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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09 刻意练习
重燃耶鲁梦
我如饥似渴地翻阅着认知心理学教材。当我读到多元智能的章节时，心头涌上一阵激动。太棒了！这就是我想要学习的！我翻回书的扉页，看到上面写着“耶鲁大学，罗伯特·斯滕伯格”。刹那间我想起高中时我曾跟SAT备考主任说我想上耶鲁大学。他似乎觉得我的想法太不切实际了。不知道现如今情况是否有了变化，当时的梦想还有实现的可能吗？
几天后，我去找了我的认知心理学课程老师安妮·费伊教授。“我很喜欢这门课。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心之所向。”我对她说。她鼓励我在这个领域继续往前走。她问我需不需要她帮忙。“我特别想去耶鲁大学跟着罗伯特·斯滕伯格研究智力。”我兴奋地说，“您觉得可能吗？”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啦！你是我最棒的学生之一。但我们还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想不想下学期上我的一对一阅读课？我们可以一起想一个计划出来。”她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她竟然把我的梦想当真了。
心理学系批准我主修心理学，同时我把音乐表演专业改成了辅修专业。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看的都是我的大学成绩而不是我高中的SAT成绩。在接下来的一个学期里，我认真完成了所有费伊博士布置给我的与智力和专业知识相关的阅读任务。我们每周见一次面讨论阅读内容，同时我们也制定了一个系统的研究计划，让我有机会去耶鲁攻读认知心理学博士学位。
与诺奖大师面对面
“来吧，试一试。”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指着桌子说道。桌上放了3个木座，第一个木座上放了3个大小不同的圆盘。这个难题叫做汉诺塔问题，我们刚刚在西蒙给研究生上的思维和问题解决课上学到了这个问题，我是听他课的为数不多的本科生之一。在这位著名心理学家所上的每一节课上，我都竭力抓住他所说的每一个字。我们的很多心理学课都讲到了汉诺塔问题，我已经掌握了攻克这个难题的要领。我咧嘴一笑，3个圆盘不在话下。
我三下五除二，像机器人一样快速移动圆盘，我就是睡着了也能做到。我回头看了看西蒙，他脸上露出了微笑。“非常好。你用了最少的步骤完成了任务。要不要加几个圆盘？”他问道。“今天先不了。”我回答说。我今天来他办公室可不是来摆汉诺塔的，我是来向他讨教建议的。
我们坐了下来，讨论了很多话题。我发现他会拉小提琴，我告诉他我拉大提琴，我们讨论了怎样才能达到专业的最高水准。我问他为什么选择认知心理学，他说这是唯一一个可以集他所有兴趣于一身的专业。我思考了一下他说的话，认定当一名认知心理学家的确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我能够融合我所有的兴趣——音乐、戏剧表演、智力、专业知识等，所有的一切。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诺贝尔奖章，它低调地静躺在文件柜最上层的架子上。
来他的办公室时，我心里充满了各种好奇。等我离开他的办公室够远时，我从包里掏出电子词典，把刚才谈话中他用过的我不熟悉的单词查了一下。我努力记住了这些新词汇，然后把电子词典放回了包里。我朝着下一节课的教室走去，心里感受到从未有过的鼓舞。
什么能让你成为国际象棋大师
20世纪70年代中期，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读博士的安德斯·埃里克森（K.Anders Ericsson）被赫伯特·西蒙和艾伦·纽厄尔（Allen Newell）关于问题解决方面的研究深深迷住了。[26]理由很充分：1972年，西蒙和纽厄尔在他们的著作《人类问题解决》（Human Problem Solving）一书中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理论。1西蒙和纽厄尔深受数字计算机隐喻的影响，认为问题解决即信息加工。
他们甚至提出了一个详细的认知框架，包括中央处理器、记忆系统、存储容量限制以及信息加工速度。根据他们的理论，“界定清晰”（well-defined）的问题有明确的起点和最终目标。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问题解决者利用其信息处理能力来搜索“问题空间”（problem space），缩减初始状态和目标状态之间的距离。当问题解决者从可用于解决多种问题的一般问题解决策略（“试探式”，heuristics）中选择“算子”（operator）来解决问题时，两者之间的距离会减小。
天赋实验
以汉诺塔问题为例。问题解决者拿到3个木座，若干个大小不一的圆盘套在第一个木座上。最终目标是将第一个木座上的圆盘全部转移到第二个木座上，每次仅可移动一个圆盘，同时大的圆盘不能放在小的上面。对于这样的任务，不论圆盘数量多少均可定义为问题空间，圆盘数量越多，问题空间越复杂。图9-1显示了3个圆盘情形的最有效解决方案。
图9-1 汉诺塔
1959年，西蒙、纽厄尔和肖（J.C.Shaw）创建了一个电脑程序，叫作一般问题解决器（General Problem Solver，简称GPS），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以及其他界定清晰的问题。2虽然按照今天的标准，他们的电脑程序在解决许多现实问题时有很大的局限，但是在当时，这一程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并促进了人工智能与认知科学革命序幕的拉开。
在他们的理论中，信息加工面临着一个棘手的瓶颈，即短时记忆。1957年，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提出，我们的短时记忆只能存储7个左右有意义的信息“组块”，3他很大胆地将其称为是一个“魔术般的数字”。[27]但是让米勒的论文载入史册的却不是个精确的数字——如今对这一魔术数字的估值是接近4。4重要的是他向我们证明，通过将多个符号按照有意义的方式进行组合，我们可以大大超越人类最基本的记忆容量。
天赋实验
给自己15秒时间记住以下23个字母：
CI AFB IKG BDN ABD C UKC NNU SA
现在请你努力回忆看记住了多少，你可能并没有记住太多。现在，给自己15秒记住下面这串字母：
CIA FBI KGB DNA BBC UK CNN USA
我保证你的记忆表现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其实这两组字母完全相同，只是分组方式变了。通过有意义的分组，这个任务不过是小菜一碟，然而随机的分组却会加大短时记忆的负担。
国际象棋专家深知记忆的此间之道。20世纪30年代，荷兰国际象棋大师兼心理学家阿德里安·德格鲁特（Adriaan de Groot）打算通过实验来搞清楚能让最好的棋手在所有棋手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是什么。5他观看象棋大师之间的对弈，并从中找出可用于实验的棋局，然后他摆出这些棋局给一批专业水准不同的新棋手看，让他们找出下一步的最佳棋招，并要求他们边思考边说出思考过程。他发现，最好的棋手总是能够选择最好的续招，能够立刻识别出棋局结构和棋子之间有意义的关系。最好的棋手会思考一些其他棋手即使经过深思熟虑也不会考虑的棋招。
但是德格鲁特的工作并未就此停止。他还摆出棋局让棋手观察几秒钟，然后让实验者凭记忆在空棋盘上重摆。初学者只能记住几个细节，而特级大师则几乎可以在短短数秒中记住所有棋子的位置——有时超过20个棋子。德格鲁特发现很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一点是，棋艺较差的棋手能够从大师的走棋中获得益处，甚至能在时间充裕（10～15分钟）的情况下重摆棋局。
这些影响广泛的研究表明，也许象棋大师拥有超强的记忆力。还有什么其他原因能使得他们超越普通人的信息加工能力极限如此之多？1973年，西蒙和比尔·蔡斯（Bill Chase）决定彻底解开这个谜团。6他们将棋手带入实验室，摆出棋局让他们看了5秒钟。与德格鲁特一样，他们发现专家级棋手能够回忆起棋子的位置，而初学者只能记得大约四五个棋子的位置。还有一点也与德格鲁特的分析相一致，他们发现棋艺更高的棋手可以识别更多的组块，能够立刻看出在之前碰到过的大量棋局中曾出现过的复杂关系。相比之下，初学者更加依赖于各个棋子的独立位置。
他们还添加了一个关键的调整：除了熟悉的棋局之外，他们还向国际象棋专家展示了随机摆放的棋子，此举产生了巨大影响。突然之间，专家级棋手在记忆棋子的位置上和其他棋手相比并没有明显优势。[28]这表明，特级大师优势的发挥与具体的棋子位置是相关的。那么区分顶级棋手和其他棋手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不管是什么，但肯定不是天生的超群的短时记忆能力。
为了解释国际象棋大师所具备的优势，西蒙和蔡斯提出，象棋专长是在该领域内投入多年所习得的组块的积累所形成的。7但是总共积累了多少组块呢？他们估计：“粗略来讲，大师级棋手大概花1万～5万个小时盯着棋盘，而一级棋手需要花1 000～5 000个小时。8他们声称，这些小时数堪比人们在进入成年时所花在阅读上的总时长。正如一个成人的阅读词汇量大约有5万个单词，一个象棋大师的记忆中储存了大约有5万个棋局模式，而特级大师的棋局“词汇量”则更大。
他们得出的结论如下：卓越的国际象棋技能就是一个模式再认的过程，它并不需要特别的一般记忆能力。那么，储存如此多的组块需要多长时间呢？西蒙和蔡斯认为大概需要10年的时间。
“在国际象棋中没有一蹴而就的专家——根本没有一蹴而就的大师或特级大师。在以往所有国际象棋大师的案例中，包括博比·费舍尔（Bobby Fischer），若没有至少10年的全情投入，似乎没有人能达到特级大师的水平。”[29]
他们的发现在国际象棋试验中得到了反复验证，同样的结论也在其他严重依赖程序性知识（懂得怎么做）的领域中出现，比如篮球、桥牌、围棋等，尽管在其他领域中这些结论的体现不如在国际象棋中明显。9然而，蔡斯和西蒙的理论并不完善，他们缺少一种机制来解释专家级棋手如何快速形成信息组块。大量研究发现，专家级国际象棋选手能够在寥寥数秒的接触时间内存储大量相关甚至无关的棋子组合，甚至在受到实验人员的干扰或者蒙眼的情况下，也几乎不受影响。他们可以仅通过他人描述走棋顺序在脑海中呈现棋局从而进行比赛，也可以同时下多盘棋并在脑海中记住每一盘棋局。
看来棋艺的提升似乎需要更有效的心理表征编码和操纵方式，以服务于计划的后续走法，这需要长时记忆的提取和操纵。但如果既不单是短时记忆，也不仅是长时记忆，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机制呢？接下来，我们需要看看埃里克森的研究。
一口气记住30个数字的绝妙方法
1977年，埃里克森第一次来到卡内基梅隆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他正在寻找一个与他的导师——西蒙和蔡斯的研究相关的研究主题，特别是与短时记忆结构相关，同时能够口头报告（protocol analysis）的研究主题。他开始埋头钻研过去一个世纪的研究。
有一天，他偶然读到1929年保利娜·马丁（Pauline Martin）和塞缪尔·费恩伯格（Samuel Fernberger）所做的一项研究，研究表明在接受了50次培训之后，两名学生的记忆力有了大幅提升，10其中一名学生能够记忆的数字从9个增加到13个，另外一名从11个增加到15个。这表明，人们能够克服容量有限的短时记忆。埃里克森对这项研究十分感兴趣。
他找到他的导师蔡斯，问他是否有兴趣重做这个实验。蔡斯对这一项目非常感兴趣，随即招募了身高1.92米的瘦高工读生史蒂夫·法隆（Steve Faloon）作为被试。
天赋实验
史蒂夫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本科生，他被描述为“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粉丝、风趣幽默、课外活动达人”，11他也是一名颇有建树的长跑运动员。高中时，他帮助他的田径队赢得市级冠军，之后就读于阿勒格尼县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 of Allegheny County），因为这所学院的马拉松队是全美最好的大学马拉松队之一。最终史蒂夫被卡内基梅隆大学录取，并且进入了该校的田径队。刊登在《匹兹堡新闻邮报》（Pittsburgh Post-Gazette）上的一篇文章写道，史蒂夫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练认为“史蒂夫·法隆之所以可以超越很多人，不是因为他有天赋，而是他有强烈的渴望”。12
在实验开始之前，埃里克森和蔡斯采访了史蒂夫·法隆（在心理学文献中，史蒂夫被亲切地称为SF），以确保他是一个没有任何特别认知能力的“典型CMU（卡内基梅隆大学）学生”。[30] 1978年的夏天，训练开始了。埃里克森、蔡斯和史蒂夫·法隆每次聚在一起一小时，每周3～5次，一共持续了20个月。在实验室的时间统计超过了230个小时！在实验中，埃里克森会以每秒一个数字的速度读出任意一组数字，蔡斯负责检查准确性。然后，史蒂夫·法隆把他在尝试记住数字的过程中大脑里的想法说出来。如果史蒂夫·法隆把所有数字都正确地记住了，那么他们会在下一组数字中增加一位。但是，如果他错了，哪怕只错一个数字，他们也会从中减少一位数字。
最初几次训练的效果稀松平常，史蒂夫·法隆能记住的数字位数不过略高于7个而已，没有超出米勒所提出的魔术数字的范围。史蒂夫·法隆最初采用的策略与普通大学生并无二致。到第4次测试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已经被逼到了极限，不会有太多提高的空间了。然而在第5次测试中，情况发生了变化。史蒂夫·法隆平均可以回忆起大约10个数字，这让他一瞬间超越了普通大学生的平均水平。他是如何做到的？
史蒂夫·法隆报告称他第一次注意到，一些数字组让他联想到他所熟悉的各种赛跑的比赛用时，所以他决定将3位和4位数字组编码成赛跑用时。这就是心理学文献中所说的“精细编码”（elaborative encoding）。例如，他看到数字组“3492”，脑海中就会想：“这个接近一英里跑的世界纪录——3分49.2秒。”在训练初期，他只能识别出几个时间，因此他的学习策略是精细编码和机械复述的结合。
在训练过程中，埃里克森和蔡斯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实验来更好地理解史蒂夫·法隆非凡记忆力背后的机制是什么。13如果他们出示的数字不容易转换成跑步时长的话，他的表现便会下降到接近一开始的水平。例如，672很难转换成一英里跑的用时，因为不存在72秒这一说。毫无疑问，史蒂夫·法隆非常聪明，在训练的头4个月里他已经想出了可以更好地转换数字的精细编码方法，比如利用人的年龄和日期，例如893被记忆成89.3岁，一位年龄很大的老人，1944被联想成“临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年份。他一旦开始混合使用不同的助记符，便会攻无不克。
他总会遇到各种阻碍，但是他总能制定出更巧妙的策略来克服看似存在的限制。经过一些训练后，他开始采取数字串记忆方式，这一方式是将3位和4位一组的数字编码成跑步用时和年龄等，然后再通过复述记住数字串的最后5位或6位。但是这个方法不总是有效，因为他很容易混淆，或者在回忆的时候把数字组的顺序搞错。此时，他的对策又是什么呢？他创建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心理结构。举个例子，假设给他如下所示的30个数字让他记忆：
8 8 7 4 3 3 7 4 3 5 7 4 8 3 7 0 5 5 4 7 1 2 0 4 3 1 0 5 3 7
他会将前16个数字拆分成4个一组（8874 3374 3574 8370），然后将4个组合并成一个“超级组”，包含两个高龄（88，74），一个创纪录的一英里跑（3分37.4秒），另一个创纪录的一英里跑（3分57.4秒），以及另外两个高龄（83，70）。然后他会将接下来的9个数字拆分成3个数字为一组的3个组（554 712 043），然后合并成另外一个超级组。最后，他会将这两个超级组放在一起构成一个级别更高的分组，用来提示低级别的分组。在回忆过程中，他能够在头脑中将这一结构可视化，立体地看到所有分组的位置。一旦他在脑海中定位了一个超级组，他便能提取该分组下的所有数字组。他通过复述记住最后5个数字（10537），因此他能够立刻回忆这些数字而不需要为它们安排位置。
如果你觉得这一切看起来很复杂，没有关系，因为它本身就是很复杂的。史蒂夫·法隆能够记住如此多的数字非常了不起，更了不起的是他拥有当场组建如此复杂心理结构的能力！我在第10章中还会讲到这一点。埃里克森和蔡斯自始至终都没有教授过他如何提高记忆力：“他非常积极主动，不断尝试不同的方法来提高他的记忆容量，可以说是自学成才。”14史蒂夫·法隆全凭一己之力重新发现了从古至今最古老、最有效的记忆技巧之一。
古老的位置记忆法
传说，公元前5世纪的诗人——凯奥斯岛的西摩尼得斯是一次不幸晚宴的唯一幸存者。这天晚上，当站在坍塌的宴会厅前时他突然顿悟。在被问及出席宴会的宾客都是谁时，他闭上了眼睛，根据所坐的位置在脑海中还原了每一位逝去的宾客。他意识到这种技巧可以用来记忆几乎所有的事物。
西摩尼得斯的技巧——“位置记忆法”（method of loci）开始广为流传，演说家用它来背诵演讲，甚至学校也将其作为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教授。在互联网和大众信息消费时代来临之前，人们认为拥有高超的记忆力是最高的美德之一。这项记忆技巧如此风靡，西塞罗甚至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将其付诸笔端。首次提及该技术的是《修辞学》（Rhetorica ad Herennium）一书，该书是用拉丁语撰写的修辞与说服学教科书，著于公元前1世纪90年代，作者匿名。
即使在今天，位置记忆法依然是记忆专家使用的首要技术。在美国和国际记忆锦标赛中，世界各地的记忆大师们汇集在一起，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记忆各种各样的事物。本质上讲，这就是一个十项全能脑力竞赛，分10项赛事，其中包括记忆名字和面孔的赛事，还有记忆一副重新洗过的扑克牌的顺序。记者乔舒亚·福尔（Joshua Foer）在他最近的著作《与爱因斯坦月球漫步》（Moonwalking with Einstein）一书中描写了他如何走进记忆大师的内心世界，并通过学习他们的记忆技巧最终成为2006年美国记忆锦标赛（USA Memory Championship）的冠军。15
天赋实验
你可以使用位置记忆法来记忆几乎所有事物。唯一能真正限制你的只有你的想象力。你越是能将一件事变得非比寻常，那么这件事就越会在你记忆的海洋中显得格外醒目，你便越有可能记得它。整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让枯燥无味的信息“活”起来，这样当你需要提取记忆的时候，它就能从你的脑海里蹦出来，让一串随机的数字、字母甚至佶屈聱牙的竖行诗句变成动人的歌声。我没有开玩笑，我是说真的，让它们唱出来。如果你想要记得买意大利面，就想象一个真人般大小的意大利面条怪兽在引吭高歌，对你唱道：“抬起你的屁股来，快到商店买意面。”如果你想要记得买一条领带，就想象一条领带把自己扭成了麻花动弹不得然后恼羞成怒、破口大骂。融合不同感官可以增加更多的记忆提取线索，也更有助于记忆。如果再闻一闻领带的气味，想象它闻起来就像烧焦的棉花糖（因为你想象上周你一不小心把棉花糖丢在了篝火上），这样做可以多一层记忆维度，使得你日后记起它的可能性更大。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利用一个你非常熟悉的地方，这样你可以在脑海中毫不费力地想象出这个地方的每一处走廊、每一个橱柜和每一方角落，然后将记忆内容填入其中。在我的脑海里，当我穿过大门时，高音意面怪兽向我示意，提醒我要再买些意面。当我走到沙发旁边时，我看到一条垂头丧气、把自己扭成麻花的领带。突然，我闻到一股棉花糖烧焦的气味，想起有一次在篝火旁我差点把自己的领带烧了个精光，此情此景提醒了我列表上的下一个词语——火……以此类推。
使用这种技巧加上一个足够大的“记忆宫殿”，你几乎可以记住任何东西。有研究表明，位置记忆法或许是发挥了人类某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也就是通过动用海马，利用空间情境作为获取信息的方式。16
史蒂夫·法隆的记忆广度最终达到了82位，这让米勒的魔术数字望尘莫|及。然而很显然的是，他的“先天”短时记忆并没有改变，他用来帮助记忆的组块中的元素以及每个超级组中的小组个数从未超过4个（如前所述，这一数字更接近魔术数字），而数字串结尾通过复述记忆的数字也极少超过6位。当埃里克森和蔡斯用字母等其他信息对他进行测试时，他所能记忆的数量不超过6个。
尽管如此，史蒂夫·法隆的非凡记忆成果依然令人惊叹。经过100小时的练习后，他用来记忆50位数字的时间减少了一半，他甚至可以记住实验人员以每秒5个数字的速度（实验人员出声朗读的最快速度）读出的11位左右的较短数字串。他也能够完成曾经被认为只有天赋过人的记忆大师（比如著名的“实验对象S”）才能做到的“壮举”。20世纪60年代，神经系统科学家亚历山大·鲁利亚（Alexander Luria）对新闻记者舍雷舍夫斯基（S.V.Shereshevskii，简称S）的记忆进行了长达20年的调查。S展示出不可思议的记忆能力，能够记住一系列随机的信息，比如无意义的音节、复杂的数学公式和外文诗歌等。鲁利亚在一篇论文中写道，S仅用3分钟的时间便记住了一个由50个数字组成的矩阵的全部细节。
很快，埃里克森和他的同事扩大了研究，对其他学生也进行了测试，包括另外一名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生和一名科罗拉多大学的学生。3名学生的记忆广度最终都达到了18位以上。经过四年半的训练，一位名叫“DD”的学生的记忆广度达到了106位！他也能够完成S所能完成的同样任务。来自其他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也发现，通过训练，人们能够克服先天记忆的“限制”。
埃里克森及其同事甚至测试了一些记忆大师，包括背诵圆周率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吕超（67 890位）、友寄英哲（40 000位）和拉詹·马哈德万（31 811位）。所有3人（拉詹·马哈德万可能除外）采用的似乎都是精细编码的方法，他们并没有过人的先天记忆。例如，高桥政信（Masanobu Takahashi）和他的同事估计，友寄英哲投入了大约9 000～10 000个小时的练习才取得了非凡的记忆成果。17这是多么大的付出啊！
在史蒂夫·法隆完成实验从卡内基梅隆大学毕业后，他去了匹兹堡任教，教授高中心理学、社会学和健康课程。他组建了一支男子田径队、一支女子田径队和一支女子篮球队，还开设了一门戏剧课，鼓励从未登台演出的学生来上他的课。1981年5月14日，仅在他完成他非凡的记忆壮举数年之后，23岁的史蒂夫·法隆被一种罕见的骨髓疾病夺去了生命。紧接着在1983年，43岁的比尔·蔡斯在一次跑步中离世。18他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让人们相信自己心智蕴含的巨大能量，虽然他们走了，但是人们不会忘记他们。
专家的大脑有何不同
蔡斯和埃里克森用于训练记忆力的研究方法很快风靡科学界，各行各业的研究人员都试图对专家的大脑进行逆向研究。他们调查了许许多多不同形式的专长，包括国际象棋、桥牌、物理科学、计算机编程、打字、杂耍、音乐表演、政治科学、销售、医疗诊断、体育运动、游戏和舞蹈等。在1991年编写的《探索专长的通用理论》（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Expertise）一书中，埃里克森和雅基·史密斯（Jacqui Smith）将众多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个汇总。19书中表明，在严格控制的实验环境中研究人类思维和推理的方法同样适用于现实生活中各种形式专长的研究。他们为这种新范式起了一个名称：专业表现研究方法（the expert performance approach）。
天赋实验
专业表现研究的具体方法如下：找到一组一贯擅长某件事的人，无论是最佳国际象棋续招、演奏一曲激动人心的小提琴协奏曲、做准确的医疗诊断，还是预测一名足球运动员的下一步动作，然后设计可以在实验室中实施的具有代表性的任务。将拥有不同专长水平的人带入实验室，使用诸如口语报告、反应时和眼球追踪等各种实验，以尝试找出是何种认知过程造成了专家和新手之间的区别。可以通过对刺激物（不管是一个音符还是一串30位的数字）进行操纵来观察专家的反应。
在遵循严格实验流程的基础上，研究人员可以不依赖被试及其导师、家人和朋友的报告，而是提出他们自己关于被试真正思维过程的见解。
多年的研究表明，专家之所以成为专家不仅是因为他们在各自的专长领域懂得更多，20至关重要的是，他们的知识组织结构更好，有更丰富的知识网络，知识网络之间也有更强的联系。
专家还拥有更加复杂的心理表征，使得他们能够预见下一步动作、控制其表现的必要方面以达到更高水平，以及在进行下一步动作之前快速评估不同的替代方案。这样他们便能够以给定问题作为起点向前推进，而不是从目标出发向后回溯，如同没头苍蝇乱打乱撞。专家能够更快速地识别相关信息，因为他们有许多策略存储在他们错综复杂、紧密连接的信息汪洋里。
1995年，埃里克森和金西（Kintsch）提出，专家所具备的优势背后的认知机制是长期工作记忆（long-term working memory，简称LTWM）。21长期工作记忆并非负责信息或组块短暂保持的短时记忆，也不仅是需要对信息进行同步保持和操纵的工作记忆，甚至不是与提取永久记忆有关的长时记忆。相反，长期工作记忆是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的结合，是指根据长时记忆里储存的知识库对暂存于工作记忆中的信息进行深度编码。专家使用长期工作记忆来预测未来走势并建构更加精细的表征和图式。
多方研究表明，专长具有惊人的影响力，在预测复杂推理上有时可胜过智商。22有研究显示，没有受过教育的贫困儿童在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专长时是能够解决问题的，然而当同样的问题以抽象的方式呈现时，他们可能会失败。23在一些成年人身上也有类似发现：他们能够在自己的专长领域内做相当复杂的推理，而当他们对专长领域之外的内容进行操作时却表现很差，不管是需要记忆酒水单的酒保还是长于心算的超市常客，情况皆是如此。24
在进行了无数基于现实生活的研究之后，加里·克莱因（Gary Klein）及其同事得出了以下结论：专长与识别以往发生的情形及自动提取与该情形相符的图式相关。25瓦莱丽·雷纳（Valerie Reyna）认为，专家掌握了可以让他们依照知觉做出快速有效决策的知识，而新手则需要耗时耗力地做刻意推理。26蒂莫西·威尔逊（Timothy Wilson）和乔纳森·斯库勒（Jonathan Schooler）也说明了决策过程中自动加工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在进行复杂和多属性的决策时，有意避免过分的审慎思考有时反而会带来更好的结果。27
然而，专长并非无可指摘。从专业表现理论的视角来看，“专业表现”这个词语有非常确切的科学定义，它指的是可重复的卓越表现。埃里克森和同事一再指出，仅仅给某人主观地冠以“专家”的标签并不会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专家。
喜剧演员史蒂夫·马丁曾经说道：“伟大不是难事。每位艺人都会有春风得意的美妙夜晚。这样的夜晚是偶然的，是符合统计学规律的。就像扑克里的幸运牌，只要假以时日，终究能等到它。真正难的是做到‘好’，不论身处的环境多么糟糕都能日复一日，不断坚持。”28
过分依赖专长会使我们变得顽固死板，从而无法做出可靠的决策。因此，专长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模式的即时识别，在忽略情境的情况下可能会成为最大的毒瘤。事实上，针对众多行业专家的研究，从心理治疗师到预报员再到品酒师，都未能体现持续的卓越表现。29如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Christofer Chabris）和丹尼尔·西蒙斯（Daniel Simons）在他们的著作《看不见的大猩猩》（The Invisible Gorilla）[31]一书中所述，当我们对自己的关注能力和快速印象过于自信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错觉”就会误导我们。30他们认为，如果有更充分的时间，即使是专家级的国际象棋选手也可以给出更佳续招。31在书的结尾查布里斯和西蒙斯非常睿智地写道：“我们相信，成功决策的关键在于知道何时应该信任你的知觉，何时应该提防它并且不辞辛劳三思而后行。”32
区分单纯的专家和表现卓著者的一个明显特征并非间或体现的深思熟虑，而是能够持续不断地付出一种非常特殊的脑力劳动，这就是刻意练习。
花1万小时你就能成为天才吗
埃里克森、拉尔夫·克兰佩（Ralf Krampe）和克莱门斯·特施-罗默（Clemens Tesch-Romer）梳理了大量针对精英表现决定因素的研究成果，得出了如下结论：我们试图找出杰出人物身上决定其卓越表现的特点是否有基因基础的尝试大体被证实是不成功的。33他们对精英表现的产生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刻意练习。
他们将刻意练习与其他活动如工作和娱乐做了区分。他们指出，刻意练习不是一项活动的简单重复。“研究表明，当实验室训练周期足够长时，仅仅让一个有动机的个体接触一项任务并不能保证他可以达到最佳表现水平。”34相反，刻意练习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活动，提升个体的现有表现水平是其明确宗旨。
刻意练习活动有助于让他们去关注影响表现的关键环节，并依照来自导师的结果汇报或表现反馈（或两者兼有）循序渐进地提升自己的表现水平。虽然活动本身就已经十分有趣（事实上这很可能是个体一开始被某项活动吸引的原因），并且最终取得的成就（比如在卡内基音乐厅为成千上万的乐迷表演）可能也会让人觉得非常值得，但是研究人员强调，刻意练习的具体过程并不有趣，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专注。
区分掌握和杰出的因素是什么？埃里克森和同事认为，杰出是在一个领域长达10年的循序渐进和持续不断刻意练习的结果。为了支持这个“10年法则”，埃里克森及其同事引用了关于国际象棋（包括前面讨论过的西蒙和蔡斯的经典研究）、音乐、数学、网球、游泳和长跑的研究结论。他们描述了约翰·海斯（John R.Hayes）对76位古典作曲家的职业生涯的调查研究。在该项研究中，海斯通过分析观察发现，这些作曲家的第一首较好作品一般是在他们开始在音乐上获取专长10年之后才出现的（更多研究细节后面章节还会提到）。35埃里克森和其同事指出：“由此推断，作家和科学家也需要做长期的准备工作，不过相较而言，作家和科学家的职业生涯起点更难确定。”3610年法则的观点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威廉·布赖恩（William Bryan）和诺布尔·哈特（Noble Harter）的研究。37早在1897年7月，他们便提出了一个人需要十几年的专业经历才能“成为一个绝对老练的出版调度员”。38他们进一步做出猜测，认为他们的理论也适用于“国际象棋、几何、化学等类似领域”。39
天赋实验
为了测试10年法则，埃里克森及其同事邀请来自西柏林音乐学院（Music Academy in West Berlin）的小提琴手用日记的方式详细记录了他们一周中的练习情况。他们要在一天结束的时候记录下他们当天的所有活动连同起止时间，并回忆所有活动的完整顺序。埃里克森和其同事将判定为刻意练习的活动挑出来，分析了这些活动的持续时间和规律性，并将有望成为国际独奏家的精英乐手与成就较低的乐手间刻意练习的不同程度做了比较。
在一周当中，所有这些专家级的乐手花在与音乐相关的活动上的总时间大体相同，均为50～60小时。然而单纯的投入并不是最优秀者脱颖而出的真正原因。两个成就最高的小组的专家乐手们一周中花在单独练习上的时间（25小时）是成就最低小组专家乐手（10小时）的两倍还要多。最优秀的小提琴手花在单独练习上的时间约为每天4小时（包括周末）。他们在日记中写道，单独练习时，他们会将注意力放在音乐老师在上一节课中指出的他们有待完善的地方。
此外，埃里克森和其同事也让所有的小提琴手估计他们自学琴起每一年每一周单独练习的平均小时数。估计结果显示，最精英的小提琴手在18岁时累积的刻意练习小时数（约7 410小时）与国际级管弦乐团的专业中年小提琴手相当（约7 336小时）！截至20岁时，成就最高的乐手估计他们花在刻意练习上的时间超过了10 000小时，比另外两个成就较低小组的专家乐手分别多出2 500小时和5 000小时，比同龄业余钢琴手多出8 000小时。图9-2表明了上述结果。
图9-2 刻意练习在专业表现习得中的作用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K.A.Ericsson, R.T.Krampe, and C.Tesch-Romer，“The Role of Deliberate Practice in the Acquisition of Expert Performance”，Psychological Review 100（1993）：363-406.图表改编自K.A.Ericsson, R.A.Roring, and N.Kiruthiga, Giftedness and Evidence for Superior Performance：An Account Based on the Expert Performance Framework”，High Ability Studies 18（2007）：3-56.
埃里克森和同事认为这些结果为其理论提供了支持。在他们看来，个体一旦踏上了通向精英的那条蜿蜒曲折的漫漫长路，那么通过刻意练习，便能够习得技能，也能够促使表现水平不断提高。假以时日，这些已经建立起来的结构能够使最大的可能练习时间增加。他们认为，成就最高的人士在早年便开始练习并且一直保持较高强度的日常练习。
埃里克森和同事承认天赋才能有可能会影响表现，因为对于同样的活动，天分高的人付出同样的努力能够有更多的练习，但他们对获取这一可能性的证据不以为然。其一，他们认为一旦个体开始了刻意练习，那么要辨别天赋之才能和习得之品质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二，他们认为刻意练习并不是“多次重复做同样的事情”，而是需要付出努力、全心全意投入到为提升表现而设计的活动中去。
在研究初期，他们并没有完全排除“活跃度”和“情绪性”等人格因素的影响，但是除身高以外，有杰出表现的人士可以在刻意练习中获得几乎所有令他们脱颖而出的品质，同时他们否认先天才能本身在限制成年人的表现中扮演任何重要角色。相反，他们认为“对天赋才能的看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也认识到，被家长和老师告知他们有才华，就像是说基因赋予了他们不同寻常的礼物，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增加他们的动力以及自信，并且在跌宕起伏的过程中保护年轻人对抗对最终成功的怀疑。”[32]40
埃里克森和同事很清楚地阐明，虽然他们否认先天能力对获得卓越表现的限制，但是并不意味着卓越表现可以轻松获得。他们指出，许多精英人士克服了多重阻碍，比如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培养保持关注所必须的动机，设法获取重要资源，从周围环境中获得支持以及避免疲劳、疾病、受伤和失败等。
埃里克森及其同事做了如下总结：“如果我们不再仅仅把专家看作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员，而是看成保持高强度练习和不断追求提升其表现的专家，那么我们也许会发现关于学习和教育的最佳条件的宝贵信息。”41
近年来，刻意练习方法被用于大量的相关研究项目中。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新研究方向，让我们来看一看其中的一些案例。
坚毅
安杰拉·达克沃思和她的同事在2007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心理学概念——坚毅，42这个词立刻火遍了大众媒体。他们将“坚毅”定义为“对长期目标的坚持与激情”，并引用了著名发展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针对世界级钢琴家、神经学家、游泳健将、国际象棋大师和雕塑家的发展所做的一项经典研究。43在做了大量深度访谈之后布鲁姆得出结论：“在120名参与者中，只有几个人被他们的老师、家长或一些专家认为是天才。”44布鲁姆观察到，在每个领域中，最成功的人都对自己的领域有强烈的兴趣，都有在该领域做到顶尖的渴望，也都有付出成功所必需的时间和努力的意愿。成就最高的人就是那些每天都付出努力并坚持至少10年甚至15年的人。
达克沃思及其同事将坚毅同责任感及自控力做了区分。他们认为坚毅的根本特征是“长期耐力而不是短期强度”。他们也把坚毅同成就需要（need for achievement）做了区分。戴维·麦克利兰将成就需要定义为完成能获得即时反馈的可控目标的驱力。45成就需要高的人通常不会追求将他们带离舒适区的目标，其需要往往是无意识的。与此相反，坚毅的人会有意设置具有挑战性的长期目标，即使在没有即时回报的情况下也会坚定不移。
为了测试他们对坚毅的独特性的看法，达克沃思与同事制作了一个简短的自我报告问卷，他们称之为“坚毅性量表”（Grit Scale）。该量表可以测量一个人在遭遇挫折时坚持不懈的能力和长期保持兴趣的能力。量表内容如下（测试一下你自己）。
兴趣的一致性：
1.我通常会设定一个目标，但后来会选择追求另一个目标；
2.有时候新想法和新项目会让我的注意力从上一个想法和项目上转移；
3.每过几个月我都会对新的目标产生兴趣；
4.我的兴趣逐年变化；
5.我一度对某个想法或项目着迷，但很短一段时间后，我便失去了兴趣；
6.我很难对持续数月才能完成的项目保持专注。
努力的坚持性：
1.我实现了一个需要数年付出才能达成的目标；
2.我克服了挫折，征服了一个重要的挑战；
3.我总是有始有终；
4.挫折并不能让我气馁；
5.我能吃苦；
6.我很勤奋。
不出所料，达克沃思与同事发现他们的量表与人格特质中的责任感特质高度相关。虽然与其他几种特质的关联性较弱，但是他们也发现，坚毅的人往往更少表现出神经质，通常更具宜人性、外倾性并且对新体验具有更多的开放性。至关重要的是，坚毅性还能够预测许多超越上述人格特质的成就，比如，具有坚毅品质的本科生平均绩点更高（即使SAT成绩较低）；具有坚毅品质的西点军校学生选择夏季留校的比率更高，学生素质更高（经由某委员会评估）；具有坚毅品质的全美拼字比赛（Scripps National Spelling Bee）选手拥有更高的排名。
天赋实验
在最近的一次研究中，达克沃思和埃里克森（还有一些其他同事）合作将坚毅性与刻意练习方法做了整合。46他们发现在全美拼字比赛中，投入更多时间进行单词拼写和词源的单独学习（他们对刻意练习的衡量）的选手更有可能取得好成绩，并且单独学习是一个更好的预测标准，优于其他活动如口头休闲活动（例如做单词游戏）和测试准备（例如由他人或电脑程序进行测验）。
他们还发现，坚毅量表得分更高的选手比坚毅性较弱的选手进行了更多的刻意练习，刻意练习的总时数解释了坚毅和拼字成绩表现之间的关联。很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发现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与拼写成绩之间存在负相关。这表明对于一些需要高度纪律性的活动（譬如学习拼写单词）来说，开放性和好奇心可能会妨碍成功必需的刻意练习。（更多关于经验开放性的内容见第12章。）
虽然有关坚毅的研究项目前景一片看好，但是关于坚毅是否为异于责任感的不同特质依然众说纷纭，坚毅和责任感始终表现出很高的相关性。47关于坚毅性是否比智商更易通过训练获得的问题也同样尚无定论。尽管如此，我依然乐观地相信坚毅性是可以通过训练习得的：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看到动机和自我调节具有可塑性并且高度依赖于情境，包括我个人研究在内的大量研究正在对坚毅性施加进一步的干预措施，我对这些实验的结果非常期待。
自我调节学习策略
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早期著作中也提到了一些与刻意练习方法具有概念相似性的内容。班杜拉反对“学习是被动的”这一观点。相反，他非常强调积极使用策略的重要性。48作为对这项研究的拓展，巴里·齐默尔曼（Barry Zimmerman）和马丁内斯·庞斯（Martinez Pons）在198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开启了对自我调节学习策略（self-regulated learning strategies，简称SRL）这一全新领域的研究。49
齐默尔曼和庞斯访谈了40名成绩较好的十年级学生，将他们的回应与40名成绩较差学生的回应进行了比较。他们特别询问了学生在上课、学习和完成作业过程中所采用的学习策略。在访谈过程中，他们归纳了14个自我调节学习策略。他们发现，高成绩组的学生与低成绩组的学生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否使用了这些策略、使用了多少以及是否持续使用。
过去几十年中涌现了许多以自我调节学习策略方法为基础的研究，近期有研究人员将这一方法与专家行为研究进行了融合。50基鲁提加·南达戈帕尔（Kiruthiga Nandagopal）和埃里克森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调查了生物学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对自我调节学习策略的使用。51因为这些学生“做出了积极的决定，踏上这条追求生物科学专长的旅途”，他们符合专家行为研究的标准。52
他们使用专业表现理论中的一个关键研究方法来分析学生们在3周中写下的日记，并对自我调节学习策略的采用与否、使用频率和持续时间（总小时数）进行了估计。他们将这14种自我调节学习策略分成了6个大类：自我调节（自我评估、目标设定、计划制订等）、组织、搜集信息、记忆、寻求帮助（如寻求同伴、导师和教授的帮助）以及复习（复习以前的问题、笔记和教材等）。然后他们根据学生上课前的平均绩点（GPA）将学生分为三组：高成绩组（GPA＞3.7），一般成绩组（GPA≥3）以及低成绩组（GPA＜3），并对三组学生的日记进行了比较。
他们发现，相比其他学习周，学生在期中考试周使用组织、转化和复习笔记策略的频率更高、时间更长，这一点并不意外。然而通过对不同组学生的日记进行比较，他们发现了真正有价值的结果。高成绩组学生称，他们采用了大量不同的策略。时机也很重要：在期中考试周，与低成绩组学生相比，高成绩组学生更积极地向同伴寻求帮助，花在学习上的时间也更长；相反，与一般成绩组学生相比，低成绩组学生在临近期末时更多地使用这些策略。与一般成绩组和低成绩组学生相比，高成绩组学生总体上较早地开始花费大量时间参与与学习相关的活动，之后差异不大。
尽管SAT成绩与GPA有很大的相关性，但是一旦引入自我调节学习策略，SAT分数便无法解释GPA的变动。有趣的是，只有采用日记法时，这三个组的差异才会表现出来，在访谈中并未出现类似情况。由于日记评估了每一天的策略使用情况，所以这些结果可以表明策略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情境和过程中的具体时间点。
另一项最近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认知策略在预测长期成就中的重要性。古·穆拉亚马（Kou Murayama）及同事选择了一个由五年级到十年级的德国学生组成的样本，研究了动机、认知策略和智商对长期数学成绩提升的同步预测。53他们对数学成绩的测试包括算术、代数和几何等能力。在研究初期他们发现，智商、动机和认知策略可以有效预测数学成绩，其中动机和认知策略的预测系数高于智商。
然而当他们考察成绩长期增长的预测标准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纳入人口学因素之后，智商与数学成绩增长的相关性不再。与此相反，知觉控制（perceived control，如“学数学时我越努力，成绩会越好”）、内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如“我为数学付出很多努力是因为我喜欢数学”）和深度学习策略（如“我复习时，会试着把数学中的不同部分联系起来”）依然能够有效预测数学成绩的增长。此外，表层学习策略（如“对于一些数学题目我记住了正确的解题步骤”）则负向预测数学成绩的增长。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结果与马太效应有关：越是具备较强内在动机和有效认知策略的个体，越倾向于提升自身能力，而越是不具备这些特质则越倾向于降低能力。久而久之，高能力与低能力者之间的差距日渐增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为人们积极投入学习提供良好的条件，并教授人们掌握成功所需要的策略。
由此看来，自我调节的学习策略和刻意练习方法的结合也许能够让我们真正理解有效的学习以及长期的成长和发展。
希望
与刻意练习相关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是“希望”。1991年，积极心理学家查尔斯·斯奈德（Charles Snyder）和同事提出了“希望理论”。54根据他们的理论，希望由意愿（agency）和路径（pathway）两部分组成。拥有希望的人具备实现目标的意愿和决心，以及一组可供他们达成目标的不同策略。简单来说，希望包括实现目标的意愿和达到目标的不同方法。
两者都很重要。生活不易，生活中的障碍不可避免，仅仅拥有目标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不断地向目标靠近，即便面临生活中难免出现的困难和曲折。希望使得人们能够以适合成功的心态和策略来处理问题，以提升实现目标的几率。加布里埃莱·奥丁根（Gabriele Oettingen）、彼得·戈尔维策（Peter Gollwitzer）和同事们进行的系列研究表明，心理对照（mental contrasting）和执行意图（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对实现目标都非常重要。心理对照指的是把对未来的梦想与实现梦想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现实障碍做思考比较；执行意图指制订详细的计划，明确你何时、何地以及如何采取实际行动使得你的梦想更有可能实现。55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达克沃思、海迪·霍尔沃森（Heidi Grant Halvorson）、本杰明·勒夫（Benjamin Loew）、奥丁根和戈尔维策请一组正在准备高风险的标准化SAT预备测验（Preliminary SAT，简称PSAT）的高中生完成一项30分钟的书面干预任务，这项干预任务既包含心理对照（生动地想象目标并写下可能存在的障碍），也包含执行意图（提出两个障碍出现时的应急方案）。而对照组的任务则是描写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或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他们发现，干预组的学生在SAT预备测验中完成的题目数量比对照组的学生高出了60%以上。56
这些结果表明，正如斯奈德和同事界定的那样，希望不是一种感觉良好的情绪，而是一个动态的认知动机系统。希望理论认为，情绪紧随认知之后，而非相反的方向。与希望相关的认知非常重要，一个人的希望水平决定了他们会选择学习目标还是成绩目标。57根据他们的理论，缺乏希望的人往往会采取成绩目标，即选择无法带来成长挑战或者成长机会的简单任务，当他们失败时，便会放弃。他们表现得渺小无助，感觉对身处的环境缺乏控制，也不相信自己有能力追求他们想要的未来。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希望。
科学是站在希望这一边的。斯奈德和他的同事们设计了一种方法来量化希望——不论将其看作个体的稳定特质还是一种任意时候均可选择的状态。他们的“希望量表”已经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包含意愿（如“我精神饱满地追求我的目标”）和路径（如“任何问题都有很多解决办法”）两个方面的测量项目。
无论是将希望作为特质还是作为状态来衡量，希望总是与积极的结果相关。曾经，研究人员花费6年时间研究了希望对大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58他们发现，即便考虑到被试原先的平均绩点和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成绩，希望依然与6年后较高的平均绩点有关。相对于低希望水平学生而言，高希望水平的学生顺利毕业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成绩差而被学校开除的可能性更小。研究人员也考察了希望对运动员的影响。一项研究表明，运动员比非运动员拥有更高的希望水平。59通过希望水平也可以预测学生的学期平均绩点、总平均绩点以及总体的自我价值感，在对一组女子越野运动员的研究中发现，希望的状态对竞技成绩的预测系数超过了训练以及运动员的自尊、自信和心境。
在最近的研究中，利兹·戴（Liz Day）和她的同事发现，希望与学业成就的关联系数超越了智商、发散性思维（能够产生大量想法的能力）和责任感。60在这一研究中，她们将希望当作一种特质进行了测量。丽贝卡·戈雷斯（Rebecca Gorres）在她最近的本科毕业论文里谈道，情境性希望（situational hope）与发散性思维有关。61在她的研究中，与未受指导的被试相比，受到指导进行充满希望的思考的被试（例如“让你追求目标的动机是什么？”“有哪些其他的路径可以让你达成目标？”）能更出色地进行远距离联想，他们能产生更多的想法，并且能够为其想法增添更多的细节。
鉴于发散性思考者擅长提出许多不同的想法（见第12章），而希望包含提出大量不同的策略以实现目标，因此希望和发散性思维之间的关联是合乎情理的。
戈雷斯写道：“我们也许可以通过提醒人们他们具备了动机以及追求某一目标的方法，从而在短期内提升他们的表现。这种‘情境性希望’也许在未来可以作为提升表现的短期干预手段。在对表现和成就有要求的考试或其他情形到来之前提醒人们，他们已经具备了意愿和方法，能够有很出色的表现。这样，他们便能更好地发挥潜力。”
希望与自我效能感和乐观等其他心理能力是有区别的。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你认为自己能够掌握某一领域的信念；乐观指的是一种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普遍期望。希望、自我效能感和乐观都是重要的期望形式，都有助于目标的实现。虽然三者均包含对未来的期望，但是三者之间还是存在微妙而重要的差异。拥有自我效能感的人期望他们能够掌握某一领域，而乐观包括对未来结果的积极期望，而不考虑个体对结果的个人控制。
与自我效能感和乐观不同，拥有希望的人同时具备实现目标所需的意愿和策略。那么希望是如何与其他心理能力一争高下的呢？菲利普·马加莱塔（Philip R.Magaletta）和奥利弗（J.M.Oliver）对希望、自我效能感和乐观进行了测量，发现希望的作用远远超越了其他两者。62他们还发现了具体的影响：希望的意愿成分所预测的幸福感独立于自我效能感，而希望的途径成分所预测的幸福感则独立于乐观。在另一项研究中，凯文·兰德（Kevin Rand）和他的同事发现，希望（而非乐观）对法学院研究生成绩的预测系数大大超越了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成绩和本科成绩，63法学院入学考试成绩对学生在法学院的平均绩点却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一点耐人寻味。看来，在预测学生在法学院就读期间的成绩上，12个项目组成的希望水平测试也许比标准化的入学考试更有效！此外，希望和乐观均独一无二地预测到了学生们在第一学期末时更高的生活满意度。
看起来希望（包括意愿和路径）似乎是影响刻意练习的一个重要因素。
心理定向、激情、自我调节与刻意练习间的关系
其他近期的研究表明，激情、心理定向、自我调节和刻意练习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热尼·伯内特（Jeni Burnette）和同事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回顾了大量探讨心理定向（固定型心理定向与成长型心理定向）与各种自我调节过程之间关系的文章。64他们在论文里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观点，这里列举其中的三个要点：
1.心理定向对我们设定的目标（目标设定）、尝试用来实现目标的方法（目标操作）以及评估进展的方式（目标监测）来说很重要。
2.心理定向与这三个自我调节过程65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例如在遭遇挫折之后即自我受到威胁后，心理定向和自我调节之间的联系会变得尤其强。
3.心理定向对成就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监测过程上。具有成长型心理定向的人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更善于调节他们的情绪和期望，这有助于他们实现目标。
另外一组近期的研究表明，激情和刻意练习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瓦勒朗及其同事以143名参加喜剧艺术专业课的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了激情对他们的作用。66这些学生均有志于从事电视、电影行业的剧场演员和喜剧演员。研究人员发现，和谐型激情和偏执型激情均可正向预测刻意练习的总量，反过来，刻意练习能正向预测教师对成绩表现的评级。然而，只有和谐型激情与生活满意度相关。
研究人员也调查了激情对130名参加心理学选修课的本科生的作用。他们发现了从和谐型激情到刻意练习的直接路径：对学业抱有更多和谐型激情的学生往往更容易投入刻意练习。他们还发现了从心理定向到刻意练习的直接路径：掌握型心理定向可直接预测刻意练习，而刻意练习和成绩-接近目标的心理定向则可预测成绩表现。成绩-回避目标对成绩没有影响。
但研究人员也发现了间接路径。拥有和谐型激情的学生更有可能以掌握为目标进行学习，而这一成长型心理定向预测了更高水平的刻意练习。相比之下，偏执型激情则相对复杂，因为它可预测所有的三种心理定向：掌握、成绩-接近以及成绩-回避。和谐型激情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而偏执型激情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后续的研究对象涉及高中篮球运动员、花样游泳运动员、水球运动员和古典音乐家，67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这项研究表明，通向卓越表现的激情路径至少有两种。第一条路径——和谐型激情路径，最直接，在心理上也最健康，其重点是掌握和成长目标，而不是外在形象或者超越他人。这条道路由积极情绪、快乐和活力所驱动。第二条路径——偏执型激情路径，是一条更加曲折的道路。这条路上有可促进表现提升的目标，但同时也有其他可损害表现的目标，比如回避可能带来进一步成长的挑战。此外，这条道路也是由较低水平的主观幸福感所驱动的。
因此，激情影响刻意练习，但并不是所有的激情路径都是由同样的心理定向所驱动的。
“10年法则”只是一个平均值
这些研究令人兴奋，因为它们都证明了激情、成长型心理定向、坚毅和刻意练习对实现目标的重要性。但这是卓越表现的全部内容吗？我们可以就此终止讨论吗？答案是否定的。很少有研究人员质疑刻意练习的重要性，但依然颇具争议的是，刻意练习是否是卓越表现的充分条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涌现，表明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问题。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10年法则”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阈值而是一个平均值，不同个体偏差很大。人们习得专长的速率千差万别。
迪恩-基斯·塞蒙顿指出，海斯以古典作曲家为研究对象针对10年法则的经典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忽略了一些关键的细节，也犯了一些非常明显的错误。68海斯写道：“阿尔贝尼兹的第一首杰出作品是在他职业生涯的第72个年头写下的。”69但这是不可能的。阿尔贝尼兹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伊比利亚》大约创作于46～49岁，因为阿尔贝尼兹在49岁的时候便去世了，所以很难想象他如何在72岁时创作他的第一部杰作！这使人们对海斯的其他研究分析也产生了怀疑。
因此，塞蒙顿决定亲自做研究。他选择了120名古典音乐作曲家组成了一个大样本，70其中的100名作曲家几乎包揽了绝大多数古典音乐的重要作品，由此确保没有一名值得研究的作曲家被遗漏。塞蒙顿找到了可以证明刻意练习重要性的证据：几乎没有作曲家能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写出杰出作品，他们需要一定时期的准备。平均来讲，这些作曲家的首部出名作品的创作时间是在他们正式接受古典音乐教育17～22年之后，以及在他们创作首部作品10～14年之后。
但是塞蒙顿并未就此停止。他观察到这些平均数据掩盖了相当大的个体差异。一些作曲家只用了两年时间便创作出经典的古典乐曲，而其他作曲家可能用了几十年。除此之外，快速获得成就的作曲家毕生所创作的名作数量往往更大，他们在创作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时的年龄也更大，并且在古典音乐界通常拥有更高、更久远的声誉。
在艺术和科学的其他领域还发现了其他偏离“10年法则”的现象，71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表现出了早期优势。詹姆斯·考夫曼（James C.Kaufman）和克劳迪娅·金泰尔（Claudia Gentile）研究了作家首次出版创意写作作品的年龄、生涯产量（创作的作品数量）和成功（获得诺贝尔奖或普利策奖）之间的关系。72虽然他们发现作家首次发表诗歌的时间早与其毕生的产量高之间存在显著关系，但是关于事业上的成功，他们并未找到早期优势。此外，小说创作的产量或成功也没有早期优势。
天赋实验
近期我与詹姆斯合作，以215名最有成就的当代小说家为样本（由美国Salan网络杂志评选），调查他们花了多长时间出版第一部备受推崇的作品。73我们发现，小说家从发表第一部作品到写出最好的作品之间平均间隔了10.6年的时间。由此可见，杰出作家的职业生涯也许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直至首次出版作品；第二阶段通向伟大。换言之，10年也许太短了，不足以让一个人在创意写作上臻于伟大！
但是同塞蒙顿的研究一致的是，我们也发现了很大的偏差。样本中17%的作家其处女作便是他们的最佳作品。这些一鸣惊人的作家包括艾伦·古尔加努斯（Allan Gurganus）（《往日情怀》，Oldest Living Confederate Widow Tells All）、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和约瑟夫·海勒（《第22条军规》）。但是这样的一炮走红并不是必要的，个案随处可见。事实上，大多数作家（53%）都是在发表处女作之后8年甚至更久才写出了他们的代表作。例如，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花了11年才创作出他最好的作品，约翰·欧文（John Irving）花了16年时间，而唐·德里罗（Don DeLillo）则花了26年，有一位作家甚至花了45年时间！显然，大器晚成完全可能。
不同领域的状况是千差万别的
另外一个角度的研究为刻意练习途径增添了新的细微差别，这些研究着眼于认知能力与不同形式知识的习得之间的关系。专业表现研究方法通常被诟病的一点是范围局限：因为被关注的对象是获得承认、彼此类似的专家，所以无法找到对他们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全部特质。
然而即使范围有局限性，认知能力依然可能与专长的习得显著相关。埃里克森和他的同事调查了大量不同的领域，这些领域对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如何做某事的知识）和陈述性知识（declarative knowledge，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事实信息）的要求不同。某些特征对陈述性知识习得的贡献可能大于对程序性知识的习得。74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埃里克森所关注的是刻意练习的一般情况，所以他很可能遗漏了区分各行各业专家的重要特征。
菲利普·阿克曼（Phillip Ackerman）的研究表明，认知能力、兴趣和个性是同步发展的。在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献综述里，菲利普·阿克曼和埃里克·赫格斯塔德（Eric Heggestad）整合了众多视角的研究，表明认知、情感（如焦虑和动机）和意动（conative，如自我控制和有针对性的努力）特质之间存在大量的重叠内容。75
他们发现，神经质和考试焦虑普遍与能力存在负相关，而外倾性则与能力普遍存在正相关。这与我们在第7章中看到的内容高度一致——积极情绪能提升个体对任务的投入水平，而消极情绪则对投入有阻碍作用。此外，研究人员还归纳了4个特质集群（“特质联合体”）：
●社会性集群：社会性的和富于进取的兴趣、外倾性、领导性（影响他人的能力）和幸福感。能力测验得分与该集群无关；
●事务/习俗集群：知觉速度能力、传统兴趣、责任感和传统主义；
●科学/数学集群：数学推理能力、空间能力以及现实和调查兴趣；
●智力/文化集群：言语推理能力、构思流畅性、吸收、典型智力活动参与（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参与智力活动的典型水平）、经验开放性以及艺术和调查兴趣。
这些集群可以提供丰富的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领域内能力、兴趣和个性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这些特质与这些领域内陈述性知识的实际习得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在最近的研究中，阿克曼调查了18个人类成就领域中知识与能力、个性、兴趣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为228名21～62岁受过教育的成年人。76阿克曼采用非言语流体推理测验来测量“流体智力”（fluid intelligence）和词汇以及一般文化知识，采用言语流体推理测验来测量“晶体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在第10章中你可以看到我给这两个术语加引号的原因。）他的发现见表9-1。
表9-1 各领域与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的关系
以上数据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年龄趋势。与许多先前的研究结论一致，流体智力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晶体智力则随着年龄增长而升高。77诚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流体推理能力的下降会对我们专长的获得带来一定影响，要说有什么具体影响的话，流体智力的下降会使得我们更难想出解决新问题的对策（见第10章）。保罗·巴尔特斯（Paul Baltes）和赖因霍尔德·克利格尔（Reinhold Kliegl）发现，经过多次培训后，在使用位置记忆法辅助解码和提取新单词列表的能力上，与年轻的被试相比，年长的被试表现出了巨大的能力差距。78他们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产生和使用心智想象的能力逐渐丧失，而这一能力对大脑的运作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先不要急着放弃成年人。阿克曼还发现，除科学以外，其他领域的特定知识往往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阿克曼对“作为过程的智力”（intelligence-as-process）和“作为知识的智力”（intelligence-as-knowledge）做了区分，前者主要由流体推理测验测量，后者则由我们一生习得的重要专长构成。79
如阿克曼所述，许多现实世界的智力活动需要大量的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技能。在他的框架下，“知识并不能弥补成人智力的下降，知识本身就是智力”！80
这并不意味着在人的一生中，认知能力的个别差异无关紧要。从前面的表格中可以看到，对整个样本来说，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的测验分数对所有知识领域的影响无处不在。但是也存在重要的模式，各个领域的专门知识与晶体智力的关联度比流体智力更强。科学领域是一个重要的例外：流体智力是化学、物理和生物知识尤其有力的预测因子。相比之下，社会科学与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之间的关联度则大体相当。较流体智力而言，艺术、人文科学和公民学与晶体智力的关联最强。此外，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也是相互关联的，关联度为0.589，这表明在对认知能力的不同考量中，也许有某些技能是相同的。（更多内容详见第10章。）
然而，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最多可以解释这18个知识领域之间差异的50%，对其中一些领域，这一数值更低。例如，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仅能解释商业知识和法律知识之间23.5%的差异。个性和兴趣具有额外的预测价值。除商业和法律之外，典型的智力参与活动对每个知识领域均有预测作用。调查兴趣与科学知识紧密相关，而艺术兴趣与人文科学知识紧密相关。有意思的是，具备进取性、社会性和传统兴趣的人往往具备更少的科学知识和更低的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测验分数。然而我们能否就此认为这些人智力逊色呢？
综合来看，这些结果表明个人特征（包括认知技能、个性和兴趣）与各种形式专长的获得显著相关，尽管其相关性远非完美，仍然有大量的偏差没有得到解释，但是其中一些是合理的。一方面是对埃里克森理论的支持：认知能力不能决定专长的获得，在这些相关性中存在大量的错误空间。然而另一方面，这些关联的确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告诉我们哪种心智会被特定领域的知识吸引，以及能力、个性和兴趣是如何同步发展的。
依我之见，虽然近年来人们已经对成功的众多驱动因素（如激情、心理定向、自我调节、坚毅、希望、刻意练习等）做了大量重要的整合，但是依然有众多成熟的研究领域有待整合。在接下来的几章中，让我们做进一步的整合，更加深入地理解心理学家所谓的“一般智力”“才能”和“创造力”。
我们不仅会看到刻意练习更加微妙的呈现，也许我们还能逐渐对人类的智力有一个更加完整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