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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2 创造力
与辛格教授一见如故
我走进临床心理学课的教室，坐在后排的位子上。环顾四周，没有一个熟人，也就是说很可能我是修这门课的唯一一名认知心理学方向的研究生。我对临床心理学一无所知，我想这门学科应该很有趣。
杰尔姆·辛格（Jerome L.Singer）教授步入教室，来到讲台旁边。我看他在一些书里翻找。有那么一会儿他看着有些困惑，随即他微微一笑，脸上浮现出“找到了”的表情。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位老师。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受到了一种联结，与他的古怪有关。【免费分享微信foufoushu 更多书籍首发朋友圈】
他首先对一年级的研究生同学表示了欢迎，然后他花了30分钟讲述他如何在纽约麦迪逊大道的自由音乐商店邂逅了他的妻子。那段时间两个人都在听巴赫，所以他们就共同的爱好——古典音乐聊了起来。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他问她能不能借本书在地铁上读，他回家得坐两小时的地铁。他选择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他的妻子多萝西当时觉得这对他们的关系来说不是一个好兆头。尽管如此，他们已经结婚54年了，两人形成了一辈子的科研搭档，一起研究想象力、儿童的发展以及游戏和媒体对创造力的影响。辛格博士的故事太有趣了，我一时忍不住大笑起来。我估计我笑得有点太歇斯底里了。临床心理学方向的学生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
接近期末的时候，教授要求我们写一篇学期论文，将整个课程的不同内容加以整合。辛格博士要求与每一位同学单独见面讨论论文主题。才见面几分钟，我便明白了为什么我会那么快就对他产生了好感。
“我考虑写如何将创造力融入心理治疗实践中。”我说道。辛格博士像个孩子一样脸上浮现出兴奋的光芒，激动地紧握双手。“这个想法太有意思了！我以前一直是个白日梦想家，我现在依然是个超级白日梦想家。你有没有读过我在积极-建设性白日梦方面的书？”他问道。
见面结束后，我冲到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把他关于白日梦的书读了个遍。这个研究主题太让人兴奋了！有一天，我去找辛格博士，对他说：“我非常喜欢心智游移（wandering mind）有利于创造力发挥的这个观点。”这次会面并不是强制性的。他很喜欢我的论文，想和我讨论下一步可能要做的工作。“想不想和我一起合作做论文？”他问，“也许我们可以整合一下斯滕伯格成功智力的三要素——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然后提出一个心理治疗的新框架？”
这一次轮到我激动了，我兴奋得像是要爆炸一样。“好的！”我回答道，感觉有些眩晕。我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甚至不知道怎样写一篇科学期刊论文，但是我找到了一个让我喜欢又感到自信的主题。
没人不做白日梦
美国心理学奠基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一度被指责有些“心不在焉”，他打趣地说，他只不过是“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思考中。威廉·詹姆斯不仅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也研究实际现象，并且在1980年创造了“思想流”（stream of thought）这个术语。在他编写的著名教材《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里，他在靠前的一章开篇写道：“现在，我们开始由内而外研究我们的心智。”毫无疑问，他将内在的意识流看成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20世纪50年代，深受威廉·詹姆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库尔特·卢因著作的影响，杰尔姆·辛格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发展自己关于白日梦和意识流的研究项目。1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认同不同的“现实水平”（levels of reality）从由“环境力量”直接诱发的回应向可能性和幻想转移。2卢因的观点、威廉·詹姆斯的著作以及弗洛伊德对于非临床关联的强调都让辛格更加坚定地认为，系统实验是探索“内在心智”（the mind within）的关键。
辛格和约翰·安特罗伯斯（John Antrobus，辛格的助手，后来成为辛格得力的合作伙伴）开始研究“注意力的游离”（decoupled attention），他们对“正常的”成年志愿者进行访谈，询问他们做白日梦的情况以及他们会在何种情形下做白日梦。他们很快明晰了一点：做白日梦是一个正常、普遍的人类现象，人们对其有清晰的意识，同时可以通过调查问卷做出可靠的报告。大量不同职业、性别和种族的志愿者报告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做白日梦的现象。此外，报告声称，在日常生活中更经常做白日梦的志愿者，在系统实验室条件下也表现出相似的模式。31966年，辛格将这些激动人心的发现写入了他具有开创性的著作《白日梦》（Daydreaming）一书中。4
天赋实验
为了在实验室捕获这些持续进行的心理过程，辛格和他的同事采用了基于信号检测研究的严格控制程序。在信号检测范式下，研究人员让志愿者坐在隔音室里，通过耳机给他们播放不同的音调。他们要求志愿者根据音调的高低按下不同的按钮，如果信号检测正确，则可得到奖励。他们每隔15秒就会要求志愿者汇报他们是否体验到了心理学家伦纳德·詹布拉（Leonard Giambra）所谓的“任务无关意象或思想”（task-unrelated images or thought，简称TUITs）。5通过对体验内容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与任务无关的思想范围极广，从对实验者的幻想到高度个人化的记忆或白日梦均有。
辛格和他的同事接下来使用了“思维抽样”（thought sampling）方法。他们利用一个分页设备将在实验条件下或日常生活中的志愿者打断，并要求他们立刻报告他们在这一时刻的想法和感觉。这种方法引发了各种各样有趣的研究理论的产生，证明了人们在休息时会走神，并且深深陷入个人关于未来的思绪中。
另一个早期的先驱人物是埃里克·克林格（Eric Klinger）。他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的白日梦和睡眠梦反映的是他们的“当前关注”，范围从不断想着没有完成的任务到未满足的欲望，包括从性渴望、社会追求到利他主义或者报复性冲动以及全部的人类动机。6
这些早期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人们做白日梦的风格各不相同。为了捕捉这些个体差异，辛格和他的同事们设计了想象过程问卷（Imaginal Processes Inventory，简称IPI）。7根据问卷结果归纳出了白日梦的三种主要风格：积极-建设性的白日梦，代表顽皮、寄予希望的和建设性的意象；内疚-焦躁的白日梦，代表偏执、痛苦的幻想；注意力控制缺乏，代表无法专注于持续的思考或者外部任务。
唐志艳（Tang Zhiyan，音译）和辛格发现，这三种不同风格的白日梦与不同的人格特质相关。8积极-建设性的白日梦风格与经验开放性相关，可以反映好奇心、敏感性以及对想法、情感和感觉的探索。注意力控制缺乏与低水平的尽责性相关，内疚-焦躁的白日梦与神经质呈正相关。唐和辛格得出了如下结论：“这些模型的趋同性表明这些因素结构很可能反映了我们大脑和生理体验中的一些非常根本的东西。”事实证明，他们的结论是正确的。
大脑在无所事事时都在干什么
多年来，认知神经科学家将人的这种内心私语视为噪声，认为其唯一的功用就是充当实验人员感兴趣的心理活动的对照。然而正是将大脑的“无所事事”作为实验对照这一“幸运的意外”，使得南茜·安德列亚森（Nancy Andreasen）、马库斯·赖希勒（Marcus Raichle）、戈登·舒尔曼（Gordon Shulman）、杰弗里·宾德（Jeffrey Binder）、德布拉·古斯纳德（Debra Gusnard）和兰迪·巴克纳（Randy Buckner）等神经科学家开始发出疑问：当大脑不在从事有明确目标的任务时，它到底在做什么？9这样的探寻引发了认知神经科学的重大范式转变——从注重基于任务、目标导向的认知到更加含糊不清却无处不在的心智游移现象。正如神经科学家卡利纳·克里斯托夫（Kalina Christoff）所述：“这样的范式转变也许有助于我们接受心智游移现象是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是我们心理存在的一部分——甚至可以使得我们尝试以某种具有创造性且愉悦的方式来利用它。”10
科学家发现有一个特别的大脑网络，通常被称为“任务消极网络”（task negative）、“静息态网络”（resting）或者“默认网络”（default），这个网络在进行被动休息和内省活动的时候高度活跃。11不能将这一网络与负责流体推理和执行功能的前额叶顶叶网络结构相混淆（见第10章），该大脑网络通常被称为“任务积极”（task positive）或“执行注意”（executive attention）网络，因为它动用的是与外部世界的积极心理参与相关的大脑区域。
与之相反，默认网络深度参与内心的意识流。默认网络包括大脑额叶和顶叶的众多内侧区域、外侧顶叶的下部区域以及颞叶内侧区域之间的交流。正是默认网络的整体协调使得它拥有如此大的能量，但是理解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各部分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前额叶皮层区域。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与社会情绪的激活和副交感神经系统（负责“休息和笑话”活动，如平静心率）的调节相关。背内侧前额叶皮层（dmPFC）与自我评价、社会评价和浪漫评价表示以及同理心和情绪结果预测相关。
进一步看看大脑的背侧，我们可以看到前扣带皮层（ACC），该区域与大脑皮层的其他区域高度联通，包括与感觉相关的躯体感觉皮层区域。前扣带皮层也与目标监测、情绪、同理心、身体和社会性疼痛相关，同时与背内侧前额叶皮层一样，也与副交感神经功能的调节相关。
背侧再远一点是后内侧皮层（PMC），这是大脑皮层的另一个高度联通的区域，该区域与主观自我感觉的形成有关，在从事涉及社会情绪及道德决策的任务时，或者回顾极其个人化的记忆时，该区域的活跃程度会很高。这一部分有两个重要的区域：楔前叶和后扣带皮层（PCC）。
接下来我们来到下顶叶（IPL），该区域与情景记忆的提取和站在他人角度看问题相关。最后，我们来到默认网络的最后一个区域——海马，该区域对长时记忆的形成和提取十分重要。图12-1是大脑默认网络关键区域的示意图。考虑到默认网络涉及的大脑区域较多，所以它与很多行为相关，这一点不足为奇。为了解这个统一的主题，让我们首先探讨一下有哪些类型的任务是与默认网络不相关的。当我们做机械对象推理、从长时记忆中提取实时信息、有意识地辨识一个情绪性的面部表情、推断他人的知识状态或者对他人的熟练表现或身体伤害做出情绪反应的时候，默认网络没有显著激活。12
与默认网络相关联的信息加工活动有哪些呢？有心智游移、白日梦、创造性的即兴创作和评价、未来设想、自我意识、高度个人化记忆的提取、对时间和经历意义的反思性考量、模拟他人视角、评价个人和他人情绪反应的含义、道德推理和反思性同情。
图12-1 默认网络
资料来源：M.H.Immordino-Yang, J.A.Christodoulou, and V.Singh，“Rest Is Not Idleness：Implications of the Brain’s Default Mode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7（2012）：352-364.经许可使用。
那么，将所有这些心理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是什么呢？玛丽·爱莫迪诺-扬（Mary Helen Immordino-Yang）认为，所有这些行为涉及对特定抽象信息的加工，具体指的是“在日常情况下以及在更加复杂的道德、社会性情绪、前瞻性和回顾性功能下的与自我和他人的心理、情感和主观方面有关的抽象信息……这样的宽泛描述是不可避免的，毕竟，人脑的默认模式（default mode，简称DM）的活动可以说是一半心智活动的基础”。13
因为默认网络负责这么多的日常心理活动，所以很难想象由默认网络产生的自由思绪没有任何适应性功能。在一篇2011年的综述论文中，乔纳森·斯库勒、乔纳森·斯莫尔伍德（Jonathan Smallwood）、卡利纳·克里斯托夫和同事认为，心智游移具有多重适应性功能，比如未来规划、梳理当前关注的问题，循环遍历不同信息流、分布式学习（而不是填鸭式学习）和创造力。14在过去短短几年中，针对自发认知的适应性功能的研究呈现出惊人的增长速度。
天赋实验
以同情为例。爱莫迪诺-扬的团队在研究中与大学年龄段的被试进行了一对一的访谈。在访谈中，他们为被试讲述了一些真实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讲的是在经济大萧条背景下，一个小男孩的成长经历。15故事中，小男孩的父亲在他刚刚出生时便去世了，他的母亲只能通过长时间的体力劳动来挣钱养家。他们让被试观看了一段视频。视频中，已经长大成人的小男孩正在看一段关于他已逝母亲的采访。在采访中，母亲讲述了一个故事。有一年冬天，她捡到了一枚硬币，然后给饥寒交迫的儿子买了一些热馒头，她的儿子尽管已经极度饥饿，但还是把最后一个馒头留给了母亲，可是母亲拒绝了，（骗她的儿子）说她已经吃过了。研究人员询问被试看到这样的场景时有什么样的感受。爱莫迪诺-扬和同事发现，在回答感受的过程中，反思性停顿越多的被试其认知抽象程度越高，给出的回答越复杂，在感受到道德情绪的时候，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仪监测到的默认网络的活动程度越高。
在最近的综述中，爱莫迪诺-扬、乔安娜·克里斯托杜卢（JoannaChristodoulou）和瓦妮莎·辛格（Vanessa Singh）指出该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她们认为将高强度注意要求强加给儿童可能会剥夺他们进行重要反思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能够使得他们对学习材料建立个人理解并反思这些知识的社会和情绪含义。16他们主张应当更加重视“建设性反思”（constructive reflection）的价值——这一概念与辛格的积极-建设性白日梦相差无几。
建设性反思这一概念与斯库勒和斯莫尔伍德的研究十分吻合。他们认为心智游移是一个目标驱动的过程，尽管该过程并未导向某一外部任务。17他们找到了神经科学的支持，证明随着注意力被导向外部环境，用意识研究专家伯纳德·巴尔斯（Bernard Baars）的话说，心智游移访问的是同一个“全局工作空间”（global mental workspace）。18
在他们与克里斯托夫和其他同事合作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心智游移参与执行注意网络和默认网络两种大脑活动。19这些研究发现很吸引人，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执行注意网络和默认网络的功能是对立的，即一方参与更多，则另一方参与更少。20看来心智游移是允许平常相互拮抗的大脑网络协调工作的一种非常独特的心理状态。
在一篇更新的论文里，斯莫尔伍德对两种相异但同等重要的意识流做了重要区分。其中一种涉及与当前环境无关的自我生成（self-generated）的心理内容，另外一种涉及知觉生成（perceptually generated）的内容。21
斯莫尔伍德指出，注意控制对两种意识流均适用。这能够使得一个人看起来非常心不在焉并且有些“游离”，然而他们也许只不过是沉浸在内心波澜壮阔的意识流里而已！
我们来看一些近期支持建设性反思的适应性价值的研究。在一项研究中，本杰明·贝尔德（Benjamin Baird）、乔纳森·斯莫尔伍德和乔纳森·斯库勒请被试参与了一项有利于产生心智游移的枯燥、重复性反应时任务。22参与者被间歇性地打断并要求将想法输入屏幕上的文本框里。研究人员发现被试心智游移的情景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对未来的思考。更重要的是，思考未来最多的被试表现出最高的工作记忆表现水平。由此可以看出，当我们布置给人们占据了他们外部注意的任务时，我们也许正在剥夺他们想象自己未来的机会。
在另一项最近的研究中，乔纳森·斯莫尔伍德、弗洛伦斯·鲁比（Florence Ruby）和塔妮娅·辛格（Tania Singer）调查了心智游移和人们日常决策之间的关系。23在每次实验中他们都要求被试在较小的即时金钱奖励和较大的延迟金钱奖励之间做出选择。被试还需要从事一项简单的反应时任务和一项工作记忆任务。研究人员发现，从事简单任务时，更多的心智游移与抵制即时诱惑从而在未来获得更大奖励的能力之间存在关联。重要的是，当被试参与对注意力有较高要求的任务时，心智游移与更佳的延迟折扣之间没有关联。这些结果表明，在轻松的环境中进行心智游移能够使人们做出关乎未来的具有建设性和适应性的选择。其他研究证明了在心理上摆脱当前环境束缚的能力有助于人们在意识中管理个人目标。24
天赋实验
在另外一项研究中，本杰明·贝尔德、乔纳森·斯莫尔伍德和乔纳森·斯库勒请被试参与一项关于发散思维的经典测验，即让被试在限定的时间内为一个常见物体（比如一块砖头）想出尽可能多的不寻常用途。他们在酝酿期之前和之后分别对被试的发散性思维表现进行评价，其中一组被试在间隔期进行在前两个实验中用到的相同的简单任务，另一组在酝酿期要么进行一项高要求的任务，要么进行安静的休息，要么根本没有休息时间。他们发现，与后者相比，前者的发散性思维能力表现出更大的提升。25事实上，那些被给予最佳心智游移条件的个人，其发散性思维较基线水平提升了40%！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我们想加强同情心、未来规划、自我调节发散性思维，那么应当创造条件让我们的思绪“飞”起来。当然，太多不必要的心智游移并不是好事，日常生活中过多的心智游移会导致生活的不幸福。26确切地说，有时候不能持续专注于手头工作会让人感到十分沮丧！这就是为什么工作记忆对于引导我们的自由思绪如此重要。迈克尔·凯恩（Michael Kane）和他的同事表明，在日常生活中，工作记忆水平更高的人更容易保持专注于任务，而无法保持专注于任务与阅读能力的降低相关。27
幸运的是，我们不需要在工作记忆和自发认知之间做选择。我们可以同时提升两者。而这个提升的过程，也是我们提升自己在现实世界的实用创造力的过程。
创造力过程的几大阶段
创造力既需要新颖性也需要实用性。在其生成阶段，产生大量备选想法或解决方案很重要。若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允许所有的想法进入我们的意识里，不管看似多么不相关。一旦一个有前景的想法进入意识，我们便需要经历一个探索阶段来审视这一想法，然后下大功夫了解其含义。这一点非常重要，需要深思熟虑和对明确目标的高度关注。28
近年来，心理学家调查了创造性过程的各个阶段——从灵感迸发那一刻一直到成品的最终完成。尽管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流体推理和执行功能对创造性认知有利，但是同样的机制也可以在创造性过程的某些阶段抑制创造力，并且对某些创造性表达的形式产生抑制作用。29儿童是很好的例子。儿童更加不易陷入某个单一思维模式的窠臼，而且他们的执行功能还未发展完全。30其中一种可能是他们欠发达的前额叶皮层促成了他们的创造力，这种可能性十分引人入胜。31
可以肯定的是，与儿童相比，成年人毫无疑问在实际执行发散性想法的时候更胜一筹。尽管如此，关于创造力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从儿童身上学习的东西，尤其在生成想法的阶段。
天赋实验
在一项设计巧妙的实验中，达里娅·扎贝利娜（Darya Zabelina）和迈克尔·鲁宾逊（Michael Robinson）请大学生们想象他们当天的课被取消了，或者想象他们回到了7岁的时候，遇到同样的情形。32把自己想象成孩子的被试在一项发散性思维测验中提出了更多的独创性回答，对于内向型的被试，这一影响尤其显著。
由于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涉及找到非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因此工作记忆也有可能妨碍获得顿悟式解决方案所必需的概念重组过程。伊万·阿什（Ivan Ash）和珍妮弗·威利（Jennifer Wiley）采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顿悟问题。其中一种类型的问题在陷入僵局前有许多可能的初始动作，而另一种在陷入僵局前几乎没有可用动作。33工作记忆得分较高的被试往往在有多个可用动作的任务上表现更好。然而，在重组成分被剔除的任务（陷入僵局之前几乎没有可用动作）中，工作记忆和问题解决之间没有关系。
这些结果表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重组阶段不需要注意力的控制，而最初搜索问题空间的过程则是需要的。大量其他研究也表明，相比顿悟式问题解决中的重组阶段，深思熟虑在分析式问题解决中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34研究发现，工作记忆水平高的人往往会采用复杂的策略，尽管更简单直接的方法更有成效。35
最近的大脑研究成果也让我们对创造力过程中不同阶段背后的认知机制有了更多的认识。考虑一下顿悟吧。顿悟也许是创造力过程最让人兴奋的阶段！为了在大脑中捕捉顿悟过程，约翰·库尼奥斯（John Kounios）和马克·比曼（Mark Beeman）将关注重点放在了远距离联想测验（Remote Associations Test，简称RAT）上。远距离联想测验要求被试想出一个词语，将三个看似无关的词语（如“鱼”“地雷”和“冲”）联系起来。36这项任务需要进行概念重组，因为问题的答案不是显而易见的，需要在多重可能性之间进行筛选。尽管他们发现与“啊哈！”的顿悟时刻相关的大脑反应由一系列神经事件的高潮组成，但他们也发现在解决顿悟和分析式问题之前，大脑活动呈现截然不同的模式。
在解决顿悟问题之前，大脑左右两个半球的颞叶（在耳朵周围）和内侧额叶皮层有更多的神经活动。在解决分析式问题之前，则在后侧（视觉）皮层检测到了更多的神经活动。
这表明，在分析式问题解决过程中，被试已做好准备进行分析性思考，关注外在。相反，在解决顿悟问题的时候，人们似乎将其注意力导向内在，做好准备来检测下意识的解决方案。特别地，在解决顿悟问题之前左右颞叶的激活表明，与词汇和语义信息相关的大脑区域在做准备，而源自前扣带的内侧额叶活动表明，大脑做好了准备，当检测到解决方案的时候，便会立即切换到最具顿悟性的意识流。
如前所述，创造力不仅涉及顿悟。在宝贵的“啊哈”时刻前后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为了用大脑扫描仪捕获创造力过程的不同阶段，梅利莎·艾拉米尔（Melissa Ellamil）和同事请被试设计书籍封面插图，让他们在创造力过程的创意生成和探索阶段之间来回切换。37他们使用可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器兼容的特殊绘图板，并提供了一个更具现实性的创造环境。他们发现，创意的生成和评估与不同的神经活动过程相关联。与探索阶段相比，被试在产生想法的时候，其内侧颞叶（MTL）显示出更高的激活水平。这一点很有道理，因为内侧颞叶与思想和记忆的自发生成以及加强的联想加工有关。
与此相反的是，与生成阶段相比，被试在探索和评估可能性的时候，执行注意网络的活跃程度更高。这一点也并不出人意料，因为想法的评估需要高度集中和目标导向的注意。有趣的是，与创意生成阶段相比，被试的默认网络区域也表现出更多的激活。因为默认网络与内部生成的情感信息的评估相关，所以研究人员表示在创意评估阶段，默认网络通过将我们的注意导向我们的“本能反应”（gut reaction），从而有助于缩小选择的范围。
研究人员还发现，与创意生成阶段相比，在创意评估阶段，大脑的“凸显”网络和外侧额极表现出更大的激活。凸显网络包括前脑岛和背侧前扣带皮层。该网络不断监测着外部事件和内部意识流，根据任务要求灵活地将接力棒传递给执行控制网络或默认网络。38如我们在第10章中所看到的那样，额极（不属于凸显网络）对意识中多重认知过程的输出的监测和整合尤为重要。
这种脑激活模式与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这些研究表明，那些在创造力测验中取得好成绩的人拥有灵活的注意力控制，即他们能够灵活地根据所处的创造力过程阶段在聚合思维模式和发散性思维模式之间来回切换。39利亚纳·加博拉（Liane Gabora）甚至认为3万～6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革命”[47]的发生不是因为新的大脑结构本身，而是由于人类能够更好地使用他们已经具备的大脑结构，这样的结构是随着人类在聚合与发散性思维模式之间切换的能力逐渐出现而形成的。[48]40在最近的计算机模拟中，加博拉和同事表明，将事物放在情境中以及具备从不同视角看问题的能力可以促使更具创造性和吸引力的文化产品生成。41
艾拉米尔和同事认为，创造性思维会动用大脑一些区域的“独特配置”，这些区域在进行“常规”思维的时候不会被一起激活。他们注意到，各种领域的创造性心智——从艺术到科学，可能拥有一个共同点，即均具有“参与相互矛盾的思维模式的能力，包括认知和情感、深思熟虑式和自发式加工的能力”。42该结论符合对多个领域富有创造力人士的访谈结果。43
其他的近期研究对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具有创造力的人通常拥有独特的大脑连接模式，使得他们能够同时启用看似矛盾的大脑结构。光竹内和同事研究了被试在参与一项需要发挥持续更新工作记忆内容的能力的任务时，其脑功能的特点。44所有被试均无神经病或精神疾病史，且都有完整的工作记忆能力。在进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的环节，研究人员对同一工作记忆任务实施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测验，其中一个版本的测验对专注力有更高的要求。
研究人员要求被试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展示他们的创造力，比如想出常见物体的独特使用方法、为常见物体想象理想中的功能，以及设想倘若“不敢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等。研究人员发现，在参与需付出更多努力的工作记忆任务时，被试的创造力愈强，其大脑默认网络楔前叶区域愈活跃。在静息状态下，默认网络的楔前叶区域通常展现出最高的激活水平。
这一现象对创造力有何促进作用呢？研究人员表示：“未能抑制看似不必要的认知活动也许反而有助于具有创造力的被试对不同网络呈现的两种观点进行关联。”45换句话说，最具创造力的个体是那些拥有足以完成需付出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所需的工作记忆能力，同时也能够保持大脑的开放性，随时接收可能的创造性连接。
最近，关于即兴创作的神经科学的研究也表明，在进行自发创造性活动时的大脑活动具有独特的模式。查尔斯·利姆（Charles Limb）和艾伦·布劳恩（Allen Braun）邀请专业爵士钢琴家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设备下进行即兴创作。46与弹奏经过反复练习的音符序列相比，在即兴创作时，外侧前额叶皮层钝化，默认网络的关键区域，包括前扣带皮层和内侧前额叶皮层尤其是额极区域的活力增强。
在通常情况下，当我们接到一个任务时，内侧和外侧前额叶皮层区域会进行互动，以监测内部意识流并对响应进行批判性评价。利姆和布劳恩的研究结果表明，爵士乐即兴创作也许代表了一种意识改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内部动机性自发行为在批判性自我评价缺失的情况下得以表达。没有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想法的自发生成可以绕开执行控制，直接流经前扣带通路进入运动系统从而产生创造性响应。研究人员认为：“外侧前额叶皮层的钝化也许允许了一种散焦、自由流动的注意的存在，有助于产生自发、意外的关联和顿悟。”47
外侧前额叶皮层活动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强烈的专注没有参与创造性的即兴演奏，其钝化更可能反映的是对当前意识内容的批判性自我评价的减少。事实上，卡斯滕·德德勒（Carsten De Dreu）及其同事发现，工作记忆与想法的流畅性和创造性顿悟相关，即使考虑到一般智力因素也是如此。48他们还发现，拥有更高工作记忆水平的半职业大提琴手能够表现出更多的创造性即兴演奏，而工作记忆尤其能够预测独创性构思，是因为工作记忆能使人们保持专注于工作。显然，心理持久性和心理灵活性均是创造力的关键促成因素。49如果心智过于游移从而忘了即兴创作，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天赋实验
查尔斯·利姆和其他研究团队合作进行了研究的拓展，调查了不同形式的即兴音乐创作，包括说唱音乐。在一项研究中，刘思远（Siyuan Liu，音译）和他的同事以12名专业的自由式说唱歌手为样本，研究了他们的神经模式。50他们比较了即兴演奏和经过排练的表演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上的成像。他们的发现与针对钢琴即兴演奏家的实验结果惊人得相似。他们再次发现，与排练过的表演相比，在进行即兴演奏时，演奏者的内侧额叶区域（包括额极）表现出更高的激活程度，而外侧前额叶皮层也呈现出更大的钝化。
与排练过的表演相比，在进行即兴表演时，左脑语言区的内侧前额叶皮层激活程度更高，这一点在情理之中，因为自由式说唱需要快速选择押韵的新词汇和新短语。研究人员还发现，说唱歌手即兴表演时，其大脑内侧额叶区域在他们有意识地体会到采取行动的意图之前，便已经激活。
研究人员指出，这一现象与许多艺术家的经历不相符，他们描述自己的创作过程受到外部力量的引导。诚然我们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扩大实验控制条件的范围，研究更多的创意表达形式并调查更多的创造力过程阶段。51但以上多项研究成果的一致性的确说明内侧前额叶皮层和外侧前额叶皮层活动的分离是音乐自发创造力的一个显著特征。
环顾内侧前额叶皮层、额下回、内侧运动前区和杏仁核的大脑活动的整个网络，研究人员认为自发的即兴说唱与整合了动机、情感和运动机能的大脑网络相关，该网络也在多种模式的感觉加工和主观经验表达中发挥着作用。他们认为该大脑网络可促进心流体验的发生。
我们在第11章中看到，天才儿童通常的特点是心流状态。然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当我们全神贯注、完全沉浸于一项任务时，我们都可以进入心流状态。在心流状态中，自我批评不复存在，外界干扰已经从意识中消退，你的大脑完全打开，做好了创造的准备。52因为心流体验对于生活方方面的创造力和幸福感非常重要——从体育到音乐、物理、宗教、精神再到性，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心流体验的特点，从而明白如何更好地开发我们宝贵的心理资源。
最近的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心流的倾向与智商分数无关，但是与日常活动的参与、高自尊、成就感、生活满意度、应对策略和焦虑感的减少有关。53有趣的是，近年来人们将心流现象与心理疾病联系了起来。这怎么可能呢？既然心流体验和创造力是对促进幸福感和自我表达来说如此重要的因素，为什么心流体验还能和心理和情绪的不稳定联系在一起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
天才和疯子间的距离
我和疯子之间只有一个区别。
我没疯。
——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
心理疾病和创造力息息相关这一浪漫论调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人们很少对它提出质疑。在继续讨论之前，我要先把这个说法扼杀在摇篮中：心理疾病对于创造力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凯·贾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南茜·安德瑞森和阿诺德·路德维格（Arnold Ludwig）所做的一系列常被提及的研究表明，心理疾病和创造力之间存在联系，这些研究受到了批评，原因是他们选择的样本太小且高度专业化（比如杰出的创造者），研究方法单薄且缺乏一致性，以及过于依赖主观性和轶闻叙述。54
没错，的确有研究表明杰出的创造者往往有不幸的早期经历，譬如遭遇社会排斥、丧失父母或身患残疾，并且与大众相比，心理和情绪不稳定的比率更高。55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使人衰弱的心理疾病是通向杰出的必要条件。有很多杰出人士并无心理疾病或者苦难的童年。对于一些案例中心理疾病和杰出之间的确存在的相关性，我们有多种可能性可以解释。
一种可能性是由于对独特性的极端需求或许反而使得社会排斥某些杰出的创造者。56大多数人均受到归属感需求和独特性需求的双重驱动，并尝试在两者间找到平衡。57对一些人来说，他们的需求天平更倾向于其中的一边。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一点对创造力来说很重要。在最近的一系列研究中，沙伦·金（Sharon Kim）和同事发现，对于抱有独立的自我概念的被试来说，当他们被明确告知他们成为一组并没有经过特别选择时，他们表现出的关于异界生物的想象力更丰富，并且拥有更广泛的远距离联想；相较而言，当被告知他们完成一些任务之后将会加入这个组时，他们的表现更差。研究人员发现，该实验中，创造力的激增具体来说是由与众不同的心理定向造成的。58
被排斥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愉快的经历，即便它能促进一个人的创造力。所以我们很有必要研究一下其他的环境条件，看看有哪些条件能够激发被排斥的体验但不会真正让人去经历这异常痛苦的过程。引人注目的新研究表明，任何违反常规的行事方式或被迫使像局外人一样去思考的经历均可提升发散性思维和认知灵活性。59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移民期之后往往会出现一个非凡创造性成就涌现的时期——移民们将自己的习俗和思想带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从而让所有人有了多元化的体验。60或许这一点也能解释为什么在国外生活、拥有多元文化经历或双语能力都与创意的生成有关。61
在讨论创造力和心理疾病之间的联系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即要认识到创造力分很多层级。詹姆斯·考夫曼和罗纳德·巴格托（Ronald Beghetto）认为创造力的表现方式有多种，包括学习过程固有的创造力即“迷你创造力”（mini-c）、日常创造力（little-c）、专业创造力（Pro-c）和杰出创造力（Big-C）。62进行日常形式的创造活动（迷你创造力和日常创造力）无疑不需要经受痛苦和磨难，事实上人人都可从中获得极大的喜悦、幸福和满足感。63
那专业创造力的情况如何呢？最近，西蒙·基沙加（Simon Kyaga）和同事利用瑞典总登记人口作为样本，调查了心理疾病和从事创意职业的关系。64他们的样本包含65 589名精神分裂症患者、14 905名分裂情感性障碍患者、68 915名双相障碍患者和438 372名单相抑郁症患者。他们发现，从事创意职业的人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单相抑郁症、焦虑性障碍、酒精滥用、药物滥用、自闭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或自杀的可能性更低。
有两个明显的例外。
第一，双相障碍与各种创意职业尤其相关。这一点符合研究结果显示的，人格特质轻度躁狂（双相障碍周期的关键阶段）能够很好地预测创意的生成和创造力自评。65轻度躁狂通常包括思维奔逸、注意涣散、睡眠减少、高自尊、夸张的想法、以目标为导向的行为增加以及冒险。66换句话说，轻度躁狂会带来很多技能促进创造力，尤其是艺术创造力。67当然，双相障碍周期中的抑郁阶段也可能对创造力有利，其可以通过缩小注意力焦点和筛选追求最切实际的想法来达到这一效果。双相障碍的抑郁阶段和创造力过程的评估阶段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很多研究的关注。显然，创造性认知与双相障碍之间的联系需要大量的研究，以更精确地揭示其中统一协调又相互区别的认知机制。68
第二，作家更有可能被诊断患有单相抑郁症、焦虑性障碍、酒精滥用、药物滥用并且有更大的自杀倾向。需要再次强调，这并不代表一个人必须得患有心理疾病才能加入作家的行列，然而以上结论的确表明，写作对于认知和情绪不稳定的人有特别的吸引力。69写作行业中如此高的心理疾病患病率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中一种可能性是写作过程固有的持续的自我反思性反刍思维也许延长或恶化了已有的心境障碍。当然，写作也可能对心理疾病患者具有惊人的治疗效果，通过写作，患者可以构建一种连贯的叙述，使得痛苦的情绪和精力变得有意义。70
最后，基沙加和同事发现，患者的一级亲属从事创意职业的比例显著偏大。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病患的亲属遗传了心理疾病有利于创造力的方面而回避了不利的方面？多项研究证明，精神分裂症患者那些心理健康的血缘亲属通常拥有非比寻常的创意工作和爱好，并且与普通人群相比，他们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分裂型人格特质。71
请注意，分裂型人格（schizotypy）与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不同。分裂型人格所包含的一组人格特质在某种程度上是每个人都普遍具有的。分裂型人格特质可分为两类。“阳性”分裂型人格包括不寻常的知觉体验、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心理界限单薄、冲动型不合规以及奇异的信念；“阴性”分裂型特质包括认知混乱和躯体及社交快感缺失（很难从社交互动及大多数人喜欢的活动中获得快乐）。分裂型人格个体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相似性更多地体现在阳性分裂型人格维度（如不寻常的体验）而非阴性分裂型人格维度（如情感和意志力的缺乏）。72
马克·贝特（Mark Batey）和阿德里安·弗恩海姆（Adrian Furnham）发现，在34项活动中（包括“写一篇短故事”“创建个人网站”和“谱写一首曲子”等），分裂型人格的不寻常体验和冲动型不合规维度（而非认知混乱维度）与以下各方面显著相关：创造力的自我评级、创造性人格（由包含以下形容词的检查表测量：自信、个人主义、富有洞察力、兴趣广泛、具有独创性、反思的、足智多谋、不因循守旧和性感）和日常创造力成就。73
因此，分裂型人格与创造性投入相关。但是谈了这么多有关分裂型人格的话题，你也许会问：自闭症对创造力是否有什么影响？我相信了解高功能自闭症和高功能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异同对理解各领域创造力的体现方式有重要的启示。人们逐渐达成共识：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的病因有重叠的部分，又有迥异的部分。74患有高功能自闭症和高功能精神分裂症的人均表现出高水平的非典型社会行为和“认知混乱”。75有意思的是，这些人群也表现出对细节和模式的偏好，不过很有可能这些调查项目对不同的人群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往往更加热衷于有意识地检测环境中存在的模式，而分裂型人格个体则因为内心意识流的蔓延而更可能看到环境中的不明显模式。
这一点符合两者对应的不同大脑构造。自闭症与低活跃度的默认网络活动和低水平的自发心智化能力（即思考别人的想法）相关，而精神分裂症与高度活跃的默认网络活动和过度推断他人意图的倾向相关。76因此不出所料，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通常被数学和科学吸引，因为在干扰数据中有意识地检测模式的能力对数学和科学很重要；而分裂型人格个体则倾向于被诗歌和艺术所吸引，因为依靠直觉进行情绪的自我表达对发掘隐藏意义非常重要。77诚然，数学、艺术和科学均涉及不同形式的直觉和想象。数学家会告诉你直觉是他们的重要资源，通常直觉会告诉他们数字本身所具有的规律，并且要做出异常复杂的证明的确需要很强的想象力。
现在我们已经探讨了心理疾病和创造力之间的联系，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些讨论与心流体验有怎样的关联。
神奇的心流体验
巴纳比·纳尔逊（Barnaby Nelson）和戴维·罗林斯（David Rawlings）以100名横跨音乐、视觉艺术、戏剧和文学领域的艺术家为样本做调查，发现阳性分裂型人格与心流体验的主要特征相关联。78阳性分裂型人格与他们设计的“创造力体验问卷”的以下成分尤其相关：
●独特的体验，“与创造力的过程相关，这里的创造力过程体现在体验的性质或类别的明确转变上。这种体验的变化包括自我意识的缺失、界限的坍塌、感受到与超越个体自我的力量的接触以及对艺术活动的自信心和轻松自如感。”
●吸引，“与艺术家感觉受到启发，全神贯注于艺术活动中相关。”
●力量/快乐，“与控制感、力量感和创造过程中的快乐相关。”
●焦虑，“与伴随创造力过程尤其是创造过程完成后的焦虑感和脆弱感相关。”
其中前三个方面是心流体验的核心特征。这些研究结果提出了以下疑问：分裂型人格、心流体验和创造性体验之间的关联背后有什么具体的认知机制呢？研究人员认为，潜伏抑制（latent inhibition）与其尤其具有相关性。潜伏抑制的减弱使得个体无法甄别之前被标记为无关的意识刺激。79一个典型的潜伏抑制任务包含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被试进行一项简单的任务（如记住他们听到某个特定音节的次数），这一阶段也会呈现一个与任务目标无关的刺激（比如突然迸发的白噪音）。在第二阶段，被试进行一个看似独立的任务，但是此前的无关因素变成了相关因素。例如，被试需要指出导致屏幕上出现一系列圆盘的原因是什么，而正确的答案就是之前仅被用来作为干扰的白噪音。
先前的研究表明，潜伏抑制的减弱与精神错乱之间存在关联。80然而，伦敦国王学院的名誉教授戴维·赫姆斯利（David R.Hemsley）认为，虽然这种基于之前经验而产生的期望松动可能会导致对自我意识的破坏，但是这一心理过程也可能为创造力带来优势。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些人可以用哲学家祁克果的话说，是“被可能性淹没”（drowns in possibility），而另外一些人能够巧妙地利用他们潜伏抑制的减弱来提升创造力水平。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区别？
谢利·卡森（Shelley Carson）认为工作记忆是一个关键因素，可以保护有创造潜能的个体不至于落入疯狂的深渊。81高执行功能也许能够保护潜伏抑制减弱的个体，避免他们陷入内心情绪和感觉的漩涡而无法自拔，并使他们能够良好地利用他们包罗万象的奇思妙想。
卡森和同事的确发现高智商和低潜伏抑制的结合与创造性成就相关。82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与潜伏抑制的减弱相关的是对直觉的信心而不是分析性认知风格。83对直觉抱有更大信念的人并不只是空谈，他们实际上会更好地利用实验第一阶段中迸发的看似“不相关”的白噪声，同时在第二阶段当这些因素变成相关因素时对其相关性进行重新考虑。
我非常惊奇地看到被试在做瑞文推理测验中的流体推理测验（如第10章所述，该测验对非言语能力的要求很高）时能够不费吹灰之力轻松完成，然而在做潜伏抑制任务时却万分沮丧，因为他们无法找出看似简单的任务的答案。许多被试的注意力全情灌注于耳机里播放的音节，竟然没有考虑到那些白噪声可能已经变成了相关因素。与此相反，我注意到我调查过的艺术家大多非常擅长做潜伏抑制任务，他们能够立即发现看似无关但是正确的连接。实际上，当我做正式分析的时候发现，潜伏抑制的减弱与艺术领域（而非科学）的创造性成就显著相关。84相比之下，瑞文矩阵测验表现与科学领域（而非艺术）的创造性成就显著相关。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低潜伏抑制不是在筛选无关信息方面的“无能”，也许它包含了一种抑制有意识的“理性”思维的能力。[49]这种抑制作用有时会有其优点，尤其在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生成阶段。当然，这也意味着有时我们发挥能力在注意力控制、工作记忆和坚毅性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无能，即无法在问题空间里让创意（包括早先被丢弃的想法）自由流淌。
纳尔逊和罗林斯认为，低潜伏抑制使得个体未能预先将刺激归类为不相关因素，这一“失职”会“导致直接经验未被前导事件决定或影响”。更重要的是，“正是这份全新的欣赏态度及与之相关的探索意识和发现意识使得个体高度沉浸于创新过程，其本身或许就能引发体验质量的转变，通常表现为体验的强化或提升”。85
换句话说，创造性心流体验与经验开放性密切相关。然而，经验开放性到底是什么？现在，让我们来仔细探讨一下人格特质的这一重要方面。
开放性和知性的两端
经验开放性一直以来都是人格范畴中心理学家很难描述的一个范畴。因为这个范畴几乎无所不包，与艺术、审美情趣、非常规性、情感丰富性、想象力、创造力、智商、知觉智力和求知欲均有联系。这一范畴所具备的凝聚力是认知探索的驱动力。然而，人类的许多不同认知过程是可以为我们所探索的。86
最近的一些研究在多个层面进行了分析，包括行为、神经科学和遗传学等层面，表明该范畴的复杂问题解决和抽象推理成分（“知性”，Intellect）是可以与幻想、知觉、审美和经验成分（“开放性”，Openness）相分离的。87知性似乎是“真理”的驱动力，而开放性似乎是“美”的驱动力。88尽管如此，知性和开放性均包含众多具体的方面。
在最近的一系列研究中，科林·德扬、雷切尔·格拉齐奥普勒（Rachael Grazioplene）和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对经验开放性这个包罗万象的范畴进行了探讨。89在两项研究中，他们以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为被试实施了大量认知和人格测验，包括对分裂型人格的测量。所有被试无人患有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研究人员将非言语、言语和空间流体推理测验分数的平均值作为一般智力的衡量。
他们发现，对认知需求进行自我报告是衡量知性的绝佳方式。以下是相应量表的部分项目：
●我非常喜欢需要寻找新途径解决问题的任务；
●我倾向于设定只有付出大量脑力劳动才能达成的目标；
●当我的周围都是聪明人时我能最好地思考；
●我喜欢我的生活充满了我必须解决的难题；
●相比简单的问题我更喜欢复杂的问题。
相比之下，对专注度的自我报告是衡量开放性的绝佳方式。以下是相应量表的部分项目：90
●我喜欢看天空中云彩的变化；
●有时我感觉我可以把整个世界都装进我的大脑；
●有时我的经历似乎格外真实；
●有时我完全沉浸在大自然或艺术中，我感觉自己整个的意识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被暂时改变了；
●有些在别人看来可能毫无意义的东西对我来说却是有意义的。
有趣的是，幻想倾向也是开放性的有力标志。这一点符合埃里克·克林格和同事的相关研究结论——他们发现，幻想倾向是一种积极-建设性的白日梦，并不是疾病，而是普通人不同程度均拥有的正常特质。91
为了更好地理解经验开放性这一范畴的丰富性，他们将所有测验分数按照同一个维度进行了排列。这种排列称为单纯形（simplex），通过视觉空间的方式描绘了变量之间的关系强度。距离较近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比相距较远变量之间的关系更紧密。如图12-2所示，拥有更多图示中知性一端特质（靠近顶部）的个体喜欢思考和生活在一个充满想法的世界里，而拥有更多开放性一端特质（靠近底部）的个体则更喜欢完全沉浸在心流体验和幻想中。[50]知性的最极端形式是一般智力，而开放性的最极端形式是阳性分裂型人格。考虑到一般智力与有意识地搜索环境中的模式相关（见第10章），而阳性分裂型人格与找出环境中不存在的模式相关，因此这一点是很有道理的。
图12-2 经验开放性范畴
资料来源：C.G.DeYoung, R.Grazioplene, and J.B.Peterson，“From Madness to Genius：The Openness/Intellect Trait Domain as a Paradoxical Simples，”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6（2012）：63-78.经许可使用。
德扬和同事认为，在探讨正常人的人格变异时，关联症（apophenia）[51]2是“阳性分裂型人格”的理想替代术语。一方面，这一术语对实际发生的现象描述得更加确切，同时这一术语的含义更加中性（分裂型人格的含义与精神分裂症相关联）。关联症是人的一种能够看到不存在的却有意义的模式的普遍倾向，是人性的一个基本方面。一些例子包括佩戴幸运符，听到随机的声音误认为有人喊你的名字。这种现象有时会变得很严重，比如赌徒变得嗜赌如命、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情发作等，但是我们所有人都位于关联症频谱的某个地方。
迄今为止，心理学家还没能很好地测量关联症，也没能找准这一特质在我们人格结构中的位置。一直以来，心理学家们试图对分裂型人格的阳性特质进行重新命名，他们先后想出了一些非常棒的名称，比如“古怪性”（Oddity）92、“奇特性”（Peculiarity）93和“经验渗透性”（Experiential Permeability）等。94上述单纯形的结果表明，如果我们在测量经验开放性这一范畴中的各要素时能增加对关联症的测量，那么我们会发现关联症的确是人类人格变异的一个重要来源，并且我们可以将其纳入经验开放性这一范畴。此外他们发现，一般智力和关联症之间只存在十分微弱的负相关，因此两项特质并非此消彼长，人们完全可以在两项特质上同时取得很高或很低的分数。毕竟该单纯形中的所有测验均属于同一范畴（经验开放性），即使其中有些测验（如对一般智力的测验）和另外一些测验（如对关联症的测验）相去甚远。
这些结果表明，存在一些力量使得开放性和知性同消同长，还有其他一些力量使得两者此消彼长。多巴胺系统很可能是作用于整个经验开放性范畴的一个系统。95我们之前已经了解到，多巴胺主要是对行为和认知具有激活效应，能够影响我们的接近行为、对奖励的敏感性以及思维的广度。多巴胺与外倾性、积极情感、心理灵活性和潜伏抑制的减弱存在关联。96近期一项研究发现，与多巴胺系统相关的两个基因的变异与整个经验开放性范畴相关。尽管他们发现在两个不同的儿童和成人样本中仅发生了部分复制，并且影响很小，但这一点在预料之中，因为人格是由许多不断在彼此之间以及与环境之间进行交互作用的基因所决定的（见第1章）。97支持多种形式的认知探索的另一个重要生物学机制是默认网络，我们已经看到默认网络与建设性反思、积极-建设性白日梦和想象未来的能力相关。98因此，虽然知性与抽象信息探索联系更紧密，而开放性与知觉和经验信息探索的联系更密切，但同时也存在共同的力量对经验开放性范畴产生影响。
这就将该范畴中所有要素都联系在了一起。那么是什么样的生物作用使得开放性远离知性呢？相比开放性，指向外侧前额叶皮层的多巴胺投射对知性的影响很可能更大，因为多巴胺对工作记忆及该大脑区域的其他认知功能十分关键。在一项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中，科林·德扬和他的同事发现，与智商、工作记忆以及涉及工作记忆的典型大脑活动相关的是知性而不是开放性。99
与此相反，深受指向纹状体的多巴胺投射影响的很可能是开放性而非知性。我在前面也曾提到，我之前的研究发现知性与工作记忆相关、与内隐学习无关，而开放性与内隐学习相关但是与工作记忆无关。德扬和同事指出，人的正常的内隐学习能力可以导致人们将巧合和感觉噪音过度诠释为有意义的模式，100开放性方面得分高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行为。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神秘观念倾向（如相信心灵感应）与在噪声或随机视觉数据中识别有意义的模式呈正相关。101
多巴胺对前额叶皮层的作用呈“U”形函数：多巴胺太多和太少均可造成认知功能受损。102开放性和知性均与多巴胺系统相关，103然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多巴胺水平（与工作记忆相关）与纹状体的多巴胺水平（与内隐学习相关）存在某种程度的对抗作用。纹状体多巴胺水平的升高通常与外侧前额叶皮层多巴胺水平的降低相关，反之亦然。104有研究显示，阳性分裂型人格与纹状体多巴胺水平的升高有关，105精神分裂症、分裂型人格和开放性均与潜伏抑制减弱相关，而潜伏抑制减弱与多巴胺水平的升高相关。106
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开放性和知性与白质束完整性的关联是反向的。我们在前面看到，白质由被称为髓鞘（myelination）的脂质“绝缘体”所包覆着的轴突构成，以帮助大脑的不同区域之间进行沟通。智商和工作记忆与前额叶和顶叶皮层内白质束的完整性呈正相关。与此相反，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普通人群中阳性分裂型人格得分较高者的额叶白质束的完整性却降低了。107最近一项针对智商分数超过平均值的个体的研究发现，经验开放性和发散性思维与白质束完整性的降低相关，而其白质束完整性降低的区域与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观察到的区域相同。108这些发现表明，即便脑白质完整性降低也许是认知“缺陷”的一个标志，但是在非临床人群中，额叶白质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的降低可能有利于灵活性和创造性认知。德扬和同事认为，额叶白质完整性也许是使得一个人倾向于处在经验开放性单纯形的一端或者另外一端的一个因素。
最后，大脑功能偏侧化可能是另一个将开放性和知性推向不同方向的因素。尽管大脑的两个半球之间不断发生交流互动，但是从总体上看，我们的左脑专门负责与语义和逻辑运算相关的功能，而右脑则专门负责与全局模式识别、意象和空间关系相关的功能。109一般智力因素与额叶和顶叶的许多不同区域的结构和功能相关，但是这些关联大多都在左脑。相反，精神分裂症、关联症和发散性思维通常与右脑语言优势的减弱相关。110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右脑多巴胺水平的升高会导致与阳性分裂型人格相关的奇异想法的产生和联想的松弛。111德扬及其同事认为，左、右脑优势可能使得人们倾向于表达单纯形某一端的特质。
他们也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观点，即做梦也许是与清醒状态时的开放性相类似的由多巴胺驱动的一种认知探索。确有研究发现睡眠和做梦能够激发创造性的顿悟，具备创造性顿悟的个体往往表现出更多的右脑激活。112因此，开放性很可能受右脑中多巴胺水平飙升的支持，这一生物机制不分昼夜地在后台运转，随时警惕非凡顿悟的出现。那些睡眠和清醒状态之间界限模糊的人在产生顿悟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爱伦坡曾经写道：
世人历来谓我疯狂，然而这个问题迄今尚未解决：疯狂究竟是不是最崇高的智慧——是否大多数辉煌成就，是否全部的远见卓识，不是来自于思想之疾病，而是来自以正常智力为代价而得以升华的精神状态。白日做梦者知晓许多只在夜晚做梦的人无法知晓的事理。
他们在阴郁的梦幻中瞥见永恒，醒来时激动地发现他们已接近那个伟大的秘密。113
无论是哪些因果力量的合力使得开放性和知性分离，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两者均是创造力和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都有资格获得更多的重视和科学研究。虽然开放性与知性的相对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范畴（艺术/科学，见下文），但是太多的开放性或者太多的知性很可能都不利于任何领域的创新实践。过于注重现实结果则会错失隐藏的连接，而对现实结构过于频繁的误判则会让人面临深陷疯狂泥淖的危险。因此，少许分裂型人格加上适量的执行功能和智力投入，才能够促进心理的灵活性、创新和发现。114
也许这就是负责开放性的基因依然留存在人类基因库的原因。115
德扬和他的同事认为：“‘知性’可能对伴随关联症的过度包容性模式识别具有弥补作用，从而减少了罹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事实上，也许正是高水平的开放性加上‘知性’的不足，导致了严重的关联症。甚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知性和开放性在某种程度上的协变关系是因为进化选择使得知性与开放性同时发生，从而避免适应不良发展为严重的关联症。”116
然而位于精神分裂症频谱上的人并不是唯一能从高开放性上受益的群体。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加，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患者也倾向于表现出更多的心智游移活动和默认网络抑制的缺乏。117同时，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患者也倾向于在发散性思维、创造风格和创造性成就测验中取得高分。118邦尼·克拉蒙德（Bonnie Cramond）表明，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和创造力的行为表现有着惊人的相似。119尽管教师可能会觉得教授那些无法在座位上坐定并把注意力放在事先拟定的教学目标上的学生非常令人沮丧，但他们应该认识到这些“不专心”的孩子可能只是需要一点执行功能的训练，就可以帮助他们走上发挥伟大创造力的道路！120
“理性”和“经验”缺一不可
这些研究为我们描绘了不同的心智是如何加工信息的，以及它们是如何趋向不同形式的创造性认知的。这些信息十分重要。然而，我们如何才能以这些心理测验为基础，去预测现实世界中真实的创造性成就呢？
让我们趁热打铁，首先来看看经验开放性这一范畴。埃米莉·努斯鲍姆（Emily Nusbaum）和保罗·西尔维娅（Paul Silvia）以大学生为样本发现，开放性（而非知性）可以适度预测10个艺术和科学领域的总体创造性成就。121与此相反，知性与创造性成就不相关，但是与流体推理相关（开放性与流体推理不相关）。
这表明，总体上来讲，相比知性，开放性是创造性成就更强有力的预测因子。但是涉及具体形式的创造性成就时，情况又如何呢？在最近（尚未发表）以包含成人在内的两个大样本为对象的研究中，我和同事发现开放性是艺术领域创造性成就更强有力的预测因子，而知性则是科学领域创造性成就更强有力的预测因子。在另一项研究中（也是我博士论文中的研究），我从更微观的角度调查了经验开放性以及它与创造性成就的关系。我选择了高中生作为样本，发现了经验开放性的4个独立的要素：
1.外显认知能力（一般智力，工作记忆）；
2.智力投入（投入到复杂问题的解决和抽象推理的渴望）；
3.情感投入（投入全部情感的渴望，包括满怀情感的直觉）；
4.审美投入（投入整体性模式、知觉体验和幻想的渴望）。122
这4个要素并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外显认知能力、智力投入和审美投入三者之间呈正相关，在其中一个方面得分较高的人往往在其他方面也有较高得分。有趣的是，虽然情感投入与审美投入呈正相关，但是情感投入与外显认知能力和智力投入均不相关。更重要的是，情感投入与同情高度相关，而外显认知能力和智力投入与同情不相关。
那么这4个因素与创造性成就有何关联呢？外显认知能力和智力投入与科学领域的创造性成就显著相关（包括在科学发现和发明上的创造性成就），然而艺术领域的创造性成就（包括视觉艺术、音乐、舞蹈、创造性写作、幽默、戏剧和电影上的创造性成就）却并非如此。事实上，与外显认知能力相比，智力投入是科学领域创造性成就的更佳预测因子。这一点符合索菲·冯施图姆（Sophie von Stumm）、贝内迪克特·黑尔（Benedikt Hell）和托马斯·查莫罗-普雷姆齐克（Tomas Chamorro-Premzic）所做的其他研究。他们发现，“饥饿的头脑”（求知欲）能够独立于传统智商测验来预测学业成绩。123我的发现将他们的重要发现拓展到了科学领域的创新成就。相比之下，我发现情感投入和审美投入与艺术中的创造性成就显著相关，而在科学领域却并非如此。同情与情感投入和艺术领域的创造性成就密切相关，但在科学领域并非如此。
基于这些发现和我在博士学习期间研究成果的总体模式，我提出经验开放性范畴的抽象推理和经验层面与不同信息加工模式独立相关，每一种关联都值得重视和研究。124我意识到关于现代双加工理论（dual-process theory）的研究越来越多，我感觉到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将智力的科学研究与这方面的重要文献进行整合。
近几年，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双加工理论来解释推理、理性、决策、创造力和社会行为。125虽然不同的学者对该理论的精确阐述有所出入，但是有一些主题是统一的。“第一类型”加工（乔纳森·埃文斯[Jonathan St.B.T.Evans]提出的称谓）囊括了一系列快速、自动化的认知加工过程，包括知觉、内隐学习、潜伏抑制、进化演变的心智模块（evolutionarily evolved domains of mind）、情绪调节和习得的活跃连接（the firing of learned associations）。126
基思·斯坦诺维奇和玛吉·托普拉克（Maggie Toplak）认为：“在遇到激发性刺激时，第一类型加工的执行具有强制性，不依赖高级控制系统的输入。”127
与此相反，第二类型加工则更加缓慢且受到更多的认知控制。第二类型加工的一个核心特征是维持解耦表征（decoupled representation）的能力，即保持现实世界表征与认知表征的分离。这一点可以促进假设性思维的提升，我们在第10章中看到，这一思维能力与大脑前额叶顶叶网络结构的活动相关。
斯坦诺维奇和托普拉克认为，第二类型加工“使得人们能够从现实世界表征中脱离出来，以便他们能够进行反思并得到提升。”128相比第一类型加工，第二类型加工通常与流体智力和工作记忆的关联性更强。
两者之间的这些区别符合最早、最著名的现代双加工理论之一——西摩·爱泼斯坦（Seymour Epstein）的认知经验自我理论（Cognitive-Experiential Self-Theory，简称CEST）。根据爱泼斯坦的观点，人类拥有两种平行而又相互作用的信息加工模式。129“理性”思维模式（属于第二类型加工）具有分析性、逻辑性和抽象性，需要通过逻辑和证据来证明其合理性。相比之下，“经验”思维模式（属于第一类型加工）具有整体性、情感性、具体性，是被动体验的，其有效性是不言而喻的（经验本身便足以产生信念）。重要的是，爱泼斯坦认为，两种思维模式具有互补性，没有哪种模式普遍优于另一种模式。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保罗·诺里斯（Paul Norris）和西摩·爱泼斯坦研究了重要成果与理性思维和经验思维偏好之间的各种关系。130诺里斯和爱泼斯坦发现，理性思维（包括对逻辑和抽象思维的偏好）和经验思维（包括对直觉、情感和想象力的偏好）可以预测不同的成果。经验思维（而非理性思维）偏好与发散性思维、审美判断、幽默感和直觉能力的客观表现度量以及同情心和社交受欢迎程度的自我报告度量相关。131虽然理性思维（非经验思维）偏好与几种调节度量（如生活的意义、自我接受）相关，但是这两种思维风格都与个人成长呈正相关。更重要的是，人们对理性思维和经验思维的自我报告偏好通常与熟悉他们的人的观察结果相一致。研究人员认为，他们的研究结果证明了与经验思维相关的适应性无意识心理的有效性。
将所有这些研究综合起来可以看出，对经验开放性这一宽泛范畴的诸多方面进行培养或许有助于一个人成为博学者。
就像爱泼斯坦在写给我的个人信件中所说的那样：“同时擅长两种思维方式（理性和经验）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他们既有科学家的头脑又有诗人的情感。换句话说，他们拥有这两种思维方式的积极特征而不具备其消极特征，因为每种思维方式的消极方面都处于另一思维方式的控制之下。”
看来为了培养创造力，我们有很多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心智上学习的东西。
如何测试“想出新点子的能力”
那么对于发散性思维情况又如何呢？在这一章的整个内容中我们反复提及发散性思维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但是确切来讲，发散性思维究竟是什么？发散思维测验能从多大程度上预测创造性成就？在20世纪50年代，吉尔福特（J.P.Guilford）提出发散性思维是创造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包括思想的生成、流畅性、灵活性和独创性。吉尔福特的理论引发了大量发散性思维测验的开发。金庆熙（Kyung Hee Kim，音译）针对一个由45 880人组成的大样本做了分析，发现发散性思维和智商之间存在微小的正相关。132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同一智商测验来独立地衡量聚合思维技能和发散性思维技能，且这两种技能均可独立贡献于创造力。133
天赋实验
迄今为止应用最广泛的发散性思维测验当属保罗·托兰斯（E.Paul Torrance）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发的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简称TTCT）。托兰斯不满美国对智商测验和聚合思维的迷恋，决定编写一个可以测量“想出新点子的能力”的测验。托兰斯测验包括言语测验和图画测验。前三项言语测验要求根据一幅图片提出尽可能多的问题，猜测图片内容发生的原因以及可能发生的后果。其他4项言语测验包括想出各种方法对产品进行改善、对某一物品提出尽可能多的问题以及想象如果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会怎样（比如人们要是能随心所欲地隐身会发生什么）。三项图画测验包括在所给图片的基础上进行扩充绘画。评判小组按照一系列标准对被试的表现进行评分，这些标准包括流畅性、精致性和独创性。
事实证明，托兰斯测验在大量教育环境中均具有实用价值。该测验首先对资优学生的评估是一个有益的补充。134研究表明，老师通常更容易把学习好、招老师喜欢的学生而不是那些具有创造力的学生认定为资优生，因为具有创造力的学生通常都不是中规中矩的学生。托兰斯曾经做过评估，如果我们仅仅依靠智商测验和考试分数来甄别资优儿童，那我们会把20%最具创造力学生中的70%忽略掉。其实对于测试人员来说，将发散性思维作为资优评估的一部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即使他们不想花很长时间实施完整的托兰斯测验，也可以采取一些小的做法。最近，我与詹姆斯·考夫曼和伊丽莎白·利希滕贝格尔（Elizabeth Lichtenberger）合作完成了一篇论文，文中我们推荐了一些方法帮助智商测验人员通过在被试的回应中寻找创造力来衡量他们的发散性思维。135
托兰斯测验对创造性成就的预测性如何？虽然预测的强度因样本、测验条件和创造性成就形式的不同而异，但是总体来说托兰斯测验具有一定程度的预测性。136在近期一项针对47 197名被试的调查中，金发现发散性思维和创造性成就之间存在微小的正相关。然而他发现，在艺术、音乐、写作、科学、领导力和社会技能方面，发散性思维测验分数与创造性成就之间的关联度高于智商分数与创造性成就之间的关联度。137托兰斯测验对创造性成就的预测比其他任何发散性思维测验更佳，并且在测验间隔11～15年时，发散性思维和创造性成就之间的关联度达到了最高。
20世纪50年代晚期，托兰斯本人进行了一项针对创造力的长期研究，这是针对创造力和成就之间关系的时间跨度最长的研究之一。他的研究样本包括1958—1965年明尼苏达州两所小学的全部学生。学生们每年都参加托兰斯的创造性思维测验，同时也参加智商测验和其他学业成就测验。1999年，乔纳森·普拉克（Jonathan Plucker）对托兰斯自1958年至当时的全部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发现发散性思维测验分数解释了大约一半的成人创造性成就的差异。138更重要的是，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所能解释的创造性成就差异的总量是智商分数的三倍。
更新的研究分析发表于2010年，马克·伦科（Mark Runco）和同事在50年后继续对托兰斯的样本进行了跟进调查。139到此为止，托兰斯测验分数不再能显著预测公共创造性成就，但是与个人创造性成就（比如各种个人爱好）表现出微弱的联系。智商与任何形式的创造性成就（公共或个人）均不相关。[52]显然，在所有要素中，“超越者检查表”（Beyonder Checklist）的测试结果是个人和公共创造性成就的最佳预测因子。托兰斯观察了是哪些特征使得那些创造性成就最高者脱颖而出，并以这些结论为基础创建了这份检查表。这些特征包括对工作的热爱、使命感、深度的思考、对错误的容忍、全面性和对作为小众的一员感到舒适。伦科与同事发现这些特征的组合效力持续得最久，在50年后仍然对具有社会价值的创造力以及个人创造力发挥着促进作用。
1983年托兰斯指出，关于取得创造性成就者的经历和研究使得他越来越意识到：爱上你的梦想具有特别的重要性。140“创造力、卓越成就和自我实现的最强大源泉之一似乎是爱上某样东西，比如你的梦想、你对未来的设想等。”根据这一见解以及与老师的访谈结果，他提出了《儿童宣言》（The Manifesto for Children），见图12-3。
图12-3 托兰斯的《儿童宣言》
资料来源：E.P.Torrance, Manifesto for Children（Athens, GA：Georgia Studies of Creative Behavior and Full Circle Counseling, Inc.，1983）.
智商与创造力是否相关
智商的情况如何呢？在预测创造性成就的道路上，智商可以带我们走多远？
天赋实验
20世纪20年代，凯瑟琳·考克斯（Catharine Cox）翻遍了各种人物名录以寻找天才。141她根据词条内容的长度选择了生活在1450—1850年的301名男女作为研究对象，这些人都是举世公认的天才。根据这些杰出人士的传记资料，她邀请了多位评分员为每个人的孩童期和成人期分别评定一个智商分数，然后由她来计算每个人的智商分数估值与杰出程度之间的关联。
有些情况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约翰·穆勒，3岁时学会了希腊语，6岁时完成了一部罗马史的写作，7岁时已经在读柏拉图的著作，8岁时开始学习数学、物理和化学。考克斯对青少年时期的穆勒评定的智商分数是190分——相当合理。然而对于其他一些案例，情况却不甚清晰明了。以莫扎特为例。他无疑是一个奇才，4岁时便可演奏钢琴，5岁时作钢琴曲，6岁时他的演艺事业已经开始起飞，7岁时发表了第一部作品，15岁时已经创造了数部奏鸣曲、协奏曲、弥撒曲、交响乐、轻歌剧和一部歌剧。莫扎特在音乐上的早慧毋庸置疑，但是他有很高的智商吗？
考克斯持肯定态度，给青少年时期的莫扎特的智商打了150分。事实上这一判定的所有依据仅仅是莫扎特在音乐上的早慧。考克斯指出：“莫扎特曾提到他在14岁的时候可以阅读意大利文的《一千零一夜》。”但是她也写道：“学校学习排名和进度：无具体记录。”音乐天才并不等同于高智商，其他模棱两可的情况也存在。譬如简·奥斯丁和乔治·艾略特是两位非常有才华的作家，然而为他们指定一个智商分数着实没有任何依据。142
考克斯的前提是有缺陷的。她认为智商是预测伟大创造力的最重要的变量，所以她目之所及，看到的全部是智商。就像有句俗话说的那样：如果你手里拿着一把锤子，那么任何东西在你眼里就都像是钉子。最终，考克斯考虑到了其他特质，她选择了其中的100位天才组成一个子集，分别为他们在67项人格特质上打分。
考克斯惊讶地发现：“较高（而不是最高）水平的智商加上最大程度的坚持所能实现的卓越成就高于最高水平的智商加上较少的坚持所能实现的成就。”143
1921年，推孟（考克斯的导师）开始了自己对天才的研究。他想要破解当时颇为风靡的关于高智商儿童“早慧早衰的神话”。此外，他想证明自己的智商测验具有长期预测价值。推孟采取了与考克斯相反的做法：他坚决认定智商是预测天才的最重要变量，因此他决定以高智商群体作为起点，然后记录他们长大后的天才程度。
推孟认为人的潜力必须尽早测量，所以他请老师们向他推荐最聪明且年龄最小的学生。当时的老师无疑倾向于选择成绩好、守纪律的学生，许多本来具有资格的学生，比如具有很高创造力但喜欢捣乱的学生根本连参加推孟测验的机会都没有。当然，他们对高成绩的少数民族学生也存在偏见。事实情况是，在所有168 000名儿童中，推孟的样本只包含4名日本儿童、1名黑人儿童、1名印度儿童和1名墨西哥儿童。
受到推荐的学生参加了团体智商测验。如果他们过了这一关，接下来会参加一项简略版的斯坦福-比奈测验。如果他们通过这一项测验，之后他们便能有幸参加完整版的斯坦福-比奈测验。所有得分在135分及以上的学生受到邀请加入他的研究。推孟最后一组“白蚁”（Termite，这是对被试儿童的亲切称谓）[53]的平均智商高达151分！推孟的研究成果看上去充满希望。到了中间，与一个智商较低组相比，那些高智商被试的身材更高、健康状况更佳、身体发育更好，并且社会适应能力更强。根据家长的报告，这些孩子的智力发展更早，开始说话时间比其他孩子平均早了约三个半月。大约一半的“白蚁”在上学前已经开始阅读，有的在两岁时便开始阅读。有一个25个月大的孩子，他的阅读水平甚至赶上了一年级的学生。阅读时间从7岁时的平均每天一小时增加到13岁时的每天两小时。
白蚁们的阅读范围也比同龄人更宽，包括非小说类作品（科学、传记和历史）、百科全书和地图集。父母报告说他们的孩子学习速度快、求知欲强、记忆力好且词汇量大。许多“白蚁”还有收藏的习惯，比如集邮等。教师评价说，这些孩子具有很高的意志力和取得成就的驱动力。本质上，他们都是好学生。
他们的成就无疑超越了单纯的学术。经过35年的跟踪调查，推孟对其精英组群的成就做了如下总结：
发表科技论文和文章近2 000篇，出版书籍和专著约60部，内容涉及科学、文学、艺术和人文领域；专利授予总数超过230种；其他作品包括33部小说，约375篇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戏剧；不少于60篇散文、评论和小品；以及265篇关于各种主题的杂文。以上出版物的数字没有包含数以百计被归到新闻报道、社论或报纸专栏一类的记者文章，也未包括数百甚至成千上万的广播、电视和电影脚本。144
这份清单的确令人印象深刻，然而社会学家皮季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指出，仅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点便可预测这些“白蚁”们的成就。他们大多是中层和中上层白人阶级的孩子，拥有获得成功所需的机会和资源。推孟没有必要去分析他们的智商分数——他本可以对被试的社会经济地位做一分析，然后就此罢手。然而更让人惊异的是，与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的真正科学精英相比，推孟的“白蚁”们远未达到前者的水准。145
此外，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也是推孟在20世纪20年代所测试的小学生之一，可是他的智商分数不够，没能参与这项研究。尽管如此，他还是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加入了贝尔实验室（Bell Telephone Laboratories），并先后于1947年参与设计了点接触型晶体管，在1948年参与设计了面结型晶体管。后一成就让他获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推孟当时也否定了另一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路易斯·阿尔瓦雷茨（Luis Alvarez）。所有的“白蚁”成员却无一人获得诺贝尔奖或普利策奖。
推孟最终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仅仅根据智商分数筛选学生没有让他找到天才。
在30年的跟踪研究之后，推孟在第5版的《天才的遗传研究》（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中得出了与考克斯惊人相似的结论：“卓越的成就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高水平的智力……人格因素是获得成就极其重要的决定因素，特别是为实现目标而坚持不懈、朝向目标的整合、自信心以及不为自卑感所困的人格特质。”146
近期由戴维·卢宾斯基（David Lubinski）和卡米拉·本博（Camilla Benbow）主持的一系列研究可谓是推孟研究的现代版。147他们跟踪研究了从“数学早慧少年研究”项目（Study of Mathematically Precocious Youth，简称SMPY）中筛选的一些被试。
天赋实验
数学早慧少年研究由朱利安·斯坦利（Julian Stanley）于1971年9月1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起（现迁至范德堡大学），初衷是为数学早慧儿童提供资源，同时研究他们的发展。多年来，该研究项目已扩大，也将言语早慧儿童纳入研究对象。相比“天才”（talented）和“资优”（gifted），斯坦利更偏爱“早慧”（precocious）这一术语。他的指导哲学是“发展适宜性安置”（appropriate developmental placement）。
卢宾斯基和本博对5 000多名被试进行了跟踪调查。这些被试在十二三岁即上七八年级的时候被筛选参加该项目。148要获得参加项目的资格，他们首先要在一项标准化成就测验中取得排名前3%的成绩。如果他们通过了这一关，接下来他们要参加SAT考试。他们在言语或数学部分的成绩排名须在前3%才能取得参加项目的资格。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儿童的早期SAT成绩预测了他们的学业成就，这点并不奇怪。13岁之前在数学或言语部分取得500分及以上成绩的学生（占1/200，或者排名前0.5%）在暑期项目期间用三周时间学完了整个高中的课程；而那些取得700分及以上成绩的学生（1/10 000，或者排名前0.01%）则用快两倍的速度学完了相同的内容。149
被试的社会经济地位平均高出普通人群约68%，且只有1%的被试为非裔或拉丁裔美国人，因此我们遇到了与推孟研究相类似的问题。但是从表面上看，基于35～40年的研究，这些学生的成就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他们的成就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在追踪研究了20年后，当年在SAT的数学或言语部分考试中取得500分及以上成绩的12岁学生中，有30%获得了博士学位。而在获得700分及以上的学生中，这一比例高达50%。但在普通人群中，只有1%获得了博士学位。
他们还发现，12岁时，SAT分数上200分的差距造成了35年后他们在收入、专利数量、在美国顶尖大学终身学术职位任职状况上的差异，150其中一些成就的确十分了不起。例如，在其中一组被试中有4人获得发明专利，1人为火星着陆计划设计了图像相关导航系统，2人获得了富布赖特奖（Fulbright award），1人荣获总统学者创意写作奖（Presidential Scholar for Creative Writing），1人在13岁的时候与辛辛那提交响乐团（Cincinnati Symphony Orchestra）合作进行了小提琴独奏首演，71人被纳入美国大学优等生之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虽然嘎嘎小姐和马克·扎克伯格不在分析之列，但是他们当年也参与了数学早慧少年研究，看看他们现在的成就吧。
被试之间在言语、数学优势、兴趣、价值观、机遇和刻苦努力的渴望上均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这些因素（独立的因素或者它们的组合）是预测其在整个科学和人文领域中感兴趣的具体领域是什么以及最终所能达到的成就水平的关键因素。如卢宾斯基和本博所述：“这些关联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让我们了解到智力超群人群的智力特点以及他们积极寻求、避免和创造的环境是怎样的。”151
然而，他们并未就此止步。其研究的最终结论如下：“深度资优人群的确拥有获取成就并做出创造性贡献的更强大能力。”152但这一结论真的有效吗？显然，他们的研究结果的确很重要，表明了天赋才能（如我在第11章中所给出的定义）以及个人与环境的匹配意义重大，但是既然他们抛弃了所有拥有其他不同心智的孩子而仅仅选择了那些在12岁时SAT考了高分的孩子，那么何以断定他们选择的这些孩子就拥有更大的生命终极潜力呢？
要证明他们的结论是否合理，需要不问SAT分数高低，向所有学生敞开机会的大门，看看他们是否同样有能力通过发挥他们的其他特质为社会做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已经有人这样做了。德博拉·比亚尔（Deborah Bial）在听到一名学生对她说“如果当时他有波赛（posse）[54]，就不会从大学辍学了”153之后，便于1989年创立了波赛基金会（Posse Foundation）。这个点子很简单——把一整组的学生送进大学让他们相互支持，正是这一想法引发了美国最全面的大学教育机会和青年领袖培养计划之一。波赛招募毕业年级的高中生加入，让他们参加为期8个月的大学前培训计划，在整个大学4年期间为他们提供支持，并帮助他们寻找实习和就业机会。截至目前，已有4 245名学生从波赛的合作院校中获得了近5亿美元的奖学金。
波赛并没有以种族或需求作为筛选要素，但是所选学生反映了他们所在城市公立高中的多元化，因此这些学生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少数种族和民族群体，在他们所在的筛选严苛的大学里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波赛的合作院校包括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波士顿大学、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西北大学、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联合学院（Union College）、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范德堡大学和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等。
波赛奖学金的评选完全基于申请人的长处，获得奖学金的是那些表现出卓越领导才能和学术潜力的学生，他们有望在学业上获得成功。除此之外，也能够在他们所在的机构为促进多元化的融合做贡献。波赛基金会已经发展出了独特的策略来甄别具有可在大学取得成功所需才能和潜力的个体，该策略可以作为诸如SAT等传统筛选标准的替换方案（或两者并用）。该筛选策略的目的是取代SAT等考试，而是帮助招生人员丰富一下他们的既有标准，让他们能够发现那些平时根本不入他们法眼的资优学生。
动态评估过程（Dynamic Assessment Process，简称DAP）历时3个月，波赛基金会利用这一评价方法甄别具有在传统筛选方法中可能无法体现其才能的学生。首先，由高中和社区组织推荐学生，然后通过大组面试、个别面试和小组面试确定最终人选。这一动态过程关注各种各样的指标，如领导力、沟通能力、解决问题和协作能力，使评价者能够更加全面地观察学生。
波赛校友的平均SAT分数为1 053分（总分1 600分），其中35.6%的学生得分低于1 000分，30.5%处于1 000～1 100分，34%超过1 100分。虽然这些分数通常远远低于波赛奖学金获得者就读院校学生的平均SAT分数，但是他们在大学的成就不比其他学生低。波塞校友的平均大学GPA为3.04，并且，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大学生活的参与度更高，有79%的学生成为校园学生组织的主席、创始人或者干事。波赛校友成就的多样性令人惊叹，他们中有学院院长、外科医生、心脏病专家、联邦战略和运作顾问、美国陆军中尉、盖茨剑桥学者、富布赖特学者、学校社会工作者、电影导演、知名广告公司高级副总裁、执业临床心理学家、业务发展合伙人和多名博士生。
这些结果连同我在本书中引述的很多其他研究结果很清楚地表明：所有不同类型的心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节奏成就非凡。我们没有必要让那些拥有不同心智的人彼此对立起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不贬低任何心智的情况下去重视每种心智的价值呢？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一边赏识由单一测验筛选出来的资优学生，一边给表现逊色甚至成绩糟糕的学生多一些机会。
我发现，在我刚才引述的所有长期研究中，唯一的共同主线是驱动力、坚持和对领域的热爱在区分成就最高者和其余人群中的重要性，这一点格外显眼。我们为什么不能保持开放的头脑，相信人们可以在生命中的任何时候发现自己的热爱并投身其中呢？
现在，是时候抛却过去100年中根深蒂固的标签、期望和成见，并重新定义智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