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并没有把人从天然的难题中隔离出来，而是让人更加融入进去。”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

法国作家、飞行员

人类一直有一个最古老的梦想：有一天，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就能实现所有的物质梦想，而且可以自由追求我们的兴趣、乐趣或激情。在未来的某一天，任何人都不会再从事毫无乐趣的工作，因为食物、衣服、住所和其他所有生活必需品都由自动化的仆人给我们提供。这种梦想还演变成了一些流传很广的故事。但对于大部分历史时期来说，这些故事所描绘的基本上是：在这些神话和传说中，那些幻想的自动化机器都是泥身［就像犹太机器人（Jewish Golem，犹太传说中的有生命的泥人）或神话传说中用来对抗托尔（Thor，北欧神话中司雷、战争及农业的神）的挪威泥巨人莫克卡尔菲（Mokkerkalfe，又可写作Mokkerkalfi）］、金身［在《伊里亚特》（Iliad，相传为荷马写的古希腊史诗）中，荷马描绘的由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希腊神话中的火神与手艺异常高超的铁匠之神，奥林匹斯12主神之一）锻造的珍贵金属打造的仆人和自动行走的三脚鼎］，或者皮革和木头（在中国古代经典《列子》中，工匠偃师就用血肉和骨架打造了一个人造人）。但不论制作“机器人”的材料如何变化，人类的梦想始终没有改变。

最终实现人类的自由梦想是通过机器劳动力，我们使用的材料是硅、金属和塑料。它们是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物质材料，而且很快地，这些数字计算机、电缆和传感器的核心材料就迅速传遍了世界。

这些材料的可能组合在以前的时代里是不存在的。对所有以前时代的人们来说，当他们在头脑里想到用一些材料来制作人类的助手时，他们能够想到的也只有故事了。

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同的。

现在当我们想象一台能够做人类工作的机器时，我们是有信心的：虽然这种自动化的机器在以前没有存在过，但至少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因为可能有人正在实验室或车库里打造这类机器的“0.1版”。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我们两个人拜访了很多这类的创新者，也参观了他们的工作间，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精妙的技术让我们惊呆了。

对这种背景进行调查和分析之后，我们非常有信心地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上——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深刻变革几乎相同的重大转折的早期阶段。不仅仅是新技术指数级、数字化和组合式的进步与变革，更多的收益还在我们的前面。在接下来的24个月的时间里，这个星球所增长的计算机能量将超过之前所有历史阶段的增长总和。在过去的24年时间里，这种增长可能已经超过了1 000倍。我们已经数字化的信息是以艾字节为计量单位的，但这些已经数字化的数据信息还在以比摩尔定律更快的速度增长。

我们这一代将很可能会幸运地经历人类历史上两个最让人吃惊的事件：真正的智能机器被创造出来，以及所有人通过共同的数字网络彼此互联。这两个事件将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创新者、企业人士、科学家、小工匠以及各种各样的极客们将利用这个充裕的世界去创造能让我们吃惊和愉悦、能给我们带来工作的技术。这种进程不断反复下去，就可以有力地说明，阿瑟·C·克拉克所评论的“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都称得上是魔力之源”的说法究竟有多么正确。

我们将不断冒险

然而，正像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所有的消息都是好的。这本书的中间章节已经表明，虽然技术所带来的红利正在增加，但收入分化也在扩大。而且更大的分化不是即将到来的五彩缤纷的技术时代所带来的唯一负面结果，我们的时代还将面临其他挑战，这些挑战在经济中并不是根深蒂固的。

当我们更深地进入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时，这些危险不论是源于偶然还是蓄意的，都将会愈加严重，虽然物质的需求和欲望可能相对不是那么重要了。我们将会更加关注类似灾难性事件、真正存在的风险、自由vs.暴政，以及技术所带来的无意识的或者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

数字化世界密集性和复杂性的背后，风险将如影随形。我们的技术基础设施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而且还高度互联。例如，互联网和内联网现在连接的不仅仅是人和计算机，还有电视机、恒温器、防盗报警器、工业传感器和控制器、机车、汽车以及数不胜数的其他多种设备。很多设备都可以彼此反馈，而更多的设备主要依靠一些附属系统（像连接互联网的路由器）进行调控。

任何将复杂性和紧密性整合在一起的系统都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弱点。首先，更容易看到一些微小的疏漏以让人无法预料的序列连续发生，就有可能变成更大的、更具破坏性的大事故。对于这种事故，社会学家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给贴上了“系统事故”或“常规事故”的标签。这类事故有1979年的三里岛核工厂事故、2003年8月影响了美国东北部4 500万人口的大停电事故，以及很多其他事故。

其次，集复杂性与紧密性于一体的系统更容易成为那些间谍、犯罪分子以及追求极大破坏性的极端分子的选择目标。最近的例子是超级工厂病毒（即Stuxnet蠕虫病毒），它可能就是在政府的实验室里培育的。2010年，超级工厂病毒侵入伊朗核设备，破坏了它的西门子工业设备的控制系统。蠕虫可以在个人计算机之间迅速传播，当它发现了攻击机会，就会对类似西门子机器这样的设备系统进行大肆破坏。

直到最近，我们人类还不具备摧毁自身的能力，但今天做到了。而且，由于技术正在变得强大而廉价——而且更加无处不在，所以越来越多的个人手中都已经掌握了这种力量。掌握这些力量的个人并不都是理智的、意图良好的。正像比尔·乔伊（Bill Joy）和其他人士所注意到的，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都能创造自我复制的实体。这就意味着，在地下实验室工作的某个人，有一天就可能利用这些技术发动足以影响整个地球的破坏性攻击。同样的科技突破也出现在基因组测序领域，这一突破能够治愈疾病，也能用于生产天花病毒的攻击性版本。计算机程序也能进行自我复制，变成数字化病毒，因此能够传播思想和创新理念的全球网络也能传播破坏性力量。对于任何个人或个体组织所能带来的破坏性的规模已经越来越无法限制了。那么我们发现并抵制使用这种破坏性技术的能力，是否已经强大到足够保护我们安全的程度？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将日益突显。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和其他人士都描述了一个反乌托邦的社会场景：自由失去了，暴虐的统治者被赋予了使用技术和控制信息流的权力。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在他们的书《新数字化时代》（The New Digital Age）中描述了这类的技术，同时也涉及了一些反制措施。同样的工具既能使人密切地监视这个世界，也能赋予政府和他们的对手监视人们做什么以及与谁交流的能力。在我们知道越多的能力和我们阻止其他人知道我们的能力之间，一直存在着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当信息被最大程度的模拟和本地化之后，物理世界的法则就创造了一个自动的隐私区。而在一个数字化的世界中，针对哪些信息流是可以被允许或者被阻止的，哪些是需要鼓励或打压的，都需要在制度、激励、法律、技术或者规范方面进行清晰的设计和规划。

从很多方面来说，技术也能给人们带来让人无法预料的副作用——从使人上瘾的游戏和数字化对人精力的分散到利益群体的网络巴尔干化（即碎片化），从社交孤立到环境退化。即使看起来“充满善意”的创造和发明——比如能够大幅延长人类寿命的技术，也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剧变。^[78]

奇点正在迫近吗^[79]

最后且最遥远的可能性是另一类科幻小说的主题：拥有完整、完全意识的机器的发展。关于当计算机和机器人具备了“真正的”思维之后会发生什么，有两条思维主线——一个是反乌托邦的，另一个是乌托邦的。反乌托邦的描述可以在《终结者》和《黑客帝国》这两部电影以及无数的科幻小说中寻找到。它给人带来了无法抵御的娱乐享受，而且当技术持续进步并进一步展示类人的能力时，它的出现看起来越来越合理了。毕竟，协同合作也是这些能力中的一种，因此为什么人们不能合作创造“沃森”、Google自动化汽车、波士顿动力公司的大狗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以及其他很多智能机器人的未来版本呢？如果能这样做，难道人们不能很快意识到我们人类竟然如此糟糕地对待技术，不用细想就把它们丢弃掉？人类孤立的自我保护好像也会刺激“数字化军队”向我们开战（可能“敌人”会把Siri当作翻译器）。

在数字意识的乌托邦版本里，我们人类不会与机器抗争；我们加入了它们，把我们的脑力活动上传到云中，随之成为“技术奇点”的一部分。“技术奇点”这个词是1983年由科幻小说家弗诺·文奇（Vernor Vinge）创造的，他预测：“我们很快就能创造比我们自己更高的智慧……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人类的历史将到达某个奇点，这种智力的转变，就如同黑洞中心错综复杂的时空一样令人费解，而这样的世界将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

文奇和其他一些人士认为，到达这一奇点的进程要受到摩尔定律的驱动。它的成倍累积效应将最终创造出计算处理能力和存储容量比人类大脑还要强大的计算机。一旦这一切发生，事情就变得极其不可预测了。机器就会具有自我意识，人类和计算机毫无缝隙地合并在一起，或者其他根本性的转变也会出现。雷蒙德·库兹韦尔对指数级能量提升的解释超过了任何人，他在2005年的书《奇点正在逼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中写道，按照现在的进展速度，这些转变将发生在大约2045年。这种奇点的说法有多少合理性，或是否会像电影《终结者》里的场景，诚实地说，我们并不知道。对于数字化的所有事情，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永远也不要说绝不会”，但我们仍旧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危险边缘》游戏中的超级计算机以及自动驾驶汽车科幻小说般的能力容易给人以误导。因为它们是数字化技术做“类人”工作的例子，它们会使我们认为技术本身正变得像人类。然而，它们却不是。我们人类创造机器的目的是为了做这个世界上动物和人类曾经做过的事情，而不是以自然创造我们人类的方式来创造机器。正像人工智能先驱弗雷德里克·贾里尼克（Frederick Jelinek）精彩表述的：“飞机不会拍打它们的翅膀。”

当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创新者工作的时候，经常会从生物学领域获得某些线索，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如果认为这样的事情经常会发生，或者认为人工智能最近出现的重大进步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我们正变得越来越善于模仿人类思维，那就是错误的了。记者史蒂夫·贝克（Stephen Baker）花费一年的时间对“沃森”项目团队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写成了《最后的〈危险边缘〉游戏》（Final Jeopardy!）一书。他发现：“IBM项目团队在设计‘沃森’的程序时，几乎不关注人类大脑。任何和人类大脑的相似之处都是表面的，只是偶然性的结果而已。”

正像我们在调查、搜集这本书的材料时，都会从大多数与我们对谈的创新者那里听到相似的观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在努力解开人类意识的神秘之处，或者是在精确地理解我们如何思考；他们所做的是努力解决问题，并且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当他们这样做时，有时会设想出一些类人的技能和能力。但这些工具本身跟人类根本不是一回事。总而言之，当前的人工智能看起来很智能，但它只是“模仿”的相似。这种状况可能在未来会改变。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创造跟我们的思维更接近的数字化工具，甚至可能利用我们迅速提升的技能去扫描并描绘我们的大脑图谱。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些，那些数字化的思维将大大增强我们的思维能力，甚至可能最终把人类思维融入其中，或者它们自己的思维也会具有自我意识。

未来在哪里

即使面临所有这些挑战——经济的、基础设施的、生物的、社会和其他存在的，我们仍旧是乐观的。借用马丁·路德·金的话，历史的弧线虽然很长,但它是向正义弯曲的。我们认为数据是支持这一切的。我们已经看到的不仅仅是财富的巨额增长，还有整体上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社会正义、更少的暴力犯罪，以及更少的困境（最不幸的人也能避开）、更多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都能获得）。

在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是英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三部圣诞小说之一，创作于1843年）中，当未来之灵指向斯克鲁奇的墓碑，斯克鲁奇问道：“这是必须的，还是可能的？”对于技术问题和世界的未来状态，它是后者。技术创造了可能性和潜力，但最终我们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所做的选择。我们能获得前所未有的红利和自由，或者比人类任何时期都更大的灾难。

我们正在创造的技术为改变这个世界提供了更大的力量，但伴随这种力量的是更大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技术决定主义者的原因，而且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这本书里要用三个章节提出一系列建议——我们认为这些建议能够增加我们实现一个共同繁荣社会的机会。

但从长期来看，真正的问题将超越经济增长。正像越来越多的工作正在由机器完成，人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其他活动上。这些不仅仅是休闲和娱乐，还有从发明和发现、从创造和创建以及从爱、友好和社群中所获得的深深的满足感。我们没有很多标准的规范去衡量这些价值——可能我们永远也不会有，但在我们满足更多的经济需求时，价值的重要性就会体现出来。如果第一次机器革命时代帮助打开了封锁在重塑物理世界的化学键中的能量之源，那么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真正的前景就是，它将帮助打开人类的创造之源。

我们的成功将不仅依靠我们的技术选择，甚至还要依靠新组织和新机制的共同创造。正像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可做之事一样，我们所珍视的“价值”将不可避免地变得极其重要。我们将选择让信息广为传播还是严密控制？我们的繁荣能够广泛共享吗？我们能给我们的创新者提供什么样的奖赏？我们能够创建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关系和社群网络吗？我们每个人是否都有发现、创造并且享有最佳生活状态的机会？

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我们需要更深刻地思考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我们珍视的价值是什么，不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我们这一代比任何一代人都继承了更多改变世界的机会。这是乐观主义的一个原因，只要我们关注我们的选择。

技术不是命运，命运由我们自己塑造。

[78]　格雷格·曼昆曾经对一个想法进行过认真思考：如果一种药片在研发出来之后能延长任何人一年的寿命，但其生产成本却高达每片10万美元——这种成本是大多数人负担不起的，那么我们是要放弃它，还是要进行配给或者以某种方式进行调控？

[79]　在美国未来学家雷蒙德·库兹韦尔的理论中，奇点是指人类与其他物种（物体）的相互融合。确切来说，是指计算机智能与人脑智能兼容的那个神妙时刻。——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