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

迄今为止，美国以往历史上历次举国而战所遇到的对手中，日本人是最难以琢磨的敌人。这是因为过去与大国对手作战时，还从来没有迫使我们考虑到对方在行动上和思想上有那么多令人费解、极其矛盾的习惯。在我们之前，沙俄曾于一九○五年同日本进行过战争。我们与日本的战争，纯粹可以看做是和一个不属于西洋传统文化，而彻底武装起来加以训练的国家所进行的一场战争。被西方国家公认属于人类天性而普遍接受的战争惯例，显然不被日本人所接受。为此，在太平洋战争中，我们不仅要进行一系列海岸登陆作战，解决军队的输送、设营、补给等棘手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搞清敌人的性情。为了对付敌人的行动，我们必须要理解敌人的行为。

当然，要理解对手困难很大。日本打破闭关锁国政策后的75年间，在有关描述日本人的论述中，“然而同时他又是……”这样奇怪至极的提法屡见不鲜。这样的词语，无论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进行论述时，都几乎未曾使用过。一个一丝不茍的观察家，在记述非日本民族时，说其是一个彬彬有礼而出色的民族的同时，很少要补充说，“然而他们又是傲慢自大的”。在记述某个国家的人民时，从来不会说他们是顽固守旧的，“然而他们又极易接受新奇的事物”；不会说某个国家的人民是顺从的，“同时他们又是极不服从上边统治的”；不会说他们是忠实宽容的，同时又说，“然而他们又是不忠实而又心术不正的”；不会说他们是非常勇敢的，“同时又是极其胆小怯懦的”；不会说他们一方面因为顾及别人的评价而谨慎从事，同时“又有令人吃惊的自我意识”。当描述一个国家的军队时，不会一面说他们的士兵个个训练有素，一面又说他们不易服从命令，甚至有时公开进行反抗；不会在论述一国的国民是如何热衷于西方学问的同时，又详细地记述他们狂热的保守主义。于是，当你打算写一本日本民族是如何欣赏美好事物，崇敬演员和艺术家，竭尽技能种植菊花的书时；你还得同时写一本书，补充叙述他们又是如何崇尚战刀，把最高荣誉归于武士这一事实。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是罕见的。

然而这一切矛盾交织成了关于论述日本问题的经纬，这一对对矛盾却又都是真实的。无论战刀还是菊花，都是这幅图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极其爱争斗的同时，又非常温顺；他们具有极端军国主义性的同时，又异常沉静文雅；他们在傲慢自大的同时，又彬彬有礼；他们极端固执的同时，又非常富有顺应性；他们是极其顺从的，又非常忌讳任人摆布；他们是忠实的，又不那么守信；他们极其勇敢，又非常胆小怯懦；他们极端保守，又极喜欢新鲜的东西；他们对别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行动非常在意，同时当别人还未明白他们的行为不端时，又常败倒在罪恶的诱惑之下；他们的士兵是彻底服从的，然而又具有反抗性。

第一章研究课题——日本当我们认识到，弄清楚日本对于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时，我们对这些矛盾，以及除此之外，同样也是极其重要的许多矛盾就不能熟视无睹了。严峻的局面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日本人会做什么呢？不进攻日本本土能否使他们降服呢？我们是否应该对皇宫进行轰炸？我们从日本战俘那里能有什么收获？对日本军队以及日本本土进行宣传时，说些什么才能拯救美国人的性命，而削弱日本人的即使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抵抗到底的决心呢？对此，即便是在熟知日本人的人们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意见分歧。停战以后，在日本要把秩序维持下去是否需要永久地实施戒严法？是否需要动员我军同在山中各要塞拼死抵抗到底的日本人进行战斗？在国际和平可能实现之前，是否需要在日本掀起一场类似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那样的一种革命？让谁做那次革命的领导者为好？或者就让日本国民这样灭绝？如何判断这些问题，在我们中间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九四四年六月，我接受委托，开始研究日本。为了搞清楚日本人究竟是怎样的国民，我被容许充分利用作为一个人类文化学者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手段。当时正值初夏，我国终于开始了对日本大规模的攻势。在美国，人们一直说对日战争恐怕要持续三年、十年，也许更长。而日本人却说，这是百年战争。美军的确取得了局部性胜利，但是，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日本的公报从不承认海战的失败，日本国民依然深信自己一方占有优势。

到了六月，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司令部对于欧洲战区授予历时两年半的军事优先权，此时已没有必要。对德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在太平洋，美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是预示日本最终失败的一次大战役。自此，美军士兵一步步地逼近，和日军短兵相接。以我们在新几内亚，在瓜达卡纳尔、缅甸，还有在阿图、塔拉瓦和比阿克岛等地的作战经验，使我们完全清楚我们是在同一个多么可怕的敌人作战。

因此，在一九四四年六月这段时间里，迅速搞清我们的敌人——日本的许多疑问，至关重要、迫在眉睫。我们必须洞察一切问题，无论是军事上的问题、外交方面的问题，还是施行最高政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乃至向日军前线投掷宣传手册将带来的问题等。对于参战日军总体战斗力方面，我们必须知道的不仅仅是东京决策者的目的和动机，日本漫长的历史、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统计数据，还必须清楚他们的政府指望从国民那里得到什么。我们必须努力弄清日本人思想、感情的脉络，以及纵贯这些脉络之中的特点和规律，了解他们在思维和行动的背后所隐藏的强制力。在迫于作出某种判断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权且把美国人采取行动前的思维习惯搁置一旁；而不是轻率地下结论说，日本人打算采取的行动，与我们处在同一情况下所要采取的行动大同小异。

我的课题研究是艰巨的。美日正在交战，战争中彻头彻尾地贬低敌人是容易的，然而，要通过敌人的眼睛来弄清敌人的世界观，却并非易事，况且我们必须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敌人。我们判断日本人将要采取什么行动，并不是说如果我们和他们处于同样境地时，我们会怎样行动。我们必须理解日本人，理解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动，不是作为消极因素，而是作为积极因素来加以利用。通观日本人在战争中的做法时，与其把它当做军事问题，不如把它作为文化问题来加以研究。日本人战时也和平时一样，以其固有的习惯指导行动。那么，在应对战争时，他们显示出怎样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法的特殊之处呢？他们的指导者是怎样鼓动战争情绪，怎样安抚惊慌失措的国民，又是怎样在战场上使用士兵……这一切做法意味着他们把什么看做是自己可以利用的长处？为了弄清日本人在战争中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显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我必须仔细调查战争各个阶段的详细情况。

但是，我们两国正处于交战中这样一个事实本身，意味着条件是非常不利的。作为人类文化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实地调查，无疑在两国交战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我不可能去日本，在日本家庭中生活，亲眼观察他们的各种日常活动，从而分清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我也不可能观察到，当他们作出某一项决定之前，自始至终作了哪些复杂的准备；更不可能观察他们培养孩子的过程。约翰·恩布理著的《须惠村》一书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文献，它是人类学者关于日本村庄的实地研究成果。可是一九四四年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这部著作并没有提到。

尽管列举了以上种种困难，但作为一个人类文化学者，我自信是具备利用某种研究方法和必要条件来研究对手的；至少我还没有完全失去同研究对象国人民直接面对面接触的机会，这也是人类学者研究问题主要借助的方法之一。我们这个国家有许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了解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具体事情，以探求他们判断事情的方法；根据他们的介绍，弥补我们知识的缺欠之处，而这些东西对于一个人类学者研究任何文化都将大有裨益。当时研究日本的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利用图书馆来解剖过去发生的事件，分析统计数字，追踪文字和广播，对日本方面宣传词句中出现的变化加以研究。他们所寻求的答案，大都寓于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之中。我确信，向实际生活中的人们探求其文化，将会得到更为满意的发现。

但这并不是说我不读书，不向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寻求帮助。有关日本人的很多文献和在日本居住过的许多有远见卓识的观察家们，给予我很多便利。这些是过去在亚马孙河源地和新几内亚高地研究没有文字的部族的人类学者完全得不到的。那些部族没有文字，他们无法记述下自己的面貌。西方人对这些部族文化的解释，寥寥无几，并且大多很肤浅，任何人对于这些部落过去的历史都很茫然。实地调查者们在无从借助先前研究人员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必须搞清这些部族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的划分，以及宗教生活中以什么作为至高无上的东西加以信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研究日本的时候，我可以继承许多学者的遗产：一些嗜好新奇的人，记录描绘了日本人的生活细节；一些欧洲人和美国人写下了他们在日本的生动经历；日本人本身也有很多耸人听闻的自我揭露。日本人与众多东方人不同，他们有对于自己的情况毫不掩饰地大书特书的冲动，不仅写向世界扩张的计划，也写他们生活的琐事，他们的坦率常达到令人瞠目的地步。当然，像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他们也并不是把自己生活的全部，毫无遗漏地全盘托出。日本人往往在写有关日本的情况时，常将一些确实很重要的事情忽略过去，因为他们把这些事情看得有如天天接触的空气一样习以为常，毫不在意；这在美国人写美国情况时也是如此。但相比较而言，日本人是喜欢自我暴露的。

我在读这些文献时，与达尔文在完成有关物种起源理论时所采取的做法一样，特别注重那些无法理解的问题。我一边读书，一边反复自问：从他们在议会演说的观点罗列中，我必须了解哪些事情？他们对一些本来无关紧要的行为给予猛烈的抨击，对一些目无法纪的行为反而满不在乎地认可，这种态度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这幅图画怪在何处呢？”为了搞清楚它，我又必须了解哪些东西呢？

另外，我还去看日本的电影、例如，宣传性的电影、历史方面的电影、描写东京以及日本现代农村生活的电影等。看过这些电影之后，我还要详细地对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女主人公以及反面人物加以分析。不是用自己的眼光分析，而是用日本人的眼光，同长期生活在日本、亲身体验过电影中那些场面的日本人一起进行分析。当我对一些问题搞不懂而束手无策时，他们则给予我帮助。无论是电影的情节还是动机，常常并不像我所理解的那样，只有通过对电影整个结构的构成方式进行分析，才能确实搞通它的意思。看小说也是一样，我所领会的意思和从小在日本长大的人所领会的意思，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在这些日本人当中，一部分人会立即为日本人的习性辩解，而另一部分人则只要涉及日本的事情，即表示憎恨。要问我从哪部分人中收益最大，是很难断定的。但是他们对于自己所熟悉的日本生活规范的诠释倒是一致的，无论是欣然承认或厌恶否定。

如果只是从你所研究的文化继承者那里直接选择材料，对其加以解释；那么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来说，他所从事的研究，就同曾经居住在日本的所有西方最有才能的观察家们所从事的工作毫无两样了。如果人类学者所提供的研究成果只停留在这一水平上，那么就意味着他不能给以往在国外居住的人们所完成的许多有关日本的研究，增添任何新的东西。然而，一个人类文化学者经过长期的磨炼，往往具有别人所不具备的几种特殊的才能。他在研究者和观察家的广阔领域里，为了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而进行尝试，这未必是无益的。

人类学者了解到，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存在着多种文化。日本的社会制度和生活习惯与太平洋诸岛的原始氏族之间有许多类似或近似点；有的地方与马来西亚类似，有的地方则与新几内亚或波利尼西亚类似。考察这些近似现象是否意味着某种古代的迁徙或者接触，虽然是饶有兴味的，然而，我了解这些近似性的用意却不在于揭示历史上的联系；确切地说，我在寻找这些相同与不同之处的时候，是要从这些文化中逐一地了解其习俗是如何起作用的，并且从这一过程中理解日本人生活的线索。我还掌握了一些中国、缅甸和暹罗（现在的泰国）等亚洲大陆国家的情况，因此还可以将日本同这些同源于亚洲伟大文化的国家作出比较。人类学者通过对原始民族的研究曾经多次证明，这种文化比较是多么有价值。一个部落民族的传统习惯有时与其周围民族基本上一致，有时则经过自己独特的改造，以适应一定的生活方式或者价值观念，从而显得与周围的民族截然不同。在这一过程中，有时必须改变某些根本性的制度，这种变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来数量不大，但是却改变了这一部落民族的未来发展方向。对人类学者来说，从具有许多共同特性的民族之中找出他们所存在的差异是最有意义的。

人类学者还必须使自己尽可能地习惯于自身的文化背景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的差别。为了这种特别的需要，他们的研究技巧也必须格外锐利。他们从经验中得知，由于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人们所面临的情况极不相同，因此不同的部落或民族会采用彼此不同的方式限定这些情况的内涵。他们在北极地带的村落里和热带沙漠中面临着前所未遇、远远超出他们想象力之外的家族责任及民族式经济交换制度。这不仅需要他们调查研究家族关系及交换过程的详细情况，而且需要他们注意到，这些制度对氏族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以及每一代人在什么条件下自幼开始继承祖业。

菊与刀第一章研究课题——日本这种对不同的条件和结果的专业上的关注，能够在研究日本时得到充分的发挥。任何人都不会忽略日本与美国这两种文化之间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区别， 正如我们那句关于日本人的俗话所说的那样：无论我们干什么，日本人总是反着干！然而这种把区别绝对化的看法是十分有害的。其原因在于，如果研究者仅仅满足于区别大得无法理解这一简单看法，那么结果自然无法认识这个民族。人类学者的经验足够证明，即便是怪僻的行为也有其可理解之处。人类学者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更善于把差别作为专业上的财富而不是负担加以利用。没有任何其他事情比非常特殊的对象更能吸引他们全神贯注地投入其制度和民族的研究了，也没有任何其他事情比氏族式生活方式更能得到他们本能的注意；正因为这样，他们不是只选择个别的事实，而是必须把握事情的全体。

缺乏比较文化学研究素养的人在考察西方各国的时候，往往放过很多的行动领域，把大量的事情都视为当然。因此，他对人们根据日常生活习惯和司空见惯的事情所作出的一切判断，都不做深入的考察。然而正是这些判断，当它以特写镜头在全体国民的银幕上映现出来时，比起外交上的条约更能主宰该民族未来的发展方向。

人类学者必须加强对普通日常事务研究的技巧，因为他所面临的民族的日常生活与他自己本国的实际极不相同。他在着手考察某个怀着极端敌意的原始氏族或者某个极端怯弱的部落民族时，当需要想象一下该民族的行动步骤或感受一下他们面临的某种特殊环境的时候，他才会明白他必须对某些研究开化民族时不予重视的细节格外留心；他会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这些细节是切中要害的，他知道如此研究才能带他走出迷宫。

在这方面，日本的实际值得尝试。只有认真观察国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才能充分地理解人类学家的这一论证前提的重要意义，即任何原始部落民族或者处于文明前列的民族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会人类的行为的。人们的行为或观点无论多么怪异离奇，但是他们感受或思考的方法不可避免地与其存在具有一定的联系。因此，我自己越是对某种做法感到迷惑不解，越是确信能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找到这种奇怪现象所产生的共同基础。如果研究导致我的关注点深入到日常琐事中，那就更好了，那里正是人们学习的场所。

此外，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我还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最孤立的行为都与周围环境存在着某种系统联系。我很重视如何把成百种具体现象纳入一个包罗万象的总形态而加以分类。每一种人类社会都必然为它自己创造出某种生活，这种生活在它所面对的环境中选择出一些道路以及估量周围环境的方法，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人把这些道路视为他们世界的支柱；他们不顾任何艰难险阻地遵循这条道路。已经选择了一种价值观念作为自己生活准则的人不会容忍他们自己生活中那部分按照相反或者其他价值观念行事所引起的无能与混乱长期存在；他们更情愿顺应现实，他们为自己的行动寻找共同的根据和动机。为了不使整个体系土崩瓦解，一定程度的一贯性是必要的。

因此，不论经济交易、家庭组织、宗教仪式还是政治目标，都像齿轮传动装置那样互相连接着。在某一个领域的变动速度超过其他领域时，就会对毗邻的领域形成强大的压力，当然，形成压力的另一个因素还由于对惯性的需要。在文字产生之前的原始氏族社会存在着为了支配他人而追逐权力的现象。这种权力意志，不仅体现在其经济交往以及与周围氏族部落的关系中，也体现在氏族的宗教实践中。在文明国家里，由于有了氏族社会所没有的文字记载，古代的手稿被传抄记述下来，自然还有教会保存下来经历了许多世纪的经典。但是，教会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日益放弃权威。古代的词句虽然被保存下来，意义却改变了。宗教教条、经济及政治习惯没有被禁锢在一个个封闭的池塘里成为一潭死水，而是冲出一个个无形的羁绊汇积起来。正是由于这个道理，研究者越是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关系、性生活、宗教活动和生育这些现象上，就越能把握住他所研究的社会的实际；就能够作出推测，并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他所需要的数据；就能够从人们在政治经济活动、道德说教或者其他场合表达出来的思想中，了解人们从其社会存在中学到的思维习惯或道路。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书不是一本关于日本的宗教、日本的经济生活、日本的政治或者日本家庭的专著，而是探讨日本人及其生活方式的设想的书。本书是一本关于日本人迄今自我意识到的全部活动的观念的叙述，它所要讲述的问题是，什么使日本民族成其为日本民族。

直至二十世纪依然存在着的一个不利因素是，我们不但对于什么使日本民族成其为日本一无所知，怀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而且对于什么使美利坚民族成为美利坚、什么使法兰西民族成为法兰西以及什么使俄罗斯民族成为俄罗斯，亦是如此。正是由于缺乏这些了解才造成国与国之间的误解，一旦出现鸡毛蒜皮的冲突，我们就全副武装。而在对待某个具有一整套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固有价值观念、体验以及行为习惯的民族时，我们却侈谈所谓的共同目的；我们未曾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发现和了解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可能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也许就会发现，某一行动并不一定是恶意的，因为它并不是我们所认识的那样。

我们也不能完全依据每个民族自我阐明的思维和行为的习惯行事。各个国家都有一大批学者文人在竭力说明自己的国家，但是事情本身并不那么简单。每一个民族用来观察生活的透镜都与其他民族的不同，人们在观察时也很难永远保持清澈的目光。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最有把握的。任何一个民族对本民族的生活观都受到焦点与距离等技术问题的影响，其效果是使人看起来好像该民族生活在上帝特殊赠赋的景致当中。谈到眼镜，我们不期望所有戴眼镜的人都知道镜片的构成，所以我们也不指望各个民族都能准确分析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如果我们想了解眼镜方面的事，我们最好先训练出一个眼科医生，让他为我们要了解的眼镜写出专门的说明书。我们在今后的某一天也必然发现,这才是社会科学家对当代世界各民族应尽的义务。

这项工作需要某种必要的坚韧精神与宽容性。它要求坚韧的精神是由于有时怀着良好意愿也会受到责难。“一个世界”的倡导者们正在寄希望于使地球上各个角落的人们相信，所有东西方之间、黑人与白人之间以及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区别都是表面的，所有人类的智力与感情本质上是类似的。这一观点有时也被说成“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不太理解“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否意味着否认日本人与美国人对生活方式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有时候人们感到，这些心地善良的人似乎认为世界上的民族都应该像同一个底片洗出的照片一样，似乎非如此国际亲善的教义就不能成立。但是，以这种一致性作为衡量另一个民族是否值得尊重的条件是荒唐可笑的，正像某人以此要求自己的妻子或孩子一样神经过敏。坚韧的人承认差别，尊重差别；他们的理想是即使存在差别也能够确保安全，确保世界和平不受威胁。在这个世界上，美国可以是完全美国化的国家，法国也可以是法国化的国家，日本的存在也同样是这样。对于任何不相信差异性是悬在全世界之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临头的危险）的研究者来说，通过外部干涉来阻止任何人生态度的形成与发展似乎都是徒劳无益的；同样，他们也不用担心由于怀有这种观点，就会使世界在维持现状中僵化。承认文化差异并不等于要求世界静止不动，英国并没有因为伊丽莎白时代为安妮女王年代所取代以及后来维多利亚时代的出现而丧失英国性；相反，正因为英国人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国民标准和不同的国民精神，才使他们成为英国人。

系统研究民族差异在具备坚韧精神的同时还有一定程度的宽容性。只有当人们确信自己完全具备了超脱凡俗的宽容信念的时候，他们的宗教比较研究才能取得丰硕的成果。研究者可以是犹太教徒、阿拉伯学者或无信仰者，但不能是宗教狂。人们在非常偏执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时会把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看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和惟一的方式，因此不能很好地进行比较文化研究。这种人决不可能懂得，只有在了解了其他生活方式之后，才能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更加热爱。他们使自己与充实体验的享受隔绝开来，他们十分固守己见，对其他的国民除了要求要用他们自身的特殊解决法之外，提不出任何方策。如果他们是美国人，就用美国人自己欣赏的信条去要求所有其他民族。然而，其他民族不可能采用我们美国的生活方式，这是很显然的；这就像我们不能用十二进位计算方法代替十进位法，不能像东非某些土著居民用独脚站立的姿势休息一样。

本书还论及日本理想中追求的以及日常遵守的习惯。它谈到在什么情况下日本将以礼相待，在什么情况下会剑拔弩张；它论及日本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感到羞耻，在什么情况下会感到迷惑，他们对自己有什么要求。本书中所有观点的理所当然的发言人可能是市井庶民，可能是任何人。所谓任何人是指没有被放置在特殊条件下的人，这里所说的条件是指任何人都能够理解的普通场合。诸如此类的逐一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深深植根于人们思想与行动中的心理状态。即使本书没能如愿以偿，但这些的确是作者所抱的理想。

在这种研究中，人们可以很快得到某种无须提供大量的证据给予附加证明的确切性。比如，要想知道某人是否在某时对另一个人鞠了一躬，不必对整个日本做一次统计。日本人讲求仪礼的一般情况，几乎可以由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讲述，再略经数次核实后就无须由上百万日本人再去赘述了。

对研究者来说，试图发现日本建立其生活方式的假定基础观念本身比用统计数字给予证实艰巨得多；对他最大的要求就是指出日本人如何通过他们公认的习惯和判断，用这一眼镜观察现实。研究者必须指出日本人怎样用这个假定观念去调节他们观察生活的焦点与距离，他还必须使那些透过与此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焦点与距离观察世界的美国人理解这些。在如此分析过程中，最权威的法官不再是“田中君”这位普通日本人的化身；因为“田中君”并不能使自己的观点被大家理解，而对美国人来说必要的解释对他来说无疑又过于详繁。

美国人在研究社会时，通常不以开化民族文化的基础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因为大多数学者都以为自己早已掌握了这些前提。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都预先用观念和行为的“分布”以及统计学研究的技巧等俗套将自己填满；目的是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堆积如山的民意调查表、无数的问卷或被走访者的答卷加上心理测定等，试图推测出一些孤立的或者相互联系着的因素。在代表公众舆论方面，这种采用科学方法选出全部人口代表的全国性民意测验在美国已相当完善，它有助于发现多少人支持或者反对某一位政府官员或者总统的候选人，它可以对农村与城市、低收入与高收入、共和党或民主党的支持者与反对者进行分类。在一个实行了普选制、宪法的起草与实践都确实由人民选出的代表履行的国家里，这种调查结果具有实际的意义。

美国人能够对美国人进行民意测验，能够理解调查的结果，但是必须明确在做这些时存在着一个先决条件；这个条件如此被人们熟视无睹以至于没有人提及，这就是他们所习以为常的美国式生活方式。实际上，民意测验的结果只不过是对我们知道的事情给予更多的知识。在努力了解另一个国家的时候，就必须系统和本质地研究当地人民的习惯和基本观念，才能使他们的数量调查发挥作用。经过仔细挑选对象的民意测验能使人得知支持及反对政府的人数；然而要理解这些结果意味着什么，这首先要弄清他们对政府抱着什么观念。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明白那些政党在国会中或者街头上争论的是什么。一个民族对待它的政府所怀的观念比标志党派力量的数字具有更普遍与持久的作用。在美国，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魔鬼；政府总是限制个人自由的，政府部门的职务也比私人企业中同等职务的社会地位低，恐怕唯独战时才是例外。对政府的这种见解与日本人的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甚至与许多欧洲国家的也相去甚远。我们当务之急需要了解的就是他们对此的看法。他们的看法贯穿在他们的民俗、他们对成功人士的评价、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神话、他们在民族节日发表的演说中诸如此类的方面。这的确可以从这些间接场合研究出来，但研究本身必须是系统的。

某个民族对生活具有的基本的假设或认可的结论，我们可以通过深入细致地研究而搞明白，正如我们在选举中可以得知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比例那样。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其基本假设非常值得去揭示。我的确发现，一旦明白了西方人的假定和日本人的人生观的不一致之处，多少了解了他们所使用的范畴和象征，经常在西方人眼里出现的日本人行为中的许多矛盾就都不再显得矛盾了。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日本人自己把某种过激行为的转换看成一种首尾一贯的体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还能给出原因。在我与他们共事的时候，他们便会转入使用常有重要暗示意味以及年深日久、富有感情色彩的一些语句和概念，那里面根本不包含西方人所能理解的善恶观。这种体系是独特的，它既非佛教，又非儒教，它就是日本自己的，包含着日本的长处，也包含着日本的弱点。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任何文化传统中，都有战争的通用法则。对西方各国来说，尽管多少有其特殊差异，但都有某些共同的战时惯例。比如，号召人们一切为了战争而来采用的某些方法、遭到局部失败时稳定人心的某些形式、战死者与投降者的比率在某种程度上的规律性、俘虏应遵守的某些守则等。凡此种种，在西方各国间的战争中，开始时就能够预测，这是由于这些国家有着共同的伟大文化传统，而这种传统也包括战争在内。

日本人违反西方战时惯例的所有作为，已成为了解他们的人生观和信念的资料。我们的目的在于系统地研究日本人的文化和行动，一些违反我们常规的行为，军事上的意义重要与否姑且不论。不管哪一种行为，都提出了我们要回答的关于日本人性格这一问题，因此都是重要的。

日本使其战争合法化的前提与美国完全相反。日本是以不同的观点来看待国际形势的。美国认为轴心国的侵略行径导致了这场战争，日本、意大利、德国三国的征服行为非法且危害了世界和平。在轴心国统治区，不管是在满洲国、埃塞俄比亚，还是在波兰，已经证明他们走上了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道路。他们对“共存共荣”，至少对自由企业“门户开放”的国际准则犯下了罪行。关于战争原因，日本持有不同的看法，它认为各国拥有绝对的主权时，世界上就会存在无政府状态。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斗争，而这种秩序的领袖——理所当然是日本。因为日本是从上到下真正按等级组织起来的惟一国家，对各得其“所”的必要性理解得最深刻。日本国内实现了统一与和平，镇压了暴徒；修筑了道路，建立了电力、钢铁产业；根据公布的数字，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青少年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因此，必须帮助中国这个落后的兄弟之邦。日本与“大东亚”各国为同一人种，因此必须先把美国，然后将英国和俄国从这一地区赶出去，“我得其所”。世界各国应该在国际等级组织中，各自占得一定的位置，统一成一个世界。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对这种受到日本人自己高度评价的等级制度在日本文化中的意义作一探讨。确实只有日本才能创造出这种幻想。对于日本来说，不幸的是，日本占领下的各国对这一理想的看法并未与日本相同。尽管如此，即使战败后，日本也并未考虑“大东亚”的理想在道德上应是被否定的东西；而且在日本俘虏中，连主战论色彩最淡薄者也很少有人谴责日本在大陆及西南太平洋的政策。今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一定还会将这种天生态度中的某些东西保持下去。在这些态度中，最重要的就是对等级制度的信仰与信赖，这对爱好平等的美国人来说是水火不相容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等级制度对日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如何认识这种制度的长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