了这个长方形里。这个大三角形和小圆形都在盒子里。小三角形和小圆形围绕着彼此走了好几次，它们似乎是相互吸引的，这可能是因为存在着某种磁力的缘故。之后所有这些图形都从屏幕上消失了。

如果你只读到了第二种描述，那么根本就无法搞明白整个“故事”是如何发展的。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在描述这些运动着的图形时，不会考虑任何实际意义——无论是社会意义，抑或是其他方面的意义。严格地说，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对图形的运动的描述其实比正常的孩子更加准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患有自闭症的孩子眼中，这个大三角形并不是一个恶霸，它当然也不会心存妒忌；那个小三角形并不会害羞，也不会害怕。它们就是一些图形，不带任何思想、情感和个性。

虽然患有自闭症的孩子的描述更为准确，但是他们的描述却很不实用。从这种描述中，我们无法得知那里正在上演着一场“活剧”；也无助于我们（以及患了自闭症的人）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场法律诉讼？一番打斗？抑或一次催人泪下的团聚？）。我们要记住的是，在这个社交圈中，当所有其他人都拥有心智解读能力，能够以某种“心理视角”去看待周围的世界时，如果你不能这么做，那么对你来说将会是非常不利的。自闭症患者既然无法从“心理视角”看待这些图形的运动，那么，他们与其他人交流与分享对事物的看法的能力也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为其他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与他们全然不同。

自闭症患者失去了什么

科学家们基本上已经一致认为，自闭症的发生与心智解读能力不完善或受损有关。现在仍然有争论的是以下几点。首先，在解释现实世界中与自闭症有关的症状时，是否真的可以把心智解读能力受损认定为“首要病因”；其次，自闭症是否真是由心智解读能力的缺陷导致的？或者，这种缺陷是否只是某种与心智解读能力毫不相关的发展过程的结果。换句话说，心智解读能力的缺陷到底是自闭症的原因，还是自闭症的结果？

利用心智解读理论解释自闭症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同样的，很少有研究能够把心智解读能力与实验室之外的现实世界中的自闭症联系起来。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心智解读能力的缺陷并不是引起自闭症的原因。这里有多个原因都可以用来解释这个问题。在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中，大约有20%的人能够通过“莎莉—安妮任务”测试。换句话说，这也就意味着：在被诊断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中，至少还有一些孩子通过了这个测试。如果自闭症真是由心智解读能力的缺陷引起的，那么任何一个患有自闭症的人的心智解读能力都必定是有缺陷的。“莎莉—安妮任务”测试并不是唯一或最难的测试心智解读能力的实验，但在现实世界中，有社交缺陷的自闭症患者确实有一部分人通过了难度更高的心智解读能力测试。这个事实足以证明，一个人可能患有自闭症，但是他可能并没有心智解读能力方面的缺陷。

社交天性实验室

还有一个问题是，患有自闭症的人通常还会同时出现其他知觉和认知障碍，而这些障碍很少与心智解读能力缺陷有关。在一项研究中，尤塔·弗里斯让一组自闭症患儿和一组发育正常的孩子参加了一个“嵌入图形”测试（embedded-figures test）。这个测试中使用的其中一幅图如图7-2所示：左边有一个三角形，在旁边的婴儿车中也“隐藏着”一个与它大小、形状、方向都完全一样的三角形。孩子们要完成的任务是，把这个隐藏着的三角形找出来。我猜你读到这里，很可能已经开始去寻找这个图形了。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去找的，你可能会发现这得花点儿时间（小提示：它藏在婴儿车的遮蓬内）。而如果你患有自闭症，那么你花的时间会比其他人少一些。在这类任务中，患有自闭症的人总是比其他人做得更好。他们在这类测试中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心智解读能力受到了损害，但是确实反映了一种认知—知觉失调。

图7-2　嵌入图形测试的一个例子

在婴儿车的遮蓬内可以找到一个与左边的三角形大小、形状、方向都完全一样的三角形。

资料来源：Shah, A.，&Frith, U.（1983）.An islet of ability in autistic children.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24（4），613-620.

正常人在完成这类任务时会花费更多的时间的原因是，我们的心智化系统关注的主要是看到的东西的整体“完形意义”（gestalt meaning），而不是具体细节；或者说，我们会把看到的东西进行整合，以便“升华”为更高层次的意义。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草坪，而不是一片片的草。我们对“嵌入图形”测试的反应速度取决于以下这项能力：对图形的整体意义进行分解，然后在其中找到特定的非功能性元素。自闭症患者在观察事物、使用语言时都不会去关注更高层次的意义，他们在这方面有缺陷。因此，如果一个任务要求接受测试者关注的是具体的细节而不是整体意义，那么自闭症患者通常会表现得更好，胜过正常人。提炼我们所看到的事物背后的更高层次的意义，与推断隐藏在他人行为背后的目的和动机，这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然而，这两方面的缺陷并不总是会同时出现在一个自闭症患者身上。判断某个人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另一种方式）行事，与判断某个具体的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这两个任务依赖于相同的神经回路。总之，它们似乎是不同的过程。

不过，有人可能还是会坚持认为，自闭症患者在社交方面的障碍主要体现在心智解读能力的缺陷，而且对整体意义的认知能力不足（“格式塔过程缺陷”）也可以解释其他非社会性障碍。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做出如下假设：只要对自闭症患者进行心智解读能力的训练，提高他们的心智解读能力，其社交障碍也就能有效地减轻甚至消除了。许多研究都已经表明，针对性的训练能够极大地提高自闭症患者的心智解读能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心智解读能力的改进并没有使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社交技能得到有效的提高。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自闭症患者的心智解读能力明显存在一定缺陷，但同时也表明，这种缺陷可能并不是导致自闭症患者社交障碍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心智解读能力缺陷是存在于自闭症患者身上其他核心缺陷的一个继发性后果，而不是引发自闭症的根本原因，那么将会更有意义。为了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请想象一下这种情形：一个赛跑者在比赛训练时摔伤了左膝，那么在一个星期后她将有很大可能感受到右臀疼痛。因为左膝的疼痛会导致她跛行，即她会更多地用右腿行走；而这会使得她右腿关节过度受压，进而导致与受伤的左膝相对的右髋关节疼痛。在这种情况下，左腿膝盖的疼痛本质上是由最初的受伤引起的，然而臀部疼痛则是继发性的，由身体为了补救膝盖的疼痛而做出的“努力”所引发的。

重要性可以与心智解读能力相比的是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一个人成年后能否获得这种能力，部分取决于年轻时是否曾体验过各种各样的正面经历。看到或听到他人利用心智解读能力与世界互动有助于我们开发自己的能力。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发现，天生就耳聋的孩子在心智解读能力测试中的表现与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一样不理想。那些耳聋的孩子既没有任何心智上的缺陷，也没有社交上的障碍。但是由于他们听不到人们的说话声，因此，他们生活在一种没有交谈，也无需运用心理状态语言的“社交贫困型”环境中。类似的情况是不是也可能发生在自闭症患者的身上呢？大量证据表明，自闭症患者出现社交困难的时间要早于他们表现出心智解读能力（不足）的时间，因此，或许是这些早期的变化改变了自闭症儿童能够接触到的信息。

通常，自闭症只有在儿童成长到三岁或者三岁以后才能被诊断出来。现在，由于许多家庭都有录制家庭影片的习惯，通过对自闭症患儿的家庭影片的分析，我们已经对这些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之前的一两年的生活情况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根据一些审慎、系统化的标准，心理学家们能够在确诊之前就辨识出那些天生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与并非天生自闭的孩子之间的差异。

在社交互动方面，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在未满一周岁时就会表现得比其他孩子“差劲”一些，他们很少会对他人做出社会反应。到了第二年（即当孩子长到两岁的时候），这些孩子倾向于对他人不理不睬，喜欢独处，继续表现出缺乏社交技能的特点。如果这些孩子表现得偏爱于生活在社会隔离的状态下，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像那些失聪的孩子那样，得不到一些必要的社会信息——这些信息刚好是同龄的正常孩子发展出成熟的心智解读能力所需要的。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就应该对那些比心智解读能力系统成熟得更早一些的神经系统做一番考察。

破镜假说

鉴于猴子有镜像神经元，而没有心智解读能力，所以从进化的角度来看，镜像系统要比心智解读系统更加原始。一般来说，在一周大的婴儿身上，镜像系统就已经开始运行了，因为这个时候的婴儿已经表现出了模仿能力。如果我们试图寻找这样一种缺陷，那么镜像系统很可能是一个适当的选择：这种缺陷不但出现的时间比心智解读能力缺陷更早，甚至还可能是导致心智解读能力缺陷的原因。镜像神经元可能给自闭症带来的第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是，那些患有自闭症的儿童模仿他人的能力存在很大的问题。40多年来，科学家已经完成了无数项要求孩子们模仿各种行为和手势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被诊断为患有自闭症的孩子的模仿能力总是比发育正常的孩子差很多。在学术界明确地将模仿能力与镜像系统联系起来后，一些学者认为，模仿能力缺陷可能与自闭症有关。他们进行了一些神经成像研究，最终催生出了破镜假说（broken mirror hypothesis），即镜像系统的受损可能是造成自闭症的主要原因。

虽然从这些研究中得到的初步结果非常震撼人心，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肯定，它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了破镜假说。例如，其中一项以μ抑制（mu suppression）为焦点的研究结果就是如此。μ抑制值是用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简称EEG）技术检测镜像系统活跃性时得到的一种生物指标。不论在观察他人的手部动作还是自己用手做出一定的动作，发育正常的孩子都会出现μ抑制。然而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只有在自己亲手做动作时才会产生μ抑制，而在观察别人的手部动作时却不会产生μ抑制。不过，令人奇怪的是，研究人员并没有报告这两组被试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看起来无关紧要（似乎不过是研究人员的一个小小疏忽而已），但是既然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分析，他们直接得出的结论——自闭症被试的镜像系统的活动是不一样的，就显得有些无根无据了。

两项早期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还表明，患有自闭症的人的镜像系统是不正常或“非典型”的，只不过这种“非典型性”并不能通过自闭症的症状清晰地表现出来。镜像系统既包括一些比较靠前的属于额叶的脑区，即额下回后部（posterior inferior frontal gyrus）和运动前区皮层（premotor cortex）；也包括一些比较靠后的属于顶叶的脑区，即前顶内沟和下顶叶小叶喙侧（rostral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见图6-1）。

另一项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还表明，自闭症患者在进行脸部表情模仿时，他们镜像系统中的额叶部分的活跃程度下降了，而镜像系统中的顶叶部分的活跃程度则上升了。还有一项研究则显示，在进行手部动作的模仿时，自闭症患者的镜像系统的顶叶部分的活跃程度下降了，而额叶部分的活跃程度则上升了。很显然，这两项研究表明，自闭症患者与发育正常的人在做模仿动作时，他们大脑的镜像系统的激活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项研究也都表明，自闭症患者与发育正常的人在做模仿动作时，他们大脑的镜像系统中的额叶部分和顶叶部分的活跃程度都有增有减，不过也存在着差异，即活跃程度增减的方向相反。但是，这两项研究都没有解决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在实验中，患有自闭症的被试与正常被试模仿得一样好，因此目前尚不明确，到底是不是我们所观察到的这些神经系统的活动模式导致了自闭症患者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问题。

自从这些早期研究的结果发表以后，又出现了许多研究，得出的结果却与这些早期研究相矛盾。一些研究已经表明，自闭症患者和健康人群的μ抑制水平大致相当。类似的，许多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也表明，自闭症患者的镜像系统活跃程度与健康人群相当，甚至比健康人群还要高一些。那么，为什么这些研究的结果会如此的混乱和不一致呢？如果自闭症患者的模仿能力真的存在障碍，那么他们的镜像系统也应该存在缺陷吧？然而，答案或许并非如此。

维多利亚·索斯盖特（Victoria Southgate）和安东尼娅·德·汉密尔顿（Antonia de Hamilton）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说明了对于自闭症患者来说，为什么不能过于简单地把他们在模仿行为中的表现好坏与其镜像系统的完善程度等同起来。他们指出，在现实生活中，甚至在实验室里，成功的模仿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模仿”。要想模仿成功，你必须知道模仿什么、什么时候模仿。

如果实验主试说“请你这样做”，然后从桌子上捡起了一支钢笔，这时作为被试的你打算怎么做呢？是只要跟着他捡起一支钢笔就可以吗？还是必须跟主试一样——如果主试用左手，你便用左手；如果主试用右手，你便用右手呢？或者关键在于，必须用同样的抓握动作、经过同样的空间路线拿到这支钢笔？主试有可能会因为以上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没有做好，就把你归入模仿能力差的那组中。模仿者在模仿时需要知道什么是应该被模仿的，然后精确地模仿之。了解需要模仿的是什么，尤其是在实验中，其关键在于理解主试想要让你模仿什么。这是一个取决于心智解读能力的任务。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自闭症患者的心智解读能力本身就是有缺陷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在模仿过程中剔除心智解读能力因素。科学家们已经利用对无意识的模仿行为的检验实现了这一点。有时，我们会毫无意识，甚至是在知道不应该模仿的情况下去模仿他人。读者不妨试着想象一下这种情形。你看到有人（主试）用大拇指和其他手指做出了一个“U”形（见图7-3）。当你看到大拇指和其他手指开始慢慢地收拢变成一个紧握的拳头时，你的手也会照着做出同样的动作。接下来，你又一次看到有人用大拇指和其他手指做出了一个“U”形，不过紧接着，这只手却变成了摊开的形状，你同样也会照做，把自己的手变成摊开的形状。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没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模仿任务。接下来的事情就开始变得更有意思了。有时，主试会要求你模仿你看到的动作（也就是说，当你看到模仿对象握紧拳头时，你也握紧拳头）；而在其他时候，主试会要求你做出相反的动作（也就是说，当你看到模仿对象握紧拳头时，你必须摊开手掌）。

图7-3　在自动模仿测试中所用的手势

左边：拇指和其他手指构成一个“U”形；中间：手指尽量伸展开来；右边：所有手指握成一个拳头。

做出与看到的动作相反的动作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模仿更符合人的天性。因此，没有患上自闭症的人完成“矛盾的动作”（做出与看到的动作相反的动作）所花的时间比完成“不矛盾的动作”（做出与看到的动作一样的动作）所花的时间要长，这种时间差距是衡量自动模仿倾向的强度的一个指标。在第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请一组自闭症患者作为被试完成上述模仿（反向模仿）任务，结果表明，这组被试不仅出现了自动模仿效应，而且他们自动模仿倾向的强度比正常被试高了将近50%。而且，这并不是得到这一结果的唯一一项实验研究。在另一项研究中，科学家们运用另一种自动模仿倾向测试方法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自闭症患者的自动模仿倾向超强。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一旦剔除心智解读能力这个因素，情况就变得明了了：自闭症患者实际上根本不是不会模仿，反而是模仿能力超强的模仿者。

破镜假说仍然是一个比较新的理论，因此目前尚不清楚历史将会如何评判它。但是，一些比较有力的证据都是不支持破镜假说的。最近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那些模仿能力超强的自闭症被试在被明确要求模仿某一动作时，其实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模仿以及模仿什么。这就又把我们拉回到了自闭症患者的心智解读能力确实是有缺陷的这个已经得到确认的结论上。但是，我们仍需要弄清楚的是，为什么这些自闭症患者的心智解读能力会有缺陷？鉴于社交障碍先于心智能力的发展这个事实，从针对失聪孩子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心智解读能力会因为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一直生活在孤独中而发育不健全。无论如何，幸运的是，除了破镜假说之外，我们还有另一个假说可以尝试，希望这个假说能够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激烈世界假说

还记得我在罗格斯大学的那次“糟心之旅”吗？其实上次我只讲了故事的一半，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另外一半，关于我内心世界的那一半。我已经描述过自己当时的行为——周围的人可以看到我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我与所有人都保持了一段距离，给人的印象是我对周围的社会环境漠不关心。很显然我从来不是一个患了自闭症的人，哪怕一会儿也没有。但是我的经历却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我把它称为“海飞丝效应”（Head&Shoulders effect）。

你可能还记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海飞丝洗发水的广告宣传活动。在这些广告中总会出现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注意到另外一个人头上有头皮屑。看到对方有头皮屑的那个人会把对方的头皮屑指出来，然后说一些大致类似于“嘿，试试我的海飞丝”之类的话；再接下来，他会不失时机地拿出一瓶洗发水，递给那个受到头皮屑困扰的朋友。这个收到洗发水的人总是会说：“但是，你并没有头皮屑啊！”对此，第一个人则会露出一个胜利者的微笑，然后说“正是”。言下之意是，因为他使用了海飞丝洗发水，所以别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原本也是有头皮屑的。这个广告的心理学含义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也许与他的外在行为表现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往往倾向于假设人是内外一致的，但是因为人要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并且总是会设法对自己的内在缺陷进行补偿或掩饰，所以人往往会内外非常不一致。

我在罗格斯大学度过的悲惨的那天里，人们是无法从我的外在行为表现猜测出我的内心体会的。我的行为和我的内心体会密切相关，但却是以一种极不明显的方式体现出来的。我的外在行为表现是反社会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对社交活动、社交圈不感兴趣。事实上，我只不过是在面对社交圈时觉得不知所措罢了。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我当时对几乎所有事情都感到无所适从，但是在那一天，在所有铺天盖地而来的令人局促不安的事情中，周围的社交圈是最让我不知所措的。

那天吃下的药物让我的所有感觉细胞都“热”了起来。通常情况下它们都是冷冷的，不过如果那天有人对我进行脊椎抽液，那么一定会发现我的感觉细胞的温度非常高。但是，这个变化让我难以承受。我身上所有平时隐藏在“幕后”的知觉能力一下子全都蹦到了“前台”，而且非常强烈地发动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静止不动的、冰冷的环境肯定会让我痛苦不堪，但是那天我被淹没在了密集人群发出的吵闹声、丰富的面部表情和运动姿势以及其他一些突如其来的动作中。所有这一切都强烈地刺激了我，让我感到了不可预知的惊讶，甚至让我感到恐惧。那天的我之所以是反社会的，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那些人，而只是因为他们都是人这个简单的事实。但对我来说，那一天最难以应付的就是人。

如果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实际上并不是对社交圈不敏感，而是对社交圈太敏感了，那么又将会怎样呢？如果他们之所以会患上自闭症是因为在早期的社交互动中感受到了非常强烈的痛苦，以至于这些只有一两岁的孩子宁愿选择与社交圈隔离，那又将怎样呢？如果出生不久后所感受到的过分强烈的体验促成了他们的社会隔离，那么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这些孩子可能会持续地错过无数个把大脑训练成社交能手的互动机会。或许，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之所以不愿意上学只是因为待在教室里让他们太痛苦了。去电影院看电影时，你可能有过这样一种经历，当工作人员在电影开始之前调试音响设备时，你会捂上自己的耳朵（我的妻子和儿子每次都会这么做）。如果你毕生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会不会去找一个相对安静一点的地方呢？

我猜想，患有自闭症的成年人的社会情绪也许是极不敏感的，至少在某些方面肯定如此。但即使这是真的，问题仍然存在：他们是因为遗传原因而一直对社交圈不敏感吗？或者，这些患有自闭症的成年人之所以不愿意接触社会，会不会是他们在童年时期对社交圈过于敏感而导致的一种合理反应？这就是关于自闭症病因的激烈世界假说（intense world hypothesis）。早期生活的痛苦经历导致患有自闭症的孩子远离社交圈，从而使他们错过了能够锻炼心智解读能力的至关重要的社会信息。

激烈世界假说是一种相对较新、违反直觉的理论。那么，这种假说是否已经得到了一些证据的支持呢？在自闭症患者的群体内部，许多人都报告说，他们真的有这样的感觉。杰伊·约翰逊（Jay Johnson）是一位患有自闭症的博主，他在博客里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来解释为什么他不愿意与他人进行眼神交流：

人真是一种既吵闹又令人费解的生物……他们通常都会指望我与他们进行眼神交流吗？我真的不知道你对这种眼神交流有什么感觉，但是对我来说，当我看着另一个人的眼睛，而对方也看着我的眼睛时，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在触摸一只滚烫的火炉，我会因此而被灼烧受伤。对我来说，这是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除了自闭症患者自己报告的这种几近于奇闻逸事的经历之外，还有许多实际的证据可以证明激烈世界假说的正确性——虽然实际上很少有研究人员在努力推进这个有些违反直觉的理论。考虑到所有人都有确认偏差倾向（指人们倾向于只搜索那些希望看到的东西），这种现象对激烈世界假说而言或许也不失为一个好迹象。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自闭症患者在情感上可能并不怎么敏感，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大脑的杏仁核的敏感性已经有所降低。正如本章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杏仁核是一个体积相当小的大脑结构，它对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事件的情绪强度进行编码，并做出反应。对于人类来说，杏仁核似乎对于他人的情绪表达这类社会信息的输入特别敏感，特别容易做出反应。同时也有迹象表明，杏仁核在应对环境中一些非常积极或非常消极的情感线索时，总是更倾向于优先指向一些消极的情绪表达，如害怕和焦虑。甚至向一个处于潜意识状态下的人呈现一些他以前从未见过的令人害怕的图片，也能有效地激活杏仁核。

科学家们让患有自闭症的成年人和正常的成年人观看一系列面部表情图片（这些表情代表了各种各样的情绪，比如，害怕或者愤怒），并对他们的神经反应进行了比较，从而获得了一些能够证明杏仁核与自闭症之间存在一定联系的初步证据。从大量这类研究中发现的一个最一致的结果是，自闭症患者的杏仁核对具有威胁性的社会线索的反应比较不敏感。这个发现再结合以下这个事实，即杏仁核受到损害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身上会出现一些与自闭症患者相类似的特征，似乎可以说明自闭症患者之所以对社交圈反应迟钝，是因为他们的杏仁核没有或较少接收到来自社交圈的信息，也没有把注意力转向社交圈。

然而，最近一些集中关注自闭症儿童（而不是患有自闭症的成年人）的研究结果却表明，杏仁核与自闭症之间的关系与上述截然不同。自闭症儿童的杏仁核比发育正常的儿童更大。这种现象在2～4岁的孩子，甚至一直到12岁大的孩子身上都能够观察到。很显然，2～12岁是我们的一生中实现社会化的最关键时期，也是一段相当长的成长阶段，这些孩子的社会情绪的灵敏度在此期间会不断地增强，同时杏仁核也在不断地增大。

当看到一组被试的某一个脑区比另一组被试的同一个脑区更大时，我们通常会假设，无论这个脑区具体是做什么的，体积更大肯定意味着要做得更多。例如，爱因斯坦拥有一个异常硕大的顶叶——顶叶是大脑的一部分，它也是影响空间想象力和数学能力的关键部分，我们就知道，与其他人相比，他在某个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硕大的顶叶使得他拥有更强大、更优异的计算能力。当然，某个脑区的脑量更大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个脑区能够把它通常分管的工作做得更好。但是，对于自闭症患者来说，他们的杏仁核比发育正常的人更大一些这个特点的意义确实类似于硕大的顶叶对于爱因斯坦的意义，那就是，更大意味着能够做得更多。

因此，自闭症儿童拥有一个比正常孩子更大的杏仁核这一点就意味着，这些孩子通常更容易显得焦虑不安，而这正是他们在环境面前表现得不知所措的一个迹象。自闭症儿童同时也表现出了比正常孩子更强的侦测、发现潜在威胁的能力，同时他们的杏仁核却无法像正常孩子的杏仁核那样习惯于去面对这些威胁（换句话说，正常的孩子在多次面对各种威胁后，能学会让自己冷静下来）。

研究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发现，即一个孩子在3岁时杏仁核体积异常增大，就预示着他在6岁以后的社会适应能力将更弱。除此之外，把潜在的危险信息传递给杏仁核的视觉神经通路也为我们寻找患有自闭症的孩子通常也可能患上多动症的原因提供了一些线索。患有自闭症的孩子拥有的视觉信息处理过程是不同寻常的，他们在完成像图7-2所示的“嵌入图形”任务中可能会具有一定的优势。但这同时也可能促使输入的信息在到达杏仁核后使其变得过度紧张。还有一些证据则表明，除了视觉信息外，他们对听觉信息和触觉信息也过于敏感。

所有这些结果都与激烈世界假说一致。不过还有一点让人困惑不已，那就是为什么患有自闭症的成年人在应对表达特定情绪的各种面孔时，其杏仁核反而会更加不活跃？我们在跟踪患有自闭症的成年人观看各种面孔的照片时的眼球运动情况后，得到了一些重要线索。当正常人观察一张面孔时，他们会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观看眼睛和嘴巴这两个地方，不过，花在观看眼睛上的时间显然更多一些。这两个地方特别能表达和传递大量有关他人情绪状态的信息。而当一个患有自闭症的成年人观看一张面孔（面部照片）时，他们的眼球运动表明，他们的关注点与正常人完全不同。患有自闭症的人在观看面部照片时，其眼光通常都会非常随意地转动，他们通常会花大量时间去看那些只能表达和传递最少信息的部位。正常成年人花在观看目标对象的眼睛上的时间几乎是患有自闭症的成年人的两倍。

体现在社会凝视方式（即我们观看他人面孔的方式）上的这些差异表明，自闭症患者在观看他人的面孔时，之所以杏仁核的活跃程度低，是因为他们不去观看通常能够激活杏仁核的表现人的情绪的那部分面孔。威斯康星大学的里奇·戴维森（Richie Davidson）的研究团队对这个观点进行了检验。他们发现，当患有自闭症的成年人在观看那些表达了强烈情绪的对象的眼睛时，他们的杏仁核的活跃程度比正常人更高。

与之前的研究相比，在这项研究中，主试并没有关注被试眼球的运动。在成长发育过程中，自闭症患者可能并没有完全学会密切注意那些与情绪有关的信息来源，因为这些信息会令他们觉得痛苦。而他们在成年后之所以不怎么会对这些信息做出反应，是因为他们已经采取了某种应对机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是自闭症患者的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但是我们都知道，许多人都会运用某种策略进行自我保护，这是从环境中习得的；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都在不知不觉地运用着这种策略。

自闭症与任何大家熟知的心理障碍一样，非常复杂。要找到自闭症的病因极其困难，涉及许多潜在的致病因素和发病途径。不过如前所述，激烈世界假说似乎是一种很有前途的理论。这个假说是违反直觉的，因为它表明，从外表上看，自闭症患者似乎对社交圈非常不敏感，但是这种表面现象与自闭症患者的内心对世界的体验完全不同。这也就表明，自闭症患者对社交圈的厌恶和回避只是他们每次碰到让他们觉得不知所措的事物的一种应对机制，这种“事物”就是人——人确实是他们接触最多、互动最激烈，同时也是最不可预测的一种事物。由于在成长的早期阶段错过了无数次接触社交圈的机会，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在大脑发育的关键时刻失去了增强心智解读能力的机会。于是，这些孩子永远也看不到（或者听不到）能够让社会心智变得更加成熟的各种信息了。

在这章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社会心智是何等不可思议！当它正常发挥作用时，它所实现的功能令我们惊异；而当它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时，它可能带来的后果也令我们吃惊。共情堪称一种分享他人情感的完美的同情风暴；有了共情，就能够深切地理解他人的心理感受，知道别人需要什么帮助和安慰，并且会产生一种不惜一切代价、不计报酬地为他人的利益采取行动的亲社会动机。自闭症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完美的情感风暴，只不过它带着深厚的悲剧色彩；在这场情感风暴里，无所适从的孩子们可能会为了保护自己当前的幸福而彻底放弃各种有益的体验，尽管这些体验是极其难得的训练，能够使他们发展出健全的心理机制，让他们在成年后更有效地与他人进行沟通。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社会痛苦和社会愉悦都是真实的，在所有哺乳类动物身上都存在，而且与物理疼痛和身体愉悦一样都依赖于同一些神经机制。这些痛苦和愉悦的感受促使我们产生渴望与能够帮助我们安然度过年少时光以及能够让我们以后的生活过得更好的人保持密切联系的强烈动机。我们也看到，确实存在一些能够让我们把对社会连接的强烈需求转变为朋友、亲人和同事之间既体贴又持久的关系的社会认知机制。因此，利用我们解读心智的能力，在如何与他人和睦相处这件事上，我们完全可以提早做出计划先行一步，而不是永远落在后面，被动地进行回应和防御。人类有运用镜像系统理解以及模仿他人心理与行为的能力，这一点与猴子和类人猿等灵长类动物都是一样的。相比之下，人类所拥有的最复杂的心智解读能力却只有一部分是与类人猿共享的，另一部分则是我们人类所独有的。

接下来，我们将转而讨论进化所下的第三个，也是最让人惊奇的一个赌注。建立社会连接的渴望以及理解他人的思想和感受的能力，对于创造一个高效的社会网络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而其中最关键的是，进化已经塑造了我们，使得我们能够自然而然地适应所归属的群体，并让我们变成周围的人希望我们成为的那种人。这正是进化的狡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