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美国人自战胜日本以来，有充分理由为他们在管理日本上所起的作用自豪。美国的政策是根据八月二十九日广播的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三部的联合指令制定的，是由麦克阿瑟元帅巧妙地实施的。但是，作为这种自豪的根据，经常被美国报刊上出现的、电台里广播的以党派为中心的赞赏和指责搅得褒贬不一。而且，几乎没有人对日本文化有充分了解，不能确定既定政策是否受欢迎。

日本投降当时的严重问题是应该实行什么性质的占领。战胜国对于现存的政府，包括天皇在内是利用还是废弃？是否在美国军政府官员的指导下由市町村、各地方实施行政管理？他们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做法是，在各地设立作为战斗部队必不可少的要素的AMG（联合国军政府）总部，由盟国行政官负责掌握地方行政权。战胜日本时，太平洋地区的AMG负责人依然期望在日本建立那样的统治体制。日本国民也不知道，行政上的职权究竟能允许保留到何种程度。波茨坦宣言里只是规定：“为确保我们在此发布的基本目标的实现，对联合国指定的日本国领域内的各地必须实行占领。”同时，必须永远消除“欺骗本国人民、引其犯下企图称霸世界罪恶的权力及势力”。

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给麦克阿瑟元帅的联合指令对有关这些问题作出重大决定。指出日本国民应该对本国的行政及重建负责。“最高司令部在满意地促进美利坚合众国目的的限度内，将通过日本国政府机构及包括天皇在内的诸机关，行使其权力。日本国政府将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元帅）的指令下，对内政行使其正常的政府机能。”这一决定得到了麦克阿瑟元帅司令部的全面支持。因此，麦克阿瑟对日本的管理，同对德国和意大利的管理性质完全不同。它只不过是从上至下利用日本官吏的一个司令部组织。它的通牒是发给日本政府的，而不是针对日本国民或者某个町、某个地方的居民的。其任务是决定日本国政府工作的目标。倘若某一日本大臣不相信这一目标能够实现，他可以提出辞呈，如果他的申述正确，指令也可以修改。

这种对日管理方式是一项大胆的措施。从美国的立场看这一政策带来的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当时赫尔德林格将军指出的：

利用日本国政府得到的利益是巨大的。倘若不利用日本国政府，这个拥有七千万国民的国家的一切必要的复杂机构，就要由我们亲手去管理。日本人与我们不论语言和习惯，还是态度都不相同。通过净化和利用日本国政府的机构，我们节省了时间、人力和财力。换句话说，我们要求日本人自己去管理自己的国家，然而每个指示是由我们下达的。

第十三章投降后的日本人在华盛顿拟制这一指令的当时，不少美国人担心日本人会表现出不服从或敌对的态度。因为他们既然是那样虎视眈眈窥伺复仇机会的国民，就有可能抵制一切和平计划。从后来的事实看，这种担心显然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其原因与其说来源于战败国国民以及战败国政府经济的普遍真理，莫如说，存在于日本特殊的文化之中。假如是日本之外的其他国民，这种基于仁义的政策，恐怕不能收到如此巨大的成功。在日本人眼里，这一政策是从战败这一严峻的事实中除掉屈辱的表象，促使他们实施新国策的政策。而且，他们能够接受这一新的政策，正是由于特异的文化形成了日本人特异的性格。

在美国，对于应不应该严格执行媾和条件，我们反复进行过无休止的争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严格还是宽大。问题是如何严格到既不多也不少，对于打破过去危险的侵略性质的形式、确立新的目标恰到好处。选择何种手段要根据该国国民的性质以及该国的传统社会秩序来决定。在德国，无情的强权主义已经在家庭生活或日常市民的生活中深深扎根，这就需要适合德国的媾和条件。在日本，贤明的和平政策将规定与此不同的其他的条件。德国人不像日本人那样，认为自己对社会和祖先负有责任。他们的努力不是为了偿还无止境的负债，而是为了避免成为牺牲者。父亲是一位高压式的人物，正如一切地位居人之上的人那样，“强迫人尊敬的”——德国人是这样说的——是父亲，不受人尊敬便感到不安的是父亲。在德国人的生活中，代代儿子在青春期都要造高压的父亲的反。而且，在长大成人之后，最终还要屈服于与父母们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的，单调乏味的生活。在整个一生中，最富有勇气的生活，只有青春时期造反狂飙运动的几年。

在日本的文化上，严重的强权主义不算什么问题。父亲几乎像所有西方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都怀着在西方经验中少见的关怀和钟爱对待孩子。因此日本的孩子同父亲之间，自然保持着某种真正的友爱关系。而且，他们公然将父亲作为骄傲的本钱，只要父亲声音一变，就可以让孩子按自己的愿望行动。但是，父亲对幼儿绝不是进行严格教育的人，而青春期也绝不是反抗父母权力的时期。相反，它是孩子作为尊重家庭责任的服从的代表，站立在社会裁判面前的时期。他们正如日本人所说的，“为了练习”、“为了训练”，向父亲表示敬意。就是说，父亲是脱离了现实人格的等级制与正确处世态度的象征。

子女在幼儿期通过与父亲的接触，学到的这种态度，是与日本社会的一切方向相联系的一个形式。由于等级制地位的缘故，赢得最高尊敬的人们，并不亲自随心所欲地挥舞权力；居于等级制首脑地位的官吏，并不行使实权，这是日本的特殊性。从天皇到最下层，背后都有顾问和隐蔽的势力操纵。最能确切地说明日本社会这一现实的是，黑龙会式的超国粹团体的一位领导人在一九二○年代初期，向东京一家英文报纸的记者发表的如下一段话：“社会（这里当然是指日本）是用大头钉固定住一个角的三角形。”引自阿普顿·克劳斯：《在日本表面的背后》，1942年，第136页。换句话说，三角形钉在桌子上，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但是大头钉看不到。三角形时而偏右，时而偏左。但是都以不露原形的轴为中心摆动。一切活动借用西方人常用的话来说，都是“使用镜子”来完成的。为了极力防止专制的权力出面，使一切行为看起来都是在向象征性地位表示忠诚，倾注了一切努力，而这种象征性地位通常不行使实际权力。尽管如此，一旦查明剥掉假面具的权力的根源，日本人就像经常对待高利贷者和“暴发户”那样，认为他是谋求私利的，是违反他们的制度的。

由于日本人这样看待他们的世界，所以他们反抗权利和邪恶，但决不是革命者。他们不想将他们的社会组织打得粉碎。他们可以像过去明治时代进行的那样，毫不谴责制度本身就能实现最彻底的改革。他们称此为复古，即“恢复到过去”。他们不是革命家。那些寄希望于出现日本意识形态群众运动的西方的学者们，那些战争期间曾过高地评价日本的地下努力，期望他们在日本投降时掌握领导权的学者们，以及自从战胜日本以来，曾预言在选举中激进的政策将取得胜利的著作家们，都严重地误判了事态的发展。他们的预言没有应验。保守派的首相币原男爵在一九四五年十月组阁时发表的如下言论，准确地反映了日本人的真实形象。

新日本政府将采取尊重全体国民意志的民主主义的形态……在我国自古以来天皇是国民意志的代表。这就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神，我在这里谈到的民主政治，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这种对民主主义的解释，在美国读者看来，简直没有意义，可以说谈不上有任何意义。但是，日本与其立足于西方式的意识形态上，倒不如站在与过去相同的基础上，更易于扩大市民的自由范围，建立起国民的福利，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然，日本将进行西方式民主政治机构的尝试。但是，这种西方式的制度不会像在美国那样，能够成为可以赖以建立更美好的世界的工具。普通选举以及由选出的人组成的立法机关的权威，将解决许多困难，然而另一方面又会带来许多新的困难。当这种困难发展的时候，日本人便会改变我们赖以实现民主政治的方法。这样美国人就会吵嚷，抱怨不知为什么目的进行了这场战争。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将来普通选举也不可能永远在重建日本为和平国家时占特别重要的地位。日本自从一八九○年代开始选举以来，没有发生任何根本变化。因此，像当时拉弗卡迪奥·汉所描述的那些旧时困难中的某些内容，不能说不会重新出现。

在牺牲许多生活进行激烈竞争的大选中，实际上丝毫没有个人的憎恶。而且，即使在经常动手使外来人震惊的议会激烈辩论中，几乎也看不到个人反目的影子。政治斗争，实际上并不是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藩阀或党派相互间的利害之争。而且，各藩或各党派的狂热的追随者，视新的政治不过是一种新的类型的斗争，即为领导者的利益而战的忠诚的斗争。引自《日本——一种解释》，1904年，第453页。

即使在比较近期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选举中，乡村的人们投票之前也常说：“我已做好准备，洗净脖子让人砍头。”这句话说明他们将大选与古时拥有特权的武士对庶民的攻击，看成了一个东西。在日本选举中所包含的种种意义至今仍与美国不同。而且，它与日本是否在推行危险的侵略政策，完全没有关系。

日本在作为和平国家复兴时，可以利用的日本的真正长处在于，一旦说某一行动方针“失败了，”便能全力投入到其他方针中去。日本的伦理是非彼即此的伦理。他们妄图依靠战争得到“适合的位置”，结果失败了，现在他们可以抛弃这一方针。这是因为迄今受到的一切训练，将他们造就成为审时度势的人。如果是更具有绝对主义伦理的国民，必然会有我们是在为主义而战的信念。他们在向胜利者投降时，会说：“正义随着我们的失败丧失了。”而且他们的自尊心要求他们为在下一次使这一“正义”获胜的机会而努力。否则，他们便会痛心疾首忏悔自己的罪过。日本人都不认为有这样做的必要。战胜日本后第五天，在美军尚未派一兵一卒在日本登陆时，东京权威的报纸《每日新闻》在评论战败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政治变化时，谈道：“然而，这一切归根结蒂都有利于拯救日本。”这一评论强调任何时候也不可忘记日本完全失败了。既然企图单纯依靠武力建设日本的努力彻底归于失败，那么今后日本人就必须走上建设和平国家的道路。另一家权威的东京报纸《朝日新闻》也在同一周里评论说：近年来日本“过分相信军事力量”，是日本国内政策及国际政策的“严格错误”，“必须抛弃原来那种得不偿失的态度，换之以立足于国际合作和热爱和平的新态度。”

西方人看到这种在他们眼里只能认为是主义信仰改变的变化，会感到疑惑。但是，不论从个人关系还是国际关系，这都是日本人处世法则的不可缺少的一大要素。当日本人采取一定的行动方针不能达到目标时，便认为犯了“错误”，一个行动如果以失败告终，就要当做失败的主张被抛弃掉。他们的性格决定了他们不会永远执拗主权丧失的主张。日本人说：“后悔是徒劳无功的”。三十年代他们自以为通过军国主义一般容许的手段会得到世界的称赞——用他们的武力赢得称赞，并且付出了实现这一计划所要求的一切牺牲。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作为日本最高权威的天皇向他们宣布战争失败了。他们接受了战败这一事实所意味着的一切。因此，他们主动考虑着手拟制放弃战争的宪法。战败十天之后，日本一家报纸《读赏教知》发表了题为《新的艺术与新的文化的开端》的社论，其中谈道：“我们必须在心里树立起军事上的失败与一个国家文明的价值没有任何关系这一坚定的信念。必须以军事上的失败作为一个新的转机发挥作用……为了使日本国民真正能放眼世界，按事物的本来面貌客观地观察事物，需要做出甚至国家失败这种严峻的牺牲。迄今歪曲日本人思想的一切不合理的东西都必须通过直率的分析将其扫除干净。……要正视战败这一严酷的事实需要勇气，（但是我们）必须对明天的日本文化抱有信心。”这就是说，我们试验了一种行动方针失败了，从今天起再实行一种和平的处世之道。日本各报的评论者反复论证“日本必须在世界各国之间成为受尊敬的一员”，而日本国民的义务则是要成为立足于这一新的基础之上的受人尊敬的人。

这些报纸的社论不只反映了少数知识阶层的声音。东京街头或偏远地区山村的一般群众也来了个同样的大转变。占领日本的美军官兵不相信有这样友好的国民，他们过去竟是手拿竹矛誓死战斗到底的国民。在日本人的伦理中包含着许多美国人无法接受的因素，但是，美国人在完成他们占领日本的任务中所得到的种种经验也确已充分证明，包含在不同的伦理之中的好的因素是何其之多。

在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实行的美国对日本的管理，承认了日本人这种向新的方向转换的能力。没有使用给日本人屈辱的强制手段阻碍他们的进程。如果按照西方各国的伦理，即使我们强制实行了这种手段，在文化上也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按照西方伦理的信条，侮辱和刑罚是使做坏事的人认识到罪恶的社会性的有效手段。承认自己有罪恶，是他悔过自新的第一步。但是，如前所述，日本人对此有不同的想法。按照他们的伦理，人们必须对自己行为的结果产生的一切事态负责。而且通过某一过失的明显后果，认识到其行为的错误。在这些自然的结果之中甚至包含着举国战争失败这类严重的事态。但是，这种自然的结果并不足使日本人感到屈辱而愤慨。在日本人的词典里，个人或国家给其他个人或国家的耻辱，是通过诽谤、嘲笑、侮辱、轻蔑以及强加给不光彩的征服造成的。当日本人自以为受到侮辱时，就要报仇。尽管西方的伦理强烈谴责这一信条，但是，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成效如何，取决于美国在这一点上能否谨慎克制。因为，日本人将他们非常气愤的嘲笑同按照投降条件要在剥夺一切军备的基础上承担更苛刻的赔偿义务这一“自然的结果”，截然地区别了开来。

日本曾战胜了一个强国。在敌人最终投降而且日本认为它并未嘲笑过日本时，日本显示出了作为战胜国的小心谨慎，不给战败国以侮辱。日本人谁都知道有一张一九○五年俄国军队在旅顺投降时的照片。在那张照片上，俄国人是佩带着剑的。由于俄国军人未被剥夺武器，所以胜败双方只有通过军服才能勉强区分开来。根据日本人流传的那个尽人皆知的故事，在俄军司令官斯特富赛尔将军表示同意接受日方提出的投降条件后，一名日军上尉和翻译曾带着粮食去过斯特富赛尔将军的司令部。“因为当时除了斯特富赛尔将军的马之外，其余全部杀吃了，所以日本人带去的五十只鸡和一百个鸡蛋受到了由衷地欢迎。”斯特富赛尔将军和乃木将军的会见决定在第二天进行。“两位将军握手后，斯特富赛尔将军称赞日军勇敢……乃木将军赞扬俄军进行了长期卓绝的防御战。斯特富赛尔将军对乃木将军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深表同情……斯特富赛尔将军将自己阿拉伯种的漂亮的马赠送给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我十分喜爱阁下馈赠的这匹马，不过，首先要奉献给天皇陛下。相信陛下会再赏马给我，我一定爱之如我本人已有的爱马。”引自阿普顿·克劳斯：《在日本表面的背后》，1942年，第294页。这个俄军投降的故事是否真实也许值得怀疑，但是并不妨碍它在文化上具有重要价值。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将军在他家前院里为斯特富赛尔赠送的这匹马，修逢了舍，这个舍比乃木将军自己的家还漂亮，在乃木死后，成了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说，日本人从俄国投降起到占领菲律宾数年间，恣意进行举世闻名的疯狂破坏和残杀，性格发生了完全的变化。但是，对于像日本人这样具有极端的社会主义伦理的国民来说，这一结论未必是必然的。第一，日本的敌人在巴塔安半岛之后也没有投降，只在局部地区投降了。其后，日军直到在菲律宾投降时，一直进行着战斗。第二，日本人绝不认为在二十世纪初，俄国人“侮辱”了他们，与此相反，在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日本所有的人都认为美国的政策是“瞧不起日本”。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把日本看得粪土不如”。这是日本对于排日移民法以及美国在《朴茨茅斯条约》与第二次裁军条约中扮演的角色的反应。日本人对美国在远东经济影响的扩大以及对世界上有色人种的种族偏见，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因此，在战胜俄国和战胜驻菲律宾美军问题上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日本人在有无侮辱时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倾向。

随着美国取得最后胜利，对日本来说，事态再次发生了变化。日本人在遭到最终失败的同时，根据他们的生活习惯，放弃了以往采取的方针。正是因为他们具有这种独特的伦理，所以日本人得以从账簿上把一切夙怨的记录抹掉。为了避免在那本好不容易才一笔勾销的账簿上再留下新的屈辱的标记，美国的政策及麦克阿瑟将军的占领管理，采取了只是停留在履行日本人看来无非是战败的“必然的结果”的事务的态度。这种做法奏效了。

保留天皇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件事处理得非常巧妙。最初是天皇拜访麦克阿瑟将军，而不是麦克阿瑟将军拜访他。这对日本人来说，是一次事实教育，收到了西方人难以想象的巨大效果。据说，在劝告天皇否认神格时，天皇说，让我放弃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不好办，提出了异议。天皇说，日本人并不认为天皇是西方人所想象的那种意义上的神，事实正是如此。但是，麦克阿瑟司令部劝说天皇，西方人至今仍认为天皇主张神格，这有损于日本在国际上的声望。于是，天皇答应发表一个否认神格的声明。在元旦这天，天皇发表了声明。他要求将世界各国对他声明的疑问评论全部翻译下来送他过目。天皇在读了这些评论后写信给麦克阿瑟司令部表示满意。外国人在此之前果真没有理解，天皇对自己发表声明一事感到高兴。

美国的政策还容许给日本人以某种满足。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联合指令明确表示：“对于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劳动、工业及农业诸团体的发展给予奖励和帮助。”日本工人在许多产业里组织起来了。曾在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昔日的农民组织也再次东山再起。许多日本人认为，他们今天能这样依靠自身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是作为此次战争的结果，日本得到了某种利益的佐证。美国的一名特派员报导过这样一件事。东京一位罢工参加者，仰望着一个英国士兵的面孔说：“日本，胜了，你不这样认为吗？”今天日本的罢工与昔日的农民暴动有许多类似之处。暴动的农民经常哀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年贡和赋役严重阻碍了生产。农民暴动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也不是企图变革制度本身。今天在日本各地进行的罢工同样也没有降低生产速度。他们喜欢采取的形式是工人“占领工厂，继续工作，通过增加生产使经营者丧失面子。三井系统中的一家煤矿参加罢工的工人们，将负责经营管理的职员全部从矿上赶走，日产由二百五十吨提高到六百二十吨。足尾铜矿在‘罢工’中也提高了生产，使自己的工资翻了一番”。引自《时代周刊》，1946年2月18日。

当然，不论任何国家战败国的行政总是困难重重的。即使允诺的政策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没有两样。在日本，粮食、住宅、国民再教育等问题也同样遇到了不可避免的严重问题。假如不利用日本政府的官员，问题势必同样尖锐，至少在严重程度上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复员军人问题，在战争结束前，是美国当权者们非常担心的问题。的确，如果不将日本的官吏留在原位上，威胁要小一些。但是，解决这一问题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日本人了解这一困难，去年秋天（一九四五年即昭和二十年）日本报纸在设身处地地谈到了战败的苦果，对于拼尽千辛万苦最终打了败仗的军人来说，是何等的痛苦，垦切希望他们对此不应做出错误的“判断”。复员军人在此之前，大都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其中多少也有些人由于失业和战败而投身追求国家主义目标的旧式的秘密结社之中。他们容易对自己现在的地位感到气愤。日本人再也不给他们昔日的特权地位了。以前，伤兵身穿白衣走在街上，过往的行人要向他们鞠躬致敬。就连平常有人去当兵，村民们也要举行欢送会，备下美酒佳肴，有盛装的美女陪酒，而且，他要在上位就坐。如今，复员军人根本得不到这样隆重的待遇。当然，他的家庭会高高兴兴欢迎他，然而，在许多城市和村镇，他们却遭到冷遇。假如你知道，日本人对这种态度的改变如何感到痛苦，你就会很容易地推测出，为了恢复昔日日本的名誉握在军人手中的时代，他会从与以前的战友结党中得到何等的满足。同时，他的战友中还会有人告诉他，运气好的日本军人已经在爪哇、山西、满州等与联合国军交战。他们会对他说：用不着绝望！不久的将来你也会重新投入战斗！国家主义的秘密结社在日本由来已久，这些社团想要“洗刷日本的污名”。他们仿佛感到，为了实现彻底的复仇还有些事尚未做完，具有这种性格的人经常有可能成为这种秘密结社的志愿参加者。这种社团，比如黑龙会、玄洋社等使用暴力，是日本伦理容许的作为维护名声“义理”的暴力。因此，要排除这种暴力，日本政府就必须在今后许多年里努力压制维护名声的义理，而强调“义务”。

为此，仅仅依靠“判断”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重建日本的经济，给现在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的人以生活出路和“适当的位置”。而且，还需要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日本人每当经济陷入困境时，总要回到出生的故乡农村去。然而，许多地方债台高筑，田地狭小，地租高昂很难养活更多的人口。工业也必须开始发展。因为根深蒂固的传统感情反对将财产分给长子以下的子女，所以留在村子里的只有长子，其他全要到城市去寻求成功的机会。

的确，日本人必须走一段漫长而艰难的路程。但是，倘若不再拨出国家预算去进行重新武装，他们就有机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日本在珍珠港之前大约十年里，为了扩充军备，维持军队，要耗费岁入的一半。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如能废除这种支出，逐渐减轻从农民身上征收的租税，便能建立起健全的经济基础。如前所述，日本农产品的分配方式是，百分之六十归耕种者，百分之四十为租税及地租。这与同样盛产大米的国家缅甸和暹罗一带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些国家里传统的比例是百分之九十留给耕种者。正是从日本耕种者身上征收的这一庞大的税金，才使日本军事机构的巨大开支变为可能。

不论欧洲或亚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今后十年间，凡不扩充军备的国家都有可能凌驾在扩充军备的国家之上。因为这些国家将国家的财富留在了建立健全而繁荣的经济上。在美国，我们在推行我们的亚洲和欧洲政策时，几乎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即使在我国实行需要庞大费用的国防计划，国家也不至于因此而陷入贫困。我们国家没有饱受战祸，也不是以农业为中心的国家，我们的严重问题是工业生产的过程。我们使大批生产与机械设备达到了完善的地步，结果使得我们如不实施大规范的军备及奢侈品生产，在实施福利及调查研究事业的计划时，国民就无法谋到职业。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情况则完全不同。甚至西方也概莫能外。面对着大量的赔偿要求，但不准它重新武装的德国，今后十年左右，可以建立起在法国不可能实现的健全而又富足的经济基础。倘若法国的政策是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的话。日本对中国同样也将充分发挥它的长处。因为中国当前的目标是军国化。而且，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日本如果在其目标中不包括军国化这一内容，而且，假如它有意这样去做，不久的将来就可以为自身的繁荣做好准备。并且在东方通商贸易上，还会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它的经济将立足于和平的利益之上，国民的生活水准也会得到提高。成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将在世界各国之间获得光荣的地位。而且，今后美国如继续利用其势力支持这样的计划，大概会给予巨大的援助。

依靠命令建立自由民主的日本，不仅美国，任何外部的国家都是无法办到的。这样的方法在任何被统治的国家里，也从未取得过成功。任何外国人都无法命令与他习惯和假定不同的国民按照他所设想的方式生活。不能依靠法律的力量让日本人承认通过选举选出的人们的权威，让他们无视他们的等级制度所规定的“相应的位置”。不能依靠法律的力量让他们采用我们美国人所习惯的毫不客气地与人接触的态度、自由独立的迫切心情以及每个人都具有的自主择友、择业、择居和承担义务的热情。然而，日本人本身明确承认他们有必要朝着这一方向变化。战胜日本以来，他们的公务人员说，日本必须鼓励国民不分男女各自享受自己的生活，信赖自己的良心。虽然没明说，但是，每一个日本人都理解，他们对“耻辱”在日本的作用产生了疑问。他们希望在国民中间有一种新的自由，一种在担心“社会”的责难和被“社会”摈弃的恐怖中生长起来的自由。

这是因为在日本，社会压力对个人的要求太多了。无论日本人是否愿意主动承受，这些压力都要求他们抵制住感情，抛掉欲望，作为家族、团体或国民的代表面对社会。事实证明日本人有能够经受住这一方针所要求的一切自我修养。但是，他们身上的负担是异常沉重的。他们必须过度地抑制自己，因而终究无法得到自己的幸福。他们没有勇气毅然决然地投入不要求他们的精神作出更多牺牲的生活中去，于是便在军国主义者主流的引导下，走上了接连不断地无休止地付出牺牲的道路。由于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因此他们独善其身，蔑视具有比较宽容的伦理的人们。

日本人由于认为侵略战争是“谬误”，是失败的主张，因而向社会的变革迈出了最初的一步。他们渴望千方百计在和平的国家之间重新恢复受尊敬的地位。但是，为此必须实现世界和平。假如俄国和美国，今后数年在旨在进行攻击的军备扩充中度过，日本将利用其军事知识参加到这一战争中去。我承认确实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但是我决不怀疑日本本来就有可能成为和平国家。日本行动的动机是机会主义的。假如情况允许，日本会在和平的世界上寻求它的位置。否则，它就会在新武装的阵营组织起来的世界上寻求其位置。

现在日本人认识到曾经作为指路明灯的军国主义已经失败。军国主义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国家是否也会失败，他们将拭目以待。假如没有失败，日本就要重新燃起自己好战的热情，表示自己能够为战争做出卓越的贡献。假如在其他国家也遭到了失败，日本就将证明自己是如何地亲身体会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决不是通向荣誉之路的这一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