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就是一种很容易改变的临时信条，但一旦它适用，人们就会以宗教般的热情去实施。”

——莫罕达斯·甘地（Mahatma Gandhi）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和印度国家大会党领袖

既要推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产生更多的红利，又要努力缩减各个阶层收入的分化，或者至少是削减它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在保证尽可能少的人们被远远抛在后面的前提下，我们如何在最大程度上推动技术的进步？

现如今，几乎每天都有科幻小说提到的技术变成现实。看起来好像技术的大跨度是有必要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至少现在不是。在任何标准的“经济学101”（即经济学入门课）教科书中，我们都能够找到很多关于增长和繁荣的建议，这些建议不论在当下还是在不远的未来都有可借鉴之处。在我们与政策制定者、技术专家和商业管理人员进行讨论时，我们吃惊地发现这些建议背后的逻辑经常是混乱不清的。这也是我们写这一章的目的。

技术催生教育方式的变革：经济学家也会赞同的事

现阶段，标准的“经济学101”教科书仍然可以给我们提供恰当的指导，因为尽管最近出现了很大的技术进步，但数字化劳动力仍旧不能完全替代人类劳动力。机器人和计算机，按照现在的能量和能力，是不会很快就替代我们所有工作的。Google无人驾驶汽车仍旧无法在所有路面上或所有路况下行驶，当一位交通信号员或交通警察出现在街道中间以人工方式指挥交通时，它还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车辆将不会继续行驶，也不会从那个人身上碾压过去，而是停下来等待恢复正常秩序。）能够使“沃森”们发挥强大功能的技术正在逐步应用于很多领域，包括健康护理、金融和客户服务，但眼下这一系统只不过是一位出色的《危险边缘》游戏选手而已。

在短期之内，公司仍将需要人类劳动力给它们的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仍将需要人类劳动力帮助它们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下一章我们将讨论长期发展趋势。）是的，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技术正迅速地离开实验室，进入商业的滔滔洪流之中。但即使技术的进步非常迅速，我们仍旧需要很多人工收银员、客户服务代表、律师、驾驶员、警察、家庭健康护理员、经理和其他劳动者。他们并不都是处在被计算机浪潮冲刷、清洗掉的危险边缘。2013年3月，美国的劳动力总数达到了1.42亿；对每个人、每种情况来说，他们的雇主都选择他们而不是数字化技术——即使数字化技术经历了50多年商业计算机的提升、30多年个人计算机的提升，以及差不多20年互联网的提升。虽然那些雇主在未来很有可能更多地选择数字化劳动力，但也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而且也不会覆盖到所有职业。

当前应对我们劳动力挑战的最好途径是促进经济的增长。当公司看见增长的机会时，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就需要雇用人们去抓住这些机会。工作机会随之增长，劳动者的未来前景也会相应提升。

但只要增长变得容易实现，关于哪些路径能够带来更快经济扩张的争论就会激烈起来。尤其是，在这一领域对政府所发挥的恰当作用一直就有激烈的争论。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商业人士不约而同地都在讨论货币政策问题（比如，美联储应该增加货币供应吗？银行应该负担多大的利息？）以及财政政策（比如，政府应该花掉它筹集上来的钱吗？它能够承担多少债务？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公司税和其他税收的合理水平和分配比例应该是多少？最高税率应该是多少），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虽然没有共同的基础，但却是根深蒂固、此起彼伏的。不论你是否学习过为乔治·布什和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提供咨询的保守派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格雷格·曼昆的畅销教材《经济学原理》，或是为约翰·肯尼迪和林顿·B·约翰逊提供咨询的自由派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你都会学到很多相同的东西。^[67]不论是从优秀的“经济学101”教科书中，还是从优秀的经济学家那里，你都会听到更多对政府在提升经济增长中所发挥作用的赞同，而媒体对政府作用的评论却尖酸刻薄得多。我们也赞同“经济学101”教科书中的观点，并且也认为在机器持续进步的过程中，它始终都能有效地解释这种发展与进步。

这类教科书支持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及在一些重要领域的干预政策。这些政策并不都是与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数字化工具相关的。这是因为在一个技术光辉灿烂的时代，我们要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与技术本身相关的。相反，这些事情更多的是关于如何提升经济增长，以及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下面就是我们的“经济学101”教科书对此的指导策略。

1. 如何把你的孩子教好

美国是20世纪前半叶当仁不让的初级教育领导者，因为它已经意识到了教育的不平等是“教育与技术之间的竞赛”——我们使用了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经济学领域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创造的这个短语，后来克劳迪娅·格尔丁（Claudia Goldin）和劳伦斯·卡茨在2010年撰写了一部有影响力的书，也使用这个短语当作书名。当技术进步得太快而教育跟不上其步伐的时候，普遍性的不平等就出现了。美国在上个世纪初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对初级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例如，根据格尔丁的记载，到1955年，美国差不多80%的年龄在15岁到19岁之间的孩子都升入了高中，这一教育水平是当时欧洲国家的两倍还多。

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在初级教育方面的优势地位消失了，在富裕国家中只处于中下水平，甚至在某些领域更糟糕。2009年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实施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缩写为PISA，该项目对接近完成基础教育的15岁学生进行评估，测试学生们能否掌握参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最近的调查发现，在34个国家的15岁学生中，美国学生在阅读能力上的排名是14位，在科学能力上的排名是17位，在数学能力上的排名是25位。正像教育研究专家马丁·韦斯特（Martin West）总结的：“在数学能力上，美国15岁孩子至少要比加拿大、日本和荷兰等6个国家的同等年龄的孩子低整整一年。而另外6个国家的孩子，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爱沙尼亚和德国，要比美国孩子的表现能力至少高半年。”

填补这道鸿沟的经济福利可能非常多。经济学家埃里克·汉纳谢克（Eric Hanushek）和卢德格尔·沃斯曼因（Ludger Woessmann）在对50个国家有价值的数据进行了40年的研究后发现，在提高测试分数和更快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说明如果美国想把它的学生水平提高到世界领先水平——尤其是因为美国在生产产品、提供服务的很多方面都非常需要熟练的劳动者，它可能就得需要大力促进GDP的增长。而且，教育程度最高的地方，像德克萨斯州的首府奥斯汀市、波士顿、明尼阿波利斯市、旧金山，都拥有较低的失业率，这绝对不是一件巧合的事情。

据说美国最伟大的思想就是大众教育。现在大众教育仍然适用于各个层面，不仅是K–12教育（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的缩写，指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基础教育阶段）、大学教育，还包括学前教育、职业教育和终身学习体系。

那么，我们如何获取更好的结果呢？

带来教育变革的新技术

通过引入过去一二十年里发展的数字化技术，我们可以改变教育的方式。好消息是，和媒体、零售、金融或者生产制造行业相比，教育在技术使用上大大落后了。这是个好消息，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只要是追赶上其他行业，就能收获很大。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这一领域的创新者将大有可为。

MOOCs（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是一个值得提倡的大规模教育创新实验。在前面章节里，我们对个人教育课程进行推荐时，便讨论过任何人都可以免费申请的MOOCs。但在这里，我们想特别指出这一课程的两个主要经济福利。

第一个最明显的福利是，MOOCs能够使对最佳教师、最佳内容和最佳学习方法的低成本复制成为可能。正像我们今天只听世界上最出色的歌手或者大提琴手演唱和演奏的作品一样，学生们将能够很快地接触到最令人兴奋的地质学演示图表，听到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最具深刻见解的讲解，以及使用学习和掌握数字化技术最有效的练习方法。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将目睹学校“翻转课堂”的出现，这种课堂的特色是让学生在家里听老师讲课，而在学校完成传统的家庭作业——练习、问题答疑和写作，这时同学、授课教师、指导教师都能够提供帮助。

来自教育数字化第二个比较隐性的福利最终将会更加重要。数字化教育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数据流，便于反馈给教师和学生。施教者可以尝试各种教学方法并能做到有效控制，进而培育一种持续提升的文化。例如，一门通过麻省理工学院在线学习项目（MITx）教授的课程就记录了2.3亿次的课程材料点击量，而在课堂讨论区也有十几万条评论。该在线学习项目的负责人阿南特·阿加瓦尔（Anant Agarwal）说，当看到数据显示他一半的学生在观看视频授课之前就已经开始做作业时，他感到很吃惊。实际上，一旦学生们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碰到特别的困难，他们就会主动地去理解授课内容、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实际上，MOOCs真正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它可以增加获得最出色教师指导的可能性，设计出增加全面指导水平的方法，评估并找到使学生能力迅速提升的思路。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的教学方法上千年都未改变过：授课者一个人站在学生面前，用粉笔和黑板传授思想。我们的年轻一代已经做好了通过数字化和各种分析手段使能力得到迅速提升的准备。正像我们的朋友、技术研究专家和教授文卡特·文卡特拉曼（Venkat Venkatraman）所指出的：“我们需要的是学习和教学的数字模式，而不仅仅是覆盖在传统的教学和学习模式之上的技术。”^[68]我们不能准确地预测哪些方法会被创造出来，又有哪些方法会传播开来，但我们确实看到有一条清晰的路径在指引着巨大的进步。这一领域的热忱和乐观主义正在感染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就目前大量的新技术以及正在被开发出来的技术而言，可以确定它们中的一些技术——事实上我们认为有很多，都将会大大提升我们当前的教学和学习方法。

教育的数字化与教师的责任

如果能从教育研究中得到一个观点一致的发现，那就是教师至关重要。事实上，一位出色教师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经济学家拉吉·切蒂（Raj Chetty）、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和乔纳·罗考夫（Jonah Rockoff）在研究了美国250万名学生后发现，那些分派给更出色的教师（通过这些教师对学生们的测试分数的影响来衡量）教授的学生在成年之后的收入会更多，而且更有可能考入大学，另外他们在青少年时期生育孩子的可能性也更小。这几位经济学家还发现，水平低下的教师和平均水平的教师之间的不同，以及平均水平的教师和优秀教师之间的不同，在重要性上几乎是相同的。正像他们所写道的：“在我们的样本中，对普通的班级来说，用平均水平的教师来代替处于底层水平的5%的教师，将会给根据学生未来一生收入所评估的现值带来超过25万美元的增加额。”

所以，很明显，美国的教育改革就应该包括努力吸引并留住出色的人才从事教育事业，而对教学表现一直差强人意的教师进行劝退或者进行再培训。

相应的改革措施还应该包括更长的学校学习时间、更长的学习年限、更多的课外活动以及更多的学前教育机会。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兰·弗莱尔（Roland Fryer）对成功的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69]进行研究后发现，成功的做法很简单（如果不是很容易）：更长的学习时间、额外增加的学习天数，以及对学生进行没有任何借口的、一以贯之的测试（对教师也要做隐性的评估）。这种方法已经帮助新加坡和韩国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测评中获得较高的排名——这两个国家都依赖对所有年龄段的孩子进行标准化的测试。延长学习年限可能尤其对贫困家庭的孩子更有利，因为研究发现，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富家子弟和贫困家庭的孩子的接受能力基本是相同的，但贫困的孩子在放暑假之后就落在后面了。

然而，测试也存在一种风险，那就是它鼓励教师只教授测试知识，而忽略了其他形式的学习。我们并不是认为测试性教学不好，至少通过测试，学生能真正获得一些技能，包括在全球化、信息社会中所需要的很多基本能力。但也要承认，随着机器能够处理越来越多的日常性工作，一些很难测评的技能，像创造力以及对非结构化问题的解决能力，其重要性都在逐渐增加。麻省理工学院的班格特·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和斯坦福大学的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所做的开创性研究就表明，对完成测试目标的强烈刺激会把很难测试的目标排除在外。他们提出了一个明智的解决方法：用工作安排和任务分配来解决。让一部分教师承担大部分测试目标，而给那些聚焦于难以测试的目标的教师提供充足的时间和资源，并保护他们以免被淘汰。原则上，这一做法是可以在这两个目标之间达成最佳结果的。

毋庸置疑，提升教育水平，进而提供更多我们经济所需要的、有效使用新技术的填补式技能，会大大提升我们所获得的红利。我们也希望提升教育水平能够有助于削减收入分化，尤其是在这种分化是由技能型技术变革导致的情况下。大体上，这是一种供求关系。减少低技能劳动者的供应将会减轻一些促使他们薪酬下降的压力，而增加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的供应将会减少一些领域的用工短缺。我们也认为，恰当的教育思路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未来前景，也能提高整个社会的未来预期，进而能够培育我们的创造能力。

但我们也要现实地看待使用新技术教育手段的程度。在这方面，那些充分利用了当前网络教育资源的人们，有着很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我们知道在网上学习大学课程的有12~14岁的孩子，对于这些课程，他们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然而，与他们同龄的孩子们却没有参与其中。因此，他们知识方面的鸿沟就变大了。这里的教训是，除非我们真的努力去扩展教育数字化的影响力，否则它并不能自动减少收入分化。

2.培育创业精神

我们拥护企业家精神，但不是因为我们认为每个人都能或者应该开一家公司。相反，那是因为企业家精神是创造工作和发展机会的最好思路。随着一些传统工作种类的消失——伴随着消失的还有对相应技能的需求，经济体系必须创造新的工种和行业。对此最为擅长的是富有开创精神的创业家们，而不是有心无力的政府领导者或者只是空想的学术专家。托马斯·爱迪生、亨利·福特、比尔·盖茨和其他很多企业人士都开创了新的行业，大大替代了农业工作消失几十年后被淘汰掉的工作。当前经济的转型也创造了一个同等规模的机会。

至少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创作于20世纪中期、论述资本主义和创新本质的里程碑式作品问世以来，企业家精神就是“经济学101”教科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熊彼特提出了我们认为是最中肯的创新定义——“一种新型的技术或者组织手段向市场推广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创造”，而且就像我们一样，他认为创新基本上就是一个重组的过程，“是一种新组合的创造过程”。

他还认为，创新在现有公司发生的可能性要低于那些正在冉冉升起、意欲取而代之的新兴公司。正像他在《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中写道的：“一般说来，能够实现组合式创新的……绝不是从传统公司崛起的公司……这种创新模式不属于铺设铁轨的公共马车的主人。”实际上，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创新的引擎，也是工作机会增长的主要源泉。在美国，它事实上差不多是创造工作机会的唯一引擎。在2010年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中，考夫曼基金会的蒂姆·凯恩（Tim Kane）使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把所有的美国公司分成两个大类：新品牌的创业公司和现有的公司（那些成立时间至少有一年的公司）。他发现在1977~2005年差不多有7年的时间，现有公司作为一个群体都是“净工作机会”的破坏者，每年要失去平均大约100万份的工作机会。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创业公司每年所创造的“净工作机会”平均是300万份。

之后，约翰·霍尔蒂万格（John Haltiwanger）、亨利·海特（Henry Hyatt）和他们的同事所做的研究也证实，在初创公司里创造的“净工作机会”要明显高得多，即使在这些公司里薪酬比较低。他们的研究也表明，初创公司也会带来更多就业市场的“重新洗牌”。这听起来并不像一个让人兴奋的现象，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因为劳动者只是在各工种之间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重新洗牌”对于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来说是重要的，但它在经济衰退期间会急剧减少，因为在这种背景下，劳动者更不愿意放弃手中的工作机会。然而，他们这个研究小组发现，初创公司在大萧条期间以及之后都能创造更多就业市场重新洗牌的机会，这意味着在经济困难时期，初创公司对转移工作机会的劳动者能提供更多的需求。

美国的创业环境一直是令世界其他地方羡慕的，但让人不安的是，美国创业的土壤已经越来越不够肥沃了。由经济学家罗伯特·费尔利（Robert Fairlie）组织实施的一项考夫曼基金会的研究项目发现，虽然在1996~2011年，新商业企业信息的比率在上升，但这些初创公司大多只有一位雇员——创始人。实际上，这种类型的创业精神在大萧条期间也是增长的，因为有一些创业者可能就是失去工作之后又进行了自主创业。与此同时，在1996~2011年，雇主公司（也就是至少雇用一个人的初创公司）的再生速度却下滑了20%还要多。

这种下滑背后的原因还不完全清楚，但潜在移民的创业潮可能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在2012年，企业人士威维克·瓦德华（Vivek Wadhwa）、政治学家安娜利·萨克森尼安（AnnaLee Saxenian）和弗朗西斯·西西里阿诺（Francis Siciliano）一起对他们之前所做的移民企业精神的研究进行了重新思考。他们发现：“数十年来第一次，移民创建公司的增长比率开始停滞——如果不是下降的话。与几十年前由移民引领的企业精神相比，在最后的7年时间里，这种发展趋势变得平缓起来。”这一变化在硅谷表现得最为明显：1995~2005年间，在那里创建的超过一半的公司至少有一位创建者是移民。而在2006~2012年间，这一比例几乎下降了10个百分点——即43.9%。

另一个普遍被引用的压制企业精神的罪魁祸首是过度的监管。创新研究专家迈克尔·曼德尔（Michael Mandel）指出，任何单独的监管可能很难阻止新的商业模式出现，但监管多了可能就会阻塞创业的通道。这种监管的累积效应将不断地破坏创业精神和创业机会。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这种“监管的灌木丛”事实上正在阻碍新的商业模式。例如，经济学家莱奥拉·克拉佩尔（Leora Klapper）、拉克·莱文（Luc Laeven）和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研究发现，高度的监管会削弱创业的活力。他们的研究使用的是欧洲的数据，但看起来好像其结论至少也部分适用于美国。

我们赞同削减一些不必要的、多余的以及超过负担的监管，但不得不承认，这种状况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甚至要想改变也困难重重。首先，一旦赋予监管者权力，他们就不会自愿放弃。其次，那些受到现有监管保护的公司和行业将会毫无疑问、费尽心思地进行游说以维持他们既有的特权地位。第三，监管存在于联邦政府、州和市三级层面，其监管条例是相互分离的，因此任何单一的实体都无法带来整体局面的改观。美国宪法明确指出，和商业有关的大部分权力取决于各个州，因此，未来的企业人士很可能会面临多个环节持续的混合监管。但我们仍然认为，削减监管、使商业环境更有利于企业人士的创业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期望任何人去复制硅谷模式，但我们认为政府、商业和个人可以做很多刺激企业精神的事情。比如，有一个刺激性的案例是史蒂夫·凯西（Steve Case）和考夫曼基金会正在与美国创业合作伙伴开展的合作。这项合作计划支持的是由30位企业人士引领的创业领域，它通过创设一种交流通道，使新的企业能够更容易地与财富500强公司开展合作，进而帮助它们在市场、生产制造或者销售网络方面进行创新。

1. 求职者如何找到工作、雇主如何发现人才

虽然求职类的网站，像Monster（全球首屈一指的求职类网站）和Aftercollege（主要是为毕业后的大学生服务的求职类网站），以及工作社交类网站LinkedIn能够使雇主和雇员很容易地发现彼此，不过每年毕业的大量学生仍然主要依靠朋友、亲戚以及教授们的口头推荐选择就业。为了让人们的求职之路不再荆棘遍地，我们必须找到减少求职障碍和降低搜寻成本的方法。

LinkedIn正在开发一种实时的数据库，主要是为了有效地描述公司所要寻找的工作技能，并与学生和其他潜在的雇员经过培训后所具备的技能进行匹配。有时在求职者简历上简单地记录一些信息会大有用处：比如在为安卓系统手机寻找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的公司，可能意识不到一位学生简历上的软件开发课程就使用过这种操作系统。

本地层面、国家层面的和全球层面的工作机会数据库都很重要。当面对成千上万同等水平的或者素质更高的求职者时，雇主经常需要把招聘的视野锁定在其中一些学校的毕业生身上。联邦政府能够提供奖励以刺激这类数据库的开发。我们也应该鼓励并支持私营公司去开发更好的运算系统和技术以辨识求职者的技能，并与雇主的招聘需求相匹配。例如，一家由埃里克负责提供咨询的名叫Knack（利用游戏揭示应聘者是否具备雇主寻求的特定技能的初创公司）的公司，开发了一系列的游戏程序，每一套程序都生成了大量的数据。通过挖掘数据，Knack公司对求职者的创造能力、持续能力、性格外向性、勤奋程度和其他依靠成绩单或者面对面的交流很难辨识的特征，都会获得令人吃惊的精确评估。其他公司，比如HireArt（是一家以招聘为服务平台的人力资源公司）公司和oDesk（是一家专注于外包服务的人才服务公司）公司，也在使用数据分析以在就业市场上创造更好的求职匹配和更少的求职障碍。我们也应该鼓励更多地使用像TopCoder（国际知名的编程竞赛公司）记分这样的测评系统，以对应聘者的技能提供客观的衡量标准。这样能使求职者更容易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也能帮助企业人士和雇主发现他们所需要的人才。

1. 支持创新，支持研究

持续了25年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对基础学术的研究却在2005年开始下降了。这一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基础研究能够产生很大的正面外部效应。这也是政府作用的体现，当然所带来的收益也是巨大的。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互联网是从美国国防部防空网络研究项目中诞生的。GPS系统、触摸显示屏、像苹果手机Siri这样的语音识别软件以及很多其他数字化创新，也源于由政府发起的基础性研究。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和资助，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硬件、软件、网络和机器人不可能拥有现在的体量、种类和发展状况。这种支持和资助还应该继续下去，最近令人气馁的美国政府对基础性研究减少资助的发展趋势，应该扭转过来。

我们也应该变革美国的知识产权体制，尤其涉及软件专利权和版权期限时。在任何时代，尤其是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知识产权都是非常重要的。它既是对创新的奖赏（如果有人发明了一个更好的捕鼠器，他或她就会获得专利权），也涉及对创新的投入和付出（大多数新创新思想都是已经存在的创新思想的重新组合）。政府也因此必须小心处理一种微妙的平衡：它们不得不提供足够的知识产权保护，以鼓励创新但又不至于因提供太多的保护而扼杀创新。今天很多有见地的观察人士认为，软件专利权正在提供太多、太过的保护。至少有一些版权问题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比如至今不清楚有什么公共利益需要法律保护才使得迪士尼公司1928年拍摄的《汽船威利号》（Steamboat Willie，米奇老鼠的先驱）一直处于版权保护之下，《祝你生日快乐》这首歌也是一样。^[70]

奖赏

很多创新当然不可能提前就描述出来（这也是它们之所以是“创新”的原因）。但也有一些情况是，我们确实了解我们想要探索的事情，只是需要有人去发现或者创造出来。在这些情况下，奖赏就能够起到特别的效果。^[71]Google的无人驾驶汽车，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局挑战赛提供100万美元的奖赏用于操纵无人驾驶汽车而获得的自然而然的结果。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副主任汤姆·卡利尔（Tom Kalil）对于如何运转对创新的奖赏提供了以下指导：

1. 把问题或机会公布于众。

2. 只对结果进行奖赏。

3. 针对一个不会预言谁或哪种方法最有可能成功的宏大目标。

4. 以超越往常的挑剔、怀疑的眼光去发现一流人才。

5. 鼓励私营部门以高出奖金额度很多倍的投资额进行投资。

6. 重视学科之外的知识和观点。

7. 提供一定的展示平台以激发冒险行为。

8. 设立清晰的目标验证标准和验证条款。

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政府和私人机构专门为奖赏提供的资金已经增至原先的3倍，达到了3.75亿美元。这种奖赏力度是非同一般的，但也仅仅占到政府花费在研究上的投入的一小部分。所以，就增加创新竞赛的体量和种类而言，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

1. 升级基础设施，引进人才

在经济学家中几乎有一个普遍性的共识，即政府应该参与建设和维持基础设施——街道、高速公路、桥梁、港口、水坝、机场、空中交通管理系统等。这是因为，就像教育和研究一样，基础设施属于正面外部效应。

优良的基础设施会使一个国家更适合居住，也更适合从事商业活动。然而，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在2013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给美国整体的基础设施评分是D+。据估计，美国整个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所积压的投资超过了3.6万亿美元。然而，仅有超过两万亿美元一点的预算是要在2020年前花掉的，还有巨大的鸿沟等待填平。你可能会认为，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在基础设施投资问题上会存在明显的偏见，但数据证实了这一切。在2009~2013年，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额实际上下降超过了1 200亿美元，达到了200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把美国的基础设施提高到一个让人可以接受的等级，将是这个国家在未来的发展征途中最值得投入的投资之一。正像我们在2013年写到的，随着能源价格将要下降——部分是由于美国国内发现了大量的页岩油，以及中国这样的国家工资水平也在上升，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我们经常从商业领导者那里听到一些如西门子美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斯皮格尔（Eric Spiegel）在一次采访中所说的话：“美国是发展生产制造业的沃土。我们在这里生产产品，然后再出口到中国……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确保生产基础设施能够到位，以消化、吸收增长的工作岗位。”

在关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讨论中，还有一个历史趣闻。富有传奇色彩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的名字就是与鼓励刺激性花费的思想学派联系在一起的，在大萧条期间的1936年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建议。他认为政府应该把钱放在瓶子里，然后再把它深深地埋在从前的煤矿中，最后把挖出这些瓶子的权力卖掉。如果能这样做，他半开玩笑似的说，总比“不去做要好”，因为它能在劳动力和资本无处释放潜能时创造需求。经济学家们激烈地争论这样做能否发挥作用，却很少争论优良的公路和桥梁或者政府的参与能够带来正面外部效应的成功因素。出于这些外部效应，我们支持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我们的观点完全独立于凯恩斯的刺激性策略——我们代表的是经济学领域的主流思想。

欢迎这个世界的天才

由自由派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是一个位于美国华盛顿的自由意志主义智库）和进步派的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美国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政策机构）倡导的任何政策变革，都有各方面的支持。比如说移民改革方案，就是他们提出的一系列倡导国外合法劳动者和公民移民美国的方案。慷慨的移民政策是“经济学101”教科书的一部分；这种政策在经济学家中拥有广泛的共识，它惠及的不仅仅是移民自己，也有益于接收移民的国家的经济。

一些研究发现，移民接收国的一些劳动者，尤其是低技能劳动者，由于受到移民影响，情况会变得更糟——因为他们的工资会下降，但其他研究发现却不支持这种结果。例如，经济学家戴维·卡特（David Card）评估了1980年马列尔偷渡事件（Mariel Boatlift，由菲德尔·卡斯特罗支持的古巴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对迈阿密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马列尔事件在不到一年之内就把十几万人移民到了这个城市，使其劳动力增长了7%，然而卡特发现：“实际上，这对劳动者的工资或低技能劳动者的失业率没有任何影响，而对那些早先移民来的劳动者也是这样。”经济学家蕾切尔·弗里德伯格（Rachel Friedberg）对来自俄罗斯和苏联其他国家对以色列的移民进行研究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尽管在1990~1994年，以色列的人口增长了12%，但这些移民并没有给以色列的劳动力市场带来明显的副作用。

尽管有这些以及其他证据，但一些人还是担忧低技能劳动者持续的大规模移民（尤其是来自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非法移民）会伤害美国本土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前景。不过自2007年起，向美国迁移的纯粹的非法移民看起来就好像接近于零，或者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负值。而且由布鲁金斯学会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现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移民数量已经超过了低教育程度的移民：在2010年，30%的移民至少接受过大学教育，而只有28%的移民缺少与高中教育同等的教育水平。

美国的企业精神，尤其是科技相对集中的经济部门，更需要移民所带来的刺激作用。根据瓦德华、萨克森尼安和他们的同事所做的研究，在最近一些年，外来移民人口占到国家总人口的比例不到13%；但在1995~2005年，在所有新的工程和技术公司中，超过25%的公司至少有一位创建者是移民。这些公司在2005年的销售总额超过了520亿美元，雇用了差不多45万人。根据移民改革倡导小组美国创业合作伙伴的数据，在1990~2005年，在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公司中有25%的公司是由国外出生的企业人士创建的。正像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在一篇经典论文中阐明的，对本土工程师来说，增加移民工程师的数量实际上能带来更高的工资，而不是更低的工资，因为移民有利于“枝繁叶茂”的创造性生态系统的形成。毫无疑问，硅谷出色的软件设计师工资是很高的，他们被那些拥有同样或者填补式技能的移民包围着，而不是孤立于这个世界之外。

今天，移民正在给美国带来巨大而有利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完全因为美国的发展进程和相关政策。移民到美国的人们经常被描述为是行动迟钝、思想复杂、效率低下并且极其机械的群体。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达洛尔·韦斯特（Darrell West）在2011年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吸引人才：美国移民政策的再思考”（Brain Gain: Rethinking U.S. Immigration Policy）。但他的研究并没有基于他自己的卡夫卡式（Kafkaesque）^[72]的经历，因为他娶了一位后来成为美国公民的德国女子。他写道：“事实上，对很多移民来说，不菲的移民费用、复杂的移民资料和烦琐的移民手续都是很难应付的事情。即使我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但对于各种的复杂申请表、费用、文件资料、面谈，以及不断地‘拜访’移民办公室，都会筋疲力尽……美国移民面对的是21世纪的世界，走的却是19世纪的流程。”

除了复杂烦琐的申请流程，美国还存在着适得其反的移民政策。在科技类专家之中，最明显的例子可能是每年要对H1–B签证（美国最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发放给美国公司雇用的外国籍有专业技能的员工，属于非移民签证的一种）的签发数量设置上限。这些政策允许美国雇主在特殊行业，尤其是科技行业，雇用国外劳动者，时间可达6年。在21世纪初，每年这类的签证签发量是195 000张，但在2004年这类签证的限额下降到了65 000张（在2006年，这项政策被扩展到要包括2万名美国大学的毕业生）。

H1–B签证政策还应该继续扩展。如果拥有高等毕业文凭的移民想要获得美国绿卡，我们需要大开方便之门；如果有企业人士，尤其是获得了大量投资资金的企业人士，想要在美国开创自己的事业，我们也需要给他们提供方便，专门为他们签发创业签证。这些想法最受美国风险投资人士和商业群体的支持，不过，还有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澳大利亚、英国和智利都发起了吸引早期阶段企业移民的项目，而且在2013年1月，加拿大宣布了一项完备的创业签证项目——也是世界第一个此类的移民签证项目。但与此同时，在2013年夏天，全面的移民改革方案却在美国国会搁浅了。

1. 用税收调节收入、调控生产

一般情况下，征税会打击生产的积极性，所以征税往往被看作一件坏事情。但有时未必是这样，因为我们可以对一些负面的商业行为进行征税。但也有一些产品和服务是处于规则之外的——税收未必会带来生产的下降。经济学家们会认为，这些生产和服务的供给从税收角度来讲是无弹性的。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利用这样的事实。

庇古税

一家工厂可能会发现把污染的废水排入河道中冲走是既经济又方便的一种办法，但这样做带来的结果就是有毒的废水、毒死的鱼、难闻的气味，这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东西。经济学家把这类有害的效应称为负面外部效应。很多污染都被完全禁止了，但想要完全禁止所有的污染也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不明智的。例如，公用事业公司在电力生产的过程中会带来污染，而今天的汽车虽然比以前更清洁了，但它们仍然会释放出温室气体。在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一个不幸的事实是，很多类型的生产行业在生产出好东西的同时，也会生产出坏的东西。

对于这些情况，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支持收取污染税。这类被称作庇古税——20世纪初期的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Arthur Pigou）是早期的倡导者之一。这类税收能带来两大益处。首先，它们能减少不良的污染行为。如果根据一家公用事业公司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硫的量对其进行征税，那么它就有强大的动力去投资清洁技术以使得天空更加洁净。第二，庇古税能给政府带来收入，这些收入可以用来补偿那些被污染（不论是为了任何目的）伤害的人们。这是一种双赢策略。这种类型的税收在政治领域以及很多其他领域都广受欢迎，庇古俱乐部——一个由经济学家格雷格·曼昆认同并支持的群体性组织，其成员就包括了艾伦·格林斯潘和拉尔夫·纳德尔（Ralph Nader）。

通过提升测量和评估的手段，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技术能够使得庇古税更加可行。比如说到交通拥堵，当所有的其他驾驶员都加入已经拥堵不堪的公路上并使得交通更加拥挤时，我们每个人都会为此付出成本。在交通高峰时段，洛杉矶405州际公路的行驶速度只能达到每小时14英里，所用的行驶时间是正常驾驶时间（8分钟）的4倍还多。而现在，在实行电子化通行手段或者数字化摄像头的情况下，拥堵性收费将能够动态地调整道路的通行成本，因此，驾驶员只有在最后生成的总的出行成本（包括额外拥堵费）低于出行价值的时候，才会选择驾车出行。

减少拥堵的做法，像拼车、错高峰上下班、自行车出行、远程办公和公交出行，都属于拥堵性收费所带来的放大效应。庇古原理已经被应用于基础设施中能带来收入的部门和领域，像收费公路和伦敦的拥堵收费路段，它不仅能够减少交通流量，还能够通过向在高峰时段驾车驶入市中心的机动车驾驶员收取费用而获得财政收入。而与此同时，新加坡所实施的公路电子收费系统也大大减少了拥堵状况。

美国总体的交通堵塞已经超过了1 000亿小时，这是道路收费没有被广泛实施的一大实证。一些人预测，在理想状况下，交通拥堵费所带来的收入将足以抵销加利福尼亚州所有的州税。在过去，要想以最佳成本效益的方式评估道路的使用情况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并没有对道路进行计价，只能在漫长的公路上忍受着等待的煎熬，就像苏联排队购物的长长队伍一样。数字化公路收费系统能够帮助我们寻回失去的时间——让收费的公路代替财政收入的其他来源。

对经济租金进行征税

一些产品的供应（如土地）是完全无弹性的——土地的供应量是一定的，不论对它征多少税。这也就意味着，一种产品的收入所得税（也就是说它的“经济租金”）将不会减少它的供应。结果，这种税收是相当有效率的——它们并没有扭曲经济刺激或商业行为。19世纪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他认为我们只需要一种单一的税种就够了——也就是土地税。虽然这是一个迷人的想法，但现实的情况是，土地租金收入还无法补偿政府提供的所有服务开支。虽说如此，但考虑到经济体的其他租金形式，包括那些来自政府拥有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租约收入，租金收入还将会有大幅提升，进而对政府提供服务的补偿也会超过现有租金收入所能达到的补偿水平。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很多超级明星高收入的一大部分原因也是“租金”。因此这样的问题就变成了，对大部分的职业运动员、首席执行官、媒体人或者摇滚明星来说，一般情况下真正激励他们的是绝对水平的报酬，还是相对水平的报酬、他们的名声以及他们对工作固有的热爱。在所有的可能性中，我们都可以通过对高收入者增加边际税率而提高政府收入，比如通过在年收入100万和1 000万之间引入新的纳税等级。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证据能够证明，对高收入者征收高额的税会削弱他们的创业精神，进而损害经济增长这种反驳性的论点。事实上，我们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在与克拉克经济学奖获得者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的合作研究下发现，对收入分配顶层的人士所征收的最适宜税率可能要高达76%。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这种水平的税收，但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比尔·克林顿政府最后一次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之后一年的时间里，经济还能得以迅速增长。事实上，正像经济学家陈庚辛所注意到的，在高税收比率和整体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至少对于美国来说是这样。

我们不能假设我们现在所鼓励、支持的政策能很容易地适应当前的政治背景，或者只要这些政策得以贯彻实施，它们就能迅速地恢复充分就业。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时代：在经济大萧条以及随后的缓慢恢复期间，很多人的财富都受到了损失，而且被技术和全球化这两个双重力量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不平等和其他形式的收入分化都在增加，并不是每个人都在享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所有红利。

就我们在上面所描绘的政策建议来说，其实目的很简单：能够给整体经济带来高速的增长。如果这一切能够发生，那么劳动者和求职者的未来前景也会更加光明。

[67]　当然，不论是保罗·克鲁格曼和罗宾·韦尔斯（Robin Wells）的经济学教科书，还是泰勒·考恩（Tyler Cowen）和亚历克斯·塔巴洛克（Alex Tabarrok）以及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教科书，都是相同的。

[68]　这句话摘自他的Facebook留言板——个别媒体也有过类似的表述。

[69]　是自1990年以来，在美国兴起的众多公办民营学校之中的一种学校类型。特许学校是经由州政府立法通过，特别允许教师、家长、教育专业团体或其他非营利机构等私人经营者负担经费的学校，不受例行性教育行政规定约束。——译者注

[70]　《祝你生日快乐》的歌词于1935年被Summy公司登记了版权，该版权将于2030年过期。这是第一首有版权的歌词。1990年，Summy公司被华纳唱片以1500万美元收购，其中《祝你生日快乐》的价值被估作500万美元。——译者注

[71]　奖赏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14年英国议会所设立的经度奖（The Longitude Prize）。当时虽然纬度是相对比较容易测量的，但经度却是一个大难题，尤其是在远洋航海时更会用到经度。于是，在整个18世纪，英国政府提供了总额达到100万英镑的数次悬赏以奖励对经度的测量。1919年，奖金达25 000美元的不着陆飞行横跨大西洋的奥特洛奖（Orteig Prize）激励了一系列的航空探险活动，最终在1927年以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的飞行成功而达到巅峰。

[72]　从卡夫卡的小说引申而来。卡夫卡的小说荒诞诡谲又充满现实的压迫紧张感，不仅使学者痛心，普通人读来也如经历噩梦一般。——译者注