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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的“一生最爱”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有过一次与女朋友分手的痛苦经历，当时我感到神思恍惚，怅然若失，仿佛失去了一半灵魂。在经过了几个月的自艾自怜，尝试了好几次并不快乐的“幸福时光”之后，我下定决心努力提升自己。如果我真的只剩下“一半”了，那么属于我自己的另一半空间便可以任由我发展了。因此，我开始着手准备让自己变成一个我想要成为的人，以及一个我觉得我应该成为的人。仅仅一年之后，我就把这个“自我完善”计划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又变成了那个简单的自己。但在那一年里，我确实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那个改变自己的计划中。

在那一年，我每天都会花上数小时去做一些能够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事情。但是，我必须仔细抉择如何使用非常宝贵的时间，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一个人选择从事的工作对这个人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可以说明这个人认为自己更有机会在哪个领域出人头地，而且足以表明他已经“下了大赌注”，开始为了提升自己着手做一些值得花时间去做的事情。我决定全力以赴成为一名作家。我把闲暇时间全都用来写作训练，我经常把写好的短文整篇扔掉——目的只是为了看看我能不能把它们以更好、更有效的方式重新写出来。与此同时，我还一边学习艺术史，一边学习民谣吉他弹唱，但是与我全身心投入的写作不一样，这些追求都没有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一丝涟漪。只有写作，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的生活。

这也证明，我们的大脑有着它们自己的激情。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大脑几乎总是把所有空闲时间全都利用起来，只致力于一件事情。你和我可能都会用五花八门的计划来分配自己的空闲时间，而与我们不同的是，大脑则会把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完成一件事情上。

虽然我们的大脑一整天都会适应并响应任何分配给它的任务——如果你是一位会计师，必须在截止期限之前完成一份报告，那么所有跟数学有关的脑区都会被调动起来，以便支持你的计算；如果你是一位艺术史学家，正在某个博物馆担任馆长，那么除计算之外的其他脑区可能都会被调动起来，通力合作，但是，当大脑并没有集中在某一个具体的任务上时，比如，当某天既没有税务表格要填也没有艺术品需要布置时，大脑就会转向那个它“一生中最爱”的事情上。

那么，大脑最喜欢做什么事情呢？显然，这必定与我们的成功人生和幸福生活息息相关。大脑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从来都不会用它的“闲暇”时间去做一些与我们的生活无关的事情。但是，我们确实发现，只要一有“闲暇”，大脑就会持续不断地做着某件事情，这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化就是一场赌博，它把赌注下在了某件特别的事情上，因此这件事情必须包含无比重大的价值。

默认网络，大脑中最活跃的神经网络

1997年，华盛顿大学的戈登·舒尔曼（Gordon Shulman）和他的同事们在同一期《认知神经科学杂志》（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它是神经影像学研究领域的著名杂志）上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当时，在试图确定哪些脑区参与了某些特定的心理过程（比如，记忆、视觉和语言）的实验中，神经学家们通常采用的一种很流行的方法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简称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的过程和原理如下：在被试身上注入放射性示踪剂，然后科学家们就能够利用伽马射线确定血液流入了大脑的哪些区域（因为血液内含有放射性示踪剂）。某个脑区中被激活的神经元越多，流入那个脑区的血液也越多。

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被发明之前，如果神经心理学家想进一步了解发生在大脑内的心理过程，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被动地等待那些由于大脑疾病或头部意外受伤而不幸入院治疗的脑损伤患者的出现。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在历史上，研究神经心理学的那几个最佳时期全都是战争时期，因为只有在战争期间，脑部受伤的患者才最集中，而且这些患者的脑损伤往往会分散于多个不同的脑区。然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的应用改变了这一切。科学家们几乎可以随时随地在不伤害任何人的情况下研究任何一个心理问题。我们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项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深远意义。

戈登·舒尔曼的两篇论文只完成了以下这个“非常简单”的任务：通过对已有报告中的一系列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研究（总共9项）进行元分析，确定以往认知心理学家研究的各种心理活动一般都能激活哪部分脑区。舒尔曼的第一篇论文试图确定，各种不同的任务——例如运动、记忆和视觉辨别（当图片内容发生细微改变时，要求被试指出来）都能激活哪些脑区。结果有点令人失望：在完成这些任务时，共同被激活的脑区很少，而且都是一些不怎么能引起研究者注意的脑区。在今天，作为“事后诸葛亮”，我们知道，这些任务分别依赖于几个相互之间完全不同的大脑网络，因此在完成这些任务时，被激活的脑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重合之处。

在第二篇论文中，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当某人不是在完成某个认知、运动或视觉辨别任务时，大脑的哪些区域更加活跃？”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神经学家通常只对那些执行某个任务时被“开启”的，即变得更为活跃的脑区感兴趣，因此他们的研究目标一般是将那些帮助人们完成某个任务的脑区识别出来。现在，舒尔曼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当你停止执行某个任务时，大脑内的哪个脑区会变得更加活跃？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惊讶的问题。他发现，当人们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时，有一系列脑区确实比人们在执行某个具体任务时更为活跃（见图2-1）。

图2-1　默认网络

这篇论文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引发了一个重大谜团，而且这个谜团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开：为什么当我们的心灵处于休息状态时，或者当我们什么也不做的时候，大脑的某些脑区反而会变得更加活跃呢？是的，当你完成了某个运动任务时，与运动技能有关的各个脑区本来就应该“平静”下来，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当你完成了某个运动任务后，为什么你的某些脑区还会有系统地变得更加活跃呢？或者，当你完成了一个视觉辨别或数学解题任务时，为什么同样还是这些脑区也变得更加活跃了？

在瑟斯博士（Dr.Seuss）的动画电影《戴帽子的猫》（The Cat in the Hat）里，一个“长满青苔、有三个把手的传家宝”不见了，故事中的那只猫决定利用一种听起来非常正规，却是完全虚构的被称为“排除计算术”（calculates eliminatus）的技术来追踪这个宝物。据这只猫说，“排除计算术”的原理是，只要将失踪物品不可能出现的所有地方都识别出来，那么最后剩下的地方就必定是丢失物品的所在地了。当然，如果你的汽车钥匙丢了，用这种方法肯定不会奏效。

然而在早期，科学家们却不得不使用这种粗略的方法去寻找后来被舒尔曼发现的神经网络。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所掌握的关于神经网络的知识中，更多的也是有关它“不怎样怎样”的知识，而不是有关它“怎样怎样”的知识。一个直接的证据是，神经学家们最开始给这个网络取的名字就是“任务感应钝化网络”（task induced deactivation network），因为在面对多种不同任务时，它的反应就是不反应。换句话说，各种任务反而导致这个神经网络关闭了。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怎样用那些你不会去做的事情描述你从事的工作？你不是一名会计师，不是一位营销人员，不是一名记者，也不是一位管理人员？这听起来虽然没错，但是，你到底是干哪一行的？别人仍然弄不清楚。我们给这个网络取的第二个名字是“默认网络”（default network），或者叫作“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从简洁性的角度来看，这个名字无疑更好一些。神经学家们最终接受了这个名字。因此，默认网络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当其他任务完成时，这个网络会在默认的情况下打开。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是否能对这个神经网络的功能了解得更多一些。因为主持实验的主试并没有告诉接受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的被试要做些什么，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在这些被试躺在那里，同时他们大脑的这个神经网络处在兴奋状态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并没有做什么具体的事情。这样一来，根据被试什么也没做时大脑各个区域的兴奋状态，我们很自然地就能描绘出这个默认网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被试没有被给定某个具体的任务与他们真的什么也没做这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试想象一下，你正躺在一台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仪里面。假设你正在执行一项常规的认知任务，比如辨别屏幕上显示的两个字母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当你用一分钟时间完成了这个任务后，屏幕上出现了“休息”这一提示语，于是你就知道了，在你必须再次执行这个烦人的任务之前，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休息。

默认网络（default network）

它指的是，当其他任务完成时，这个网络会在默认的情况下打开。

主试不可能估计到你下一步将要做什么，但是你的思想却几乎从来不会休息。那么你就安心休息吧，闭上双眼30秒钟，试试看会怎样。如果你真这么做了，那么，你的大脑有可能会从一种思想、感情或者想象一下子窜到另一种思想、感情或者想象上。你的大脑其实并没有在休息，而是处于高度活跃的状态中。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会去思考别人、你自己，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换句话说，你在“休息时”所做的事情正是被心理学家称为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的事情。社会认知是我们用来称呼你对他人、你自己以及你们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思考的另一种方式。例如，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为了赚更多的钱能跟喜欢的女孩子约会，参与了一项心理学实验，在实验中他需要重复完成一些相当乏味的任务，因此一旦到了休息时间，他便会开始想起这个女孩子、他们约会的时间与地点以及她是否真的喜欢他等问题。

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

指对他人、自己以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所进行的思考。

因此，也许当我们在执行完一项认知任务后开始休息时，打开的默认网络可能就是与社会认知有关的。社会认知能力就是思考他人与自己的能力。不过，要想弄清楚事实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此，还得花一些时间，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社会神经学家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研究默认网络上。当我们从一项任务中停下来后大脑会做些什么，这听起来似乎并不是社会神经学家通常会关注的事情。但是碰巧，我们在进行社会认知时激活的大脑网络确实与默认网络几乎完全一样。换句话说，默认网络支持社会认知——支持我们去了解他人和我们自己。

大脑“空闲”时做什么

作为一名读者，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可能会想：“人们在无所事事时就会去想他人，这不是很明显吗？为什么你一定要说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呢？”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我第一次注意到默认网络与社会认知网络两者高度相互重叠时，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种重叠告诉我们，人们通常对社交圈有着强烈的兴趣，因此当他们一有空闲时就会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至于我本人，自从开始对两个网络之间的关系进行逆向思考之后，就已经完全确信这种关系非常重要了。这个思路转变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起初我认为：“我们之所以会在空闲的时候打开这个默认网络，是因为我们对社交圈感兴趣。”虽然这千真万确，不过反过来也是对的，而且更加有意思：我现在相信“我们之所以对社交圈感兴趣，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生就会在我们空闲的时候打开这个默认网络”。换句话说，如果这个网络是在下意识的状态下打开的，那么它就可能会把我们的注意力推向社交圈，而且不会仅仅局限于我们周围的人。确实，默认网络会引导我们去考虑他人的心理——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目标。借用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提出的“意向立场”（intentional stance）概念，我们可以说默认网络促进了理解、同情、合作和关爱。或者更形象地说，这表明进化下了一个天大的赌注——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物种的成功进化，它把大脑的所有空闲时间都集中起来去发展和利用这个至关重要的社会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了。为了成为一名作家，我下了一年的赌注；而为了让我们更具社会性，进化下的赌注却有数百万年！

但是我们真的有理由认定，默认网络的活动是我们对社交圈感兴趣的原因，而不是对社交圈感兴趣的结果吗？是不是真的有证据证明，这是我们进行社会思考的一个先行指标，而不是滞后指标？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在休息时默认网络也会激活，这个事实反映了人类这种进化而来的倾向——默认网络只要有空闲就会思考社交圈，而不是一种时断时续的有意识的个人选择。当然，这些研究结果仍然存在争议。

一个关键的发现来自对新生儿的研究。几乎从出生那一刻起，婴儿大脑的默认网络就处于活跃状态。在一项致力于研究初生儿哪些脑区可以参与高度协调活动的研究中，科学家们仔细观察了一些出生仅两周的婴儿的脑区激活情况，结果发现他们大脑的默认网络的活动模式与成年人一样。在另一项研究中（观察出生仅两天的婴儿），科学家也找到了可以证明默认网络正在发挥其作用的证据。然而，相同的模式在早产儿身上却无法观察到，这就表明，这种机制是在婴儿最有可能进入社交圈的那个时刻启动的，默认网络也是在那时打开的。

为什么人类婴儿大脑的默认网络会保持活跃状态？很显然，刚刚出生的婴儿并没有培养出对社交圈，或者火车模型，抑或其他任何东西的兴趣。出生仅两天的婴儿甚至连眼睛都还无法聚焦。换句话说，婴儿大脑默认网络的活动比他对社交圈的任何有意识的兴趣都要更早，这也就表明，很可能是默认网络激发了这些兴趣。

你可能会非常熟悉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他的著作《异类》（Outliers）中给出的如下著名论断：“你只要在某一领域花上10000个小时进行练习，那么你就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虽然人各有志，不同的人会把这10000个小时花在不同的地方，有些人希望自己成为一名能够在大型音乐会上演奏的小提琴手，有些人希望自己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也有的人希望自己成为游戏高手，但是毫无疑问，每个人的大脑只要投入10000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我们就可能成为这个社交圈里的专家。[2]

一项研究发现，我们70%的谈话内容本质上都与社交有关。假设通常我们只花20%的时间去思考他人以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那么我们的默认网络每天至少要工作3个小时。换句话说，在我们还不到10岁时，我们的大脑就已经在这方面投入了超过10000个小时。大脑不断地回到默认网络（恢复到社会认知模式），完全是为了帮助我们成为这个极其复杂的社交圈的专家。

我之所以认为默认网络活动是我们关注社交圈的原因，而不是我们对社交圈感兴趣的结果，还有第二个理由，我们通常是通过延长参加实验的被试的休息时间来研究默认网络的，比如，从30秒延长到几分钟。不难想象，在给定的这段休息时间里，人们会有意识地想到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们有关的任何事情。但是，如果提供人们的休息时间只有短短的数秒钟呢，结果会怎样？试着想象一下，你正在解一道数学题，你了解到，在开始解下一道数学题之前你有两秒钟的时间可以休息。你可能会想，在这短短的两秒钟里，你除了着手准备下一道数学题外，不太可能决定去尝试思考任何数学之外的问题。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一项研究中，我和罗伯特·斯邦特（Robert Spunt）、梅根·迈耶（Meghan Meyer）允许被试在做每道数学题之间可以做一个非常短暂的停顿（只有几秒钟），结果表明，不管是在这短暂的几秒钟的休息时间里，还是在更长的停顿时间中，他们都表现出了相同的默认网络活动模式。实际上，数学题目刚一完成，默认网络活动就开始出现了。这表明，默认网络确实是在下意识的状态下打开的，就像人体的反射活动那样。这是大脑首选的存在状态，只要有一秒钟的时间，默认网络都不会放过。

在心理学上，启动（priming）是指你看到或者想到某些东西后，你会更有效地准备去做某些事情。试着考虑一下，当你读到“脸”这个字时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现在请你看着图2-2，你看到了什么？首先映入你脑海的更有可能是人的脸，因为之前看到的这个字“脸”启动了你的认知，它让大脑做好了看到一张脸的准备。正如我们将在第5章中看到的，现在已有证据表明，大脑既可靠又快速地恢复到默认网络，同样是为了让我们提前做好有效地进行社会思考的准备。

图2-2　鲁宾的错觉

注：本图改编自Rubin, E（1915/1958）。

资料来源：D.C.Beardslee&M.Wertheimer（Eds.）.Readings in Perception.

Princeton, NJ：Van Nostrand, pp.194-203.

当我们在执行一个具体的任务时，默认网络就会安静下来，比如，当我们在数学课上计算一道数学题时，或者在历史课上研究古希腊陶瓷艺术时。但是一旦我们头脑中的“所有杂事”全都干完了之后，大脑就又会回到它“最忠诚的事业”上来，即立即恢复到默认网络工作状态。换句话说，大脑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于社会思考了。大脑似乎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处理（或者再加工）着社会信息，同时引导着我们去体验社交生活。很有可能，它是在利用这些空闲的时间把我们获得的新体验、新生活经历，融入到我们对他人、他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人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固有认识当中。它也可能会从最近发生的一些互动中提取信息以更新我们理解他人思想的一般规则。如前所述，神经系统的这个习惯，或者说工作模式，在出生才两天的婴儿身上就可以观察到；而对于成年人来说，只要我们一停止手头上的任何工作，它马上就会“接管”我们的大脑。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大脑天生就适合于思考社交圈以及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

如果大脑的社会思考实践是从婴儿期就开始的，并且贯穿了整个成年阶段，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进化下了一个极其重大的赌注，它希望我们成为社交圈里的专家，想让我们时刻做好开始进行社会思考和行动的准备——进化“认为”这价值无限。当然这种持续不断的实践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是完美的“社会人”，我们并不是。但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种实践，我们很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糟糕。说到底，进化完全可以按另一种方式来构建我们的大脑，让它在空闲时间做其他事情，如学习微积分、提高逻辑推理能力、对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各种知识进行归类等。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有适应价值（adaptive value）的。但是，进化却把赌注下在了社会思考上。这难道只是一种偶然吗？

为什么智商越高的人越不好相处

在20世纪，心理学领域里兴起了一种新的有关人性的流行观念。根据这种观念，我们人类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既具备了动物式的、由本能所驱动的动机倾向，同时又拥有出众、高水平的分析推理能力。我们的动机倾向由很早之前的爬行动物大脑进化而来，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件事（因为这四件事都是以字母“F”开头，所以被简称为“4Fs”）：战斗（fighting）、逃离（fleeing）、进食（feeding）和四处闲逛（fooling around）。相比之下，人类拥有的各种智能是在相对较近的进化时期才出现的，它们是让人类变得如此特别的原因。

使灵长类动物区别于其他动物、人类区别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其中一个主要标志是脑容量的多少——尤其是我们的前额叶皮层的大小。前额叶皮层是前脑的一部分，大体上位于眼睛后面。人类巨大的脑容量允许我们去参与各种各样的智力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脑就是为了去做那些需要智力的特定的事情而进化的。人类是唯一能够学会下棋的动物，但是没有人会说，前额叶皮层就是为了让人们学会下棋才进化出来的。相反，前额叶皮层通常被认为相当于一台万能的计算机，我们可以把几乎任何软件（这里所说的“软件”指的是能够教会它的东西）都安装上去。因此，前额叶皮层似乎是为了解决一些新的疑难问题而进化出来的，下棋只不过是它所能解决的无数个问题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拥有思考社交圈的能力和倾向也就不足为奇了，所有“其他人”都可以被看作一系列需要解决的疑难问题，他们像“障碍”一样，横亘在了我们与我们的爬行动物式的欲望之间。这种观点认为，正如有了前额叶皮层，我们就能够学会棋类游戏一样，有了这个万能的前额叶皮层，我们也能够掌握社交游戏规则。这也就意味着，前额叶皮层能够让我们学会各种被容许使用的“招数”，使我们在社交活动中如鱼得水，大获其益。从这个角度来看，“智能”一词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无论是社交，还是下棋，抑或是应付期末考试，都需要智能。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智能测验的设计者们显然支持这种观点，因为他们认为，社会智能不过是一种“能够适用于社交场合的一般智能”。这种观点隐含的意思是，社会智能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而且我们对社交圈的兴趣只是一个意外，是我们需要面对社交圈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所带来的结果。

确定人类的某种特性到底是不是某种意外，其中一个标准是看它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我猜测，全世界会打棒球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会超过10%，因此，“很会打棒球”这种能力或许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意外能力”。每个人都可以去学习打棒球，但是真正打得好的人却非常少。相比之下，会笔直站立的人却很多，几乎所有人都会。学习语言也类似，几乎所有人都会说某种语言。同样的，大多数人都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对13000多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93%的人都拥有良好的视力。因此，我们不妨保守一点，将93%定为一个基准点，如果某种东西的普及程度达到了93%，那么应该就有理由说它足够显著，足以提高进化的适应了。

按照这个标准，如果超过95%的人都表示自己拥有不止一个朋友，那么我们怎么能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社交天性只是一个意外呢？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那么在你眼中，地球上的人类之间的友谊可能是一种非常古怪的现象。

几乎任何一个朋友，在没有成为我们的朋友之前，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陌生人。通常情况下，我们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且他很可能还代表着某种未知的威胁。然而到了最后，我们可能恰恰就选了这样一个人来倾诉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秘密，愿意在他面前暴露出我们最脆弱的地方；甚至我们对他的依赖，可能超过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现有的文献表明，拥有友谊的物种屈指可数，不过对人类来说，友谊却是一种普遍现象。或许，拥有更多的朋友便等于获得了更多的资源。或许，有人把朋友看作某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应该密切跟踪与友人的每一次交往，对我们的付出与获取进行详细记录，以确保我们能够得到应得的（并且希望得到更多）。然而事实是，朋友之间的关系越亲密，就越不会计较彼此之间的得失。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拥有朋友，就能给自己带来莫大的安慰，这就是朋友的主要价值所在。虽然结交各行各业的朋友确实可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利益，但事实上，我们在交朋友时通常并不带有某种目的性。交朋友本身就是目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Facebook这个网站吧。目前，全世界已经有超过10亿人在这个网站上创建了自己的账户，它是全世界人们最常访问的网站，它的访问量已经超过了谷歌、雅虎、eBay和克雷格列表网站（Craigslist）。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技术像互联网这样主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在，我们最常去的地方是Facebook，因为Facebook为我们提供了一处交朋友的最佳场所，别无其他原因。如果Facebook是一种宗教信仰（有些人确实认为它就是一种宗教信仰），那么它就是紧随基督教（全世界大概有21亿人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全世界大概有15亿人信奉伊斯兰教）之后的世界上第三大宗教。美国人每个月花在宗教活动上的总时间大约为840亿分钟，而花在Facebook上的总时间则为560亿分钟。

在日常生活中，Facebook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与他人保持联系的有效方式。Facebook允许我们在不必与人见面的情况下交到新朋友，还为我们提供与老朋友联络的场所，它同样也能够让我们重新体验前一天晚上与朋友一起聚会时的乐趣。互联网上最成功的网站Facebook，就是这么一个只致力于经营社交生活的网站，难道这只是一个意外吗？

如果我们的社交天性只是一个意外，只是我们的大脑用来通过操控他人实现我们自私目的的另一种手段，那么我们还会无私地去帮助那些从未谋面，或者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的善心的人吗？一个人愿意为他人付出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不过其中一个原因肯定是，他拥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我们都同情陷入困境中的人，当看到别人处于危难之中时，我们会想“必须做点什么”。很显然，这类同情心无处不在。单单美国人平均每年就向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捐出超过3000亿美元。这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意外”。

如果社会智能只是一般智能的一种随机应用，那么我们就应该期望看到，与这两种智能相关联的脑区是相同的。在上述假设条件下，这是合情合理的推测，但事实并非如此。与一般智能以及与之相关的认知能力，比如工作记忆和推理能力相关联的脑区通常位于大脑的外侧，或者说侧部（见图2-3），而与思考他人、思考自己相关联的脑区则主要位于大脑的内侧，或者说中线部位（见图2-1）。

图2-3　大脑侧额叶皮层区和顶叶区域中与工作记忆有关的脑区

此外，支持社会思考的神经网络与支持非社会思考的神经网络通常是互相矛盾的——它们更像是一个“神经跷跷板”的两端。如果不要求被试做任何一项具体任务，同时仔细观察他的大脑，那么我们会看到，他的社会认知网络处于打开的状态。通常，社会认知神经网络打开的程度越高，那么负责其他非社会思考的一般认知网络关闭的程度也就越高。同样的，当人们进行非社会思考时，一般认知网络就打开了，而社会认知网络就关闭了。（我在这里通俗地使用了“打开”和“关闭”这两个词语，实际上任何一个脑区都是不可能被关闭的。它们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更为活跃，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更为平静而已。）在某种程度上，当我们参与非社会思考时，社会认知网络的存在常常会干扰我们的执行能力。显然，这个结果与以下这个观点是很难调和的：前额叶皮层是一台万能计算机，在处理办公室政治问题、下棋或者计算应纳税额时，它使用的都是一些完全相同的随机存取存储（RAM）芯片。

社会认知和非社会认知依赖于不同的神经机制，这个观点之所以很难让人相信，部分原因在于，当我们的大脑在分别运用这两个网络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一样。与此不同，当我们在说不同的语言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其间的区别：说母语时的感觉与说最近刚刚学会的某种语言的感觉肯定不一样。类似的，我们在解决了一个复杂的数学题后的感受与想象自己是一个穿梭于太空的超人时的感受也大不相同。但是，当从社会思考转向非社会思考时，我们的感觉好像只是换了一个主题而已，根本不会觉察到我们已经改变了思维方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思考与非社会思考之间的差异不是真实存在的，它只意味着对我们的感觉来说，这种差异并不显著。

不过幸运的是，在理解社会思考与非社会思考之间的差异时，我们至少还拥有一种直观的方式。大多数人都认同书本智慧（book smarts）与社会智慧（social smarts）之间有很大的区别。这两种智慧似乎需要不同的能力，而且支持它们的大脑神经网络也确实是相互独立的。最近，一项对不幸患有亚斯伯格症候群（Asperger’s disorder）的孩子的研究清晰地说明了这种区别。人们通常认为，亚斯伯格症候群是一种较为温和的孤独症，患者的主要表现是他们会在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上表现出许多不足之处。但研究结果表明，在测试孩子们的抽象推理能力时，患有亚斯伯格症候群的孩子的表现甚至比同龄的健康孩子还要好。社会智能和非社会智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它们就像是跷跷板的两端：一端的力量（或能力）被拿走，另一端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社会群体越大，越需要更大的大脑

大多数人都以为（因为他们在接受教育时，别人就是这样告诉他们的），我们所拥有的这个进化造就的更大的大脑就是用来保证我们的抽象推理能力的，抽象思维是我们解决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的复杂工具，无论是数学运算、工程设计、工农业生产……概莫能外。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导致大脑不断变大的一个主要驱动力是我们的社会认知能力，即与他人互动并友好相处能力的提高。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最有智慧、最精明能干的人是那些拥有特别强大的分析推理能力的人；但是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或许那些具有最强的社交技能的人才最有智慧、最精明能干。

在讨论人类的大脑为什么会变得更大的原因之前，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人类大脑比其他物种的大脑更大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用无数种方法对不同物种的大脑进行比较，如总容量、重量、神经元的数目、皮质褶皱程度、灰质总量、白质总量等。但是，所有这些都还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首先要知道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大脑的大小可以很好地被身体的大小所预测。这也就意味着，大脑的绝对大小与它所承担的身体“管理、维护和监控”功能有关。身体越大，就越需要更多的脑组织去监管这个身体。因此，体积庞大的动物倾向于拥有更大的大脑。事实上，如果只考虑大脑的重量，那么人类无论如何也没有优势可言。

人类大脑的重量大约为1300克，差不多与宽吻海豚的大脑重量相当。非洲象的大脑重量接近人类大脑的三倍，大约为4200克，而一些鲸鱼的大脑则可能达到9000克。不过，如果考虑大脑神经元的总数量，人类相对来说更有优势。人类大脑拥有大约115亿个神经元，这是目前为止已知的动物王国中的最高数量了……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一切——虎鲸拥有110亿个神经元。如果智力水平完全取决于神经元的数量，那么，假如人类大脑的神经元可以用来建造一幢80层高的摩天大楼的话，虎鲸大脑的神经元就可以建造一幢75层高的摩天大楼。

大脑化（encephalization）

指相对于身体的大小，大脑的大小偏离预期的程度。

虽然身体的大小与大脑的大小关系极大，但是许多动物的大脑与它们的身体相比，似乎有点过大了，远远超出了维持和监控身体的基本功能所需。这种动物大脑的大小偏离预期程度的现象，被称为大脑化（encephalization），当然，偏离程度是相对身体大小来计算的。一般来说，如果某种动物明显出现了大脑化现象，这通常意味着这种动物的大脑有闲置的能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开发智力，而不仅限于控制身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动物王国里，人类是当之无愧的冠军。人类的大脑化程度比大脑化程度仅次人类的动物（宽吻海豚）大50%，比任何一种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大差不多两倍（见图2-4）。而且，正如我们所预料的，最晚出现的大脑结构，比如前额叶皮层，在大脑化中所占的地位更重要。

图2-4　不同物种的“大脑化”（图中箭头指向的是人类）

资料来源：Roth, G.，&Dicke, U.（2005）.Evolution of the brain and intelligenc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9（5），250-257.

那么，从大脑化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人类的大脑会比其他动物的大脑大那么多呢？任何一种动物要想进化出一个更大的大脑，都需要在时间和能量上付出巨大的代价。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去供养大脑。一个成年人的大脑重量大约占其总体重的2%，但是它却消耗掉（或者说新陈代谢）了人体20%的能量。而胎儿大脑消耗掉的能量是其身体新陈代谢的60%，婴儿在出生后一年之内大脑消耗能量占全身的比例仍会继续保持在胎儿期水平，直到进入儿童期才逐渐下降到约20%的水平。

人体把巨大的能量分配给大脑这个事实意味着，进化之所以选择让大脑变得更大，是因为这有助于灵长类动物解决一系列对自己的生存与繁殖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重要的问题包括寻找和采集比叶类食物的卡路里含量更高的水果和肉类食物、躲避捕食者、保护他们年幼的后代的安全。那么，灵长类动物巨大的大脑需要拥有什么类型的“聪明才智”，才能够解决这些生存问题呢？对此，科学家们提出了如下三个主要假说。

第一个假说是，个体的创新能力是解决生存问题的关键，这是大多数人能够直接想到的。美国电视剧《百战天龙》（Mac Gyver）中的角色马盖先堪称这种智力的化身。马盖先是一位秘密特工，他时常陷入尴尬而危险的境地，但是他总能利用身边随手可得的家居用品，创造性地用非常巧妙的方法制造出应时应需的工具，从而成功地解决问题。例如，有一次，马盖先只用一块糖和一张包糖纸就阻止了硫酸泄漏，避免了一场大爆炸。虽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少会碰到这种紧急情况，但是说到底，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马盖先”。

我们都是解决问题的行家里手，无论这些问题是需要利用现有的食材烹调出可口的晚餐，还是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填好一张表。事实上，除人类之外的所有灵长类动物也都是“问题解决者”，尽管它们要解决问题的类型各不相同。当思考我们所拥有的这个大脑时，我们总会禁不住去想，它到底是怎样让我们变得如此聪明的，即作为个体的我们能够不断学习并解决各种问题的？虽然这个答案（创新能力决定了大脑容量）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也或者你在高中的自然科学课老师就是这样告诉你的，但是，它并不正确。事实上，我们无法通过某个物种创新能力的高低来准确地预测这个物种的脑容量的大小。

第二个假说则集中强调人的社交能力。虽然人类非常擅于找到各种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作为个体的人仅凭自身的力量并不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我的儿子伊恩4岁时非常喜欢玩一款名为《超级英雄战队》（Super Hero Squad）的电子游戏，而我和妻子则不得不经常陪伴在旁，与他一起玩，因为他很容易就会被游戏难住。这个游戏需要解决一系列难题，不是年纪小小的伊恩一个人能解决的。通常来说，在每5个难题中，伊恩只能解决其中的1个，而在同样这5个难题中，我和妻子往往也只能解决2～3个。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实在是太难了。很显然，我和妻子都因为太“老”而无法解决这类问题；到最后，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发布在YouTube上的一个“游戏攻略”视频。这个视频是一个小男孩上传的，他成功地解决了这个游戏中的所有难题，并公布了这些游戏经验和过关秘笈。

换句话说，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算是创新者，但是人类之所以能够傲视其他物种，并不是因为这一点。相反，对于某个许多人都要面对的共同问题，总会有那么一个或几个人（在上面这个例子中，是一个游戏小天才）率先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其余的人只需要通过模仿或者阅读“说明书”就能够解决。或许人类进化出更大的大脑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模仿能力——或者说，社会学习能力？然而，通常来说，参与社会学习越频繁就会拥有更大的大脑，但是某个物种进行社会学习的频率仍然不是我们预测其大脑的大小的最佳指标。

为什么人类会拥有更大的大脑？科学家们提出的第三个假说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更大的大脑，能够让我们彼此联系，相互合作。假如你只想通过自己的力量营造一个家，那么你会怎么做呢？你能完全凭一己之力建造出一个小木屋吗？如果你能再多生出几双手，那么伐木、垒木屋可能会容易得多。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都可以被看作这种共识：如果今天你帮我建造了我的小木屋，那么将来我也会帮你建造你的小木屋。如果每个人都拥有了一个更美好的家，那么我们大家都会受益。即使是非人类灵长类动物，虽然它们并不懂得如何建造小木屋，但是它们有时也会齐心协力地解决一些问题。通过合作集体行动，它们解决生存问题的成功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灵长类动物的“经验”证明，生存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

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3]提出了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假说，他断言灵长类动物的新大脑皮层变得更大的主要原因在于，灵长类动物只有这样才能生活在规模更大的群体中，并进行更加活跃的社会交往。邓巴认为，关键指标是新大脑皮层比（neocortex ratio），它指的是新大脑皮层的大小与大脑的其他部分的大小的比值。邓巴和其他一些人给出的证据很有说服力，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毫无疑问，大脑新皮层的相对大小与影响大脑大小的三大潜在驱动因素——个体的创新能力、社会学习能力以及个体所生活的群体的规模都有一定的关系。

邓巴告诉我们，个体所生活的群体规模的大小是预测大脑新皮层大小的“最佳预测器”。在他的第一个研究中，邓巴对群体规模与各种非社会智能指标的预测能力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虽然两者都与新大脑皮层比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群体规模显然更能说明问题。后续的进一步研究还证明，前额叶皮层的大小受到的影响最大。

新大脑皮层比（neocortex ratio）

指新大脑皮层的大小与大脑的其他部分大小的比值。

利用在这一研究领域总结出来的规律，邓巴能够根据某个灵长类物种的新大脑皮层比指标估算出该物种的最佳群体规模——在该物种内，一个高效、紧密的社会群体由多少个个体组成。邓巴的分析表明，对于人类而言，最佳群体规模大概为150，这个数字也是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最大的。这就是著名的“邓巴数”（Dunbar’s number）。事实证明，“邓巴数”确实是一个神奇的数字，人类社会各种“原始”组织的规模一般都在这个数字上下。以村庄的规模为例，不管是早在公元前6000年的村庄，还是近代18世纪的村庄，其人数最多都在150人左右。又如，军队的编制，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的军队编制，一般都是以150人左右为一个作战单元。

邓巴数（Dunbar’s number）

对于人类而言，最佳群体规模大概为150，这个数字也是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最大的。而人类社会各种“原始”组织的规模一般都在这个数字上下。

因此，人类的大脑并不是为了制造出更多的“马盖先”而变得更大的。相反，更大的大脑使得我们在看了一集“马盖先的故事”之后，会想要和他人聚一聚，一起讨论一番。我们的社交天性并不是拥有了一个更大的大脑的意外产物，相反，不断强化的社交天性的巨大价值，才是我们之所以会进化出一个更大的大脑的主要原因。

找谁写推荐信比写了什么更重要

那么，生活在一个规模更大的群体中，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为什么进化愿意通过不断增大的大脑来促进群体规模适度增大呢？在原始社会，过上群居生活最明显的一个好处是，我们不但能够有策略地避开，而且还能够更成功地应付那些危险的食肉动物。你无法一边提心吊胆地防止自己被捕食，一边又专心致志地搜寻食物，单独去野外寻找食物是非常危险的。相反，如果许多人（类人猿）一起生活，那么他们就可以进行合理的分工了，当一些类人猿在专心寻找食物的同时，可以让另一些类人猿专门密切关注其他食肉动物的动静。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当然，群居生活也有缺点，那就是，在群体内部的成员们对食物以及配偶的竞争会不断加剧。如果你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那么你成功找到的所有食物都会归你个人所有。你所赖以生活的群体规模越大，在群体内试图窃取你猎得的食物的人可能就越多。不过，具有极强的社交能力的灵长类动物能够通过在群体内与他人形成联盟、成为朋友等方法克服群体生活的缺点。

让我们来看看两只黑猩猩史密斯和约翰逊的情况吧。约翰逊经常被史密斯欺凌，它的地位要比史密斯低一些。但是如果它与布朗（一只地位更高的黑猩猩）结成联盟，那么就能保证自己不被史密斯欺负。因为布朗的地位较高，所以它知道如果在约翰逊与史密斯的冲突中，它站在了约翰逊这一边，那么史密斯很快就会落败，失去较高的地位。这对处于高位的布朗是很有好处的，因为在对抗史密斯的过程中它完全不需要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就能够获得它这个低级伙伴约翰逊提供的很多福利（比如帮它梳理毛发）。

在这个例子中，黑猩猩之间的相互交往是动态多样的。对于史密斯、约翰逊和布朗来说，如果想结成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联盟，它们就需要跟踪大量的社会信息，不仅需要搞清楚其他黑猩猩相对于自己的地位，同时还需要知道每只黑猩猩相对于其他黑猩猩的地位。如果一个群体中有5只黑猩猩，那么每只黑猩猩就需要跟踪10个黑猩猩—黑猩猩“二人组”（dyads）的社会动态；如果某个群体由15只黑猩猩组成，那么每只黑猩猩就需要跟踪它们之间所形成的大约100个黑猩猩“二人组”的动态关系。

如果这个黑猩猩群体的规模增加到原来的三倍，即共有45个成员，那么每只黑猩猩需要跟踪的黑猩猩之间的二元动态关系则将增加到大约1000个。当群体规模达到了邓巴数，即当这个群体内有150个个体时，那么需要考虑的二元动态关系就将超过10000个。因此我们现在应该能够明白，为什么黑猩猩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大脑了。虽然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群体的一分子可以给你带来极大的好处，但是你得知道如何把握机会，并且懂得如何能够结成正确的联盟，怎样才能避免群体生活的缺点。而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很多社会知识。

对人类来说，当然也是如此。举个例子，在美国，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本科毕业生申请攻读哲学博士学位（获得了这种学位的人可以享有相当高的名誉）。许多幸运儿之所以能够被录取，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推荐信很有说服力。这些推荐信在各大学里泛滥成灾，大多性质夸张，推荐语往往都是“这是一个出色的学生”或“这是一个极其出色的学生”等套话。当我读到这些推荐信的时候，我最关心的不是信件的内容，而是这封推荐信是谁写的。

如果这封热情洋溢的信是一个社会学同行或者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神经学家所写，那么这封信对我来说就意义重大，因为这个人会对我负责——我们很可能会在之后的某个研讨会上碰面。相比之下，某些人类学教授则可以罔顾申请者的缺点而毫无顾忌地写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给我，因为我可能根本就不认识他们，而他们也不会被追究责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的推荐信对我来说也就没有多少分量了。

所有这些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大学生在上二年级的时候就需要认真考虑自愿参与哪个实验室的工作；如果他知道自己未来的博士生导师是如何被同系的教授评价的，那么肯定会受益匪浅。这属于非常复杂的社会认知行为。

在人类历史上，许多非常重要的革新，如蒸汽机、电灯泡以及X射线，都是由少数几个人发明创造出来的，但是他们的成果最终却被全世界的人共享。我们绝大多数人穷其一生也无法想出这些解决方案，至少我知道我不能。虽然大多数人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直接贡献都微乎其微，但是为了能够保证我们在个人生活以及职业生活中获得成功，每个人都需要驾驭复杂的社会网络。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变得更大就是为了能够有更多的脑组织致力于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付出有限的代价的前提下收获群体生活带来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