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九章 你真出色
除了你自己，没有人可以给你更好的建议。
——西塞罗[1]（Cicero）
当《写给自己》节目首次开展“放空”这个伟大的实验时，我并不确定我们想寻找什么，或者真正的成功是什么样的。我只有一种模糊的理念，那就是让我们回归安静、沉思的时光，我们许多人都觉得生活已经被我们的数字设备打乱了。我们假设，通过这一系列挑战，可以让听众深入思考科技应如何融入生活。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会像我一样获得启发创造力的额外好处。
然而，反响超出了想象。报名人数比我们预期的要多几千人，包括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观点的人。他们的热情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看来我们并不是唯一带着不安的感觉看待我们的设备的群体。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简单的挑战，他们的改变比我们想要达到的更为明显和引人深思。
我们收到许多来信，青少年们说突然发现作业更容易理解了，作家也完成了作品，员工感觉没有那么倦怠了，企业家们也有时间去思考那些困扰他们和他们企业的问题了。最重要的是，正如布鲁克林的卡特那样，人们觉得“就像从长时间的精神休眠中苏醒过来一样”。他们改变了自己与手机的关系，芝加哥的佐伊说：“我感觉手机了无生气，不再那么珍贵。它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知己或爱人。”
因为这是一个围绕科技进行的实验，所以我们不仅仅有关于行为转变的证据，我们也有数据来证明。
当我们开始这个项目时，我们的小组每天在手机上大约花费两小时。在第一个挑战周中，他们每天都会减少使用手机的时间。那些说玩游戏是他们三大手机活动之一的人，在使用手机上的时间减少得最多，平均每天减少20分钟。但是整个团队的平均时间是每天减少6分钟。
“放空”的数字统计
关于这些统计数据的说明：它们只是具有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激发了每个人的行为，无论是“放空”的挑战、应用程序提醒，还是别的什么。第一组的表现是这样的。
参与者数量：20000人。
女性与男性的比例：75∶25。
平均年龄：36岁。
有孩子的比例：约40%。
与开始时相比，每天使用手机的平均时间减少了6分钟，拿起电话的次数减少了1次。
超过90%的人在填写“挑战后”的调查问卷时，表示他们已经减少了使用手机的时间。
完成“挑战后”调查问卷的受访者中的90%感到，有一些信心或非常有信心能改变他们的电话使用习惯。（这比“挑战周”前的调查结果高出10%。）
游戏玩家取得了最大的进步：他们使用手机的时间减少得最多，每天减少20分钟。
在挑战之前，有小孩的挑战者平均使用手机时间比没小孩的挑战者平均使用手机时间多。
与没有小孩的挑战者每天降低手机使用时间的4分钟相比，有小孩的挑战者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缩短了10分钟。
80%的人表示他们将来会继续延续的挑战是，不把手机放在眼前。
毫不奇怪，大多数人（45%）也认为这是最有效的挑战。
50%的受访者希望能坚持删除任何习惯依赖的应用程序，这使得删除程序成为第二大最受欢迎的挑战，仅次于在路途中将手机放在视线之外。然而32%的参与者认为这是最困难的挑战。
老实说，当我拿到“放空”挑战组数据时，我感到很失望，尤其是当我把他们与分享如何真正改变了生活的人们进行比较时。
在项目开始时，参与者每天在手机上花费大约两小时。挑战后，手机使用时间只减少了六分钟，手机使用次数每天减少一次。即使人们反响很强烈，数据改变如此之少，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是我向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认知心理学家、副教授玛利亚·梅森博士提出的问题。梅森博士致力于研究竞争动机如何影响我们的判断、选择和行为。
她称我们的计划“野心勃勃”，她说：“六分钟有没有意义，我不清楚。”
梅森博士应该知道。她做过一个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的调查可以进行横向比较。通过将“时间记录神器”下载到哥伦比亚大学150名本科生的笔记本电脑上，她调查了他们的数字设备使用情况。该软件会跟踪他们电脑开机、关机以及他们在多个活动之间切换的频率。她说：“我们很好奇人们花在电脑上的时间是多少。同时我们也对人们在时间和注意力方面的选择感兴趣。”
她惊讶地发现，本科生在脸书上平均每天花费25分钟。虽然批评孩子们在脸书上花费时间，这似乎像个彻头彻尾的阿米什人[2]，但这些学生希望花更少的时间在社交媒体上。这就是他们的愿望。另外，梅森说，一天25分钟，加起来是你生命中的两年。
从她的研究来看，刷脸书似乎是许多学生的默认活动。这可不是什么新闻。正如我们讨论过的，我们许多人在使用电脑或手机时也有快速查看社交媒体的本能。
正如“放空”挑战的目的一样，梅森也希望帮助她的研究对象“更明智地选择并更有效地管理注意力”。但是，为了解决问题，你必须先找出问题的根源。
她的第一个假设是，学生能“意识到问题”。
她说：“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实际上非常有限。”除了睡觉、吃饭和工作时间，梅森估计他们每天只有四五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她认为，也许这些学生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当他们上脸书时，他们抱有更大的希望和目的。但当他们不停地查看“点赞”时，怎么能意识到对地球上的任何人来说时间是有限的呢？也许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点提醒，一些“反馈”。不。其实这些孩子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正在浪费时间。
第二个假设是有些人比别人浪费更多的时间，或者梅森所说的“容量问题”。如果是真的，那么解决办法就是让那些注意力不集中的人远离电脑。好像也不是。
梅森说，究其根本，“这似乎是一个动机问题”。没错，人们具有想要摆脱脸书的意愿，更重要的是，他们得相信他们可以做到。
梅森认为我们“放空”的经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我们的参与者从他们的成就中获得了信心，并对控制其数字产品使用命运的前景感到乐观。事实上，我们第一个调查组中有90%的人表示“有或者非常有信心”可以改变他们未来的手机使用习惯。“挑战周”后，我们发现“有足够时间思考”的人增加了一倍多，从30%跳跃到67%。
纽约的挑战参与者埃里克·格林沃尔德反映了许多人的感受，虽然他的手机使用时间减少得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少，但他说：“我觉得我更有意识地使用它。当我知道我在更有意识地使用它时，我没有那种内疚的感觉。”埃里克惊喜地发现，当他决定切断电话“线”时，他真的这么做了，且看到了结果。他说：“也许我必须每天早上给自己一点小小的挑战。”
梅森说：“人们对主动性本身的热情是有意义的。这也是时代的标志。很多人觉得他们没有按自己想要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可自由支配时间，而科技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了。”她又说：“我的意思是，谁会在临终前说，‘我仅仅在脸书上花费了两年时间’？”
摆脱不停地查阅信息是可行的，而且不会感觉太糟糕！
——兰迪
我重新评估了使用手机和照相机的时间，以及我是否真的记得事情，因为我在现实和手机之间制造了屏障。
——诺拉
非常感谢你激励我更多地了解自己。我将会在余生中真正接近自己的内心。
——克里斯汀
/我们感到无聊/
这项倡议有很多启示，但如果要我引用我最珍视的那个的话，那一定是：我们感觉到科技正在改变我们、我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以及通过科学证明了我们的直觉是正确的。
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的一名宗教课兼职讲师迈克尔·D.哈尔滕贝格尔，生动地描述了在他的宗教体验课上给学生们带来“放空”的挑战背后的动机时的这种感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讨论各种宗教经验（嗯，这是一个超越我们新视角的卓越体验）。”他写道，“当我们讨论视觉探索、成瘾体验、圣人和先知的生活时，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日常生活的干扰是对独特体验的阻碍。”他说：“情况一直如此。也许现在更糟糕的是分心更加容易。虽然我的学生似乎本能地知道他们的屏幕时间正在影响他们的生活，但是很少有人大胆地去证实这一点。‘放空’项目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
哈尔滕贝格尔抓住了核心点。“放空”是一个机会，强迫我们感受内心，并通过给它一个结构，我们可以检验它是否真实。
玛利亚·梅森博士认为，这项倡议及时地为人们带来了活力和兴奋。挑战结束后，在我们对挑战参与者的调查数据中发现，太多受访者表示他们不想再习惯性地拿起手机或查看各种数字设备，这令梅森非常惊讶。我们正处在一个似乎没有任何地区或任何人可以超越科技的时代。
随着移动设备和无线网络在打破经济和社会壁垒方面变得更加容易，数字技术每一天都必不可少。但不可否认，这些小玩意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当父母强迫他们去一个没有Wi-Fi信号的地方度假时，青少年将他们的色拉布密码交给朋友使用，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收集积分并获得战利品表情符号了。有些像我妈妈这样的人，声称自己不喜欢手机（真的不知道如何使用应用程序），但当她查看信息时，就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她被完全吸引到屏幕上，就好像掉入《爱丽丝梦游仙境》中那个奇怪的兔子洞里了。
“放空”项目甚至对那些不认为科技有这种力量的人产生了影响，比如我的制作人。（或者完全不在乎，像我朋友的父亲一样，他是一个聪明老练的人。但在他70多岁得到自己的第一部智能手机后，他不愿再放下手机，无论是在孙子的生日聚会上、在海滩上还是开车时，他声称这是他的权利，因为他在弥补失去的时间。）所以我的制作人亚历克斯，当我第一次向他介绍“放空”这个想法时，他并不理解，因为他使用手机和数字设备并不多。尽管如此，在我们开始这个项目之前，他经历了许多挑战，这些练习对他来说也很困难，具有强大的力量，他意识到自己也想做些改变。（就像我们很多人一样，他不知道他多久查看一次手机。）这些挑战揭示了许多无意识的行为，与他原本以为的并不一样。
无论是屏幕阅读影响注意力持续时间，电子游戏影响社交能力的事实，还是拍照影响记忆的事实，我们都正处于一个自我实验的时代。技术的发展速度比研究人员的研究要快。科学跟不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跨学科的方法，比如提供“放空”挑战。现在研究需要搬出实验室，因为生活就是新的实验室。
一起无聊吧
在“放空”的第一个挑战周，很多人聚在一起进行群体挑战。至少有六所大学将该项目纳入课程，比如哈尔滕贝格尔讲授的宗教课程。全国各地中小学教师也为学生们安排“放空”挑战，甚至有一个学前班也进行了挑战。（老师把学生们最喜欢的闪光玩具放在一边，用黏土和蜡笔等材料代替，忽略他们的抱怨，直到学生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玩耍”。）
我们听说甚至有父母为了让孩子参与挑战，邀请了多达20个朋友共同度过挑战周。在全球之声公司，有一整个部门作为一个团队参加了挑战。
将“放空”经验变成团体挑战经验非常棒。就像锻炼计划一样，挑战周不需要花很多精力去完成，而且真的很有趣，另外，还有其他人一起激励着你坚持下去。
如同任何集体活动一样，为了保持积极的态度，你需要尊重团队中各个成员对每个挑战的不同反应。
对一个人来说很容易甚至很可笑的事情可能会对另一个人造成心灵上的伤害。不要评判。相反，在你了解自己的同时，利用每一个练习来获得对他人的新的洞察力。
从《写给自己》栏目的经验看，“挑战周”是一个观察团队如何作为整体工作，并找到使用技术来相互交流的很好的方式。
我最喜欢的研究之一，是中断专家格洛里娅·马克所做的日本花园研究。她创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原型设计，“该原型设计可以通过告诉其他同事自己何时可以被打断来帮助这些员工管理自己的工作时间”。在这个实验中，“花园”由放在一小盒沙子中的不同颜色的岩石组成，这些石头代表着一个人的项目，如果他在做这些项目的话。通过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排列岩石，每位员工都可以无声地向同事发出信号，表明他是愿意交谈，还是需要独自专心工作。这个想法很可爱，很随性。但最终证明，它不是一个完全成功的想法。虽然盒子就放在他们的桌子上，马克发现“达成协议和技术解决方案都是必要的”。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我在小型日本花园的沙地上留下三把耙子时，我的团队把它当作礼物给了我，象征着“让我独处”，这根本就不是我想的那样。
那么发生了什么不同的事情呢？从广义来讲，技术进步给我们带来的经验是不可估量的。我们感谢互联网和新连接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深刻变化，比如：
•美国争取种族平等的新运动。
•教育的可获得性，无论地区或社会经济地位如何。
•被大洋和高昂的电话费隔离开的移民家庭如何保持联系。
•从重新设计蛋白质到了解罕见疾病的所有方面，科学家们都使用了互联网外包服务。
•在医疗条件有限的地区，家长们能够收到有关把孩子带到何处接种疫苗的短信。
•为小企业主提供廉价的会计、客户、销售和法律工具服务。
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肯定的是，从未有过如此开放的方式去接触如此广泛的人群、地区和视角。
但是据我们所知，获取自由这种说法并不恰当。因为它会有成本。深思熟虑的新闻不能仅靠数字广告来生存，因此报纸也没人看了。我们的个人身份和信息被数十个甚至都不记得的密码保护着。操场上再没了校园恶霸，他们存在于网络社交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及各个年龄段。但也许我们最大的损失是耐心：耐心地完成一句不完美的话语；耐心地读完一段密密麻麻的文字，不是读一遍、两遍，而是读三遍来理解一个难点；耐心地让一个个闪过你脑海的念头成长为一个平庸普通的概念，然后才能发展为一个杰出的想法。这些都需要时间。这恰好是我们的手机不能给予我们的。当然，我们可以和更多的人联系起来，获得更多的信息，但是，我们的小工具无法区分什么是废话交流，什么是值得品味、思考和记忆的交流。这仍然取决于我们。
我的听众之一、美国罗斯霍曼理工学院机构规划和评估办公室的执行主任朱莉亚·M.威廉姆斯（Julia M.Williams）担心电话使用会给人造成不好的印象。她写道：“当技术专家在会议或演讲中没有给予听众充分的关注时，他们可能会错过那些能够帮助他们解释提案影响的非语言线索。”她还说，“我希望让我的学生成为那些在这个领域与他人不同的技术专家，因为他们可以放下手机和你交谈”。
像许多教育家、父母和雇主一样，朱莉亚发现她需要教学生们谈话技巧，而她以前认为学生们理应都会。谈话、倾听、目光接触、关上手机、响应对方以及无聊，这些都是现在需要积极付诸的实践。这并不是说“数字原住民”[3]不会感觉到或者不知道这些东西，只是他们没有优先考虑。因此我们必须为这些实践命名，安排出时间表并为它们庆祝。如果你一直拥有这些技能，或者你从未拥有过这些技能，那可能会觉得奇怪。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重视它们，我们需要珍惜我们独处的时光，因为所有这些连接都会使我们感到疯狂。
人类总能找到一种方法，将非理性和存在主义思想注入哪怕是最迟钝的物体中，而科技也不例外，它引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让人感到不安。以哈迪·门德斯（Hady Mendez）为例，她是我的一名听众，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做传教士。她告诉我们，关掉手机上的所有提醒有一个非常震撼的效果。“几乎不用再去拿手机，也没有任何通知在等着我，”她说，“有时我觉得，什么？没有人爱我吗？”很多人都说自己和哈迪有同样的感受。后来哈迪意识到不用担心，没了这些通知，她不会活不下去。作为一个在精神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她说：“我需要更多地参与到我的工作中。”
也许因为我是一个母亲或者是一个喜欢控制一切的人，但是对于我来说，电话已经成了“一切都好吗？”的按钮，我会不断检查是否每个人都很好，是否开心，是否受伤。这是一种持续的低等级的警惕，这种警惕总是伴随着为人父母而来，但手机似乎加剧了这种警惕。“放空”挑战并没有改变这种神经质，但它确实让我认识到并开始了思考。例如，有一天晚上，我和家人出门了，在街区的半路上，我突然意识到把手机落在了厨房的水槽边。我强迫自己不要回去找它。毕竟，孩子们和我在一起，我丈夫带着手机。所以这个决定并不是很激进，只是偶尔远离手机一会儿，不用在地铁上拍孩子们的照片，或者强迫症似的检查我最喜欢的天气应用程序，然后刷新《纽约时报》应用程序，快速浏览头条新闻。即使没有手机，即使没有向任何人展示美丽的落日余晖，我仍然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人。不过当你没有掌控一切时，你会感到有点害怕。当你感到害怕时，你会更有活力。
这让我想起了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对人们害怕在她的音乐会开始前交出自己的手机的评论：“你认为你与一切断开了联系，但问题是，你与什么断开了联系？实际上，你在拥有了这些东西后，就在不断地与自己脱节。”
我注意到，当我不再那么频繁地使用手机时，我更在意我的朋友们使用手机的情况。而且，当我只是站在那里，他们会感到尴尬，并把手机拿开。
——杰米
我删除了手机中的推特、脸书、照片墙、微博和色拉布，这是一种令人尴尬的情感体验。起初，看着屏幕上没有新的通知，我感到一种奇怪的孤独。但我真的很喜欢由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考虑或访问我的社交网络，而不是让我的手机来为我决定。
——罗科
/无聊和超越/
在与所有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讨论最初的倡议和本书时，我总是有意或无意地询问他们对于数字时代的一些负面影响的解决方案。我像海绵一样吸取专家的意见。
有一种观点认为，科技可以解决科技带来的问题。万维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正在开展他的项目，让我们重新控制我们的数据。玛利亚·梅森用她认为最有效的动机模型，设计了一款应用程序，让人们可以在工作中保持专注。该应用程序是这样的：若你决定要跑马拉松，你必须每天训练一个小时。若你也决定每天只刷脸书20分钟，所有这些信息都会输入应用程序中，当你刷脸书的配额时间超过了，该应用程序会给你发通知，如果你决定继续玩，它会向你展示社交媒体正在吞噬你的马拉松训练时间。梅森的理论应用程序旨在提醒你，你真正关心的应该是做出有结果的选择。
还有其他一些人，比如“欢乐时光”运动的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他认为设计师和科技领导者需要创造“在额外的屏幕时间增强人性”的产品。哈里斯和社会科学家乔·埃德尔曼（Joe Edelman）正在研究“希波克拉底誓言”的软件设计，其中包括道德规范、评级体系和认证标准。索伦·高德哈默（Soren Gordhamer）、智慧2.0大会[4]（一个致力于“集结智慧和技术”的热门会议）的创造者，相信硅谷的领导者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他们感到内疚，”他告诉《大西洋月刊》，“他们意识到他们创造的东西太容易让人上瘾了。”
也许吧。如果行业内出现一场真正的运动，创造出对社会更有利的技术，那将是了不起的。但是，除非当前的商业模式完全被颠覆，否则你将不得不原谅我的怀疑。为什么像色拉布这样估值为250亿美元的公司都要改变商业模式呢？我完全认为，消费者应该倡导符合自身利益的科技，而行业从业者和政府人员都应该倾听。我们还需要向监管机构和立法者施压，让他们理解隐私问题和经济不平等的利害关系。但在此期间，我们应该从《糖果传奇》中走出来。
我们需要听取我们的直觉。如果你在网上待了两个小时后感觉不舒服、焦虑或恶心，那这可能是有原因的，你可以做点什么。
大卫·乔格（David Joerg）是一位沉迷于游戏的爸爸、软件开发者，他设计了一个完全数字化的鲁布·戈德堡机械[5]来限制自己玩最喜欢的电子游戏。不同于他的是，我们大多数人不得不依靠更简单的东西：自我调节。我们都拥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并且这是免费的！也无须签署任何服务条款。
我承认我的自律能力总是不尽如人意。例如我玩《两点之间》游戏。在我删除了这个应用程序后，如果我在地铁上，看见有人在我旁边玩《两点之间》（这种情况时常发生），我就会从他们的肩膀看过去，一直看他们玩。因此即使“放空”挑战结束后，我也没有再下载《两点之间》游戏。大约一年后，游戏设计师简·麦戈尼格尔让我在手机上下载新版本的《两点之间》。当时，作为一个恐惧飞行的人，我要在空中紧张地飞行20多个小时，前往澳大利亚参加一个会议。因此她建议我玩这个游戏以此分心，对抗焦虑。无论是好是坏，它都起作用了。
只要回到纽约，我就可以立即删除这个游戏，然而我没有。我不能这样做。我已经打到82级了。我又上瘾啦！但是我做了一件事情：我把这个游戏归档到我手机上的虚拟文件夹里，标记为“生产力”。那样的话，每次我去玩《两点之间》时，我被迫多点两下，以嘲笑我那荒谬的冲动。它真的阻止了我吗？很少。我觉得有点难为情，但还是玩了。但是，正如麦戈尼格尔建议的那样，我确实试图将玩游戏时间限制在五到十分钟之内。这是我对梅森理论动机应用程序的自我动手版本，它让我更难以接近这个游戏，就像一个减速带，在你完全沉浸在游戏中之前，提醒我，“曼诺诗，记住，你的游戏是生产力的对立面”。
在参加“放空”挑战之前，我计算出我的iPhone使用率大概是我醒着时间的90%。我如此沉迷，以至于每晚只睡大概四个小时，而且我还有两个小时一定会梦到我的iPhone。开车时我从不发短信，除了等红灯时。但有时，我会把车停到路边长达30多分钟来回信息。我的妻子对此表示不满，因为我吃晚餐总是迟到。但话说回来，我在吃饭时，总是埋头看手机，所以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是，现在，多亏了“放空”挑战，我的生活好多了。
我遵循了所有的指示，哇！它真的有效！我现在清醒时使用手机的时间减少到了85%。我几乎不知道如何利用这段恢复期。作为一个“70后”，我不得不承认，我很惊讶我们竟能够在没有这些技术的情况下活下来。那时，我们用座机打电话，更糟糕的是，我们通过敲门邀请别人玩棒球或其他老式游戏。我们会离开家几个小时，而我们的父母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也不知道如何用“找朋友”（Find Friends）之类的东西来追踪我们。如果我们迟到了，我们不能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的孩子们不相信这样的世界确实存在过。但后来我在网飞上给他们看了一集20世纪70年代的电视剧，他们大概相信了。无论如何，再次感谢新时代的到来。
——马丁
我并不喜欢人们将“放空”项目称为“数字戒毒”。我并不反对在特定时间内彻底关机。这样的休息是很好的，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但是把手机锁在抽屉里并不能帮助你养成更好的手机使用习惯。
“放空”项目是关于在数字世界中更聪明更好地生活的活动。任何不存在技术的地方，谁愿意去呢？我喜欢一个手机应用程序，它可以告诉我，我需要乘坐什么样的车才能尽快离开地铁站。我所倡导的是平衡之道，平衡我们使用科技的方式，并尽可能确保我们的电子产品与我们珍视的真实的东西保持一致。是的，我们正面临着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以及高学历、高智商人群的联盟，他们花了一大笔钱让我们保持在数字反馈回路中。但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其中有些行动并不比给一个文件夹起一个有趣的名字更难）来控制随时可能压倒我们的信息和刺激的威胁。
芝加哥艺术学院心理学家迈克尔·皮特鲁斯娶了一位数字营销高管，在谈到这个话题时，他引用了希腊哲学家埃皮克提图（Epictetus）（55—135年）的话：“如果超越了适度的范围，快乐就停止了。”皮特鲁斯张贴了一张一个小孩躲在树后的照片，上面写着“没有你，互联网也很好”，来定期提醒自己“与人相处，即使有挑战，也是经验”。
我在数字生态系统中寻求平衡的感觉，是最难也是最值得的。这就像婚姻、为人父母或友谊一样，我们与科技的关系也需要不断去经营。
随着虚拟现实进入我们的生活，这种寻求平衡的动力只会越来越有必要。我把科技与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描绘成一个光谱的两端。以前，这个光谱相当有限。（想想马车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当然，这是件大事，它改变了你的距离感，但并不是你的存在感。）现在，这一光谱的空间越来越大，而且每天都在扩大。任何一种极端都不好，每天我们都会做出无数的选择，而这些选择最后通常会让我们处于科技与人的最基本需求的中间地带，达到一种平衡。我应该在星期六发推特吗？在会议上回复短信？把电子邮件存档？加入照片墙应用吗？每天，那么多决定，那么多选择，让人筋疲力尽。但至少“放空”实验证明，如果你不做这些决定，公司、应用程序或社交媒体网站会替你做决定。
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1]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前106—前43年），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编者注
[2]阿米什人是过着简朴而严格乡村生活的新教徒。——译者注
[3]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意为“80后”甚至再年轻些的这代人，他们一出生就面临着一个无所不在的网络世界。对于他们而言，网络就是他们的生活，数字化生存是他们从小就开始的生存方式。——译者注
[4]智慧2.0（Wisdom2.0）会议，美国每年一届的最大的正念会议，汇集来自美国科技界、投资界、企业界、艺术界、正念界人士的年度盛会。——译者注
[5]鲁布·戈德堡机械（Rube Goldberg machine）是一种被设计得过度复杂的机械组合，它以迂回曲折的方法去完成一些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工作，例如倒一杯茶，或打一颗蛋等。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鲁布·戈德堡机械被形容为“荒谬地组合在一起的机械”。自此，“鲁布·戈德堡机械”的意思亦扩展为“极为混乱或复杂的系统”。——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