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日本把胜利的希望也建立在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基础之上。日本人叫喊精神力量一定能战胜物质力量，他们说，美国的确是一个大国，军事力量也超过我们，但是这又怎样呢？所有这些，大家从开始就已预想到了，我们一直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当时，日本人在日本的一家大报《每日新闻》上刊登有这么一段话：“如果我们害怕数字，也许战争不会发生。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这次战争创造出来的。”

即便在日本胜利时，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军人们也总是反复强调，这场战争不是军事力量之间的较量，而是日本人对精神的信仰与美国人对物质的信仰之间的较量。我们胜利时，他们也反复强调，像这样的战斗，物质力量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信条在塞班岛、硫黄岛失败时，的确成为失败的很好托词；但是这一信条并不是作为失败的托词捏造出来的，它曾扮演过日军引以自豪的几个月间连战皆胜的进军号角的角色，这是早在奇袭珍珠港以前就已公认的口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曾任陆军大臣的荒木大将，在《告日本民族》一书中写道，日本“真正的使命是将皇道弘扬四海。力量不足我们并不介意，为什么要对物质的东西费神呢”。

实际上他们并不例外，也在大力进行战争准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年度收入总额中用于军备的比例一直在猛增。奇袭珍珠港时，陆海军的费用占国民总收入的近一半；而军事以外的一般行政费用，仅占政府总支出额的百分之十七。日本与西方各国不同的是，日本并非对物质的军备不关心，只是他们认为军舰大炮只不过是不灭的“日本精神”的外表而已，是一种象征，如同武士的刀是勇气的象征一样。欢.迎.加.入.得.到.书.社.微.信.155 3422 9024

日本在利用非物质手段这一点上始终是一致的，如同美国始终致力于物质建设一样。日本同美国一样也开展增产运动，但是这种运动是建立在日本独特的前提之上的。据他们说，精神就是一切，是永不泯灭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固然需要，但它是第二位的，不能永存。日本广播电台经常广播“物质资源是有限的，物质的东西不能永存是明了的”。这种对精神的信赖完全被用于战斗行动中。在他们的军用问答书中有“胜利靠训练，钢铁用肉搏”的口号，这样的标语并不是为这次战争特意设计的，而是传统的东西。在军事教科书的扉页上用黑体字印有“必读必胜”的语句。那些采取自杀行动驾驶着小得可怜的飞机撞击我们军舰的飞行员们，被作为精神优于物质的永久的样板。这些飞行员被命名为“神风特攻队”。“神风”是指十三世纪蒙古人入侵日本时，刮翻敌人的运兵船而拯救了日本的台风。

日本政府把精神优于物质这一信条也运用到了一般人的生活中。例如，国民由于二十四小时在工厂劳动和美机的彻夜轰炸已经精疲力竭，但是还宣扬“我们的身体越劳累，我们的意志、精神就会越昂扬”、“越疲劳，训练效果越好”。冬天，国民在冰冷的防空壕里冻得发抖，大日本体育会却通过广播电台命令大家做防寒体操。这种体操不仅要代替取暖设备、被褥，甚至还要代替当时已不足以维持国民正常生活的粮食。“肯定有人会说，现在缺粮还让做广播体操真是岂有此理。然而决非如此，越是缺粮，就越要用其他的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就是说由于我们体力消耗过大，必须要增强它。在计算体力方面，美国人始终认为，要根据睡眠、饮食、寒冷程度来计算使用多少体力才好；而日本人的计算方法则完全不同，对养精蓄锐之事不屑一顾，认为是一种物质主义的做法。

战争中，日本广播电台更是走向了极端，竞相广播战斗中的精神甚至战死这一自然法则。某广播电台广播的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报道，全文如下：

空战结束，日本飞机三四架为一单位，编成小编队返回基地。最初着陆的几架飞机中有一架是载有大尉的飞机，大尉走下飞机，威然地站在地上用望远镜瞭望天空，他是在查点部属是否全部返回。他脸色虽有些发青，但显得刚毅坚定。当最后一架飞机着陆后，他做好飞行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达司令部后，向司令官报告了情况。就在他报告完的那一刹那，猝然倒地。在场的军官们赶忙向前抢救，但这时的大尉已经死去。经检查，身体已经变冷，胸前中了一发致死的枪弹。如果刚刚死去，身体不会已经变冷，而大尉的身体已经冰冷，肯定在这以前就已死去，当时是他的灵魂在报告。由于战死的大尉具有强烈的责任感，才创造出了这一奇迹。

当然在美国人看来，这是一种骗人的鬼话，但对受过教育的日本人来说并非一笑置之。他们认为，日本听众决不会认可这种广播里荒唐的无稽之谈。首先他们强调，正如广播所说，这位大尉的英雄行为完全是一种“奇迹”。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奇迹呢？这是因为灵魂可以锤炼，而这位大尉确实是很有修养的人。如果像日本人皆知的“泰然自若的精神死后还能永存”，那么精神在这位将“责任”视为生活中最高准则的大尉肉体中只存留几小时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日本人相信，人通过特殊的修行能将精神变为至高无上的东西。这位大尉正是修成正果的典型。

按照美国人的观点，我们会把日本人这种越轨言行视为贫穷落后国家掩盖自己的一种托词，受骗的国民孩子似的妄想，完全可以不予理睬。然而这样的话，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都将相应地失去处理日本人问题的能力。他们的信条是通过一定的禁忌和拒绝,一定的训育和锻炼方法培养成的，已铭记在日本人心中，并不只是一种孤立的奇习怪俗。只有开始承认这些信条，美国才能理解日本人战败时自己认识到的单凭精神力量不行，用“竹矛”守卫阵地完全是一种妄想这些话的真正含义。更重要的是理解他们认识到的因日本人的精神力量不够，才无论在战场还是工厂都输给了美国人。正如战后他们所说，战争中他们“完全凭主观愿望进行战斗”。

不仅仅是在“等级制度”和“精神力量第一”这些方面，战争中日本人对各种事物的态度都已成为学者们了解日本人的绝好材料。他们经常说，安全和士气概括起来只不过是个觉悟问题。不管面临何种败局，城市遭轰炸也好，塞班岛失败也好，防守菲律宾失利也好，日本政府对国民的说法总是：这个早在预料之中，丝毫不用担心。广播电台仍在长篇累牍地宣传，显然是想依靠这些宣传使日本人民确信，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完全可预计的世界中。 “美军占领基斯卡岛后，日本就在美国轰炸机的作战半径以内了，但是对这种情况我们早就清楚，必要的措施已完全制定好了。”“敌人肯定要对我们实行陆、海、空三军联合进攻，这早已在我们的作战预案中。”日本俘虏们，甚至连认为日本打不赢这场战争希望早日投降的人也深信，轰炸不可能使国内人们士气沮丧，“因为他们已经觉悟”。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时，日本的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曾在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敌人终于飞临我们头顶。我们从事飞机制造的人们早就料到这一事态的来临。对此，我们已经作好了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毫不担忧。”日本人用一切都建立在预料之中，计划之中，充分做好了准备这些假设之上的方法；一直能够持续坚持对他们来说不可缺少的主张，即他们一切都是主动的，决不是被动的。“我们不能认为是被动地遭到攻击，而要认为是积极地将敌人调遣到我们身边来的。”“敌人！来就来吧。我们与其说‘他们终于来了’，不如说‘盼望已久的好时机到了，我们为这一好时机的到来感到高兴’。”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讲中，引用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遗训：“机会有两种，一种是偶然的，另一种是我们创造的。非常艰难之际，必须自己去创造机会。”另外，据电台广播，美军攻入马尼拉市时，山下将军“微笑着说，敌人已在我腹中……”“敌人在仁牙因湾登陆后不久就攻陷马尼拉，这完全是山下将军的战术，是按照将军的计划行事的。山下将军的作战行动目前仍在进行中。”换言之，越是失败，事态越向好的方面发展。

美国人同日本人比较起来也不逊色，也曾走过极端，但是其方向与日本人完全相反。美国总是以为这场战争是强加在头上的，以此为由投身于战争。我们是被攻击的一方，因此必须教训敌人。为了使一般美国人能够安心，新闻发言人绝不会将珍珠港和巴丹半岛的失败说成是：“这早已在我们的计划之中。”对此，我们的官方人士会说：“敌人肆无忌惮地向我们发难，让他们尝尝我们拳头的厉害！”美国人在生活中，总是接受对方的挑战，并时刻作好取胜的准备。而日本人只能在事先规定好的生活模式中生活才能安心，最大的威胁是尚未预见到的事情。

日本人在战争中反复强调的另一主题也充分反映了日本人的生活。他们经常使用的一个口头禅是“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因此，日本人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本人向部队发出的命令里，说现在他们已经直接成为“世界”众目睽睽之的，要充分施展自己的本领。日本海军官兵们，在舰艇遭到鱼雷攻击，舰长发出离舰命令后，都力戒自己尽可能从容不迫地转移到救生艇上去；否则“全世界的人会嘲笑你，美国人会将你的丑态拍成电影在纽约公开放映”！注重自己的行动在世界人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他们对这方面的担忧，也是日本文化中固有的一种表现。

在日本人的态度中，最有名的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拥有什么样的统治权呢？据美国某些权威人士指出，日本在历时七百年的整个封建时代，天皇形同偶像，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元首。人们直接效忠的对象是君主、大名，再往上是相当于大元帅的将军，基本上不存在效忠天皇。天皇被幽禁在与世隔绝的宫廷中，宫廷的礼仪庆典受到将军制定的规章制度的严格限制。就连身份高贵的封建君主向天皇表示敬意都被视为是一种叛逆。对日本一般民众来说，天皇如同不存在一样。这些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认为，只有了解日本历史才能了解日本。现在仍健在的一些人还记忆犹新，只是到了近代，天皇才被捧了出来，成为日本这种保守国民真正的崇拜对象。日本的政治评论家们经常宣扬天皇对其臣民永恒的统治力量，但这是一种夸张。他们拼命宣扬的本身就证明其根据是不充分的。因此，美国的战时政策，在处理天皇时，不但没有丝毫理由要保留天皇，而且有充足的理由对这一到了近代才捏造出来的邪恶领袖观念进行最猛烈的抨击。只有天皇才是日本当代国家神道的心脏。如果我们从根本上推翻天皇的神圣性，向其挑战，作为敌对国家的日本，整个国家机器就会像抽掉顶梁柱的房屋一样，顷刻瓦解。

但是了解日本、能看到来自前线和日本方面报道的许多聪明的美国人，其意思是相反的。在日本生活过的人们十分清楚，再没有比侮辱和攻击天皇更能刺激日本人的感情，煽起敌对情绪的了。这些人相信，当我们攻击天皇时，日本人决不认为是在攻击军国主义。他们看到并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处都在讲“民主”作者专门以日本人的口气写为“demokrasie”。，军国主义声名狼藉，聪明的军人到东京市内去甚至要换便衣的时代，人们对天皇的崇敬之情同样是热烈的。这些在日本生活过的美国人主张，不能把日本人对天皇的尊崇与德国人崇拜希特勒两者相提并论。

日本战犯的供词也的确证实了这一点。与西方士兵相反，日军被俘后不知道该讲什么和不该讲什么，因为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导。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口径是非常不一致的。没有进行这方面教育的基本原因无疑是日本的不投降主义。这种情况，直到战争最后的几个月都没有改变，虽然只是在某些军团和地方部队的范围内。战犯们的供词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们是全体日军意思的一个缩影。他们决不是贪生怕死而投降的士兵，也就是说是有代表性的士兵。除极少数人外，被俘时全都负伤、失去知觉，从而丧失了抵抗能力。

顽抗到底的日本战犯，其极端的军国主义思想源于天皇。他们“奉行圣志”，不断“安奉圣虑”，“为天皇之命而舍身命”。他们说：“天皇指引国民投身战争，服从是我的义务。”对这场战争及今后日本的征服计划持否定态度的人们似乎也异口同声地说，其和平主义信念也源于天皇。对所有的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厌倦战争的人们也说天皇是“爱好和平的陛下”、“陛下始终是自由主义者，反对战争”、“陛下被东条欺骗了”。“满洲事变中，陛下向军部表明了反对的意向。”“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并未经天皇许可的情况下开始的。天皇反对战争，不会允许把国民卷入战争。天皇不知道其士兵受到如此暴虐。”这些陈述与德国俘虏的陈述是不同的。德国俘虏们尽管对希特勒麾下的将军们及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非常不满，但是希特勒作为战争的最高教唆者，必须负战争和战争准备的责任。日本战犯断言，对皇室的崇敬可以与军国主义及其侵略战争政策分开。

对他们来说，天皇与日本是不能分离的。“没有天皇的日本是不可想象的。”“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天皇是超宗教的对象。”日本战败，责任不在天皇。“国民不认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万一战败，责任在内阁及军部领导人，天皇没有责任。”“即使日本战败，日本所有的人仍将继续崇拜天皇。”

这种一致认为天皇是凌驾于一切批判之上的言论，在美国人看来是虚伪的，因为在美国人看来，只要是人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怀疑和批判。然而即便在战败时，它也毫无疑问地成为日本人的呼声。最有经验的审俘人员也认为，没有必要一一在审问书上面写上“拒绝诽谤天皇”。所有的俘虏都拒绝诽谤天皇，就连帮助盟军担任对日广播的日本人也是如此。在大量的俘虏供词中，包括善意的批语在内，反天皇的仅有三份。而在这三份中，仅有一份认为“原封不动地保留天皇制是错误”。第二份认为天皇是“意志薄弱者，只不过是被人操纵的木偶而已”。第三份只是臆测，认为也许天皇让位于皇太子，或者假如废除君主制，日本年轻的妇女们就可以获得像她们向往的美国妇女们那样的自由。

正因为如此，日军指挥官们为了利用日本人几乎一致支持崇拜天皇这一点，向部下分赠“恩赐”香烟。“天长节”那天，指挥部下令面东三叩头，高呼“万岁”,而且“即使在部队昼夜不停地遭受轰炸时”，也朝夕与部下全体人员同声朗读天皇亲自赐予军队的“军人敕谕”中的“神圣御言”，“其恭唱之声响彻森林各处”。军国主义者们利用一切办法，提倡向天皇效忠，并加以利用。他们号召部下“要禀承陛下御旨，安奉宸虑”，“要表示出大家对陛下仁慈的尊敬之情”。“要为天皇去死”。但是这种遵奉天皇的意志具有两重性，正像许多俘虏说的那样，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哪怕只有竹矛一根，别无其他任何武器，也会毫不犹豫地去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的命令，也会迅速停止战斗”。“如果天皇真的那样下令，日本明天就会迅速放下武器。”“甚至连满洲关东军——最好战的强硬派也会放下武器。”“只要有天皇御旨，就能使日本国民承认战败，同意为了重建日本生存下去。”

这种对天皇绝对、无限的忠诚与对天皇以外的任何人及集团的各种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论是从日本的报刊上，还是从俘虏的供词中都可看到对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批评。俘虏们痛骂他们的指挥官，尤其是痛恨那些不与部属患难与共的人。他们强烈谴责那些命令部下战斗到底而自己丢弃部下乘飞机临阵脱逃的指挥官们。平常，他们对军官们或褒或贬，对日本的一些事情，完全具有鉴别善与恶的能力。在日本国内，报刊也谴责“政府”。他们要求领导更加坚强有力，战争协作更加密切无间；指出政府对此做得不够；甚至还敢于谴责限制言论自由。一九四四年七月，东京某报纸发表的有新闻记者、原国会议员、日本全体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领导人参与座谈会的消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某发言人说：“要使日本国民奋起有各种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言论自由。这些年来，国民不能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思，害怕被追咎。他们提心吊胆，表面上在竭力伪装自己。因此，人们的心理状态完全变得谨小慎微。这样，无论如何是不能发挥整体威力的。”另一发言人在讲述了同一意思后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与选区的人们举行会谈，倾听人们的各种呼声。但是大家都心有余悸，不敢开口，否认有言论自由。这确实不是保持旺盛斗志的正确方法。国民受到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的严格限制，简直就像封建时代的人们那样，变得胆小怕事。所以，该发挥出的威力，时至今日也未发挥出来。”

就这样，即使是在战争中，日本人对政府、大本营以及各自的顶头上司都进行了批评。他们不是无条件地承认等级制度。唯有天皇免于批评。尽管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是近年来才形成的，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日本人的性格中，是什么奇特的东西使天皇确保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只要是天皇的命令，日本人就“挥舞竹矛”拼命到底；同样，如果是敕命，他们就可以老老实实地承认战败和甘愿被占领。俘虏的这种主张是真的，还是为了欺骗我们故意编造出来的？

战争中有关日本人从反物质主义的偏见到对天皇的态度这些重要问题，在前线和国内都有表现。此外，还有几种态度与日军关系密切。一是日军对兵员损耗的态度。日本广播电台对美国海军授予台湾海域舰队司令乔治·S麦克凯恩海军上将勋章一事的报道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充分表现出了日本人与美国人的态度是何等的不同。广播说：

约翰名字与前出不同，可能是日本方面的误传，造成以误传误。——译注·S麦克凯恩获勋的官方理由并不是他击败了日本军队，虽然我们并不明白为什么尼米兹公报宣称，是击败了日本军队……作为麦克凯恩海军上将获勋的理由，能列举出的事实是他指挥抢救了两艘受创的美国军舰，保护它们安全返回基地。这篇报道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说出了事实……我们并不怀疑麦克凯恩海军上将抢救两艘军舰的真实性，我们希望国民知道这一事实，即在美国抢救破船也能获得勋章。

美国人对所有救助，对一切陷入困境的人们的援助都会为之感动。如果救助“受伤”的人，其勇敢行为，更堪称英雄。而日本人认可的勇气中排斥了这种救助。甚至连我们的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备有救生器材也被日本人诽谤为“卑怯”，报纸和广播电台也以此为话题反复宣扬。只有将生死置之度外才是值得佩服的，而对危险采取预防措施要受到鄙视。这也表现在对待伤员和疟疾病患者的态度上，负伤和患有疟疾的士兵已是所谓破损的废物。而且医疗设施也很不齐全，连勉强维持战斗力都达不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补给都很困难，医疗设备更是严重不足。但这并未使日本人屈服，更使他们蔑视物质主义。日本士兵受到的教育是，死是精神的胜利，像我们美国人那样细心照看病人，同轰炸机上备有救生器材一样，是有损英雄形象的。第一，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不习惯像美国人那样频繁地询医看病。第二，在美国，怜悯伤病员较之其他福利手段更受重视，连平时访美的欧洲客人也经常议论此事。这种情形在日本人中是看不到的。据说，战争中日军没有设立受过专门训练的战地救护班，而且也没有像前线临时收容所、后方野战医院、大后方使伤病员康复的大型医院这种有组织的医疗体系。医疗品的补给也很可怜，有时，眼睁睁地看着入院的伤病员死去。特别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军被迫不断地从有医院的地区退却，而时局允许时又没有事先将伤病员送往后方的惯例；所以在部队不断“有计划地撤退”，敌人已迅速占领时，才开始对伤病员采取一些措施；而其处置常常是主任军医撤退前，枪杀入院伤病员或者让伤病员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把日本人这种对待伤病员的态度作为处理自己同胞做法的一种基调，那么它在处理美国俘虏的做法上同样起了重要作用。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看，日本人不仅对俘虏，对他们的同胞也犯有虐待罪。前菲律宾军医官哈劳鲁特·W古拉特里上校，曾作为俘虏被关押在台湾达三年，事后他说：“美国俘虏的待遇优于日本兵。我们在俘虏营能得到同为俘虏的盟国军医的治疗，而日本方面没有一名医生。很长一段时间里，给日本兵治病的惟一医务人员是一名伍长，以后是一名军曹。”上校每年看到日本军医只有一两次。引自《华盛顿邮报》，1945年10月15日。

他们的不投降主义把日本人的兵员消耗理论推向了极端。西方军队在竭尽全力后，知道寡不敌众时，便向敌军投降。他们认为投降后仍是一位光荣的军人。这是为了将自己还活在世上的消息告诉家人，他们把自己的名字通报给本国。无论是作为军人、国民，还是在自己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受到歧视。而日本人则不同，所谓名誉即战斗到死。在无生存希望的绝境中，日本士兵应该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阵集体自杀，而绝不能投降。万一负伤、失去知觉被俘，“返回日本，也低人三分”；已经失去名誉，与以前的他相比，已是一个“死人”。

诚然军事纪律禁止投降，但是似乎没有必要在前线特意进行正式教育。日军忠实地执行了这一军事纪律。例如在缅甸会战时，俘虏与战死者的比例是一百四十二人比一万七千一百六十六人，比率是一比一百二十。俘虏营收容的一百四十二人中，除少数人外，被俘时全都负伤或失去知觉。单独或两三人一起“投降”者极少。在西方各国军队中，战死者达全员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时，部队感到抵抗无望，举手投降几乎是不讲自明的道理，投降者与战死者的比例大体是四比一。在霍兰迪亚，日军才开始有相当数量的投降者，但是其比例也只是一比五；这与北缅甸的一比一百二十相比，已是非常大的进步。

在日本人看来，美国俘虏单凭投降一事就已羞得无地自容。他们因负伤、患疟疾和赤痢，虽未从“完人”中除名，但也已是“废物”。许多美国人述说，在俘虏营笑是非常危险的，这会异乎寻常地刺激看守。在日本人看来，当俘虏已够可耻的了，美国人竟恬不知耻，对此，他们是难以容忍的。美国俘虏遵守的命令，很多是日本看守也被指挥他们的日本军官命令遵守的。日本兵对急行军和用运输船像运牲畜一样地运送这一类的事，毫不为奇。美国人讲述，哨兵是如何唠唠叨叨地让俘虏隐瞒违法行为。不公开违犯纪律构不成大罪。有的俘虏营，俘虏白天到外面筑路或从事其他劳动，按规定不准把食物带进俘虏营内，然而这种规定有时会成为一纸空文。悄悄地将水果、蔬菜带进去是不会发生麻烦的，但是如果公开让外面看见，将是重大罪过，这是因为美国人侮辱了哨兵的权威。公开向权威挑战，哪怕仅仅是“顶嘴”，也将受到严厉的处罚。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严禁顶嘴。顶嘴要受到严厉处罚已成为日军的习惯。不过他们在俘虏营犯下的种种罪行和肆虐妄为也是事实。我们要将这种非人道行为与文化习性的必然结果所招致的行为加以区别，绝非是饶恕残暴行为。

特别是在战争初期，投降者不多。其原因除虐囚的耻辱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日本人过分相信他们的敌人会将俘虏折磨后杀掉。在瓜达尔卡纳尔被俘的伙伴们被坦克压死的谣言几乎传遍所有地区。某些自己投降的日本兵受到怀疑，美军为防不测，把他们杀掉了。但是这种怀疑最终通常都被证实并非枉杀。认为只有死路一条的日本人常常为能把敌人置于死地而引以自豪，即使成为俘虏也很可能铤而走险。像一名俘虏所说：“一旦决心成为牺牲品，无功而死去是一种耻辱。”由于这种恐惧心理作怪，对我军存有戒心，投降者就更少了。

投降的耻辱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他们认为采取与我们的战争惯例不同的行动理所当然，因此，我们的行动对他们来说同样是不可理解的。美国俘虏向本国政府通报自己的名字，要求政府将自己生存的消息告诉家人，日本人则认为这是最傻、最卑鄙的事情。美军在巴丹半岛投降一事，至少对一般日本士兵来说是个意外。他们认为美军也应像日军一样战斗到底，并对美国人成为俘虏后毫不感到耻辱困惑不解。

的确，西方士兵与日本士兵最显著的不同是后者作为俘虏还协助了盟军。他们不知道适应这一新境遇的生活规则。他们是失去名誉的人，作为日本人的生命已告结束。为数不多的日本俘虏，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慢慢开始考虑回国问题。这只不过是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的事情。有的俘虏乞求杀死自己。“不过，贵方的习惯不允许这样做的话，我要做一名模范俘虏。”这些日本朋友的行为超过了模范俘虏。正是这些有着多年的军旅生涯，长期受极端国家主义影响的俘虏，告诉我们日军弹药库的位置，详尽地诉说日军的兵力部署；为我们写传单，与我军同乘一架飞机引导军事目标，如同揭开了人生新的一页。今天的行动与昨天的行为判若两人，他们以同样的忠实实践了以上这些行动。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俘虏都能这样做，其中也有少数人顽抗到底。要使俘虏成为新人，能为我们服务，必须要具备合适的条件。美军指挥官们对日本人能否协助自己，深感困惑。有的部队根本不利用俘虏为自己服务。利用他们为自己服务的部队，都打消了最初的疑虑，对日本俘虏以诚相待。

日本俘虏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美国人确实没有料到，这与我们的惯例是不符的。然而日本人的行动好像是对某一行动方针全力以赴但遭到失败后，认为采取其他行动方针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们在战后也希望出现的一种好的行动方式呢，还是个别成为俘虏的士兵特有的行动呢？这与战争中我们所看到的其他日本人的行动所具有的特异性是同样的。这也向我们提出了有关造就日本人这种行动的整个生活方式、各种制度的机能以及他们业已形成的思想与行为的常规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