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瑞士传统的真假嗓音交替的歌唱方法。——译者注

[2]本书注释内容全部以数字上标方式标注，可通过扫描本页“湛庐教育”二维码，回复“绝非天赋”，下载对应列表获得。——编者注

[3]然而，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参见E.Charney，“Behavior Genetics and Post Genomics，”Behavior and Brian Sciences 35（2012）：331-358.

[4]有些特质似乎没有可遗传基础，比如恋爱风格、物质主义等。

[5]花絮：我被《美国偶像》拒绝了两次！

[6]情欲恋物癖（erotic fetishes）和性恋物癖（sexual fetish）是比奈创造的词汇。

[7]奇怪的是，皮亚杰很少承认比奈所做的工作。很难想象皮亚杰会不熟悉比奈的思想和研究成果。至于皮亚杰为何如此明显地有意忽略比奈的开创性研究的动机，我不敢妄加揣测。

[8]2西塔·沃尔夫（Theta Wolf）在她的传记中指出，比奈的说法可能有些许夸大，因为忒阿杜勒·里博（Theodule Ribot）等一些学者曾给他提供过资助。

[9]“智力孱弱”（feebleminded）这一术语最终被其他一系列术语所取代。首先是“智力缺陷”（或心理缺陷，mental deficiency），之后是“智力落后”（mental retardation），再后来是“智力障碍”（intellectual disability）。

[10]当然，当韦克斯勒在纽约第一次将研究付诸实践时，他并没有地区性的代表样本。

[11]加扎尼加在他的学术自传《双脑记》中详细讲述了裂脑研究的故事。该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编者注

[12] 2004年，艾伦和纳丁修订了他们的考夫曼儿童成套评估测验，增加了对计划和学习能力的测验。

[13]心理学家对“成绩不良”的不同定义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从统计上来说，“成绩不良”是指你的成绩不符合对你所在群体的预期。1963年，桑代克（Thorndike）主张替代成绩不良的更佳术语是“低于预期”。严格来讲，该术语更为准确。洛曼（Lohman）将此与身体素质进行了类比。我们知道，身高与你在篮球场上的表现有很大关联，但我们也知道，有些个子高的人篮球技术却极差。我们不会把所有个头很高却不在NBA打篮球的人称作“篮球表现不良者”。与篮球技能表现有关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兴趣、运动能力、具体的篮球技巧以及练习的机会。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假思索地就给智商高却成绩差的人贴上“成绩不良”的标签呢？或者换种说法，为什么我们把成绩高于智商预期的人称作“成绩超乎预期者”呢？想在此话题上有更多了解，参见R.L.Thorndike，“Some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Creativity，”in Proceedings of the 1962 Invitational Conference on Testing Problems（Princeton, NJ：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1963）；and D.F.Lohman，“The Role of Nonverbal Ability Tests in Identifying Academically Gifted Students：An Aptitude Perspective，”Gifted Child Quarterly 49（2005）：111-138.

[14]有多种原因可导致此现象，包括这样一种可能，就是智商测验中的题目本身对那些得分高的被试来说相当于一种激励。

[15]倘若你对这段话背后的统计数据感兴趣的话，请看以下这段麦格鲁的阐述：“该预测可从估算值的标准误差（Standard Error of the Estimate，简称SE est）中反映出来。假设智商和成绩中M=100，SD（标准方差）=15，智商与成绩（IQ-Ach）之间的相关度为r，则SE est=15×SQRT（1-r²）。若r=0.70，SD ach=15，则SE est=10.7。在实际生活中，这意味着对于该智商测验中的每一个智商分数来说，期望或预测的成绩（已考虑向均数回归效应）将会在±10.7分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对于每个特定智商分数，群体中68%的人预期表现出21.4分的成绩标准分数范围（一半高于预测的成绩分数，一半低于预测的成绩分数）。换句话说，对于每个特定的智商分数，预测或预期的成绩分数应位于标准分数±10.7的‘预测区间’内。”

[16]虽然他们的关注点在于认知能力，但是许多优势和劣势认知模式方法的研究人员和从业者坚信智能测试方法。在这种测试方法中，研究者将儿童在测试过程中流露出的背景和个性作为情境来看待测验分数。

[17]将“2月”的英文单词“February写成了“Febuary”。——译者注

[18]多元智能理论创始人霍华德·加德纳在其开山之作《智能的结构》一书中，对多元智能理论进行了详细阐述。本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19]严格来讲，贝里奇指的是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mesolimbic dopaminergic system），该系统可以投射到大脑中与情绪和奖赏值学习相关的区域，包括内侧前额叶皮层、伏隔核、杏仁核和海马等。请注意，大脑中影响运动行为和工作记忆的还包括其他多巴胺神经通路。我将在第12章讨论其中的一些通路。

[20]在一些个别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得以将差距完全消除。瑞安·布朗（Ryan Brown）和埃里克·戴（Eric Anthony Day）发现非裔美国人在高威胁指令下参加瑞文高级推理测验（Raven’s Advanced Progressive Matrices Test）时的表现逊于白人。该测验是测量“一般智力”的最佳工具（见第10章）。但是在低威胁指令下，差距则完全消失了。参见R.P.Brown and E.A.Day，“The Difference Isn’t Black and White：Stereotype Threat and the Race Gap on Raven’s Advanced Progressive Matrice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91（2006）：979-985.

[21]在关于智力的信念这一语境下，乔舒亚·阿伦森和同事首次在提出这些干预措施时使用了“心理定向”（mindset）这个术语。在这些研究之前，卡罗尔·德韦克对固定型和成长型“智力理论”做了区分，而没有对固定型和成长型心理定向组做区分。

[22]棉花糖实验设计者、自控力之父沃尔特·米歇尔的唯一著作《棉花糖实验》详细阐述了实验的来龙去脉，本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编者注

[23]保罗·萨基特（Paul Sackett）、马修·博恩曼（Matthew Borneman）和布莱恩·康奈利（Brain Connelly）指出，达克沃思和塞利格曼的研究样本有局限性，被试的智商普遍较高。纠正范围限制后，萨基特及其同事发现智商与GPA（平均绩点）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9，大于达克沃思和塞利格曼原本所得出的0.32。尽管更正后的数据仍然低于自我调节与GPA的相关系数0.67，但是萨基特及其同事指出，达克沃思和塞利格曼所得出的结论，即自我调节对GPA的预测效果是智商对其预测效果的两倍，已不再成立。萨基特等人对学业成就的其他方面也进行了更正，结果发现，更正后智商与拖延之间的负相关（-0.28）略大于自我调节与拖延之间的负相关（-0.26）。研究人员总结认为：“尽管达克沃思和塞利格曼有力地论证了研究自我调节以将其作为预测学业成就的补充手段的重要价值，但是若要更明确地分析自我调节和智商的相对价值，还需要格外关注范围限定问题。”参见P.R.Sackett, M.J.Borneman and B.S.Connelly，“High-Stakes Testing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American Psychologist 63（2008）：215-227.

[24]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存在多种蒙台梭利教育衍生课程，而到底哪种才真正符合蒙台梭利教育的理念，争论也十分激烈。

[25]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探讨的假装游戏对儿童的影响，其具体因果关系并不明确。近期，在对假装游戏对儿童发展影响的回顾中，安吉莉·利拉德（Angeline Lillard）和同事指出：“现有证据无法明确证明假装游戏对儿童发展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需要通过更多、更好的研究来阐明假装游戏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尽管我完全认同需要通过更多的研究来确定游戏的哪些特征对儿童的发展极其重要，但这里所介绍的高质量的研究无疑凸显了假装游戏的重要意义，尽管其具体的因果关系并不十分明确。参见A.S.Lillard, M.D.Lerner, E.J.Hopkins, R.A.Dore, E.D.Smith and C.M.Palmquist，“The Impact of Pretend Play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A Review of the Evidence，”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9（2013）：1-34.

[26]安德斯·埃里克森的历史大部分引自他的手稿“Exceptional Memory and Expert Performance：From Simon and Chase’s Theory of Expertise to Skilled Memory and Beyond”，in Expertise and Skills Acquisition, ed.J.Staszewski.本书已于2013年出版（Abingdon, Oxon, Uk：Taylor&Francis）。

[27]米勒指出，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让大家过于在意他所说的“魔术数字”。当时他正在准备一场讲座，这只是他用来将自己不同的研究项目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修辞工具。参见“George A.Miller”，in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 ed.G.Lindze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8：391-418.

[28]请注意，他们只研究了三名棋手。后来的研究发现，高水平棋手即使在随机摆位的情形下也存在优势，虽然优势很小。.

[29]尽管他们没有否认才能的作用：“显然，练习也与才能发生交互作用，特定基本认知能力的结合或许对国际象棋来说有特别的相关性。”另外，对于“世界冠军水准的特级大师可能在某些方面拥有真正的卓越才能”这一论调，他们并未给出定论。

[30]尽管我可以向你保证，典型的CMU学生绝非典型的大学生！参见“Exceptional Memory and Expert Performance：From Simon and Chase’s Theory of Expertise to Skilled Memory and Beyond”，in Expertise and Skills Acquisition, ed.J.Staszewski.本书已于2013年出版（Abingdon, Oxon, Uk：Taylor&Francis）。

[31]心理学史上著名的“大猩猩实验”揭示了包括自信错觉在内的生活中常见的6大错觉，实验设计者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和丹尼尔·西蒙斯所著《看不见的大猩猩（经典版）》对该实验做了详细解读，本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编者注

[32]这与成长型心理定向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见第7章）。

[33]严格来说，约翰逊和布沙尔认为“言语”和“知觉”能力有所区别。因为“非言语推理”这个术语对读者来说更为直观，所以我决定用“非言语”来代替“知觉”。同样，如科林·德扬所言，如果约翰逊和布沙尔确定的知觉因素中包含非言语记忆和知觉流体推理任务，那么“非言语”毫无疑问就是这种知觉因素的标签。也应当指出，约翰逊和布沙尔还发现了一个小的因素，第三个因素，来代表心理旋转技巧。参见C.G.De Young，“Intelligence and Personality”，in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Intelligence, ed.R.J.Stern berg and S.B.Kaufman 711-737（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34]应当承认，如果流体推理与测试内容相匹配，那么工作记忆测试与流体推理之间的相关度就会更高。（例如，空间工作记忆与空间推理相关度更高，言语工作记忆与言语推理相关度更高。）参见P.Shah and A.Miyake，“The Separability of Working Memory Resources for Spatial Thinking and Language Processing：A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pproach，”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General 125（1996）：4-27；N.J.Mackintosh and E.S.Bennett，“The Fractionation of Working Memory Maps onto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Intelligence，”Intelligence 31（2003）：519-531；S.B.Kaufman.“Sex Differences in Mental Rotation and Spatial Visualization Ability：Can They Be Accounted for by Differences in Working Memory Capacity?，”Intelligence 35（2007）：211-223.

[35]这些不是外侧前额叶皮层的全部作用。外侧前额叶背侧区域的活化作用与多种认知过程有关，如痛觉调节、咀嚼（咀嚼硬树胶），不过，这不是在用流体推理否定这种关系。罗吉尔·基维特（Rogier Kievit）表示：“功能异质性不应该被当作认知神经科学的失败，而应该看作大脑功能和组织的内在特性。”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将外侧前额叶看作大脑的流体推理区域，也不应该试图以外侧前额叶作为流体推理表现的测量标准。参见R.A.Kiveit, J.-W.Romeijn, L.J.Waldorp, J.M.Wicherts, H.S.Scholte and D.Borsboom，“Mind the Gap：A Psychometric Approach to the Reduction Problem，”Psychological Inquiry 22（2011）：67-87；J.Lorenz, S.Minoshima, and K.L.Casey，“Keeping Pain Out of Mind：The Role of the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in Pain Modulation，”Brain 126（2003）：1079-1091；T.Takahashi, T.Miyamoto, A.Terao and A.Yokoyama，“Cerebral Activation Related to the Control of Mastication during Changes in Food Hardness，”Neuroscience 145（2007）：791-794.

[36]严格说来，这种特殊的白质痕迹叫作上纵肌/弓状束。这名词够拗口的。

[37]该图编号按照布罗德曼分区（Brodmann area）方式。——编者注

[38]此外，比起被试不能使用意元集组而表现出相等的心算能力的环境下，经过安排的数字序列能使前额叶顶叶网络结构更加活跃。与同等层次但不能使用意元集组的记忆回想相比，可使用助记条件的数列一样能够使该网络结构更加活跃。因此，看来前额叶顶叶活化不是因为心算或回忆，而是因为意元集组。

[39]假设任务足够困难，但是不至于难到智商测验得分高的人需要动用所有脑力，也不至于让智商测验得分低的人退出测验。参见I.J.Deary, L.Penke, and W.Johnson，“The Neuroscience of Human Intelligence Differences”，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1（2010）：201-211.

[40]有趣的是，一些工作记忆任务，如n-back测试，似乎比其他工作记忆测量法能更可靠地迁移到流体推理，尽管n-back测试的训练并不一定会使儿童在其他工作记忆任务中表现得更优秀，哪怕流体推理能力确实得到了提高。

[41]注意：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当年GRE分析性论证部分的原题，而是我尽量根据自己的回忆举出的例子，用以说明GRE的分析性部分里，你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分析性部分后来被分析性写作取代。

[42]珍妮特·莱恩哈特（Janet Lainhart）、贾森·库珀里德（Jason R.Coperrider）和犹他大学的同事们一起对康普勒·格朗丹的大脑进行了研究，却惊人地发现，她的左脑室比右脑室大了许多，这样的不平衡在对照组里非常少见。左脑室的扩容表明她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遭受过一些创伤，这些创伤造成了脑容量的恶性扩张。而右脑弥补了左脑丧失的功能，这可能是她具备出众能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格朗丹在空间推理、拼写和阅读三项上都得了高分。瑞文推理测验她得了满分，这是一种很准确的非言语流体推理测试（见第10章）。但她在言语工作记忆测试中的得分却很低。

[43]趣味花边：有学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过去数百万年的人类进化过程中，前额叶皮层与大脑的支持系统（如小脑）共同进化，以存储、执行和协调各种经过检验的程式和解决方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那负担过重的工作记忆就能够轻松不少。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过去一万年的时间里，我们对文化业已提高的要求给我们的工作记忆增添了极大的负担，故而相对于新皮层而言，我们的工作记忆扩大了小脑的容量。参见J.H.Balsters, E.Cussans, et al.，“Evolution of the Cerebellar Cortex：The Selective Expansion of Prefrontal-Projecting Cerebellar Lobules，”NeuroImage 49（2010）：2045-2052；L.R.Vanderbelt，“The Appearance of the Child Prodigy 10，000 Years Ago：An Evolutionary and Developmental Explanation，”Journal of Mind and Behavior 30（2009）：15-32；L.Vandervert，“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The Cerebro-Cerebellar Blending of Visual-Spatial Working Memory with Vocalizations，”Journal of Mind and Behavior 32（2011）：317-332.

[44]尽管到底是哪些领域被选中了以及它们因为什么具体的适应目的而被选中（或成为副产品），这些问题到现在仍然还有很大争议。认知学家、进化心理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此仍然争论不休。

[45]自闭症天才丹尼尔·塔米特在其著作《星期三是蓝色的》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他神奇而又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本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化、万卷出版公司出版。——编者注

[46]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塔米特正在聚集与外侧前额叶皮层有关的额外工作记忆进程（见第10章）。考虑到塔米特和对照组的表现没有差别，而塔米特对数字的记忆能力要高于对照组，故而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解释成立的可能性很低。

[47]我之所以在“人类革命”上加引号，是因为这一提法最近受到了考古证据的严峻挑战。大多数主张革命论的人持有“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基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记录而忽略了非洲旧石器时代的记录。事实是，在欧洲出现的与快速过渡到行为现代性相关的人为现象可追溯至4万～5万年以前，而其中大多数也在非洲中石器时代出现，时间却早了数万年。这些证据包括石刃和细石器、骨器、扩大的地理范围、狩猎的专门化、水生生物资源的利用、长途贸易、艺术和装饰、以色列贝列卡特蓝（Berekhat Ram）出土的雕像和在摩洛哥坦坦地区（Tan-tan）的中期阿舍利文化（Middle Acheulian）遗址出土的约40万年前的人形石英岩雕像。萨莉·麦克布里雅蒂（Sally McBrearty）和艾利森·布鲁克斯（Alison Brooks）认为现代人类行为是从25万～30万年前的非洲开始逐渐累积形成的，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则意味着我们的文化繁荣更多的是集腋成裘的结果，而非一蹴而就，这将与利亚纳·加博拉的观点相符——欧洲文化的蓬勃发展是人类对已经存在的心理结构逐渐使用的结果。参见S.McBrearty and A.S.Brooks，“The Revolution That Wasn’t：A New Interpertation of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 Behavior，”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39（2000）：453-563.L.Gabora，“Mind，”in Handbook of Archeological Theories, ed.H.D.G.Maschner and C.Chippindale，283-296（Walnut Creek, CA：Altamira Press，2008）；L.Gabora and S.B.Kaufman，“Evolutionary Approaches to Creativity，”in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reativity, ed.J.C.Kaufman and R.J.Sternberg，279-30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48]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在著作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现代人大脑的创造力缘自之前已经存在于大脑模块之中的连接，即“认知流动性”（cognitive fluidity）的开启。注意，这个概念比“流体智力”更广泛，很可能与整个大脑的一般智力和执行功能相关结构紧密联系（见第10章）。参见S.Mithen, The Prehistory of the Mind：The Cognitive Origins of Art and Science（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96）.

[49]需要说明一下，这个观点是我的好朋友丽贝卡·麦克米伦（Rebecca McMillan）在阅读本章早期的草稿时，灵光一闪想出来的。

[50]请注意，研究人员随机选择将知性置于单纯形的顶部而将开放性置于底部。可以将两者颠倒过来（将开放性置于顶部而将知性置于底部），各变量之间的相对距离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51]2德国精神病学家克劳斯·康拉德（Klaus Conrad）用“apophenia”一词来指代在随机无意义的数据中寻找模式和关联的体验。——译者注

[52]尽管研究人员发现智商和发散性思维之间的交互影响与公共创造性成就而非个人成就显著相关。

[53]推孟的英文名“Terman”和“白蚁“termite”相似，因此这些接受研究调查的儿童被冠以“白蚁”的昵称。——译者注

[54]“波赛”指他的朋友群。——译者注

[55]准确定义是源于有关认知的成套测验的因素分析中的首个因素，代表着一般人群的多样样本，并解释了数据集中最大来源的方差（通常为50%的方差）。参见I.J.Deary，“Human Intelligence Differences：A Recent History，”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5（2001）：127-130.

[56]这个概念并不是新的。哲学家早就认识到了认识、情感和意志这三种通用功能都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方面。这种三分制在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和伊曼努尔·康德时代尤其突出。康德写道：“大脑机制有三个不可复归的方面，即知识、情感和欲望。”甚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理性的、欲求的和活力的灵魂区分开了。参见E.R.Hilgard，“The Trilogy of Mind：Cognition, Affection, and Conatio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6（1980）：170-117；R.E.Allen, Plato：The Republic（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57]当代思想家、世界顶级语言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在其著作《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中对人类心智的起源和进化做了深入探究。本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