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洗雪污名

所谓维护声誉的“义理”，是使自己的名声不致遭到玷污的义务，它由各种各样的道德构成。这些道德有的恰好与西方人的背道而驰，但是，在日本人眼里，这些义务都不是为了报答别人的恩情，全都在“恩的范围之外”。它与以往受到的恩无关，是为自己的名声增添光彩的种种作为。因此，它包含着遵守“适当的地位”所要求的各种繁杂的礼法，表现出面对痛苦而泰然自若的态度，以及维护自己在专门的职业和技能中的声誉等内容。维护名声的“义理”，还要求采取消除诽谤或侮辱的行动。诽谤会给自己的名誉投下阴影，非消除不可。因此，对于诋毁名誉者，有时要进行报复，有时则必须自杀。当然，在这两个极端的引力中间，还会有各式各样的行动方针。但是，日本人对于有损于自己名声的行为，决不简单地皱皱眉头放任不管。

日本人对于我在此称为“维护名声的义理”的一些事情，并没有特别的叫法，只是称之为“恩”范围之外的“义理”。这一点成了分类的基础，而不是根据对社会的“义理”有义务报之以善意，而对名声的“义理”则以复仇为主要内容这一事实来区分的。西方各国将二者区分为感谢与复仇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这完全不适用于日本人。对别人的善意作出的反应与对别人的轻蔑和恶意采取的行动，为什么不可以统一在一个道德的范畴之内呢？

在日本正是这样做的。有德之人，对他受到的恩惠自不必说，就连受到的侮辱也同样反应强烈。对它们作出不同的反应，正是道德上光明正大的表现。他不像我们将二者严加区别，称一方为侵害行为，另一方为非侵害行为。在他看来，只有在“义理的世界”之外发生的行为才算得上侵害行为。只要人们是去维护“义理”，洗刷污名，就谈不上构成侵害罪，只不过是在偿还欠款、清算账目、履行道义上的义务而已。日本人说，侮辱、诽谤或失败，只要得不到报复或消除，“社会就会天翻地覆”，有德之人必须努力使社会再次恢复到平衡的状态。报复是人们的一种德行，并不是由于人们本质的弱点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邪恶。在欧洲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个时代，维护名声的“义理”，包括在日语里同感谢和忠诚联系在一起的部分，也被西方人当成了道德的行为。它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在意大利极其昌盛，并且与顶峰时期西班牙的“西班牙人的勇气”及德国的“名誉”有许多共同之处。直到一百年之前，在欧洲风靡一时的决斗习惯，也潜藏着与此十分类似的动机。不论是日本还是西方各国，凡是在洗刷自己名誉上的污点，在道德上都是得势方，这一道德的核心经常超越一切物质意义上的利益。人们为了名誉，越是敢于牺牲财产、家庭及自己的性命，就越被看做是德高望重的人。这一点形成了这一道德定义本身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这些国家经常提倡的强调“精神”价值这一主张的基础。诚然，它会给他们带来莫大的物质损失，倘若只权衡利害得失，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的。在这一点上，这种名誉观同美国人生活中常见的激烈的竞争和公然的敌对之间，存在着非常鲜明的差异。第八章洗雪污名在美国，在某些政治或经济交往中，对于拥有不作任何限制，但是，要想取得或者保持某种物质利益，则有可能导致战争。实行维护名声的“义理”，只有在肯塔基山区这样的地方才会有，实属例外。

但是，维护名声的“义理”同在任何文化上都会随之而来的敌意以及毫不松懈地等候时机的态度，决不是亚洲大陆特有的道德。它不是人们常说的东方式的。中国人、暹罗人、印度人不具备这些东西。中国人认为对侮辱和诽谤那么神经过敏，耿耿于怀，是“小人”，即道德卑下的人的特征。它不像日本那样，成了他们清高的理想的一部分。按照中国人的伦理，人们无缘无故地大打出手，被视为非法的暴力；即使用以对侮辱进行报复，也不可能被视为正确的行为。他们对那样的神经过敏感到滑稽可笑。他们在受到别人恶言恶语的伤害时，也不想祈求上帝证明这些诽谤纯属无中生有。在暹罗人身上，丝毫也看不到对侮辱的这种敏感。他们和中国人一样，喜欢愚弄诽谤者，但是，并不认为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他们说：“暴露对方人面兽心的最好方法，是有意地败给对方。”

在日本，对于维护名声的“义理”的完整含义，如果不将其中包括的种种非攻击性的道德全都考虑在内，就无法理解。复仇不过是有关名声的“义理”所要求的道德之一。在有关名声的“义理”中，除复仇之外，还包括许多平静、温和的行动。要求注意体面的日本人的禁欲主义或自制，就是有关他名声的“义理”的一部分。女人在分娩时不得大喊大叫，男人面对痛苦或危险要超然处之。当洪水向村庄袭来时，注重体面的人们，各自携带着必需的物品，秩序井然地向高处走去。在那儿，听不到狂呼乱叫，看不到东奔西窜和狼狈不堪。在秋分前后，强烈的暴风雨袭来时，也同样十分克制。这种态度，有时也许无法完全达到，但是，它构成了日本人各自具有的自尊心的一部分。他们认为美国人的自尊心不要求自制。日本人的这种自制，身价越高，责任越重，因而在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比庶民要高。这一道德虽然不像对武士那样严格，但是，它是适用于所有阶级的生活原理。既然极严格地要求武士超越肉体的痛苦，那么，庶民也必须极端顺从地甘心忍受携带武器的武士的攻击。

关于武士的禁欲主义，流传着许多有名的传说。不许向饥饿屈服，这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必要特别提及。他们在濒于饿死的边缘，依然要装出一副刚刚用过饭的样子，用牙签剔着牙齿。有句格言说：“雏鸟求食而鸣，武士口衔牙签。”在这次战争中，它成了军队要求士兵的格言。此外，还不许向痛苦低头。日本人的态度同那个少年兵对拿破仑的回答十分相似。少年兵答道：“您问我受没受伤吗？不，陛下，我已经被杀了。”武士在临死之前，不得流露出半点苦闷的表情，必须眉毛一动不动地忍受住痛苦。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去世的胜伯爵（海舟），出身在武士世家，但一贫如洗。小时候让狗咬了睾丸，在医生为他手术时，他的父亲把钢刀顶在他的鼻尖上对他说：“你敢哭一声，我就叫你死，至少让你死得不愧于一个武士。”

对名声的“义理”，还要求适合身份的生活。如果人们缺少这种“义理”，他便丧失了自尊。德川时代，制定了取缔奢侈令，对每个人穿的、有的、用的所有物品，几乎全都详细作出了规定。这意味着作为自尊的一部分接受了这一规定。美国人对于按照世袭的阶级地位，做出种种规定的法律，十分震惊。在美国，自尊是和提高自己的地位紧密相联的。因而，固定的节俭令是在否定我们社会的根基本身。德川时代法律规定某一阶级的农民可以为孩子买这种娃娃，而另一阶级的农民则只能买另外的娃娃，对此我们感到不寒而栗。但是，在美国，我们根据另外的规定，也收到了同样的效果。我们不加批判地承认工厂主的孩子可以有成套的电气大车玩具，而佃农的孩子只能满足于用苞米心做的娃娃。我们承认收入的差异，并认为这种差异是天经地义的。领取高额的薪金是我们自尊体系的一部分。娃娃的种类虽然受着收入的制约，但它并不违反我们的道德观念。因为有钱人总是要给孩子买高级娃娃的。在日本，要想当财主，总有些愧疚之感。但是，维护适合于自己的地位却是正大光明的。至今，富人自不消说，穷人也是靠着遵循等级制的惯例来维持其自尊心的。这种道德在美国是见不到的，法国人德·特克维尔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他的前引著作中就曾指出过这一点。德·特克维尔生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对坚持平等原则的美国，做了宽容的批评，他照常每日热爱着贵族制度的生活。他说，美国有各种美德，但缺少真正的尊严。“所谓真正的尊严，就是要经常既不过高也不过低地保持其恰如其分的地位。而且，不论王侯，还是百姓，任何人都是可以做到的。”德·特克维尔大概理解了日本人的态度，他们认为阶级差别，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不光彩的。

在客观地研究各民族文化的今天，“真正的尊严”可以因民族的不同而规定其不同的内容。正像他们经常用自己独特的方法规定了不光彩的事项一样。今天，在美国人中有人叫喊要给日本人以自尊心，就非要采用美国式的平等主义的原则不可。这是犯了民族性的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误。倘若这些美国人所希望的是让日本人按照他们的意愿拥有自尊心，他们就必须把日本人自尊心的根底研究明白。我们可以像德·特克维尔曾经肯定的那样，承认这种贵族制度的“真正的尊严”，正在从近代世界上逐步消亡；我们相信一种另外的，比它优越的尊严将代之而出现。日本也必将如此，但是，在尚未达到这一地步的今天，日本必须在自己的而不是在我们的基础上，重建它的自尊心，并以日本独特的方法使其不断地趋于纯洁化。

有关名声的“义理”，还包括承担相应的地位所要求的责任以外的各种责任。借债人有时要以维护名誉的“义理”向债主担保。二三十年前通常的做法是，要表现自己“在万一无力偿还债务时，宁愿在公众面前受人嘲笑”。不过，实际上，即使还不起借款，也不会真正地遭人嘲笑。因为日本不存在在人前受人嘲笑的制度。但是，在必须偿还欠债的期限——年关——到来之际，无力偿还的债务人，为了“不毁坏名声”，有的会自杀身死。直到今天，在除夕这一天为了保证自己的名声，采取这一手段的自杀者，仍然层出不穷。

各种职业上的责任也都伴之以维护名声“义理”。由于某种特殊情况，某人成了众矢之的，陷入了遭受众人谴责的困境时，日本人常常提出毫无道理的要求。例如，由于自己的学校发生火灾，即使失火的责任完全不在自己，但由于每个学校都要悬挂的天皇的肖像受到损坏，因而自杀的校长不在少数。教师中，为了抢救天皇肖像而跳进熊熊燃烧的校舍之中被烧死的也大有人在。这些人以死来证明他们是多么重视维护名声“义理”，对天皇又是何等的忠诚。至于在读《教育诏书》和《军人敕谕》时，因为读错了便以自杀来洗刷污名的故事，至今还广为流传。在现今天皇在位的情况下，天皇的名字是绝对需要避讳的，有人因为一时疏忽，为孩子取名为“裕仁”，结果与其孩子一起自杀身亡。

在日本，维护专家名声的“义理”，是十分严格的，但是，它不需要像美国那样，靠着高度的专门的技能来维护。教师说：“考虑到教师的名声，表面上决不能说不懂。”这句话的意是说，即使他不了解青蛙属于什么类，也必须装出一副懂得的样子。假如这位教师，仅仅基于在校几年里学到的知识来教授英语，他也不会承认有人也许能够纠正他的错误。“维护教师名誉的义理”尤其指的就是这种自我防御的态度。实业家出于实业家名声的“义理”，也从不向任何人透露他的资产现已枯竭，正面临着危机，或者他为自己公司制订的计划，未能如愿以偿。外交官考虑到体面，也不承认自己外交方针的失误。从上述“义理”的用法上可以看出一种共同的，人与工作被等价齐观的观点。于是，对某个人行为或能力的批评，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对他本人的人身攻击。

在美国也时常看到这种对失败或无能的污名，但美国人的反应完全相反。我们都知道，有人在受到别人恶语伤害时会勃然大怒，但是，我们美国人很少像日本人那样，为自我防御而苦恼。倘若有位教师不知道青蛙属于什么类，即便有时他也可能掩饰自己的无知，但是，他也会认识到与其装懂，不如老实承认自己无知，倒更光明磊落。实业家如果对以前下达的方针未能令人满意，他可以另外发出新的指令。他不会认为，不咬定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正确，就会有失自尊。而且，他也不会想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就非要辞职或隐退不可。然而，在日本这种自我防御却根深蒂固。因此，不当着某个人的面，指责他职业上的过失，是一般的礼节，也被看做是聪明人应取的态度。

这样的神经过敏，在与人竞争失败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譬如在就业时，别人被录用了，或者去竞争考试中落榜了等。由于这种失败，失败者会感到“耻辱”。这种羞耻之心有时会成为发奋的强烈刺激，但更多的成了引起不安心理的诱因。他丧失了信心，或者忧郁或者气愤，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他的努力因此受阻。对美国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竞争在日本不可能收到我们在自身的生活机构中所收到的那种可喜的社会效果。我们视竞争为“动力”，大加利用。心理试验证明，竞争可以刺激我们做出最好的努力；有这种刺激时，工作效率会大大提高。我们独自工作时，无法达到有竞争对手时取得的成绩。可是，在日本，试验结果恰好相反。特别是在刚过少年期的一段时间里，表现得更为明显。日本的孩子多半把竞争看做儿戏，不太介意；可是青年人或成年人，在竞争中工作效率明显下降。一个单独工作时表现出良好的进步、错误数量逐步减少、速度不断增加的被试验者，一旦让他同竞争对手在一起，便错误百出，速度也明显减慢。他们在自己与自己相比测试进步时，成绩最好，可是，在同别人进行比较测试时，却不能令人满意。有几名做过这一实验的日本学者正确地分析了在竞争状态下成绩为什么会如此不理想的原因。按照他们的说法，当要互相竞争时，应试者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担心落在别人后面的危险上，反而把工作疏忽了。他们过分锐敏地把竞争看做是外部加在自己身上的攻击，因此，不能专心致志地、从容地投入到自己工作中，反而将注意力放在了自己和攻击者的关系上。 关于这一试验的概要，引自《日本的道德与信念》，腾写版印刷。该书系拉迪斯拉斯·法拉戈为美国道德委员会（位于纽约89号街东9号）所作。

接受这种试验的学生们，由于预料到失败时的耻辱，受到的影响最为强烈。正如教师和实业家均按照各自维护专家名声的“义理”行事一样，学生们的行动也受他们对名声的“义理”观念的支配。比赛失败了的学生，会因这一失败的耻辱，采取极端的行动。赛艇选手会在赛艇上伏在划浆旁，日夜悲叹。赛输了的棒球队，会聚在一起大放悲声。如在美国，我们准会说这些家伙多么输不起！因为按照我们的规矩，败者承认实力占优势的队获胜是理所当然的，败者同胜者握手是礼节，不论输掉怎样可惜，为失败而大哭大闹的人，是受人蔑视的。

日本人经常想出种种巧妙的方法，极力避免直接的竞争。在日本小学里，竞争的机会缩小到了让美国人难以想象的最低限度。日本的教师们得到的提示是，教育儿童自己提高自己的成绩，不得给他们自己与其他儿童比较的机会。在日本小学里，不及格的学生也不用留级。同时入学的儿童，一起学完小学教育的全部课程一起毕业。成绩通知书里记载的小学儿童的成绩名次不是按照学业成绩，而是以操行分为基准。当升学考试之类真正的竞争再也无法避免时，孩子们的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每个教师都能说出一些因得知自己不及格后企图自杀的孩子的名字。

这种把直接竞争缩小到最低限度的努力，遍及日本人生活的个个方面。美国人的最高命令是在同辈之间的竞争上取得良好的成绩，但是，在立足于“恩义”的伦理上，容许竞争的余地就极小。细致规定了各阶级应遵守的规则的日本的整个等级制度，就将直接的竞争限在了最小的限度之内。家族制度也同样如此。因为在制度上，父子不像美国那样，处在竞争关系之中。他们即使相互排斥，也不会有竞争。日本人看到美国人家里，父亲与儿子争着使用家用轿车，争着引起妻子或母亲的注意，无不以惊讶的口吻对此加以评论。

到处出面的中间人的制度，也是日本人防止互相竞争的两个人直接见面的有效方法之一。只要是失败后有可能感到耻辱的场合，就都需要中间人。因而，中间人在婚姻、就业、退职以及无数日常事务上都承担着斡旋的责任。中间人向当事双方传达对方的意图。在婚姻之类重要的交涉上，双方都为自己请来中间人，经过中间人之间详细的接洽之后，再向双方分别报告。这样间接地进行交涉，当事者可以不致听到如果直接交谈，出于维护名声的“义理”难免会提出的有伤和气的要求或指责。中间人因为完成了这一光荣使命，会享有信誉，斡旋成功了还会受到社会的尊敬。由于把事情办妥关系到中间人的体面，因而他们更加努力，成功地达成协议的机会更多。同样，中间人还为前来要求帮助就业的人，摸清雇主的意向，或者将工人的退职意愿转达给雇主。

为了避免引起丑闻，以及维护名声“义理”而出现问题之类的事态发生，形成了各种类型的礼法。这些将事态控制在最低限度内的礼法，不仅体现在直接竞争方面，而且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按照日本人的想法，宾客来访时，必须更衣，按一定的礼法相迎。因而，在访问农户时，遇上农民正穿着作业服，就得稍候片刻。农民在换上适当的服装，准备好适当的礼仪之前，会对你做出一副素不相识的面孔。即使主人必须在客人等候的房间里更换衣服时也是一样。在他收拾打扮停当之前，仿佛你根本就不在场。在农村，还有一个习俗，夜晚在家人们都已进入梦乡，姑娘也睡下之后，青年人去访问姑娘，姑娘可以答应或者拒绝青年的要求。青年人用手巾蒙着脸，即使遭到拒绝，第二天也可以不致丢丑。这种化装当然不是为了让姑娘认不出他是何人。这种把头钻进沙子里的鸵鸟式的做法，只不过是为了日后不致陷入不得不承认是自己受到了侮辱这一窘境的一种手段。日本的礼法还要求，不论任何计划，在确有成功的把握之前，尽量不让别人知道。媒人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婚约签订之前,介绍未来的新郎和新娘见面。但是，为了将这次会见安排成一次偶然的巧遇，就要研究出种种方案。因为假如在这一阶段就暴露介绍的目的，万一成功不了会有伤其中的一家或者双方家庭的名誉。会见时青年男女由各自的父母中的一位或者双方陪着，由媒人做东道主。最适当的做法是，利用一年中例行的菊花展览和赏花的机会，或者在著名的公园和娱乐场所，故意安排大家偶然“相会”。

通过上述方法或者除此之外的其他方法，日本人避免了因失败招来耻辱的机会。他们非常强调洗刷受人侮辱的污名的义务。但是，实际上这一做法使他们处理事情得以尽可能地减少了受侮辱的机会。这一点同几乎与日本一样重视洗刷污名的太平洋群岛上的许多部族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以园艺为生计的新几内亚及美拉尼西亚等未开化的民族之间，令人难以容忍的侮辱成了部族及个人行动的主要动力。即使在举行部族庆祝宴会的时候，也得靠这一动力才能进行。他们的做法是，由一个村子将另一个村子痛骂一顿，诸如，你们穷得连十个客人也招待不起啦；你们这些吝啬鬼，把青芋和椰子都藏了起来啦；你们头人是个大笨蛋，想办宴会也办不起来啦等。这样一来，受到挑战的村子就用豪华的炫耀款待，使全体与会者为之大吃一惊，借以洗刷其污名。婚姻和经济上的交涉也同样如此。同样，在即将交战时，敌我双方在搭箭上弦之前，也要狠狠地对骂一通。他们对待任何琐碎的小事，也都像是非要决一死战。这是他们行动的强有力的动力，因而这样的部族具有极大的生命力。但是，从来没有人称这些部族为文明礼貌的民族。

日本人与他们相反，是注重礼仪的模范。而且，这种显而易见的尚礼成了测定他们是如何极力限制必须洗刷污名事端的尺度。他们虽然把侮辱引起的愤怒，当做促使成功的独一无二的刺激，但是，却限制此类事态的发生。只在特定的场合，或者传统的消除手段迫于压力未能奏效时，才会发生。对这一刺激的利用，为日本在远东得到的统治地位以及最近十年间对英美作战的政策作出了贡献。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然而，西方人有关日本人对侮辱的敏感以及强烈的复仇心之类的议论，并不适用于日本，而是更适用于新几内亚等任何事情都要利用侮辱的部族。而且，西方人有关日本在此次战争失败后，将采取何种行动的预言之所以多数未能实现，是由于没有认识到日本人对维护名声的“义理”作出了特殊的限制。

日本人的确是注重礼仪的国民，但是，美国人不能因此而轻视他们对诽谤的敏感。美国人说起别人的坏话来十分随便，仿佛是在做游戏。我们难以理解日本人为什么会对一些不屑一顾的言辞，感受得那么深刻。日本画家牧野善雄在他那部用英文写成的，在美国出版的自传中引自牧野善雄：《当我是个孩子时》，1912年，第159～160页。，生动地描述了他对一件自认为受人嘲笑的事所作出的典型的日本人的反应。在他写这部书之前，也就是他成年后的大部分生活是在美国和欧洲度过的。但是，就像生活在故乡爱知县的乡村小孩一样，他对这一事件感受得十分强烈。他是有相当身份的地主的小儿子，在快乐的家庭里，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宠爱。在他幼年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母亲去世，不久父亲破产，为了支付欠债，变卖了全部家产。一家人从此四分五裂。牧野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却连一分钱也没有。他的理想之一便是学习英语。他寄宿在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里，为学英语当了守门人。到他十八岁时，他的生活范围还只限于两三个乡村小孩，但他却下定决心要去美国。

我访问了我最信赖的一位传教士，向他吐露了要去美国的愿望。期望从他那里得到某些有益的知识。可是，令人失望的是，那位传教士竟叫道：“什么？就你这个样还要去美国？”传教士的妻子也在同一房间里，他们两人一起嘲笑我。霎时间，我仿佛觉得脑子里的血全部沉到了脚底。我一言不发地站在那儿两三秒钟，之后，连句“再见”也没说，便回到了我的房间。我自言自语地说：“一切就到此为止吧！”

第二天清晨，我逃了出来。这儿我想简单地说说原因。我经常相信，世上最大的罪恶是不诚实，而最不诚实的莫过于嘲笑。

我能够原谅对方向我发火，因为发火是人的本性。我也能够原谅别人对我撒谎，因为人的天性极其软弱，许多时候，缺乏正视困难、坚持说真话的勇气。人们对我捉风捕影地说三道四或者造谣中伤，我也能够原谅。因为当有人在旁劝说鼓惑时，人们很容易陷进去，信以为真。

甚至对于杀人者，有时视情况也可以宽恕。但是，唯独嘲笑，全然没有辩解的余地。因为如果不是故意的不诚实，就不可能嘲笑清白无辜的人。

我告诉诸位，我给两个词所下的定义，杀人者，是杀害别人肉体的人；嘲笑者，则是杀害他人心灵的人。

心灵远比肉体更宝贵。因而，嘲笑是最大的罪恶。实际上，那对传教士夫妇正是要杀害我的心灵。我心中感到莫大的痛苦，我的心在呼喊：“为什么要说，就你这个样！”

翌晨，他将全部物品包在一起，愤然离去。

他感到那位传教士对一个不名一文的农村少年为了成为画家要去美国的愿望采取的不信任态度，“杀害”了他。他的名声在他尚未达到目的之前，蒙上了无法洗清的污点。既然受到了传教士的“嘲笑”，他就又要离开这块土地，用行动证明他自己完全有能力去美国。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他用“不诚实”这个英语单词谴责传教士，使我们感到奇怪。因为按照我们的理解，那个美国人惊奇时说的话完全是“诚实的”、 “坦率的”。然而，他却按照日本人理解的意思使用了这个词。日本人通常不爱找碴儿打架，但是，他们认为蔑视人的人是缺乏诚意的人，那种嘲笑完全是无缘无故的，是“不诚实”的证据。

“甚至对于杀人者，有时视情况也可以宽恕。但是，唯独嘲笑，全然没有辩解的余地”。既然“宽恕”不是正确的态度，那么，对待诽谤，惟一可能的办法就是复仇。牧野是通过去美国清洗了他的污名。但是，在蒙受了侮辱或者失败的情况下，复仇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在日本的传统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日本人写的以西方读者为对象的书籍中，时常使用精彩的比喻来描写日本人对复仇的态度。新渡户稻造是日本最富于博爱之心的人物之一，在他一九○○年所写的著作中写道：“复仇中包含着某些可以满足我们正义感的东西。我们的复仇观念与我们的数学能力同样严密，方程式两边尚未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之前，总感到心意未了。”引自新渡户稻造：《日本的精神》，1900年，第83页。冈仓由三郎在他题为《日本人的生活与思想》的著作中，将复仇同日本的一个独特的习惯作了对比，他写道：

日本人心理上的所谓的特异性，多起因于喜好洁净以及与此互为表里的厌恶污秽的态度。除此之外，无法加以解释。实际上，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如果不通过申辩将家庭的名声和国民的荣誉蒙受的侮辱彻底洗刷干净，就将留下无法洗净的污秽或没有希望治愈的创伤。在日本的公私生活中屡见不鲜的那些复仇的事例，可以认为它们无非是类似讲究洁净、以清洁为癖好的国民的晨浴。 引自冈仓由三郎：《日本人的生活与思想》，1913年，第17页。

他接着写道，日本人的“生活宛如盛开的樱花，绚丽多姿，洁净而又纯美”。换句话说，这种“晨浴”是要洗净别人扔在你身上的污泥。你身上哪怕沾有一点的污泥，也称不上是个完美的人。日本人不具备这种伦理：人只要自己不认为受到了侮辱，就不存在侮辱；同样，侮辱人是由“本人造成的”，并不是别人对其说了或做了些什么。

日本的传统不断地在一般民众面前宣扬这种复仇的“晨浴”的理想。数不胜数的事件及英雄故事——其中最受人欢迎的是《四十七武士》的故事——尽人皆知。这些故事，在学校的教科书里可以读到，在剧场里可以看到，它被编成现代电影，或者作为通俗出版物发行，成了今天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故事许多是关于对偶然的失败作出过敏反应的。例如有位大名让三名家臣鉴定一把名刀的制造者。三人的意见各不相同。于是请来精通此道的专家，结果证实只有名古屋山三一人猜出了这把刀的制造者是村正。鉴定错了的另外两个人感到受了侮辱，开始伺机谋害山三。其中有一个人乘山三熟睡之机，使用山三的刀向山三刺去。可是，山三死里逃生。于是，袭击山三的人从此舍弃了一切，专门图谋复仇，最后终于胜利地将山三杀死，他的“体面”因此得到了保全。

其他故事是有关必须向自己的主君进行报复的。按照日本的逻辑，“义理”意味着家臣要终生忠于主君；同时，在家臣感到蒙受了主君的侮辱时，可以转变为惊人的憎恶。在流传的有关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的故事中，有个恰当的例子。家康的一个家臣听说家康说他是个“会让鱼刺卡在嗓子里卡死的人”。这种关系到武士面子的说法，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诽谤。这位家臣发誓至死不忘这一耻辱。当时家康新定江户（东京）为首府，正处在推进国内统一大业的时候，敌人尚未完全扫荡干净。这个家臣勾结敌方的诸侯，提出要从内部火烧江户。他认为只有这样才算维护了他的“义理”，对家康报了仇。西方人有关日本人忠诚的议论，之所以大部分流为泛泛的空论，是因为没有看到“义理”不仅停留在忠诚上，有时还是一种促使反叛的道德。他们说“挨打的人谋反”，其实受辱的人也同样。

历史故事中常见的两个主题——一是自己错了，却向正确的人复仇；一是即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既然受到了侮辱，也要报仇——是日本最流行的老套的文学主题，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作了描写。但是，调查一下现代的经验谈、小说及实际的事件，可以看出，虽然日本人在历史故事里极力称赞复仇，但是，今天实际上真正复仇的，确实与西方各国没有什么两样，说不定还会更少一些。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看重名誉了，相反，它意味着对于失败和侮辱的反应，由进攻型转为防御型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日本人依然感受到严重的耻辱，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开始争斗，而是越来越多地让自己的活动能力麻痹起来。为了复仇的目的直接展开进攻，这在明治以前没有法律的时代为数不少。进入近代之后，由于法律和秩序以及处理具有更大相互依存性的经济时的困难，复仇变得更加秘密了，或者指向了自己本身。譬如，那个在仇人饭菜中放进粪便的传说，就是企图悄悄地不露声色地通过荒唐的恶作剧，达到暗中复仇的目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背着敌人，巧妙地在美味佳肴中放进了粪便，观察对方能否发觉，结果客人全然没有觉察到。但是，今天就连这种秘密的攻击也已十分罕见，多是将攻击指向自己。将攻击指向自己有两种目的：一是利用它作为一种刺激，强迫自己去做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一是让它腐蚀自己的心灵。

日本人容易为失败、诽谤和摈弃所伤害。因而也非常容易使自己——不是别人——烦恼。在日本小说里，最近几十年来，经常看到有教养的日本人，常常刚想不顾一切地发泄怒气，便马上陷入了极端的忧郁之中。这些小说的主要人物充满了厌倦情绪。他们厌倦日常生活，厌倦家庭、城市及农村。但是，这种厌倦并不是因为无法达到理想，与理想的伟大相比，一切努力都微不足道，渺小无力而产生；也不是由于现实与理想的脱节而产生的。日本人在虚幻地描绘重大的使命时不感到厌倦。不论其目标如何遥远，他们也会完全不留痕迹地将厌倦的性情抛弃掉。日本人这种特有的厌倦，是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的国民的一种病态。他们将担心受人摈弃的恐惧引向内心，在这一恐惧的影响下，一筹莫展，手足无措。日本小说中描写的厌倦，与在俄国小说中我们所熟悉的厌倦，是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在俄国小说里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间的严重差异，成了主人公所经历的一切厌倦的基础。萨·乔治·桑塞姆曾经说过，日本人缺乏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感。但是，他的目的不是在说明日本人厌倦的根底，而是在说明日本人所具备的哲学以及他对人生的一般态度。的确，他们同西方人的根本思想存在的这种严重差异，在此超越了引人注意的特殊的场合，涉及了更加广泛的范围。但是，它与日本人往往容易陷入的抑郁，有着特别深刻的联系。日本人同俄国人都是喜欢在他们的小说中描写厌倦的民族，这一点与美国人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的小说家不爱写这一主题。美国的小说家认为，作品中人物的不幸是由于性格的缺陷或严酷的社会的艰辛造成的；他们探索这种原因，但很少写纯粹的厌倦。在写到某个人与周围格格不入时，会详尽地写出其原因，让读者对主人公性格上的某些缺点或者社会秩序中存在的某种弊病进行道德的谴责。日本也存在着无产阶级小说，对城市里悲惨的经济状况和发生在渔船上的惊人的事件提出抗议。但是，日本的性格小说所揭露的世界正如一位作者所提出的那样，是一个人们的感情大多像是随风飘荡的毒气似的滚滚翻腾的世界。不论作品中的人物，还是作家，都不认为有必要为了查明这种黑云的原因去分析周围的状况或者主人公的经历。这种黑云来去无常。人们都是脆弱的，他们会将过去故事中的主人公对敌人施加的攻击引向自己。而且，他们的忧郁在他们看来似乎并无特别的原因。当然，有时也可以捕捉到某种事件，但是，这一事件给人留下一个奇妙的印象，即事件本身不过是一种象征而已。

现代的日本人对自身采取的最极端的攻击行为是自杀。按照他们的信条，只要方法得当，自杀可以洗刷自己的污名，恢复死后的名誉。美国人视自杀为罪恶。在美国，自杀不过是对绝望的一种自暴自弃的屈服。但是，在尊重自杀的日本人中间，它成了具有明确目的的高尚行为。在某种情况下，自杀成了人们出于维护名声“义理”而必然要选择的最伟大行动。年关无法偿还所欠债务者、为某一不幸事件引咎自杀的官员、以殉情来实现终归没有成功希望的恋爱的情人、以死来抗议政府实行扩大对中国的战争政策的爱国志士，他们都与考试中落榜的少年以及为了免于做俘虏的士兵一样，将最后的余力指向了自身。有些日本权威人士在他们的著作中说，这一自杀的倾向在日本是新近发生的。是否果真如此，不易断定。但是，统计表明近年来观察家们往往容易将其频度估计得过高。上世纪的丹麦和纳粹前的德国，自杀的数量远比日本任何时代都要多。惟一准确的是，日本人喜欢自杀这一主题，日本人就像美国人描写犯罪一样喜欢描写自杀。他们从自杀中感受到的喜悦，如同美国人从犯罪中感受到的一样。比之杀害别人的事件，他们更喜欢杀死自己的事件。用培根的话来说，他们把这些看做是他们最喜欢的“罪恶事件”。他们借此获得了议论其他话题无法获得的某种需要。

同时，自杀在近代日本与封建时代历史故事中出现的自杀相比更有自虐的性质。在这些故事中出现的武士，为了使自己免受不体面的处决，遵照朝廷之命，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相当于与西方敌国军人宁愿被枪毙也不愿受绞刑，或者在落入敌人手中时为使自己免受严刑拷问一样，宁愿用枪自杀。允许武士“剖腹”，同允许因犯罪而丧失名誉的普鲁士军官暗中用手枪自杀一样。对于普鲁士军官来说，一旦感觉到对他来说除此之外别无保全名誉之路时，便会在他居室的桌子上，放上一瓶威士忌和一支手枪。日本武士的情况也与此没有什么两样。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结束生命，不过是一种手段的选择而已。因为命运已经注定，不论走哪条道路，死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近代，自杀是一种选择。人们常常不是杀害别人而是将暴力转向自己。封建时代，自杀式勇气和决断的体现，在今天是一条自己选择的自我毁灭的道路。在上两代人中，当日本人感到“世界天翻地覆”，“方程式两边”不对等，或者为清洗污秽必须“晨浴”时，他们不是使别人丧生，而是越来越多的让自己毁灭。

甚至用来当做自己获取胜利的最后证据的自杀——不仅封建时代，现代仍然如此——也在向上述方向转化。在德川时代有这样一个有名的故事，有位幕府的上了年纪的高级顾问官，将刀紧贴在赤露的肚皮上，面对着全体顾问官和代理将军，以随时准备切腹自杀的姿态，极力坚持自己的主张。结果，他的这一自杀的威吓奏效，他自己推举的候选人，得以继承了将军的职位，他由于成功地达到了目的，结果没有自杀。按照西方的说法，这位抚育官吓住了反对派。可是，在现代这类为抗议而进行的自杀，不是一种交易，而是为自己的主义而牺牲的行为。它是在为达到某一目的的努力失效之后，或者对已经缔结的协定，例如海军裁军条约，为了名留史册而采取的行为。它不是以自杀相威胁，而是通过断然的行动给舆论施加影响。

当维护名声的“义理”受到威胁时，虽然将攻击指向自己的倾向在逐步增强，但是，并不见得经常使用自杀这种极端的手段。有时会转向自身的攻击，只不过产生忧郁和消沉，以及曾经风靡日本知识阶级的日本人独有的倦怠。这种情绪为什么特别在这一阶层的人士中扩展，这在社会学中是有充分的原因的。就是说，知识分子过剩了，他们在等级制中所占的地位也开始极不稳定。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的狂妄得到了满足。另外，在三十年代，由于当局总以怀疑的目光将知识阶层看做是“危险思想”的持有者，因此，他们的心灵受到了双重的伤害。日本的知识分子通常将他们的抑郁解释为日本的欧化造成的混乱，因而抱怨这种混乱。但是，这种解释并不起太大作用，日本人特有的情绪的急剧变化表现为从积极的献身转化为极端的倦怠。多数知识分子心理上遇到的波折，是由于日本人的一套传统的作风造成的。在三十年代中期，他们中的多数人，得以从中获益，其方法也是传统的。他们抱着国家主义的目的，将攻击从自己的内心再次转向外部。他们从对外进行极权主义的侵略中，再次“发现了自己”。他们摆脱了不愉快的情绪，从自己身上感受到了新的巨大的力量。他们在个人关系上没能如愿，但相信用以征服别国的国民是可以如愿以偿的。

然而，今天战争的结果，证明了这一信念是错误的。因而消沉再次成了日本巨大的心理威胁。不管他们的意图如何，他们无法轻而易举地克服这种情绪。因为它根深蒂固。下面是一个在东京的日本人讲的话，他说：“再也不用担心炸弹掉下来了，的确放了心。可是战争结束后，仿佛完全失去了目标。大家干起活来，稀里糊涂，心不在焉。我这样，我的妻子也是这样。全体国民都像是住院的患者。我们无论干什么都慌乱乱的，茫然若失。人们现在埋怨政府战后的善后工作和救济事业进展缓慢。牢骚满腹。我认为全国官员们也同我一样，陷进了这种情绪之中。”这位日本人的虚脱状态，同在解放后的法国见到的一样，很危险。德国在投降后的最初六到八个月期间，没有出现这种状况，但在日本出现了。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种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与这种态度产生的同时，是日本人对战胜国采取的那种亲善态度。几乎在战争结束的同时，就已看出日本人以极其亲善的态度接受了战败带来的一切结果。美国人到处受到鞠躬和笑脸喜迎，遇到人们招手致意。这些人没有闷闷不乐，也没有发火，用天皇宣告投降的诏书中的话说，他们“忍受了不堪忍受的一切”。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不投入重建国家的工作呢？在占领条件中，他们得到了这样做的机会，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村庄都由外国军队占领，行政权仍留在他们手里。看来他们把本应举国去做的事情扔在了一边，而去一味地向盟军做笑脸，挥手表示欢迎。而且，正是这些国民，明治初年，曾经做出了振兴国家的丰功伟绩；在三十年代，也曾倾注全力完成了武力征服的准备；它的士兵在太平洋各地，在每个岛屿上都勇猛果断地战斗过。

实际上，日本人确实也没有改变。他们的反应全是性格使然，在担任进攻和完全留滞不前之间情绪剧烈波动，正是日本人天生的性格。日本人眼下作为战败国将精力集中在维护名誉上。而且，他们认为，通过对同盟国表示友好，可以达到其目的。作为必然的结论，他们认为不论对任何事情，都采取言听计从的态度，是达到目的的最安全的途径。从这一想法出发，就很容易发展为既然做什么都不行，不如暂时停滞不前，对形势观望一下再说，于是便消沉起来。

但是，日本人并不喜欢消沉。“从消沉中振作起来！”“把人们从消沉中唤醒！”这是日本使用的争取生活更美好的口号。这在战争期间的电台广播中，也时常引用。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同无所作为、意志消沉作斗争。一九四六年春，日本报纸不时刊登这样的评论：“世界上人们的目光，都在关注我们。”可是，至今炸它的残迹尚未消除，某些公益事业停止了活动，这多么有损于日本的声誉啊！同时，对于流浪者家属们夜晚聚集在车站，和衣而卧，将这种可怜暴露在美国人眼前的意志消沉情况的行为，也备受指责。日本人对于这种唤起他们名誉的批语可以理解。他们希望全体国民为将来在联合国中取得重要地位而倾注最大的努力。这仍然是为了名誉而进行努力，只不过转向了新的方向而已。将来大国间如能实现和平，日本就能踏上这条恢复自尊心的道路。

日本人永远不变的目标是名誉。博得多数人尊敬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为此目的而采用的手段，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取舍的工具。情况变了，日本人也会改变态度，朝着新的方向前进。日本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把改变态度看做是道德问题。我们热衷于“主义”，热衷于有关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即使失败了，也继续坚持与以前相同的想法。战败后的欧洲人，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曾有人结党开展地下活动。日本人除了少数顽固的抵抗者之外，都认为没有必要对美国的占领开展不服从或者反抗的地下活动。他们感觉不到在道德上有坚持原来的主义的必要。从占领一开始，美国人单身搭乘拥挤的列车到日本边远的农村去旅行，从未感到任何危险，而且所到之处，还受到以往顽固的国家主义官员的隆重礼遇。迄今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复仇的情况。当我们的吉普车穿过村庄时，孩子会站在路旁高喊“哈喽”、“再见”；遇到不会招手的婴儿，他们的母亲会举着他们的小手向美国兵挥动。

日本人战败后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使我们美国人很难不折不扣地信以为真，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办到的。对于我们来说，它比收容在战俘营里的日本俘虏态度的变化，更令人难以理解。因为俘虏认为他们自己对日本来说，已经死去。“死去的人”要干的事情，实际我们无从了解。在熟悉日本的西方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预见到，战败后的日本也将发生与俘虏表面上的性格变化相同的变化。他们大都相信日本是知道“不是玉碎便是瓦全”的，而且战败在日本人眼里，他们遭受的侮辱是应该用顽强的不顾任何死法的暴力进行报复的。有些人认为，日本人从他们的国民性格来看，恐怕不会接受任何媾和条件。这正是因为这些日本研究家对“义理”缺乏理解，他们从赢得名誉的种种非此即彼的程序中，只选取了复仇和攻击这一显著的传统的手段。他们没有把日本人同样还有采取另一方针的习惯也考虑进去。他们把日本人攻击的伦理与欧洲人的方式混为一谈。按照后者，任何国民，凡要进行战斗，就必须首先确认其主义主张永远正确，从积蓄在心头的憎恶或道德的义愤中获取力量。

日本人是从另外的方面寻求其侵略的依据的。他们绝对需要在世界上受到人们的尊敬。他们认为大国之所以赢得了尊敬，是依靠了武力，因而便采取了可与这些国家匹敌的国策。他们资源贫乏，技术不先进，因此，必须使用比西方各国更为恶劣的手段。然而，尽管他们集中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终于以失败而告终。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侵略归根结底不可能达到赢得荣誉的目的。“义理”经常意味着诉诸侵略行为与遵从敬让关系并存。显然日本在战败时没有打算给自己在心理上施加任何暴力，而是由前者转向了后者。他们的目标至今仍然会博得声誉。

日本在历史上其他场合也同样如此，常使西方人迷惑不解。在日本长期封建式的孤立即将告终，近代日本的帷幕即要揭开的一八六二年，英国人理查森去萨摩被杀。 应是生麦，位于横滨市。著者误以为是在萨摩。——译注萨摩藩是攘夷运动的温床，萨摩武士在整个日本素以最傲慢、最好战著称。英国为了进行讨伐，派出了远征军，炮击了萨摩藩重要港口鹿儿岛。日本人在整个德川时代制造火器，但因是仿造旧式的葡萄牙火炮，因而鹿儿岛自不是英国军舰的敌手。可是，这次炮击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萨摩藩不仅没有发誓永远向英国报仇，反而赢得了英国的友谊。他们看到了敌人的强大，因而期望得到敌人的教诲。他们与英国缔结了通商关系，几年后在萨摩开设了学校（开成所）。据当时一位日本人的记载，这个学校“讲授西方学术的精华……以生麦事件为机缘结成的友好关系，日益深化”。所谓“生麦事件”是指英国严惩萨摩和炮击鹿儿岛港。 引自诺曼：《日本近代国家的形式》，第44～45页，注85。

这绝不是孤立事件。在最好战并且最强烈的厌恶外国人这一点上，同萨摩不相上下的另一个藩是长州藩。萨、长两藩都是培育“王政复古”领导者的温床。没有正式权力的朝廷发布诏书，命令将军在一八六三年五月十一日之前，将一切夷狄驱逐出日本国土。幕府对此命令不加理睬，但是长州藩开始了行动，他们用要塞炮袭击了航行在其近海、欲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由于日本的大炮和弹药十分落后，没有给外国船只造成伤害，但是，西方各国为了惩罚长州藩，联合派出了舰队，转瞬之间将要塞摧毁。与萨摩藩情况相同，炮击也带来了奇妙的结果。虽然，西方各国提出了赔偿三百万美元的要求。关于萨摩事件和长州事件，诺曼写道：“不论在这些攘夷急先锋的藩突然变化的背后，潜藏着怎样复杂的动机，对这一行动所证明的现实主义和冷静的态度也不能不表示敬意”。同前，第45页。

这种迅速随机应变的现实意义，是日本人维护名声的“义理”明朗的一面；如同月亮一样，“义理”有明暗两个方面。美国的排斥日法以及海军裁军条约使日本感到莫大耻辱，终于把他们推上了那场不幸的战争计划，这是阴暗的一面。一九四五年，促使他们善意地接受了投降的种种结果是明朗的一面。日本依然是按照自己独特的方式行动的。

近代日本的著述家及评论家们，从种种“义理”的义务之中择其所需介绍给西方读者，称之为“武士道”即“武士之道”。由于某些原因，它有可能引起误解。武士道这一名称，是近代才有的官方用语，它不像“碍于义理”、“完全是为了义理”、“热心地尽义理”之类的词语那样，背后藏有深厚的民族情感，也不含有“义理”的复杂性和广义性。它是评论家的创作。同时，它成了国家主义者，军国主义的口号。因此武士道这一概念，随着这些领导人们的威信一落千丈，也被人怀疑起来。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日本人今后将不再“顾及义理”。相反对西方人来说，理解“义理”在日本的意义，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了。将武士道与武士阶级混为一谈，也是产生误解的原因。“义理”是一切阶级共同的道德。虽然它与日本的其他所有的义务和纪律一样，身份越高，“维护义理的责任就越重”。但是，它又不限身份高低，对一切阶层的人都有所要求。至少日本人认为武士比任何人都负有更重要的“义理”。非日裔观察家们恰好与此相反，他们往往认为“义理”要求庶民做出更大的牺牲。因为外国人觉得，庶民维护“义理”中得到的补偿最少。但在日本人看来，在自己所属的世界上能够受到尊敬，这就是最大的补偿。而且，“不懂义理的人”至今仍被看做是“可鄙的人”，受到朋友的鄙视和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