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视线之外

当想象力失去焦点的时候，你不能依靠你的眼睛。

——马克·吐温

我们的数字产品呈现出一种人格化的，甚至可能是哺乳动物的属性：我们把它们放在昂贵的套袋里；把它们贴身放着；当它们大声叫喊时安抚它们；当找不到它们时感到惊慌。我的一位听众把他的手机形容为“集最好与最差品质于一体的最好朋友”。另一位听众把他的手机视为婴儿的奶嘴。互相依赖，还有吗？

我们对智能手机和其他数字产品的热爱不该被否定，但这种共生关系如何影响我们的模拟关系和线下责任？可以肯定的是，科技为人类交往带来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新的可能性，这是几十年前无法想象的。互联网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一起。无论是为了民主革命还是为了支持团体，那些本来不可能有机会联系的人都能找到组织。那么它就有了从根本上改变约会和爱情的方式。在这里，我不仅仅指交友软件Tinder。我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可以注册的服务，“隐形女友”应用，这个应用可以帮助你收到来自你自己设计的女朋友或男朋友的短信。有真人被雇来写短信，每次回复你的不一定或者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人。一开始当我听说这个由群众外包的浪漫服务时，我想谁会用这样的东西！但后来我碰到一个使用这种服务的年轻人，他有脑瘫，只能坐在轮椅上，不能经常外出，当他出门时，女人们也不认为他是一个浪漫有趣的人。这改变了我的观点。虽然他很清楚“隐形女友”的固有缺陷，但总比没有好。

然而，当我更多地了解到技术是如何以微妙的，甚至不可察觉的方式来影响我们时，更多的证据也在表明，除了我们对工作或图书的关注能力发生了变化，我们想要对有血有肉的人给予充分的关注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和一个不停地看手机的人在一起令人生气。例如，我理解我哥哥需要和他的现场施工人员保持联系，他们可能有紧急问题需要沟通。但当我们兄妹三人聚在一起时，他这样做会让我和姐姐抓狂。他坚持认为他可以一边发短信，一边和我们聊天，两不耽误。而当他意识到自己只用一些“啊哈”和“当然”来敷衍我们后，他深叹一声，最终放下手机，回到现实世界。然后，他笑着问：“等等，什么？我错过了什么？”老兄！不要让我重复。我是一个忙碌的女士！事实证明，在我哥哥发短信让我抓狂的背后有一些科学道理。

在2014年一项名为“iPhone效应：在移动设备存在的情况下，面对面社交互动的质量”的研究中，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移动设备的存在，即使放在桌面上，表面上看起来是良性的，也能降低两个朋友之间换位思考的能力。在“自然现场实验”中，有100对试验者被分配完成10分钟的谈话，从远处观察，如果人们碰巧手中或桌上有手机，你猜怎么着？“研究发现，在年龄、性别、种族和情绪等因素的影响范围之外，人们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进行的对话明显优于在有手机的情况下的对话。”该研究指出，“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进行交谈的人，他们的同理心程度更高。在有手机的情况下进行交谈且关系密切的参与者与关系普通的参与者相比，前者的同理心水平更低。”

每当我和朋友一起喝咖啡时，这个研究就会在我的脑海中回响。我试图把手机朝下放着。现在我肯定会把它完全从桌子上拿开。我希望我大部分的谈话是优质的。

研究结果显示，“无所不在的计算机”时代对社会情感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历史证明，人们已经很难建立人际关系，建立信任，了解他人的观点了。无论如何，现在既然相互之间的互动往往受到限制，为什么还要以手机的形式增加另一个绊脚石呢？

/打电话与发短信/

工作、养育子女、约会，这些都离不开发短信这项社交互动。即使这些信息变得空洞无物（想想15条关于谁可以回家签收包裹的短信，而一分钟的电话就能解决问题），许多人仍然拒绝打电话。我在与我合作的年轻广播制作人中看到了这种趋势。当我建议他们打电话给一个发了多次电邮请求仍没有回复的人时，他们看起来吓坏了。他们不知道如何用声音而不是精心编写的文字来好好打个电话说服对方。

在《纽约客》专栏作家亚当·戈普尼克（Adam Gopnik）所著小说《蛾》（The Moth）中，作者与他12岁的儿子之间有一段关于即时通信的故事，戈普尼克对年青一代倾向于文本的偏好感到困惑。年轻人之所以愿意迅速地发送信息，而不是实时地听到别人的声音，他认为，原因是选择了新的而不是更好的方式。“如果是史蒂夫·乔布斯发明了打电话，它就会出现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头版头条，你会看到到处都是巨大的背页广告：‘真实的声音！真正的沟通！终于来了。从键盘的压力中解放自己吧！’”戈普尼克写道，“这将是20世纪最伟大的突破，因为19世纪的孩子们只能发短信。”

雪莉·特克尔教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这位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的著作《群体性孤独》（Alone Together）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中位居榜首。她的新书《重拾交谈》的灵感来自她听到人们总说他们宁愿发短信也不愿打电话的经历，这是一种她不理解的情感，因此她想去探究。

特克尔的研究始于一个简单的问题：打电话怎么了？一个18岁女孩的回答反映了许多人的感受，她说：“我来告诉你，打电话怎么了，因为它实时发生，你不能控制你要说的。”特克尔傻眼了。这本是特克尔认为打电话才是“正确”的交流方式的原因。“我们害怕在面对面交流的过程中暴露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她问。发短信让我们有时间编辑内容，并努力展现一个我们所能想象的更完美版本的自己，特克尔解释道。

这一点，在她的工作中也得到了证实。作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她的学生们宁愿给她发电子邮件而不是去办公室找她。当她问学生们原因时，他们再次写了一封“完美的电子邮件”，在这封邮件中，他们可以将问题提炼并编辑成一个经过精细加工的请求，然后期望得到同样最佳的答复和解决方案。特克尔认为这种做法是冰冷的，并且受到媒介的限制。特克尔说：“为什么我成为一名教授，并且热爱学习？是因为大学里老师的关心。有一位教授说：‘你很聪明，你可以做到或者这是一个糟糕的主意，但是我们会一起做得更好。’如果我的学生只是给我写一封完美的电子邮件，我也回复一封同样完美、冷冰冰的电子邮件，我就做不到真正关心学生。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是事实，我在大学里早就认识到，我是那种想到什么就要表达出来的人之一，如果大一时教授没有在课堂上对我逐步建立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经济影响的论点进行鼓励的话，我可能永远也不会有这个特点。

大学是我们世界的一个缩影，在技术解决方案面前，人与人之间所有的鼓励和尴尬混乱都在缩小。正如特克尔在《重拾交谈》一书中所写的，麻省理工学院正在开发一个项目，当人们输入他们的问题后，这些问题会被发送到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网站（Amazon Mechanical Turk）——一个全球性众包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们被雇用来完成目前计算机尚不足以胜任的琐碎任务或完成“请求者”发布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范围从做调查到网上出售彩色鞋，再到心理治疗。在那里，一个人倾听你反复说做飞机坠毁的噩梦，世界上另一个地方的一个人则倾听你和专横的母亲之间的问题。他们对你进行的这个谈话心理治疗2.0版本，弗洛伊德若听到，就会从他的坟墓中爬起来。特克尔把心理健康服务外包给匿名虚拟工人的问题归纳为，“没有一个人会为你考虑，并告知你”。我也想补充一点，没有人会和你一起寻找一个潜在解决方案。

特克尔认为，虚拟线上治疗以及发短信而不打电话是贬低交谈和“人类情感”的一大趋势。她说：“我们已经忘记了谈话应该与另一个能够记住上一次谈话的人进行，因为有历史渊源和同理心才会发生交谈。”眼睛是心灵之窗。

特克尔提出，有研究证明，在交谈过程中，手机的存在会降低谈话的质量已经成为常识。（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研究表明，在谈话中不将手机放在与会者的桌边，只是放在他们的视野内，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你认为你可能会被打断，你就不会分享一些非常亲密的东西，”特克尔说，“即使是一个无声的电话也会断开我们的联系。”

特克尔热衷于担负起挽救谈话的使命，不仅是为了我们的个人福祉，也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她说：“每一代人都需要有能力就复杂的事情进行复杂的对话，你不可能仅靠线上的只言片语来解决政治或经济难题。”

不幸的是，当特克尔关于对话和连接的观点被压缩时（想想书籍短评或推特），它给予人的印象可能是过时或守旧的，而不是一种关于我们与科技的联系的进化看法。至少，那些坚持精心写电子邮件给她而不是去她办公室拜访的学生，现在都是优秀的作家。如果他们几乎不交谈，好吧，所有的希望还是不会落空的。就像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大脑一样，我们也可以改变它们。特克尔说：“一个非同寻常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适应能力十分强。在没有数字产品的夏令营里，只需要五天的时间，年轻人的同情心就能恢复正常。我们是富有感情的生物，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就可以恢复这种平衡。”

还有一个问题：我怀疑那些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比如你和我）是否会前往一个没有手机，只有蟋蟀叫声的露营地。事实上，我向特克尔承认，我和我丈夫每天至少发短信五到十次，而且我挺喜欢这种方式的。他有趣、自嘲的10个字信息就显露出他的个性本质，而在我们几乎不能见面时，这些发短信的时光似乎对我们的关系非常有益。这些短信是“优秀的”对话吗？但至少我们可以像两个忙碌的专业人士一样，把孩子和疯狂的日程安排联系起来。

“我觉得这很棒，”特克尔回答说，“我的问题不是发短信，我的问题是在你身边有另外一个人时发短信。”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她认为她的研究根本不是要反对科技。“我爱发短信。我喜欢我的手机，”她说，“对于一个长大后认为自己所得到的最棒的礼物是迪克·特雷西双向腕式收音机的人来说，手机简直是个奇迹！问题是当你把注意力分散在他人和手机之间时，有时候，我们必须给自己一个机会，让自己向对方敞开心扉。”真正敞开心扉可能并不会那么顺畅，比如，它需要一定的时间，也会有令人尴尬的时刻，中间也会有停顿……但也许正是这些才帮助我们达到沟通的效果，而键盘上的空格键可帮不上我们。

触摸屏可以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或者至少可以让我们的拇指更快

我们对科技变得痴迷，并且发掘了过去被低估的拇指新的高强度的工作职能，这些都是神经科学家的梦想。研究人员在研究普通人的大脑可塑性，比如发短信时，所有的敲击和滑动都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整齐、准确的数据。至少瑞士苏黎世大学及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神经学家阿尔科·高许（Arko Ghosh）和他的同事们在开始研究我们的数字使用和大脑活动之间的联系时是这样认为的。

研究人员分别测量了智能手机用户及非智能手机用户的大脑不同部位的电波活动，他们发现，与拇指和食指指尖有关的大脑皮层的活动与使用手机的次数呈正比。这似乎显而易见，但正如高许教授在2015年1月发表研究报告时告诉《当代生物学》杂志的那样，“我真的对这些变化的规模感到惊讶”。

根据他们的脑电图（EEG）读数，智能手机用户在同时使用拇指、食指和中指时，他们的大脑活动测量值更大。他们发短信越多，脑电图反应越大。

高许教授告诉路透社记者：“智能手机用户的大脑处理过程与非智能手机用户不同。”但它与专业的法国圆号演奏家或外科医生没有什么不同，演奏家或外科医生用于工作的手指相对应的大脑部分比我们其他人相对应的大脑部分要大。不过，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觉得这有点奇怪：大量发短信正在以新的方式塑造我们的大脑。更好？虽然这项研究仅限于我们的大脑如何处理触觉，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更擅长”利用小小的键盘敲出简洁的文字快速回复短信。玩笑归玩笑，这项研究引出了一个问题，即智能手机的使用如何影响其他尚未被研究的大脑区域。

/抵制反射/

技术符合古老的谚语：万物皆有时空。这些虽是陈词滥调，却是事实。但是，当涉及这种强大的科技产品时，我们如何教会自己以及孩子自律呢？谈话时需要你把手机放在视线之外，而不只是正面朝下放在你面前的桌子上？当你进行“人际交往”时，发生了真正紧急的情况而你的家人又找不到你，该怎么办？或者，就像我同事的情况一样，她需要用手机远程遥控帮她遛狗的人。（在她接受治疗时，也一样！）

在我对假设分析（“如果”）急剧失控前，我得到了庞博士（Alex Soojung-Kim Pang）的现实检验，他是斯坦福大学的科学预测学者以及《分心成瘾》（The Distraction Addiction）一书的作者。恰好在庞首次进行手机升级后，他所谓的“冥想式计算”之路开始了。即使未来主义者也容易受到智能手机的诱惑。庞本以为自己有能力在实验室里长时间地集中注意力。但随着实验项目日益增多，时间似乎远远不够。他发现自己总盯着他那该死的手机，而不是解决深层次的问题。他开始恐慌起来。

他解释道：“我用这些技术来度过自己的危机。作为硅谷的技术预测者和未来主义者，我每天都在网上度过。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同时去做。几乎没有停下来的时间。几年后，我开始觉得自己正在失去真正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这个上过牛津及其他高端学府，在硅谷工作的庞，恐慌了。他珍视自己钻研复杂文件的能力，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复杂而神秘的思想做斗争。与各种不同的想法做斗争并找到解决方案，不仅对庞的学术和财务成就至关重要，也让他自身深感满足。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才智是他的组成部分，直到他“感觉自己的才智溜走了”。除了深层次的思考能力，他的记忆力也出了问题。他说：“我走进房间去拿东西，当我到那里时，就忘了我要找的东西是什么。”

庞更加细致地观察自己的行为，发现他手中的小小手机正在消磨他的时间，束缚他的大脑。

“智能手机就像一个四岁的小孩，”庞说，“它的默认设置是提醒你所有的一切。”一条新信息，一个小弹窗，收到新电子邮件时的嗡嗡声，网络信使（WhatsApp）、阅后即焚等各种应用软件。到处是泡沫，你快被淹没了。

庞继续把智能手机比作小孩：“它们想要立刻、马上获取你的注意力。它们对什么时候可以打扰你，什么时候不能打扰你没有社会界限。如果你让孩子们乱跑，他们就会立刻撒欢儿。但作为父母，我们可以教孩子更好的规则。同样，我们也可以教我们的智能手机遵守更好的规则。我们可以把它们从不断打扰我们的设备转变成保护我们注意力的设备。”

有了“分心是一种选择”的坚定信念，庞开始研究和开发更加用心的数字实践，将我们的手机从任性的孩子变成行为端正的孩子；设置和使用我们的设备时“把它们放在它们该被放的地方”。我们的科技设备哪儿也去不了，它们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永久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因此而分心。

就像我们在“放空”项目中发现的一样，庞也发现，他的创造力需要他花时间走神，或者用他的话说，什么都不做才行。抱歉，在清空电子邮箱和想出下一个商业项目之间，还不能跳过这一步。

对于庞来说，这意味着要追溯到他的学术根源，并抨击神经系统科学和关于注意力、多任务处理和其他影响大脑的自我分心的心理学文献。“我也开始了冥想，”他说，“我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冥想者。”

我认为在这个主题上他是我的有力竞争者。但当谈到冥想时，庞说：“即使你做得不好，你也能从中受益。”他把探索冥想作为他恢复敏锐精神目标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他意识到，佛教和其他用来解决生存难题的传统工具，也是“解决我们总是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或玩脸书和推特等问题”的办法。

这说得通。正如瑜伽可以使我们充分参与到自己身体的运行当中一样，正念练习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觉知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数字设备。让我们用“目的性”一词。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已经决定——就像我们心爱的设备一样——要么开着，要么关着。你知道，有些家长不让孩子接触电子产品，而另外一些家长允许孩子可以无限制地玩《我的世界》^[1]，因为它很有创意。我们的社会必须欣赏所有进步技术或选择让科技也有安息日吗？与我们的科技建立一个健康良好的关系是否有可能？持续的警惕是不是太费劲了？

在为他的书做研究时，庞花时间与那些特意关掉屏幕或社交媒体网站（从一周一天到一个月一次）的人待在一起。他支持采取这种休息方式，如果这种方法能帮助人们更加清醒和认真地使用科技。他所谓的“沉思式计算”的全部意义在于将这些最佳实践融入我们的数字生活中。“缓解工作压力的方法不一定是辞职，而是学习如何更好地应对压力。同样，我们能否想出与我们的设备互动的方法，或者它们与我们互动的方式，来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呢？”他说。

在信息时代，庞并不是唯一正在做注意力研究工作的人。“极简”（Zenware）软件程序有一个宏大的市场，这些软件可以做任何事情，从管理个人电脑上的典型混乱状态，到冥想应用程序，再到能关闭互联网的插件。“极简”的一整个系列子集可以将计算机程序剥离到最好的效用。（想象一下没有下拉菜单。）所以你可以“直面空白页恐惧，而不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格式化和宏指令的操作上，并且不要借助于复杂的程序去做其他事，这些程序虽然起作用，但实际上并不那么富有效率”。

在禅宗科技前沿，庞发现了一个由佛教僧侣和尼姑组成的社群，他们是“狂热的社交媒体用户”。他们在博客、推特上更新他们的状态，并举行在线冥想会议。这些现代僧侣的思维形式令他震惊，因为他们看不到虚拟现实和现实之间的区别。对他们来说，所有的现实都是一样的。庞明白了这一点，他问他们，为什么在网上花那么多的时间，却没有失去保持注意力的能力？“他们中有一半人甚至不明白这个问题，”他说，“就像是问一个人，你怎么能在引力场里吃东西？”

尽管如此，僧侣和尼姑们还是认真考虑了庞的质疑，过了一会儿，他们以另一个问题的形式回答了庞：“为什么你认为科技比你的思想或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东西更让你分心呢？”

他们认为，分心不是来自设备、人或其他外部事物。这是一个内在问题。

这个简洁而又可怕的回答启发了庞。如果这是内在问题，那么无论我们周围的科技如何发展，解决方案都在于我们自己。“即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大量分散注意力的武器的世界，在那里，精心设计的技术迫使我们花费尽可能多的时间和它们在一起，这样它们就可以尽可能多地了解我们，并把数据转卖给广告商，”庞说，“即使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仍然能够深入自己的内心，并想出使得这些设备对我们有利的方法。”

庞通往良好手机使用习惯之路的四个步骤

掌握我们的屏幕时间是一种像冥想、公开演讲、玩《魔兽世界》之类的重要技能。我们赖以保持高效联系的设备可能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品质—值得我们随时关注。但是，庞要让大家知道，你可以“选择这些科技在你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以下是庞对使用iPhone的建议，或者它至少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平衡。

关闭不重要的通知

请记住，当你第一次使用任何移动设备时，它都会表现得像一个一直想吸引你注意力的孩子。庞说：“它们所有的默认设置都是为了提醒你随时注意它们。”他关掉了手机上几乎所有的通知，并删除了不必要的应用程序。“我发现从笔记本电脑上登录脸书和推特非常好。”庞说。

确保你能收到对你很重要的通知

问自己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紧急情况下，比如僵尸末日，你希望能联系到谁？在庞的名单里，是他孩子的学校、他的直系亲属和几个密友。名单上的每个人都被绑定了一种特定的铃声——德里克和多米诺乐队的音乐《蕾拉》的开场音乐。他说：“尽管我听过这个吉他铃声10亿次，但再次响起时，无论我在哪里，我都会注意到，并放下手中的事儿。大约有十几个人被绑定了这个铃声。其他人则被绑定布莱恩·伊诺（Brian Eno）的《氛围音乐1：飞机场》。”这里不对伊诺做任何评论，只有音乐铃声《蕾拉》才能引起庞的注意，不管他的注意力有多集中（并且允许他忽略其他任何事情）。他认为电话应该表现得像一个好的接待员，它可以决定电话是需要立即接听，还是留言即可。创建一个白名单，一个你优先考虑的人的小而神圣的名单，设置特定铃声“让你与那些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人保持联系，与世界上的其他人或事保持一定距离”。

与幻象小工具综合征（PGS）做斗争

可能有些人不了解什么是幻象小工具综合征，它其实是指，即使你的手机没有响，你也总感觉手机在嗡嗡作响。好吧，幻象小工具综合征并没有它自己的缩写，但你们大多数人可能都经历过了，而且它很怪异。我非常不好意思，但也不得不承认，我经常把自己咕噜噜的肚子声误认为是收到新短信的声音。庞说：“我们已经习惯于为下一个电话或下一条推特扩展我们的感官。我们开始曲解其他事情。”住院医师往往容易出现这种症状，因为如果他们错过了传呼机的话，这可能就是病人生与死的区别了。庞对这种持续不断的连接带来的副作用的处方就是远离你的手机。除非你是一名医生或者你从事的是每一秒都生死攸关的职业，他建议你不要把手机直接放在身上。把它装在包里，设置一些界限，“重新平衡你与手机的关系，让它对你有利”。

记得呼吸

“记得呼吸”是庞的屏幕保护。科技作家琳达·斯通（Linda Stone）创造了“电邮呼吸暂停”（e-mail apnea）一词，她将其定义为查看电子邮件时的临时无呼吸或呼吸暂停或浅呼吸的状态，“你知道这个感觉：当查看电子邮件或等待页面加载时，我们往往会屏住呼吸”。庞解释说，屏住呼吸是焦虑的一个进化信号。他说：“这就是你在一千年前所做的，当时你以为自己被老虎跟踪，需要安静下来。”因此，屏住呼吸是一个“无意识的压力源”。而我们大多数人每天无数次地查看电子产品，可以想象我们面临着多大的压力。在锁定屏幕上显示提醒他记得呼吸的短语，意味着庞一天看到这个消息几十次，然后呼气，双手合十。

挑战二：不要把手机放在视线内

在我和无聊研究专家桑迪·曼恩的一次对话中，她告诉我，她在早晨上班途中做了一些有趣的自我实验。她每次开车去上班都要开一个小时，尽管她不看手机，但通常一直放着电台广播。有一天，她决定“关掉广播，让思绪流浪”。她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驾车。她说：“在行程结束之前，我通常会想出有关一项研究或一本书的新想法，或者如何重新装修我的房子等。”这是典型的自我规划或未来思考，根据曼恩的说法，“这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我被曼恩博士的实验和庞的建议吓了一跳，不要把手机放在身上，而是把它放在包里，这两种方式都在路途中——这种简单、直接、明确界定的时间段限制人们使用手机。

这个观点认为，当你坐公交车或者在街上走时，你并非什么都没做。实际上，我应该说，你的思想并没有无所事事。我们一旦不检查邮件或其他事情，就会认为那些时光徒劳无益，或者是被白白浪费掉了。但这正是让我们的思想翱翔的理想时期。

所以，你在“放空”项目中的第二个挑战就是在你路途中的任何时候，让你的手机远离视线（也不要戴耳机）。无论是开车，坐公交，还是走在街上，都完全不要使用数字设备。

第一个挑战完成后，也许你已经开始注意到你自己的一些数字产品使用习惯了，习惯可能具有反射性，你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正在做的这些习惯性行为。例如，我的习惯就是，走在街上时，紧紧地握着手机，以防错过重要信息。握紧的手自是不同于翱翔的思绪。如果你像我一样，只是简单地把手机放进口袋里来完成这个挑战也可以。但若想完成得更出色，就把手机直接扔包里。只要所有数字设备不在你的视线范围内，就没有问题。只有当你到达目的地，才能使用数字设备。

“运动中”也可以是小动作。“放空”项目的第一组参与者中有一位有着四个月大的双胞胎和一个两岁半孩子的全职妈妈。她不确定如何应对这个特殊的挑战，因为，就像她说的那样，“我花很多时间在沙发上哺乳孩子，基本足不出户”。《写给自己》栏目工作组告诉她说，从婴儿床走到冰箱前，这也绝对是一种运动。“我决定把手机放在沙发旁边的桌子上，如果我出门，手机就放在尿布袋里。”她说，“这非常有效。直到下午6点，我只打了43分钟的电话。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进步！”每个忙碌的妈妈都知道，其实你唯一不需要和孩子分享的东西就是你的想法，所以这种领悟对这个妈妈来说绝对是一个突破。只有在你去上洗手间，还要把婴儿抱在膝盖上时，你才会知道精神幽闭恐惧症。父母们，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向这个勇敢的妈妈学习，调整挑战二，以适应你的自身情况。这个练习的重点是让每一次拿起手机都是有目的的。

挑战升级

在平时上下班路上或者每天都要走的路上，请不要看手机，并寻找五个你以前从未注意过的事物。它可能是装饰性的飞檐和滴水兽（在我开始带着啼哭不止的宝宝散步之前，这些是在我家附近那些我过去未曾注意过的）或者是阳光穿过云层的方式。它也可能是一些不那么富有诗意的细节，就像商店橱窗里的一双华丽的鞋，刚好与你买的一件新衣服能够完美搭配，或者仅仅是另一个人对你微笑。

由于要与数字设备分离，最初参加“放空”项目的挑战者感到非常焦虑，因此，他们需要分步骤完成。首先，当去洗手间时，他们先练习把手机放在办公桌上。

其他人，例如纽约市另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全职妈妈莫伊拉（Moira），则对整个练习进行质疑。“我的智能手机就是我的办公室，”她解释说，“‘在途中’则是我的工作时间。”别这么快否定，莫伊拉。你看，她本以为，她只是由于诸如天气变化或公共汽车时刻表等原因才查看手机，可后来，当莫伊拉准确地跟踪她的手机使用情况时，她才发现她与手机的关系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

•在电梯里快速查阅电子邮件（她刚刚在公寓内已经查阅过了……而且如果她只是下楼去地下健身房，她在坐电梯上楼时就会再次查看电子邮件）。

•在小的孩子整个午睡期间，她一直玩手机游戏《糖果传奇》，之后，她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去做点心，并准时去接她的大孩子。

•一旦准备带婴儿车出门，总会快速检查手机是否有信息、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更新。

在仔细观察了自己是如何真正使用移动设备之后，莫伊拉决定不再频繁地使用。她不是日理万机的国务卿，不需要在回家路上看手机（她可以在离开家之前查看天气）。在参加“放空”挑战的这周，莫伊拉挑战改变自己的行为。“当我刚跳下跑步机准备上楼时，我本能地想去看手机，”她说，“这一次，我发现自己仍然控制不了自己，但到本周末，我能把手机放在包里了！这是一个胜利，当我去学校接送孩子时，我没有再去看我的手机。”

为什么把手机放在包里就是“胜利”？因为，莫伊拉最初对该挑战完全持怀疑态度，但当她不再那么频繁地查看手机时，她感到了一种解脱。她说，她的时间不仅更富有成效，而且更符合她的“孩子般的沉思”。总之，她觉得这个经历“棒极了”。通过设置简单的界限，莫伊拉获得了立竿见影的大胜利。

根据最初的“放空”样本组，相比随身带手机的人，不随身带手机的人平均每天的手机使用时间要少18分钟，拿起手机的次数要少11次。这是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但是，随时把手机拿在手上的人（一群人中的一小部分）和使用手机时间最多的人有明显的关联性。

我记得我决定上下班坐地铁时完全不用手机的第一天。那个下着雨的早晨，真是过得艰难：零智能手机互动、播客或其他。我只能看前一天晚上的报纸，读一篇《树》的文章。起先感觉并不好。跟我的很多听众一样，我很不自在，一开始我发现这种感觉分散了我的注意力，而不是集中注意力（多么讽刺啊）。在苦苦挣扎了几站的时间后，我静下心来，通读了这篇文章而不是像往常那样要好几天才读完。结果如何？我对故事有了更多的分析和理解。（这个故事是关于汤姆·布雷迪的精神敏锐度的，而我甚至不是一个足球迷。）当我终于从阅读中抬起头时，我思绪万千……闻着湿漉漉的雨伞，琢磨着如何在办公室里适用运动心理学，感谢我的丈夫给我买了新靴子，并提醒自己要为下一次换季做好准备。最重要的是，当我工作时，我不再那么疯狂，比平时更冷静，看手机也正好只看三分钟。我没上网。相反，我在不急于编辑的情况下编辑了这一周的剧情，而且感觉非常好。

挑战二的评语

我猜，我很无聊。所以我突然看了看通往地铁站顶部的楼梯，然后想，你知道我刚从楼梯上走下来，但我可以回去，然后再下来，做一些有氧运动。所以我做了。

——瑞秋

作为研究生，我需要花很长时间伏案工作或开车。因此，在到达目的地再拿出手机之前，我决定把挑战扩大一点，等我完成某个任务后再检查电子邮件，刷脸书或照片墙。如果不是手机把我转移到这么多个不同的方向，我会惊讶地发现我能更好地理解材料，而且不费什么力气，能更好地专注于我正在做的事情，而且当我完成时感觉很放松。

——艾安娜

养成这种习惯之后，无疑需要买块手表。

——卡拉

[1]《我的世界》（Minecraft）是一款高自由度的全球火爆沙盒游戏，最早于2009年5月13日上线。全球售卖超过5500万套。——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